冒顿死，其子稽粥继立为单于，奠定了与汉王朝和亲相持的斗争格局。
“稽粥”的意义究竟为何，过去的学者尚未考证出来。外国学者有的译为“giyu”，有的译为“kiyuk”，德格罗特在《纪元前的匈奴》一书中写为“kior”，巴克在《鞑靼千年史》中却写为“kuyuk”。然而大家都仅从发音方面来考虑，没有探究意义。稽粥号为“老上单于”，不知是不是受了汉朝皇帝有号的影响。“老上”这个名词，当为汉字译义，可能稽粥继立时年岁已高，所以自称“老上单于”。《〈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徐广注云：“一云‘稽粥第二单于’，自后皆以弟别之。”
假如这种说法不错，那么稽粥单于不仅有号，而且好像是受了秦始皇之后而有二世、三世的影响。匈奴单于若从头曼算起，稽粥为第三位，但是匈奴之最为强大是在冒顿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匈奴单于乃从冒顿算起，稽粥称“第二”。不过徐广所谓“一云‘稽粥第二单于’”的“一云”，语气既不肯定，而史书对于这一点又没有记载，徐广以后的注解家也没有注意这一件事。
老上稽粥单于即位的时候，匈奴仍甚强大。据史书记载，稽粥即位之后，所做的事情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好几件：第一，杀月氏王而以其头为饮器，并强迫大部分的月氏人离开敦煌与祁连间的故地；第二，帮助乌孙再度迫走迁到伊犁河谷与准噶尔的月氏，使乌孙占据这些地方；第三，继续南下侵扰汉边。《史记·匈奴列传》所记稽粥在位的事情，基本是匈奴与汉的关系。
《史记·大宛列传》叙述了稽粥杀月氏王的事：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稽粥攻击月氏，是匈奴第四次攻击月氏。月氏王为匈奴所杀，大部分的月氏人，大概都是些强壮的月氏人，向西逃迁到准噶尔盆地与伊犁河谷。这些地方在那个时候是塞种所占领的地方。大月氏到了这些地方，遂与塞种冲突起来，塞种抵不住月氏，乃经过大宛到葱岭以西。也有小部分的塞种人留在故地，月氏遂占据塞种的故地，并统治留在这个地方的塞种人。
匈奴人很重视稽粥单于杀月氏王并取其头以为饮器这件事。这个月氏王头曾为以后的单于保存起来，在某种重要的集会或盟约的时候，匈奴单于就用这个头为饮器。到了一百年后，呼韩邪单于称臣于汉，这个头又曾在单于与汉使者的一次盟约中用以为饮器。春秋时，赵襄子曾以智伯之头为饮器，可能是受西北其他民族的影响。
至于匈奴之于乌孙，以及乌孙之于月氏的关系，《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中有一段记载：
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
从这段话看来，在稽粥单于迫走月氏之前，月氏曾杀乌孙王难兜靡，子昆莫及人民乃亡走匈奴，匈奴单于收养了昆莫。后来匈奴杀了月氏王，月氏人中的一部分仍留居原地，依附祁连、敦煌南边的羌族，其中一部分为羌族同化，另一部分月氏人逃到塞人所住的地方，迫使塞人离开故地而据之。不久，昆莫长大成人，得匈奴帮助，西击大月氏而占有其地，也就是以前塞族所居住的地方。大月氏迫走塞族时，有一部分塞人留在故地，受月氏统治。大月氏为乌孙昆莫迫走时，一部分大月氏人又为乌孙所掠夺。此外，留在故地的塞人仍留在这个地方。因此，乌孙除了自己的人民，又有了一部分塞人和大月氏人。所以《汉书·西域传》说，“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匈奴再度迫走大月氏，这种由匈奴征伐而引起的民族迁徙，在后来西域乃至印度的历史上有极重大的影响。因为塞族西南逃之后，在葱岭以西不仅征服了大夏而逐渐占有其地，后来还扩充疆域至于印度。
在时间上，冒顿末年，匈奴打败乌孙，也打败了月氏，然二者仍居敦煌、祁连间。大概到了稽粥继立之后，乌孙王难兜靡始为月氏所杀，这时的昆莫还是婴儿。昆莫长大成人，为父报仇攻破月氏，又是稽粥死后军臣继位以后的事了。
敦煌与祁连间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河西走廊。这里有祁连山，也有焉支山，祁连山有皑皑白雪，河西走廊的许多河流即是由山上的雪融化而来。这里有不少好牧场。焉支山大概还出很多胭脂，这块地方对于匈奴很重要。匈奴占领这块地方之后，在西边的边境遂与汉接近，成为侵汉的根据地。
稽粥继立为匈奴单于之后，汉文帝遣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并赠送礼物，派中行说伴行。中行说很不愿意去，并扬言如果一定要他去，他将做不利于汉的事情，而为汉患。可是文帝仍派他去。结果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将汉的情况告诉了单于，鼓励单于发扬匈奴之所长，与汉对抗。
《史记·匈奴列传》载中行说与汉使者辩论汉与匈奴文化的优劣，中行说极力为匈奴风俗习惯辩护，反驳汉使者的意见：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廷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当？”
从此以后，汉使者凡有要辩论的，中行说常常告诉他们：“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他对匈奴的风俗习惯，辩护无微不至，对于汉的礼义竭力加以蔑视，对匈奴单于则力劝其抛弃汉文化影响，而保存匈奴固有的东西。对于汉使者，必要求给与足够数量的财物，否则便以入寇相威胁。稽粥单于得了这位背叛本民族的人，当然格外信任，匈奴对汉边的掠夺更加频繁。
《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匈奴入寇狄道。过了三年，匈奴又大举入寇，而且“烧回中宫1 ，候骑至雍甘泉”。《史记·匈奴列传》说：
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 、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2 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
这恐怕是冒顿围高祖于白登以后最大的一次入侵，而且深入塞内。据《〈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雍甘泉，云阳也。秦之林光宫，汉之甘泉，在雍州云阳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宫，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当时形势严重，“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3 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4 《〈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徐广云：“内史栾布亦为将军。”《史》《汉》“栾布传”皆说栾布文帝时为燕相，至将军，没有说他参与这次征伐，但是《史》《汉》“文帝纪”皆云栾布为将军并参与了这次征伐。
汉文帝对这次征伐十分重视，并欲自将亲征，《史记·孝文本纪》说：“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此后，匈奴以为汉力量薄弱，不断入侵。“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史记·匈奴列传》说“汉患之”，而《汉书·匈奴传》说“汉甚患之”。照《汉书》的语气来看，可以看出文帝时，汉对匈奴的侵扰束手无策。于是《史记·匈奴列传》说，文帝“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文帝后二年（公元前162年），文帝给稽粥单于写了一封长信。
稽粥单于得书，给文帝写了回信。《史记·匈奴列传》说：“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文帝下诏的详细内容，据《史记·孝文本纪》“后二年”条载：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光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轶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文帝后三年（公元前161年），稽粥老上单于死。5
匈奴稽粥死后四年，文帝也死了。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曾与匈奴三位单于办过交涉，即冒顿、稽粥和军臣，而与稽粥打交道的时间最长。稽粥对汉的政策是一方面和亲，一方面入寇。这是匈奴的一贯政策，不过稽粥的政策比之冒顿要强化得多。军臣继立之后不到三年，又大举入寇，可能也是受了中行说的影响。匈奴虽屡次答应在和亲送礼之后不再侵犯汉边境，然而这种许诺为时极短，没有多久又不断入寇，有时还大举入寇。
匈奴既成为汉王朝的大患，汉臣僚与士大夫为消除这种大患纷纷提出意见。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写道：“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
但在当时几乎没有主战派。贾谊、晁错眼看稽粥侵扰，痛哭流涕，然而他们也没有主张发兵深入漠北，北逐匈奴。《汉书·贾谊传》载，贾谊在给文帝的奏疏中自荐愿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然而他怎么样去主匈奴呢？主要的是他的“三表”“五饵”政策，这个政策见于《新书·匈奴》6 ：
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以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人道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这是“三表”，什么是“五饵”？贾谊说：
陛下幸听臣之计，则臣有余财，匈奴之来者，家长已上固必衣绣，家少者必衣文锦，将为银车五乘，大雕画之，驾四马，载绿盖从数骑，御参乘，且虽单于之出入也，不轻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时时得此而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为吾至亦可以得此，将以坏其目，一饵。匈奴之使至者，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美胾 炙肉，具醯醢方数尺于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百数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而所未尝得也，令来者时时得此而飨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悇憛其所自，以吾至亦将得此，将以此坏其口，一饵。降者之杰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识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乐吹箫鼓鞀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间，击鼓舞其偶人，昔时及为戎乐，摧手胥强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希盱相告，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耳，一饵。凡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约致也，陛下必时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囷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具，召胡客飨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囷京之畜皆过其故王，虑出其单于，或时时赐此而为家耳，匈奴一国倾心而冀，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腹，一饵。于来降者，上必时时而有所召幸，拊循而后得入官，夫胡大人唯亲也，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侍。上即飨胡人也，大觳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旁，胡婴儿得近侍侧，胡贵人更进得佐酒前，上及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钱时人偶之，为间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时以赐之，上即幸拊胡婴儿梼乃之，戏弄之，乃授炙幸自啖之，出好衣闲且自为赣之，上起胡婴儿或前或后，胡贵人既得奉酒，出则服衣佩绶，贵人而立于前，令数人得此而居耳，一国闻者、见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唯恐其后来至也，将以此坏其心，一饵。胡牵其耳，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安得不来，下胡抑抎也。此谓五饵。
贾谊认为采取“三表”“五饵”的政策后，“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单于寝不聊寐，食不甘口，挥剑挟弓而蹲穹庐之隅，左视右视以为尽仇也”。于是群臣“虽欲毋走，若虎在后，众欲无来，恐或轩之，此谓势然……其南面而归汉也，犹弱子之慕慈母也”。贾谊幻想对匈奴不战而使之降汉。
中行说告诫稽粥单于不要改变匈奴的风俗习惯，贾谊劝文帝用汉贵族的生活方式和各种优待引诱匈奴贵族降汉，其“三表”“五饵”也可以说是针对着中行说的。其实贾谊提出的“三表”“五饵”的政策，基本上没有离开汉一贯的政策——和亲加送礼，只不过更加具体罢了。
在如何对付匈奴入侵的策略上，除贾谊外，晁错是很值得注意的。晁错提出的办法可以说是“以夷制夷”，奖励屯边。晁错的办法与贾谊不同，较为实际与具体。晁错的建议见于《汉书·爰盎晁错传》：
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宫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汉之长技多于匈奴，而人数也多于匈奴，按理汉匈战争中汉应取胜，但事实不一定如此，究其原因，晁错认为：
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畮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7
用什么办法才能战胜匈奴呢？晁错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8
这里指出，除了用汉的长技对付匈奴，同时利用投降汉的义渠和其他蛮夷来对付匈奴，这就是晁错提出的“以夷制夷”的办法。为了防御匈奴南下侵扰，晁错竭力主张屯边，他说：
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徙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9
文帝对于晁错奖励屯边的办法是很赞成的，但是始终没有好好地实行。晁错明白徙民实边的办法在秦实行过，但效果不大，为了使人乐于到边地，便提出了优待办法，使其安居乐业，巩固边防，以备匈奴。
文帝十四年，冯唐提出守边必须有良将，《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巨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 ，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纯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贾谊的“三表”“五饵”，不见得为文帝所采用。晁错的奖励实边虽得文帝的赞同，但不见得彻底实行。冯唐向文帝推荐魏尚，比之李牧，可是魏尚的才能不见得比得上李牧。李牧、蒙恬大败匈奴，而魏尚却没有击败匈奴，解除西汉王朝最大的边患。
军臣单于继立于汉文帝后三年（公元前161年），死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在位三十五年，与汉王朝的三个皇帝（文帝、景帝、武帝）办过交涉。军臣单于即位的时候，中行说还活着，军臣单于和他父亲一样，对中行说很信任。中行说死于何年，苦无记载。军臣单于即位以后的唯一劲敌，仍是南边的西汉王朝。
军臣单于一即位，汉文帝又与匈奴和亲，但“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10 。而《汉书·匈奴传》则说：“军臣单于立岁余，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与《汉书》记载此事说法不一，《史记》说此事发生于军臣立后四年，而《汉书》却说此事发生于军臣立后年余，究竟哪种说法对？《〈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徐广注云：“孝文后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单于书，其间五年。而此云‘后四年’又‘立四岁’，数不容尔也。孝文后六年冬，匈奴入上郡、云中也。”看徐广的语气，所谓“此云‘后四年’又‘立四岁’”，好像是八年，假使这样说，那是错的。《史记》所说“军臣单于立四岁”，是指军臣即位后四年。军臣立于文帝后三年，所谓“立四岁”，连头带尾算上，可以说为四年。如果以四年满数而说，那就错了，因为匈奴入侵上郡、云中是在文帝后六年，如按满数计算，当在文帝后七年。《汉书·文帝纪》也说，匈奴入侵上郡、云中是在文帝后六年，这样看起来，《史记》所说“军臣单于立四岁”而“大入上郡、云中”，固有商量的余地，而《汉书·匈奴传》认为“军臣单于立岁余”而“大入上郡、云中”也是不对的。
匈奴在文帝后六年的入侵深入塞内，故《史记》《汉书》的《匈奴传》皆云：“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录、长安。”汉文帝以为军臣初立，可以用和亲送礼的政策去笼络匈奴，但是军臣和他的祖先一样，并不因此而停止侵扰。这次入侵是文帝时期匈奴第三次大举入侵。冒顿、稽粥、军臣在文帝时除小规模的侵扰经常发生外，都对汉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军臣既对汉大举入侵，文帝被迫发兵迎击。《史记·孝文本纪》说：
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胡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文帝为了鼓励士气，又亲自劳军，据《资治通鉴·汉纪七》载：
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驰驱。”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
后来，文帝在死前嘱太子“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吴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任太尉，统兵平定了这次叛乱，这不能说文帝不会用人。
匈奴入侵达数月之久，汉兵到边地时，匈奴远离边塞而去，汉也就此罢兵，不出塞追击。《史记·孝文本纪》说：“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恶烦苦百姓”是不是唯一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是无可怀疑的。原来在那个时候，被征去当兵的衣食皆要自己准备，如劳师的时间过久，则不仅农田缺人耕种，而士卒衣食也成了问题。所谓“恶烦苦百姓”，就是这个意思。
军臣大入上郡、云中之次年，即公元前157年，文帝死了。在文帝时期，西汉王朝内部比较安定，人口增加，文帝提倡农业，节省开支。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丞相吕嘉等在奏疏里说：“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⑪ 然而，无论功大的高帝还是德盛的文帝，既没有能用武力去击败匈奴，也没有办法去感化匈奴。
文帝死，景帝继位为皇帝，复修和亲。《汉书·景帝纪》说，景帝元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与匈奴和亲”。在西汉初期，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景帝遣御史大夫去修和亲之约，可见景帝求和之切。《史记·孝景本纪》说：“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这里所说的“匈奴入代”实际又是入侵，所以不得不派遣大臣去修和亲之约。《汉书·景帝纪》注“青翟”云：“文颖曰：‘姓严，讳青翟。’臣瓒曰：‘此陶青也。壮青翟乃自武帝时人，此纪误。’师古曰：‘后人传习不晓，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纪之误。’”司马光《资治通鉴》已改为“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注云，陶青为“高祖功臣陶舍之子”。《资治通鉴·汉纪七》“景帝二年”条又说：“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所以《汉书·景帝纪》所说的“青翟”当为“陶青”。
《汉书·景帝纪》又说，景帝二年秋“与匈奴和亲”，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单于”。这样看来，景帝是更积极地执行高祖以来的和亲送礼政策。
应该指出，在景帝三年那一年，赵王遂反，曾与匈奴联络。《汉书·高五王传》说：
孝景时晁错以过削赵常山郡，诸侯怨，吴、楚反，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德、悍，发兵住其西界，欲待吴、楚俱进，北使匈奴与连和。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匈奴闻之，亦不肯入边。
这与汉高祖初年有些大臣谋反并与匈奴相勾结有相似之处。但这一次的内乱中，匈奴闻吴、楚败，即不肯入边去帮助赵王遂，不久赵王遂兵败自杀。匈奴不愿出兵帮助赵王遂，虽与吴、楚之败有关，但也可能是受景帝和亲之约的约束。“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⑫
景帝在位的十几年中，匈奴小规模入寇见于史书的，有景帝中二年（公元前148年）“匈奴入燕，遂不和亲”⑬ 。又，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⑭ 。吏卒死亡达两千人之多，人民畜物之被杀掠的恐怕还要多，这不是小入寇了。这里所说的“苑马”，据《汉书·景帝纪》如淳注：“《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又，景帝后二年（公元前142年）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⑮ 。《史记·孝景本纪》云“郅将军击匈奴”。
《〈史记·孝景本纪〉正义》以为“郅将军”即郅都。《资治通鉴》注则认为“郅将军”乃另一人，非郅都。⑯ “郅将军”确系何人？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但是《汉书·酷吏传》中曾论及郅都与匈奴的关系：“景帝乃使使即拜都为雁门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举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都，命骑驰射，莫能中，其见惮如此，匈奴患之。”
景帝时还有一位将领为匈奴所惧，这便是李广。关于李广，以后再述。
1 《〈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烧者也。”
2 《汉书·匈奴传上》“奇”作“骑”。
3 《汉书·文帝纪》作“董赫”。《〈史记·匈奴列传〉正义》云：“（赤）音赫。”
4 《史记·匈奴列传》。
5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七》云：“是岁（文帝后三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汉书·匈奴传上》云：“后四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史记·匈奴列传》云：“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史记·匈奴列传〉集解》引徐广注云：“（军臣单于）后元三年立。”徐广注与《资治通鉴》一致。
6 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抱经堂重校刻本。
7 《汉书·爰盎晁错传》。
8 《汉书·爰盎晁错传》。
9 《汉书·爰盎晁错传》。
10 《史记·匈奴列传》。
⑪ 《史记·孝文本纪》。
⑫ 《史记·匈奴列传》。
⑬ 《史记·孝景本纪》。
⑭ 《汉书·景帝纪》。
⑮ 《汉书·景帝纪》。
⑯ 《资治通鉴·汉纪八》“景帝中二年”条注引《考异》曰：“《史记·孝景本纪》：‘后二年正月，郅将军击匈奴。’《酷吏传》：‘郅都死后，宗室犯法，上乃召宁城为中尉。’成为中尉在中六年，则后二年所谓郅将军者非都也，疑别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