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在这一章解释“西域”这个名词及其意义。但是我们要首先指出，在“西域”这个名词之外，或者是在这个名词被人采用之前，还有几个名词，如西戎、西土、西王母、西垂、西方、西州与西海等，其意义之于“西域”这两个字，虽不完全相同，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现在且先来谈谈这几个名词及其意义。
一
“西域”是历史上一个常用的名词。《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大戴礼记·千乘》说：“东辟之民曰夷，精于侥，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蛮，信以朴，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劲以刚，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远，有不火食者矣。”
《白虎通·礼乐》说：东方为“九夷”，南方为“八蛮”，西方为“六戎”，北方为“五狄”。郑玄注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
根据以上记载，“戎”好像是西方外族的一个专名。但是《禹贡》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中也有这句话。唐司马贞《索隐》云：“郑玄以为衣皮之人，居昆仑、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云：“昆仑、析支、渠搜，三国名也。言此诸国皆织皮毛，各得其业。而西方远戎，并就次叙也。”
这就是清楚地指出，昆仑、析支、渠搜都是西戎。但《索隐》又说：“王肃曰：昆仑在临羌西，析支在河关西，西戎、西域，王肃以为地名，而不言渠搜。”这样看起来，“西戎”就是“西域”了。但是，裴骃《史记集解》把昆仑、析支、渠搜、西戎说成四国，而王肃只说西戎是西域，昆仑、析支则是其他的地名，那么昆仑、析支似不属于西戎，或王肃所说的西域。昆仑、析支、渠搜都在西方，且与西戎接近，假使这几个地方或国家不是西戎，那么西戎的区域是不会很大的。
然而，“西戎”不只像王肃所说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部族。上面所举的一些记载，所谓“西方曰戎”，是指西方一般的诸外族，而不只是一个外族。因此，若说西戎像王肃所说是指地方的话，那么西戎或西域也应该是泛指西边的地方。
同时我们还要指出，“西方曰戎”这句话只是一个说法。西方的部族不一定都叫作“戎”，而这个地方也不一定都是戎地。反过来说，除了西方，在东方以至北方也有戎，《尚书·周书·费誓》说：“徂兹淮夷，徐戎并兴。”所谓“徐戎”，便是东方之戎了。《史记·匈奴列传》说“山戎越燕而伐齐”，又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后来戎狄又到洛攻周襄王，周襄王也与戎狄伐郑。这些戎是在东北，而非在西方。
《礼记》虽说“西方曰戎”，然而同时也说“西方曰狄”，“西方曰狄鞮”。因而可以说西方也有狄，而不只是北方有狄。孟子以为：“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那么西方也有夷，而不只东方有夷。《淮南子》说：“西方曰昊天”，《广雅》作“蛮”，《汉书》《后汉书》称匈奴为“百蛮大国”，则不只是指北方的狄人为“蛮”，西域各国之为匈奴所役的也是“蛮”。那么，西方也有蛮，而不只南方有蛮。又如“胡”，常指东北的部族以及北方的匈奴，但由于西方也有胡，所以叫作“西胡”。
其实，古人对于蛮、夷、戎这些名词的使用并不十分严格。“戎狄”“夷狄”“蛮夷”“北蛮”互相通用，并没有很清楚的区分。上面只不过是随便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而且，就算“西方曰戎”这个说法是比较普遍的说法，这也是有时间性的。也就是说，主要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春秋以前，在所谓西方，除了西戎还有鬼方、猃狁，这些部族是不是戎族，这些地方是不是戎地，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必在这里加以讨论。
至于王肃所谓西戎是“西域”，是有其限度的。如上面所说，昆仑、析支、渠搜不是西戎，那么这个西戎所居的地方无疑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应该指出，“戎”这个名词主要是指部族而言，而非地域的名称。“西戎”大致上只能说是西方的戎人，似不能说就是西域。虽则“西域”这个名词是后来才有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西戎所在地是在或是近于后来的西域。
二
在《尚书》的《周书》里，常常用“西土”这两个字。如《泰誓中》云：“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泰誓下》云：“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又云：“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牧誓》云：“逖矣，西土之人。”又云：“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大诰》云：“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康诰》有“修我西土”之语。《酒诰》有“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之语，又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左传·昭公九年》载：“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晋梁丙、张趯率阴戎伐颖。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
上面所举出《尚书》的例子，都是指明所谓“西土”，就是周人本来所在的地方。以文王“肇国在西土”来看，这是周朝的发源地。以“逖矣，西土之人”来看，这个“西土”之于中都好像离得很远。然而事实上，这里所说的“西土”是在现在的陕西境内。所谓“光于四方，显于西土”，好像西土地方很大，但是《大诰》里明明说道“我小邦周”。《左传》那段话说明，初时“西土”是指魏、骀、芮、岐、毕。自武王克商以后，周的疆域是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发展，而非向西扩充。
所谓“肇国在西土”，“土”可以说就是国。《夏书·禹贡》说：“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蔡沈集传云：“锡土姓者，言锡之土以立国，锡之姓以立宗。”所以“西土”也可以说是“西国”。《广雅·释诂》云：“域，国也。”所以，“西土”也等于后来所说的“西域”，虽则这里所说的“西域”地方是很小的。
据《史记》所说，文王是后稷的后裔，这说明他们是中原人。但是孟子却说：“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陆贾《新语·术事》有“文王生于东夷”的词句，与孟子所说“生于岐周”虽相矛盾，然二者都说文王是“夷”人。文王生于东夷而到西土去做君长，并非不可能，所以文王“肇国在西土”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假使我们对于文王的生地不加以深究，而相信孟子、陆贾所说他为夷人是对的，那么这个西土的君长，也是出于像后来人所谈的西域人种，是外族了。司马迁说：“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这也许是指文化上同化于西域。文王虽非纯粹的西夷人，但他带有西夷的血统，也是很有可能的。
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周的祖先公刘虽然“变于西戎”，但是到了亶父时，却因戎狄的攻伐而从豳迁到岐下，后来西伯昌（即文王）伐畎夷氏，武王时“放逐戎夷泾、洛之北”，穆王时又伐犬戎。到了幽王因宠爱妃褒姒，申侯和他不睦，乃与犬戎共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到泾渭流域居住。后来得秦襄公救周，伐戎至岐，周平王东徙雒邑，于是秦始封为诸侯。
大致上，这一时期的戎所出入的地方主要是现在陕西的北部，及甘肃的泾原以至关中一带，再自此而往西北方面的戎狄的活动如何，我们就不清楚了。
三
自相传为西晋太康二年在汲冢所发现的《穆天子传》一书行世之后，有些人以为穆天子西征的地方，不只是在现今的新疆地区，而是越过葱岭以至中亚细亚以西，而至欧洲的东部。比如顾实写了一本《穆天子传西征讲疏》，证明穆王到了这些地方。他说：
大抵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首途踰今河南、直隶、山西，出雁门关，由归化城，西绕道河套北岸而西南，至甘肃之西宁，入青海，登昆仑；复下昆仑而走于阗，升帕米尔大山，至兴都库士山；再折而北，东还至喀什噶尔河，循叶而河至群山之王，再西踰帕米尔经达尔瓦兹、撤马尔干、布哈尔，然后入西王母之邦，即今波斯之第希兰（德黑兰）也。又自今阿拉拉特山，逾第弗利斯之库拉河，走高加索山之达利厄耳峠道，北入欧洲大平原，盖在波兰华沙附近，休居三月，大猎而还。经今俄罗斯的莫斯科北之拉独加湖，再东南傍窝尔加河，逾乌拉尔山之南端，通过里海北之干燥地，及今阿拉尔海（咸海）中，循吹河南岸至伊锡克库尔湖南，升廓克沙勒山，而走乌什、阿克苏、焉耆；再由哈密长驱千里还归河套，北踰阴山山脉，而南经乌喇特旗归化城，走朔平府右玉县，而南踰洪涛山入雁门关之傍道，南升井陉山之东部，通过翟道太行山，而还归宗周。
颜实还说：“如此一大惊人奇迹，未经沧桑之变迁，依然今日之山河，虽年隔三千载，而犹历历如昨也。盖自穆传出汲冢而后，莫有能知之者，而余今为之疏通证明，岂不快哉。”
近人已考证《穆天子传》不是周代作品，这一点不必在这里讨论。不要说是周穆王时的中国人难以到这些地方，就是前汉时张骞本人以及他所派的使者，也没有到过波兰的华沙。《史记》说：“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并没有说穆王做过远征，汉代以前的典籍也没有说到这点。这本书是后人所假托，顾实的这段解释，不过是把这本著作所假托的再加以假托罢了。
然而最荒谬的是，他说：“今第以穆传西王母考之，则负有国家之使命，万里投荒，效忠中朝，上古既不止一西王母，抑何上古中国多伟大之奇女子也。而穆传西王母，虽为穆王之女，又岂非有是父，必有是女哉？”关于古代西王母的传说有很多，有的说她是神仙，有的说这是西方的一个国家。顾实竟把她当作穆王之女，最为荒谬。
鱼豢《魏略·西戎传》说：“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修流沙西有大夏国、坚沙国、属繇国、月氏国，四国西有黑水，所传闻西之极矣。”
在两汉通西域之后，人们对于西王母所在地及西域的认识尚如此含糊，若说周穆王时已到过这个地方而见过西王母，那是不可信的。《淮南子》说：“西王母在流沙之濒”，《尚书·禹贡》有“余波入于流沙”及“西被于流沙”的句子，疏云：“地理志以流沙为张掖居延泽。”西王母的故事所指的地点，大概是在甘肃境内，今甘肃甘州西门外犹有西王母宫。总之，在周穆王的时代，“西土”的最西边境是陕西及甘肃东部，而所谓西边的戎人所出没的地方，大致上是不会超出这个范围的。
四
《史记·秦本纪》说：“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史记·秦本纪》除了在这里用“西垂”两个字外，还有秦的后代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及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等记载。王国维《秦都邑考》（《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卷十一）说：
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当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骆非子以后，始有世系可纪，事迹亦较有据。其历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渭汧之会，曰平阳，曰雍，曰泾阳，曰栎阳，曰咸阳。此九地中惟西垂一地，名义不定……案西垂之义，本谓西界。《史记·秦本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又申侯谓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又云：“庄公为西垂大夫。”以语意观之，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
周发源于西土，秦一向在西垂，王国维以为“西垂”殆泛指西土，那么“西垂”与“西土”的意义大致是相同的了。《史记·秦本纪》虽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然而又说其后代“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这也与周的先世“变于西戎”相似。周的先世以征伐戎狄而有功，秦的先世也是如此。“西垂”也是戎狄所常常出入的地方。秦因周室东迁而居于周的故地，秦的“西垂”也就可以说是周的“西土”。
“西垂”这个名称，在汉代还有人用。桓宽《盐铁论·备胡》云：“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 、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桓宽自己曾用“西域”两个字，但同时也用“三垂”，所以陇西、巴蜀也可以称作“西垂”。他说“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垂”也等于“边”，或者是边疆地区。这与《晋书》所说的“我忧西垂，过于历阳”是同一意义。
此外，“西方”这个名词之见于古代典籍者也不少。《国语·晋语四》韦昭注云：“西方谓周。”屈原《招魂》中有“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淮南子·时则训》说：“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这个“西方”，是在流沙。又如《诗·邶风·简兮》云：“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国维在《不 敦盖铭考释》一文里说：“ 方者，盖古中国人呼西北外族之名。方者，国也。”
唐兰《四国解》（《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中说：
周人好称“四国”，其义与“四方”同。盖商人称“国”为“方”，今爻辞所见皆然。称“四方”者，举“四海”内之“方”也。盘庚曰“厎绥四方”，《微子》曰“殷其弗或乱正四方”，并其证。《商书》无“国”字，《周书》《周易》及《诗》始见之，则“国”殆周人语也。金文“国”字多作“或”，则“国”字乃晚周后起字也。周人称“方”为“国”，则以“四方”为“四国”。言“四国”者，举东南西北也。故《诗》《书》及金文每有“东国”“南国”“北国”之称，独西国之名，未见称述。则以周本“西土”，故每迳称为“西土”也。后世训“方”为“方向”，而不知“方向”之义乃引申于“方国”。
这样看起来，“西方”也可以说是“西国”了。
《战国策·韩策·谓郑王》说：“昔者，穆公一胜于韩原，而霸西州。”“西州”这个名词在古籍中并不多见。唐时有西州交河郡治，前庭就是汉时的车师前王庭，交河郡也就是现在新疆吐鲁番及鄯善地区。这是汉代“西域”的一部分，但这是唐代的“西州”。《战国策·韩策》里所说的“西州”，应该与秦霸西戎的“西戎”一样，也就是与上面所说的“西垂”相似。
此外，“西海”这个名词却常见于古代典籍。从表面上看来，“西海”应该是指海，比如“咸海”亦称“西海”。又，《后汉书·西羌传》说，武帝时，汉遣将军击平西羌，“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这个“西海”大致是指青海。又，《后汉书·西域传叙》云：“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条支国”条所谓“临西海”，以及传论所谓“临西海以望大秦”，这些“西海”都是指海洋的“海”。在方向上，这些“海”都是在广义的“西域”的范围内。
然而，“西海”不一定或完全是指有水的地方，有时是指一个地方。《战国策·秦策·司马错论伐蜀》说：“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这个“西海”是指蜀，并非指海。又，《荀子·王制》说：“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这个“西海”无疑是司马迁所说的“西北国”，因为皮革都是西北地区的产品，而非海里或湖中的产物。所以，这个“西海”是与“西域”的意义相近的。
然而我们也得指出，上面所举出的各种名词，都没有“西域”这个名词的意义那么具体而包含广泛。“西土”主要是指周的故土，“西垂”是指秦的故地，而且含有“边境”的意义，“西方”的意义则太过宽泛，“西州”现已很少使用，而为近于政治区域的一个专用名词，“西海”则容易使人误会为海洋的“海”。至于“西王母”这个名词，并不是区域名词，就算是指一个国家，意义也太狭窄。唯有“西域”这个名词，是能够涵盖上面所说的各种名词的意义的，而且较为具体。
五
班固《汉书·西域传上》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又说：“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班固《汉书》对于西域，正像对于匈奴一样重视，故《西域传》分为上、下两篇。司马迁的《史记》里只有《大宛列传》，没有《西域列传》，虽则在《大宛列传》里，除了叙述大宛的情况以及其与西汉的关系，对于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诸国的概况也有介绍。司马迁在这篇传里，一开始就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所以司马迁的《大宛列传》等于班固的《西域传》，虽则后者所举的西域诸国的数目比之司马迁所说的多得多。
司马迁没有用“西域”这两个字，但在《大宛列传》里也曾用过“西国”这个名词。他说：“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曰：“古音国读如域，《广雅·释诂》：域，国也。《后汉书·乌桓传》有东域，《西南夷传》有南域，此城郭国，界中国之西，故曰西域。”
“西国”这个名词已见于《荀子·王制》：“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班固《汉书》虽以“西域”这个名词作标题，但“西国”两个字还是时时引用，而且这两个名词时时互相通用。如《西域传赞》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又，《西域传下》“渠犂条”说：“连城而西，以威西国。”又，《傅介子传》说：“（介子）至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这个“西国”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在楼兰之西，然而不只楼兰本身是西国，而是敦煌以西都是“西国”，介子所说“我去之西国”，其意不外是更往西走。
司马迁在《大宛列传》里，除了用“西国”这个名词，还数次用“西北国”这个名词。如说：“（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又说：“（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又有“西北外国使”的说法，如：“令外国客偏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自此始，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
司马迁虽没有用“西域”这个名词，但他在《大宛列传》里曾用“西国”“西北国”等名词。班固著《汉书》以“西域”作传的标题，但传中也用“西国”这个名词，而且这个名词与“西域”两字是互相通用的。司马迁所用的“西国”是不是从《荀子·王霸》而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班固所用的“西域”，可能是从司马迁的“西国”而来的。
然而，这并不是说“西域”这个名词是班固最先采用的。据我所知，这个名词已见于桓宽的《盐铁论》。他在该书第四十六篇就用了“西域”这两个字作篇名。在这一篇里，他用了“西域之国”一词。既说“西域之国”，那么他在这里所说的“域”之于“国”便是有了不同的意义。“域”在这里是指地方，而“国”则是指政治团体。“域”是泛指一个区域，“国”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集团。所以在“西域”这个区域内，就可以有好多个国。
上面所说的“西国”，当然也有“西边的国家”的意义，但可惜还没有将“国”与“域”的意义明显区别开来。所以，桓宽所谓的“西域之国”，其重要意义不只是最先引用“西域”这个名词，而且把“域”的意义与“国”的意义加以区别。后来人们用“西域诸国”这种说法，可以说与他所说的“西域之国”是一样的。
桓宽是西汉昭帝、宣帝时人，司马迁死于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可能在司马迁的时候，“西域”这个名词已有人引用，不过并不普遍。到了昭帝、宣帝时，才比较普遍采用，所以桓宽遂用为《盐铁论》中的一个标题。桓宽除了在《西域篇》里用“西域”这个名词，在《击之篇》中也用了“西域”这个名词。他说：“使得复喘息，休养士马，负绐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解，必为巨患。”这里所用的“西域”，可以说是等于司马迁所说的“西国”了。但是，“西国”的意义既然偏于政治组织方面，没有“西域”这个名词涵盖那么广而又较为具体，所以自这个名词被桓宽采用以后，再经过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上、下两篇加以采用，遂成为历史上一个很普遍而又富有意义的名词。
我们还要指出，“西域”在地理上虽与西土、西垂、西州是在同一方向，但其范围的广狭是不相同的。汉代以后的“西域”是指敦煌以西，而西土、西垂，汉代以前所说的“西方”，《荀子》所说的“西海”以及《战国策》所说的“西州”，大致上都是指长安以西、敦煌以东。所以在文义上，西土、西垂、西方、西州、西海虽然有时也可以与西域通用，但自“西域”这个专名出现以后，它就表示了一种新的意义。
六
我们说“西域”这个名词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表示着一种新的意义，从历史上来说，这是中国史上地理方面新的发现。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班固在《汉书·西域传》里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说：
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金银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其后甘英乃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若其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暑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
我们知道，周的“西土”不外是在现在陕西境内，秦的“西垂”也不过是在同一地方。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西戎”所在的地方，大致也只是在甘肃的泾原，所谓“河洛之北”。秦始皇统一天下，修筑万里长城，西起临洮，临洮据韦昭所说是陇西县，仍不过是在甘肃的东南。汉武帝时代逐渐扩充到武威、张掖、酒泉而至敦煌。自张骞通西域之后，西汉对于西部的地理知识日益增加，其眼界不只看到葱岭，而且远超出葱岭以西。如范晔所说“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这是汉朝国力上的大膨胀，也是古代中国以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地理发现。“西域”这个名词的采用，又岂不是表示着在历史上一种新的意义吗？
不仅如此，“西域”也有了广、狭两种意义。狭义的“西域”，如《汉书·西域传叙》所说的“西域”是东起自玉门关，西至葱岭。“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其实，这个“西域”的范围是太狭了，这只能说是班固的狭义的“西域”的四至。
然而一般的意见以为，狭义的“西域”差不多就等于我们今日的新疆，至于广义的“西域”，可以说是从葱岭以西以至欧洲。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已经告诉我们，张骞自己到过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他所分遣的副使还到过于阗、扜罙、身毒、安息诸国。至于因张骞出使而耳闻到的在西域更西北的一些国家，如条支、奄蔡，司马迁都记在《史记·大宛列传》里。安息是波斯，条支在安息之西，这已达或是接近地中海的东岸，奄蔡是后来的阿兰，这是近于欧洲东北的一个国家。黎轩据后来一些人考证就是大秦，也就是当时罗马的东部了。假使这个考证是正确的，那么在张骞的时候，中国人已到过波斯，且对于罗马已有了认识。东汉人对于大秦的知识更加丰富，故《后汉书·西域传》对于大秦的记载占了很大的篇幅。
这说明，广义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或者是葱岭西南，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以至小亚细亚、欧洲的东北部以及当时的罗马。这个“西域”包括古代西方文化最高的国家和势力最强的国家，也包括地理上从太平洋沿岸以至大西洋东岸的地域。
七
“西域”这个名词，有时也可以说包含后来所谓“西洋”的意义。“西域”是一个陆地的概念，“西洋”是一个海洋的概念。但是事实上，这两个名词有时也指同一概念。区别在于，凡是主要由海道而到达的欧洲，即谓之“西洋”，主要由陆道而到达的欧洲，即谓之“西域”。“西洋”这个名词之为我国人所最早应用，虽似为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但是由于郑和下西洋而始比较通行。郑和时的“西洋”只是指南洋与印度洋，但是后来中国与欧洲海道直接沟通后，“西洋”这个名词遂逐渐专指欧美各国。
可是事实上，在中国与西洋海道上直接沟通之前，早已有人由海道间接地往来于中国与欧洲之间，《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条说：“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 与之交易，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便是由海道间接而来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既不可能绕非洲南部的好望角而东来，而红海与地中海之间又没有运河的沟通。安敦的使者前往中国的途中，可能走陆地的路程还多过走海道，然而为了避免安息人的阻挠，是非走一部分海道不可的。所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道交通，可以说是萌芽于这个时候。后来在唐代，阿拉伯人掌握了海道交通，中国与欧洲的货物交易也是由亚洲人利用间接的海上交通而运输的。元代到中国的马可·波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自中国的珍品特别是丝绸传到罗马之后，在罗马逐渐地流行起来，而成为一些人尤其是王室贵族生活上所不可缺少的物品。中国遂成为他们所说的“丝国”。丝绸及中国的好多珍品都象征着中国的高度文化，使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强而且富的国家，使他们以中国为一个理想的国家。安敦王是因为安息阻隔中国与罗马的陆道交通，而遣使取道海路来中国，安敦王以后的一千三百多年中的欧洲人，又何尝不是因为中国与欧洲之间间接的海陆交通被阿拉伯人所阻隔，而拼命地设法去寻找直接的海道交通呢？在15世纪，欧洲一连串的探险家绕过好望角，其中好多人的目的主要是寻找这个“丝国”。哥伦布不过是其中之一。哥伦布憧憬着马可·波罗所到过并加以描写的这个历史悠久的伟大的“丝国”，他准备历万险而从海道去寻找这个“丝国”，或是他们当时所称的“契丹”。他与其他的探险家所不同者，是他相信地球是圆的，所以他想从大西洋的东岸向西直走，避免走阿拉伯人所垄断的海道。这种信念指导着他去寻找中国，他找不到中国，却发现了美洲大陆。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惨败和失望，然而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个新发现。假使他像麦哲伦一样，沿着南美洲的东岸而绕过合恩角，然后再向北、向西走的话，那么他就会像麦哲伦一样到达东方，他可能会如愿以偿地到达中国。可是他没有这样做，终于在失望中死去，他既看不见中国，也看不见他发现美洲大陆的果实。
数百年来，人们都很关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事件，可是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是与他意欲寻找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哥伦布与安敦王的目的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要到中国来呢？这是由于我们的祖宗已经开通了西域，狭义的西域已扩大到广义的西域，而这个“西域”也已包含欧洲。因为我们的祖宗已经打开了这条路，输入中国的珍品使罗马人十分羡慕中国的文化，他们需要中国的珍品，也尽力设法来与中国沟通。所以，陆道被阻，便寻找间接的海道。到了15世纪，欧洲人也同罗马人一样，要寻找中国。所以，间接海道被阻，便寻找直接的海道。在这种要求之下，哥伦布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现在的新大陆和欧洲是我们所称的“西洋”，“西洋”的范围扩大了。可是在我国近古时期，“西洋”这一名称有时也可以包括在“西域”这一名词的地理范围以内，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的“西域”。综上而言，“西域”这个名词在古代历史上曾经代表过一种新的意义，在近代历史上又再次地表示另一种新的意义。
八
不但如此，在“西域”这个名词及其含义中，匈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西汉昭、宣时代的桓宽，已看到了这一点。他在《盐铁论》中以“西域”为题的那篇文章里，主要说的是许多关于匈奴的事情。他一开始就说：“大夫曰：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惊动，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时，虏入萧关，烽火通甘泉，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两汉人以为中国之通西域是“断匈奴右臂”，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这样说，其他好多人也这样说，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说汉通西域，“匈奴不自安矣”。这就是说，通西域是控制匈奴的一个有效策略。张骞、班超的出使，也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的看法还不止于此，因为匈奴不只其西部可以视为西域的一部分，而且在后来的历史上，它本身或其种族中的一部分也有迁到西域这个范围之内的。《汉书·西域传》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这不只说明西域是匈奴的外府，也说明匈奴的西部是西域的一部分。在公元前121年之前，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东至武威、古浪一带，还为匈奴所统治。匈奴经过武帝时的征伐之后，逐渐向西北迁徙。到了宣帝年间，匈奴分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居于汉朝的边境，北匈奴则向西迁徙。郅支单于在公元前52年移到康居，南匈奴不久又回到北庭，所谓南、北匈奴遂成为东、西匈奴。郅支单于虽为陈汤所败，但其人民之留于西域者必定不少。到东汉匈奴被汉兵击败之后，又加以鲜卑从东方入侵，于是匈奴又有了第二次向西的大迁徙。此后，中国史籍对于西域境内匈奴的行踪事迹很少有记载。《后汉书》只有《南匈奴列传》，而没有《北匈奴传》或《西匈奴传》，就是因为对于西迁的匈奴十分隔膜。
关于西迁的匈奴虽少有记载，然而经过公元3至5世纪的二三百年，匈奴又在东欧勃兴起来。哥特人最先受到匈奴的威胁，罗马人继而受到匈奴的侵略。到了后来以至阿提拉的时代，欧洲全部都受了匈奴的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地理改变了面貌，欧洲的历史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匈奴是移到西方以后而慢慢发展起来的。他们从东到西，是在我们所说的广义的“西域”的范围之内，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西迁呢？主要是由于经不起汉人猛烈与长期的征伐，而被迫西迁，从而使“北狄”成为“西戎”。中国人在两汉时代虽好像没有到过大秦或罗马的，然而罗马与欧洲的历史的重大变化是受了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间接的，然而这种间接的影响却太大了。
从这一点来看，匈奴不只是与西域有了密切的关系，其实也是西域本身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这样去看西域，西域的意义便更加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