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东周、秦代以来，人们往往不只歌颂古代帝王的盛德，而且夸大其疆域的广大。《战国策·东周策》“温人之周”条记曰：“温人之周，周不纳。问曰：‘客耶？’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而诵《诗》，《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则我天子之臣，而又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其实，不只是在战国时代，东周所管辖的地方小得很，就是在周朝强盛的时候，其所统治的疆土也不见得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温人固然是过分去夸大东周的幅员，周君也为这种夸大所迷醉而宽待温人。《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
有人说，黄帝曾巡游四海，登昆仑。《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曾经“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砺”。同样，帝喾、帝尧以至于禹的疆域，也是日月所照，四海之内，风雨舟车所至，无不从顺宾服。这也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了。
二
但是我们应该指出，事实并不是这样。孟子曾说过：“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周武王统一天下，疆土比之殷、夏较大。周既未过千里，则殷、夏所统治的地方多大就可想而知了。《史记·吴起列传》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据近人考证，夏桀所统治的地方不过是黄河下游一段。商人得天下之后，加了东北一部分土地，周武王灭纣之后，又加了西方一部分土地。《左传·昭公九年》记周景王所说的疆土四至：西至魏、骀、芮、岐、毕，东至蒲姑、商奄，南至巴、濮、楚、邓，北至肃慎、燕、亳。孟子所说三代地方“未有过千里者”，也就是说周的地方未过千里，至于殷而尤其是夏的地方，必定更小。
到了春秋特别是战国时代，各国争雄，开辟疆土。晋在春秋末年，占当时中原土地之半，因为晋收复了群狄所侵的中原土地。燕攻败东胡，增加了千里地，赵也向其边地发展，扩充其领土。秦服西戎，而据其地，楚在南方也开辟土地。但楚不只在西周时，楚子熊渠说“我蛮夷也”，到了春秋初年，楚武王还重说了这句话。孟子说：“今也南蛮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那时南方还被一般人视为不是华夏的地方。但是春秋尤其是战国时代中国的版图，的确是大大地扩充起来。我们且看《战国策》中苏秦所说的几段话：
在《秦策》里，他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
在《魏策》里，他对魏王说：“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有许、鄢、昆阳、邵陵、舞阳、新郪，东有淮、颍、沂、黄、煮枣、海盐、无踈，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枣，地方千里。”
在《韩策》里，他对韩王说：“韩北有巩、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常阪之塞，东有宛、穰、淆水，南有陉山，地方千里。”
在《燕策》里，他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
在《齐策》里，他对齐宣王说：“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
在《楚策》里，他对楚威王说：“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
苏秦说秦“沃野千里”，沃野之外还有好多地方。所以在《秦策》里，张仪对秦王说：“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赵策·苏秦从燕之赵》说：“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秦本来是一个大国，《史记·秦本纪》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逐霸西戎。”秦惠文王又听了司马错的话，起兵伐蜀，把蜀地也归并入秦。秦的地方已经够大，而诸侯的地方加起来又五倍于秦，可见当时中原地方之扩大，比之周初是大得多了。
若照孟子的话来看，周地不过千里，而战国时随便一个国家疆域都比周为大。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则这个时候各国诸侯若与秦的地方加起来，比之西周初年当在十倍以上了。
我们不能否认，苏秦所说的话也许多少要打些折扣。然而在战国时代，各国各自为政，极力扩充土地，争求霸业，领土大大增广，这是三代人所梦想不到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中等的国家，地方就比武王统一天下时周的土地为大，怪不得荀子在《强国篇》里要这样说：“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踰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圉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
孟子说三代地不过千里，荀子在这里也这样说，大致是不会错的。荀子赞叹秦地之广大，还是在秦并吞六国之前。到了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丞相王绾等上帝号议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下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这虽然是专制时代做臣僚的人歌功颂德的老套话，然地方之大“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却是事实。过了两年，始皇登琅邪时刻石，辞曰：“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贾谊在《过秦论》里也说：“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秦始皇统一天下，在北边修筑长城，南至百越、桂林、象郡，东至东海，西至流沙，比起战国时代的秦与诸侯的地方的总和还要大，比起三代更不知多了多少倍。但是我们若拿地图来看一看，长城以北，秦始皇是无意去占领的；他要蒙恬去修筑长城，目的是在防御匈奴南下，并不是以长城为北进的根据地。蒙恬屯兵三十万，也是阻止胡人南下而牧马。至于西方，长城是起自临洮，这就是现在甘肃东南的临潭。东虽到海，但只是东北边的海，至于东南的浙江南部与福建，还不见得完全征服。至于西边的贵州、云南、西康、青海，均在秦的版图之外。假使荀子的《强国篇》写在秦并天下之后，其赞叹之词将要更甚，怪不得秦始皇的臣僚要说“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了。
三
在历史上，中原土地的逐渐扩充，因素当然很多。但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与民族间的斗争也是分不开的。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有人说蚩尤是苗族。假使这个说法是对的，这是我国民族间很早的冲突了。而且，假使蚩尤是少数民族，而黄帝被他打败了，那么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是现在这样。
《尚书·舜典》说舜“窜三苗于三危”。据说，“三苗”是在江南荆扬之间，“三危”是在西北一带。《尚书·禹贡》说：“三危既宅，三苗不叙。”《尚书正义》曰：“《左传》称舜去四凶，投之四裔。《舜典》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三危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为敦煌郡即古瓜州也。”这是具体指出“三危”是在敦煌。
《禹贡》说：“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尚书正义》曰：“四国皆衣皮毛，故以织皮冠之。传言织皮毛布，有此四国：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国皆是戎狄也。”有些人以为“析支”是后来的月氏，我们无从考证。但照上面几段话来看，夏不只是使“三苗不叙”，而且使“西戎即叙”。关于少数民族尤其是西方的戎人与中原的关系，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曾做过比较详细的叙述，今分段录之于后，并略为解释：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昔夏后氏太康失国，西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后来宾。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从。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后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后，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
这是说周以前的西戎。关于西周时的西戎，他说：
及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宾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国以事纣。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师会于牧野。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其年，戎围犬丘，虏秦襄公之兄伯父。时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废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与戎寇周，杀幽王于郦山，周乃东迁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
黄帝所击败的蚩尤是不是苗人，既有问题，上面所述及这一段话所说的舜“窜三苗”以及禹平西戎是否为事实，也难证明。因为《尚书》中的《禹贡》的写作年代很为可疑。近人以为这是后人或汉人所假记的，所以其中所叙述的事实也是可疑的。又，后相（据说是太康之孙、仲康之子）与成汤征畎夷，也不易考证。假使后相征畎夷是事实，而且要用七年然后使其宾服，则畎夷的势力之大可以概见。至于武丁伐鬼方，《周易·既济》爻辞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未济》爻辞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高宗就是殷武丁的庙号，他伐鬼方据说是在公元前1293年，克鬼方是在公元前1291年，人们都以为高宗伐鬼方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成功，遂断定鬼方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认为鬼方是在西北，但也有人认为鬼方是东方部落。方庭《论狄》（《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六期）一文中曾指出：
王静安作《鬼方昆夷猃狁考》，证三者同为狄族，其见甚卓，然犹有未尽者。今案《后汉书·西羌传》，引《竹书》称季历伐西落鬼戎，获翟王二十，此其西方部落也；《易》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此其东方部落也。东部鬼戎，《春秋》称为赤狄，以潞为最大，后悉并于晋。西部鬼戎又称为白翟，吕相对秦所称与君同州者也，后悉并于秦，其别部在赤狄之北为肥、鼓、鲜虞诸部，后肥、鼓为晋所灭，鲜虞为中山，战国时并于赵。
古公亶父避犬戎，文王伐畎夷，《史记》均有记载。穆王征犬戎，《史记》也记其事。唯范晔在上面所录的那段话，除了说“得四白鹿、四白狼”，还说“获其五王”，司马迁却没有说“获其五王”。宣王伐犬戎，《诗·小雅》有记载，诗云：
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六月》）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出车》）
有些人以为《出车》为文王诗，崔述在《丰镐考信录》卷七里力辩其为宣王诗，他说：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也。由是郑、孔以来诸儒之说《诗》者，咸以《出车》为文王诗，南仲为文王臣，而诗所谓王者纣也。余按：春秋之义，奠严于辨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猃狁，则文王当自行，不得但遣陪臣帅师，诗当称王命西伯，不得称王命南仲。今直称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间初无文王者，僭邪乱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且经传记文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之时诗有南仲，大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猃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猃狁。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
四
平王时及东迁以后的西戎与中原的关系，《后汉书·西羌传》说：
后二年（襄公攻戎救周之后），邢侯大破北戎。
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 、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鲁庄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后十余岁，晋灭骊戎。是时，伊、洛戎强，东侵曹、鲁。后十九年，遂入王城。于是秦、晋伐戎以救周。后二年，又寇京师，齐桓公征诸侯戍周。后九年，陆浑戎自瓜州迁于伊川，允姓戎迁于渭汭，东及 辕。在河南山北者号曰阴戎，阴戎之种遂以滋广。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及晋悼公，又使魏绛和诸戎，复修霸业。是时，楚、晋强盛，威服诸戎，陆浑、伊、洛、阴戎事晋，而蛮氏从楚。后陆浑叛晋，晋令荀吴灭之。后四十四年，楚执蛮氏而尽囚其人。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
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分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踰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至贞王二十五年，秦伐义渠，虏其王。后十四年，义渠侵秦至渭阴。后百许年，义渠败秦师于洛。后四年，义渠国乱，秦惠王遣庶长操将兵定之，义渠遂臣于秦。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后二年，义渠败秦师于李伯。明年，秦伐义渠，取徒泾二十五城。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戎本无君长，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际，或从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为藩服。秦秋时，陆浑、蛮氏戎称子。战国世，大荔、义渠称王。及其衰亡，余种皆反旧为酋豪云。
《后汉书》这一段记载，与《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大致相同而比较详细。我们若读《左传》就能明白，在春秋时代戎狄深入中原。《左传·昭公十五年》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又，《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狄之广莫，于晋为都。”
至于秦之于西戎，楚之于南蛮，燕之于东胡，关系都很密切。山戎甚至越燕而伐齐，他们“灭邢，灭卫，灭温，伐晋，伐卫，伐郑，侵齐，侵鲁，侵宋，甚至两次破残京师，诸夏根据地之河南、山东，几于无岁无戎狄之难，其猖獗可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
顾栋高《春秋四裔表叙》曾把各种不同的戎狄分别开来，并指出其所在地，而加以简单的叙述，他说：
戎之别有七：其在今陕西之临潼者曰骊戎，即女晋献公以骊姬者。秦置骊邑，邑有骊山，俱以戎得名。其在凤翔者曰犬戎，盖西戎之别在中国，其先尝攻杀幽王，秦驱逐之，至春秋时种类犹存。闵二年虢公败犬戎于渭汭是也……狄之别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长狄。长狄兄弟三人，无种类；而赤狄之种有六：曰山东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潞为上党之潞县，处晋腹心。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明年并灭甲氏、留吁、铎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广平，铎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种有三：其先与秦同州，在陕西之延安，所谓西河之地。其别种在今之真定、台城、晋州者，曰鲜虞，曰肥，曰鼓。鲜虞最强，与晋数斗争，而肥、鼓俱为晋所灭。盖春秋时，戎狄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诸狄之中赤狄为最，赤狄诸种族潞氏为最。晋之灭潞也，其君臣用全力以胜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遂灭潞。而晋侯身自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稷在河东之闻喜，而曲梁在广平之鸡泽，绵地七百余里。旋复得留吁之属，晋之疆土益远。狄所攘夺卫之故地，为朝歌、邯郸、百泉，其后悉为晋邑。班氏所谓河内殷墟，更属于晋者，盖自灭狄之役始也。然狄之强，莫炽于闵、僖之世，残灭邢卫，侵犯齐鲁，其时止称狄，未冠以赤白之号。其后乃稍稍见于经传，意其种豪自相携贰，更立名目，如汉之匈奴分为南北单于，而其后遂以削弱易制。传云：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求成于晋，此其征也。
顾栋高之说也许有可商榷之处，不过这倒是对戎狄的种别及其所居地区的一个概述。
秦秋时代戎狄在中原的猖獗，照上面所抄录的话来看就知大略。不只戎狄自己侵扰中原，中原诸侯也往往利用戎狄去征伐其他诸侯。如周襄王与戎狄兵共伐郑，就是一个例子。戎狄也与中原通婚，如周襄王娶戎狄女为后。戎狄又与中原诸侯会盟。这就是说，中原与戎狄固时时为敌，然有时也为友，这与诸侯之间为敌为友并没有多大差异。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有人说“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然而在春秋时期，这种说法不能一概而论。戎狄之所以猖獗，固是由一些诸侯引起，戎狄之所以深居内地，也是由此所造成的。
直到战国末年，西边的强秦用了很长的时间与强大的武力，才把大荔、义渠消灭。北边的赵国灭了中山，而秦、赵又各筑长城为塞。戎狄之在中原者，若非远逃塞外，则必同化于中原。于是，从古代到战国的西北的夷夏之争，至此而暂告一段落。
应该指出，我们所注意的少数民族与中原的斗争是在西北一带，故上面所举的例子与所录的史实，皆偏于西北方面。我们对于所谓“东夷”（如淮夷、徐戎）和“南蛮”与中原的关系，还没有说及。比如《尚书·周书·费誓》说：“徂兹淮夷，徐戎并兴……甲戌，我惟征徐戎。”《诗·大雅·江汉》说宣王时“淮夷来求”，又《诗·大雅·常武》说“如雷如霆，徐方震惊”，“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均是与征伐徐戎、淮夷有关的诗歌。这些种族在春秋时代仍见之于史籍，《左传·昭公四年》记淮夷随楚伐吴，徐戎到昭公十四年乃为吴所灭。
南方的楚国，其君长自称“蛮夷”，说明南蛮的势力之广。后来楚同化于中原，而逐渐强盛。又有好多其他民族在楚的边境的东、南、西各方。春秋时，《左传》的《桓公十三年》《文公十六年》均记南蛮之屡叛与役属于楚。战国时楚吴起南并蛮越，版图扩充到洞庭、苍梧。此外，又如濮亦屡为楚患，故楚要作舟师去征濮。
这不过是随便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不只在西北方面，就是西南、东南方面，中原与少数民族也常常接触。至于东北的东胡与中原的关系，也很为明显，我们不必多去举例。故总而言之，中国自古代至战国末年的漫长时期内，中原四周都有少数民族与中原交涉或互相攻伐的例子。
五
所以，历史上中华民族疆域的逐渐扩充，同中原与少数民族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我们说逐渐扩充，只是从整个历史来看，有时像春秋时代或春秋以前，少数民族的势力深入中原内地，使中原的疆域不但不能扩充，反而有些地方还要收缩。但是齐桓、晋文的攘狄，挫其势力。到了战国，各国整军经武，开疆辟土，不只在内地的夷狄远逃的远逃，同化的同化，就是在边境的夷狄，像秦的西边的西戎、赵的北边的北狄，也丢了很大的地方，使中原的版图变得更广大。秦始皇统一天下，不只领有战国各国的土地，而且再事扩张，所以说秦的疆域之大为自古以来未尝有，而为五帝所不及，就是这个缘故。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之后，他对于少数民族最忌的是北边的匈奴，或是当时所通用的“胡”这个名词。传说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亡秦者胡”。秦始皇是很迷信的，他以为这个“胡”就是匈奴。因此，他遂派蒙恬去修筑长城，并用几十万重兵驻在北边，以防匈奴或是防“胡”。但是他想不到所谓“亡秦者胡”，并不是匈奴的“胡”，而是他的儿子胡亥的“胡”。
然而，蒙恬修筑万里长城与带领三十万兵去防胡，有没有作用呢？可以说是有的。匈奴单于头曼可以说是统一匈奴的开国君主，但他终究不是秦始皇的对手。秦始皇修筑长城，驻重兵于边境，头曼不只不敢南下牧马，而且怕蒙恬向他攻击，所以他就逃到漠北去，从事休养生息。秦始皇的防胡政策是有其效用的，虽则这种防御在人力、物力上都消耗巨大。
到了始皇死后，其长子扶苏与蒙恬都被杀死，不久陈胜、吴广揭竿起事，天下又乱起来，而秦不久也灭亡。此后，刘邦与项羽同时争取统治天下，经过的时间不出七年，刘邦又统一天下，而建立了汉朝。
蒙恬死后，秦又灭亡，北边的匈奴又南下到长城附近一带。在楚汉争雄的时候，项羽、刘邦都没有时间去理会匈奴。但到了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匈奴在冒顿的统治之下，不只大大强盛起来，而且成为汉的劲敌，时时在汉的边疆为患。韩王信在马邑被匈奴包围，结果是韩王信投降。匈奴得了韩王信，又遣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汉高祖做了皇帝不久，就遭遇这种失败，当然不能容忍，所以他就带了三十余万兵去伐匈奴，结果又被匈奴包围起来，困于白登七天。最后是用计诱说单于的阏氏，也就是单于的妻子，去说服单于给他逃跑的出路。这是一种耻辱，后来还要把宗室女嫁给单于为妻，送了很多很好的礼物，才能使单于少去扰乱汉的边境。
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她是一个野心很强的妇人，可是匈奴单于在给她的信里极度侮辱她，但她也没有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再次和亲与赠送礼物。到了文帝的时候，其所用以对付匈奴的政策表面看起来是又硬又软，其实是似硬实软，又和亲，益送礼。然而，匈奴并不因此而停止南下。文帝的目的大致是防备，而没有去攻击匈奴的意图，所以匈奴愈来愈凶。文帝十四年那一年，匈奴大举入寇，文帝虽然用了十万兵去防御，然而匈奴在塞内留了月余然后离去，而且只有汉朝一方损失，他们没有损失。到景帝的时代，同样以和亲和送礼去对付匈奴，但是患难不只是少数民族。内部的吴、楚欲造反，而赵王还使人入匈奴，想用匈奴的势力去反抗朝廷。虽然后来内乱平了，然而匈奴为患于汉也不见停止。
武帝即位之后，最初还是用和亲与送礼去“约束”匈奴。但是在武帝的心中，这个劲敌绝不是用和亲与送礼就能屈服的。而且，他回看自高祖到景帝的数代中，忍受匈奴的侮辱是太多了，这样下去匈奴的势力既不会消减，可能愈要增长。这样一来，其对于汉的侵略将要更甚，而汉所受的耻辱将要更多。何况匈奴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和亲本来是结作亲家，然而亲家最终又是冤家，送礼一次又一次，所费也并不少。所以，他一反吕后、文帝、景帝的做法，而转守为攻，也可以说是以攻为守。他最初还不敢或不愿意公开地去攻击，而用计去诱致匈奴，伏兵三十万，希望避免与匈奴正面开战，而偷偷地打败它。但是，在这个计谋实现之前，匈奴已经发觉。汉兵既无所得，而参加这个计谋的将军王恢却被斩首。司马迁在其《史记·匈奴列传》里告诉我们：“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自然，这并不是说汉与匈奴的关市完全断绝，因为汉既乐于交易，匈奴也贪汉财物。然而，用和亲和送礼去约束匈奴的方法是难行得通了。汉武帝既不想像他的祖宗那样尽力去争取讲和，就积极准备去征伐匈奴。从此，汉胡之间剧烈战争的序幕就拉开了。
我们应该指出，武帝不只注意攻打北方的匈奴，他又积极争取联络西域各国，以“断匈奴右臂”。此外，他又去平定西南、南方与东南的民族。在此，我们且先把汉初尤其是武帝时在西南、南方及东南几方面经营的情况，加以简略的说明。《史记·东越列传》指出，武帝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天子。武帝虽觉得初即帝位，不欲发兵郡国，但同时却遣庄助发兵浮海救东瓯，兵没有到，闽越引兵而去。武帝又答应了东瓯的请求，徙东瓯的人民到江淮之间。建元六年，因为闽越击南越，武帝又遣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兵未踰岭而闽越王之弟余善杀闽越王而降汉。后来又因余善反叛，又加以征伐，东越、闽越既降，据《史记·东越列传》载：“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史记·南越列传·尉佗传》说：“高帝已定天下……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史记·西南夷列传》指出，武帝采纳了番阳令唐蒙及蜀人司马相如的意见，通西南夷。到了元狩元年，武帝又采纳了张骞的提议，从西南夷去通西域：“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夷，“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后来，武帝听了公孙弘的话，罢西夷，但同时置了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至于因张骞提议而遣使从西南夷打通身毒、大夏的计划，虽也没有成功，但《史记·大宛列传》仍说“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这说明通大夏虽没有成功，但结果能与滇交通，也是向西南发展的一种成就。
武帝经营东南、南边及西南，是符合他向外发展的政策的，这样不但使他无后顾之忧，而且可以实现他大规模向西北发展的计划。至于他听了张骞的话，而欲从西南通身毒、大夏，则是他要达到打败匈奴、交通西域的大计划中的一个策略罢了。
汉武帝经过二十年的经营，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击败匈奴，而始占领河西走廊，汉朝的版图因而向西扩充到玉门关。西南通了云南，北方以长城为界，东边、南边可以说都至于海，这不只五帝所不及，就是秦始皇也不及，这真是自古以来未尝有了。然而这种疆域的扩张，又是与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斗争的历史分不开的。
六
武帝之所以能这样向四方发展，虽然与他志败匈奴以及好大喜功有关系，然而这也是有其历史条件的。自汉高祖统一天下到武帝即帝位有六十年，六十年中匈奴虽不断为边患，然而始终没有深入内地。高帝时他们攻太原，下晋阳，文帝时到了雍甘泉，是比较深入的。然而匈奴在塞内的时间较短，而且只是在西北的一角。人民经过春秋战国的紊乱，又苦于秦的苛政，汉建国后有了六十年的休养生息，财富和人口都增加了，有了丰富的人力与物力，作为汉朝向外发展的基础。此外，通西域以至向南边发展，也是希望打开交通路线，使国内的物产珍品可以向外推销，同时也使国外的物产珍品能够输入汉地。
所以，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不只是有其主观的条件，而是有其客观条件的。其实，这种客观条件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不只限于汉兴以来的六十年，而且可以再向上追溯。因为虽然说“天下苦秦”，然而秦的统一也是这个客观条件的一个阶段。虽然在春秋战国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互相争伐，然而春秋战国也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汉是继承了秦的基础，秦是建立在战国的基础之上。假使没有燕、赵、齐、楚去抵抗边族，开疆辟土，而都要秦自己去做这些事，历史的发展可能就有了变化。正如所谓秦始皇的万里长城，是在战国时期北方诸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长城不只是秦所修筑的，也不是短时间内就能修筑起来的，秦以前的劳动人民已修筑了不少，秦始皇时使其连接起来。汉武帝时又从事修建，而且又向西发展，发展到甘肃的西北，到额济纳河流域。长城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的一个缩影，历史是有其客观条件的，这也就是历史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