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在前面已略述西域诸国的历史，做了一个纵向的鸟瞰。在这一章里，我们要把西域诸国的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其国家与人民的问题稍加解释。这也可以说是多少偏于横向的观察。自然，所谓纵向与横向的区分，也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起见。事实上，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不容易区分开。所以，叙述纵的方面时，也不能不说到横的方面，而说到横的方面又不能不连及纵的方面。
《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给文帝的书中说：“（匈奴）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若照这段话的字面来说，“其旁二十六国”加上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就是三十国。同时，既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好像是说这三十国与匈奴都是引弓的国。可是除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四个国家，其他的二十六国是哪些国家，我们就无从知道了。
《史记·大宛列传》记有下列各国：在葱岭以东的为楼兰、姑师、乌孙、于阗、扜罙；在葱岭以西的为大宛、 潜、大益、苏薤、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在这些国家中，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的说的比较详细，如大宛、乌孙，有的说的相当简略，有的只提到名字而已，如黎轩、 潜。
我们还要指出，冒顿所征服的西域的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大致都是在葱岭以东。葱岭以西的大宛、康居之为匈奴所役属，当是后来的事情。所以在冒顿的时代，匈奴的势力不见得伸张到葱岭以西。至于司马迁记载的西域诸国，主要是张骞及其所遣的使者所到过或所认识的，大多数是在葱岭以西，而不是葱岭以东。在葱岭以东的，只有上面所举出的楼兰、姑师、乌孙、于阗、扜罙。扜罙应该是《汉书》所说的“扜弥”或《后汉书》所说的“拘弥”。《大宛列传》认为苏薤是在大宛之东，其与扜罙排列在一起，好像也是在葱岭以东。但这个“苏薤”大概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说康居五小王中的第一个“苏”。颜师古认为，“音下戒反”，与薤同音。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说“康居小王苏薤”，所以苏薤就是苏。苏薤既为康居小王，应在葱岭以西，不应在葱岭以东。
司马迁的《大宛列传》叙述葱岭以西的国家多于葱岭以东的国家，其原因如上面所说，张骞及其使者所到过或所认识的西域诸国多在葱岭以西。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很多都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汉朝无法与之通使。所以在司马迁的时侯，中国人对于较远的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知之较多，而对于较近的葱岭以东诸国反知之较少。连在塔里木盆地西南的于阗与扜罙，张骞好像都是通过葱岭以西诸国的人们而认识的。
二
《汉书·西域传叙》说：“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所谓“三十六国”究竟是哪些呢？徐松述荀悦《汉纪》列之如下：婼羌国、沮沫国、精绝国、戎卢国、渠勒国、皮山国、乌耗国、西夜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捐毒国、桃槐国、休循国、疏勒国、尉头国、乌贪国、卑陵国、渠类谷国、郁立师国、单桓国、蒲类国、西沮弥国、劫国、狐胡国、山国、车师国、扜弥国、于阗国、难兜国、莎车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徐松补注说：“按荀氏所说国名与《汉书》异，卑陵即卑陆，渠类谷即卑陆国，所治之番渠类谷误数为国。”传言三十六国在乌孙之南，则乌孙不在其中。
我们要指出，荀悦所举的三十六国中，山国有了两个，乌孙若不加入只有三十五国，所以乌孙应加进去，且这三十六国都在葱岭以东。徐松自己拟了三十六国的名单如下：婼羌国、楼兰国、且末国、小宛国、精绝国、戎卢国、扜弥国、渠勒国、于阗国、皮山国、乌秅国、西夜国、子合国、蒲犁国、依耐国、无雷国、难兜国、大宛国、桃槐国、休循国、捐毒国、莎车国、疏勒国、尉头国、姑墨国、温宿国、龟兹国、尉犁国、危须国、焉耆国、姑师国、墨山国、劫国、狐胡国、渠犁国、乌垒国。这三十六国中有了大宛，可是康居、大月氏又不在内。班固所说的“三十六国”既没有列举出来，荀悦、徐松所列举的大部分又是相同的，然而他们所列举的是不是班固心目中的“三十六国”，却是一个问题。
班固说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怎样分为五十余国，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车师分为车师前国与车师后国，同时又分为天山以北六国，这就是卑陆前国、卑陆后国、蒲类前国、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此外又如乌贪訾离国，也是后来新立的国家。然而总共不过增加了八个国，三十六国变为四十四国。若照荀悦的名单则都在葱岭以东，若照徐松的名单，则除大宛外其余也都在葱岭以东。
班固《汉书·西域传》所立传的国家共五十三国，今列之于下：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西夜、蒲犁、依耐、无雷、难兜、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康居、大宛、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乌贪訾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
在这五十三国中，西夜与子合并为一国，《后汉书·西域传》中曾有这两个国。若把子合与条支加进去，则总共为五十五国。《后汉书》说：“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上面所列的五十五国，也许就是范晔所说的五十五国。
我们若把《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后汉书》的《西域传》中所列的或所提及的西域诸国合起来，则其数目不止五十五个。除了上面所列五十五国，还有以下诸国：第一，在葱岭以东有德若国，这个国家见于《后汉书·西域传》；第二，在葱岭以西有立传的有大秦（黎轩）、高附、天竺、东离、栗弋、严国、奄蔡；第三，在葱岭以西而没有立传的有 潜、大益、大夏、阿蛮、斯宾、于罗、蒙奇、兜勒；第四，在大宛的东北而数见于《史记》《汉书》之《匈奴传》的有丁零、坚昆、呼揭、伊列、乌禅幕。
以上四类总共二十一国，加上五十五国共七十六国。这七十六个国家可以分为三类，一为葱岭以东各国，二为葱岭以西各国，三为大宛东北各国。第一类又可分为南道诸国与北道诸国。属于南道的如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西夜、子合、德若、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共十八国。属于北道的如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乌贪訾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国、东且弥国、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共三十一国。第二类为大宛、康居、 潜、大益、罽宾、大夏、大月氏、乌弋山离、安息、奄蔡、严国、栗弋、高附、天竺、东离、条支、阿蛮、斯宾、于罗、蒙奇、兜勒、大秦，共二十二国。第三类为丁零、坚昆、呼揭、伊列、乌禅幕。
西域诸国又可以分为行国与居国，在班固所举出的五十三国中，如婼羌、鄯善、西夜、大月氏、康居、桃槐、休循、捐毒、尉头与乌孙等十国为行国，乌垒、渠犁不清楚，其余四十一国皆为居国。
三
荀悦所举出的三十六国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小国，第二类为大国。小国为婼羌、且末、小宛、精绝等二十七国，大国为扜弥、于阗、难兜、莎车、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属于第一类者也有大小之分，小者七百户，大者千户。属于第二类者也有大小之分，小者千余户，大者六七千户。
其实，在班固所列的五十三国中，小者如乌贪訾离，只有四十一户，二百三十一口，胜兵五十七人。又如车师都尉国，只有四十户，三百三十三口，胜兵八十四人。大者如乌孙，有十二万户，六十三万口，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在西域诸国中，尤其是在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中，乌孙的人口可以算特别多。在西汉时，龟兹的人口有八万余，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是天山以南的西域诸国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他诸国少的数百，多的一二万至三万左右，胜兵少者数十，多者数千，小国占了绝大多数，各国人口和军队的平均数目都十分有限。
可是这些国家在战争时往往发动数万兵，例如班超发于阗诸国兵两万五千人攻伐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兵五万人去救莎车，双方兵力总和达到七万五千人。温宿、姑墨、尉头在《后汉书》中没有传，《汉书》说温宿胜兵四千五百人，姑墨胜兵四千五百人，而尉头胜兵八百人，龟兹有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总共不过三万八百七十六人。在东汉时，这四个国家的人口、胜兵是不是有所增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些小国就算增加也不至于增加很多。至于天山南路，小国更多，于阗在西汉时只有胜兵三千四百人，东汉时有一个时期强盛起来，其王广德也曾发动诸国兵三万去攻伐莎车。后来班超攻伐龟兹时发动了七万多兵，这些数字都很大，所以我们免不了有些怀疑，《汉书·西域传》所载各国的人口、胜兵的数目是否属实。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怀疑，是因为这些数字大概是根据官方的报告，也就是西域都护或其所遣到各国的官吏的报告。西汉方面想了解西域诸国的户口、胜兵数，目的大致有二：一是要知道有多少胜兵，以便有急事时可以发动他们去保卫或征伐某个地方；二是可能也要他们按照人口而供给赋税。但是，西域诸国是不会愿意提供真实的报告的。可能他们想要减轻负担，所以报告的数目就会减少，官吏就只根据这种虚报而呈上去，班固也就照样记录下来。可是事实上，各国的户口、胜兵不止这个数目，所以在真正需要兵力的时候，能够发动的人数比报告的人数要更多。
我们的这种推论不一定对，但这是个问题，值得我们在这里提出来。
四
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那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记西域诸国与中原或汉都护所在地，及其相互之间距离之里数的准确性。我们在说西域交通的概况时，当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其所记载的里数有错误。关于这一点，徐松在其《汉书西域传补注》里曾指出来，我们且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
“鄯善国……去阳关千六百里。”补注引《魏书》曰：“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
“乌秅国……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补注曰：“皮山之去长安已万五十里。乌秅远于皮山，不容去长安反近，疑有误。”
“安息国……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补注曰：“传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今二国去长安里数正同，当有误字。”
“大月氏国……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补注曰：“据改定龟兹里数积算，大月氏当去长安一万二千二百一十二里。”
“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补注曰：“据下去都护里数，当作去长安一万二千七百八十八里。”
“大宛国……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补注曰：“据改定龟兹里数积算，去长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二里。”
“休循国……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补注曰：“据改定龟兹里数积算，当作去长安一万六百二里。”
“捐毒国……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补注曰：“据改定龟兹里数积算，当作去长安一万三百四十二里。”
“莎车国……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补注曰：“据蒲犁去长安减之，当作去长安八千八百十里。”
“疏勒国……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补注曰：“疏勒远于莎车五百六十里，此五十当作七十。”
“尉头国……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补注曰：“据改定龟兹里数积算，当作去长安九千二十八里。”
“姑墨国……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补注曰：“据改定龟兹里数积算，当作去长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
“温宿国……去长安八千三百五十里。”补注曰：“当作去长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
“龟兹国……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补注曰：“据改定里数，当作去长安七千七百八十八里。”
“尉犁国……去长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补注曰：“据郑吉从尉犁至长安，是正当乌垒孔道，去长安当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
“危须国……去长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补注曰:“以去都护里数计之，当作去长安六千七百三十八里。”
“焉耆国……去长安七千三百里。”补注曰：“以去都护里数计之，当作去长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
“车师前国……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补注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去长安八千一百七十里，则交河城去长安八千二百五十里。”
“车师后国……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补注据《后汉书》曰：“务涂谷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按《郡国志》云，洛阳西至京兆尹九百五十里，以此减之，则去长安当作八千六百七十里。”
天山以北的几个小国，徐松在补注中也指出其里数的错误。如蒲类国、西且弥国距离长安的里数相差有千余里。徐松补注中所举出的错误，是各国到长安之距离互相比较而得到的，至于改正这种错误之后是否还有错误，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古代的计算方法很简陋，没有精确的仪器，而且所走的路线有时也免不了有所改变，故其里数不准确是意料中的事。但是有的错误太不合理，比如大月氏与安息到长安都为一万一千六百里，但又说大月氏西至安息要行四十九日，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错误。
上面所举出的里数错误，在现代既然有了计算里程的精确仪器，本来可以改正过来。然而问题并不在此，因为史书所记载的好多西域诸国的都城究竟在什么地方，往往难于确定。而且，同时我们还要知道，当时的人们所走的路线是经过什么地方，假使我们对于目的地和所经过的地方无法确定，那么我们就无从计算。两汉西域各国的好多都城的所在地现今不易考证，而当时的使者所走的路线往往又难于确定，要想改正其所说的错误里数是不容易的。
五
我们应该指出，尽管《史记》《汉书》《后汉书》关于西域诸国情况的记载有不少缺点，然而遍观世界各国的史料记载，关于中亚细亚尤其是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的史料中最多的就要算中国的。其实，如果没有中国史书的记载，则两汉时代西域与匈奴的历史就会变成空白。所以，要想研究这个时代的西域诸国与匈奴，不用中国史书所提供给我们的材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我们的祖宗能够留下这么宝贵而丰富的材料呢？我们可以说，这与不怕艰难和危险而投身异国的许多人所带来的知识是分不开的。他们在西域的活动与见闻，成为我们研究西域的资料。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根据张骞及其随从的报告，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是根据班勇的记述，班固上承司马迁的记载，同时又把西汉一代有关西域的资料搜集起来，遂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最为丰富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