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这一章里，我们要很简略地说明印度与欧洲的文化对西域诸国的影响。虽然在两汉时代，印度与欧洲也是在广义的“西域”范围之内，但是在文化上，它们却各有其特殊的地方，各成系统。而在许多方面，它们的文化对于其他的西域诸国都有显著的影响。所以，我们愿意在这里做一个很简略的解释。
印度的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一大支流，同时，其与欧洲文化也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加以注意的是，对于印度文化的宗教尤其是佛教，西域诸国之接受比中国还要早。所以，早期佛教之输入中国，多是间接地从西域诸国转移过来。这主要是由于西域诸国与印度在地域上较为接近，同时也可能是因为西域诸国的文化较低于中国，所以接受外来的东西弹性较强，而其惰性的阻力也较少。所以，西域诸国在两汉时代尤其是东汉时代，其印度化的程度比中国要深得多。
佛教产生于印度中部，后来逐渐普及到印度全境，又逐渐流传到安息、大月氏、康居、罽宾及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佛教之所以流传很广，与阿育王派遣宣道师到各处宣传佛教有很大的关系。在宣道师中据说有一位叫作末阐提，被派到迦湿弥罗与健驮罗（犍陀罗）。另有一位叫作大勒弃多，被派到印度西北的叟那世界，也就是古代希腊人征服中亚细亚后而占据的地方，康居、安息便在这个范围之内。
据传说，末阐提到了迦湿弥罗与健驮罗之后，曾说服当地国王归皈佛法，此外还感化了好多人。大勒弃多的传教事业也很成功，因他说教而信仰佛教的有十多万人。这虽然是一种传说，但是阿育王既派了好多僧徒到各处传教，又派人到这些地方，所以佛教在这些地方逐渐发达起来。
迦湿弥罗就是《汉书》《后汉书》中所说的“罽宾”，位于喜马拉雅山的西麓，四面有山。后来虽为塞族所占领，但是塞族的文化不见得很高，占领之后反而受了当地文化的影响。这个地方既与印度接近，其文化系统是属于印度的。我们读《汉书》关于罽宾的风俗习惯的记载，就很容易明白这一点。
“健驮罗”这个名词并未见于《汉书》与《后汉书》，但其疆域大致包括今日的阿富汗南部及印度河上游的印度北部。这是大月氏所居的地方，也是其首都所在的地方。在大月氏至葱岭以西而占有其地之前，这里为大夏所统治，早已有了希腊文化的色彩与传统。所以后来所谓的犍陀罗文化，实乃印度与希腊文化的混合品。
在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中，受佛教影响最大的要算安息、康居、罽宾、大月氏这几个国家。安息、康居可以说是在所谓“叟那世界”的范围之内，大勒弃多既是阿育王派到这个地方的宣道师，那么这个地方佛教的发展是始于阿育王的时代，也就是在公元前3世纪。但是也有人说，安息、康居的佛教可能是由大月氏转而输入的。安息在大月氏之西，而康居在大月氏之北，大月氏比较接近印度，所以这个看法也是有可能的。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所要指出的是，安息、康居在佛教传入之前虽受了希腊与波斯文化的影响，但是佛教传入之后，其印度化的程度似也不浅。我们只需看西域的佛教僧人之到中国宣传佛教与从事翻译者多为安息与康居人，就能了解这一点。在东汉时，安息有安世高与安玄，而康居有康巨与康孟详，大月氏在这个时候也只有两位，而天竺只有一位。三国时安息有昙无谛与安法贤，康居有康僧会，而大月氏、天竺各有两人。
罽宾在汉代的印度化，在葱岭以西诸国中好像是程度最深的，其原因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在地理上与印度接壤，另一方面是因为固有文化本来不高，又不像安息、康居、大月氏所居的地方早有希腊、波斯文化的基础，所以接受外来文化较为容易。《汉书·西域传》“罽宾”条说：“其民巧，雕文刻镂，治宫室，织罽，刺文绣，好酒食，有金、银、铜、锡，以为器。”这种文化也可能是印度化以后而产生的。
“罽宾国广崇佛教，其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彼因立浮图，以石构成，高百尺，道俗虔恭，异于殊常。寺中有佛顶骨，亦有佛发，色青螺文，以七宝装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内有释迦菩萨幼年龀齿，长一寸。次其西南有王妃寺，寺有金铜浮图，高百尺。其浮图中有舍利骨，每以六斋日夜放光明，照烛绕承露盘，至其达曙。”这说明佛教在罽宾的发达。罽宾曾为大月氏的贵霜王朝所征服，贵霜王朝对于佛教极力提倡，使大月氏成为佛教的中心。
二
贵霜王朝的国王中提倡佛教最力的，据说是迦腻色迦王。迦腻色迦王的名字没有见于《汉书》与《后汉书》。关于他在位的时间，学者意见很不一致，为了这个问题而讨论的文章也很多。照一般人的意见，他在位的时候约相当于东汉明帝至安帝时，也就是公元1至2世纪。据说曾攻打班超的大月氏副王谢，就是迦腻色迦所派遣的副王。很奇怪的是，班勇记载了大月氏两个贵霜王的名字，范晔曾录入《后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但是他对于迦腻色迦却没有提及。
迦腻色迦不只是一位热心提倡佛教的人物，也是一位英武的人物。他除了统领大月氏的其他翕侯，还统治其他的旁国。他的疆域大致上西北至印度河的西部，东至罽宾，北至康居，南至天竺。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佛教无疑得到普及。《法显传》“佛楼沙国”条说：“昔月氏王大兴兵众，来伐此国，欲取佛钵。既伏此国已，月氏王笃信佛法，欲持钵去，故兴供养。供养三宝毕，乃校饰大象，置钵其上，象便伏地，不能得前。更作四轮车，载钵，八象共牵，复不能进。王知与钵缘未至，深自愧叹，即于此处起塔及僧伽蓝，并留镇守，种种供养。”
这个王是不是迦腻色迦呢？有些人说，这是《后汉书》所说的丘就却，不是迦腻色迦。玄奘《西域记》“迦毕试国”条说：“大城东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蓝，僧徒三百余人，并学小乘法教。闻诸先志曰，昔健驮逻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降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暑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春秋止健驮逻国。故质子三时住处，各建伽蓝。今此迦蓝，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诸屋壁图画质子，容貌服饰，颇同中夏。其后得还本国，心存故居，虽阻山川，不替供养。故今僧众，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兴法会，为诸质子祈福树善，相继不绝，以至于今。”这很清楚地说迦腻色迦是一位武功远服，皈依佛法的君主。法显所说的那位大月氏国王也是这样一个人，是否同为一人，是很值得研究的。
迦腻色迦虽然是一位热心提倡佛教的君主，但似乎只是在其晚年。但《西域记》说：“迦腻色迦王以如来涅盘之后第四百年，君临膺运，统赡部洲，不信罪福，轻毁佛法。”为什么到了晚年，他又崇奉佛教呢？据说，迦腻色迦王曾“畋游草泽，遇见白兔”，独自奔逐，忽然不见。后来看见“有牧牛小竖于林树间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问其所为，牧竖告诉他，释迦佛的预言说：“当有国王于此胜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内。”牧竖说完之后也不见了。于是迦腻色迦“因发正信，深敬佛法”。
这样解释迦腻色迦由反对佛法而崇敬佛法是否如实，不得而知，但是从迦腻色迦的钱币看来，最初发行者还有希腊、波斯以至印度的其他各种神。到了后来，才铸造释迦牟尼之像。这说明，他起初是不信佛教或不只信佛教，而也信其他各种神教，到了后来才深信佛教。
关于迦腻色迦有好多故事，《大毗婆沙论》卷百十四《顺现法受业》中录了下面一件事：“昔健驮罗国迦腻色迦王，有一黄门恒监内事，暂出城外，见有群牛，数盈五百，来入城内。问驱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将去其种。于是黄门即自思忖，我宿恶业受不男身，今应以财救此牛难。遂偿其价，悉令得脱。善业力故，令此黄门即复男身。深生庆悦，寻还城内，伫立宫门。附使启王，请入奉觐。王令唤入，怪问所由，于是黄门具奏上事。王闻惊喜，厚赐珍财，转授高官，令知外事。如是善业，要待相续，方受其果。”
迦腻色迦王信教之后，励行善业，修筑佛寺，并且召开了几次会议，召集众多僧众讨论佛法。他为什么要召开这种会议呢？玄奘《西域记》说：“（迦腻色迦王）机务余暇，每习佛经，日请一僧入宫说法。而诸异议，部执不同，王用深疑，无以去惑。时胁尊者曰：‘如来去世，岁月逾邈，弟子部执，师资异论，各据闻见，共为矛盾。’时王闻已，甚用感伤，悲叹良久，谓尊者曰：‘猥以余福，聿尊前绪，去圣虽远，犹为有幸，敢忘庸鄙，绍隆法教，随其部执，具释三藏。’胁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资福祐，留情佛法，是所愿也。’”玄奘还指出，其所召集的要员共有四百九十九人，这些人对于佛经有过深刻的研究，他们集会起来，互相讨论。这对于佛教教义的阐明与宣扬，都有很大的效果。
在迦腻色迦的极力提倡之下，犍陀罗成为佛教的中心，小乘论师如世友、法救、胁尊，大乘论师如无著、世亲都是在犍陀罗产生的。这个地方作为佛教的中心有几百年之久，即从佛灭后五百年至九百年，从大月氏输入中国的经典都来自这个地方。
犍陀罗不只在佛教方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在文化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在雕刻、建筑、绘画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地方原来是印度与欧洲文化的汇集地，在迦腻色迦的时代，又大量传入西方文化，特别是艺术方面。所以，犍陀罗的雕刻、建筑、绘画是希腊、罗马与印度多种文化的混合品，而成就一种新体系，这就是所谓的犍陀罗艺术。直至近代，谈佛教艺术者犹很重视犍陀罗艺术，有好多人还认为佛教教理也受过欧洲思想的影响。这也是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无法在这里讨论。
三
上面是略谈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的佛教化或印度化，我们现在来说明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的佛教化或印度化。
在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中，于阗的佛教化及印度化最值得我们注意。于阗与迦湿弥罗只隔一山，且曾与大月氏有过关系。《汉书·西域传》“罽宾”条虽指出到罽宾的路途十分危险，但其与罽宾也曾有过关系。于阗位于天山南道要冲，与罽宾或迦湿弥罗相近，故佛教传入于阗较早。据说，在公元前82年，佛教已传入于阗。有些人认为，玄奘所说的“瞿萨旦那”为梵语音韵的转化，所以于阗的国名已经梵化。这种说法是否可靠，却是一个问题。但于阗既接近印度，其文化的各个方面受过印度的影响是不足怪的。在近代考古学者在和阗所发掘的古物中，有一些公牍、契约、账薄是用梵文写的。此外又有一种文字极似西北印度的古代语言，这是公元3世纪时这些地方日常行政所使用的语言，这就是尼雅所发现的丰富的佉卢文材料。这种文字为纪元前后数世纪中犍陀罗塔克希拉所特有的文字，而这种文字的传入，又可以说与佛教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佛教输入于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说：“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
二百多年后，玄奘也有同样的记载，不过他所记的较为详细。玄奘指出，这位比丘毗卢旃来自迦湿弥罗。虽然这是一种传说，但也给我们以暗示，于阗的佛教是来自与其接近的迦湿弥罗。佛教输入于阗的时间，有些人认为是在阿育王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有些人认为是在公元前1世纪初期，大致说来，后一说较为可靠。但毗卢旃是否为第一个将佛教传入于阗的人，却是一个问题。
于阗可以说是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中佛教传入最早的国家，也许是因为有历史记载的关系，于阗的佛教也较为繁盛。所以在三国时代，朱士行曾到于阗求经。释慧皎《高僧传》记载他到于阗求经说：“朱士行，颍川人，少怀远悟，脱落尘俗，出家已后，专务经典。昔汉灵之时，竺佛朔译出《道行经》，即小品之旧本也。文句简略，意义未周。士行尝于洛阳讲《道行经》，觉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每叹曰：‘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得梵书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饶，送经梵本还归洛阳……士行遂终于于阗。”
一百四十年后，法显到了这个国家。《法显传》记于阗的佛教发展情况说：“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僧众数万人，多学大乘，皆为食众。”又说：“其国中十四大僧伽蓝，不数小者，从四月一日，城里便扫洒道路，庄严巷陌。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采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重，最先行像。离城三四里，作四轮像车，高三丈余，状如行殿，七宝庄校，悬缯幡盖，像立车中，二菩萨侍，作诸天侍从，皆以金银雕莹，悬于虚空，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着新衣，徒跣持花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花烧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采女遥散众华，纷纷而下，如是庄严供具，车车各异，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自月一日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讫，王及夫人乃还宫耳。”他又指出，在食堂中，三千僧人共揵搥食，这都可以说明于阗佛教的盛况。虽然这里所说的盛况是在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然而于阗的佛教之传入既很早，礼佛盛况可能由来已久。
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的佛教，在南道是以于阗为中心，而在北道则要以龟兹为中心。有人认为，佛教之传入龟兹也是在阿育王时，这不一定可靠。龟兹离迦湿弥罗较远，佛教之传入当在传入于阗之后。魏晋时代的僧人帛延，据说是龟兹王的世子。又如帛尸梨密与帛法矩，也有人认为他们是龟兹人。至于东晋建元二年（公元344年）生于龟兹的著名僧人鸠摩罗什，曾到罽宾等国留学十多年，后来到了中国，在翻译佛典上有很大的贡献。
此外又如疏勒的高昌，在隋唐时成为佛教繁盛的国家，虽然其发达的时间较迟，然其渊源当在东汉初期。在东汉后期，佛教经葱岭以西诸国传入中国。南道的疏勒、于阗较近于迦湿弥罗，故佛教之传入于阗也较早。龟兹、高昌在北道，北道开通之后，来往于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人与汉人也多取北道。佛教既从此而入中国，则对于北道诸国不会没有影响。
四
上面是说明印度文化对西域诸国的影响，我们现在来谈谈欧洲文化对这个地方的影响。
葱岭以西的西域的好多地方，在亚历山大征服之前曾为波斯人所统治。波斯的文化确与希腊文化有不同之处，但也曾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波斯人统治葱岭以西的西域好多地方的时候，希腊文化的不少成分已与波斯文化混杂。而后来，到了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人所占据的地方之后，又建立了许多新城市。亚历山大的势力既南至印度，北至康居，而东至大宛、大夏，这些地方在这个时候以及公元前2世纪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大夏到了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虽为大月氏所征服，然而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张骞到大月氏的时候，大夏还未全部为大月氏所占领。《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条说，大月氏“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后来，张骞还想从四川、云南一带而通大夏，到了公元前115年他到乌孙时，他又遣副使到康居、大夏、大月氏诸国。这说明这个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方，在公元前2世纪末还未完全灭亡。
不仅如此，大夏的一部分地方虽为大月氏所占领，但是大宛、康居诸国也还存在。那么，这些国家既也曾为亚历山大所征服而有了希腊文化的色彩，希腊文化在这些地方的势力仍然很大。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指出，自大宛以西，其人皆深目高鼻，语言、风俗大致相同。这些人虽不见得都是希腊人，但是在希腊人来到这些地方之前，既已有了波斯人带来的希腊文化，那么希腊人征服了波斯人，希腊文化又传播到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希腊化的程度应该更深。
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安息崛起之后，希腊、罗马与中亚细亚的交通虽为安息所阻隔，使欧洲的希腊人不容易与其中亚细亚的殖民地交通，但是大夏、大宛、康居的希腊人既然还居于统治地位，则希腊文化在这些地方不会因之而消亡。
而大月氏占领大夏一部分土地之后，也必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大月氏本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到了大夏之后，见其地肥饶而志安乐。这就是说，从行国而变为居国，其生活方式已逐渐改变，而且也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大月氏之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可由迦腻色迦王所铸的钱币来说明。在这些钱币上，所用的文字是希腊文字。钱币既用希腊文，则希腊文必用于其他地方，而且除了希腊文，其他方面的文化也会受希腊的影响。我们推论，大月氏自己的文化本来既较低，到了大夏之后，大体上是逐渐希腊化，文字固然用希腊的，其他方面文化也采用希腊的。到了后来受了佛教的影响之后，希腊文化的色彩才逐渐减少，而印度文化的色彩却逐渐浓厚。
近代学者在贵霜王朝所统治的地方中，曾找到迦腻色迦的钱币。他们推论，在那个时候，中国与叙利亚诸国的丝业贸易很发达，从于阗西至西北印度，而至于波斯湾，可能都用迦腻色迦所铸的钱币以交易。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在那个时候，希腊文在这些地方必定还是一种通用的文字。所以迦腻色迦将其刻于钱币之上，使之能够行于中亚细亚以至叙利亚各地。因为希腊文不只在安息之西很盛行，就是在安息的初期，其王的钱币也深受希腊美术的影响。
而且，在这个时候，罗马货币也传到中亚细亚来。在贵霜王朝的领土内发现的文物中有一金筒，里面除了有迦腻色迦王的钱币，还有朱理亚·凯撒、马可·安敦尼、奥古斯都的钱币。这也就说明，希腊、罗马文化仍在这些地方不断地流传。
佛教之传入大月氏，虽然逐渐冲淡了希腊文化的色彩，但是作为佛教中心的犍陀罗，像我们在前面所说，在雕刻、建筑、美术各方面都深受希腊、罗马的影响。犍陀罗文化之所以自成一个系统，就是因为融合了希腊与印度的文化，而另有风格。近年在白沙瓦附近发掘出的当时的许多遗物，都是关于佛传故事的雕刻和石像，而这些大都是取自希腊艺术的形式。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最有成绩的要算格鲁威德尔（a. grünwedel）与福色尔（a. foucher）。
此外，我们也可以从钱币上了解佛教势力膨胀前的贵霜王朝时代的宗教信仰，体现在早期以至后来的钱币上有了古代希腊的各种神，如赫叩利斯（hercules）、希利俄斯（helios，也就是太阳神）以及塞利尼（selene，也就是月神）。钱币上有了这些神，说明贵霜王及其民众是崇拜这些神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宗教上受了希腊的影响。《史记》《汉书》的《匈奴传》告诉我们，匈奴人也拜日月。大月氏在敦煌、祁连间，是否受了匈奴崇拜日月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到了葱岭以西之后，却受了希腊人的影响，崇拜日神、月神与其他的神。
安息建国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安息的崛起是希腊势力在这个地方衰败的表现。在好多方面，安息人对于希腊的文化还有了一种反感。然而，在安息统治的疆域之内，好多希腊的城市，也就是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所建的城市，仍然继续存在。这些城市有了自治权，有的差不多是完全独立的，所以希腊文化并不因希腊人失去了统治权而消亡。
希腊文化在安息的力量之大，表现在下面一件事上。安息第二位国王特利达提斯（tiridates）时，安息人不太喜欢希腊人所建的黑开托披罗斯（hecatompylos）为他们的首都，因为这个地方不只是希腊文化的中心，而且大部分居民都是希腊人。这位著名的国王遂另外找了一个地方，希望建为首都，但是结果不太成功。不久之后，这位国王的继承人不再在这个地方居住，而又回到黑开托披罗斯城，结果该城又成为安息的首都。
此后，安息王的钱币上所表现的也是希腊的神话，所以在钱币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希腊的艺术，虽则这种艺术不是纯粹的希腊艺术。希腊的戏剧很为安息人所欣赏，国王和贵族们因为要了解所表演的戏剧，所以曾学习希腊语言与文字。
安息人曾受过希腊人的统治，希腊文化对安息人的影响由来已久，而并非始于安息独立之后。相反，正像我们在前面所说，因为安息受了希腊人的统治与压迫，尽管他们对于希腊人与希腊文化有了一种反感，但是希腊文化已在这个地方相当深入，所以安息人也没有办法一下子排斥。直到相当时期之后，波斯文化逐渐恢复，而希腊文化逐渐被冲淡。
这与大月氏的情形有不同之处。大月氏人征服了大夏，占有大夏的一部分地方，后来占领了全部。然而在文化上，大月氏人却受了希腊文化的影响。印度文化传入大月氏之后，大月氏又逐渐印度化，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大月氏成为佛教的中心，其王成为极力提倡佛教的人物。可是因为大月氏对于希腊文化并不像安息人那样有了反感，所以佛教虽然传到了大月氏，佛教的艺术却也受了希腊、罗马的影响。虽则我们也得承认，佛教传入后，大月氏的希腊化也是逐渐减弱的。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希腊人征服印度后，希腊文化也传入印度。大月氏征服印度后，印度的希腊化起初并不因之而减弱，是在笈多王朝兴起之后，对于希腊文化才有一种反感，而印度古代文化又逐渐恢复。这与安息之反抗希腊文化而恢复波斯文化成为很好的对照。
五
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固受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有没有受过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呢？
首先我们要指出，佛教由大月氏、罽宾各地传入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多少带有希腊文化的成分。因为大月氏与罽宾的佛教既已带有这种成分，那么从这个地方传过来的佛教就难免带有这种成分。
近来一些考古学者在葱岭以西的西域各地，找出不少希腊化或罗马化的古物。比如在尼雅废墟中曾找到木椅，就带有希腊式佛教美术风格，又有雕刻很精美的木片，上面所刻的也是希腊式佛教雕刻中常见的装饰。而壁画与雕塑，也很清楚地显示出一种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中流行于印度西北部的希腊式佛教的美术风格。至于半身像，在尼雅发现的也受过希腊雕刻的影响。在磨朗发掘出的大佛头，也带有希腊美术的风格。在磨朗还发现了在壁画上描绘的精美的有翼天使，这与欧洲古基督教所说的天使有着相似之处。此外，又如在尼雅废墟中找到的许多木牍上完好的封泥上面有雅典娜（pallas athene）的像，手执盾。另一块封泥上面有伊洛（eros）与赫拉克里斯（heracles）的像。其钤盖封泥的印章，也与公元1世纪希腊与罗马的差不多一样。
佛教传入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也混杂在佛教的成分中而输入，所以古代在这个地方所谓的欧洲文化，主要只是佛教的一种附属品。在佛教传入之前，希腊、罗马文化是否已经输入这个地方，那就很难回答了。
我们前面曾经指出，希腊文化随亚历山大的东征而传到葱岭以西的大宛、大夏等国。大宛在乌孙之西，在佛教输入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之前，大宛、大夏、康居已与这些国家交通。张骞到大宛，又从大月氏取南道，说明在此之前葱岭东、西各国间是有交通的。文化是随着交通路线而传播的，葱岭以西的大宛、大夏、康居以至后来的大月氏既都受希腊文化的影响，而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又常与其交通，若说其文化完全没有受到影响，这是难以想象的。
欧洲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不只在佛教中表现出来，在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例如语言方面，两者就有关系。古代的印度文化与欧洲文化以至波斯文化都有关系。自亚历山大东征之后，中亚细亚成为这三种文化的交流地。佛教传入葱岭以东诸国之后，欧印文化又传入这些地方，波斯文化也在此前后逐渐输入。中国与西域交通之后，中国文化也传到了西域诸国。龟兹是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后来也是佛教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珍宝到了西域的最西处，郅支单于到了康居之后，带去了一些中国文化，大宛人学习中国人穿井与铸造铁器之法。这都是中国文化西传的一些例子。
西域是古代东西方交通的要冲，也可以说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地。所以汉代之沟通西域，不只在政治、经济上有很大的意义，在整个文化上也有很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