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域沟通以后，西域文化之输入中国的方面当然很多，深度也各有不同。但是其中对于中国文化与思想影响最大的，恐怕要算佛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简单地谈谈佛教与中国的关系。
佛教发源于印度，即西汉人所说的“身毒”或“天竺”，但是佛教之输入中国，既非由印度直接而来，也非只由西域某一个国家输入，而是由西域许多国家流传过来。
佛教是什么时候输入中国的，这是一个曾经讨论得很热烈而没有定论的问题。而且我们也要指出，曾经有人认为佛教最先是由中国传入印度，然后再由印度传来中国。《后汉书·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西晋时王浮在其《老子化胡经》中认为，老子出关，西渡流沙，宣传教义，佛陀是老子的弟子。他的书在六朝和唐代曾数次遭到禁毁。老子西去而传其道于佛陀，这是伪托之说，不必加以讨论。然其所以伪托，大概又是根据《史记·老子列传》中的一段话：“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迁这段记载已很可疑，王浮大概是根据东汉人的说法画蛇添足。
佛教来自老子之说既不可靠，佛教究竟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朱士行经录》说：“秦始皇时，西域沙门室利防等十八人，赉佛经来咸阳，始皇投之于狱。”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西域与中国自张骞以后才沟通，若说始皇时已有西域僧人到中国宣传佛教，是不足信的。至于这种说法究竟何所据，也难明了。我们所能想象的是，秦始皇的时候正是阿育王派遣佛教僧人二百五十六人到各地宣传佛教的时候，而且秦始皇又有焚书坑儒的暴行，可能有人把二者结合起来，而成为朱士行的这种说法。然而，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
《史记·匈奴列传》说：“其明年（公元前121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历来学者对于霍去病所得的“休屠王祭天金人”究竟属于哪一种神教，意见颇不一致。裴骃《史记集解》说：“骃案《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述韦昭说：“作金人以为祭天主。”《史记》《汉书》对于匈奴祭天皆有记载，“祭其先、天地、鬼神”。然而，祭天是不是祭天金人，《史记》《汉书》并没有说明。裴骃引《汉书音义》孟康说，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因为秦夺其地，故徙之休屠王右地，那么这个祭天处，在秦时或秦以前就已经有了，但是在秦时是不是也有金人呢？照《史记集解》与《史记索隐》述韦昭所说，好像是秦时已有金人，至于这个金人属于何种神教，却没有说明。
《史记索隐》引崔浩说：“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张守节《史记正义》说：“《括地志》云：径路神祠在雍州云阳县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处，秦夺其地，后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汉书》颜师古注云：“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遗法也。”
由上面所说，我们认为，匈奴祭天有否金人已属疑问，假使有了金人，金人为何神教也是一个问题。可是崔浩、颜师古等人却认为金人就是浮图或佛像。这种看法是否可靠，更成问题。
我们要指出，假使这个“金人”就是浮图或佛像，则在秦代是不会有的。这一点上面已经说过，假使这个金人秦时已有，而不是佛像，那么究竟属于何种神教，我们也无从考证。但若说这个祭天金人是在武帝时代才有的，那么这个金人是不是佛像呢？
我们知道，佛教传入葱岭以东的于阗，是在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至于佛教之传入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是在武帝时或武帝之前。匈奴与西域的交通早于中原，佛像由西域传入匈奴是很可能的。匈奴本来有祭天的风俗，后来有了西域传入的金人佛像，用作祭天金人也是很可能的。不过，司马迁既没有说明这是佛像，东汉班固作《汉书》时也没有解释这是佛像，那么这个金人是否为佛像就很成问题。《汉书·西域传》“天竺”条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以问群臣。”他们告诉他这是佛。可能后来注解《史记》《汉书》之《匈奴传》所说的金人者，以为这就是明帝所梦的金人，固而断定其为佛。但是《匈奴传》所说的金人是不是明帝所梦的金人，还是一个问题。
而且，所谓明帝梦见金人，据范晔所记，也只是世人所传而已。明帝是否真梦见金人，固成问题，就是梦见了，其所梦见的金人也不一定是佛。所谓梦见的金人是佛，也不过是群臣的猜想而已。范晔的《后汉书·西域传论》说：“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而骞、超无闻者，岂其道闭往运，数开叔叶乎？不然，何诬异之甚也！”这样看来，我们认为假使休屠王祭天金人就是佛像，武帝时中国人得到之后，也未见得知其为佛。其实，印度与西域各国之雕刻佛像以崇拜，是在张骞出使之后的事情，所以祭天金人不会是佛像。
《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哀帝元寿元年是公元前2年，当时大月氏的佛教已很兴盛，大月氏使者之来中国者在其本国深染佛教，到了中国对中国人宣传佛教，也是很可能的。不过，《魏略》记载这件事，并没有其他旁证以说明，所以这件事也很难断定其真实性。假使有其事，恐怕也只是个别中国人从一个外国使者处得了一些佛经的知识，对于当时的朝廷与社会也不会有很大影响。
二
《后汉书·楚王英传》说：“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为楚公，十七年进爵为王，二十八年（公元52年）就国……自显宗（明帝）为太子时，英常独归附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即位，数受赏赐……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又说：“（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相国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西域传》“天竺”条说：“楚王英始信其术。”这是正史之说中国人信仰佛教最早的记载。明帝在其诏书中，对于楚王英之崇奉浮屠既表同情，而诏书中既用“伊蒲塞”“桑门”诸名词，则这些名词可能在当时已经流行。《后汉书》章怀太子注云：“伊蒲塞即优婆塞也，中华翻为近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门即沙门。”
帝王的儿子供奉佛教，其兄弟做了皇帝，又同情他的这种做法，而且还其赎物“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那么明帝必定认为拜佛是一件好事。而据史书所载，他也重视佛教，应当是一件没有什么疑问的事情。《后汉书·西域传》“天竺”条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他问群臣这是什么神，有人告诉他这是西方的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明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并呼人“图画形像”。范晔以为世传如此，则究竟明帝是否梦见过金人，以及是否曾遣使到西域，固是问题，但是明帝同情佛教却是无可疑的。
除了《后汉书》记载明帝梦见金人、遣使问佛法，其他著作也有记载此事的。晋袁宏《后汉纪》卷十说：“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日月光……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这与《后汉书》所载的差不多相同。此后，又如王浮《老子化胡经》说：“永平七年甲子，星慧现于西方，明帝梦神人，因传毅之对，知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应，即遣张骞等经三十六国至舍卫，值佛已涅盘，乃写其经，以永平十八年归。”又如《四十二章经》说：“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明日问群臣，有通人傅毅对曰：‘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
《后汉书·西域传》“天竺”条说，汉明帝梦见金人，因有人告诉他这就是佛，所以他遣使到天竺问佛道法。汉明帝是否做了这个梦，我们已指出是有问题的，至于遣使求法，《后汉书》并没有说明派遣何人。范晔称世传其梦金人、遣使求法，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已不敢作肯定之辞，并且在《西域传论》中指出，张骞对于佛道并没有听闻。而《老子化胡经》却指出了遣使求法的使者的名字，而其使者乃是张骞。《四十二章经》除了指出使者为张骞，又加上秦景、王遵，张骞是西汉人，明帝是东汉人，张骞出使大月氏是在公元前139年，而明帝在公元58年才即位，二者时间相隔近二百年。《老子化胡经》《四十二章经》以张骞为明帝的使者，其伪托假造史事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四十二章经》所说与张骞同去求经的秦景，大概就是《魏略》所说的秦景宪，《魏略》说秦景宪为博士弟子，而《四十二章经》却说其为羽林中郎将。我们不必去指出别的假托，单凭这一点来看已有疑问。我们之所以怀疑明帝之梦金人与遣使求佛道法，就是由于这些原因。
我们虽然怀疑明帝梦金人与遣使求佛道法，但并不否认在明帝时或明帝之前，佛教或已传入中国。楚王英之信仰佛教是无可疑的史实，明帝对于佛教表示同情，也是无可疑的史实。而且，皇帝的儿子既能信仰与同情佛教，很可能在楚王英崇奉浮屠之前已有人信仰，所以楚王英未必就是中国第一个信仰佛教的人。因此我们认为，佛教之传入中国，可能在楚王英之前甚至东汉之前。鱼豢《魏略·西戎传》说西汉哀帝时，秦景宪“从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这件事情是否可靠，固是一个问题，但是西汉末年佛教已传入中国，也是很可能的。张骞到大月氏时，佛教在大月氏不见得兴盛，但是班超在西域时，不只于阗的佛教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葱岭以东的其他西域诸国好多也已输入佛教。范晔在其《西域传论》中以为“骞、超无闻者”，我们认为张骞无闻尚有可能，若说班超无闻，那就不见得合理了。班超在西域三十年，不会不闻佛道，问题是他对于这个问题不加重视。可能他站在周公、孔子之道的观点上，视佛道为异端，为西域蛮夷所崇奉之神，不值得他去加以注意。范晔指出，“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班勇是班超的儿子，与其父久住西域，班勇对于佛教既做了记载，班超是不会无闻的。
《后汉书·西域传》“天竺”条说：“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襄楷传》记他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襄楷上书是在桓帝延熹年间，这是东汉的下半叶，其去明帝之时又有百年。在明帝时，楚王英拜佛，而明帝表示同情，现在桓帝自己为浮屠立祠，说明皇帝也相信起来。有了皇帝去提倡宣传，那么东汉佛教的兴盛便更为容易了。
襄楷在疏内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注云：“或言，当时言也。”所以我们指出，王浮的《老子化胡经》是根据东汉人的传说而引伸出来的。然而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在东汉时代，“黄老”与“浮屠”常常并称。如明帝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襄楷传》也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可见“黄老”与“浮屠”是分不开了。这也难怪后来的人们以为佛陀是老子的弟子了。
三
我们虽然指出，在楚王英之前中国可能已有人信仰佛教，所以我们对于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天竺”条中所说“楚王英始信其术”这句话不一定同意。但是楚王英是皇帝的儿子，他都相信了，经他提倡之后信仰的人必定增加起来，所以范晔说“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这是不会错的。而且明帝又表同情于佛教，有人信仰，朝廷不加禁止，还表同情，因此佛教自明帝以后更易于发展。所以到了桓帝时，在宫中立浮屠之祠以崇奉，后遂转盛。大致上，我们可以说佛教是在东汉初年或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到了明帝以后逐渐流行，到了桓帝以后遂至兴盛。
可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解释，这就是在地域上，佛教之入中国最先是由陆道而经过西域，而后至北方，抑或由海道而先至南方呢？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主张，佛教之初输入是在中国的南方，不在中国的北方。他这个主张的理由，可以从下面数段话中看出来。他说：
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输入所取途，则西域陆路也。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kanchipura），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他又说：
楚王英信佛，固属个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熏染，盖有不可诬者。我国南北思想两系统，在先秦本极著明，北方孔墨之徒，虽陈义有异同，然其重现实、贵实行则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传已有遗书，为后世道家所祖。老庄籍贯，以当时论，固南人也。其治学则尚谈玄虚，其论道则慕出世。战国末大文学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现于《远游》诸篇者，亦与老庄极相近。盖江淮学风与中原对峙，由来久矣。西汉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与其地学者苏飞、李尚辈讲论，成《淮南鸿烈解》传于今，集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则在全国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对于佛教最易感受，对于佛学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枢纽，本在广东，但其时粤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汉武平南粤后，大迁其人于江淮，此后百数十年中，粤淮交通当甚盛，故渡海移根之佛教，旋则播于楚乡，此事理之最顺者。而楚王英奉佛，即此历史事实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当注意者，《后汉书·陶谦传》称：“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融与曹操同时，其人为南人，其所治地为南土，其时佛塔之建造、佛像之雕涂、佛徒之供养，如此奢丽，此虽半由本人之迷信，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谓其不受社会环境几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他又说：
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谈耳。于后此宗教之建设，不能谓有多关系。其真为佛教理的输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为译经之第一人，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有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旧说皆谓世高译业在洛阳，然按诸《高僧传》本传，则世高在广州、在豫章、在荆州、在丹阳、在会稽皆有遗迹，淮以北则无有。且为高襄译者，实临淮人严佛调。以吾之武断，竟欲谓高译诸经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测不甚谬，则我国佛教实先从南方得有根据，乃展转传播于北方，与旧籍所传者，适其反矣。
他的结论是：“据上所述，则佛教实产育于老庄学派最发达之地，思想系统联络之迹，隐然可寻。故永平诏书、襄楷奏议，皆以黄老、浮屠并举。盖当时实认佛教为黄老之支与流裔也。其蔚为大国，则自魏晋以后耳。”
此外他又指出，北方佛教输入的主要人物为支娄迦谶。他说：“然则北方佛教，果以何时始发展耶？吾所揣测，则翻译界第二座明星支娄迦谶，实其滥觞。谶以汉灵帝时至洛阳，各书记载皆无异说。其襄译者孟福、张莲，皆洛阳人，更足为其译业在北之铁证。即以翻译文体论，安高略采意译法，其文较华；支谶纯采直译法，其文极朴。读高书，则与老庄学每起联想，觉其易入。读谶书，苦不易索解，但觉其非我所固有。吾于初期两大译家，觇我民族两种气分焉。”
四
梁启超所主张佛教之初输入是在中国南方的理由，有好多人以为并不充足，反对这个主张的人们的理由，大概也有三个。
第一，他们说梁启超不只没有正面的证据去证明他的主张，就是他所用的旁证，也较为薄弱。中国与印度的海上交通可能始于西汉，然不能因此而遂谓有了交通就有佛教的传入。而且，当时中国之于西南海的交通，并非由中国乘一直到西南海各地的船舶，而是经过好多转折，也就是换了好多次船舶，然后始抵达。《汉书·地理志》说：“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说明海道交通并不方便。晋代的法显去印度仍走陆道，回时始取海道，然而海道的困难，在他的著作里已描写得很清楚。《法显传》中说，在“黑风暴雨”的大海中有人说：“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遭此大苦。当下比丘置海岛边，不可为一人令我等危险。”这说明，在佛教繁盛的晋代，由海道来往的佛教徒还是很少。所以，大家认为沙门乘船是不利的。晋代尚且如此，东汉时佛教徒要乘船来中国就更不容易了。此外，《汉书·地理志》所载的“西南海”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仍无定论，黄支是不是建志补罗，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不能说有了海道的交通，就有佛教的传入。
第二，楚王英崇拜佛教如前面所说，但他不一定是中国信仰浮屠的第一人。梁启超说：“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度不过极粗浅之迷信谈耳。”这也可以说并不否认楚王英之前佛教没有输入，虽则楚王英所崇拜的佛教是极粗浅的迷信。然而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佛教，也不能说必定待到译有高深哲理的经典之后才叫作佛教。佛教的传入，可能在经典的翻译之前很久。楚王英既不一定是中国信仰佛教的第一人，那么以楚王英的崇拜浮屠而决定佛教初输入的地域，这个理由就不见得很充足了。不仅如此，《后汉书·楚王英传》虽然说明帝下诏书时，楚王英是在楚国，也就是在中国的南方，然而并没有说明楚王英之信仰佛教是在到楚国之后。《楚王英传》说他“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这里所说的晚节更喜黄老、浮屠的“更”字，是不可不特别加以注意的。这可能是说，他未老之前已信仰了黄老、浮屠，不过到了晚年更为信仰而已。《楚王英传》说他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封为楚公，二十八年（公元52年）始就国，明帝下诏是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这时楚王英大概已经很老了，所以说晚节更喜黄老、浮屠。假使他在中年或幼年已喜黄老、浮屠，那么很可能在就国前已经信仰佛教，因为从他就国到明帝下诏也不过十三个年头。假使他在就国前已喜浮屠，那么他就更不会因南方黄老、浮屠的环境的影响而始信仰佛教了。
第三，他以《后汉书·陶谦传》所称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宣扬佛教，来证明佛教初输入于南方，这个理由也不充足。因为这是东汉末年的事情，距离楚王英之信仰佛教已有百余年。同样，安世高据一些人说是在桓帝时入中国，然而也有人说他在晋代犹生存，桓帝在位是公元146年至167年，晋武帝受魏禅是在公元265年，桓帝死时至晋武帝元年已有九十八年，安世高若在桓帝时来中国而活到晋代，是不可能的。安世高之入中国既不会在桓帝之前，则其去楚王英之时也有约百年。我们可以说，在安世高与笮融的时候，佛教已逐渐兴盛起来。然而，我们不能说佛教之输入是始于这个时候，也不能因此而遂谓他们所在的南方，就是佛教初输入的地方。
反对梁氏的人们还指出，南方因为有了黄老思想的环境，佛教输入之后容易繁盛。这是一件事，而佛教之初输入又是另一件事，后者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黄老、浮屠并称是因在思想上比较接近，然而不能因此而遂谓佛教的输入最初必定是在黄老思想比较浓厚的地方。何况，黄老思想虽说发源于南方，但在西汉初期，黄老思想不只流行于南方，而且也流行于北方。《汉书·儒林传》说：“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那么黄老之术不只流行于北方，而且为王室宫廷所喜欢。这也可以说明，好黄老之术不一定要在南方。所以，喜浮屠之术同时又好黄老之术的人，也可能在北方。
总而言之，人们认为梁启超主张佛教之最初输入是由海道而先至南方，其理由并不充足，正面的证据固然没有，旁证的例子也并不见得能说明其主张。我们对于明帝梦见金人与遣使求法的传说，虽不敢完全相信，因而也不一定以这个例子去说明佛教是最后输入北方。但是在西汉，中国与西域交通频繁，使者往来不绝于道，而且这个时候印度佛教传到大月氏、罽宾之后很为发达，成为那个时候的佛教中心地区。此后，西域其他诸国，在葱岭以西的如康居、安息，在葱岭以东的如于阗、龟兹，尤其是后二者，佛教也很为发达。佛教经这些地方而最先输入中国，是较为合理的。梁启超自己也说：“以汉代与月氏、罽宾交通之迹考之，吾固不敢谓此方面之灌输绝无影响。”他在《佛教与西域》一文中指出，自三国迄东晋中叶，“两汉《西域传》所记之国，什九已为‘印度化’。以佛教史的眼光观之，则彼固我之先进国，而中印两文明之结婚，彼乃为最有力之蹇修也”。在这篇文章里，他虽然还指出佛教萌芽实先由海以入南部，然从这篇文章的材料来看，西域既为中印两文明结婚最有力之蹇修，则西域对于传播佛教于中国的地位之重要已可概见。
尽管梁启超说佛教是先从南方输入的主张的理由不够充足，但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广东既很早与海外交通，而云南永昌也早有印度人的足迹，个别外国人传入佛教或个别中国人信仰佛教，也非完全不可能，我们应该深入去研究。至于佛教之所以为中国所重视，而对于中国文化与思想有了很大的影响，主要是靠着西域诸国佛教徒的宣扬传播，这也是无论何人所不能不承认的。如前面所指出，在东汉时代从安息到中国的有安世高、安玄，从月氏而来的有支娄迦谶、支曜，从康居而来的有康巨、康孟详，从天竺而来的有竺佛朔。至三国时代，西域佛教徒到中国的，安息有昙谛、安法贤，月氏有支谦、支畺梁接，康居有康僧会，天竺有维祇难、竺律炎。
在这些人中，安世高与支娄迦谶翻译经典最早，梁启超认为安世高到过南方各地，而他所翻译的经典可能也在南方。但是慧皎《高僧传》说，他本是安息太子，出家遍历诸国，桓帝初年到中国，他之来中国是由陆道。至于支娄迦谶是月氏人，其从陆道而来更无问题。经此二人之后，在东汉译佛经著名的要算支谦。他是月氏人，据说在汉灵帝时，月氏有六百余人归化中国，支谦之父就是其中的一位，故支谦生于中国。其他僧人既为西域诸国之人，他们之来中国多是由陆道而来。所以，中国佛教的兴盛是得力于西域诸国僧人的传播，是无可疑的。
在东汉时代，只有西域僧人到中国，而从中国西行而求道的，除了传说明帝遣使到天竺问佛道法，找不到中国人到西域求经问道的记载。在三国时代，才有了朱士行，他因为觉得汉灵帝时天竺人竺佛朔所译的《道行经》译理有所未尽，故决意到西域求经。他于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到西域，他到了于阗，找到梵文正本，乃遣弟子弗如檀带回洛阳，托无罗叉、竺叔兰二人合译，名为《放光般若经》，使般若的研究得以发展。朱士行可以说是最先西行求法的人。
此外，在晋武帝初年，竺法护也到了葱岭以西的西域诸国求法。他的先人本是月氏人，居于敦煌，据说他通文字三十六种，到了西域之后，带了很多梵文经典，译有《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等。《高僧传》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此后西行求法的人逐渐增加，而在晋代最著名的是法显。他于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偕同伴数人，自长安出发，在外十五年，游历三十余国，于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由海道回到青州。他的《佛国记》成为研究印度学术与历史的最重要的著作。
五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至魏晋而更加发达，至隋唐而臻于极盛。中国佛教史上最出色的人物是唐代的玄奘，他在佛学上的贡献至为伟大。中国的佛教虽然传自印度，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能自放异彩。
中国人对于佛教在中国的输入、发展，历代也有不少反对。比如南北朝时的顾欢、唐代的韩愈，都是反对佛教的最主要人物。然而，佛教不只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大的影响。攻击佛教最为激烈的韩愈，也难免受过佛教的影响。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里说：
退之从其兄会谪居韶州，虽年颇幼小，又历时不甚久，然其所居之处为新禅宗之发祥地，复值此新学说宣传极盛之时，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然则退之道统之说，表面虽由孟子卒章之言所启发，实际上乃因禅宗教外别传之说所造成，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
至于宋代的好多学者，如陆象山等，虽然口口声声称“吾儒之道”，可是骨子里却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这也是大家所共知的。其实，中国思想自两汉以后趋于固袭，佛教思想传入以后，对中国固有的思想有了刺激的作用，而引起较新的方向。宋朝的理学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而发展的。
至于佛教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只范围很广，而且程度也很深。我们好多中国人虽然读孔孟之言，然而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所表现的很多是道家与佛家的思想，所以黄老与浮屠才相提并称。我们在这里所指的并不只是念经拜佛而近于迷信的人们，而是一般的中国民众。我们重精神而轻物质，期来世而略今生，我国人民的生活长期少有改进，也与佛教有不小的关系。
佛教的输入始于汉代，可是汉人对于佛教注意的很少。范晔说张骞对于身毒“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张骞、班勇尚且如此，他人更不待言。谁料在汉代所种下的种子，不久之后就开花结实，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中国成为佛教的继承者，使佛教的输入得到较早而较易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