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下，中国学术界呈现了活跃的气象。虽然还只是开始，前途的发皇，是可以预见的。

争鸣含义之一，是展开各种不同见解的斗争。斗争一定要针锋相对，在要害处决胜败。击中要害者胜，要害被击中者败。

史学界有人唱两汉奴隶制论。五年前，郭沫若院长在《奴隶制时代》里曾对那些持论者提出这样一个质问：

西汉奴隶制说者在这里不自觉地碰着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承认孔子和儒家学说是封建理论，而却主张西汉的生产关系还在奴隶制的阶段，这岂不等于说：在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之上树立了封建制的上层建筑吗？

这个质问，正是对准两汉奴隶制论的要害处，射出了一枝致命的利箭。两汉奴隶制论如果多少还有些道理可讲的话，应该认真地答复这个质问，因为这是两汉奴隶制能不能成立的关键所在。

可是，两汉奴隶制论者，缄口不谈这个问题，似乎这是个和本身痛痒无关的问题，可以置若罔闻。另方面，却依然唱其所欲唱，论文不少，著作也有，言必称马列，使人相信马列在兹，有意无意地顺便把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隐藏起来了。

郭沫若院长等待了将近五年之久，不得不再射出一枝催命箭。1956 年 12 月 6 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一文，就是提着那些置若罔闻者的耳朵追问一声，你到底听到我那个质问没有？你总得答复一下吧！本来这种关键性的问题，怎能五年不答，不答的原因，显然由于无话可答。有什么为证呢？有日知先生的答质问为证。

1957 年 2 月 25 日，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日知先生《试答郭沫若先生的质问之一》的“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既然称为答质问之一，首先就得答郭沫若院长提出的第一个质问，即在奴隶制的社会基础之上，为什么树立封建制的上层建筑这个质问。日知先生根本不答这个质问，依然采取置若罔闻的老办法。这不是很明白了么？两汉奴隶制论无话可答，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保护被击中的要害。结果陷入这样的矛盾中，越证明西汉奴隶制，越无法自圆其说，越不能答复那个质问。

除非是两汉奴隶制论拿出针锋相对的答复，否则，只能断定它确实处于无话可答的绝境中了。

从两汉奴隶制论的争论里，应该取得这样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写文章一定要对准题目，文不对题的文章，写一百篇等于一篇也不曾写。两汉实际社会是题目，把它说成奴隶制社会是文不对题；西汉奴隶制社会为什么树立封建制上层建筑是题目，日知先生讨论汉代政权的本质，也是文不对题。文不对题的文章，是什么问题不能说明的。

我们正在展开百家争鸣的伟大场面，史学上任何见解都有权摆出来，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尽可能写对准题目的文章。

（原载 1957 年 7 月 29 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