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史学界在 9 月 28 日开学术讨论会来纪念戊戌变法 60 周年。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一天，因为以谭嗣同为首的“六君子”是在 60 年前的这一天流血的。他们为反对反动封建势力而贡献出自己的鲜血，整个运动的日子里，这是最值得重视的一天。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 1898 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即改良主义运动。更大的一件是 1911 年的辛亥革命运动。今天我们开这个会是讨论戊戌变法运动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
一般说来，改良主义运动是反动性质的运动，但在戊戌那个时候，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因此，我们要纪念的仅仅是那个戊戌年的变法运动，要表扬的人物，也仅仅是按照他们在这个运动里所起作用而给以适当的历史评价。这同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运动和改良主义者，政治上有严格的区别，决不可以混为一谈，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早在 19 世纪下半期，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这些人还只算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还不可能提出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到了同世纪的末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的发展，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有提出政治主张的要求，它企图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就是为适应这样的阶级要求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所以说，变法运动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的。
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决没有改良主义派可能幸获的前途。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某些帝国主义表示相助的姿态，当然是别有用心；封建顽固势力是资本主义的死敌，它表示暂时的容忍，只是待机而动。一群孤立无援缺乏实力的改良主义者，拥戴一个无权无勇的光绪帝，发号施令，以为大有可为的时机已到，希望凭借光绪帝的谕旨条令来改变社会的面貌。正好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运动也那样软弱无力。固然，运动曾是反对最顽固的封建势力，进行了斗争；感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急，表示了爱国的热情，但这都是徒然的，封建顽固派一动手，运动便消散失败，一蹶不复振。
中国人民要在革命运动的历史里吸取教训，也可以在改良主义运动中吸取教训。戊戌变法运动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即使是含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运动，也是要不得的。
那么，可不可以把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因为它在政治上的无前途而予以抹煞呢？不可以。
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广之深，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只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其中有些比较激进的人，跳出改良主义圈子，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
康有为还写了一部“秘不以示人”的《大同书》，大意是说封建社会是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是升平（小康）世，公产主义社会是太平（大同）世。他描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表现出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他向往的极乐世界是“公农”、“公工”、“公商”，消除私有财产的和平世界。他看到“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皆归之公”，去私产必须从“去人之家始”（改变家的性质）。这种大同思想，当然只是停留在头脑中的空想，他没有也不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但康有为所以高出当时的一切思想家，在政治思想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就是因为他能够说出这种高尚的空想。中国社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来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很快就要实现科学的大同之世。凡是真心服膺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人们，亲眼看见经过短短的 60 年，大同之世将变成现实，将是多么兴奋，为当前中国的大跃进而欢呼而有所协助。
上述变法思想、大同思想，都是依附着儒家学说来表现的，这正是当时资产阶级还不能自立，还得依附封建地主阶级而行动而言论的证明，到了资产阶级已能自立，而思想还不肯同封建主义分家，那就成为反动顽固的思想了。
戊戌变法运动是思想的第一次解放，此后，按照社会发展程度的逐步提高，出现了一次比一次广泛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里简单地叙述如下：
1905 年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同盟会，揭橥着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对封建主义的清朝进行了革命斗争，这是资产阶级已经自立的表现。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中华民国和革命的南京临时政府，并产生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通过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建立起旧民主主义的观念来，知识分子受到影响，广大人民群众也受到影响，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这是较广泛较深刻的一次解放，拥护君主立宪的改良派思想，自然为人民所抛弃。
自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开始进入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便依据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领导起新文化革命。以鲁迅为主将的文化生力军，在党的领导下，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进行着坚决的锐利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指出：“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个新文化革命，伴随着整个革命的继续发展而发展，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和学习运动，中国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根本性的划时代的大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残留的腐朽文化思想，将彻底地被扫除。旧民主主义的文化思想，也为人民所抛弃。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一切剥削阶级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将会在某些顽固分子的头脑里残留一个时期，还有待于彻底的消灭。事情如此明白，在马克思主义的照耀下，全国人民以共产主义的风格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还有人对资产阶级思想有所留恋，甚至还妄想一逞，那么，时代的巨轮同过去一样，对落后将是无情的。
我们为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全民思想得到彻底解放而欣欢鼓舞。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回顾到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对思想解放的成就，又从而回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对思想解放的影响，再从而回顾到戊戌维新思想对抗完全封建思想的意义。我们可以得这样的结论，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低级思想必然为高级思想所代替，停留在原位上的思想必然为时代所抛弃。历史多么无情而又有情，不遗忘每一个对历史的贡献，也不宽容每一个对历史的障碍。
从 19 世纪下半期出现资产阶级前身时开始，到资产阶级消灭的今天为止，它享寿 100 岁。在它的一生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衰老了，不能领导革命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领导过两次政治运动，严格说来，它只领导过一次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是含有进步性，但不属于革命的范畴。我们在资产阶级已经寿终的时候纪念它第一次对完全封建主义所作的斗争，为的要作为一个例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抗拒性。资本主义思想必须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犹之社会主义思想必须反对资本主义思想。顺而行之是进步，逆而行之是反动。我们既然因资产阶级反对完全封建主义而纪念 60 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毫无疑问，一切进步力量必须为彻底消灭障碍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思想而共同努力。单纯地纪念过去，那是没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全部历史的。这就是说，以社会发展规律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观察事件和人物在那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行为，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是非功过是事件和人物自身作出的结论，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都不免徒劳而无益。所以，同一的事件和人物，在某种情况下是进步的有功的，如果情况改换，就会变成反动的有过的。其次，进步与反动也不可一概而论。说是进步，不等于所含某些反动的成分可以免除，说是反动，也不等于所含某些有益的成分（如果有的话）可以抹煞，这只有认真作分析才能求得其平。再其次，一个进步的人，到后来反动了，这是从好变坏；反之，一个反动的人，后来进步了，这是从坏变好，历史将以他们最后的表现作出最后的论定。一切在于本身的行动，历史只是公正的记录。
（原载 1958 年 9 月 29 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