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学的开始

经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很密切。经学虽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但也起了一些好的作用。例如，宗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顽固敌人，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很深，汉民族的情况就不同些。汉民族的宗教——道教和自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隋唐时期盛行，但无论如何总有儒家与他们对抗。唐太宗时，道教的地位最高，佛其次，儒排在最后。武则天时，佛的地位最高，道其次，儒仍旧排在最后。尽管儒的地位不及佛、道，做官的人很多都信佛、道，但唐代仍以明经取士，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儒者。以诗赋应试的进士，也很多以儒自命。宋学是由韩愈创始的，韩愈反佛很积极，宋学产生的原因很多，原因之一就是儒与佛的对抗。儒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它起了反对宗教的作用。宗教不能在汉民族中扎根，儒有贡献。这一估计可能高了，请大家批评。

经学是什么？什么叫经？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这个说法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古代所谓的史，就是记事和记统治者重要的话，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六经中的《书经》是重要的政治文件选集。《春秋》是大事年表，其他四经——《周易》《诗经》《仪礼》《乐》（《乐》已遗失），即不记言，也不记事，只有史料价值，讲究哲学、文学、制度、音乐这些独立性的专业，都得研究讲这四经。所以说六经皆史，其实只有《春秋》《尚书》是史，其它四经不能称为史。但是章学诚的话有他的道理。清儒讲汉学，也讲宋学，都把经看作神圣的书，章学诚却说经都是史，把经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这是有意义的。另外，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就是反对宋学的空谈。章学诚偏重古文经，主张实际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经皆史的说法。

什么叫经？恐怕谁也讲不通。班固的《白虎通》解释经为常，即常道，也就是正常不可改变的道理。《说文》释经为直线，六经讲的都是直言，故称为经，这是很牵强附会的。为什么叫经，是无法说清楚的。

经有多少？

先说经的来源。

周朝的技术官是世袭的。例如史官，掌管典册，世代相传。史官记言记事都有一定的书法。《左传》中有五十凡，即是史官记事的条例（其他各官也都有其条例，世代传习，供贵族咨询和使用）。一些史官是忠于世袭条例的。例如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史官依书法写“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三个弟弟继续坚持史官的书法，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连杀了两个，最小的一个，崔杼不敢再杀了，终于按照史官的书法写成了。

春秋时鲁国文化最发达，官守也最完备，与周天子相同。孔子时，鲁国衰微，百官流散，《论语》说：“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鲁国君养不起这些乐官，他们就四散谋食，各奔前程。

孔子是贵族出身，又作过鲁司寇，有条件收集各种文献材料。他又是第一个创设私立学校的人。他的弟子前后共有 3000人，通经者 72 人。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易经》，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整理出《春秋》《乐》《诗》《仪礼》等书，也都是从既有的材料中整理出来的。所以说孔子“述而不作”。从六经的形式上说，都是叙述各官保存的旧文。对此，今文经学有不同的看法，它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是作者之谓圣。我看还是“述而不作”的说法比较正确。

六经就是孔子整理旧文写在竹简上教授学生的课本。但实际上是五经，诗与乐是合而为一的，诗是词，乐是谱，后来乐完全亡失了。

西汉时有五经博士，博士就是国家任命的教授。东汉时，五经之外加《孝经》《论语》成为七经。到唐时，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穀梁》，加上《易》《书》《诗》成为九经。宋朝又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合成十三经。除十三经外，宋朝的程颢、程颐、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四书在宋朝地位很重要，考进士出题皆出自四书。

诸经内容：

《周易》。本是占卜书。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说明本卦的性质。例如乾卦，卦辞是“乾、元、亨、利、贞”。每卦有六交，每爻有爻辞。例如乾卦中的初九，爻辞是“潜龙勿用”。卦辞爻辞是谁作的不清楚，有说周公，有说文王。卦、爻辞合起来即是《易经》的经文。此外还有彖辞、象辞（有大象小象，但分篇按上下分，称上象下象）、系辞（分上系下系）及文言（独乾坤二卦有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合称为“十翼”，是为《易传》，是解释《易经》的。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孔子讲易时的笔记。

卜官积累了丰富的人事经验，假借鬼神来表达意思。《易经》语意隐晦，文又极简，可以作各种不同的解释，能够使人听来似乎有道理。例如《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国君夫人）行为不规，得罪季孙氏，被关进东宫，穆姜将往东宫请卜官算卦，卜官看卦象说她很快会出来。穆姜说，不！看卦象我是出不去的，我必死在这里面。后来穆姜果然死在东宫了。穆姜根据她的具体情况作出不吉利的解释，似乎很灵验，卜官先作的判断，似乎是错了，其实任何一类，都可以作或吉或凶的判断，灵验与否，取决于卜官的经验和骗术。

孔子对于《周易》很有研究，他经常读《易经》，以致系在竹简上的皮带断了三次。《论语》也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孔子对《易》的重视。

《易》在六经中是最重要的，汉代以《易》为六经之首。《汉书·艺文志》称《易》为“六艺之原”。封建时代学经首先学《易》。《易》是哲学，是一切道理的根本。汉人讲《易经》不外象数，目的在于卜筮，讲灾异。三国时王弼注《易经》，讲义理，推掉汉人的象数，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尚书》，这是最古的一部书。一说是孔子取自史官，删订成百篇。秦始皇焚书，此书被焚，后来山东伏生自壁中取出 29篇。一说伏生没有书，只是口传，朝廷派晁错去学，伏生年老牙缺，口音难懂，由女儿代传，故记录下来错误甚多。

伏生传的《尚书》，用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于壁中得蝌蚪文《尚书》，称古文《尚书》，多十六篇。孔安国并作了注。司马迁是孔安国的学生，《史记》中还保存一些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的材料。《史记》讲古史也大都根据古文《尚书》的材料。古文《尚书》于西晋时亡失。东晋梅颐（又作梅赜）造伪孔传古文《尚书》，直到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完全揭穿梅颐的伪造。我们采用《尚书》的材料，必须注意它的真伪，这可参考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一书。

《诗经》。太史公说，孔子自 3000 篇诗中删成 305 篇，去其十分之九。这一说法不可靠。春秋时，外交人员必须会说《诗》，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春秋时应用的诗不过 300 多篇，从《左传》所引的诗看来，超出 300 篇以外的诗极少。

古文里诗共 311 篇，其中六篇逸诗“有目无文”（有目录，没有文字）。

《诗》至汉分成三家：齐、鲁、韩。另有古文诗称《毛诗》。三家诗全亡失，今存的是《毛诗》。

《礼》，包括《仪礼》、《周礼》、《礼记》。

《仪礼》。周时，诗、礼最重要。孔子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人的行动都要根据礼。礼有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大夫之礼，士礼等等。庶人是没有礼的，统治阶级对庶人只用刑，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孔子所传的礼是士礼。因为孔子和他的学生都属于士阶层，必须懂得士礼。孔子及其弟子对礼很有研究，以致当时的国君、大夫都要向他问礼。墨子骂儒者靠办丧事混饭吃，是有道理的。当时贵族人家有了丧事，儒者去替丧家主持丧礼，可以带一大批人去吃酒饭。还有前往观礼的儒者，他们不曾被邀请，但可以指点批评，分些酒饭吃。

礼和仪是有区别的。礼是规则，必须共同遵守。仪是态度姿势，各人修养不同。有一次子贡和曾子前往季孙氏家吊丧，看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去。二人在马房中修容，摆好姿态再去，看门人看见曾子就吓得逃走了，这就是仪。

《周礼》。周公制礼作乐，此礼即周礼。《周礼》是周公的旧典，《左传》中常提及。但它不一定是今日的《周礼》。今日的《周礼》，大约在战国时出现。战国时，儒家将商、周、春秋各时期官制汇编在一起，加上儒家的政治理想，形成《周礼》一书。这些官制在很多甲骨文上都能见到，可见并不是儒家凭空捏造的。但说它是周公所作是不可信的。例如孟子、荀子都不讲《周礼》，孟子的井田与《周札》上讲的沟洫制度不同。可见造作《周礼》者在孟、荀之后。

《周礼》不是周公所作，它的作用却很大。后来的人想要解决土地问题，都从《周礼》找根据。王莽是这样，直到太平天国还是这样。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的根据《周礼》去行动（如王莽），有的以《周礼》为理想（如张载）。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周礼》是刘歆所伪造，其实刘歆没有这么大的本领。王莽想要利用《周礼》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据，刘歆便提倡《周礼》，并不是他所伪造。

《礼记》。这是孔子以后的儒者研究礼，选取讲礼的文篇作参考材料。汉时有 131 篇。后来刘向增至 214 篇。戴德从中选了85 篇教学生，即《大戴记》。他的侄子戴圣，选了 49 篇，比较简要，即《小戴记》。《小戴记》后来上升为经，《大戴记》地位反而较低。《礼记》有《曲礼篇》，都是记日常行动的规则，其中有些很有些道理。例如“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并坐不横肱”等，在春秋时，诸侯经常互相攻袭，有人在城上指点大叫，可能引起城中人的惊扰；两人并坐，一人横肱，另一人活动就受妨碍。这些虽然是小事，但也要注意，记这些小事的礼，叫做曲（小）礼。

《春秋》。周代除了周天子有史官纪事外，诸侯也都有国史。鲁国的史书就叫作《春秋》。春秋是按四季编年的意思。孔子根据旧有的鲁国史编为《春秋》。《春秋》的文字很简单，用字根据孔子的观点，有褒有贬。孔子修《春秋》一直到他死前二年止。被写在《春秋》上的都是鲁国有权势的人物，所以“定、哀之间多微词”。还有些事不敢明写，就用“大义微言”口授弟子。由于各个弟子领会不同，所以说法也就不同。《左氏春秋》把春秋的事实写出，《公羊》和《穀梁》根据师传的“大义微言”写下来，不讲事实。因此，《春秋》就分成了三传。《公羊》传讲大一统，复九世之仇，最能适合汉武帝的需要，故西汉时《公羊》最盛行。

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各立门户。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孙氏、乐正氏。八派之中，孟、荀是明显对立的两派。孟子学问出自《诗》《书》，荀子学问出自《礼》《乐》。孟子的后学与阴阳五行家合流。孟子的思想本来有近乎五行推运的说法，例如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以与阴阳五行家合流是很自然的。荀子说子思、孟子是五行学说的创始者，有根据。荀子与名法合流。礼，就是规矩，再推广就是刑。荀子讲礼，他的学生必讲名法，如韩非即是。孟子讲仁义，荀子讲刑名，这两派对立是很清楚的。但是，儒家不论那一派，都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只是各派政见不同，这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故派系斗争一直存在。

战国时，封建领主制崩溃，地主阶级兴起，失去土地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如何治理天下，对当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荀、孟二派意见很不同。一个主张法后王，一个主张法先王。孟子说要行仁政，行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就是将地划分开，每人有百亩之地，大夫有禄田。孟子认为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就不能行仁政。暴君污吏必去其经界，而行仁政必使经界正，分田制禄；天下可坐而定也。孟子的政治思想即如此。井田制是孟子想出来的，他以西周的授田制作为根据。所以说要法先王。荀子正相反，要法后王，即当代的王（战国时期的王）。荀子赞成秦国的作法，承认地主占领既有的土地，实行以刑名为主的新法。孟子要农民不失土地，他的理想是行不通的，他反对土地的自由兼并，要改变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但如何去作，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滕文公问他怎么办，他说不出来。

孟子学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后，势力大起来。秦始皇时的博士儒生，大都是孟派。荀派李斯在朝廷作大官，有权力。孟派喜欢是古非今，否认现状，自然引起秦始皇和李斯等人的厌恶，结果被秦始皇坑杀四百多人，孟派的重要人物大都死光了。但孟派潜在势力仍很大。汉初荀派失势，孟派与阴阳五行结合，很受统治者欢迎。汉文帝时，《孟子》曾立博士（不久又取消）。传授五经的儒生，一般出于荀子之门，学风比较朴素，不讲阴阳五行去迎合朝廷的好尚，始终与孟子学派对立。

西汉阴阳五行大盛，孟派与阴阳五行合流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地位崇高，汉人把他看成是汉朝的孔子。孔子以周公的继承人自居，所以自称常常梦见周公。据说董仲舒也常常梦见孔子，他的学问是孔子在梦中亲授给他的。这当然是胡说，但也可见他的学问的正统性为汉儒所公认，连积极提倡古文的刘歆，也承认董仲舒是群儒之首的地位。董仲舒是今文家，一生专治《春秋》，把春秋阴阳五行化了，其他各经也跟着阴阳五行化。他在政治上主张用限田的办法来解决西汉的土地问题和奴隶问题，但是都解决不了。后来王莽主张将土地收归国有，改成王田，重新分配给百姓。王莽是以《周礼》作为改革的根据的，于是古文经就被提倡起来。

战国至秦的荀、孟之争，也可以说是原始儒学中保守（法先王）、适时（法后王）两个学派的斗争。从西汉后期开始就变成今、古文之争，这一斗争直到唐朝才告一结束。

二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

汉高祖原来是很讨厌儒生的，曾把儒生的帽子拿来撒溺。但他做了皇帝，就抬高儒家的政治地位，利用它来统治天下。

秦始皇焚书除《易经》之外，其他经书全烧光了。他的这些作法，连他儿子也不准说反对话。他的大儿子扶苏，曾对秦始皇说：儒生是读圣贤书的，不要杀他们。秦始皇大怒，并把扶苏派到北边去防守匈奴。

前面已经讲过，被杀的儒生主要是孟子一派的。汉时的赵岐即说过：“始皇焚书坑儒，孟子之徒党绝矣！”孟子一派的儒生被杀死了，于是，政治权力落在荀子一派的人手里。丞相李斯，是荀子的学生，秦二世从赵高学《韩非子》。秦亡虽然不能由荀子学派负责，但秦是用韩非的刑名之学的，所以，秦亡与荀子学派是有关系的。秦时本来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但秦始皇却大兴土木，造阿房宫，筑万里长城等等，劳民伤财，用刑法强迫老百姓服役，因此引起农民大起义。

汉高祖看到了秦亡的原因。他即位后实行了两条政策，一是统一天下，二是与民休息。天下虽定了，但汉高祖的部将，如韩信、黥布、彭越等都封了王，形成割据局面，刘邦自己管的地方只有 15 郡，其余 25 郡都为各王所割据。高祖的统一政策是消灭异姓王，除了长沙王吴芮、闽越王无诸、南粤王赵佗三个边区与安抚少数民族有关的王外，其余的异姓王，都被高祖先后消灭了。异姓王消灭之后，封自己的子弟为王，这些子弟都很年幼，都奉行朝廷的法令。所以废异姓王为同姓王，这对巩固当时的中央统治是有利的。

与民休息，是采取黄老的政治思想——无为而治。曹参继萧何为相，天天喝酒不治国事，惠帝不满，派人问曹参。曹参说，先王和萧何比陛下和我高明，照旧就是了，何必有什么作为。

儒和墨是战国时的两大显学，汉时墨家衰微，儒是仅存的显学。儒家教义本来是不造反的。孔子的后代孔鲋参加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这是因为秦始皇杀儒生。汉高祖看到了这点，因此他尊重儒家。但这是表面的，实际上是任用黄老。

汉高祖即位初期，朝廷没有礼仪，那些和汉高祖一块起义打天下的兄弟，对汉高祖很随便，儒生叔孙通帮助他定了朝仪，臣子见他不敢再胡闹了。汉高祖很高兴地说，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严。他体会到了儒家学派对巩固他的统治有作用，在他死的前一年，便用太牢祭孔子。

汉惠帝废除了秦时的书禁，民间始有儒家经典在传授。汉武帝时更进一步，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在惠帝时，掌权的都是功臣——武臣，所以不重视儒生。到文帝、景帝时，割据的诸侯王的势力大为增长，再用黄老的政治思想统治不了了。景帝时把七个大王国都消灭了，统一工作又进了一步，这样，就要求进一步加强思想上的统一。

武帝提出独尊儒家，罢黜诸子百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董仲舒上疏要独尊儒家，实际上，是由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

经学在当时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写本（因为除了《易经》之外，其余的经书都被烧光了），因此，只有记忆力强的人才能记得住。在传述过程中，由于记忆不准确或口音听不清等等原因，错误很多。

当时，经书在民间的传述者：田何传《易》，伏生（伏胜）传《书经》。《书经》是古代语言，与汉代语言已相差很远。关于《书经》的传述，有两种说法，一说《书经》是口传的。景帝叫晁错去跟伏生学《书经》，伏生是济南人，而晁错是河南人，口音不同，记错不少。

申培传《诗》，高堂生传《礼》，《春秋》的传者有公羊、穀梁两家。这些书是口传后用隶书写的（隶书等于当时的简笔字），故叫今文经。

汉时，各经都立博士。博士类似于顾问或教授。秦时博士很多，汉初也有博士，但皇帝从来不去问他们，博士是有学问、能通一经的人。伏生传的《书经》立了三家博士：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经》博士也有三家：鲁诗、齐诗（辕固生）、韩诗（燕人韩婴）。传礼的有三家：大戴、小戴、庆氏。《周礼》，从王莽到太平天国都有很大影响。《周礼》从河间献王出，他收集到了古文书《周礼》。但他所收集到的《周礼》缺了《冬官》篇，他用《考工记》补进去，是为《周礼》。《春秋》，汉初时由邹氏、夹氏所传。《左传》由张苍所传。《公羊》《穀梁》两传都写成书。邹氏、夹氏所传的，后来都丧失了。《左传》由张苍传给贾谊，《春秋》只有《公羊》《穀梁》立博士。

汉朝的博士，数目有多有少，一般是十四人：

《易》博士三：施氏（施雠）、孟氏（孟喜）、梁丘氏（梁丘贺）。

《书》博士三：欧阳（欧阳生）、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

《诗》博士三：鲁（申培）、齐（辕固生）、韩（韩婴）。

《礼》博士三：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氏（庆普）。

《春秋》博士二：颜氏（颜安乐）、严氏（严彭祖）。

到汉献帝时，立的博士就更多了。

这许多书都立了博士，但最重要的是《公羊传》。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传》，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武帝在政治上需要利用孔子的名义来进行自己的统一工作，《公羊》第一句即讲“大一统”。“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本来并没有别的意义，春秋时，各国历法不同，有建子（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有建丑（以十二月为岁之始）、有建寅（以正月为岁之始），各不统一。“王正月”，只是说按照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汉武帝则利用这句话，作为政治统一的根据。武帝表面上尊崇儒家，实际上杀人很多，用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学。《公羊传》说：“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意思是说，臣子对君父不能有弑逆的念头，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把他杀死。这个论点很合乎汉武帝随便杀人的意思。《公羊》传又说“复九世之仇”，这也很合汉武帝借口替高祖复仇而要打匈奴的口味。《公羊》兴起的另一原因，是《公羊》家出了一位大师——董仲舒。董仲舒非常好学，用功读书“三年不窥园”。董仲舒的同学胡母生，把《春秋》经义系统化，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公羊》成了五经中地位最高的一经。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

今文、古文争得很剧烈。西汉立的十四个博士，都是今文博士，古文一直到王莽时才立博士。今文博士坚决反对古文立博士，也就是反对古文经学成为官学。古文经学的提倡者刘歆，曾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博士。

今、古文之争，实际上是齐、鲁之争。鲁的学风比较朴实保守，接近于孔子的讲法；齐学比较浮夸，好讲阴阳五行。鲁学要把孔子神化，儒学宗教化，一直是看不起齐学。从孟子起，就看不起齐学。他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又说，齐人只知管仲、晏子，其余一概不知。又如，叔孙通定朝仪，到鲁国去请 30 多个儒生，其中有两人不肯来，并说，你侍候的主人将近七个了。又说，那能随便讲礼，要行百年仁政始能讲礼。叔孙通则笑他们是“鄙儒”，不识时宜，于此可见齐鲁之风的不同。

武帝偏袒今文，喜好《公羊》，曾经叫治《穀梁》的江公与董仲舒辩论。仲舒通五经，善作文；江公“讷于言”（不善说话）；丞相公孙弘也是学《公羊》的。结果，自然董仲舒胜利了。于是江公就不能充当博士。由于江公的失败，穀梁也不得立为官学。

汉武帝的太子（戾太子）原先跟董仲舒学《公羊》，后来他又去学《穀梁》，并且很喜欢《穀梁》传。汉宣帝是戾太子的孙子，他听说自己的祖父喜欢《穀梁》，就去找学《穀梁》的人，找到了荣广、皓星公。两人都是江公的学生。荣广口才很好，与董仲舒的学生眭孟辩论，荣广胜利了。但是还不能立《穀梁》为博士，于是，宣帝去找了十个最聪明的青年人（其中有刘向）学《穀梁》。最后叫他们跟《公羊》家辩论。太子太傅肖望之也站在《穀梁》方面。《公羊》派参加辩论的有严彭祖、尹更始等，双方各五人，结果自然《穀梁》胜利，从此，《穀梁》才立于官学。可见某一学派立于官学是不容易的。

汉人最重师法，师法是不能改的，只准按照老师的样子讲。传《易经》的孟喜，其师为田王孙。孟喜好吹牛，诈称田王孙临死时曾传给他一本讲阴阳灾异的书。他的同学梁丘贺揭露也说，田生死时，送终的是施雠，你那时到东海去了，根本不在侧。宣帝听说他不守师法，就不准他做博士。

汉初儒者没有官做，武帝始用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本来是东海的牧猪人，学《公羊》，为人“曲学阿世”。武帝召集全国文士考试，他考第一。官位升得很快，于是人们争着学《公羊》。

武帝时，五经博士教授的学生每一经只有 10 人，全国博士弟子一共只有 50 人。博士弟子可以“复其身”，即可以一辈子不要服徭役。成绩优良的，可以作官。故士人争为博士弟子。汉昭帝时，博士弟子增至 100 人。宣帝时博士弟子增为 200 人。汉元帝时，汉朝已走下坡路了，但因为剥削严重，表面上显得很富庶，故有博士弟子 1000 人。汉成帝时，有人说，孔子一布衣，尚有弟子 3000 人，皇帝不应比孔子少，于是，太学弟子也增为 3000 人。后来由于负担太重，仍降为 1000 人。王莽时，博士弟子一年考试一次，考上甲科，可做郎中；考上乙科，可做太子舍人；考上丙科，可补文学掌故。弟子们虽不得大用，但可求个出身。

汉武帝特别重视《公羊》，因为《公羊》可以与刑名之学配合。《公羊》讲灾异，这也有些好处。因为皇帝很专制，没有人敢批评，可以用灾异来告诫皇帝。灾异家们说，皇帝是天的儿子——天子，皇帝作了坏事，天就现出灾异来告诫了。这也是董仲舒讲灾异的一个动机。所以，他讲得多了，引起了武帝的反感。有一次，辽东高庙火灾，董仲舒又发议论，他写的稿子被主父偃偷去送给武帝。武帝召诸生评论。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他的老师董仲舒写的，便说是“大愚妄”。于是判董仲舒死刑，后来虽蒙诏赦，但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讲灾异了。

西汉衰时，用《诗经》治国。宣帝表面上讲儒，实际上是用“刑名”。一天，太子（元帝）对宣帝说，陛下刑罚太甚，宜用儒生。宣帝大怒，说，汉家自有制度，“以霸（刑名）、王（儒）道杂之”，儒家不通时务，是古非今，如何能用？将来乱我汉家制度的一定是你。元帝立，外戚王氏逐渐掌权，不用《公羊》，而用《诗》为教。《诗》提倡温柔敦厚，便于统治者无忌惮地奢侈腐朽。结果，王权下移，外戚专政，直到西汉灭亡。

总的说来，从高帝到文、景，用黄老之术；武帝到宣帝，霸王道杂之；元帝以后至西汉亡，《诗》学盛行，皇帝无权。

西汉末年有两个大问题：一是土地集中，农民流亡，二是农民卖身为奴。土地和奴隶两个问题是相关的，农民没有土地就只好卖身为奴。早在武帝，甚至文帝时，这两大问题即已存在。董仲舒主张限田（名田），即规定占有土地的一个最高限额，但是这个办法实行不了。西汉末年更严重。王莽为了夺取政权，用托古于《周礼》的办法，提出“王田”的主张，即根据《周礼》中关于井田制的说法，把土地收归国有。王莽一举一动都学周公，以《周礼》作为政治改革的根据。《周礼》是古文经，因此便提高古文经的地位。刘歆是王莽的帮手，他写了一封《移让太常博士书》，大骂今文家的博士，遭到博士的激烈反对，博士都罢。大司空上奏，说刘歆反先帝遗法，于是刘歆被贬出去做河内太守。平帝时，古文经由于有王莽的政治力量做后盾，立了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博士对抗。

光武帝即位，又废古文，提倡今文，要求今文博士讲“谶讳”。谶是托名孔子的预言，纬是解释经书的。光武因为谶纬中有“刘秀当为天子”的话，深信谶纬。但遭到古文家的反对。如古文家桓谭不读“谶纬”，上书极言谶纬妖妄。光武说他“非圣无法”，差点被砍头。当时用人，有的也以谶纬来决定。所以，有个叫尹敏的在整理“谶纬”书时，他便在书的空白地方写了“君缺口，为汉辅”几个字，企图使皇帝重用他。光武帝看出来了，把他大骂一通，但没有处罚他。

古文经是不语怪力乱神的，今文经不同，它专投皇帝之所好。西汉时今文家讲灾异，原来有点限制皇帝暴虐的意思，到东汉时，就变成有灾异要策免三公了。由于东汉时天文学的进步，日蚀也可推算出来，灾异不大好说了，今文学家就改说谶纬。古文家反对谶纬。王充是古文家反对灾异和谶纬的代表。

东汉时，统治阶级内部宗派斗争极为严重。世家大族收集一批贫寒士人，荐他们做个小官小吏。有些人善于做官，可能从小吏上升为公卿。这种贫寒士人称荐举者为恩主，恩主死，要服三年丧。门生故吏成为集团。例如袁绍世代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势力很大。

经学中的派别斗争也很激烈。古文家中出了几位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许慎等。马融对东汉的古文的发展有很大关系。马融是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贵族地位足以保卫他的经师地位。他学问广博，通各经，门下有好几千学生。因此，古文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学生郑玄，名望尤高，于是推倒了今文，古文成为独占的了。

今文的衰落有其本身的原因。第一，东汉时不再通过今文经的途径做官，做官是通过征辟之途了。士人学今文经不再那么热心。第二，今文太繁琐，秦延君说《尚书》“尧典”二字，竟达 10 多万字。说“曰若稽古”四字，多至 3 万字。一部经书的章句，多至 100 万字，少的也有几十万字。苦死了学习的人。光武帝自己在学今文时，也吃过这个苦头。他当皇帝后，便令儒臣删五经章句作为太子的课本。桓荣删欧阳氏《书经》，从 40 万字删为 23 万字，桓郁又删为 12 万字。又，张奂删牟氏《尚书章句》45 万字为 9 万字。可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废话。《汉书·艺文志》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这确是打中了今文的弊病。古文家主张通训诂，通大义，所以没有繁琐的弊病。东汉时，“通人恶烦，羞学章句。”由于今文的繁琐。人们都不愿意学了。

虽然如此，但是，今文经学的势力仍很大。今文经是官学，太学生仍达一万人。各地私人的“精庐”（私立大学），学生多的也达几千人。当时古、今文学都开设私立大学招收学生。此外还有小学称“书馆”。例如王充八岁进书馆，书馆中有学生百余人。王充的故乡上虞，不过是个小地方，竟有学生一百多人，足见当时读书人之多。“书馆”教的是今文经，王充幼时学的是今文，后变成古文派了。

今文经的大师为董仲舒，古文经的大师为郑玄。郑玄通所有的今文、古文各经。郑玄所以能通今、古各经，主要是东汉时造纸术的进步，以及今文章句的删减。因此，郑玄比马融达到的成就更高。马融给古文全部经作了注解，而郑玄则采用了今文的某些说法，甚至某些谶纬家的说法注经。《诗·大雅·生民》关于姜嫄感天而生的说法，这本是出于今文家，郑玄也采用了。郑玄基本上是古文派，但他采用了今文家的一些观点。由于郑玄善于吸取今文派中的某些经说，今文被推倒了。郑学成了天下所崇的儒学。

魏文帝以后，做官的道路是“九品中正”。做官的必须是门阀士族，不须要搞什么今文、古文了。士族最讲究的是礼，礼中最重视的是丧礼。郑玄对丧礼最有研究。郑注三礼最受人重视。这也提高了郑学的地位。

西晋永嘉之乱，博士们保存的章句（讲义）都丢掉了。但古文的注解很简单，所以儒生还记得住，而今文，由于太繁琐，都记不得了。这样，西汉博士所传的今文也就全部消灭了。

一个学派的独尊地位是暂时的，一定会出现和它对立的学派。郑学是讲《左传》的。当时，讲《公羊》的何休与之对立。另一个与郑学对立的是专讲马融之学的王肃。《公羊》在东汉时已不是重要的学问了。《左传》《穀梁》是抑制《公羊》的。何休用 17 年的时间作《公羊解诂》，来为《公羊》辩护，他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育》《穀梁废疾》三篇文章。他所根据的是胡母生的《春秋条例》。他的注解很简单，是《公羊》注解中最好的一种。此书保存至今。

马融的学派为王肃所传，王肃是王朗的儿子。王肃根据马融的学说对古文各经作了注解。王肃敌不过郑学，他造了《圣证论》《孔子家语》《孔丛子》三部假书来反对郑康成。他所以能把郑康成压下去，是由于他的女儿是司马昭的夫人，他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外祖父，所以他写的东西都立于博士。这样，经学就成了郑、王之争而不是今、古之争了。郑学的政治后台是魏帝曹髦。曹髦帮郑氏博士来反驳王氏博士。后来曹髦被杀，王学是胜利了。但是郑学究比王学高明，东晋时，郑学又压倒了王学。

当郑、王之学在斗争时，有的经学阵地却被别的学派夺去了。首先是《周易》，玄学大师王弼注《周易》。古文只讲训诂，不讲义理。魏晋的玄学，不仅讲训诂，而且讲义理。王弼用玄理说易，故其所注《周易》压倒了以前各学派。杜预注《左传》，范宁注《穀梁》，梅颐作《伪古文尚书》，又一玄学大师何晏注《论语》。这些书出来后，把原来汉学的古文、今文家所作的注解都打倒了，只有《毛诗》、郑注《三礼》及何休的《公羊解诂》仍存在。梅颐的《伪古文尚书》，到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才把它推倒。这些注所以能推倒汉经学家的经注，并不是他们的学问一定比汉经学家高明，主要是由于他们吸取了前人注释中的长处。

魏晋玄学盛行，今文学已是强弩之末。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今文经全部散失（除何休的《公羊解诂》外），古文独存。南北朝通行的就是《毛诗》、郑注《三礼》、杜注《左氏》、范注《穀梁》等，这些都是古文。

南北朝时，大体上南方仍继承魏晋学风，北朝仍继承东汉学风。南方通行的是王注《周易》，杜注《左传》，何注《公羊》；北方通行的则是郑注《周易》，郑注《尚书》，服虔注《左传》。《毛诗》《三礼》则南北都通行郑氏。《隋书·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句话可以作为当时南北学风的概括。

隋唐统一之后，南北的经学的不同，考试取士有困难。唐太宗便叫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他以“疏不破注”的原则，将南北经学统一起来。从此，儒生记住《正义》，便可考试作官，经学至此也就没有什么发展了。

宋学另开门面，与汉学全然不同。宋学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盛行，引起了儒学的反对。北朝儒者崔浩，与道士寇谦之联合反佛。崔浩在政治上主张恢复周朝的割据局面，五等爵制，保持门阀的特殊地位。后来为鲜卑贵族所杀。他的死，实际上与反佛有关，佛徒与鲜卑贵族联合杀害他。南齐范缜（古文家），他根据古文家的学风写了《神灭论》，击中了佛家的要害。梁武帝帮佛家，把范缜压下去了。宋学兴起的原因之一，是采用儒家的思想去反对佛家。宋学吸取了佛家的佛性说，所谓狗子也有佛性，儒家用来说明人人可以为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佛学成为丰富宋学的养料。宋学有缺点，但反佛是应该肯定的。

三 宋 学

汉代发展起来的经学，到唐时作了总结。钦定的《五经正义》就是。经学作总结了，宋学发展起来了。

为什么宋学会发展起来呢？

一是由于内乱。内乱需要“宋学”这样的东西。

唐玄宗时，政治腐败到极点，于是发生了安史之乱。从东汉开始的士族门阀制度的残余，到唐代仍存在。士族（贵族）都不肯作武官，子弟作军官是被人看不起的。因此，当军官的都是外族人（西北的少数民族）。安禄山、史思明所以获得军权，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安、史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存在下去。黄巢起义，推翻了这个腐朽的王朝。但这时，沙陀人又进来了。他们带来了许多“杂胡”。沙陀人与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朱温混战，朱温被沙陀人李存勗打败了。沙陀人在北方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国。这是最乱的时代。什么丑事和笑话都出来了，儿皇帝、卖国贼等等，无奇不有，乱得不能再乱了。

周世宗柴荣时，国家才有统一的倾向。柴荣，这是个不简单的人。从安史之乱到赵匡胤得天下，共 250 年，乱得一塌糊涂。五代时，你抢我夺，弱肉强食，正像庄子所讲的黄雀啄螳螂的故事一样。有政治地位的人很紧张，什么叫安全是不知道的，谁也不相信自己可以安全。周世宗的身后事可以说是布置得很周到的，但是，柴荣一死，第二年就被赵匡胤夺去了帝位。

赵匡胤看到了夺帝位的容易，他想了许多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宋代对外是最屈辱的，但对内部的办法则很多。拉拢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宋代维护自己统治的基本办法。唐代进士及第的名额一榜最多只有 30 名。五代时一榜只有七八名。宋代大大放宽进士及第名额多到四五百名。做官的道路很多，不只是科举一途。唐代，士族和流外的官是分得很清楚的，士族不做流外官。宋代这种界限去掉了。唐代考进士，因为旧士族仍有特权，所以未放榜以前，即知道谁考取，谁没有考取。宋代改用密封，士族与非士族同等对待，所以未放榜时，是不知道谁考取与否的。魏晋以来的士族制度，到宋代最后打破了。宋代的大官，不管犯什么罪，都不杀头，只是充军边地。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争取士的拥护。

士与儒是分不开的。可以说，以韩愈的思想为代表的士人，拥护了赵宋政权。韩愈的政治运动是重整伦常。他一方面辟佛老，一方面整伦常。赵宋王朝很需要这个思想。伦常自安史之乱以来被破坏得不像样子了。200 多年的大乱，使赵匡胤懂得了应该用伦常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赵宋王朝有意识地来扶持“宋学”。宋学与古代的儒学根本不同了。古代儒学只解经，而宋学则着重讲伦常。

二是由于与宗教的斗争。佛、道的教义，特别是佛教的教义，与儒家的伦常思想是矛盾的。要提倡儒家的伦常思想，就必须改造佛家的一套。

宗教迷信对统治者是需要的。董仲舒即想创立宗教，他把阴阳五行与巫术结合起来。儒家祭祀并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偶像——上帝。儒家祭祀的对象是那些对人们有功的人和物。例如，儒家祭猫，因为它能吃老鼠；祭老虎，因为它能吃野猪；如此等等。董仲舒想创造一个以孔子为教主的宗教。董仲舒的创造宗教的活动作得极其可笑。如果翻翻他的《春秋繁露》的《求雨》《止雨》两篇，就知道其荒谬的程度。他说，把南门关闭，北门打开，就可以求雨；把北门关闭，把南门打开，就可以止雨。真是愚昧至极。要把儒家的思想当作宗教教义是很困难的，因为孔子不语鬼神，所以董仲舒没有创造成。东汉时，统治阶级还想创造宗教，他们企图用“谶纬”的一套办法，把孔子装扮成教主。但是古文家反对“谶纬”，所以仍未创造成。

两汉都想把孔子变成儒教教主，但都未成功。西汉末年，佛教传进来了。儒是反佛的，但由于佛教利用“因果报应”“求福免祸”等迷信办法来欺骗人民，很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

封建帝王利用“谶纬”来证明自己做皇帝是上应天命的。《符瑞志》就是为某人做皇帝而编造理由的书。虽然如此，仍有许多困难，因为别人不大相信，而且也相当麻烦。佛教的“因果报应”的理论，利用起来要方便得多。根据“因果报应”的理论，只要谁作了皇帝，谁在上世一定作了天大的好事。佛之所以成佛，是因为他在几亿千万年以来一直作了无限功德。

东汉初年，佛教即发展起来。首先相信佛教的是贵族。光武的儿子楚王刘英首先“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佛教是最会吹牛、最会说谎的。他们说佛的法力大得了不得，把道教的玉皇大帝说得一钱不值，说玉皇大帝对于佛来说，只不过是给佛鸣锣喝道的仆人而已。

佛教来自印度。印度古代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地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是最高贵的种姓，主要是僧侣。很明显，佛教是高级种姓特意造出一大套谎话用以欺骗广大群众，特别是欺骗下层的被压迫者——首陀罗的。佛教不准杀生，谁杀生谁就得入地狱。种地的农民在地里劳动，总是会杀死些小生物的，因此，农民死后一定要入地狱的。唐僧义净到印度去，写了一本《南海寄归内法传》，这书极可笑。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义净看到印度的大寺庙和尚自己不种地，把地交给农民种，然后与农民对分粮食。他不懂寺庙为什么自己都不直接经营土地，便问大和尚。大和尚说，种地必定会杀生，而杀生是会入地狱的，因此和尚不种地。这样，既可以有吃的，又可以不杀生。义净认为这个办法很了不起。佛教的教规极繁琐，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果都按照那些规定办，那些拉肚子的人肯定会入地狱。

和尚要出家，他和中国儒家的忠孝思想是对立的。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儒家骂和尚是“无父无君”，是禽兽。

道教，它是调和佛、儒的一种思想。东汉琅邪人宫崇，他拿了一部《太平清领经》，据说是他的老师于吉传给他的天书，其宗旨是“奉天地，顺五行”。道教吸取了佛教的一些仪式，去掉佛教与忠孝思想矛盾的东西而形成的。道教为了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编造了一个谣言，说老子入夷狄而为浮屠，说释迦（即佛）是老子的儿子。道家骂和尚是“髡徒”（光头）。实在说，道教本是没有什么独创的东西。《抱朴子》这是一本著名的道家书，《内篇》讲炼丹，《外篇》讲的全是儒家道理。儒释道三教斗争，儒道往往联合起来共同反佛。

佛教在开始时也曾受到歧视和压迫，但是，很快统治阶级就认识到它的欺骗作用了。

佛教是编造谎言的能手。西晋末年从印度来了一个和尚，名叫佛图澄。他说自己已经有四百多岁了。他来到洛阳后，取得了后赵的皇帝石勒、石虎的尊重。石勒的侄子石虎是个野蛮透顶的皇帝。他信佛，为的是打胜仗。有一次，他打败了，发怒说，我奉佛供僧，却被打败了，佛有什么用？佛图澄便对石虎说，你前生是个大商人，曾在佛寺设大会，预会的有 60 个罗汉，我是其中之一。现在你做了皇帝，就是你前生奉佛供僧的缘故。石虎听了就不再责怪佛教了。所以胡说八道的本领，佛教是第一。

佛教影响越来越大。东汉时只准外国人来传教，而不许中国人当和尚。和尚地位很低，被称为“乞胡”。嵇康曾说，人们肚痛都到“乞胡”那里求佛，其实只要买一服药吃就行了。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

儒道是中国的土产，佛教是外来的。三教之争往往成了华、夷之争。胡人奉胡教，拜佛。但是，有些入据中国的胡人，为了要统治中国，便不信佛教。北魏是鲜卑人，姓拓跋氏。他们为了要统治中国，说拓跋就是土，土姓就是黄帝的子孙。拓跋焘（太武帝）信道灭佛。北魏皇帝即位，都受道教的符篆，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是黄帝子孙。北周武帝原是鲜卑族的宇文部。他也主张灭佛。和尚对他说，反对佛教，死后要进阿鼻地狱（即无间地狱，意思是受苦是不间断的）。周武帝说，到阿鼻地狱也不怕。和尚说，你是胡人，应该信佛教。他说，我是中国人。不久，周武帝病死了，佛没有灭成。隋文帝是最信佛的人。唐朝姓李，与鲜卑族关系密切，他们特别要表示自己是汉族人，唐太宗把道教奉为第一。隋文帝是佛第一、道第二、儒第三；唐朝则是道第一、佛第二、儒第三。

佛是不拜君父的。按照佛教的规定，人做了和尚之后，国王、父母都得拜他。据说，释迦成了佛之后，他的父亲去见他，还是向他下拜的。因此，佛教最受攻击的是这个“无父无君”的思想。儒家攻击佛家是“不忠不孝，削发而抑君亲”，是“以匹夫而抗夫子，无父之教，非孝者”。这个问题对佛教来说，是非常尖锐的。因此，和尚们极力想编一些理由替自己辩护。据《盂兰盆经》说，佛的大弟子目莲，他看到自己的亡母在地狱受苦，请问佛怎么办。佛告诉他，广为布施，就可把他亡母救出来。目莲按照佛的话去做，终于救出了自己的母亲。佛教还传说，佛（释迦）的父亲净饭王死，佛亲自去抬棺材送葬。他们编出这些故事，就是要证明佛教也是要父母的，也是讲孝的。但是，这些论据是极其软弱无力的。佛、儒斗争中，和尚在忠孝方面是最讲不出道理来的。

在经济上，佛教寺院占的土地很多。周武帝灭佛时，废大寺院凡 4600 多座，令和尚尼姑 26 万多人还俗，收回寺庙的田有数十万顷，奴婢 10 余万人。

寺庙都占有大量土地，都是地主。当然，并不是所有和尚都是地主。一般和尚，虽然逃避了国家的赋税，但他仍是被压迫、被剥削者。大和尚对小和尚的压迫是极残暴的。小和尚有病，就给他吃黄龙汤。黄龙汤即是大便。据说发高烧的人吃黄龙汤是会好的。小和尚不管生什么病，都叫他们吃黄龙汤。道士骂和尚吃大小便，指的就是吃黄龙汤。有的和尚否认吃黄龙汤这件见不得人的事，其实，这是否认不了的。义净就反对过吃黄龙汤。如果不吃黄龙汤，义净为什么要反对？胡三省《通鉴注》引陶弘景《本草》，还说明黄龙汤的具体制法。

佛教对麻醉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所以，总有人替它辩护。《唐文粹》李节《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就竭力说明佛教对统治阶级的作用。它说，学儒之人，力斥释氏，其论甚粗，释氏之教不外衰代之风之所激；而衰代之风，苟无释氏，将无所寄心。而儒者徒知佛教因衰世而兴，而不知衰世之需佛，又不知释氏助化之大。李节说佛教给腐朽统治阶级以自我麻醉的作用，这是说得很对的。他又指出佛教可以使人安分，阡陌之人（农民）不敢起兵反对统治阶级，这一点尤其说得对。统治阶级利用佛教尽管它蠹国殃民，大耗财物，但统治阶级仍认为利大害小，坚决提倡佛教。

宋代既重佛，也重道。但是，宋代的皇帝更需要借重儒家来重整伦常纲纪。

宋学与汉学完全不一样。它以伦常为基础，同时又与佛道结合宋学内容很多是佛老的东西，汉学是汉人的东西。

宋学的先驱为唐的傅奕（反佛）、吕才（反道）、陈子昂。《新唐书》三人合传，这是有道理的。陈子昂是讲古文的。韩愈可以说是对这三人思想的综合和继承。他提倡“文以载道”，反对佛老。韩愈不算经学家，但也讲点经学。他的《论语笔解》释“宰予昼寝”说，“昼寝”是“画寝”之误，“画寝”就是在寝室的壁上画上图像。当然，这个解释是不合古文派的观点的，但这却开了宋学的风气。与韩愈同时，有啖助讲《春秋》。《春秋》是正名分、讲伦常的。啖助的学生赵匡、陆淳且著有《春秋集传》。啖助的书已遗失，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仍在。啖助讲《春秋》撇开传注，直接从经文中寻义理，这也是开宋学之风。

韩愈写了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弟子李翱作《复性书》，都是要重整伦常。他认为名教（指儒家）自有天地，应该直接从儒教中找哲理。

宋学发展与木刻印书的发展也有关系。后唐冯道刻九经于木板，木版刻书就越来越多了。这样，就有助于经学的流传。同时，宋王朝又竭力提倡尊孔。修国子监，把孔门十哲（子思、颜回等十位大弟子）的像也修立起来。宋太祖赵匡胤屡次去国子监，表彰孝悌，亲自主持进士的考选。

皇帝一提倡，于是响应的人就出来了。宋初出了三先生，一是孙复（泰山先生），一是石介（徂徕先生），一是胡瑗（安定先生）。孙复写《春秋尊王发微》一书，其宗旨是“有贬有褒”，提倡尊王。佛教是尊佛不尊王的，孙复用孔子的名义来评价人物，认为春秋时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是好的，一概加以诛绝。因此当时有人批评《春秋尊王发微》是“商鞅行法”。孙复的尊王思想是适合于当时朝廷的需要的。韩愈即说过：“君王神圣，臣罪当诛。”

胡瑗在太学当教授，曾出了一题问学生：“颜子所乐何事？”这本来是谁也回答不出来的。佛教的禅宗有所谓公案。公案就是由老和尚提出一个谁也答不了的问题。胡瑗这个办法实际上也是学佛教的“公案”。当时大家都觉得胡瑗的题目很好。安定还叫人要“明体，达用”，即明儒家的根本道理，为朝廷服务。胡瑗的学生考取进士的很多，他为宋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

石介可以说是首搞宗派活动的人。

宋代讲《春秋》的人很多，都是借孔子名义来重整伦常的。北宋时尊王。南宋时，北方被金人夺去了，除尊王外，还要讲攘夷。胡安国作的《春秋传》就是这样的。从胡安国的《春秋传》看，他是一方面强调复仇，一方面又怕战争。《春秋》所记的齐桓公伐山戎这件事，《穀梁传》说这是褒，《公羊传》认为这是贬。胡安国说，《春秋》称“齐人伐山戎”，既称人，可见是贬。按照南宋攘夷的观点来看，应该是“褒”（肯定齐桓公讨伐戎族）；可是胡安国却认为是贬（否定）。这反映了南宋统治者，一方面大叫讨伐金人，一方面又害怕战争的思想。

宋代最重视的是三部经书：《春秋》《周易》《礼记》。

宋学以《周易》来代替佛教的哲学。《周易》有几点是与佛教哲学对立的。佛教讲“苦”、“空”、“灭”，认为人在胎中即是苦的，母亲喝点热水，胎儿就热得要死，母亲喝点冷水，胎儿即冷得要命。所以人是苦的。据佛家禅宗南宗看来，什么都是空的，最后连佛也是空的。什么佛（释迦）、什么祖（达摩），一切皆空。他们骂佛祖是老胡，是乾屎橛。他们不读书，不著文字，因为反正什么都是空的。佛讲涅槃，涅槃即是寂灭（死）的意思。人世什么都空，都是“无常”，认为有生即有灭，最好是无生，无生即可不灭。《易经》刚好与之相反。《易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近于乐”，“仁者不忧”（《论语》）。这就是说，人不是苦的。儒家讲“有”，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妇。《易经》还讲不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都是与佛教对立的。

宋学，一是经学，一是哲学。汉人讲训诂，不讲义理，宋学则在《周易》中找哲理，以代替佛教的哲学。《易经》是最易于附会发挥的。宋学的《太极图说》是从道士陈抟那儿来的。太极图原是讲炼丹术，是道家讲炼丹秘诀的，讲的次序由下而上。陈抟的太极图，经数传到了周濂溪（周敦颐）。他讲太极图的次序改为由上而下，并与“易有太极”联系起来，这就成了儒家的东西了。无极太极、动静阴阳、 缊感通，尧舜之道等等名堂，都是从《周易》的十翼中引伸出来的。叶水心所说的“夷狄之说，本于中国”，就是指宋学把佛教的一套东西，加以改造，用《易经》的形式表述出来。

《易经》有象和数，宋人特别重数。邵雍的《皇极经世》是专讲数的，他甚至相信《河图》《洛书》等无稽之谈。朱熹学问很博，但他也相信《河图》《洛书》。

《周礼》也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书。宋是最积弱的朝代，统治者幻想实行《周礼》中所说的井田制度以求强盛。宋儒李觏提倡《周礼》，他在《致太平论》中说：“周之制，其神矣乎？”这就是说，按照《周礼》办事，就可以解决积弱的问题。据《周礼》记载，周时八家九顷地，各家种 100 亩，中间一顷为公地。这样，民可以安居乐业。宋儒所以对《周礼》所记载的这种土地制度感兴趣，说明宋代土地问题的严重。张载也很重视《周礼》，认为治天下不用井田，即不会平，周致治世，就是由于天下平，人君行井田，须有仁心。王安石做宰相，不仅提倡《周礼》，还作《周礼新义》，规定考进士须读《周礼》。他还用《周礼》作为自己驳反对者的理论根据。宋代重《周礼》，从政治上看，无非是企图借《周礼》的井田制来对当前作些改良罢了。

《春秋》讲尊王、攘夷，当然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宋儒重《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从宋开始的。《大学》《中庸》都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程伊川认为《大学》是孔子的遗书，是初学入德之门。他解释“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不变谓之“常道”。禅宗讲传授心法，宋学认为《中庸》就是孔门心法。孔子传给子思，子思传给孟子，前后相传，其味无穷。

宋儒讲经学与汉人不同。汉人是笃守师法，宋儒则认为，凡合于理的便是师法，否则便不是。因此，宋人讲经有个特点：敢于怀疑。这就把汉唐认为“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套都推倒了。敢于怀疑，这是好的，但不能没有根据的乱怀疑。清人王鸣盛批评宋儒是，道学大倡，罢落汉唐，独研义理，治学创别是非，以理为准，“其流弊也悍”。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也说宋人既不信注疏，又不信经文，删改经文“不可为训”。

欧阳修写了《易童子问》三卷，认为《易经》的《系辞》、《文言》等十翼是假的。朱熹怀疑古文《尚书》的真实性。朱熹的学生王柏作《诗疑》，删去了 30 多篇所谓“淫奔之诗”。《春秋》三传，孙复在作《春秋尊王发微》时，完全把它搁在一边不管。南宋叶梦得作《春秋谳》，把《公羊》《穀梁》二传一概驳倒。司马光疑《孟子》不是孟子自己作的。宋儒对古代经典的这些怀疑，只有朱熹对古文《尚书》的怀疑是对的。朱熹虽然怀疑古文《尚书》，但却认为《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所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段话，是好得不得了，是孔门传授心法。

宋学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要。唐末五代大乱，伦常败坏，佛教又与伦常有矛盾，因此，统治阶级提倡儒学。当然，要使儒学能够为宋代的统治者服务，还必须吸取和改造佛教中的有用的东西，以便能更好地欺骗群众。

宋以前，国亡之后很少有人以死殉国的，宋以后就多起来了。清初，毛奇龄变节投清，他讲道学时说宋人都没有国亡殉国的，全祖望举出了许多例子来驳他。

二程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北宋时，女人再嫁是不受斥责的。王安石儿媳再嫁，范仲淹的母亲也是再嫁过的。他们都不回避再嫁的事。南宋以后，提倡死守贞节。现在再提倡宋学是要不得的，但是否宋学全要不得呢？是否宋学还有些可用之处呢？宋学讲气节，国亡殉国，不投降外国，这是值得肯定的。

四 明清的经学

清代的经学可以称之为汉学。汉代古文、今文的发展都有政治上的原因，宋学的发生也有政治上的原因。西汉经学重点在讲阴阳灾异。不仅《书经·洪范》篇讲灾异，《诗经》也讲灾异。自董仲舒始，任何一经都须讲灾异，不讲，这部经书就站不住脚。东汉时，光讲灾异还不够，还要讲谶纬。讲谶纬比讲灾异更容易。只有古文经学是反对灾异、谶纬之类的迷信的。汉代经学坏处比好处多，因为讲迷信，欺骗人民，反迷信的只有一部分古文经学家。

宋学的兴起，是由于安史及五代的大乱，伦常败坏。宋学的目的是整顿伦常道德。宋学固然毛病很多，但在重整伦常方面收效不少。宋学重个人气节，因此，宋以后，国家危亡时，民族气节提高了。这样看起来，宋学也有其积极方面，不是完全消极的。宋学的毛病是空谈心、性、天道等抽象的东西。

程朱还是比较重视实践的。当然，他们的实践不是革命的实践，而是指做人的修养。朱熹主张半天读书，半天打坐。程朱的末流就完全流于空谈了。陆象山的思想则更趋于佛教化。由陆象山到王阳明这一派的思想，实际上是佛教南宗慧能一派的“即心成佛”的思想。南宗认为，明心见性即成佛。儒家讲成圣人，成圣人本极不容易，孔子也不敢自称是圣人。王阳明把佛家的明心见性一套思想拿过来，改装成一旦豁然贯通，即可成圣人的理论。王阳明自己还有些办事的本领，其末流空谈之风越来越厉害。明亡与士大夫阶层不务实学，光事空谈有关系。明朝时候的八股文，就是宋学的表现形式，是宋学的文风。明永乐时颁布《四书大全》以朱熹注为正宗。于是明人只读朱注《四书》，连《五经》也不读。因为读熟《四书》，即可考取进士作大官。考进士的题目都出在《四书》上，所以读《五经》的人很少。明人的学问很狭隘，只知道《四书》。

明人嘴上是仁义道德，实际上无耻到极点。读《明史·阉党传》，真令人怒发冲冠。阉党中，除一人外，都是进士出身。宋学和八股文的流弊，明亡之后，看得更清楚。明亡于清，固然有其他原因，但宋学只讲空谈，不务实际，阉党的堕落，也是明亡的原因之一。比较有正义感的士人，对程朱之学的流弊痛恨得很。亡国之后，痛定思痛，都感到宋明理学家所讲的明心见性、明道穷性一套理论，全是废话；主静主敬，全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明末清初，主经世致用的学者，南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黄、顾、王三人对学术都有很大贡献。北方有颜元、李塨。颜元讲实践。北方的颜、李及孙奇逢，与南方三大家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明人学问的空疏，历史已有定论。他们所印的书也大都靠不住，当然也不能一笔抹煞。有一批人，看到国家危亡，也在认真读书，而且有成绩。清初的几个大学问家，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起来的。

明孝宗时的前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只读古书的学风，影响很大。厚古薄今，越古越好，这当然是不对的，但在当时，对于八股先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明人在经学方面是有成绩的，主要有如下几家：

梅鷟的《尚书考异》。梅鷟把《古文尚书》完全推倒了。《古文尚书》宋人虽然已经疑其为伪，但那是从文字的难易方面提出些疑点。宋人觉得，为什么《古文尚书》反而比今文容易读呢？因此疑古文不可靠，但没有具体论证。梅鷟则提出了许多确凿证据，以证明其伪。

朱谋玮的《周易象通》。朱的学问很大。朱是反对宋学的，宋代易学是讲数的，汉人讲象。朱用象来讲易，实际上是向宋人的《先天图》、《太极图》、《皇极经世》、朱熹的《周易》等宋人的易学挑战。朱谋玮的《周易象通》也不敢完全把《河图》《洛书》等谎言推倒。他以自己所编造的谎言代替了宋人编造的谎言。朱是明皇朝的同姓，他诈称自己从明内府得了一个真正的《河图》。这个《河图》真正是伏牺所作，一直保存在皇帝的内府，到宋徽宗时才发现。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在那时，他这样作，多少还有点可以原谅。

赵宦光等的音韵之学。古代音韵和宋人不同，宋学家不懂这个道理，看到经书上不协韵的，即任意更改。赵宦光等研究《说文解字》，指出经书的字音，宋时虽然不协韵，但古代则是协韵的，宋人乱改经书中不协韵的字，是错误的。陈第进一步研究古音，作《毛诗古音考》，具体指出古今音韵不同，如母，古念米；马，古念姥；京，古念疆；福，古念逼等等。这种研究，对清儒起很大作用，清儒研究经学，从文字音韵入手，明人开其先例。

焦竑讲校勘之学，这也是开清代校勘学的先例。

明末所以讲这种学问，是由于人们不满于宋学末流的空疏。明末的学风，可以说是弃宋复汉。黄、顾、王三大家则是这种学风的进一步发展。

顾炎武是浙西学派，黄宗羲是浙东学派。两派影响很长久，直到清末。清是封建社会的末代，可是在学术和古诗文等各个领域中都出现了复古的风气，只有小说倒是一个创造。这可能是回光返照。清朝社会有新的变化，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敏感的文学家，抓住一些新事物，因之产生新鲜的作品。

宋学讲理，理就是圣人之性，是绝对的。一切以理为依据，不合乎理，就必须受到批判。朱熹所以对《尚书》提出怀疑，就是他觉得《尚书》不合乎理。朱熹学生王柏删诗 32 篇，也是因为那些都是淫奔之诗，不合乎理。汉人讲家法，对古代传下来的东西，是完全不敢怀疑的。宋学敢于怀疑，这是宋学的长处。这种怀疑虽然常常流于武断，但总算是用脑子去想。汉学不加任何思考判断，它是不用脑子的。《论语》中有两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汉学是学而不思，死记师说，不知其义。宋人则思而不学，光去空想，不读书。王阳明坐在竹子旁边格物，结果格出病来了，就是典型例子。

清人想把学与思结合起来。顾炎武讲经学，黄宗羲讲史学。一是清代经学的开创者，一是清代史学的开创者。他们做学问，可以说是学、思结合，为救亡而读书。

顾亭林的学问很广博，年青时已感到国家将亡，要讲实学。他青年时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书未写成，国已亡。他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他的学问宗旨有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明士人依附阉党，无耻之极，清人入关，有大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投靠清人。顾亭林见此，痛心之极。顾的重要著作为《日知录》。他说，将来有王者兴，可以为治。他还有一部《音学五书》，这也是很重要的书。清代的戴东原学派，即导源于顾的这本书。

黄宗羲亦极渊博。顾亭林崇拜程朱，反对陆王。黄梨洲则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刘宗周（蕺山）的学生。黄宗羲的父亲是东林党中有名的人物，为阉党所害。黄宗羲父亲临死时，告诉黄说，学者最要紧的是通史。黄从年轻时就研究史学，但他也不放弃经学。他教学生，必先穷经。经学可以经世，不通经，便是迂腐之儒，而学经必须同时学史。黄宗羲有两个大弟子，万斯同和万斯大。万斯同传史学，万斯大传经学。

黄宗羲作有《明史案》240 卷（已佚）。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总裁是顾亭林的外甥徐元文。徐把一些有名的人都拉入史馆，实际上是拉他们下水，黄宗羲坚决不入史馆。结果叫黄的儿子黄百家和学生万斯同去。其条件是：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不受封，不受禄，不具名。两人住在徐元文家里。明史稿每写成一篇，即给万斯同看，有的万斯同还送去给黄宗羲看。明史稿修成时，万斯同已死，但其基础则是万斯同打下的。万斯同自己著有《明史稿》500 卷，主要是根据黄宗羲的《明史案》写成的。万的这部《明史稿》后来王鸿绪拿去，王以自己的名义付印。乾隆初，张廷玉又以王鸿绪的《明史稿》为基础，撰成《明史》。

全祖望、章学诚都是传黄学的。全祖望写了许多明末有气节的人的传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造诣很深。

黄梨洲给万斯大作的墓志铭说，万斯大治经学的基本观点是：不通各经，便不能通一经；不懂传注的错误，便不能通经。万斯大曾经指出了某些传注的错误。《诗经·召南·何彼秾矣》：“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毛传》认为，平王是平正之王，即文王，齐侯是齐一之侯。万斯大指出，《毛传》的解释是错误的。平王就是周平王，齐侯指襄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平王的孙女嫁给襄公的儿子。

万斯大最有研究的是礼。他作有《周礼辨非》《仪礼商》二书，指出《周礼》、《仪礼》中许多可疑之处。这是很好的两本书。黄派为什么这样重视礼呢？黄宗羲认为，礼是“经之大者，为郊社、禘洽、丧法、宗法、官制，言人人殊，莫知适从，士生千载之下，不能会众以合一，犹可谓之穷经乎？”这就是说，因为封建礼制受到了破坏，人们莫知适从，因此，要穷经就必须明礼。

继顾、黄两位大师而起的有阎若璩。阎作《古文尚书疏证》，推倒了宋学的根基，给汉学的恢复开辟了道路。其次是胡渭，胡作《易图明辨》《洪范正论》。他指出，《易图》是华山道士陈抟搞的把戏，把宋人讲《周易》的老底都揭出来了。《洪范正论》则把西汉的五行灾异说打倒了。毛奇龄（浙江萧山人）写了二三四卷书，他的《四书改错》专门反对宋学，把朱熹骂得一塌糊涂。他还写了一部《仲氏易》，把宋人讲的《易经》推倒了。毛奇龄晚年又维护起宋学来，他是一个既废弃宋学又恢复宋学的人。

清初的汉学家中，以毛奇龄的品行最坏。康熙为了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专门开设博学鸿词科，收买那些社会名流。顾亭林、黄宗羲的态度很明确，坚决不去。阎若璩虽然去应试，但未考取，丢了名气又没有做上官，大发牢骚。临死的那一年，康熙找他，他高兴得了不得，但也没有做什么官就死了。胡渭在康熙十八年南巡时，康熙赏给他“耆年笃学”四个字，于是，他一辈子的名气就完了。毛奇龄最没有骨气。康熙十八年，毛听说康熙要把朱熹列为十哲之一，他就赶快把自己的《四书改错》的书版毁坏了。

清顺治时，统治者还顾不上对士大夫阶层思想的控制。康熙时是尽量拉拢士大夫，如开明史馆，设博学鸿词科等等。到了雍正时，控制就严起来了，对不愿意与清统治者合作的士大夫，大兴文字狱，采取了镇压的手段。吕留良文字狱，就是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次大规模的武力镇压。吕留良原是八股先生，他坚持华夷之别，借选文而流露了自己的民族感情。湖南有些人为他选的文章的批语所感动。这就触犯了清统治者。雍正即严办这些对清统治不满的知识分子。当时吕留良已死，清统治者处以剖棺戮尸的酷刑，他的子孙被灭族，他的门生故旧皆被杀。从雍正到乾隆这段时间，文字狱越来越厉害。于是文人学士只好钻旧书，不敢谈政治。考据之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兴盛起来了。

清代的古文经学，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乾隆以前是开始时期，乾隆、嘉庆时是全盛时期，道光以后是衰落时期。

清代的考据家很多，《皇清经解》收有 157 家，收书 2727卷，大多数是乾隆嘉庆时人，故世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分两派，一为吴派，一为皖派。吴派以惠栋为首，皖派以戴震为首。

吴地富裕，做官人多，藏书丰富。惠栋上代三辈搞经学，基础很厚。他的有名著作是《周易述》，把所有汉人讲《易经》的著作都收集在一起，但没有任何说明和发挥。这种办法成为吴派的学风。钱大昕、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等都是这个学风。这派治学的特点是好博而尊闻，不讲义理。

皖派与吴派不同，他们从音韵小学入手。据章太炎的说法，是讲“形名”。他们收集材料，加以研究判断。戴震的学问很广博，不仅懂经学，还懂算术、地理等学。以汉学反宋学。可以说，到戴震时才算完成。黄宗羲、顾亭林与宋学仍有联系，吴派的学问很杂乱，与宋学分不清，只有戴震才与宋学划清了界限。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从哲学上把宋学驳倒了。他不仅搞训诂、名物，而且也谈义理。他用唯物主义反对宋学的唯心主义。

戴震的影响很大。他的学生段玉裁所著的《说文解字注》，可算是文字音韵学的高峰。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成就更高。浙江的俞樾、孙诒让，都是王氏父子所传。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很有学术价值。看来文学不能父子相传，经学是可以父子相传的。大诗人李白的儿子伯禽是个饭桶，杜甫的儿子宗文、宗武也毫无成就，王念孙在经学上成就很大，他的儿子王引之在经学上的成就也很高，这便是一例证。

汉学到了戴震是登峰造极了。只能在他的规模上扩充，而不能再向上发展了。但是，物极必反，清代的汉学出了反对派。

古文家姚鼐愿给戴震当学生。戴震写信拒绝了。姚老羞成怒，要反对戴震学派。但他自己没有什么学问，没有公开写文章反对。他的学生方东树很能写文章，又懂得汉学，便写了《汉学商兑》来反对戴震派的汉学。方一条一条地驳汉学，最后说汉学家的文章是“屠酤计账”。确实，不少汉学家的文章都是罗列一大堆材料，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说清楚。毛奇龄《孟子生卒考》，考了半天，生卒年还是没有考出来。《皇清经解》里有许多篇《明堂考》，考来考去，明堂到底怎样还是没有考清。

但这些还不是汉学的致命伤。反对清代汉学最有力的是戴震的学生孔广森。他开始研究与古文经学作对的今文经学。孔广森写了《公羊通义》，用今文学来改变古文的学风。孔广森年纪很轻就死了，他的今文学尚未深入展开。与戴震同时，江苏武进的庄存与也搞今文学。他的学问很广博，可算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人。庄的两个学生刘逢禄和宋翔凤，把今文经学更向前推进了一步。刘作《春秋公羊传何氏注释例》，发挥了张三世，通三统（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统指夏、商、周）的思想。古文学家认为古代好，后代坏，主张复古。今文学家则相反，他们认为，夏、商、周三统要变通，要改制。说孔子作《春秋》，是“绌周王鲁”，“受命改制”。宋翔凤还写了《拟汉博士答刘歆书》，来反对古文学。刘逢禄、宋翔凤是嘉庆时人，这时清统治力量已大为削弱，走向衰落。今文家的改制思想是这种时代条件的反映。

道光时，魏源、龚自珍出，二人对今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魏、龚都是刘逢禄的学生。龚自珍是段玉裁的外孙，文字音韵、训诂等都很有修养。他反对古文家脱离政治，而提倡今文，主张谈政治，关心国事。他还好谈边事，新疆改设为行省，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他所写的《蒙古图志》（已失传），见解也很有可取之处。魏源撰《海国图志》，是中国人讲外国情况最早的一个人。

王闿运也是讲今文学的。他是曾国藩的幕僚，文章很好。他虽然讲《公羊》学，但把《公羊》学限于经学，而不谈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他有个学生叫廖平，却对《公羊》大加穿凿附会，写了许多书。到晚年，张之洞觉得他的说法对清统治者不利，即收买他，他就自己写文章驳斥自己。可是他那些穿凿附会的东西已经产生了影响。广东的康有为，原是搞古文学的，他想从《周礼》中找治乱的根据。看到廖平的著作，大为感动，即援廖例，作《新学伪经考》，反对古文学。认为古文经学都是新莽时刘歆所伪造。康的反对古文学的办法很简单，只要他看不顺眼，就说它是刘歆所伪造的。他的第二部书是《孔子改制考》，宣传托古改制思想。康的第三部书是《大同书》。《礼记·礼运》篇有大同小康之说，康有为把《公羊传》上的三世说倒过来，先是乱世，后是升平世（小康），最后是太平世（大同）。提出了一个由乱到太平的完全空想的社会蓝图。《大同书》写成，康有为却秘而不宣。梁启超说康有为任性主观，自信力极强，看不起客观，以客观事物服从自己主观需要，这些批评说得不错。不过他的变法改制思想是进步的。

今文学中，真正算得上是今文学的经师的是皮锡瑞。皮是个进步的举人。康梁变法失败后，他即闭门著书。他比康、梁好得多，是个真正的经生。他作的《经学历史》是一部比较好的书。他有点偏于今文学，但他对各家的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

古文学派中最后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章炳麟。他是清末古文经学的代表。古文经学是学而不思，很难引伸出革命的思想来的。古文学派中曾出现了许多进步的历史人物，如王充作《论衡》，范缜作《神灭论》，何承天作《轮回说》，范晔作《无鬼论》，柳宗元作《天说》，等等，但这只能说明，从古文经学中可以引申出进步思想。从古文经学中引申出政治上革命的思想来是很难的。章太炎虽然是革命分子，但他的革命思想与古文经学没有关系，他主要是受黄宗羲浙东学派反满思想的影响。章主要是反满，所以辛亥革命之后，即跑到袁世凯那里去了。

皮锡瑞说，国朝（清）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萌芽，汉学与宋学未分家，未立门户。乾隆之后，古文之学大盛，推倒宋学，讲实证，不讲义理，这是纯汉学。道光以后，讲的是西汉的今文学，讲微言大义，好作引申附会。皮锡瑞的这种分法，大致是对的。

清人的著作，浩如烟海，主要有：

焦 循：雕菰楼易学三种：《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疏证》。

陈 奂：《诗毛氏传疏》。

孙诒让：《周礼正义》。

胡培翚：《仪礼正义》。

陈 立：《公羊传义疏》。

焦 循：《孟子正义》。

邵晋涵：《尔雅正义》。

（原载 1979 年《历史学》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