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后四十回中，写到了“查抄”，这虽是高鹗的续写，但从《红楼梦》的故事发展看，也自是必然的趋势。曹雪芹早在第七十四“抄检大观园”时，就作了极明显的暗示，此时大观园已全是凋零衰败气氛，抄家的暗示，不只是“伏线千里”，而是近在咫尺了。曹雪芹借探春的口先明说了荣国府：

你们别忙，自然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是议论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

又用尤氏过来欲到王夫人处，被跟从的老嬷嬷拦住，说是甄家来了人，“慌慌张张的，想必有什么瞒人的事”等等来暗示了与甄家的勾搭，也暗示宁国府的被抄。“甄士隐”、“贾雨村”，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甄家就是贾家，贾家又是甄家，甄家既然被抄，贾家必然也被抄，而且很快要被抄。在《续阅微草堂笔记》、《臞猿笔记》中所说的“旧时真本《红楼梦》”，以及传说的端方秘本《红楼梦》、三六桥所藏、后来流传到日本的“旧本《红楼梦》”等等，据云都写到“荣、宁籍没”的事，而现在的人，又都得之传闻，并不知哪个本子中写“荣、宁籍没”的详情，现在所知，就只有这高鹗所写的情况了。至于曹雪芹如何写呢？俞平伯老师在《八十回后的红楼梦》一文中（见《红楼梦研究》一书）曾作过详细的分析，根据探春的话推论道：

她上面说“抄家”，下面接着说“自杀自灭”，上面说“先从”，下面说“才能”；可见贾氏底衰败，原因系复合的，不是单纯的。我以为应如下列这表，方才妥善符合原意。

从上表看，像高氏所补的四十回，实在太简单了。

平伯老师在文中分析的是很细致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急剧的，也有渐近的。尤其对于高氏所补，认为“太简单”，这点我是非常有同感的。我感到后四十回如让曹雪芹自己写，根据七十四回的伏线暗示，抄家的急剧变化，在后面回目中会很快出现，不会像高鹗那样，一直拖至一百五回，由八十回算起，拖后二十五六回之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第一“抄家”是突然而来的，一般事先不会有消息，因而这种突然的急剧变化，可以随时安排在情节中，不一定要等其他故事的如何演变；第二要留出充分的篇幅来，以写贾家“衰”后的情况，可以有充裕的文字细细描写大观园人物的种种潦倒结局、悲惨遭遇。再有外因与内因的关系，该如何处理。平伯老师在“急剧的”下面，列了两点，一是“外祸抄家”，二是“内乱自残”，照探春的那段话来分析，的确是这样的。但这二者的关系如何呢？是“抄家”归抄家，“内乱”归内乱，二者各不相关呢？还是二者有密切的关系，或因自残而导致抄家，或因抄家而导致自残？我们仍根据探春的话分析，这二者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且是因自残而导致抄家的。这从探春所说：“自己盼着好好的抄家”、“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先从自家里自杀自灭起来”等句，可以清楚地看出，贾府不久将因自残而导致抄家，这样的趋势，作者几乎是明确地告诉读者了。

不过下面又有问题产生了：因内残而导致抄家，即使肯定，那又如何“内残”呢？“内残”如何去导致抄家呢？内残导致抄家，说句文话，就是“祸起萧墙”。平伯老师分析是：“贾环母子时时想去计算宝玉”，这是很清楚的。但“计算”应不一定是去招来“抄家”。“内残”可以背后使坏，用魔法使宝玉生病，推倒灯盏烫坏他，在贾政面前说宝玉的坏话，使之挨打等等；说的再严重些，还可以用各种阴谋，如下毒、刺杀等来害死宝玉，但不能包括“抄家”，因为他们还没有分家，如果一抄，那宝玉固然穷了或犯了罪，而贾环也就得不到家产了，所以笼统地说“内残”，贾环害得贾家抄家，是讲不通的。况且“抄家”一事，是要犯了很重的罪，即使是实质上未犯罪，但却冤枉地担了很重的罪名，这样才会突然被“抄家”。而且查抄的同时，往往要把被查抄的本人和家属统统先捉到衙门中去。同时这查抄和全家锒铛入狱，虽然来得极为突然，但其原因却是实在的、复杂的、而且是有具体的严重罪名的。在清代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一般都是所谓“叛逆案”。普通民间的、即使很严重的人命案，大体也都造不成这样“查抄”的后果。清代抄家的大约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真正造反叛逆，以及与之有牵连的人家，如吴三桂及其牵连者。

二是严重贪赃枉法的大官，事迹败露者，或是谈不到什么败露不败露，而是皇上有意要收拾他的，如年羹尧、和珅等，以及他们的亲属和受牵连者。

三是政治变动，消灭异己，雍正做皇上后，疯狂杀害那些帮过他弟兄们的大臣，西太后那拉氏杀肃顺等人。

四是科场案，主考舞弊，引起风波，兴起大狱，这在清代是非常多的。

五是各种文字狱，如著名的庄廷鑨“史稿”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胡中藻诗钞之狱、尹嘉铨狱、沈归愚诗狱、徐述夔诗狱、韦玉振文字之狱、方国泰藏匿五世祖诗集狱等等，这些大狱，有的最初是一个坏人拿着把柄几次告发，如庄廷鑨“史稿”狱，就是罢官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的；如徐述夔诗狱，就是被东台县令上报的；韦玉振文字之狱，是被他叔叔韦昭告发的。

六是窝藏江洋大盗、隐匿叛逆物品、或隐藏前朝的后人、使用僭越服饰用品等等罪名，被突然查抄获罪。

大体上是这六种类型，而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大案子，都要有一根导火线，小小的一根导火线能使原来没有什么的安静状态，突然掀起轩然大波，弄得多少人家破人亡。这小小的导火线是什么呢？就是一两个极为阴险毒辣的坏人，抓住一点“把柄”，捏造大逆重罪，或敲诈钱财，或图报旧仇，或狂泄私怨，置其所陷害者全家于死地，甚至引起广泛的牵连。如庄廷鑨狱，一案就死了七十多人，而且这些人的家属妇女都被发往边疆为奴。这些案子，正是《红楼梦》时代的前后，作者虽然十分谨慎，“甄士隐”去，尽力避免，但在写作时，决不能不想到这些，而正是时刻地记着这些，只是考虑如何去写。我想曹雪芹如果接着写下去，关于贾家之被抄，有三点必然可以估计到：

一、曹雪芹会很快地写到这个突变。

二、会明显地写出一两个极阴险的告发的家伙，这个人是贾家的亲族，也可能是旁姓，但必然是知道底细的，拿到什么可以构成严重罪行的把柄，可以置贾家全家于死地，但自己又可脱身得赏的。

三、钦命查抄，是有明显的、虽不一定真实的严重罪名，可以一边查抄，一边交刑部严加议处的。

根据这三点假设，根据前八十回的艺术技巧，可以想象曹雪芹如果继续写下去，会把这一转变写得极为细致、真实，有条不紊，事情虽然突然，但情节不会模糊，具体罪名会交代得更清楚。根据前面所说的六条，贾家有可能被告发哪些条呢？似乎前四条都难扯得上。根据《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故事，贾家当时虽是豪门贵戚，却不是什么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只不过是靠祖荫，靠皇亲，靠产业，靠当权的亲戚等来撑虚架子的一群纨绔子弟而已。以贾政来说，论官职只是个员外郎，不过是从五品，所以是没有办法同清初那些被置于重典的大臣，如鳌拜、噶礼、年羹尧等人比的。贾家被人告发，获罪的最大可能是第五条，或者有什么僭越的服饰用品，够上大逆罪的；或者家中的某人是什么重要钦犯的后人，够上藏匿叛逆罪的；或者藏有什么禁书，藏有什么已判处的重大犯人的遗物，可以拉得上同谋的……如果以上这些情况，平时不大注意，而被知情的阴险之徒拿着把柄一告，便立刻招来抄家入狱，甚至多少人被杀头，多少人被充军的横祸。这样贾府便一下子会像冰山一样倒下来，贾宝玉纵然不入狱，也会一下子变成赤贫，由怡红公子一夜之间变成流落街头的乞丐，在当时并不是不可能。根据探春的话，如果照着那些话的暗示，让曹雪芹自己写下去，是完全可以写成前面假设的那种结果的。但是在高鹗的笔下，正如平伯先生所说：“实在太简单了”，而且不但简单，在“抄家”情节上，交代的罪名也十分含糊，查抄贾赦家产的旨意只是：

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钦此。

“上谕”最后只是“着革去世职”，连一个“交部严加议处”也没有。最后“交通外官”一条，还因参奏御史不能指实，无法成立。罪名不但轻，而且都是似是而非的。因为像当时这样的豪门，单纯像因买扇子逼死一个石呆子这样的人命案情，如果不是皇上有意找他麻烦的话，那是毫无问题的。只有碰到皇权本身的什么叛逆、僭越、大不敬、大逆知情隐讳、悖逆诋讪怨望等罪名，才是最严重的，要抄家，要入狱，要杀头，家人甚至亲戚朋友都要受到审理。而高鹗写的抄家，却与贾赦的罪名似乎套不上。使人感到高鹗所写，似乎是为写抄家而写抄家了。高鹗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有两点致命伤：

第一太照顾前文，而不能发展情节。他写贾珍、贾赦的罪，只是前八十回有的，他没有给他们添新罪，或揭出人家不知道的罪。是他想不下去呢？还是他不愿意呢？我想是他不愿意，所以才“泥腿”呀、“御史参奏”呀，写得十分虚。

第二是他有意保护贾政、宝玉这些人。既不能写他们犯罪，又不能让贾珍、贾赦的罪再大。如果贾珍、贾赦的罪再大，那贾政、宝玉便也要跟着入狱的。当时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如雍正初“查嗣庭试题案”。

查嗣庭，字横浦，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到江西做主考时，试题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二句“山径云蹊间”一节命题，其时方行保举，谓其讽刺时事，因而被告发获罪，又查他笔记诗抄，认为语多悖逆，罗织成为重罪，下狱病死。他是著名诗人查慎行的弟弟，他一犯罪，全家都入狱。查慎行在《诣狱集》诗注中说：

率子侄辈少长九人同赴诏狱。

槛车上施栏槛，囚禁罪人。

念儿岁前到京，首先报狱，故名十雏。

这就是弟弟犯了重罪，哥哥、子侄等都要入狱的实例。如果高鹗把贾珍、贾赦等人的罪名写重，势必也要使贾政、宝玉等人入狱，这就达不到他保护的目的了。所以他写了这么一场似是而非的抄家，使人们感到，像贾珍、贾赦这些家伙，一旦获罪，恶行暴露，难道只能这样一点点罪行吗？不过高鹗在写抄家时，还有他成功的地方，那就是抄家时突然而又紧张的气氛，和那时来查抄的衙役们的兴高采烈的神情。正好同被抄者六神无主、惊慌失措的恐惧神态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如高鹗在第一百五回写到：

赵堂官即叫他的家人传齐司员，带同番役，分头按房，查抄登账，这一言不打紧，唬得贾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处动手……

其余虽未尽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尽行抢去，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

正说到高兴，只听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老太太、太太！不……不好了！多多少少的穿靴戴帽的强……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来拿东西！”贾母等听着发呆。又见平儿披头散发，拉着巧姐哭哭啼啼的来说：“不好了！我正和姐儿吃饭，只见来旺被人拴着进来说‘姑娘快快传进去请太太们回避，外头王爷就进来抄家了！’我听了几乎唬死！正要进房拿要紧东西，被一伙人浑推浑赶出来了……”邢王二夫人听得，俱魂飞天外，不知怎么才好；独见凤姐先前圆睁两眼听着，后来一仰身便栽倒地下；贾母没有听完，便吓得涕泪交流，连话也说不出来……

谁说高兰墅的文采比不上曹雪芹，像上面这些文字，其传神处，二人不是在伯仲之间吗？难得的是，在当时文字狱余焰犹炽之际，高兰墅敢于这样淋漓尽致地描写抄家时的场景，写赵堂官及番役等幸灾乐祸，“撩衣奋臂”，急于动手，好捞外快、发横财的神态，真是历历如绘，十分不容易。当然，他毕竟是有顾忌的，先用“好了！幸亏五爷救了我们了”，一句话打个圆场，接着又写“复世职政老沐天恩”，用写皇上恩典，来抵销前面所写的抄家文字的忌讳，这样既不会惹出乱子，也达到了他内心中有意保护贾政、宝玉这些人的想法。因之他理解曹雪芹的原意，必须要写“抄家”一回；他也有这样的生活，有这样的才华，能够把“抄家”这回书写好，但是他又有顾忌：一是怕文字干触时忌；二是不忍心让贾政、宝玉这些人入狱沉沦。因而他在这种矛盾中，写成了这个样子。下面引用一段真实的“抄家”记事，用来和高鹗的描绘作个对照，以见历史的真实背景。

在康熙初，清代最大的文字狱之一，南浔“庄廷鑨史稿案”中，有一个受牵连的仁和（杭州）陆圻，字丽京，据全祖望《鲒埼亭外集》所收《江浙两大狱记》云：“惟海宁查从仁、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这一案，共死了七十多人，妇女并给边，而陆则因先“首告”，虽然打了一场出生入死的官司，最后居然未死，出狱后出家做和尚了。《清朝野史大观·清朝史料》收有其女儿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一文，所述甚详。在记叙其父被逮解京后，衙门中人又来他家抄家捉女眷，文云：

癸卯（即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正月十六日，得父初六至维扬信。十八日，母梦曾祖妣沈太孺人举箸呜咽。十九日，系沈忌辰，年例祀后方始收新年所悬神像……忽一吏持柬云：“纪爷至矣。”母思吾夫之出，纪所知也，至何为者？少顷，见百余人随一官到，伯兄出见，母于屏中窥之，非纪也。正疑虑间，二婶母急告母曰：“京中事发，官来籍没矣。”语未竟，数十人排闼而进曰：“女眷请出来，听总捕毛爷一点，无大害也。”母将余托于二婶，冒称拒兄之女，名文姑，杂于诸侄女中。文者，拒兄小字也。仓猝中即以此名应之。故册上有侄孙女文姑年方七岁之语。近邻许周父，平日待之甚厚，此际手持糨一盂，于门上遍贴封条，且曰：“某某，系某人子，不可疏放；某某，系某人仆，急宜追絷。”官喜其勤，即取吾家米三石、布二匹与之。令为向导，同捕役进京，逮三叔父。与叔遇于纱帽胡同，为褚礼所见，叔避之，不获。许竟无功。后事解，此奴惶愧欲死……是晚，五房（陆圻弟兄五人）上下计三十口（封建时，衙门计人数，男人叫若干“名”，女人叫若干“口”），俱押至总捕班房……二十一日，男子发按察司监……女子发羁候所……查（查从佐）、陆、范（范文白）三姓，共计一百七十六人，二十五日，俱至贡院点名。是日人犯不齐，仍令归所。二十六日，清晨始点。

此案距高鹗给《红楼梦》续后四十回时，要早一百二十来年，把陆莘行的文字和高鹗的文字对照看，不是十分相像吗？一个是真事的记录，一个是小说的艺术描绘，二者之间，都留下了历史的影子，对照来看，不难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