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姐当时所放高利贷、阎王账等，在清代文字上叫作“高利盘剥”。要分析是否是高利盘剥，要从两个方面看：一是从利率高低看，二是从物价涨落看。如果像晚近世界上因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不以实物折合，仅按货币计算，则往往是利率追不上物价。反之，如果物价涨落不大，则只从利率上就可明确是否是高利盘剥了。《红楼梦》时代的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据《李煦奏折》所载，在康熙几十年中，苏州一带米价每石均九钱到一两纹银之间，北京靠南方漕米，粮价自比苏州贵些，但这是地区差价，就一地来说，波动不大。清代物价的波动上涨，是到清末才日趋剧烈的。据光绪时高枬《高枬日记》所记：庚子年米价平价为每石七两二，而往前数十二年己丑，即光绪十五年，白米每石只三两二钱，庚寅即光绪十六年大雨之后，每石也不过三两六钱，至甲午冬，即光绪二十年，因战争关系，米价直线上涨，先涨至四两二，以后逐步涨至五两八。这都是以白银计算，所以这种涨是真涨。但在《红楼梦》时代的几十年中，则未有像后来这样大涨过。

物价稳定，贷款利银，纯属赢利。如借一百两，借款时可买一百石白米，以低利率计算，算年利一分五吧，则一年之后，本利便为一百一十五两，可买米一百一十五石了。这样从货币来算，从实物来算，都是百分之十五的纯利润，已经很可观。几年之后，便可本利对翻了。清代官定利率，以当铺利率最高，北京一般为三分，外地农村中是二分五或二分。

这是正式当铺的利钱，如果是“小押当”，利率还要高。至于京债的利率，高低相差就更悬殊了。银号、钱庄银钱来往，正常利率不过一分五厘。而以“放债为业的”高利贷者的利率一般就高得怕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引《平圃遗稿》谈到康熙初年京债的利率道：

康熙壬寅（按，即康熙元年），予奉使出都……及癸卯（康熙二年）还朝……以六品官月俸计之，月米一石、银五两。两长班工食四两、马夫一两，石米之值，不足饷马房金，最简陋月需数金。诸费咸取称贷。席费之外，又有生日节礼庆贺及公祖、父母（按，此“父母”乃祖籍地方官，即父母官，非父亲母亲也）交知出都诸公分。如一月贷五十金，最廉五分起息，越一年即成八十金矣。贷时尚有折数、有轻秤低色，一岁而计，每岁应积债二千金矣。

当时京官靠借债过日子，这种情况较为特殊，要详细解说，才能清楚，这里先不谈。这里只先看看康熙时的京债利率，最低是月五分，本钱五十两，五五二五，每月收二两五钱的利钱。一年之后，本钱再加十二个月的利钱，便成八十两了，在当时物价稳定时期，这样高的利率，完全是重利盘剥了。关于这点，清代律例中后来有所禁止，但有明有暗，高利贷仍在暗中变相进行。乾隆时得硕亭《草珠一串》中有一首竹枝词并加注解道：

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近日山西与本地回民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

这是乾隆时的情况，利率已是“八分加一”，就是借一百两，每月要付八两一钱银子的利钱，如此一年之后，一百两本银的利钱，就要合到九十七两二钱。如再加复利，一年便本利对翻了。这种剥削是十分严重、残酷的。但又怕犯法，所以在写借据时耍花招，逼着借债人虚写本银数额，借钱人急等钱用，便任何苛刻的条件都能接受了。

根据这样的利率，凤姐放账时，把大观园众人的月钱月月月初领，月底凑齐其他利钱再一同发放，压一个月来放账赚利钱，只此一笔，翻出几百两来，这是不奇怪的。大观园中所有众人的月钱，其总数虽无精确数字，但可大略算出。第四十三回《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中，每人照一个月的月例凑钱，“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零”，其中王夫人出十六两。而第三十六回中写过王夫人的月例是二十两。因此全部月钱还不只一百五十两。即以一百五十两算，按“最廉五分起息”，每年要得九十两利钱；如按“率皆八分加一起息”，每年要得一百四十五两八钱的利钱。这样三年之后，便是四百三十七两四钱银，如再加复利，利上滚利，那就是平儿说的：“他这几年，只拿这一项银子翻出有几百来了。”

以上所述，大略可以明白《红楼梦》中凤姐放账，进行高利盘剥的具体历史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