轿子除去椅子轿等简易的而外，其他虽大小有不同，但制造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即两个轿杆中间，先是一个四方的像木头盘子一样的轿底，四角四根木支柱，顶着轿顶的木框，左右两面中间用横木连紧，即穿轿杆处。木框上是用竹篾编的轿顶，竹篾很密，再用纸或绢裱糊过，刷上桐油，不惟不漏水，且十分坚固。俞正燮《癸巳类稿·轿释名》说：“今轿顶俱凸盖。”就是轿顶在上面木框中，小于木框、又高出木框，呈圆弧形方盖。一般民用轿皆无尖圆形轿顶饰。只有皇帝、王公大官及官轿、喜轿上才装轿顶，或金、或银（一至三品）、或锡（四品以下）。在轿底与轿顶之间，左右后三面轿帮，上半截窗棂，下半截木板，在这个好像柜子般的轿厢中，在左右横木上架块板，铺上各式各样的垫子，便是座位。坐的人像坐在老式直背椅子上，只能直背坐，不能靠。手可扶在两边木棱上，也可扶在面前一块小搁板上。上轿时要背转身，退着上去。下轿时，要弯腰低头出来。老实说，过去坐轿远没有现在坐小汽车舒服。放下轿帘，里面很闷气。旧时新娘子坐花轿，常常会晕轿，还会呕吐，就是套上花轿帷，放下帘子以后，密不通风的关系。
所谓“明轿”，就是木制油漆轿架子，全部露在外面，上面窗棂上挂纱帘，人在轿内，可以看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这是夏天的轿子。天气冷了坐“暖轿”，就是用布、缎、毡、呢等帷子套起来的轿。轿子有简陋破旧的、华丽崭新的，帷子自然也不同。在色彩上是明黄、红、青、绿、黑，在用料上也有严格区分，棉布、绸缎、呢毡各按官品规定。一般民间轿子，都是绿幨黑帷子。四五品的中等官吏，是蓝帷子，所以叫“蓝呢官轿”、“绿呢官轿”。轿帷子套在轿子的木架上，左右两面有纱窗，一般圆角方形或海棠形，沿黑绒或黑缎边。撩起窗帘，轿中人可以看外面景物。第三回写黛玉进京道：
自上了轿，进了城，从纱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华……
这就是从轿帷左右的纱窗中观看的。至于其他的设备和装饰，那就花样繁多，说不胜说了。
当年轿夫数字，民间都是二人、四人，官轿则四人、八人，按《会典》规定，三品以上才能坐八抬轿。而且旧制规定，文武满、汉大臣，朝会乘马，不坐轿，到后来才坐轿的越来越多，但不久又少下来，坐车的多，坐轿的少了。因在京官吏，有的品分虽高，而官俸不多，养一乘轿子，雇用轿夫开支是很大的。有的甚至一乘轿子，要两班、三班人来轮流抬。同治时方濬师《蕉庵随笔》述清代前朝京官乘轿的情况云：
旧制……汉大臣虽准坐轿，惟都城广大，署、宅相去辄远，北人不任肩负，必蓄舆夫两班，以大板车随后，载易班之夫，跟仆复须乘骡，非数千金不能蓄轿，故皆乘车。
两班轿夫轮流抬轿，这在外官走长途，更是极普通的。林则徐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奉旨去广东查禁鸦片，由北京出发，就是坐八人大轿由正阳门出彰仪门，几班抬轿的人在后面跟着，兼程赶路，一直抬到德化县，才上船过江。到了江西南端大庾岭，过岭时，又是大轿。《林则徐日记》记着：“连肩舆用夫一百六十余名。”可见当年大僚出门用人之繁多。据传清初武官福康安出行，须用三十六名轿夫，轿夫每人良马一匹，不抬的人，骑马跟着轿子跑。
坐轿的风气是明代末年流行起来的。晚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记云：
长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笼、肩舆、腰扇，固不出矣。……今即幕属小官，绝无策骑者……壬寅入都，则人人皆小舆，无一骑马者矣。事随时变，亦其一也。
另据同时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记江南金陵、苏松二府的奢侈风气云：
乡官虽见任回家，只是步行，宪庙（成化，朱见深）时，士夫始骑马，至弘治、正德间，皆乘轿矣……今举人无不乘轿者……今监生无不乘轿矣。大率秀才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轿者矣。其新进学秀才乘轿，则自隆庆（明穆宗，朱载垕）四年（一五七〇）始也。
轿子一物，也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变化。宋代奢侈风气上涨时，轿子增多，王安石大为反对，气愤地说：“奈何以人代畜。”朱熹《名臣言行录》云：“司马温公尝同范景仁登嵩顶，不喜肩舆，山中亦乘马，路险则策杖以行。”可见那时有正义感的人，一般都是反对轿子的。而在明代后期，江南官僚因贪污而财力雄厚，奢靡成风，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百姓在其他方面没有生活的办法，便以出卖劳动力，服务于官僚为生。江南影响京城，京城又影响江南，以至一个小小的秀才，横行乡里，也要坐轿了。清初满人进关，提倡骑马，而且规定“贝勒”以下，非年老至六七十者，均须乘马，不能坐轿。但官僚恶性，习于安逸，后来则坐轿的越来越多了。乾隆十五年，还为此特地下了“上谕”云：
本朝旧制，文、武满、汉大臣，凡遇朝会皆乘马，并不坐轿。从前满洲大臣内有坐轿者，是以降旨禁止武大臣坐轿，未禁止文大臣。今闻文大臣内务求安逸，于京师至近之地，亦皆坐轿。若谓在部院行走应当坐轿，则国初部院大臣未尝坐轿。此由平时不勤习技业，惟求安逸之所致也。满洲大臣当思本朝旧制，遵照奉行。嗣后文大臣内年及六旬实不能乘马者，着照常坐轿，其余着禁止。（见《清史稿·舆服志》）
乾隆下“上谕”的时候，也正是《红楼梦》所反映的年代，而书中所写除北静王、太监戴权坐大轿而外，秦钟的父亲秦邦业也坐轿子，见第十五回写秦可卿出殡时，“那时秦钟正骑着马随着他父亲的轿”一句，而秦邦业的官职只是“营缮司郎中”，属“工部”，是正五品，但也坐轿。他的官职，离开所谓“大臣”，还远得很呢。因而，乾隆“上谕”所说，在当时也还只是形式上的。
官吏坐轿，抬轿人数，在京和出京还不同。按规定三品以上京堂（即《红楼梦》中所说“堂官”）在京四人，出京八人。外省督、抚八人，以下四人。钦差三品以上，舆夫八人。清代放到外省考举人的正副主考，都是“钦差”的身份，但不一定是三品。坐不坐八人轿，其中讲究很大。嘉庆二十一年（一八一六）林则徐以翰林院编修外放江西省副主考（正主考吴美存），其《日记》八月初六日记云：
午刻赴入帘宴，晤学使、司、道、府。未刻由抚署坐亮轿（即不上帷子的明轿）赴贡院。自进省时，地方即备八座肩舆，力辞之，改为四人。是日亦已预辞，而临时改备八座，仓卒不及改，心甚愧之。
这就是说地方上，即江西省以“钦差”的待遇接待他，而他官品不够，虽说编修很清高，受人尊敬，而官阶只不过“正七品”，怎么敢坐八抬大轿呢？所以必须要一辞再辞，而地方却还要以此招待他，以示“抡才大典”之隆重。而他又在《日记》中写明，表示很惭愧。清代的八抬大轿，是很不容易坐的，所以第二十九回写去清虚观打醮，也只有贾母一人坐八人大轿。第十九回写袭人和宝玉对话，什么“你在这里，不怕没八人轿你坐”，什么“有那个福气，没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趣儿”等等，也只随便说说，要够上三品以上有诰命的命妇才有资格坐八人大轿呢。
《红楼梦》所写贾元春省亲的“金顶、鹅黄绣凤銮舆”，八个太监抬着，简单说，也就是一顶八人轿。但如严格讲，这样写，在当时还是有干时忌的。因为元春的身份是“贵妃”，不是皇后，而“绣凤”是皇后的“凤舆”，贵妃则只能坐“翟舆”。按《清会典》及《清史稿·舆服志》，“皇贵妃翟舆”是这样的：
木质，髹明黄，绘绣皆金翟。横杆中为铁锼银双翟相向，翟首锼金。凡杆纵加铜锼金翟首尾。肩杆四。舁以八人。余同皇后凤舆之制。
“翟”是锦鸡，以此规定和曹雪芹所写对照，还是大有差别的。
最后再说说轿夫。京官和外官轿夫不同，轿夫在京和出外又不同。京官的轿夫大多是自己花钱雇的。查慎行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南斋日记》七月初五记云：
早雨，腹痛不能入直。付轿夫七月工食，文银四两。
当时他的职务是南书房行走，是文字侍从之臣。但是轿夫的工钱、伙食，要自己开销，公家并不管。再有京中所谓“天子脚下”，地面管的严，一般官轿轿夫还不大敢仗势乱来，而一出京就不对了。各地县官，一直到府、道等官，他们的轿夫就不简单了。这些轿夫叫“轿班”，公家和官吏私人，都不给他们正式工钱，谁想到轿班抬轿，还要花钱去买，叫作“买轿杠”。他们给官抬轿子，有如百姓应官差，出夫役，不但不赚钱，还要自带干粮。而他们这样的差事，是长期的，固定的，花钱买来的。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抬了官街上跑，所过之处的各家商、贩，都要按月给他们敛钱，逢年过节，还要特别多。只此一笔，每月远远地超过一般工匠的工钱。何况在官府中，还可以得到其他好处呢？要抬着官下乡，那地方上就更加要孝敬他们了。街上哪家商号、摊贩得罪了他们，他抬着轿子，故意撞到你摊子上，不但踢坏你的东西，还要问你一个“冒犯冲撞”的罪。至于抬的是大官，什么钦差等类的官，那轿夫到了地方上就更骄横的不得了。清人笔记中记乾隆时，福康安（大将军）的轿夫入苗人家，抢妇女的首饰，巡视都司徐斐禁止，轿夫把徐拉下马，剥去衣服乱打。后来这一轿夫被地方捉了，引起群愤，打了一顿，不当心给打死了。其他轿夫跪求将军，不肯再抬轿，以示要胁。最后把打轿夫的那个官撤差了事。于此一例，亦可见清代大官夫役人等之强横。对于为什么要花钱“买轿杠”来抬，也就可以稍微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