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中吃了一顿螃蟹，招来了刘姥姥的一番感慨，而且还替荣国府算了一笔账，所谓“富人一餐饭，穷汉半年粮”。似此重要关目，曹公却以闲淡笔墨写之，使读者真有笔力千钧之感。先看原文，再加解说。事见第三十九回：
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见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称两个三个，这么两三大篓，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刘姥姥道：“这样的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钱，五五二两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这段文字，如果一般看看，只晓得在当时贫富相差悬殊，亲贵家中一餐之费，是穷人家一年的浇裹，这太不公平了。如果进一步问问，不少问题就不见得都能理解清楚了。比如一斤称两个、三个的螃蟹是很大的；两三大篓，想是七八十斤呢。这些，只要生活在产蟹区域的人，一般还都容易理解。虽说江南太湖、阳澄湖的清水、金毛大闸蟹，最大的可以达到每只重一斤，两边腿伸开长一尺，号之为“斤蟹”，但这毕竟是极少的。蟹最肥的时候，一斤称两只、三只的已经是很大的了。不过这种常识，对生长在不出产蟹的区域中的读者，读来也是有些隔阂的了。而后面说的：“今年就值五分一斤”，这对今天读者说来，不管是产蟹地区的人，还是不出产螃蟹地区的人，就都感到十分隔膜了。有点历史经济常识的人，顶多知道这“五分”是指斤量，是说五分银子一斤，如果连这点常识也没有的人，那也许认为是五分钱一斤，是很便宜的呢！这岂不是要闹笑话吗？至于进一步再问一声：五分银子买一斤螃蟹贵不贵？用五分银子还能买些什么？五分银子究竟值多少？再搭上酒菜，又要加多少银子？二十多两银子，为什么说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仔细想想，也是很有趣味的。时代不同，与现在相隔已有二百几十年，刘姥姥这笔账究竟如何算法呢？在此小文中，我想帮她算算。
为了算清这笔账，还要先再报《红楼梦》一笔账。第六十一回写大观园厨房中的纠纷时，柳家的道：
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的，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
又道：
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豆芽菜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赶着我送回钱去……
把这两条与刘姥姥的账对照看，可以知道：当时一斤最大的螃蟹，价值五分银子；一个鸡蛋，价值十个钱上下；炒着吃一盘豆芽菜，就算一斤吧，连油盐作料，约二三十个钱。这三者哪个贵，哪个贱，如何比例呢？一斤螃蟹的银子又能买几个鸡蛋呢？
要算清这笔账，先要把银子和钱之间的兑换率说明白。银子、铜钱，这二者的比例是互有涨落的。虽说二者都是金属，作为货币，都是“硬币”，但二者的比例，也不是一直不变。有时银贵，有时钱贵，不过因为都是金属，在清代前期，经济稳定时期，上下涨落并不大。清初陈鸿《熙朝莆靖小纪》记康熙三十年福建泉州钱价云：
兼用官板康熙钱，每八文当一分扣。
“扣”的意思是兑，即八文兑银一分，即每两白银兑康熙钱（大铜钱）八百文。
钱泳《履园丛话》记云：
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按，由上文读下来，此“八十四文”即八百四十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
清代的铜钱，叫“制钱”，是正式“国家货币”，由国家铸造。白银只能说是“商用货币”，并非国家专门浇铸的。因而白银与铜钱的兑换率，国家没有明文规定，是在市场上自由浮动的。《红楼梦》的时代是在乾隆初叶，北京银与钱的兑换率，应以一两白银兑八百文左右制钱为标准。当时市上的钱是“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四种，清代后期的各种劣钱（包括铁钱、小钱、当十等等）尚未出现，都是很好的大黄铜钱。按照这个比例，即刘姥姥所说的一斤大螃蟹的价钱：五分白银，即等于四十文大铜钱。柳家的所说的十文一个鸡蛋，看来是有些夸张，是形容其特别贵，拒绝司棋小丫头莲花儿的借口。实际价格，应该大大地打个七折八扣才对。乾隆后期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于此处有评云：
柳家的鸡蛋开销十个钱一个，即此一端，宜十年而花百万也。
此评大可注意，要知当时由皇帝以下，直到各级衙门，各种官僚家庭，所有管事人员及佣人等购买物品，均有层层克扣，报销、开销的价钱，与实际价钱是相差悬殊的。宫廷中的事是最大的贪污，据传过年时一根黄瓜要报销五十两银子。沈德符《野获编》记云：
穆宗（朱载垕）仁俭性成，尝思食果饼，询之近侍，俄顷，尚膳监及甜食房各开买办松、榛、粻饧等物，其值数千金以进，上笑曰：“此饼只需银五钱，便可于东长安大街勾栏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
这是宫廷的报销实例，大观园中可能比这要少些，但花账报销，自然也是十分惊人的。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记当时佣人及厨房情况云：
为仆役者莫多于京师，其贱莫过于京师，其恶莫甚于京师，奸诡变幻，寡廉鲜耻，未可穷述，至典司出纳者，祸尤不可言。予十买五，更称良厚，而达官贵人，耻与市人交易，亦不暇广采市价，任其鱼肉而已。
又说：
司烹饪者，谓之“厨子”，每日二膳，定以菜品，限钱若干，名曰“例菜钱”，买至贱之物，仅足其数而已。即杂以恶草具，主人不传而问也。至开筵宴客之日，不须常馔，亦必索例菜钱，以为应得云尔。
柴桑说：“予十买五，更称良厚。”那照周春的话看来，柳家的连良厚也够不上了。那么鸡蛋的价钱，打个对折还不上，自在五文以下了。周春是乾隆五十多年写的这篇随笔，他自是了解当时物价的。所以当时鸡蛋的价格，最贵不会超过三文一枚，与螃蟹比，则是十五枚鸡蛋相当于一斤螃蟹了。这样比例是合理的。刘姥姥口中的螃蟹价是实际价格。柳家的鸡蛋则是“开销价”，是假的。再则是过去人们在口头算账时，习惯用五和五以下来进位，这是算盘算法，取其便捷。所以刘姥姥不说“五八四十”，而说“五五二十五，三五一十五”，即两笔相加，八十斤螃蟹，共四两银子。刘姥姥说：“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那么除去四两螃蟹银子，那十六两如何开销呢？还要介绍一下当时酒席的价格。康熙四十六年（一七〇七）查慎行《南斋日记》四月十二日记云：
早，过大儿天宁寺寓舍，约酒二席，用银四两……同作半日聚，时大儿奉保定知府檄，明日约回束鹿。
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中引康熙时堂邑张凤翔疏云：
移风易俗，当自辇毂始，迩来官员，非有喜庆典礼，每酒一席，费金二两。
乾隆时汪启淑《水曹清暇录》云：
内外城向有酒馆戏园，酒馔价最高。初，南来者未悉，每受其累，一夕几费十金。近奉禁止，诚善政也。
根据这三条，我们大约可以算出刘姥姥这笔酒席账。康熙时，一般一桌便席二两银子，乾隆时东西上涨，北京酒馆酒席，带有高抬物价的性质，“几费十金”，就是快要到十金，后被禁止。据此刘姥姥算十六两银子的酒菜账，是非常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试看第三十八回原文：上面一桌，东边一桌，西边靠门一小桌，在那边廊上摆了两席，即两桌，共五桌。以三两一桌计算，约略计之，不正是十五六两吗？加上螃蟹四两，自然是二十两白光光的银子了。刘姥姥又说：
这一顿的银子，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
这是夸大的说法，还是有事实根据呢？据故宫编印《李煦奏折》最后一则，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三）十月初四日《苏州米价并进晴雨录折》云：
米价上号一两一钱，次号九钱二分。
另据钱泳《履园丛话》“米价”条记云：
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指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相同，长至三十五六文……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
据此可知《红楼梦》时代的米价，即大约是一千四五百文一石米，合白银一两六七钱吧。这指的是上白米。如果是麦子、杂粮等，自然更便宜。因此刘姥姥说的二十两银子，在当时庄稼人家中，即等于二十多石粮食的代价，在北京郊区的一般庄稼人家中，五口之家，一年有二十多石粮食的收获，省吃俭用那日子还过得去，虽不十分富裕，也可以说是小康之家了。这就是刘姥姥算完大观园的螃蟹账后，感慨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