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名轲1，邹国人2。关于他的父母，我们知道得很少。春秋演孔图以及阙里志等书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娘家姓仉（音掌），自然是些无稽之谈。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载有他母亲“断织”、“买东家豚肉”以及“不敢去妇”等故事，刘向的《列女传》还载有他母亲“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可见他很得力于母亲的教导。

孟子的生卒年月不详，古今有各种推断。用孟子原书来核对，我们认为他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后一说比较合理3。元程复心《孟子年谱》4等书都说他“寿八十四岁”。如果可信，卒年当在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前后。当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死了将近一百年；孔门弟子没有一位还活着。《列女传》和赵岐《孟子题辞》都说孔子的孙子子思是他的老师。不过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子思的父亲伯鱼活了五十岁，死于孔子七十岁时；那时，子思至少也有十岁左右了。子思的年寿，《史记》说他六十二；后人以鲁缪公曾尊礼子思的事实来推算，认为“《史记》所云子思年六十二者或八十二之误”5。即使子思活到八十二岁，距孟子的出生还有十多年。可见这种说法是不可靠的。孟子外书说：“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姑且不说外书是伪造品，就以《史记》所载“子上年四十七”的话来推算，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孟子自己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8·22）他所谓私淑的是什么人，他不曾说出，可见未必是很有名望的人，也未必是孔子的嫡系子《荀子》非十二子篇把子思、孟轲列为一派，则孟子的学说一定出于子思。《史记·孟荀列传》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这是合理的。

范文澜同志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士大体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反映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思想，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这一类人声名大，待遇优，如儒家大师孟子，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往来各国间，凭他的声名，所到国家，国君们都得馈赠黄金，供给衣食，听取孟子的议论。”6我们从孟子原书考察，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之世。当时匡章声名不大，而且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可是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8·30）。孟子在齐国大概不甚得志，连威王所馈兼金一百镒都拒绝了（见4·3）。当威王三十年，宋王偃称王，而且要行仁政（见6·5），所以孟子到了宋国。告戴不胜多荐贤士（6·6），答戴盈之之问（6·8），都在这个时候。宋王偃的为人，史料有绝然相反的说法，《战国策》记其射天笞地，《史记·宋世家》述其淫于酒色；而《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人间训》都说他因行仁政而为楚所灭7。从孟子看来，宋王偃大概左右不贤人多，贤人少，所以“一薛居州”不能使宋王偃为善，孟子也就接受馈赠七十镒（见4·3）而离开了。当他留在宋国的时候，滕文公还是太子，曾去楚国，来回一定要经过宋国的国都彭城，因而两次和孟子相见（5·1）。不久，孟子回到邹国，和邹穆公的问答（2·12）大概在这个时候。或者由于孟子回答他的言语过于率直，引起了他的不高兴，便停止了馈赠，因而使得孟子绝粮（见应劭《风俗通·穷通篇》）。滕定公死了，文公“使然友之邹问于孟子”（5·2）。至于季任使人来馈赠礼物（12·5）是否在这个时候，就很难肯定；因为“孟子居邹”绝对不止这么一次。鲁平公即位要，将要使孟子学生乐正克为政（12·13），孟子便到了鲁国。可是因为臧仓的破坏，孟子便有“吾之不遇鲁侯天也”（2·16）的慨叹。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文公“问为国”，又使“毕战问井地”（5·3）。齐人打算修建薛邑城池，文公害怕，又曾请教孟子（2·14）。和许行的新信徒陈相的辩论（5·4）也在这个时候。滕国究竟只是个为方不足五十里的小国，孟子很难有所作为，当梁惠王后元十五年，便来到了梁国。这时孟子年近七十，梁惠王在位既已五十年，年纪也在七十上下，便称呼孟子为“叟”（1·1）。和梁惠王的问答（1·1，2，3，4，5）应该都在这一时候。第二年，惠王去世，襄王嗣位，孟子和他一相见，印象就很坏（l·6）。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由梁来齐。“加齐之卿相”（3·1，2），“出吊于滕”（4·6）都在这几年间。齐国伐燕在宣王五年，两年之后，“诸侯将谋救燕”（2·11），孟子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撒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便说，“吾甚惭于孟子”（4·9）。孟子因此辞职，宣王想要给孟子一所房屋（4·10），孟子不肯接受。孟子离开了齐国，在昼地停留三晚（4·10，11），孟子一方面非常失望，一方面又因年岁已大，主张又不能实现，只得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4·13）孟子这时年已七十馀，从此便不再出游，而和“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了。

二

关于《孟子》的作者，古今有三种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孟子》是孟轲自己着的。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焦循《正义》引元人何异孙《十一经问对》阐明此说云：“《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赵岐甚至把孟轲为什么要著书的动机都设想出来，他在《题辞》中又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之讫录，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同伸）三代之馀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诏后人。仲尼有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

后来，宋代朱熹从文章风格的一致性上来论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虽然他有时也作些调停之论，如说，“然其间有如云‘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亦恐是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但他主要议论仍是：“《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孟子》疑自着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又说：“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就。”（以上引文全见《朱子大全》）其后元人金履祥、明人郝敬的看法都和他相同。

清代阎若璩，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推论孟子为自着，他在《孟子生卒年月考》最后一段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也说：“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着无疑。”

第二种说法则刚刚和这相反，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这种议论的是唐代韩愈（见《昌黎集·答张籍书》）和张籍（见《全唐文·上韩昌黎书》）。附和这种议论的有唐人林慎思（见《崇文总目》）和宋人苏辙（见其所著《古史?孟子传》），可是他们都没有举出佐证来。

对这种说法加以阐明的最初有宋人晁公武。他在《郡斋读书志》中说：“按此书韩愈以为弟子所会集，非轲自作。今考其书，则知愈之言非妄也。书载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著书时，所见诸侯不应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见梁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

其后清人崔述在《孟子事实录》中对此说多列了两条证据。他说：“《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于事理未合。果孟子自着，不应疏略如是。”又说：“七篇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着，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细玩此书，盖孟子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

较崔述略早的周广业也认为《孟子》不是孟轲所著。他在《孟子出处时地考》中说：“此书叙次数十年之行事，综述数十人之问答，断非辑自一时，出自一手。其始章、丑之徒追随左右，无役不从；于孟子之言动，无不熟察而详记之。每章冠以‘孟子曰’者，重师训，谨授受，兼法《论语》也。”但是他还是认为其中也有孟轲自己的笔墨。他又道：“迨还自青齐，既难必于行道，而孟子亦欲垂教后世，取向所进说时王、传授弟子者润饰而删定之。”他的结论是：“至其后编次遗义，又疑乐正子及公都子、屋庐子、孟仲子之门人与为之。何也？诸子皆孟门高弟，七篇中无斥其名，与滕更呼名之例不同，当是其徒所追改。而首篇以孟子始，以乐正子终，未必不由此也。”

第三种看法是太史公在《孟荀列传》中所说的：“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从这几句话，我们得到这样的概念：《孟子》的著作，虽然有“万章之徒”参加，但主要作者还是孟子自己，而且是在孟子生前便基本上完成了的。关于这一点，魏源在《孟子年表考》中有所体会，他说：“又公都子、屋庐子、乐正子、徐子皆不书名，而万章、公孙丑独名，《史记》谓退而与万章之徒作七篇者，其为二人亲承口授而笔之书甚明（咸邱蒙、浩生不害、陈臻等偶见，或亦得预记述之列）。与《论语》成于有子、曾子门人故独称子者，殆同一间，此其可知者。”

以上三种说法，虽各言之成理，但符合于历史客观事实的，当然只有一种。我们认为，太史公的话是可信的。他的时代较早，当日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尤其是验以孟子本书，考之孟子生卒，其馀两种说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赵岐明明说，“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则七篇之中自有弟子的记录。朱熹虽主张为孟子一手着成的，但也不曾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只是说，从文体的首尾一致看来，孟子是最后的订定者。这从他“亦恐其徒所记，孟子必曾略加删定也”一句话可以看出。所以他们两人的看法和太史公的说法相距不远。

第二种说法，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他的门弟子所记述的，便和太史公的说法出入很大8。他们举了三种理由。有一条理由是，“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果孟子自着，不应疏略如是。”这实在不值一驳。孟子即便是所谓“亚圣”，也不能肯定他所说所写的每字每句都非常正确。何况“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这种话，孟子不过借以说明禹治水的功绩；正确的地理知识的具备与否，上古的所谓圣贤，似乎不曾给以重视。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孟子也不过借以说明伊尹全心为百姓服务的忠诚；而且孟子援引史事，常常主观地加以改造，以期论证自己的观点。稍读孟子书就会了解这一点。这正是孟子辩论的手段哩。另一条理由是“果孟子自着，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这一点，上引魏源的话已经说得明白。孟子既是万章、公孙丑之徒“亲承口授而笔之书”，那么，称其师为“孟子”，称其同门为“乐正子”、“屋庐子”，何尝不可？周广业以此和《论语》同样看待，认为是乐正子等的门人所编次，那是错误的。我们只要问，如果是乐正子之徒的门人所编次，为什么七篇中记乐正子诸“子”的问答反而根少，而记万章、公孙丑之徒的问答反而很多呢？最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皆称谥一条。梁惠王、滕文公、鲁平公都死在孟子前，固然可以称谥；梁惠王是死在孟子后的，齐宣王也可能�比孟子迟死三两年，为什么也称谥呢？我们认为阎若璩的解释是说得通的。他说：“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9。”

三

《史记·孟荀列传》只说“作《孟子》七篇”；到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却说，“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也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章句》，便给这十一篇分列真伪，《题辞》说：“又存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10——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因为赵岐肯定外书是赝品，不给它作注解，以后读《孟子》的人便不读它，于是逐渐亡佚了。南宋孙奕的《示儿篇》说：“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南宋上距东汉末一千多年，而《孟子外书》完好地藏在宫禁中，这话是否靠得住，很有问题，可能是所谓“前辈”的诳语。刘昌诗《芦浦笔记》说：“予乡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辩》一帙。”这一帙《性善辩》，刘昌诗似乎亲自见过，但也不晓得果是赵岐所见之书否。至于现在所传的《孟子外书》四篇，则是明人姚士磷所伪撰，为清代吴骞刊行的时候，周广业等便指出“显属伪托”，而丁杰在《小酉山房集》中更已逐条驳斥它了。所以梁启超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说它是“伪中出伪”。

赵岐的《题辞》又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这些话，把《孟子》和《论语》相比，似乎有些道理，也确实代表了两汉人一般的看法。所谓似乎有些道理，我们拿它和当时别的子书一比较便知。《墨子》成书年代虽不敢完全肯定，但其中有若干篇是墨子的弟子所作，其成篇甚或早于孟子，应该不必怀疑，庄子生卒年月仅略后于孟子，荀子的早年也和孟子的晚年相值者有三十多年。《庄子》的内篇应该是庄周的手笔，《荀子》则基本上是荀卿的手笔。《墨子》、《庄子》内篇、《荀子》都是每篇各有主旨，而篇名也与主旨相应。《孟子》却不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论语》长，但各章间的连系并没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积章而成篇，篇名也只是撮取第一句的几个字，并无所取义。这都是和《论语》相同，而和《墨子》、《庄子》、《荀子》相异的。所以赵岐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不无道理。

赵岐把《论语》看成是“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孟子》又是“拟圣而作”，那《孟子》也成为经书的传记了。尽管《汉书?艺文志》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汉人心目中却把它看为辅翼“经书”的“传”。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王充《论衡》对作篇说：“杨墨之学不乱传11义，则孟子之传不造。”明明把孟子看为传。又如《汉书?刘向传》、《后汉书?梁冀传》、《说文解字》等书所引孟子都称“传曰”。可见把孟子和《论语》并列，不是赵岐“一人之私言”，而是两汉人的公论。

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翻刻，这恐怕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的时候，朱熹在《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便更加提高了。到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当时任何读书人便不得不把孟子读得烂熟了。

1孟子名轲，这从他回答北宫锜话“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10?2）便可知道。古人很重视表字。孟子的字是什么，说法不一，东汉赵岐的《孟子题辞》说没有听到过；三国魏徐干的《中论?序》也说没有传下来；后来魏人王肃作《圣证论》，说他字子车；晋人傅玄作《傅子》说他字子舆。赵岐、徐干所不知道的，王肃、傅玄怎么知道？可见这是他们编造出来的。

2“邹”，《史记·孟荀列传》作“驺”，古国名。故城在今山东邹县，离孔子故乡曲阜不远，所以孟子自己也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14·38）

3可参阅清周广业《孟子出处时地考》、魏源《古微堂外集·孟子年表》及宋翔凤《过庭录·孟子事迹考》。

4据《四库总目提要》，这书不是程复心所作，而是谭贞默的《孟子编年略》。

5详毛奇龄《四书剩言》所引王草堂《复礼辨》和孔继汾《阙里文献考》。

6《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6页。

7《韩非子》、《淮南子》都作“徐偃王”。我们看，徐偃王就是宋王偃。这时宋已迁都彭城，所以宋王又叫徐王；正如魏迁都大梁，魏王又叫梁王一样。

8《史记?六国年表》所列鲁君年数错误很多，不足据。此据《史记?鲁世家》“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推算出来。秦惠王卒于周赧王四年，其前十二年，就是周显王四十七年。

9其实，七篇之中还有宋王没有称谥。这宋王便是宋王偃，他不但死在孟子之后，而且他是亡国之君，当时并没有谥号可称，所以孟子弟子并没有给他补上。

10翟灏《四书考异》云：“外书之目，自宜以‘性善’为一，‘辩文’为一，‘说《孝经》’为一。刘氏以亲见之‘性善辩’，遂以‘辩’字上属，而谓‘文说’一篇，‘《孝经》’一篇。据《论衡·本性篇》，但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不缀‘辩’字。疑新喻谢氏所藏《性善辩》，又属被人依放而作，非外书本真也。”

11这一“传”字，据刘盼遂的《论衡集解》，说是“儒”字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