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讲题是“民族与文化”。第一讲“性道合一论”，第二讲“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第三讲“中国文化中理想之人的生活”，都是偏重在人生问题上。这一讲起，要开始讲一些比较偏重历史方面的。
讲到中国文化，首先就联想到中国民族。由民族产生出文化，但亦由文化来陶铸了民族。没有中国民族，便没有中国文化；但亦可说没有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此下的中国人。天地生人，本没有分别，分别则在民族血统上，乃及文化上。今天是特地从民族方面来讲文化。
中国民族如何形成？这似乎不是问题，而实是一大问题。中国广土众民，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拥有像中华民族那样众多的人口。中国占地之广，也非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可及。由中国人来构成如此一个伟大的社会，这都是受了文化力量的影响。而且此一社会绵延最久。以美国历史来比，不及我们二十分之一。德国、意大利，历史更短。英、法两国，也没有超过一千年。所以世界上民族最大，文化最久的，只有中国。
我们读西洋史，最易引起注意的，是他们很看重民族区分。如巴比伦、埃及、希腊，只环绕在地中海一角的小地面上，但民族相异，而又永不相融和。尤其是同在一地，最先由一个民族居住，后来由另一民族侵入，最后又有另一民族进来，记载得清清楚楚。即如现代欧洲，地面也不算大，然而民族分歧，也永不得相融和。英伦三岛，最先是某一民族居住，最后又是某一民族侵入，直至目前，英格兰人、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还是有分别。难道中国大陆上一生下来的便都是中国人，其间更没分别吗？难道上古三皇、五帝、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直传下来，便只是一个中国民族吗？我们读了西洋史，回头来读中国史，只觉得中国史上很少讲到民族问题，使人不易看清楚中国民族究从哪里来，又如何般生长形成。我们只能粗略地说，正因我们中国人向来不看重民族区分，因而很易成为一个大民族；西方人正因太看重了民族区分，因而民族和民族间遂致不易相融和。
二
现在我们再追溯到历史上来讲，中国古代有“氏姓”之分。男人称氏，指其居地言；女人称姓，指其血统言。若把我们古史上所见的姓氏仔细加以条理，可见某一同血统底氏族分布在哪几处地区，或亦可指出其最先从哪一地区随后又转移迁徙到哪一地区去。如此说来，在中国古代，未尝不是有许多异血统的部落同时存在。如炎、黄相争，亦未尝不是中国古史上一种民族斗争，但后来我们则自称为“炎黄子孙”，至少此一民族界线早已泯灭了。因此我们只认中国古代有氏族之分，却不认为有民族之分。
下至西周时代，列国分封，绝大多数是姬姓，然不能说那时的中国已由姬姓民族来征服统治了其他各民族。在古史上其他帝王的后代也都有封国。到东周春秋时，诸侯列国同称诸夏，当时他们都称是夏王朝之后，都是历史上一个传统流衍而来。如孔子是殷代之后，他生在鲁国，居在鲁国，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从民族观念上说，孔子也认是诸夏，是当时的中国人；在政治观点上说，则孔子主从周，不主从夏或从商。但当时诸夏之外还有许多蛮夷戎狄。那些蛮夷戎狄像是异民族，其实不尽然。如晋献公娶大戎狐姬、小戎子，姬是周姓，子是商姓，可见大小二戎皆与诸夏同血统。又娶骊姬，可见骊山之戎亦同是姬姓。又有姜姓之戎。如此之类尚多。可见当时夷、夏界线之分主要在文化，不在血统。楚国自称蛮夷，后来亦渐被认为诸夏了。吴越皆诸夏血统，在春秋初年不与中原诸夏相通，当亦在蛮夷之列，到春秋末年，亦为诸夏之盟主。可见讲《春秋》的学者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此说决不错，而夷、夏界线在“文化”不在血统，即此可证。
从战国到秦代，中国大陆上便已融和为一民族。《中庸》所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当时的交通文字和人伦道德，都已统一。而所谓中华民族，亦至是遂臻确定。那是在中国文化中最值得大为阐扬的一件事。中国文化不仅由中国民族所创造，而中国文化乃能创造中国民族，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那还不见中国文化之价值，那还不值得我们来阐扬其甚深意义之所在吗？
“血统”是民族特征之第一项，“居地”是第二项，中国古人对于居地能影响当地居民性格方面之关系，亦认识得很清楚。《小戴礼记·王制篇》有云：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那是说天时气候温度湿度，交通物产，环境上有了种种差异，便影响到各地居民之性格，如刚柔轻重迟速，乃至习惯风俗之一切，以及饮食衣服使用器械种种之相异。中国古人承认此诸相异，并认为此诸相异不可强同，重要者在此诸异之上，要能“修其教，齐其政”，要教化修明，政治齐一，务求对此五方诸民均能使其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至于其语言不通嗜欲不同也所不妨，只要能达其志、通其欲便是。当知此一理论，便是中国文化所以能在广大土地复杂居民之上，渐渐融成出一大民族来之主要原因所在。我第一讲“性道合一论”，亦可用此一节话来互相阐发。
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自然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尽己之性而尽人尽物之性；自然可以会诸异于大同，而天下自达于太平之境。试问此是中国文化理想中所含蕴的何等见识，何等抱负？宜乎在此文化大理想之下，可以形成一伟大无比的大民族，而直传至今依然坚强不衰，刚毅不屈。在将来，它依然会发生大作用。
诸位如读西洋史，如古代之希腊罗马，中古封建社会神圣罗马帝国，至近世现代国家、帝国、殖民、资本主义，各有它们的精采处，但永远为一个民族纠纷所缠住而不得解脱，而使西方文化永远有其一限度。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只有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所悬此一理想可以当之。若仅在物质上求发明，当知会永远达不到此境界。
现代西方的科学发明，关于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乃及现代新兴之文化学，种种知识，实可对我上引《王制篇》中一节话加以种种证明、种种发挥。但只缺少了一番“一视同仁”的文化理想，来为世界各地居民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与教化，来为世界各地居民通其志，达其欲。所以西方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纠纷，直到今天不得解脱，而且仍会不断纠纷下去。若反观中国历史，好像中国民族如自天下降一般，好像中国民族自始便是一个中国民族。到今天，却觉得中国民族没有一股力量像西方般也能来欺侮人，而且还不能避免别人之欺侮，就反而指摘中国文化之无意义与无价值，那真是一种短视，一种谬见，我们不该不加以纠正。
三
我们再从上引《王制篇》那一段话来说，世界人类同是天生，人性应是相同，但因居住环境之不同，大同中不害有小异，则中国民族之民族性自应与西方民族乃及其他民族有其相异处。不仅中国民族与其他民族有异，即在中国之南方与北方，其民性也不同。东南区与西北区又不同，东北区与西南区又不同。但中国人却只说“道一风同”，这是在小异之下仍可有大同一明证。道一风同即指“文化”言。
中国人有此文化信念，故不重视那些血统相异，不认为异民族便不能融和合一。在秦汉以后，中国北方大敌有匈奴，那里的天时地理，交通物产，和中国内地相异太远。当时中国人也说匈奴是夏代之后，但中国人并不看重这一点。中国人那时的意见，一是拒诸塞外，求能不来为中国之害。一是招他们来居住内地，好让他们在中国内地之政治与教化之下逐渐同化。那本是中国文化一大理想，大抱负。可惜东汉三国以下，中国内部自己的政治教化力量大大衰退，遂致有五胡乱华之大灾祸。其实五胡乱华那些胡人，本已早居住在中国内地，如刘渊、石勒、苻坚之辈，也多少受了中国文化陶冶，也早如一中国人。所谓五胡之乱，也近是一种内乱。而此下的北朝，则成为另一时期之华、夷杂处，与春秋时代之华、夷杂处也有其约略相似处。下到隋唐统一，中国地面上又尽变成了中国人，异血统还是成了同民族。在唐代，有不少政治上学术上杰出人物，论其血统，则本是一胡人。此下辽、金、元时代，还是不断有异族内侵，但到明代统一，那时又是在中国地面上的尽变成了中国人。在那一时期的历史上，又有许多政治上学术上的杰出人物，论其血统，则本是异民族的；而在中国文化之继续发展上，他们亦曾尽了一番力量与贡献。清代入主到今天，满洲人也尽变了中国人。中华民国创建，高呼“五族共和”，照中国文化理想与历史实证，将来的五族也自会融成为一族的。
中国人又有一理想，认为地域太远，行政上教化上有许多不方便，则只求其能文化融和，不必定要合成一国。如韩国，远在周初殷人箕子早已到了那里，他们早与中国文化有关系。又如越南，周初也曾和中国有来往，秦代早列为中国之一郡，此后不断有中国人前去，但中国人只求对韩、越两地有文化传播，不想有政治统制。明、清两代此一关系最属明显。在明、清两代，还有不断的海外移民，他们随带着自己的一套文化前去，传宗接代，拳拳勿失，但对其所居地之异民族异文化也能和洽相处，既不抱蔑视心，也不抱敌视心，处处没有一种狭义的民族观念之存在与作梗，此是中国文化伟大、民族伟大之一证。
现在再说到文化相异，由于民族性不同。而民族性不同，则由于自然环境之影响。此一观点，本是与中国人向所抱持之“天人合一观”与“性道合一观”相通合一。而中国民族文化则是在北温带大平原农耕地区上发展生长，因此中国文化得天独厚，其民族性最为平正中和，最为可久可大，此则称之为中华文化之“同化力”。此一种同化力：
第一，是先同化了此一地区内之各民族而成为一民族。
第二，是文化向外，把四裔异民族尽化为同一文化，如韩国、越南与日本。
第三，是异民族入侵而同化为中国民族，如汉后之五胡，如宋后之辽、金、蒙古、满洲。
第四，是异文化传入而同化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如印度之佛教。宗教以外有艺术，如塔庙建筑、如绘画、如石刻、如雕塑、如音乐舞蹈，其间皆有外来成分。智识方面亦有不少外来成分，如天文历法，乃至如水利。东汉时治河，用一韩国人王景。
故中华民族能不断吸收异民族，而中华文化亦能不断吸收异文化。
四
中山先生提倡革命，乃是政治的，并没有提倡文化革命。现在蒋公提倡文化复兴，亦不是说文化革新。如一盏灯不好可以换一盏，一辆车不好可以换一辆，一所房子不好可以另造一所，一条道路不好可以另修一条，这叫做“革新”。物质方面可以革新，但很难把一民族革新成另一民族。如最近以、阿战争，埃及人所驾飞机，与以色列人所驾飞机，不管是美国造或者是苏维埃造，总是差不多。两国空军一碰头，这是人的不同，心理的不同，性格的不同，那就有大差异。以色列人可以改用俄国机，埃及人可以改用美国机，但双方民族精神则不易对换。而列阵决胜负时，主要因素则在双方的“民族精神”上。
民族创造文化，文化也可以创造民族，可以陶冶个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宗教家，如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他们生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历史文化里面，形成了他们不同的思想与信仰。而他们的思想与信仰，又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民族文化。傥使孔子不生在中国而生在印度，就不会是今天的孔子。孔子是中国北方的天时、地理、物产、交通种种自然环境乃及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积累的大传统之下所产生。倘使耶稣生到中国来，长在春秋时代，他就不会成为今天的耶稣。耶稣说：“凯撒的事由凯撒管，上帝的事由我管。”当时犹太民族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他们过着长久的流亡生活，从这里流亡到那里，痛苦已极，就有他们的先知告诉他们说，一定有个上帝会来拯救我们犹太人。耶稣接着说，上帝不仅要救犹太人，还要救世界人类。至于当时罗马凯撒的政权统治，耶稣也无奈何，只有由他去。若使我们今天到印度去，还可依稀想象到一点释迦牟尼当时的心情。到了阿拉伯沙漠地带，也可约略想象到当时穆罕默德的心情。但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就一切都不同，那时已有天子、诸侯、卿大夫，政治上有一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历史上又有一套。论其天时、地理、物产、交通、自然大环境，又和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三位所处大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乃是由中国社会、中国文化而产生了孔子，孔子又光大了中国文化。印度社会印度文化产生了释迦，释迦又光大了印度文化。耶稣、穆罕默德，也都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历史之下，产生不同的思想与宗教。他们的思想和宗教，又影响了此下不同的文化。
但从另一面讲，同一文化也不定能融为同一民族。如西欧，他们可说是同一文化。但如拉丁族、条顿族、斯拉夫族，此种民族界线永远在欧洲史上引起无穷纠纷。而且西欧亦可说是同一宗教。西欧文化应说是由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开始，但同一宗教亦不能融化成同一民族。甚至同一民族同一文化在同一地区，地区并不大，而仍不能共同建立一国家，如古代之希腊，近代之西班牙与葡萄牙皆是。若要他们建成一大国，则必由武力征服而成为帝国型，如古代之罗马，近代之大英帝国。此与中国之由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而建成之国家大不同。更甚至于在同一国家之内，而仍各保持其各自之独立地位，并不能融凝成为一体，如英国之有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西欧近代科学发展，地理、交通、商业、经济，均已化成为一体，而依然分疆割界，诸国林立，不能融和。以前是西欧鼎盛时期，世界任其宰割，各自争霸争雄，犹自可说。此刻则赤色帝国之苏俄眈眈在旁，一面共同需要美国之支援，而其内部仍是钩心斗角，互相龃龉、互相排拒，仍不见有稍微之改变。试问原因何在？则不能不说仍是受其文化精神之影响。
古代希腊人便说，“知识即是权力”，近代西方人依然抱持此观念，说科学可以征服自然。当知此一观念，就人对物言，似无大病。就人对人言，则正贵能在人类自身发展出一套合情感、合理想的文化，化异民族为同人类，在此高天之下，厚地之上，共同生息，共同相处，以同跻于一个大同太平之境。就此而言，则中国文化之伟大亦自可想见，不烦深论。
中国古人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所谓“大道”，正是指的人类一种合情感、合理想之伟大文化言。此刻则无可讳言，正是一个天下为私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正该为世界人类善尽其一分应尽又可尽之责任。近代中国只有孙中山先生深知此义。他在讲“民族主义”时，曾举一例说，有一香港码头工人买了一张马票放在他竹杠里，到开奖时，一看中了奖，喜极而狂，他想已中了头奖，此后决不需再做一码头工人，就把随身竹杠丢到海里，却连奖券也丢了。中山先生告诉我们，要讲“世界大同”，正需我中华民族发挥其传统文化善尽职责。当前我民族受尽折磨，历尽艰辛，正如一竹杠之可厌可鄙，但头奖却在那竹杠里。中国民族自己看轻自己，把中国文化传统自己丢弃了，却要来高唱世界大同，这就和那香港码头工人一般。中山先生此一譬喻，实是大堪深思。此刻蒋公提倡文化复兴，便是教我们要在竹杠里找寻出那中了头奖的马票来。
现在就比较乐观的一面讲，现代科学已使世界交通经济物产化成一家。目前的联合国，只要继续进步，也可使世界政治渐向调和融合的路上走。最难的却在各民族文化精神有不同，更要的是宗教信仰之不同。若要世界各大宗教融化归一，此事颇不易。但在中国社会里，各宗教却可以和平共存，不起大冲突。此事远从唐代以来已可见。那时佛教、回教、耶教都已同时在中国存在。直到目前，并未为宗教问题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分裂。纵亦时有小纠纷，到底非是一件不可弭平之事。如此可证，将来世界各大宗教之大合流，亦很易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亦恐只有在中国社会中能形成。
今试略去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内容之相异于不论，而各大宗教则共同有一套外在之“礼乐”，亦可说各大宗教有一“共同形式”，即礼乐。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极尚礼乐的。世界各大宗教未免在其外在之礼乐上多拘泥，中国传统文化则虽极崇尚礼乐，而在礼乐上多变通，少拘泥。有人提倡以艺术来代替宗教，但艺术含义较狭，不如说礼乐更较具体实在，而含义亦较深广。
再说各宗教之“共同精神”，几乎全信有一“上帝”。换言之，均信在人类之上有一最高不可知之主宰。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同有此信仰，而能提出“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理论，把此一不可知之主宰与现实人生相融和，而弥缝其间之裂痕。只有佛教，依法不依天，重内不重外，与其他宗教相异。但佛教之出世精神早已在中国文化中融和了，早已变成一种“人文”中心之新教义。此后中国若能更发挥其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之理论与信仰，而文之以一套新礼乐，在中国社会上一向所想象之儒、释、道“三教合一”，未尝不可再上一层，来一套“五教合一”，乃至“诸教合一”。此一理想，虽尚远需时日，但在中国文化中演出，实非一不可能之事。
以上说明了中国文化同化力之大，可以化异民族为同民族，岂不能化异宗教为同宗教？世界大同必由此途迈进，而中国文化之所以必将大行于世界者亦在此。
今再申言，武力、经济、政治、宗教，均不能统一世界以进达于大同之境。只有“文化”有此力量，有此功能，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最为近之。
千言万言，并归一言，请诸位对民族知“自尊”，对文化知“自信”，对此一根竹杠善为保持不失，则马票头奖还是在内。而获得此头奖之后，将仍是用在公，不是用在私。此乃中国民族之真实足以自尊，中国文化之真实可以自信之所在。设若不信，则请从中国民族文化五千年历史上去细细追寻。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青年战士报》庆祝青年节特刊，四月《中华文化复兴》月刊一卷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