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人今天讲题是“中国文化中的武功与武德”。从去年起，蒋公提倡文化复兴运动，到现在已整整一年，这是民国创国以来五十六年最大的一件事。本人今天所讲，以书生来谈军事，知识浅陋，只是借此机会，来就教于诸位。

先讲“文化”是什么？文化只是人生，是人生的一个综合体，与言个人的人生不同。人类生活同中有异，因此人类文化可有种种各别之体相。近代人言文化，每多注重其体相之外面，但更要在能深入到里面去，求其意义与价值。从空间说，文化贵能“扩大”；从时间说，文化贵能“悠久”。中华文化所拥社会最广大，所占历史最悠久，因此中华文化，其所涵之意义与价值亦必最高贵，最值得研求。

中国古人讲文化，主要在讲一个“道”字，道即人生应走的路。文化不同，即道不同；社会扩大，因其道之可大；历史悠久，因其道之可久。中国人讲道字，不仅讲了文化之外表，并已讲到文化里面深处，即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若只从外表讲文化，最多是讲了文化形态，生活式样。譬如穿衣、饮食、住屋、走路等等，可有各种不同的式样，此各种不同的式样，即见文化之不同。但文化固是同中有异，尤贵能懂得其“异中有同”。各民族文化之所以相异处，在其背后各有一道。

中国人讲道，不仅是讲人生所走的路，更要讲人生应走的路。所以中国人讲道，有“大道”“小道”之分。大道人人可行，时时可行，处处可通，而后谓之大道。若只是少数人短时期可行，走到远处大处便不通，这是小道。也并不是不能有小道，只该从大道分出若干小道，由各条小道仍可汇合互通，这就成了大道。所以道有通塞，有大小。因其大，故能通；因其通，所以大。中国文化之伟大，因其能注意寻求人生大道而来。

今试问人生每一条道，该从何处出发，该通到哪里，到何处归宿？中国人在此问题上有一主要答案，中国人认为人生一切道，都应由其内在之“德性”发出，也应都通到人生之内在德性为归宿。《中庸》上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国文化之最重要中心观念即是“性道合一”。性由天来，道由性起。中国人讲天，也可说是一自然，也可说是自然中一种最高真理。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即是性道合一。性禀自天而蕴于内，道行于人而形之外。天人合一、性道合一，也即是内外合一、心物合一。天人相通，内外相通，此始是大道，亦可称为“达道”。道行而成，形于外，回到人心，则谓之德。德是行道而有得于己之谓，故可合称“道德”。天赋称性，由性发为行，由行而有得于己谓之德。故可合称“德性”。此一“德”字，即是性道合一。此是行为与德性合一，亦即自然与人文合一。总之，中国人讲道，要其无往不合，处处可通，此乃中国文化一套大理想，一番大结构。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所陶冶而出之人才，则人曰“通人”，才曰“通才”。亦非不要专家与专才，主要仍在此各别的专门仍能相通而合一。

二

姑举文武一端为例。中国人常把“文武”连在一起讲。中国的文化观念是要“相辅相成”，两个东西混合起来达成于一。中国人说智、仁、勇是三达德，讲文化需此三达德，讲武德也需此三达德。一个文化之能期其悠久博大，也该归功于武功。武功则必本于“武德”，武德是武功的基础。

天道有生杀，人道有文武。中国人理想，要能文能武，“文武”兼尽。偏向一边，这只是小道。文武兼尽，才算是大道。中国历史上如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汉武帝，都是美谥，文武并无轩轾。所谓“允文允武”，文治武功必兼修并重，这就是中国一套传统的哲理。

“天地之大德曰生”，但春夏生长，秋冬杀伐，同是天。杀伐即所以完成其生长。人有死生，惟其有死，乃可有继起之生。个人生命很短暂，最多不过八十、一百年便完了。旧生命死亡，新生命茁长。一个人死了，有千千万万后起的生命还是继续存在。大家说，中国文化是讲和平的，但和平中兼涵有武力。中华民族之悠久存在，主要在和平，而亦表现有武功。

论到中国的国防线，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么长。单言北方，从东北到西北，由辽东半岛起，直通到甘肃、宁夏。北边是一个大高原，气候寒冷，生产瘠薄。南边是一片大平原，气候温和，物产丰盈。两边接界如此辽阔，两边对比又如此悬殊。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防御北边强敌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西南方的边防，更复杂不简单。即如汉代之匈奴，唐代之突厥，以下之辽、金、蒙古等异族侵扰，不赖优越之武功，何以能保全内部社会之繁荣与建设？蒙古人的武力震烁一世，他们打不进中国来，便掉头指向西方求发展，从西方得到了胜利，再回头来转向中国。直从成吉思汗到元始祖，三反四覆不断南侵，最后才把中国吞并了。当时的中国，本已孱弱，又兼内政不修，文治影响了武力，但尚然如此坚韧难折。即此一段历史，便可说明中华文化是强有力的，虽一时失败，也已充分发挥了中国的武功。

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也多是文武兼通的。如周公，不仅是一军事家，同时亦是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后来人注意了他这一面，却忽略了他那一面。再看孔子，他亦看重武备，娴熟军事理论。他的学生如子路、冉有、有若，都能打仗。墨子擅武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荀子有《议兵篇》。《孙子兵法》尤为近代西方军事学家所推重。

《左传》上记载当时许多贵族，都是文武兼通。大小战争，除应有的兵谋战略之外，既尚礼，又崇道，雍容文雅；极严肃，也极轻松；极规律，也极幽默。多能于武功中显“文德”。《左传》不失为世界上第一部讲战争最有人生趣味，又是最有文化意义的书。孔门后起如吴起，也是一位大军事家，又通政治。乐毅亦能外交，能兵事，而且带有极浓重的文人气息。汉唐以来，文人能武，武人重文的，不胜缕举。有些人，很难说定他是武通文，抑是文通武。要之，中国军人，理想上必求其智、仁、勇三达德兼备，本之武德，而见之武功的。

中国古人，对于许多军事学上的见解亦极高明，尤注重的在“衡评将才”，主要看其能统率几多人。能将兵愈多，则其将才愈高。惟大将之才始可统领大兵团。春秋时，有人说楚子玉将兵过三百乘，便不能全军而归。韩信对汉高祖自称将兵多多益善，又能驱市人而战，那真是大将之才。因军队要节制，讲节制要明分数，使将非其才，带了大兵团，反易败绩。中国军事史上，不少以寡击众的战例，其实只是将才高下，不关兵数多寡。东晋时，苻坚率领大军南下，前线已过淮水，后队尚未出长安。东晋军队，则人数极少。照理苻坚该能稳操胜算。苻坚也是知兵的，他登上一山头眺望，就告诉他的幕僚们，你们如何说东晋军队不行，看来不是可欺呀！后来苻坚果败了。因苻坚带的是杂牌兵，乌合之众，人尽多，也易败。东晋北府兵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项羽最能打仗，汉高祖却似乎不谙军事，但汉高祖手下用了三个人，一个是韩信，一个是萧何，一个是张良。韩信是大将，可以统率大军独当一面，当时黄河以北全交他指挥。张良是一个文弱书生，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是一参谋人才。萧何在后方，负责后勤补给，壮丁粮秣有损缺时，全由他负责安排运送。别人都不懂得汉高祖何以能打败了项羽，却由汉高祖自己说出这番道理来，这是深合军学原理的。可见汉高祖能在军事上作通盘筹划，韩信也说他有将将之才。

参谋制度在西方，是近代始有的。但在中国，很早就知道军队中参谋之重要。参谋在中国，旧称“军师”，或称“谋士”。如战国时孙膑，楚汉之际的张良，三国时的诸葛孔明。同时如曹操，他是一位文学家政治家，同时是一位最高级的兵事指挥官，他之最不可及处，在能用良好的参谋。曹操幕下足智多谋之士极众。又如唐代的李泌，也是第一流的参谋人才。

中国历史上参谋人才划策定计之最高表现，便如近代西方军事学上所新兴的“地缘政治”的理论一样。因中国是个大国，军事胜败，往往不由某一战场来决定。如春秋时代争霸业，战国策士言纵横，这些都是讲究地缘政治之先声。楚汉对阵，汉军韩信一支在左翼，黥布一支在右翼，彭越一支直捣楚背，而项羽只知道在荥阳成皋一线上与汉争进退，宜其失败。此后如东汉初，如三国，如唐、宋、明三朝开国，皆是群雄并起，孰应先击，孰应后定，深谋远虑，都要先争胜于庙堂之上，都须参谋人才来策划。

三

以上略举一些例来说明中华民族在军事天才方面之卓越。以下要讲一些中国文化中所揭举的关于兵事学上之最高原理。

中国军人的精神修养，基本着重在智、仁、勇三达德，上面已说过。这三达德中，又以仁为主。中国文化主要精神都发源在一个“仁”字上。孟子谓：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礼是仁的表现，仁是礼的本原。但战争本是要杀人的，好像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我中华民族虽尚武，而不流于残忍，所以能绵延历久，屡挫不衰。中国军事要讲顺天应人，替天行道。所谓“止戈为武”，“仁者无敌”，战争乃为一种吊民伐罪，以杀止杀的行为。故军队则称为仁义之师。孟子也说：

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

不嗜杀人，不是不杀人。但杀人总不是好事，因此非存心至仁，则不宜来担任此杀人的大任。既要杀人，自己也该不怕死，所以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视死如归，也是武德。哪有所谓光荣的投降？当知两军交锋，固是要争胜败，更要是“争是非”。是的向非的投降，实无光荣可言。一个人有生必有死，活要有意义的活，死也得有价值的死。成功要有价值，失败也应有价值。中国人强调“精神不死”，躯体虽不保，但其人格气节仍然存在。战争并不是鼓励杀人，更不是鼓励自杀。心中只有一个道，一个仁义之道，一个忠勇之道。死生一观，并不在这些上来计较。

中国军人既尚仁，又讲礼，吉、凶、军、宾、嘉五礼，军礼占其一。可见中国文化中之中国军人，正也代表着文化传统主要精神之所在。

孔子在《论语》里，提出了一段军人修养最高精神的话，说：

子之所慎，斋、战、疾。

斋是祭前斋戒，所祭是鬼神。鬼神有无，直到今天还无定论。孔子在祭前斋时，既不确认有鬼神，也不确认无鬼神，只是此心戒慎，不懈怠，不做作。祭只是祭，斋只是斋。疾病之来，也不知将成大病，抑系小疾。但不要害怕，也不要疏忽，只一心戒慎在疾上。遇战事，也如对鬼神，对疾病般，固不知当前敌人是强是弱，只莫放松、莫紧张，不当它是强敌，亦不当它是弱敌。不可说没事，也不说是有事，临阵只一心在临阵上。慎是不怕也不忽，不把事来看大，也不把事来看小。当知临祭、临战、临疾，皆是人鬼关头，死生之际，在可知不可知之间。孔子举一“慎”字教人，这是精神上最高修养恰到好处之明训。我们若懂得孔子这番教训，自然不会有好战的心，也不会有畏战的心。大敌在前，亦当如对鬼神般，不认其真有，亦不认其没有。兵凶战危，如疾病般，不认为不重要，也不太认为重要。诸葛孔明说，先帝知臣一生谨慎，故临终付臣以大事。曹操临阵，在马上意思安闲，如不欲战。当然曹操是一雄杰，但从精神修养上讲，似乎还要逊诸葛亮一筹，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所讲军人修养一最高境界。

中国社会上又很着意表扬失败的军人，尤著的如关羽、岳飞，今人称之为“武圣”。关羽在历史上表达了一个“义”字。当时曹操很赏识他，礼遇有加，封侯赠金，无所不至。刘备则正是走投无路，到处流亡。但关羽不为曹操所动，还是走归刘备，这就是他的义。岳飞精忠报国，十道金牌班师回来，冤死在风波亭，在历史上表达了一个“忠”字。我们看《水浒传》上一百零八位好汉聚集在梁山泊忠义堂，打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这见文化传统中之忠义武德，流传在民间社会，真是根深柢固的。抗战期间，本人到过安南河内，咖啡馆里都挂有关公及孙中山先生之像。这里日月潭，也有文武庙。香港警察所，都挂关羽像。可见关羽、岳飞，他们虽都是失败了，但他们的失败，却比成功的价值更高，意义更大。正因战争虽重胜败，更重是非。不义之师，胜了也无意义价值可言。打仗是要打仁义的仗，军人该充分表露他们的忠义之气，忠义则永存千古。军人遇失败，更显出他一番忠义之气来，所以直到后代，更有他极大的贡献。

四

我们从大陆出来，已经很多年了，那时共党夸言不打无把握的仗，打仗是要拼命的，不到最后一分钟，胜负难定。我们只该说不打没正义的仗，不该说不打无把握的仗。要打仗，总只是尽其在我，不能要讨十分的把握。若待有了把握才打仗，那就无仗可打。

《孟子》书里有一段讲“养勇”的话，那时有一勇士叫北宫黝，他是抱持一种必报主义的。你来一拳，他必报一拳；你来一脚，他必报一脚，他定要不吃亏，对方强弱他不管。另有一人叫孟施舍，他是抱持一种无惧主义的。他说胜败不可必，他视不胜犹胜，他只是能不怕。两人都以勇名。孟子批评他们说，孟施舍所守比较单纯，只求不怕，其权在我。要求不吃亏，其权不尽在我。这正是说对敌临阵是不能确有把握的。一触一动，也不算是有勇。孟子又说，孔子曾教曾子以大勇之道，只要我自己理直，对方纵是千万人，我亦向前。若我理屈，对方纵只是一匹夫，我也让他，不向他逞强。这是孔子的养勇之道，不打不仁不义的仗。仁义在我这边，我便大勇向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生尚不顾，胜败更何论，这是最高的“勇德”。近人所说心理战、神经战等，也只是道义战的一些手段。我只争一道义，其权在我。这样的争，将是无往而不胜。这可说中国文化传统运用到军事上的最高原则。

我们的八年对日抗战，也就充分表现了我们此一番精神。军人们的坚强英勇，全社会之踊跃助阵，那时所表现的只是一种坚韧不拔，继往开来的精神。一切力量实都是文化传统的力量，那时哪论所谓有把握与无把握，而毕竟争取了最后的胜利。中国文化着重道德修养，“文德”、“武德”合一相通，都要从每一个人的性情深处生根发脉。外面世界乱了，每一人的德性仍然抱持不乱，终于求得真理，激发天心，转移世运，只在我此方寸之间。中国文化发明此道理，坚定此信仰，因此国家民族的生命也就深固不拔，绵延不绝。今天我们国家，又是大难当前，厄运频临，所谓危急存亡之秋，又正是军人们担当大任的时候。我们每一军人的生命，正与国家民族的大生命紧紧连系在一起，彼此呼吸相关。国家民族悠久的大生命，有赖我们军人拼着各人短暂的小生命来维护，来保持。今天蒋公提出“文化复兴”的口号，希望诸位在此一号召之下，奋然决然，发挥我们文化传统下之武德，来创建我们文化传统下之武功。

（一九六九年一月《青年战士报》、《自由报》，一九七三年三月《青溪》六十九期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