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的讲题是“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
历史就是人事记载，“事”由人为，“人”则后浪逐前浪，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同。事亦然，因此说历史不重演。但事必有理，“理”寓事中，事不同而理则同。如苹果落地，苹果各有不同，苹果所落的时与地亦不同，而苹果落地之理则无不同。惟事易见而理难明。大而至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散而成为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乃及学术文艺等各项工作；远而溯及千万年之上，近而及于眼前当身；形形色色，林林种种，莫非事，即莫非史。而每一事之背后则必有人。人生不过百年，一代代新人替换，事变不停续发，历史也就不断开新。亦有明属一事而不易见其为一事；亦有事虽易见而事中所寓之理则不易知。抑且事与事间实无界隔，此事可通那事，此时直透那时。一部历史，过去、现在、将来，错综复杂，其实会通而观，则只是一大事。人人在此一大事中，事与事相涵，人与人相合；人无终极，事无终极。一部历史只成一大传统。抽刀划水水不断，前有千古，后有千古。如我们在此讲堂讲此题目，过去的实未过去，未来的却已来到。如目前讲了三分钟，其实三分钟所讲并未过去，若过去不存在了，试问下面又从何讲起？故知过去实未过去，而未来实已来到。诸位虽未知我下面将讲些什么，而我则成竹在胸，早已有了腹稿，下面定会如此讲。所以历史上过去的不一定过去，其实还存在；而历史上未来的也不一定未来，可能是早已来到。全部历史则成为一大现在，我们正当把握此现在，不断地去奋斗创新。
普通认为过去事可知，未来事不可知，其实不尽然。如今讲堂桌上放此茶杯，不知何时何人在此放上，在我说来却不易知。此茶为我而设，我渴时可饮，饮后可以解渴，在我说来却极易知。又如我在此讲话，如何发心决定讲此题，那时心境已如泥牛入海，浑化无迹，在我此刻却成为不易知。但此下将讲些什么，则此刻已定，断然可知。
我们也可说，事不可知，而理则必可知。诸位当先具有一信仰，即天地间任何事都离不了有一理。诸位当坚信，天地间无无理之事。合理则事成，失理即事败。理属公，欲属私。存了“私欲”，即昧了“公理”。欲合理，则所欲亦是公而事必成。欲违理，则所欲只是私而事必败。此理此事则断然可知。若理不存在，或有不信，则一切历史将无可说。
所谓“历史人物”，必然是一个能合理行事之人物。有如此人物，始能负起历史上所赋予的使命。我们当要有此智慧，有此胸襟与抱负。不合理的人物，则只能来使历史黑暗，甚至毁灭，使历史失其存在。
二
历史上有常然、必然、当然、偶然、或然的事与理。理有两方面：
一物理，为自然之理。
一伦理，为人事之理。
如日出、日落，春、夏、秋、冬，是常然、必然之理，我们亦称之为自然，此乃“物理”。人亦是自然中一物，如饥必食，渴必饮，各人必求保护其各自之生命，此亦自然之理。但自然之理之外尚有“人事之理”，人事都起于人之欲。有生之物皆有欲。人亦然，而更甚。“理”“欲”对立，而理中无欲。如上帝主宰，如太阳运行，此皆有理而无欲。无生物一顺自然，此亦有理无欲。有生物则各有一生命欲，然适者则存，是即合理则得生，背理则必亡。人不能无欲，有生物中惟人之欲最多。如想吃鱼，又想吃熊掌，欲多了，不可兼得，当知挑选。吃鱼省钱，吃熊掌费钱，吃鱼易消化，吃熊掌不易消化，此等尚易挑选得宜。如你想当大总统，抑或想做皇帝，挑选便不易。法国的拿破仑，中国民初的袁世凯，皆曾对此经过了挑选。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兴衰治乱，皆由人类内心“理与欲”之分合之分数多少而判，此乃人类历史一条不可易的铁律。有人不知此铁律，或不信此铁律。中国古人，因其最精通历史人事，故最能看重此一铁律之存在。理属自然，如天所命，故曰“天理”。欲则起自人生，由人所出，故曰“人欲”。中国古人极严天理、人欲之辨，但近代中国人则多不信此，说人欲便是天理，哪有外于人欲之天理。则试问袁世凯洪宪称帝，论其内心，究当如何说？若如中国古人说，此乃人欲非天理，岂不直截了当，明白确切，深入浅出，人人易知吗？
历史是否有命定？若专由“理”言，则历史有必然性，是命定的。因世界无无理之事，无理之事不得存在。故历史演进则必然是合理的，亦可说是命定的。但理可以规定一切，范围一切，故事有常然与必然。而从另一面讲，理似不能推动一切，停止一切，至少从人事上讲是如此。推动与停止皆由人，故事有偶然与或然。袁世凯正式宣誓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忽然又想当起皇帝来，有此事，无此理，此乃一种偶然，非必然。若纯从历史事件看，只就其表现在外面的来看，则历史事件一切是偶然，无必然。因理虽必然，而事则由人。人抱私欲，可以不必然。所以历史上有种种得失成败与兴衰治乱，而求其所以然之理，则只一无二。
所以人该能“知事明理”来自导其欲，使其所欲必当于理而无违无背，于是在人事上乃有一“当然”，中国古人称之为“尽人道”。但人道尽了，人事则仍无必然。如当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把总统位让给了袁世凯，也只是尽人道而已。此后之洪宪称帝，中山先生实也不能预知。而且也无从斡旋。就军事学上讲，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因我之不可胜掌握在己，而敌之可胜则其权在人，如是则只有“待”之一法。
三
因此论历史人物，又该注意到“历史时代”。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能开创出一新时代，主持一新局面，斡旋一新事业，此在政治、学术皆然。此乃有了人物，而始有此时代者。如中山先生之创建中华民国，可为有此人物乃有此时代之例。其他历史人物，则多为历史时代所囿，即如中山先生同时，如康有为之主张保皇，袁世凯之帝制自娱，虽其间亦有不同，要之其为“时代所囿”则同。人物有时扭转不过此时代，孔子亦叹“道之不行而归之于天”，此处所谓“天”，实即指当时之历史时代。故孔子教人“知天命”。时代不可为，而圣人仍必有为，故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不可为乃属于历史时代，乃天命。其仍必有为，乃属人之使命，亦仍是天命。人事无必然，此即历史之不能有必然；而天理则有必然。即使是一圣人，遵天行道，终不能要外面没有不可知之事来相干扰，故曰“尽人事”，尽其在我之可知，留其不可知以待之天。当知常然中有理，偶然、或然中亦有理。孔子大圣，纵不能扭转其当身春秋时代之一切，以符其所理想。但孔子终成为一历史最大人物中之标准与榜样。只要人类历史存在，则孔子亦必与历史同存，永不褪色，永不黯淡。
再论历史事件，当知每一事件有其内在之情与其外在之势。“情”指其事之内涵意义，“势”指其事之外形方面之过程与趋向。若我们专从事之外面看，则不见其事之情。若我们专从事之目前与近处看，则不见其事有一势所必至之终极阶段。骤然看来，一切事都由于人之欲望而产生，但人之欲望实极有限，不能包括了天地自然之一切。最要者，天地自然中有理，若欲而违背了此自然之理，即消失，即灭亡，无可幸免。故论事之情，人之欲望固占其重要分量；但论事之势，则理为之主。历史中一切事件，有情必有理。不能只说有情没有理，人的欲望便可单独决定了一切。历史究以理为主宰，理中亦可有情。“情”与“理”之离合，应评其分数。由人之欲望而生事业，事业即成历史。理之缺点，在其不能推动，不能开创，理只能在事的外面作决定。事的里面，则由人来作决定。所以人应“知事明理”，使一切事“情存势定”，而到达一终极之目标。
四
现在再讲到理，西方长处，在自然科学，即自然之理之一面。中国人重视历史，即人事之理之一面。自然之理较单纯而少变，人事之理则复杂而多变。中国广土众民，历史绵延达于五千年之久，故中国人对人事之理独能深入而得其微妙之所在。西方东渐，乃挟其一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混合力量而俱来。中国人根据自己以往历史传统之人事经验与道德观点，早知西方力量中毛病多。但迭遭挫败之余，震于当前，惑于亲受，认为西方力量乃是一种不可抗御不可逆犯的力量，而不知其势之终为不可久。或则识其情，或则昧其势，故中国人在民国前后对西方看法有不同。但当知，未必民国后所见全是，而民国前所见全非。如义和团，最先认为他们愚昧无知，稍后又认为他们有民族精神，此两观点，亦复各有是处。但只具一种精神而愚昧无知，固是要不得；力求理智而精神全丧，亦是要不得。
上面所讲“理”与“欲”，理属天，故称“天理”。欲在人，故称“人欲”。双方亦该兼顾。须是天人不相胜，而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此则须在分数上斟酌，而求其恰到好处则甚难。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此便是其例。
西方人太重在探求“物理”，却不能深明“事理”。他们认为智识即是权力，提高欲望可以刺激前进。凭其富强可以宰制世界，无往不利。对外则灭人之国，亡人之种，扩展殖民地，漫无止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结果对内引起了大战争，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迄今日，似尚不知彻底悔悟，其危害自身亦将不见所底止。
马克斯共产主义主张历史“唯物论”乃及历史“命定论”，曾不知历史重心在人不在物，事在人为，而理寓于事之内；历史由人创造，非前定，此一大观念差了，此下种种便可不论。
至于自然科学家，则认为可以征服自然，又不知人类本身亦即在自然之内，人不能胜自己方面此一小自然，又如何能胜此小自然之外之大自然？
西方思想似乎是只重向外，向外则只凭力量，此一观点最要不得，由中国古人看来只是一霸道。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王道。王道“可大可久”，霸道则终必覆灭。此乃中国古人所发明的一条历史大原则，西方人不易了解，不易接受。这也罢了。但今天的中国人亦同样不了解，甚至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近代惟有中山先生一人巨眼深识，重再提出此“王道”“霸道”之辨。此实是一条历史真理，人道真理，颠扑不破，值得我们来仔细探讨，仔细发扬。
最近共党据国，此亦有其所以然。即犹如洪宪称帝，在当时何尝无其所以然可言。但当知袁世凯、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只是一偶然，却断不是一必然与常然。西方人却以必然常然视之，岂不大误。因此我们断不能和眼前的西方人来讨论大陆中共之将来。纵使此刻大陆乱象已十分显著，中共攘权断无可久之理，但西方人顽固，主观深，理智浅，断不会听取我们的意见。此一事无足怪。回忆六十年前，在我童年时，他们西方人还认为中国可以瓜分，任由他们来宰割控制。只隔了六十年，到今天，他们又像认为大陆政权不可动摇。是否他们认为六十年前只是一传统之旧中国，所以不值得他们重视。今天的大陆，已是接受了西方洗礼。共产思想亦是西方思想之一支流，所以他们又认为此刻已是一个摆脱中国旧传统的“新中国”了，所以他们才谈虎而色变呢？要之，他们一种欺善怕恶之心理，则始终不变。这实在要不得。至于他们又有人说，共产大陆乃是十足中国传统，那更是荒唐之极。如此浅见薄识，又如何可和他们来谈历史演变与人类前途。
五
但这些都不足怪，更可怪的，今天我们中国人中间也还有少数只论事，不知其求事之“情”与“势”，更不论其事背后之“理”。听了外国人话，自生疑惑，自生摇动，于中共政权之必臻灭亡，于其灭亡时间之必不在远而在近之理与势，仍不能抱有坚定之信心。此在我们各自深深反省，我们今天之大使命、大责任，乃在“反攻复国”与“文化复兴”之两大事业上，实是不待辩论而已定，不待蓍卜而可知。
但我们要向此迈前，则只能靠人力和人事，不能靠天理与天命。若不善尽人事，则历史到底非命定，下面如何，我们终于不可知。举历史旧例言之，夏桀必亡是可知，若当时无一个商汤，则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不见有商朝。商纣必亡是可知，若当时没有周武王与周公旦，下面是否会有像如今历史上的一个西周，其事也难定。即言近代史，满清必亡是可知，若当时无孙中山，此下也就不定如此刻之有中华民国之诞生与长存。
历史只是一种人事记载，人事背后必然有一“天理”寓在其中，但不能只有天理无人事。天理只能限制人事，规范人事。只有“人事”可以表显天理，领导天理。历史须求“天人不相胜”而循至于“天人合一”。不能有天而无人；亦不能有人而无天。人之能事，在能“先天而得天时，后天而奉天道”，历史由人来创造。今天是我们创造历史的大时代，理与势，皆在我们这一边，又得蒋公之贤明领导，三军将士之荩忠为国，时机一到，大家尽心合力而赴，其事亦决不在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