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鸦片战争

自海禁开后，英国对华贸易，岁有增加，为各国冠；乾嘉时，屡赴京师，对商务有所请求，实为觇国。乾隆五十九年，马甘尼赴热河，归后著书，即有名之《马甘尼日记》，盛称征服中国，十万人足矣，惟人口众多，治理不易。是知英人武力侵略，其谋早定，鸦片战争之起，所谓商欠及烟价受损，不过借口而已。

1.清初之中西交通

甲　天主教之盛行及禁止

明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献方物，遂留居京师。其徒续至者益众，有以荐入历局者。天主教传播日广，两京十三省皆设教堂。

明万历九年（1581）年，有大西洋之意大利国人利玛窦，泛海……至粤东，又二十年始至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内有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帝以利玛窦慕义远来，假馆授餐，给赐优厚……而公卿以下，咸重其人，利亦安之，遂久留不去，卒于京邸。自利玛窦东来，其徒先后至者日益众。时值历官推日食多舛，乃有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归化人庞迪我、熊三拔等，深明历法，其所携历书，有中国载籍所未及者，请令仿洪武初设回回历科之例，许迪我等入局测验。于是西人之入中国者，以推算为名，而阴行其天主教法……士大夫翕然从之者，徐光启为之首，李之藻、李天经、冯应京、樊良枢等相与附和，且为之润色其文词，故其行日益广。又有西士汤若望者，进天主书像图说，朝士相与提唱援引，于是自畿辅开堂，蔓延各省。京师则宣武门之内，东华门之东，阜成门之西；山东则济南；江南则淮安、扬州、镇江、苏州、江宁、常熟、上海；浙江则杭州、金华、兰溪；闽则福州、建宁、延平、汀州；江右则南昌、建昌、赣州；东粤则广州；西粤则桂林；楚则武昌；秦则西安；蜀则重庆、保宁；晋则太原绛州；豫则开封，凡十三省三十处，皆有天主堂……万历以后，国初康熙以前，其教不胫而走矣。大秦之名，始见于范蔚宗《后汉书•传》……自利玛窦入中土，得与徐光启交，自谓渊源于东汉，继以艾儒略，得见景教碑，遂援以证天主。乃作《西学》凡一卷，考其时代源流。汤若望又述耶稣之神灵异迹，及其受刑十字架上代民赎罪之颠末，图写流布，于是耶稣及天主之名，遂大传于世。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猾夏之渐》 )

清初,汤若望以推历官钦天监，吴明烜、杨光先相继攻之，若望旋遭罢斥，且禁其教。后复以南怀仁治历，西人有测绘地图，有赞助尼布楚条约者，准其自相传习耶教，不得在各省开堂。

利玛窦既卒于京师，其徒皆久留不去。时则有阳玛诺、邓玉函、毕方济、艾儒略、龙华民诸人，皆喋喋言新法有验。而汤若望、罗雅谷方自西来，以崇祯二年，用徐光启荐，令供事历局。于是西人新法日益显，而明祚旋移，卒不能用也。国朝顺治二年，汤若望再至京师，上书言新法，得旨令……入钦天监。方依西人法，造时宪书颁行。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

顺治十四年……四月，回回秋官正吴明烜疏言……汤若望……所推七政书，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见，今水星于二月二十九日仍见东方，又八月二十四日夕见……七月，又言，汤若望推算天象舛谬三事：一漏紫炁，一颠倒觜参，一颠倒罗计……命内大臣等公同测验，水星不见，议吴明烜诈妄之罪，援赦得免……康熙四年，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言汤若望新法十谬，及选择不用正五行之误。下议政王大臣等集议，将汤若望及所属各员，罢黜治罪。于是废西洋新法，用大统旧法。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五六《象纬考一》）

康熙三年十二月……初，杨光先告钦天监正汤若望传天主教，且其造时宪书有十谬：“一、不用诸科校正之谬，二、一月有三节气之谬，三、二至二分长短之谬，四、夏至太阳行迟之谬，五、移寅宫箕三度入丑宫之谬，六、删除紫炁之谬，七、颠倒觜参之谬，八、颠倒罗计之谬，九、黄道算节气之谬，十、历止二百年之谬。”礼科议驳不准。至是又摘本年月日食交会之误，状告礼部，曰：“汤若望假修历之名，阴行邪教之实，散布邪党于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兰溪、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南昌、赣州、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绛州、开封，并京师共三十堂。每堂五十余会，每会收徒二三十人，各给金牌、绣袋、妖书、会单，以为凭验。请照《大清律》左道、妖言二条治罪。”旨下礼部，会吏部同审，汤若望等及传教之历官李祖白，拟大辟，免死；其作序之给事中许之渐罢黜。

（王之春《中外通商始末记》卷二）

顺治元年甲申（1644）六月……壬午……修正历法。西洋人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会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有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尽进内廷，用以推测，屡屡密合。近闻诸器尽遭贼毁，臣拟另制进呈。今先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西洋新法推步，京师所有日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与各省所见日食多寡、先后不同诸数，开列呈览，乞敕该部，届期共同测验。”摄政睿亲王谕：“旧历岁久差讹，西洋新法屡屡密合，知道了。此本内日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并直省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具见推算详审。俟先期二日来说，以便遣官公同测验。其窥测诸器，速造进览……”秋七月……甲午……修政历法汤若望启言：“臣制就浑天星球一座，地平日晷、窥远镜各一具，并舆地屏图，恭进呈览。再照臣所修西洋新法，已蒙钦定为时宪宝历，所有应用诸历，彼此永依新法推算。其颁行民历式样，俟完日进呈。”摄政睿亲王谕：所进测天仪器，准留览应用，诸历一依新法推算。其颁行式样，作速催竣进呈……”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是日，令大学士冯铨，同汤若望携窥远镜等仪器，率局监官生，齐赴观象台测验。其初亏、食甚、复圆时刻分秒及方位等项，惟西洋新法一一吻合，大统、回回两法，俱差时刻云。

（《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甲申（1644）十一月……己酉，修正历法汤若望奏：“臣等按新法，推算月食时刻分秒，复定每年进呈历目，惟民历、七政经纬躔度，与中历、相距历、上吉、壬遁六种，依次虔造进呈。内与旧法重复者删去，以免混淆。”得旨、礼部知道，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所属该监官员，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悉听掌印官举行。

（《清世祖实录》卷一）

汤若望，初名约翰•亚当沙耳，姓方白耳氏，日尔曼国人……顺治元年……六月，汤若望启言：“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用西法厘正旧历，制测量日月星晷定时考验诸器，近遭贼毁，拟重制进呈……”世祖定鼎京师。十一月，以汤若望掌钦天监事，汤若望疏辞，上不许。又疏请别给敕印，而以监印缴部，谓治历之责，学道之志，庶可并行不悖。上亦不许，并谕汤若望，遵旨率属精修历法，整顿监规，如有怠玩侵紊，即行参奏。加太仆寺卿，寻改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号通玄教师……旋复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康熙四年，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选择议，斥汤若望新法十谬。并指选择荣亲王葬期，误用《洪范》五行。下议政王等会同确议。议政王等议……汤若望……凌迟处死……得旨：汤若望效力多年，又复衰老……免死，并令覆议。议政王等覆议汤若望流徙……得旨，汤若望并免流徙……自是废新法不用，圣祖既亲政，以南怀仁治理历法……复用新法，时汤若望已前卒，复通微教师封号，视原品赐恤。

（《清史稿》列传五九《汤若望传》）

南怀仁，初名佛迪南特斯，姓阜泌斯脱氏，比利时国人，康熙初入中国。时汤若望方黜，杨光先为监正，吴明烜为监副，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乃召南怀仁，命治理历法。南怀仁劾光先、明烜而去之，遂授南怀仁监副……九年……十二月……擢南怀仁监正……累加至工部侍郎。二十七年卒，谥勤敏。自是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道光间……时监官已深习西法，不必复用西洋人，奏奉宣宗谕，停西洋人入监。方圣祖用南怀仁，许奉天主教，仍其国俗，而禁各省立堂入教。是时各省天主堂已三十余所，雍正间，禁令严，尽毁去，但留京师一所，俾西洋人入监者居之。入内地传教，辄绳以法。迨停西洋人入监，未几海禁弛，传教入条约，新旧教堂遍内地矣。

（《清史稿》列传五九《南怀仁传》）

西洋人汤若望、南怀仁入为钦天监官，乃照西人新法造时宪书，颁行直省……杨光先者，世习畴人之学，爰具呈礼科，谓宪书面上，不应用依西洋新法五字。不报……旋于康熙三年，状造礼部……遂黜汤若望等，授杨光先为监副，寻转监正。光先自以但明推步之理，不明推步之数，凡五请解职，不许。六年，以推闰失实，方请更正，则宪书业已颁行。遂下光先于狱，拟大辟，秋审缓决。乃议遣戍，遇赦归……一时士大夫言天学者，无不右汤而左杨，光先自愤其先忧之隐，不白于天下后世，爰著《不得已书》，攻其教法……自钦天监复用西洋人，遂为定例……于是西洋人之相继入中国者，浸浸乎以推步入台，为开堂之捷径矣……然其在官之人，则……有定制。凡西洋人原入监当差者，准先赴澳门呈请，然后由督抚咨送到部，部臣查验得实，留京效用。自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京师天主堂内……不准复还本国。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猾华之渐》）

康熙八年……八月，康亲王杰书等议覆：“南怀仁、李光宏等呈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将历代所用之《洪范》五行称为“灭蛮经”，致李祖白等各官正法。且推历候气，茫然不知；解送仪器，虚糜钱粮；轻改神明将，吉凶颠倒；妄生事端，殃及无辜;援引吴明烜谎奏授官，捏造无影之事，诬告汤若望谋叛，情罪重大，应拟斩，妻子流徙宁古塔。至供奉天主，系沿伊国旧习，并无为恶实迹。汤若望复通微教师之名，照伊原品赐恤，还给建堂基地。许缵曾等复职。伊等聚会，散给《天学传概》及铜像等物，仍行禁止。西洋人栗安党等，该督抚驿送来京。李祖白等照原官恩恤，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复职。李光宏、黄昌、司而珪、潘书孝原降革之职，仍行给还。”得旨：“杨光先理应论死，念其年老，姑从宽免，妻子亦免流徙。栗安党等二十五人，不必取来京城。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恐直隶各省复立堂入教，仍著严行晓谕禁止，余如议。”

(《清圣祖实录》卷三一 )

南怀仁等复以造炮、数理等学，为清帝所眷。

三藩之乱,上召南怀仁于养心殿,命依水法造炮,以备边用。旋因明季以来,历法疏舛,乃荟萃中西之同异，取其借根方对数，及以量代算之法，御制为《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二书。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 )

是后，各省以旧设之教堂未毁，私自传教者众，屡行严禁。华人入教者分别治罪有差，官吏失察者议处。

直省开堂之禁，始于康熙八年。是时钦天监复用西洋人，又因南怀仁推闰得实……特旨，许西洋人在京师者，自行其教，惟不准传教于中国及直省，开堂者禁之。然明季至国初，各省私设之天主教堂，未奉追毁，而西人方以得行其教，恃为护符，互相容匿。于是开堂传教之风，久而愈炽。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猾夏之渐》）

汤若望、南怀仁等，为钦天监官……康熙八年……并许自行其教。余凡直隶各省开堂设教者禁……五十六年，广东碣石镇总兵官陈昂疏言：“天主一教，各省开堂聚众，在广州城内外者尤多。加以洋舶所汇，同类招引，恐滋事端。乞循康熙八年例，再行严禁，毋使滋蔓。”从之。五十七年，两广总督杨琳疏言：“西洋人开堂设教，其风未息，请循康熙五十六年例，再行禁止。”五十九年，西洋人德里格，以妄行陈奏获罪，得旨，从宽禁锢。雍正元年，恩诏释德里格于狱。时浙闽总督觉罗满保疏言：“西洋人于内地行教，闻见渐淆，请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俱安置澳门。其天主教堂，改为公廨。”奏入，得旨：“西洋远夷，住居各省年久，今令其迁移，可给予半年之限，并委官照看……”二年十二月，两广总督孔毓珣疏言：“西洋人先后来广者……请令暂居广州城天主堂内；年壮愿回者，附洋舶归国，年老有疾不能归者听；惟不许妄自行走，衍倡教说；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为公廨，内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报可……乾隆五十年十月，奉谕：“前因西洋人吧吔哩咉等，私入内地传教。经湖广省查拿，究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传教之犯。业据各该省陆续解到，交刑部审拟，定为永远监禁。第思此等犯人，不过意在传教，当无别项不法情事……俱著加恩释放，如有愿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著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九八四《裔考•意达里亚》 )

嘉庆十六年……七月……谕：“西洋人居住京师，原因其谙习算法，可以推步天文，备钦天监职官之选。昨据管理西洋堂务大臣查明，在京者共十一人，除福文高、李拱辰、高守谦三人，见任钦天监监正、监副；南弥德在内阁充当翻译差使；又毕学源一人，通晓算法，留备叙补；贺清泰、吉德明二人，均年老多病，不能归国。此外学艺未精之高临渊等四人，俱已饬令回国。见在西洋人之留京者，只有七人。此七人中，其有官职差使者，出入往来，俱有在官人役，随地稽查，不能与旗民人等私相交接;其老病者，不过听其终老，不准擅出西洋堂，外人亦不准擅入。管理大臣及官员弁兵，巡逻严密，谅不至有听其传教惑众之事。至外省地方，本无需用西洋人之处，即不应有西洋人在境潜住。从前外省拿获习教人犯，每称传播始于京师，今京师已按名稽核，彻底清厘，若外省再有传习此教者，必系另有西洋人在彼煽惑……除广东省向有西洋人来往贸易，其居往之处，应留心管束，勿任私行传教……其余各直省，著该督抚等饬属通行详查……如地方办理不力，致令传教惑众，照新定条例，严参重处。若内地民人，私习其教，复影射传惑者，著地方官一律查拿，按律治罪，将此通谕知之。”

（《清仁宗实录》卷二四六）

嘉庆十六年，陕西道监察御史甘家斌，奏请定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刑部遵旨，议定：“西洋人有在内地传习天主教，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拟绞立决；其传教煽惑，而人数不多，亦无名号者，拟绞监候；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悛改者，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旗人销除旗档；如有妄佈邪言，关系重大，或符咒蛊惑，诱污妇女，并诳取病人目睛等情，仍临时酌量，各从其重者论。至被诱入教之人，如能悔悟赴官，首明出教者，概免治罪。若被获到官，始行悔悟者，于遣罪上减一等，杖二百，徒三年。并严禁西洋人不许在内地置买产业，其失察西洋人潜住境内并传教惑众之该管文武各官，交部议处。纂入律例通行。”

（劳乃宣《各国约章纂要》附录《西教源流》）

及道光辛丑和约成，始弛教禁，准许华人入教，并禁官吏拘捕。咸丰八年续订和约，允外人在内地传教，且得买地建造教堂。自是四十余年间，教案叠出，丧权辱国不可道矣。

道光二十二年，与英国议和于江宁。议内列有传教一款，言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须一体保护等语,是为开禁之端。然但言传教之人，加意保护，未尝许华人之习其教者，亦一律宽容也。二十五年，法商赴粤，诣总督衙门，呈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请弛汉人习天主教之禁。总督耆英，据以奏闻。奉旨交部议，准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此次所请，亦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习学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借教为恶，及招集还乡之人，勾结煽诱；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借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将此谕令知之，钦此。”是外国人犹不许赴内地传教也。咸丰八年，复与英、法、俄、美订约，法约第十三款有云：“凡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宜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十年，又定续约，法续约第六款有云：“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行颁示天下，任各省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充公之天主教堂坟茔田土等件，交还该处奉教之人。并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土，建造自便”等语。同治九年，刑部重修律例，将传教治罪旧例删去，续纂新例曰：“凡奉天主教之人，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皆免查禁。所有从前或刻或写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概行删除。”旧禁乃尽弛矣。

（劳乃宣《各国约章纂要》附录《西教源流》）

乙　海外贸易

明嘉靖时，诸国互市于濠镜。葡萄牙人纳贿于吏，岁以五百金贳其地。荷兰继至，不得入澳，乃转据台湾。清初，郑氏逐之。荷兰藉广东官吏请贡于清，康熙时，助清灭郑氏，求开海禁通市。许之，是为清代开海禁之始。

荷兰

和兰，明史作“荷兰”，欧罗巴滨海之国。清顺治十年，因广东巡抚请于朝，愿备外藩，修职贡。十三年，赍表请朝贡，部议五年一贡，诏改八年一贡，以示柔远……康熙二年夏六月，和人始由广东入贡……二十二年，和兰以助剿郑氏功，首请开海禁通市，许之。

（《清史稿•邦交志•和兰》）

康熙二十二年，灭郑氏，台湾平。越二年，疆臣请开海禁，报可。于是设榷关四，在于粤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时荷兰以助攻郑氏有功，首请通市。大西洋素称饶沃，又其人勤于贸易，多操海舶为生涯，自荷兰得请，则明以前之未通中国者，皆争趋之。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

欧洲诸国，自古未通中国，惟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方物，载《后汉书》，为见于史册之始。考之西史，即罗马一统之世，其帝奥利留安敦也。至明正德间，法兰西（明史作佛郎机）使臣，自南洋满剌加入贡，乃复见焉。时法人已夺满剌加为市埠，驾大舶，通市广东，建城台于澳门。葡萄牙（明史作波尔都瓦）继之，言者以非制，请驱逐，法去而葡以贿留，挈家居之，遂长子孙。荷兰争澳不得，乃踞台湾，其后意大利、日耳曼诸人踵至，皆以澳门为东道主。入本朝，葡人居澳，仍其旧制；荷兰之在台湾者，已为郑氏所逐。康熙平台之后，荷兰首请通市，英吉利诸国相继而至，乃通商于广东。此海口通商之所由始也。（劳乃宣《各国约章纂要》附录《立约缘起》）荷兰……不通中国，贸易之舟，仅至南洋而止……明时，攻佛郎西、西班牙，皆胜之。遂由五印度夺葡萄亚市埠，泛舟入南洋。又取葛剌巴而据之。当佛郎西之市于香山澳也，荷兰闻而慕之，乃于万历二十九年，驾大舰，携巨炮，直薄吕宋。吕宋人力拒之，则转薄香山澳，求通贡市。当事难之，不敢闻于朝，但召其酋入城羁縻之。方遣之归，而澳中人惧其登陆，力为防御。久之无所得，乃去之福建之漳州，直抵澎湖屿……遂伐木筑舍，为久居计……乞通澳不已，于是抚按严禁，奸民下海者必诛。由是接济路穷，番人无所得食，始稍稍引去。而是时佛人方纵横海上，荷兰欲与之争雄，复泛舟东攻破美洛居国（即麻六甲），与佛人分地而守。寻又至福建之台湾，侵夺其地，筑室耕田，久留不去……遂再至澎湖，以求澳为名，筑城而守。天启初，守臣以计毁其城，然其据台湾自若也。方守臣之毁城，许以移舟之后，当为代请通澳。既而事不行，番人怨，乃掠渔舟六百余艘，复至澎湖……将再筑城。又分兵犯厦门，滨海郡邑无不戒严……四年正月，大发兵与荷兰战，屡败之……澎湖之警以息……崇祯中，有郑芝龙者，泉州人。初……家于台湾……芝龙以其众入海为盗，经巡抚沈犹龙招降之，屡以平海寇功，积官至都督同知。十年，败荷兰之众，徙沿海饥民数万，实台湾，荷兰遂弱，然犹拥红毛二千踞城中。芝龙亦寻去，其子曰成功者……值明之季，唐王、桂王监国，成功奉之，以抗天兵……顺治十六年，由海道寇镇江，至江宁，大兵击败之……成功遁归，则闽中已无寓足地，乃谋逐荷兰，以取台湾……荷兰……屡败……遂弃台湾走。先是，荷兰因广东巡抚请于朝，愿备外藩修职贡。十三年，遣使赍表京师，诏优答之。部议以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诏改八年一贡……康熙元年，郑成功卒。三年，大兵渡海克厦门，时荷兰请率舟师助剿……遂取浯屿、金门二岛……十八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厚集水师，复檄荷兰夹板船为助……二十年……大兵乘胜直攻台湾，泊海中……俟海中盛涨，乃掩其不意，由鹿耳门平行而入。郑氏……请降……台湾遂平。当大兵至鹿耳门时……荷兰已先献计，请俟潮涨而取之，以报郑氏也……然荷兰始欲争澳门，不得已而去之台湾，遂与佛郎西边患相寻无已。而其窥视澳中，则屡欲取之，而力未暇也。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

嘉靖……巡抚林富上言：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商税，番舶不至，则公私皆窘。因言许佛郎西互市有四利焉。部议从之，自此佛人得入香山澳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于福建，往来不绝……濠镜在香山县南虎跳门外。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于上官，移之濠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西遂混入，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初，诸番之互市于澳中也……大西洋人后至，而思垄断焉……葡萄亚遂以嘉靖至，荷兰遂以万历年间至，然舟舶往来，岁取其税……自濠镜之徙，则佛郎西首建城台，戍兵列炮，俨若敌国……万历……何士晋督粤，令悉隳澳中城台，诸番始稍稍有所顾忌，而佛郎西亦因戒心，怀去志矣……佛以求通贸易，屡窥边境，中朝疑之。故明季增兵戍澳门，专以防佛，佛亦以猜逼，不敢久留，昔时兔窟之营，已为葡萄亚发其笥而剪其绺矣……葡萄亚……乃纳贿于澳中官吏，请岁以五百金，贳其廛而居之……佛郎西来去不常。又自万历、天启间，中国防之甚，遂不自安。而诸番之来者，辄借葡人为东道主，又假其名号以入市，遂得以奇货居之，为资生之计。然红毛屡以兵船窥香、澳，胁夺市利，葡人惧，乃筑炮台……以御之，不得，则告急于粤中官吏，请备防兵……佛郎西终明之世，窥澳不得，而葡萄亚以五百缗，寄居赁屋，遂得盘踞全岛……沿至国朝，定制外洋之贸易于粤者，船货并税，惟葡人但限以二十五船之额，止输船钞，货则听入洋栈中，有买者为出税。又有乾隆定制，归并粤东，各洋卸货之后，悉回澳门住冬，向葡人赁屋栖止……遂启英吉利窥觊之端矣。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通番之始》）

葡萄牙在欧罗巴极西，明正德年，初至中国舟山、宁波、泉州。隆庆初，至广东香山县濠镜，请隙地建房，岁纳租银五百两，实为欧罗巴通市粤东之始。

（《清史稿•邦交志•葡萄牙》）

英吉利

明代外舶麇集澳门，英之来也较后，而势则凌长诸国，贸易独盛，不甘追随各国之后，窥伺定海，久欲得之，以为停泊之地。乾隆末，遣其专使马甘尼，以贺万寿为名，至热河，有所进献。竟请常川驻使京师，开天津、宁波为商埠，并给舟山及广州附近地。清廷知其难制，故示优假，而实严备之，归时不得再经原道，以免多所窥觇，所请一无所予。嘉庆中，复来专使，再申前请，清廷故以跪拜礼难之，不得要领而去，然识者皆知其必将寻衅，以肆侵略矣。

英吉利者，大西洋之强国也，自明以来，拓地渐广，开通市埠，及于东南洋。当康熙之初，即谋通商于澳门，以海禁未开而止。九年，郑成功之子经，方踞台湾，英商来往于厦门、台湾等处，凡数岁。郑减其税而羁縻之，借以控制荷兰。未几，耿、郑交兵，藩臣内乱，朝廷议先定沿海边界，防外洋之助郑为患者。于是英人以华商交易不便，复去之。及台湾隶入大清版图，英人又疑新拓之区，税则必重，乃舍闽赴粤东，又时来往于浙之舟山、宁波等处。而其时英吉利之名不著，但知其为红毛之番族而已。五十六年，总兵陈昂始奏称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诸国，最为奸宄。盖其时通市于广州、澳门等处，屡以粤关索费太重，纠洋商合词争之。雍正之初，又议增收礼物银两。乃于七年，合词控于大府，得稍稍裁减。未几，官吏又增出口之税，于是英人始有移市入浙之志矣。初，浙之海关，设于宁波，舟山尚未置县。商船出入宁波，往还百数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径去。迨定海既设监督，张圣诏始请移海关于定海，部议从之，乃于定海城外道头街之西特建红毛馆一区，以为番舶来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舶日多，英商以粤中不便，数来往舟山，见今昔情形之异，乃定计争之。乾隆二十年，英舟泊定海港，有总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请于浙之宁绍台道，愿在定海纳饷，许运货至宁波府。闽粤两督闻之，以其利浙税之轻，而致关课之绌也。二十二年，闽粤总督上言，浙关正税，请视粤关则例，酌加增一倍。部议从之，奉旨：“洋船向收广东口，由粤海关稽察征税，浙省宁波不过偶一至。今奸牙勾结渔利，至宁波者甚多，番舶云集，日久留住，又成一粤之澳门矣。今更定章，视粤稍重，俾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初不在增税也。”未几，部臣复议，外洋不准赴浙贸易，定制归并粤东一港，每年夏秋之交，由虎门入口。是时方严丝筋绸缎出洋之禁，英吉利虽时时违制，潜赴宁波，无所得，仍遵新制，在粤通市。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益增。于是英商洪任辉等仍赴浙，请在宁波开港，而浙抚已奉新令，悉毁英商旅廨。闻其舟泊舟山，遂发令驱逐，断其岸上接济之食物。洪任辉愤甚，乃由舟山泛海，直抵天津，仍乞通市宁波，并讦粤关积年规弊。奉旨诘责，饬将洪任辉由旱道押赴广东。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奉命著福州将军以钦差赴粤，按验苛勒有状，将监督家人问罪。又因洪任辉不应违制，擅赴天津，押往澳门圈禁三年，始释之。自此诸番通市粤中，奉法惟谨。乃事越三十年，弊端复起。向之裁改归公者，又增其费而加重焉，各洋商皆以为不便，而惩洪任辉之往事，未敢讼言。英国王雅治乃与其臣下谋议，以纯庙八旬万寿，入贡天津，乘间言之。五十八年，英国王遣其使臣马甘尼（一作马戛尔尼），由海道赴天津入贡，始通中国也。时上以远人向慕，诚款可嘉，特命理藩院导其入觐。嗣使臣以其国王表文进，仍请在浙开港，并通市天津，又欲援俄罗斯往例，遣使寄住京师。上以宁波、天津无通事洋行，交易未便；且俄罗斯自立恰克图后，久不在京寄寓；所请给舟山海岛并广东附近省城地，华洋参错，断不可行。因特颁敕谕前后二道，逐款指驳，示以中外之防，使臣乃不敢言……马甘尼回国，国王开读敕谕，自知所请与中国体制不符，事遂寝。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

嘉庆二十一年，英吉利遣使入贡。初，英吉利迭修职贡，未如所望，举兵来澳门，又不得逞，思借贡输忱，以希恩泽。

（《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八《英吉利国一》）

自公司局之设也，大班来粤者，率寄寓洋行，行人事之惟谨。然所以朘削之者,无所不至。又与关吏因缘为奸，课税既增，则规费抽用亦增，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十五年，英之大班禀控粤抚，谓各洋贸易资本，皆自国帑借领，不堪亏折，请酌量裁减，以利远人。粤抚韩封檄饬布政司核议，久之，竟寝不行。当初行用时，每两奏抽三分，以作洋行辛费。继而军需出其中，贡价出其中，各商摊还西债亦出其中。遂分为内用、外用名目。于是各洋利薄怨生，屡思借贡输忱，以希恩泽。（嘉庆）二十一年，英国王复遣使臣分入粤东京师……是时，英之正贡使罗尔美、副贡使马礼逊，已乘贡舟达天津。夏六月，上遣大臣户部尚书和世泰等，赐宴使臣于天津。有司谕以谢宴时应行跪叩礼，不可。将入都，又告以乾隆五十八年该国使臣入觐仪注，不答。时上在圆明园，尚书和世泰等先期导使臣自通州起行，一昼夜驰至御园，车马困顿，而使臣衣装辎重皆落后。盖恶其不肯循跪叩仪注，欲以计尼之。时使臣表未赍，礼服不备，仓皇失措，遂以病辞。而睿庙已诘朝御殿传呼，和世泰始以正使病闻；复召见副使，又不至。上怒其无礼，命却其贡不纳，即日遣理藩院押回通州。濒行，仍令援乾隆五十八年例，由内地行走，是役也，使臣失礼，实以衣车未至之故。上询之廷臣，始知当日理藩院迓接不如仪，乃遣和世泰酌收贡物数事，仍颁敕谕，赐其国王珍玩，以答远忱，驿交粤督蒋攸铦，令慰遣之。然英使本欲以粤东增规费事入告，竟不得达，怏怏而去。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秋七月……乙卯，赐英吉利国王敕谕曰：“尔国远在重洋……前于乾隆五十八年……曾遣使航海来庭。维时尔国使臣，恪恭成礼，不愆于仪，用能仰承恩宠，瞻觐筵宴，锡赉便蕃。本年尔国王复遣使赍奉表章，备进方物，朕……循考旧典，爰饬百司，俟尔使臣至日，瞻觐宴赉，悉仿先朝之礼举行。尔使臣始达天津，朕饬派官吏，在彼赐宴，讵尔使臣于谢宴时，即不遵礼节。朕以远国小臣……可从矜恕，特命大臣于尔使臣将次抵京之时，告以乾隆五十八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此次岂容改异。尔使臣面告我大臣，以临期遵行跪叩，不至愆仪。我大臣据以入奏，朕乃降旨：于七月初七日，令尔使臣瞻觐；初八日，于正大光明殿赐宴颁赏，再于同乐园赐食；初九日陛辞，并于是日赐游万寿山；十一日，在太和门颁赏，再赴礼部筵宴；十三日遣行。其行礼日期仪节，我大臣俱已告知尔使臣矣。初七日瞻觐之期，尔使臣已至宫门，朕将御殿，尔正使忽称急病，不能动履。朕以正使猝病，事或有之，因止令副使入见。乃副使二人亦同称患病。其为无礼，莫此之甚。朕不加深责，即日遣令归国……但念尔国数万里外，奉表纳赆……尔国王恭顺之心，朕实鉴之，特将贡物内地理图、画像、山水人像收纳……即同全收，并赐尔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以示怀柔……嗣后毋庸遣使远来。”

（《清仁宗实录》卷三二0）

2.禁烟始末

乾嘉以后数十年间，英对华贸易，以烟为首。初岁仅二百箱，渐增至二千箱以至二万箱。每年入超银六百万两，未入口时先售于私贩者不与焉。旧例，通商仅广州一口，康熙时，渐往沿海私售。中国以沿海宁波等处，时有粮荒，许其运米千石者免税。由是夹带无忌，鸦片行销内地，远逾粤关之额。道光时，几于无人不吸烟，而洋货充斥，衣服、用具皆仰给焉。十八年，遂加重嘉庆禁烟条款，贩者斩，吸者流，官吏内监同科。时恶钱充斥，银价陡涨，论者归咎于进口鸦片太多之故。咸主严禁，鸿胪卿黄爵滋一疏，即可代表当时舆论。林则徐亦力主禁烟，与宣宗意合，故派则徐赴粤，思绝鸦片之源。则徐诇知英与各国商人不甚睦，遽申烟禁。各国或赞成，或观望，而英则初允缴烟，嗣复桀骜索偿。

甲　林则徐之焚烟

乾隆二十年，英吉利灭东印度之孟加剌，遂以侵并东中南三印度之地。东南两印度，皆产鸦片烟土……英人初踞其地，但以为药材之产，而岁收其税。其后流行入中国，吸食渐多，销数日畅……其初至关口，亦照药材上税，每箱纳税银三两。自沿海居民，争传其法，展转效尤，不数十年，遂流行于各省。乾隆之末，粤督始闻于朝。嘉庆初，奉诏申立严禁，裁其税额，自此入口之鸦片，率暗中偷售。

（夏燮《中西纪事》卷四《漏卮本末》）

初，鸦片烟在康熙初，以药材纳税。乾隆三十年以前，每年多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至三四千箱。始积澳门，继移黄埔，道光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零丁洋者，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为中外商船出入所必由。洋艘至，皆先以鸦片寄趸船，而后以货入口。凡闽、浙、江苏商船，即从外洋贩运，其粤商，则皆在口内议价，而从口外运入。始趸船尚不过五艘，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而督阮元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驱逐。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总二十五艘、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巡船之后，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道光十二年，总督卢坤始裁巡船，而水师积习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

洋药，道光初，英吉利大舶终岁停泊零丁洋大屿山等处，名曰趸船。凡贩鸦片烟至粤者，先剥赴趸船，然后入口。省城包买户，谓之窑口，议定价值，同至夷船。兑价给单，即雇快艇至趸船，凭单取土。其快艇名“快蟹”，械炮毕具，行驶如飞，兵船追捕不及。灌输内地，愈禁愈多，各项货物，亦多从趸船私售，纹银之出洋，关税之偷漏，率由于此。叠经谕饬驱逐严拿，而趸船停泊，快蟹递私如故。十八年，鸿胪卿黄爵滋言：“自烟土入中国，粤奸商勾通巡海弁兵，运银出洋，运土入口。查道光初年，岁漏银数百万；十四年以前，岁漏二千余万；近年岁漏三千余万。此外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年复一年，伊于胡底。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实力查禁，宜加重罪名。”上韪其言，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明年，截获趸船烟土二万八百八十余箱，焚之。时定禁烟章程，凡开设窑口及烟馆，与兴贩吸食，无论华、洋，均拟极刑。

（《清史稿•食货志六》）

近日十余载间，纹银每两由千钱至千有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而至千有三百钱，人始知鸦片内灌透银出洋之故，而其骤长尤在道光七年至十三年。此数年中，海疆节度之人，溃防决藩之故，粤人能言之，外人能言之，无俟谫谫之刍言矣。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进士……道光……十七年正月，擢湖广总督……十八年……九月……先是，鸿胪寺卿黄爵滋疏请严禁鸦片，以塞漏卮，吸食者治以死罪。命下中外各大臣议奏，则徐奏言鸦片流毒已甚，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况行法在一年以后，议法在一年以前，转移之机，正系诸此。必直省诸臣共矢一心，极力挽回，以期永绝浇风，此法乃不为赘设。遂拟章程六条：一收缴烟具以绝馋根；一各省于定议后出示，分一年为四限，递加罪名，以免观望；一加重开馆兴贩及制造烟具罪名，勒限自首，以截其流；一失察处分，先严于所近；一著令地保甲长查起烟土、烟膏、烟具，庇匿者罪同正犯；一预讲审断之法，以杜流弊。因缮呈戒烟经验药方数种……十一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命颁钦差大臣关防，驰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水师咸归节制。

（《清史稿•列传》卷三八《林则徐传》）

臣窃思……吸鸦片烟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三十六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吸食者果论死，则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钜，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三《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中外贸易简表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驰驿抵粤，传洋商伍怡和，索历年贩烟之洋商查顿、颠地。时查顿已闻风先窜，惟颠地随英吉利公司领事义律，由澳门至省城洋馆。林则徐派兵役监守之，并于省河之猎德炮台，筏断来往，谕令将零丁洋二十五艘之烟土，勒限呈缴，免其治罪，否即断薪水，停贸易……义律……既被围省馆，不能回澳。始于二月十二日，具印禀遵缴，并将驶往东洋之烟船，尽驶回粤，共缴鸦片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计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数百箱，每箱百有二十斤，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余。林则徐会两广总督邓廷桢，亲驻虎门验收，以四月六日收毕，每箱约赏茶叶三斤，其烟土请解京师。诏即在海口销毁，毋庸解京，俾沿海民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詟。林则徐会同督抚，于虎门监视销毁……共烧毁赀本银五六百万圆，并利银共千余万圆。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计上》）

经义律……呈明共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查向来拿获鸦片，如系外夷原来之箱，每一箱计装整土四十个，每个约重三斤，每箱应重百二十斤……以现在报缴箱数核之，不下百数十万斤，诚恐所报尚有不实不尽。访之在洋水师及商买人等，佥称外夷高大趸船，每只所贮亦不越千箱之数，是趸船二十二只，核与所报箱数。不甚相悬……

（《鸦片奏案•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

……于海滩高处，挑挖两池，轮流浸化。其池平铺石底，纵横各十五丈余尺，四旁栏桩钉板，不令少有渗漏。前面设一涵洞，后面通一水沟，池岸周围，广树栅栏。中设棚厂数座，为文武员弁查视之所。其浸化之法，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爨自燃。复雇人夫多名，各执铁锄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截，务使颗粒悉化。俟至退潮时候，启放涵洞，随浪送入大洋，并用清水刷涤池底，不任涓滴留余。若甲日第一池尚未刷清，乙日便用第二池……如此轮流替换……至向晦停工，即将池岸四围栅栏全行封锁，派令文武员弁周历巡缉。粤东天气炎热，所用人夫仅穿短袴，上身下脚，向俱赤露。又于停工放出时，与执事工役一同搜检，不许稍有夹带。试行之初，每日才化三四百箱，数日后，手法渐熟，现在日可八九百箱至千箱不等……

（《林文忠公政书》）

乙　烟价之

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

（《鸦片奏议•会奏夷人趸船尽数呈缴烟土折》）

鸦片……其类有三，一曰公班……一曰白皮……一曰红皮……近年每岁来二万余箱，公班约八千箱，每箱约八百圆；白皮约一万三千箱，每箱约六百圆；红皮约二千箱，每箱约四百圆，计岁耗银一千五百万圆。

（《蓉城闲话》）

时英酋伯麦及义律，以五船赴天津投书，乃其国巴里满衙门寄大清国宰相之词。一、索货价（初次夷书尚不敢显言烟价，以货价为名，后乃显言索烟价）。

（《番禺志》）

义律……不受所赏茶叶……七月……伯麦及义律以五艘驶赴天津投书……索货价……十月，琦善至广东……偿洋商烟价银七百万圆……及逆党攻陷炮台，上震怒，于是有烟价一毫不许……之旨……四月，敌船环攻城东西南三面……诸师……使广州余保纯出城讲款。义律立索军饷银六百万圆，烟价在外。香港再议，限五日交银。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

丙　外商之禁运

林则徐下令……进口之船，均应具结，有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时西洋弥利坚诸国，皆遵具结。于是义律由省下澳，禀言趸船贩烟之弊，极须设法早除，如委员来澳会议章程，可冀常远除绝。并禀请准本国货船，泊卸澳门……林则徐以澳门向例惟准设西洋额船二十有五艘，若英人援此例，不入黄浦，则海关虚设，而私烟夹带何从稽察，严驳不许。义律言：“不准泊澳，便无章程可议。”因不受所赏茶叶，不肯具结，言必俟奉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时义律已寄信附货船回国……而五月内，复有尖沙嘴洋船水手殴死村民林维喜之事，谕义律交出人犯抵罪。义律拘讯黑夷五人，未获正犯，悬赏购告犯之人……七月，林则徐与邓廷桢遵例禁绝薪蔬食物入澳，并以澳门寓居洋人，原为经理贸易，今既不进口贸易，即不应逗留澳门。义律率其眷属及在澳英人五十七家，同迁出澳，寄居尖沙嘴货船……暗招洋埠兵船二艘来粤。又择三大货船，配以炮械，赴九龙山，假索食为名，突开炮攻我水师营……八月，义律遂托澳门西人，代为转圜，愿将趸船奸商，尽遣回国；其货船亦愿具结，如有夹私者，船货充公，惟不肯具人即正法四字……林则徐以与各国结不画一，必令书人即正法之语，且责缴凶犯。旋有英国二货船遵式具结，于九月晦入口。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

……先于收缴烟土之时，即经饬取生死甘结，该夷坚不肯具。盖以缴烟系一时之举，尚可借以求生，而具结乃长远之事，适恐自陷于死也……相持数月以来，直至逐出澳门，断其接济，且值炮击火烧之后，该夷始愿具结。惟结内但云，如有鸦片，将货物尽行没官，而于人即正法字样，仍不肯写。所以臣等前折奏明，另颁结式，饬令遵照缮缴。当即令印委各员，率同洋商通事传谕去后，不但义律多方退缩，而且各船船主并为一谈，以为性命攸关，倘以水手私带些微，恐遭连累。抑或兵役栽赃诬指，难以辩冤，臣等复谕以水手等系夷商应管之人，本宜先自查搜，岂能容其私带。至查船有官作主，兵役焉敢栽赃？万一意外遭诬，定予讯明反坐，何庸过虑？总之，不带鸦片，则难具结，不至加刑；若带鸦片，即不具结，亦必处死。多方开导，近日始有该国之弯喇啷噹等船，陆续遵式具结。

（《鸦片奏案•林则徐邓廷桢英国趸船现已驱逐并饬取切结情形折》）

具甘结人弯喇，乃担麻土葛船之船主，今到天朝大宪台前具结。远商之船，带棉花、纱藤、胡椒货物，来广东贸易。远商同船上之伙长水手，俱凛遵天朝新例，远商等并不敢夹带鸦片。若察验出有一点小鸦片在远商船上，远商即甘愿交出夹带之犯，必依天朝正法治死，连远商之船货亦皆充公。但若查验无鸦片在远商之船，即求大宪恩准远商之船进黄埔，如常贸易。如此良歹分明，远商甘愿诚服大宪，此结是实。天朝道光十九年九月初八日，船主弯喇，船名担麻土葛，伙长占土希尔墨，雇佣一百人。

（《信及录》）

3.战事之起

甲　闽粤之守备

林则徐虽以英未必敢于开衅，然力修战备不已，而兵勇多勾结洋商，受贿蒙蔽不可用，筹划尤具苦心。幸闽浙总督邓廷桢与之一气，故主战初期，尚得有备无患。

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夷事，翻译夷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夷人极藐水师，而最畏沿海枭徒及渔艇疍户。乃募渔船户壮丁五千，各给月费银六圆，赡家银六圆，其费则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于虎门之横档屿，设铁链木筏，横亘中流，购西洋各国夷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并购旧洋艘为式，令水师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又雇同安米艇、红单船、柁尾船，共备战舰六十。又备火舟二十，小舟百余，以备攻剿，令必俟晦潮乘上风，为万全计，必胜计。林则徐亲赴狮子洋校阅水师，号令严明，声势壮盛。至是又下令：每杀一白夷者赏银百圆，黑夷半之。斩首逆义律者，赏银二万圆，其下领事夷目，以次递降。获兵舟者，除火药器械缴官外，余尽充赏。于是夷船之汉奸，皆为英夷所疑忌，不敢留，尽遣去。其近珠江之内河，在澳门西虎门东者，尽以重兵严守。（盖粤洋中路要口，以虎门为最，澳门次之，尖沙嘴又次之。）其余海口，多浅水暗礁，非洋船所能入。

（《夷艘入寇记》）

入粤，即会同广督邓廷桢，严劾历年庇私之督标副将韩某以徇。前督李鸿宾设巡船，专查烟土，委任韩弁，乃得重贿纵庇之，洋烟之横实出此。公特首纠之，籍其家累巨万，官民大服。

（金安清《林文忠公传》）

道光十七年，邓廷桢覆奏广东积弊十条：一、凶盗充斥，一、营务废弛，一、讳盗作窃，一、纹银出洋不下千万，一、衙役小县数百，大县千余，一、差役滥押无辜，一、海滨沙滩开垦，有疑水道，一、奸徒放火，一、盗发坟墓，一、习尚侈靡，有业经惩办者，有见在查拏者……十九年正月，廷桢奏请于虎门海口，创造木排铁链，添置炮台炮位……调闽浙总督，即购洋炮十四门，由海道运赴闽省……以闽省所建炮台，大不过十余丈，所安炮四五位，重不过千斤，难资捍御。且闽洋无内港可守，炮台必须建于海滩，沙性浮松，根基不固。爰易炮台为炮墩，用麻布袋，实以沙土，层层堆积。沙墩外侧，竖旧小渔船，牢固拴缚，以为保护。

（《清史》列传卷三八《邓廷桢传》）

有英国二货船，遵式具结，于九月晦入口，而义律遣二兵船阻之，且禀请毋攻毁尖沙嘴之船，以俟国王之信，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凶犯未缴，掷还其禀。时我师船五艘，在洋弹压，彼见前禀不收，且我师船挂红旗，即发炮来攻……关天培开炮应之，击断洋船头鼻，西兵多落海死。十月初，又回攻我尖沙嘴迤北之官涌山炮台，不克。恐我乘夜火攻，又水泉皆下毒，无可汲饮，遂宵遁外洋……自封港以后，英商货船先后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怼怨。于是义律于十一月，复遣人禀言……自后请遵照大清律办理，而无违国王之法，乞仍许英人回居澳门，俟国王谕至，即开贸易……其国货船先后起碇扬帆，驶出老万山者十余艘，并续至之艘，多观望流连，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粤洋渔船疍艇亡命之徒，贪薪蔬之厚值，并以鸦片与之交易，趋者如鹜。时……义律已回国请兵，时女王令国人会议，其文武官皆主战，其贸易商民皆不欲战，连日议不决。最后……始决计，国王命其外戚伯麦为统师，率兵船十余，加以印度驻防兵舰二三十艘。二十四年四月，林则徐奏闻……五月……英国大小兵船十二，并车轮火船三，先后至粤，泊金星门，其余尽泊老万山外。林则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组以铁索，乘风潮攻之，洋船皆急驶避，仅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人自是不敢驶近海口……于虎门之横档屿，设铁链木筏，横亘中流，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又雇同安米艇、红单船、拖风船共六十，备战船，又备火舟二十，小舟百余，以备攻剿……其近珠江之内河，在澳门西虎门东者，尽以重兵严守。其余海口，多礁浅，非船艘所能入。洋船至粤旬月，无隙可乘，遂乘风窜赴各省。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夷艘征抚记上》）

乙　琦善之议和

战端既开，宣宗以兵饷两难，主战之意渐摇，林、邓遂获咎，改任主和之琦善。琦善一反则徐所为，撤防弛兵，水师提督关天培请增兵，不许。英窥其无备，突陷虎门炮台，天培死之。琦善亟许偿银六百万圆，并割香港，谓海外弹丸之地，无关紧要也。奏闻，宣宗怒，褫琦善职。

七月，琦善赴天津，筹办防堵。八月，英船驶至天津海口，投递呈词，琦善为乞恩通商，并以听受晓谕，全行起碇回粤奏闻。得旨：“嘉悦之至。”即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九月，署两广总督……二十一年正月，英人犯虎门，连陷沙角、大角炮台。奏入，谕曰：“英人到粤以来，日肆猖獗，叠经严谕，慎密周防，相机剿办，宜如何妥为布置。本日据奏，英人占夺炮台，并有戕伤将弁，抢夺师船之事，可见该署督于堵御事宜，全未预行筹备，著交部严加议处。”寻以英人愿献炮台，并缴还浙江定海县城，奏恳准其所请……初，英人图在省城外香港寄居贸易，琦善奏称此地傥给与英人，势必屯兵聚粮，建台设炮，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至是转申请，英人遂乘机窃据。

（《清史•列传》卷四○《琦善传》）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英船至厦门，为闽浙总督邓廷桢所拒。其犯浙者，陷定海，掠宁波，林则徐上疏自请治罪，密陈兵事不可中止，略曰：“英夷所憾在粤，而滋扰于浙，虽变动出于意外，其穷蹙实在意中。惟其虚性成，愈穷蹙时，愈欲显其桀骜，试其恫喝，甚且别生秘计，冀售其奸。一切不得行，仍必帖耳俛伏，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不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情无厌，得步进步，威不能克，患无已时，他国纷纷效尤，不可不虑。因请戴罪赴浙，随营自效。”七月，义律至天津，投书总督琦善，言广东烧烟之衅，起自林则徐、邓廷桢二人，索价不与，又遭诟逐，故越境呈诉。琦善据以上闻，上意始动……九月，诏曰：“鸦片流毒内地，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乃自查办以来……沿海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下则徐等严议，饬即来京，以琦善代之。”寻议革职，命仍回广东备查问。差委琦善至，义律要求赔偿烟价，厦门、福州开埠通商。上怒，复命备战。二十一年（1841）春，予则徐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协防。时琦善虽以擅与香港逮治，和战仍无定局。五月，诏斥则徐在粤，不能德威并用，褫卿衔，遣戍伊犁。

（《清史稿•列传》一五六《林则徐传》）

二十年五月，洋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五艘攻福建厦门……六月，全艘赴浙江，攻定海，陷之……自定海失守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阿、提督祝廷彪束手无策。朝廷以定海孤悬海中，非海道舟师，不能恢复，而水战又洋艘所长，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冲突。已有蜚语上闻，言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者。又有言邓廷桢厦门军报不实者。七月，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宁波视师……洋酋伯麦及义律，以五艘驶赴天津投书，乃其国巴厘满衙门寄大清国宰相之词，多所要索：一、索货价；二、索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市埠；三、欲共敌体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之船贻累岸商；六、欲尽裁洋商浮费。直隶总督琦善收书奏闻……而任事者……于复书中，即言上年广东缴烟，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将来钦差大臣前往查实，不难重治林则徐之罪。诏以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革林则徐、邓廷桢之职，留粤听勘。并敕沿海各省，不得开炮。八月，洋船自天津起碇，以中国无决允之语，不肯归我定海，惟撤兵船之半赴广东……九月，义律回浙，入见伊里布于镇海城，索俘酋安突德……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馈牛酒……十月，琦善至广东……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而敌人则日夜增造……攻具……水师提督关天培密请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议，固拒不许。偿洋商烟价银七百万圆，而其心必欲索埠地，琦善前以厦门及香港二地商之……既据以奏闻，至是不能自背前奏，又无以拒义律之求，笔舌往反，终无成议。义律遂乘其无备，于十二月五日突攻沙角、大角炮台……时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等，尚分守镇远、威远、靖远各炮台……琦善……惟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外，复以香港许之；并归浙江俘人，以易定海城。琦善与立契约，遂于二十一年正月赴虎门，宴义律于师子洋。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

丙　三元里之杀敌

英人进扰沿海，且求定海，宣宗不许，复主战，命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意在以战求和。奕山不知兵，战不利，英兵进攻广州，奕山与之私合，立偿六百万圆，英兵肆淫掠。三元里居民大愤，聚众数万，围英兵千余，遭击毙者甚众。广东省团练士民歼夷公檄，钱江所草也，江竟以此得罪，发遣新疆。时义律亦被困，奕山亟遣吏翼之出。自是英人知粤民不可侮，不敢复窥广州。

既而（二十一年）正月杪，批折回，不允，于是事复中变……及逆党攻陷炮台，大肆猖獗，上震怒。于是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旨，并调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兵赴剿，命林则徐、邓廷桢随同办理洋务……二十一年正月七日，下诏暴逆人罪恶，特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户部尚书隆文为参赞大臣，声罪致讨。命刑部尚书祁，赴江西总理兵饷，杨芳……二月十三日，驰至广东。而英人已于二月五日，乘风潮连破横档炮台、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矣。虎门各隘……皆为敌有……时琦善已革去大学士……籍琦善家产，锁逮来京。英人见朝廷赫怒，局势大变，恐和议永绝，且洋船兵费浩大，急欲通商以济饷，各国商船罢市久，亦皆咎之。乃于二十六日，托弥利坚头目与洋商伍和调停，递书言如欲承平，不讨别情，但求照旧通商……是时定海之洋船，亦至广东，共五十大艘，半泊香港，半入虎门，舳舻相接，遍树出卖鸦片之帜……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总督祁，并抵广州……是时英人方据省河咽喉……杨芳不欲浪战，奕山初至，亦然之。既而惑于翼长随员等之言，以不战则军饷无可开销，功赏无由保奏，急欲侥幸一试。遂不谋于杨芳，即以四月朔夜半，三路突攻洋船……其洋馆中货，为四川、湖南兵虏掠一空，并误伤弥利坚数人。甫黎明，而洋兵大集，反乘顺风，我兵退走……越三日……敌船环攻城东西南三面……于是天字炮台及泥城及四方炮台，一日皆失守……第七日，洋兵遂并力专攻城东南隅……诸师避入巡抚署……议使广州余保纯出城讲款。义律立索军饷银六百万圆，烟价在外，香港再议。限五日内交银，且约将军及外省兵先出省城，洋船始退出虎门。将军等一切允之，城上改树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万元，余于藩库、运库、海关库发给，会奏请罪，而烟价及香港亦未入奏云。十三日，四方炮台洋兵下山回船，义律即促将军参赞离城。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兵屯金山，离省河数十里……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时三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诸师……遣余保纯驰往，解劝竟日，始翼义律出围回船。十七日，洋船渐次退出……是时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义律侦知内河已有备，竟不敢报复。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上》）

当义律之请抚也，一索烟价，一欲得香港码头，琦相以事关割地，佯许之而未敢入奏。然英人自谋夺濠镜不得，屡思于附近粤东省城，乞一岛一地，以为定居，盖早有窥香港矣。迨闻相国许其入奏，始则称兵以要之，继则请缴还浙之定海，及献出二角炮台以易之。相国方欲请旨定夺，而英人已在香港出示，起造房屋码头，视为己有。未几，将军、参赞至粤，遂以六百万及香港一岛，为城下之盟。

（夏燮《中西纪事》卷三《互市档案》）

方议款时，夷兵以船泊泥城，登岸肆扰……其据守耆定台者，兵千余，款成，尚迁延不遽退。伯麦……率领余众，自台下闯至泥城、西村、萧冈诸村落，大肆淫掠，奸及老妇，村民大哗。举人何玉成，即柬传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各备丁壮出护。附郭西北之三元里，九十余乡，率先齐出拒堵，对岸之三山等村，亦闻声而起，老弱馈食，壮丁赴战，一时义愤同赴，不呼而集者数万人。夷目毕霞领其兵与村民战，村民稍却，被追，深入牛栏岗。所至居民大至，转瞬民多夷少，急匿丛薄间，放枪自卫。村民但遥围之，入夜则脱衣悬树杪，迎风摇飏，作疑兵，民不敢前。及天明，入林内搜杀几尽，逃者不识途迳，亦多被截击，有叩首流血得免者。伯麦、毕霞同时殒命，收其调兵符券、防身铁剑、小枪之属。夷兵方舍命突围出，无奈人如山积，围开复合，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其留耆定台余夷尚众，一人不敢下，村民但环立山麓，相约听其饿毙……越日，义律驰至，亦被围，密遣人间道求救于余保纯，闻报请于（祁）……令南海令梁星源、番禺令张熙宇随保纯出，步向三元里绅民揖劝，代夷乞免。越数时许，绅士潛避，民以官故，不复谁何。遂亲翼义律下，群夷继之……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

（梁廷柟《夷氛闻记》卷三）

夷出泥城，遇三元里民，鸣金号召，一百三村男妇数万人，执梃而集，围之数里。夷兵千余，突围奔溃，死者八九十，又杀死夷官二人，击伤者无数。时我兵皆立城堞，作壁上观。义律闻信，责大帅，大帅责广守，百姓惧罪解体，夷亦狼狈回船。

（黄钧宰《金壶七墨》附《羊城日报》七则《广勇》）

丁　浙苏之战事

英人既受创于三元里，奕山复不敢以私款上闻，于是英人不厌所欲，乃以璞鼎查为统帅，侵沿海各省。陷厦门、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战死；进攻镇海，督师裕谦自杀；陷宁波、慈溪、余姚，浙西大震。九月，清派奕经为扬威将军，文蔚、特依顺佐之，牛鉴为两江总督。奕经瞢于兵，欲复宁波，战不利。英陷乍浦，都统长喜死之；进攻吴淞口，提督陈化成死之；陷镇江府，副都统海龄死之，江宁大震。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人之受款于广东也，在我师则以救一时之危，在敌亦急欲得银以济兵饷，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议。及洋兵大困于三元里，自知已结粤民之怨……不敢复入内河贸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隔海风浪，洋商无肯往者，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龙山。将军、总督以香港尚未奏允，何况二地，约其仍来黄浦，敌遂不许我修复虎门炮台……彼此相持，虽有通商之名，无通商之实。又余保纯与义律议，先送军饷六百万圆，其烟价在外，将军止以军饷改称商欠奏闻，其余情未上达也。及洋船退出内河后，填塞要害，增修炮台，守备日固，不能如向日之闯突。敌众皆咎义律议款时，不别索他埠，遂扬言英吉利国王谴义律无能，改命璞鼎查为兵帅，欲复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六月……洋船数十艘，已全赴福建，攻厦门……七月……厦门遂为敌据，然洋人得厦门，亦不守，不数日，全队驶赴浙江，惟留数艘泊据鼓浪屿……初，裕谦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洋船已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定海……八月初，洋船先犯石浦，以礁险不利而退……进攻定海……乘我守兵力疲，遂分五奎山、东港浦、晓峰岭三路进攻……冒死登山入城，三总兵相继战死……定海复陷……其镇海防兵四千，裕谦以千余兵守城内外，余步云（提督）率千余守招宝山，总兵谢朝恩率千余守隔江之金鸡岭……二十六日，洋船攻镇海，分犯金鸡山及招宝山……而余步云不许士卒开炮，且两次上城，请退守宁波，裕谦不许。敌甫由招宝山麓，攀援登岸，余步云即率兵西走。敌踞招宝山，俯攻镇海，其隔江之金鸡山亦溃。裕谦知事不可为……自沈泮池，死之……二十九日，洋兵船……进至宁波，余步云复弃城走上虞……敌小船驶至慈溪、余姚，于是二城亦逃走一空。土匪四起，伪言传播，浙西大震……九月……命宗室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以河南巡抚牛鉴总督两江，授怡良钦差大臣，驰赴福建……十月，奕经至苏，幕下……所至索供应……揽威福，流言四起，远播京师。于是奕经移营嘉兴，十二月……有洋人运械上船之信，于是将军参赞锐意进兵。明年（道光廿二年）元旦赴杭，留参赞特依顺守杭州，而奕经、文蔚渡江……抵绍兴，……进兵恢复三城……约城中汉奸内应……于是奕经以兵勇三千，营绍兴之东关，使文蔚以兵勇四千，半屯慈溪……长溪岭，半屯……大宝山，以图镇海。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半伏宁波城外，屯大隐山，以图宁波。而副将谢天贵率兵千余，屯骆驼桥，以扼镇海、宁波途中之路。及期，官兵……进至城……前后受敌，……且战且走……段永福督后队至，闻风反走……余步云驻宁波之奉化，中途闻败，折窜……此宁波之师也。其慈溪大宝山之兵……镇海之师……亦……败……溃……奕经即与文蔚弃绍兴，走西兴。奕经旋渡江回杭州……三月……刘韵珂……以奏请伊里布来浙主款。上复令宗室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与参赞齐慎赴浙……英人是月遂弃浙北，窥松江，窥长江……四月……犯乍浦……小船登岸攻东门……转攻南门。驻防旗兵平日凌辱汉人，至是动斥为汉奸，由是福建水勇积愤，纵火内应。敌遂逾南城入，尽焚满营，都统长喜……死之……杭州、嘉兴俱戒严。原任大学士伊里布，至乍浦洋船议款，英邀挟甚侈，不能成议……洋船弃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洋船至吴淞口……宝山城在吴淞口外……总兵王志元率徐州兵……望风西走，提督陈化成中炮死……牛鉴走嘉定……敌遂陷宝山……上海大震。参将继伦，率兵先弃城走松江，上海兵备道巫宜禊……从之……洋船七八艘，驶入上海，城中已空无人。洋人……驶入松江……寿春镇总兵尤漱……守之……故松江得无恙……二十日，洋艘退出吴淞口，图入长江……探……诸要险皆无备，始连樯深入，六月八日，薄瓜州……城已空，遂窥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相持二三日。英佯攻北门，而潜师梯西南入城……守兵皆溃……海龄为乱兵所杀，镇江陷……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下》）

4.江宁议和

英陷镇江，进逼江宁，宣宗不得已，命伊里布、耆英便宜从事。英索偿银二千一百万圆（合银一千四百七十万两），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互市，割香港，用敌国礼，皆许之。是役，清以和战不定、武器不精、战备不充而败。约中许不惩汉奸，开外人干涉内政之端，是后田兴恕案、天津教案、马嘉理案，刘秉璋案、李秉衡案，以及庚子和约，新贵大臣，或诛或窜，皆此约阶之。且于附约令条改律例，弛烟禁，综其损失，逾于赔款者多矣。

甲　英舰之逼南京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遂逼江宁，东南大震。朝廷廑念漕运重地，敕耆英便宜从事……至是伊里布遣张喜等，至洋船。洋酋言，一索洋银二千一百万圆，分三年分付；一索香港为市埠，并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贸易；一洋官欲与中国官员敌体，与上年同。而诸大吏不速覆，张喜往返传语。越二日，张喜还，则敌听汉奸言，闻增调寿春兵之信，谓我借款缓敌，如今日不定议者，诘朝交战……而诸帅已胆裂，即夜覆书，一切惟命，其禁约鸦片章程，一语不及。英喜出望外。诸帅会奏，言敌设炮钟山之顶，全城命在呼吸……其实绝无其事……七月初九日，款议成，耆英、伊里布、牛鉴亲赴敌人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鼎查、马礼逊亦入城，会于正觉寺。连日分提江宁、苏州、安徽藩库扬州运库，银数百万，馈之……九月初旬，洋艘尽回定海。诏以不守江口，逮总督牛鉴治罪，以耆英代之。而伊里布以钦差大臣，由浙至广东，议互市章程，褫逮领兵之奕山、奕经、文蔚、余步云，交刑部治罪。惟余步云于是冬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县，及领兵将官失事者，以次惩处，分别豁免沿海被寇州县钱粮。

（魏源《圣武记》卷十《道光洋艘征抚记下》）

时巡抚刘韵珂意在羁縻，奏请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勿杀零夷，违者罪之……伊里布诣乍浦夷舟，晤商受款退兵事……议不成而返。韵珂意夷重得前俘，还之，仇当立解，从此可与销兵矣。随奏出所获白黑夷于狱，载乍浦以归之夷，……镇江既陷……马理逊……言燕京漕运，以江宁为咽喉，今但盘踞江面，阻绝南北，即可要挟，所求当无不如志……六月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直逼江宁城，势益凶暴。先既奉有设法招抚，许便宜行事之谕，伊里布已遣武举张振龙、家仆张喜等，冒险赴夷船，以候款开导。夷果停不复攻，而责复款议殊亟。（七月）初六日，耆英至丹徒，复遣佐领塔芬布，陈志刚等与喜再诣夷船，切实议论，……先索三千万圆，稍减为二千一百万，中以六百万为补偿烟价，三百万为续还旧商欠，千二百万为军费……复求赏香港，为彼来商侨居地；听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省五地通商贸易……于是鉴、伊里布、耆英会奏……兴立和约十三条，善后事宜八款……

（梁廷柟《夷氛闻记》卷四）

乙　江宁和约

第二条……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第三条……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王位者，长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第四条……准以洋银六百万圆，偿补原（鸦片）价。

第五条……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亦称公行者承办……嗣后不必仍照向例……额设行商等内，有累欠英商甚多，无措清还者，今酌定洋银三百万还作为商欠之数……

第六条……军费银一千二百万圆，大皇帝准为偿补。

第九条……凡俘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其居民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第十三条第八类，一耶稣圣教暨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授习学者，一体保护。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货，多定以税则，载入条议中，惟鸦片以新例初颁，衅端遂启，因之三帅（两江总督牛鉴、钦差大臣耆英、前两江总督伊里布）掩耳盗铃，既不敢申明前禁，又未便擅定税章，遂置此款于不议。于是各洋历年进口之货，反以此不入税者为大宗，而吸贩之徒，不禁张胆明目，以趋慕膻之市。旧例，洋商以货易货，不准交易纹银……自五口通商，外洋独专鸦片之利，乃有易货不敷，补给外洋纹银者。近则洋商定议，专收元宝，带回本国，更易番洋，漏卮之弊，莫此为甚。英人自五口通市以来，印度鸦片之税，岁增至八千余万（见西人新闻纸中），则中国进口之销数可想也。

（夏燮《中西纪事》卷四《漏卮本末》）

5.广州入城交涉

和约既订，英人欲援上海、福州例，入广州居住。民情不可，总督耆英不得已，姑期以两年。及期，英人责如约，徐广缙督粤，登英舟反覆辩论，执不可。粤民十数万人，聚省河两岸，呼声震天。英人气沮，乃罢入城之议。叶名琛继任，屡令洋商与英人推宕，以为英决不能战。咸丰六年，以往英船缉捕，英领事藉口用兵，遂陷黄埔炮台，名琛自若，时人谓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英竟进陷广州，执名琛以去，自是广州被占者三年。

甲　粤民之拒英入城

道光二十二年，与英吉利议和……原定和约五年而一易……二十七年，英吉利照会两广总督耆英易约，既列款要求，且请援福建、上海成事，入城来往。此议兴，粤民大哗，振臂一呼，汹汹聚数万人。时……甫达入城之议，船已薄虎门，进泊十三行，尽逐沿海炮台守兵，毁炮以去。总督耆英……惧激民变，不敢许；惧启边衅，不敢不许……次日，耆英复出城，则凡所要求事悉许之，而缓入城之约。二十九年，英吉利以照会来，责两年后入城之约。巡抚徐广缙方任两广总督，夷酋延总督至虎门，面议入城事。总督……登夷舟……夷酋敦迫再三，总督执不可，夷酋无如何，议亦不决……粤民已忿，激发大众，绅士许祥光等约城内外居民，家出一丁，或二三丁，附城村坊同之，号召不下十余万人……夷酋既以官不受胁，且众怒难犯，因罢入城之议，则遍张告示，言不必再议入城，两国永远和好。

（《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之役……所议通商各款，内有省城设立栈房，及外洋领事入城之约。于是宁波、上海等处，出入自便……福州为通商码头……大府与之修往来晋接之仪。粤人闻之，谓洋人向不准入城……爰合词诉于大府，请申洋人入城之禁。不省，乃大集南海、番禺之绅士、耆老，传递义民公檄，议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举行团练……自是众议汹汹……骎骎乎与官为仇矣……二十五年……维时广州人益自得，遇洋人登岸，辄多方辱之。洋人不堪，反以为大吏之发纵指示也……伊相在广州以尤死。耆相旋密谋于首揆，得旨内召……二十六年……及相国内召，洋人以其管辖五口，又为原议抚事之大臣，固请定入城之约而后去。于是相国谩语英官，期以二年之后，当践前约。英官复要以据情入告，许之……二十九年……英舟至粤，复请入城，与制府（徐广缙）议事。制府辞之，即乘舟出虎门外，亲诸洋舟。洋官……申二年入城之约，制府不答……越二日，洋舟闯入省河，连樯相接……制府复单舸前往，谕以众怒不可犯。洋官谋质制府，以要入城之请，俄而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洋官大惧，乃以罢兵修好请，自此不言入城事。制府……复温言抚之，遂开舱互市如初……英人在粤者，稍稍敛戢。相与休息者数年。

（夏燮《中西纪事》卷十三《粤民义师》）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三月……丙戌，耆英等奏：“英人藉词被华民欺凌嫌怨，辄带领兵船，突入省河，在十三行湾泊。并令洋兵潜上炮台，钉塞炮眼。先经委员探询，复前往面见，据称欲往佛山，与华民较论，并坚请即行进城。见在严防酌办。”……己丑，耆英奏：“此次英人突入省河，其坚求不已者，尤在究办佛山殴逐洋人之华民，及准伊等进城二事。见已委员驰往佛山，将当日在场哄闹之匪徒关亚言等，拿获惩办，释其嫌怨。其进城一节，亦经委员反复开导，宽其日期。其余所请租地、建房等事，均经按照条约，次第妥办，见在洋船陆续退出。”

（《清宣宗实录》卷四四○）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94年）夏四月……丁未，徐广缙、叶名琛奏：“英人因省城防卫森严，并经绅士公函劝导，深知众怒难犯，又因洋商停止贸易，大受牵制，不敢进城，其计已决。”得旨：“所办可嘉之至……”又奏呈广东绅士致文翰信稿，批“远胜十万之师，皆卿胸中之锦绣，干国之良谋。”

（《清宣宗实录》卷四六六）

越数年，番禺许星台太守（应）同官江右。询之，则当日主持其间者，实太守之老阮也。越日，持其世父廉访公行状示予，则此事之颠末，悉具焉。其略云：先是，耆相国（耆英）因英酋固请入城，曾有二年之约。未几，相国内召，中丞徐公（广缙）膺制阃，方伯叶公（名琛）晋抚军。己酉春，英酋文翰申前议请如约。公力言夷情贪得无厌，不宜曲徇所请，粤省虽五方难处，然民知向义，可以鼓舞振兴，使之互为保卫。制府然之，公乃亲诣各乡，申行团练，严定章程，不阅月而得十万之众。又倡捐集赀数十万，军声大振。方欲乘此为先发之制，禁其互市，羁其沙文，而公以为未可，乃倡率诸绅，先驰尺一之书，布告夷酋，导以大义。其略曰：“……前年贵国德公使，坚请入城之议，耆相国定约两年之期，此安知非相国深知其难，而姑缓其期，以为一时权宜之计乎？又安知非德公使明知回国，预存卸责之见，而欲诿其过于后来受代之人乎？不然，则入城之事，无待再计而决，何难即日举行，而必待至两年之后耶？或谓粤省通商二百余年，各国远人，皆在十三行居住，城外既无间华夷，则入城又何分畛域？不知省会之地，民居稠密，良莠不齐，往往倚主陵客，遇事兴波……民情习俗，均非上海、福建之可比，此贵国人所共知也。今贵使胶执前约，而不深思远虑者，不过欲以贵国体面，夸耀于人，以为入城则荣，不入城则辱耳。不知无端而招众怨，举足而蹈危机，是慕虚名而贾实祸，求荣反辱，智者必有所不为也。或又谓不许贵公使入城者，乃素不安分之徒，借以盅惑众心，赖官绅有以弹压而开导之。抑知民情之真伪，非可徒托空言也。即如贵国所与交易之匹头、棉花等行户，皆安分营生之良民。彼以钜万之血本而谋利，若歇一日之业，即亏一日之资。何以一闻入城之议，遽停贸易，不约而同，谁使之然耶？今城厢内外，家家团勇，户户出丁，合计不下十余万人。而且按铺捐资，储备经费，合计不下数十万金……此皆民惟一心，众怒难犯之明证，固非官吏所能强而齐之，又岂刑法所能禁而止之也。乃外洋纷纷传说，有谓贵使如不能入城，必将兴兵构怨，以图一逞。此尤不可信，何者？……今为此小节，轻动干戈，若只以现在香港二三千之众，而抗全城数百万之人，则众寡不敌。若遽调各港之兵，且科众商之饷，则因小失大，愚者亦不屑为……万一酿成焚烧洋楼之事，殃及各国远人，玉石不可分，咎将谁诿？黄竹歧、赤柱之事，其前车也（原状前段有黄竹歧杀毙夷人六命之事）。若以为他处滋扰，可以挟制广东，俾罢入城之禁，不知省会之区，众流所汇，设有缓急，彼此相援，此又同仇敌忾之可信者……总之，作事贵循天理，尤贵顺人心……且贵国来粤通商……全靠地利人和，方能获利。近年生意冷淡，亦由民遭兵燹，财穷力竭使然，亟宜培养元气，充裕财源。贵使为国干城，各国航海而来，无不同深仰望，正当图远大之计，为外洋各商兴利于无穷。更不宜以此无益有损之举，而蕲蕲于荣辱计也，若能体察民情，相安无事，则我粤贤士大夫必将敬礼有加。即乡曲愚民，亦必颂扬无已，荣莫大焉，固远胜于入城万万矣……我等绅士，世居省城，因见停贸易者不乐其业，谋捍卫者不安其居，民情汹汹，势将激变，于贵国既为不利，于粤民亦不聊生，两败俱伤，隐忧殊切。特将实在情形，明白布告，贵使如翻然省悟，中止不行，我等绅士，必当开诚布公，勤谕各行户，照旧贸易，务使中外商民，共敦和好……若仍固执己见，不听良言，必将专恃威力，妄启衅端，是不愿礼义，不讲情理，则非我等绅士所敢知者耳。”

（夏燮《中西纪事》卷十三《粤民义师》）

乙　广州之陷落

壬寅（道光二十二年）抚事之局，法、弥（美）皆不与。后卒援英人例，同在五口通商。而俄罗斯亦以二十八年附英、弥船舶来粤……咸丰六年……九月，英人称兵犯粤，其起衅起于来粤之划艇……是月初十日，有自外洋来粤之划艇，张英国旗帜，泊于粤河。粤之水师武弁，见舟中所载皆华民，将治以通番之罪，遂执舟子十二人，械击入省。船主英人以诉领事巴夏里……巴乃照会粤督，以武弁应移取，不应擅执，且明舟子无罪，请释之。时叶相国名琛任两广总督，不许。又因在粤之包公使以请，许之。英有水师提督某者，闻其事，欲起衅端。相国遣送舟子于领事廨中，而领事以事关水师，弗受也。二十六日，西水师兴兵，攻我黄埔炮台。相国遣知府蒋某……诘其起衅之由……答曰：“……当入城而议之。”盖水师领事意不在舟子，欲借面议为入城地也……二十九，日英人兴师攻粤城，粤人率团练入保，不克。英人复请释甲入见，相国不许……十月洋之水师，移兵攻我虎门、横档等处炮台。越日，又毁我大角头炮台，及亚西娘二炮台。维时沿河炮台，皆有官兵义勇协力防守，凡英师经其侧，即开炮击之。英之师船，亦放炮，相持遂无虚日。十七日，有花旗船只自澳门来，经沿河炮台。兵勇不辨，误击其货船二。花之领事致书粤督，不省，遂与弥人有隙。十一月，英师进攻近城炮台，克之。是月中旬，英行之在粤者凡六，同时毁于火，民火之也。英人之在粤者，不胜其愤，驰告本国主……于是简其二等伯爵额罗金至粤，由粤入都。一面调派火轮兵船，分泊澳门、香港，以俟进止。又遣人告法兰西，约以连兵合从，法人听命。额罗金入粤，和议不成，而粤民反唇，大吏充耳……七年冬十二月，洋艘在粤……纠合法兰西、弥利坚、俄罗斯三国之人，合从称兵。适法国兵船已先赴约来粤，遂与英师合攻粤省，陷焉。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二《四国合纵》）

叶名琛……素性沈毅刚强，待外人不好挑衅，亦少恩抚。每遇诸国照会，或略覆数语，或竟不答……九月，水师营千总梁国定在撶艇上获逃匪十三名……英人滋不悦，照会总督……索还所获。叶相即令将审明未认案之五人先行送回，告以其余七人实是真匪。乃该酋不受，坚索并还，叶相亦如其请……该酋仍不受，并不启阅照会，谓须梁国定亲往伊船，由彼讯明定案……叶相置之不理，犯仍收回。二十三日，通事来，述该酋言，谓以明日午刻为限，如逾期不允所请，即进兵攻诚。叶相亦置之。二十五日……敌船驶入，将猎德及中流沙各炮台兵丁驱散，枪毙二名……二十六日，炮声大震，轰击河南凤凰冈炮台……二十七日……踞海珠炮台……十月初一日，入新城……七年十月十三日……连珠炮声，如千万爆竹接续不断……敌炮五六处齐发，一面轰击督署，一面驱兵由东边上岸直扑……十四日……城破……二十一日，敌人分数队……寻觅。初至将军署，强将军同至抚署。柏抚宪（贵）出与相见，即挟令同往观音山……叶相家。有劝令他避者，叶相坚不肯避。转瞬敌人复至，拥之而去……九年……劳崇光调补广东巡抚……六月十二日，抵省接印视事，外人甚悦服。于是文武官弁、绅商士庶始陆续旋省，人烟辐辏，货幣翔集，不似从前之萧条矣……同治元年九月，和议成，洋人乃退出省垣。英国留一领事官踞将军署，法国留一领事官踞藩署，以为办公之所。

（华廷杰《触藩始末》）

6.英法联军

英陷广州，联俄、美、法诸国，致书清廷议和，以进迫天津相挟，遂率舰陷大沽。京师戒严，派桂良、花沙纳赴津，与定和约。许外人赴内地游历传教，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通商，外船得驶内河，案件由英官自理。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正月……己卯……谕军机大臣等：“穆克德纳等奏，续陈夷务情形各折片。此次英夷显背成约，称兵犯顺，陷我省会，劫我大臣。以情理而论，即当绝其贸易，调兵剿办，方足伸天讨而快人心……今据奏称，该夷欲俟议定章程，方肯退出省城……日内传闻，该夷欲于河南地方建立夷馆，又欲于海口抽厘，柏贵等均欲应允。朕意柏贵久在粤东，熟悉夷情，未必如此迁就……岂因叶名琛在彼，敌存投鼠忌器之心耶。叶名琛辱国殃民，生不如死，况已革职，有何顾忌……前英夷欲入省城，因粤民公愤禁止，柏贵岂不知之？今省城失守，而粤民并不纠众援救，谅亦叶名琛刚愎自用，以致人心涣散。今柏贵等既不能抽身出城，带兵决战，尚不思激励绅团，助威致讨，自取坐困……其畏葸无能，殊出意外。此次该夷背约，夺我省城，并非中国先行开衅，傥粤东绅民，激于义愤，集团讨罪，柏贵等毋许禁止……至该夷欲来天津，自有办法，毋庸过虑。”

（《清文宗实录》卷二四三）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三月……庚辰，署直隶总督谭廷襄奏：“探闻俄船抵入天津海口。”得旨：“已有旨令汝赴津矣。惟现调京兵二千，不日亦可抵津，统率无人，著全数归汝调遣。俟国瑞等抵营，将此硃批，谕伊等知悉。”

（《清文宗实录》卷二四七）

咸丰八年（1858年）春，英、法、弥、俄四国在粤，各遣其属官一员，前至江苏，投递书信。即求江苏制、抚转寄都中相臣。寻准照覆，令其分别前往粤东及黑龙江，听候钦使查办……时四国人等，已至沪中，而英公使额罗金，及水师提督，并法郎西兵船，先后踵至，阻之不可。遂驶驾火轮兵船，由海道往窥天津。三月，四国舟泊海口，遣人前赴大沽港口投书，照会直隶总督谭廷襄，请转达都中相臣。直督据以奏闻，奉旨命户部侍郎宗伦、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尔棍泰驰驿赴天津，与直隶总督谭廷襄商办洋务……制使以方议款，弗之禁，亦不设备……夏四月，弥、俄讲款船泊口内，英、法不俟命，遂于初八日，二国同驾小火轮船及杉板数十号，闯入大沽口内。官兵开炮，相持不克，前路炮台陷，守台之游击以下死者八人……守后路之炮台，猝闻前军失利，兵勇骡溃。所有京营炮位，全行遗失，亦相继陷焉……奉旨授托明阿为直隶提督，寻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著僧王格林沁驰驿督兵赴天津，京师戒严……英人挟兵要抚，既踞炮台，旋欲修好。而花、俄二国居其间，仍以款议请。当宗、乌二侍郎之至津也，英人谓其非相臣，不足以当全权之任……奉上谕：“著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等，驰驿赴天津查办事件……直隶总督已行文照会花、俄二国使臣，同至天津商办一切。”是月二十六日，西使至津，与桂相、花尚书相见，定抚议。桂相罢兵议抚之奏至，并呈送天津新议五十六款。上谓税则事宜，必须亲历海口，相度地宜。爰降旨，饬令洋艘起碇回上海，一面派遣钦使驰驿至江苏，商定税则事宜。六月初六日，奉上谕：“著派桂良、花沙纳、基溥、明善，携带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江苏。会同何桂清妥议通商税则事宜。”……时四国闻抚事已成，于五月二十五日自天津海口起碇去矣。秋八月二十六日，钦差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等，抵江苏之上海，时何桂清任两江总督，亦至焉……法、弥、俄三国使臣，及英之参赞领事人等，皆先后来沪……税则更定之大略，已具天津新议各款中，此但载明出口、进口之货，及洋药一款，不在此额，亦不准十年一修改。约凡十条，四国所定大略相同。名曰《通商税则善后条约》。额罗金至沪，遂于十月日，钦差大臣与该四国使臣，彼此画押。由该使臣赍回守候国书，前至天津呈请换约。桂相等据以奏闻，奉旨依议。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四《大沽前后之役》）

甲　换约之波折

咸丰九年，各国遣使赴津换约。清以大沽设防，使由北塘入，英人诺之。既而突入大沽，禁之不可，遂开炮，沉其舟数艘。直隶提督史荣椿亦殉焉。

咸丰九年夏，各国人等驶赴天津换约，寻桂相沪中原议。告以天津大沽港口现在设防，令四国换约之舟，改由北塘海口行走，各洋人唯唯。是时四国分帮入都，英舟先抵天津，俄罗斯继之，突背前约，闯入大沽口。直隶总督恒福闻之，遣员持约前往，趣令改道，不省。五月二十四日,英人驾舟驶至滩心，将截港之铁锁用炮炸裂。时僧邸已饬官兵严防，俟其进口击之。越日，有小火轮、杉板等共十三艘，皆竖红旗挑战。遂将港口铁枪拉倒十余架，逼近炮台，开炮轰击。我军亦放炮相持，沉毁其船只数号。余亦被炮击损，不能行走，逃出拦江沙外者一艘而已。英人见舟师失利，复以步队接战，经官军轰毙数百名……直隶提督及大沽协副将亦受伤阵亡……适弥利坚之舟后至，恪遵沪约，改道行走，呈递国书，由天津总督具奏。上亦优答之。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四《大沽前后之役》）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五月……辛卯……谕军机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夷船陆续驶进海口，遵旨晓谕情形……此次该夷等为换约而来，虽陆续驶进海口，经派员晓谕后，尚未闯进铁戗……惟当加意严防，不值与之用武，致令借口挑衅……僧格林沁等，当告以桂良等回京消息，令移泊北塘口外，静待经手人到，互换和约。如坚执不听，著妥为开导，专令伊国换约之官员，由北塘到津静候。并著恒福、文煜，与其约明，不准随带多人，执持军械，惊扰人民，方合和好之意……所有该国提督，及带来兵船，均不可登岸。彼此均可信心……僧格林沁仍饬弁兵，严守大沽海口，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丙申，谕内阁：“僧格林沁等奏，查明接仗各情形一折，英夷船只，不遵理谕，闯入内河，于本月二十五日，先行开炮。官军亦开炮回击。该夷船只受伤，仍未肯退出，并以步队搦战。经官军击毙数百名，生擒二名，余俱逃窜回船。入内河者共十三只，惟一船逃出拦江沙外，余悉被炮击伤，不能驾驶。该夷兵头赫姓，亦被炮伤腿，不能转动。英人狂妄无理，经此次痛加惩创，自应知中国兵威，未容干犯。该将弁等协力齐心，大获胜仗，实属异常奋勇。所有在事出力将弁兵勇，著僧格林沁即行查明保奏……予直隶天津阵亡提督史荣椿、副将龙汝元、都司奇车布、护军校塔克慎、千总王世扬、把总张文炳，祭葬世职。”

（《清文宗实录》卷二八四）

乙　北京之陷落

翌年，英法联军来犯，由北塘登岸。炮台陷，提督乐善中炮死。清命桂良赴津议和，不成，联军陷津，入通州，败僧格林沁、瑞麒、胜保诸军。文宗遂自圆明园奔热河，恭王留守。英人焚圆明园、畅春园及三山。既而在礼部定约，以邻俄馆，可备缓急也。约中增口岸及赔款，割九龙南端于英。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英、法、俄、美四国兵百余艘复来犯。知大沽防御严固，别于北塘登岸，我军失利。敌以马步万人，分扑新河、军粮城，进陷唐儿沽，僧格林沁力扼大沽两岸。文宗手谕曰：“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盖知其忠愤，虑以身殉也。寻于右岸迎战失利，炮台被陷，提督乐善死之。僧格林沁退守通州……迭命大臣议和，不就。敌兵日进，迎击，获英人巴夏礼送京师。战于通州八里桥，败绩。瑞麒又败于安定门外，联军遂入京。文宗先幸热河，圆明园被毁。诏褫僧格林沁爵职，仍留钦差大臣。

（《清史稿•列传》一九一《僧格林沁传》）

咸丰十年庚申夏六月，英吉利、法兰西连兵由海道至天津，修上年换约之怨也。方上年洋人之败于天津也，泛洋回粤东，招募潮勇数千人……是月，英、法二国以火轮兵船再泊天津海口。时上方命僧王严防大沽口，凡南北岸炮台，皆设重兵守之……二十六日，洋舟……闯入大沽口内，旋分兵自北塘后路袭我……洋兵自北塘进，官兵拒战，不利，全营陷焉。于是洋人进占新河。二十八日，进占唐儿沽，时王督师守大沽之北炮台。上闻津事日棘，爰命大学士瑞麒调带京兵一万，前赴通州，相为犄角。七月五日，洋兵自后路袭我大沽之北岸炮台，提督乐善拒战，不克，中炮死。时僧邸坚守南炮台未动。寻奉旨，饬令退守通州。于是郑亲王瑞华、宗室尚书肃顺等，奏请罢兵议抚。并请召回僧邸，以戢洋兵……王不得已退师，次于距通州廿里之张家湾。天津不守，洋兵长驱而入。初七日，陷焉。初，上命侍郎文俊、前粤海关监督恒祺，入津议抚。洋人以其官卑，不足当全权之任，弗见也。寻奉旨，改命大学士桂良往。是月十五日，桂相抵津，行文照会该洋商定和约。英之全权公使曰额罗金，其参赞之官曰巴夏里，以书照覆，请增军费，准在天津通商。并请各国公使酌带散洋人数十人入京换约……桂相据以奏闻。上大怒，严旨拒绝。一面仍饬僧邸、瑞相，坚守通州，以防内犯，于是京师戒严。二十一、二等日，英、法闻和议不就，遂自津门派兵北上，扰及河西务，畿辅大震……八月初一日，夷兵自河西务，径薄张家湾，遂逼通州。时上命怡亲王载垣续赴通州议款，桂相及军机大臣穆荫，皆在焉。英酋额罗金既得照会，乃遣其参赞巴夏里督带散夷数十人，入城议和。初二日，怡王等与巴夏里相见，曲意开导。巴请仍循天津原议，并须邀法国使臣同来会商。初三日，怡邸宴英、法使臣于通州之东岳庙……酒数巡，巴夏里攘袂而起，曰：“今日之约，须面见大皇帝，以昭诚信……且宾主之礼不可无，以肃观瞻，请以军容入。”穆荫问人数几何，答曰：“每国须二千人。”……穆以告王，王见其语不逊，姑答以此事须请旨定夺，未敢专许也。巴艴然，久之，语恒祺曰：“我倦矣。”……恒不得已，为之设榻……黎明，有驰告王者曰：“夷人有异志，难将作矣。”……王亟遣恒祺侦视额罗金，则衷甲将袭我。王知事已决裂，密知会僧邸，设法捦巴夏里，解送京师……兵端自此起矣……密谕胜保等：“谓据怡亲王载垣奏称，逆夷猖獗……朕意与之决战。该副都统即日简练精兵，带赴通州以西驻扎。”……英、法兵已入通州，僧、瑞二军拒战，失利……于八里桥……夷人枪炮……中胜保而颠……时僧、瑞二军退守齐化门。上在圆明园，闻寇薄都城……遂定北狩之计。初八日寅、卯间，乘舆启跸，六宫及诸王从焉。于是郑亲王端华，宗室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皆奉传旨扈跸。时夷人侦知翠华在外，径率番兵潮勇，绕城三匝。禁城内外隔绝凡半日，不知上之所之，京师大震。有间，始奉到巡幸滦阳之旨，人心稍定。寻奉硃谕：“著恭亲王奕留守，仍督僧、瑞二军驻师海淀。”越日，又颁给全权大臣官衔，从洋志也。于是抚议复起……是时恭王、桂相皆驻城外，城中无主。英人声言攻城，又索巴夏里甚急。恒祺请释之，以平洋人怒……二十日，洋人声言攻海淀。僧邸自朝阳门移师北守，恭王、桂相皆在园中……二日，洋兵自朝阳门移师过德胜门，北攻海淀。禁兵不战而溃，僧、瑞二军亦溃焉……巴既出，洋人益无顾忌。时海淀民房先后被焚，火光烛天。巴怒未已，请毁御园宫殿，洋兵潮勇纵掠园中，回师驻安定门外。上驻跸滦阳，留京之王大臣等合词奏请，饬恭王入城速定抚议。王既奉钦差全权大臣之命，洋官照会趣之入城……英人既入，巴夏里首定条约，除八年五十六款照行外，续增九条。法人之约，除八年四十二条照行外，续增十条。大意在加索赂款，多占码头，及天津通商、京师寄住之事。王不能难，许其奏请圣裁，俟奉到批回，即行订期换约。洋人唯唯听从……十一日，与英人交换和约。恭王率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尚书赵光、陈孚恩，侍郞潘曾莹、宋晋等，各带护卫入城……宴洋官于礼部大堂……礼成，换约而去。十二日，王大臣等与法人换约，法使噶啰随带通事散众入城……宴于礼部大堂。礼成，换约如英官相见之仪。和议既成，英、法使臣请将前后条约颁行各省大吏，按照办理。王据以奏闻，奉上谕：“恭亲王奕 等奏互换和约一折，本月十一、十二等日，业经恭亲王将八年所定和约及本年续约，与英、法两国互约，所有和约内所定条款，均著逐款允准。行诸久远，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其约内应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钦此。”

（夏燮《中西纪事》卷一五《庚申换约之役》）

辛丑、庚申两次和约，中国丧失权利极多。而东北对俄界约，失地亦不少。

咸丰五年（1855年），俄帝尼哥拉斯一世，始命木喇福岳福等来画界。先是木喇福岳福……以为欲开西伯利亚富源，必利用黑龙江航路;欲得黑龙江航路，则江口及附近海岸，必使为俄领……俄帝遂遣海军中将尼伯尔斯克，为贝加尔号舰长，使视察堪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龙江探险之任，与木喇福岳福乘船入黑龙江，由松花江下驶，即请在松花江会议。八月开议，以三款要求，既指地图语我，谓格尔毕齐河起，至兴安岭阳面各河止，俱属俄界。而请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及海口，分给俄。又以防备英、法为辞，且登岸设炮，逼迁屯户。迭由奕山、景淳与之争议。迄不能决。……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与中国开衅，俄人乘英国请求，遣布恬廷为公使，来议国境……中国拒之……寻遣使告黑龙江将军江奕山，在爱珲议界。奕山遂迎木喇福岳福至爱珲会议。木喇福岳福要求，以黑龙江为两国国境，提出条件。明年（1858年）四月，遂定《爱珲条约》。先划分中俄东界，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为俄界;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为中国界；由乌苏里河至海之地，有接连两国界者，两国共管之。于是绘图作记，以满、汉、俄三体字刊立界碑。

（《清史稿•邦交志一》）

咸丰九年（1859年），俄遣伊格那提业福为驻北京公使。十年（1860年）秋，中国与英法再开战，联军陷北京……命恭亲王议和。伊格那格业福出任调停。恭亲王乃与英、法订《北京和约》。伊格那提业福要中政府，将两国共管之乌苏里河以东至海之地域让与俄，以为报。十月，与订《北京续约》。其重要者，一，两国沿乌苏里河、松阿察河、兴凱湖、白琳河、湖布图河、珲春河、图门江为界，以东为俄领，以西为中国领。

（《清史稿•邦交志一》）

九　太平天国

1.军事

甲　金田起义

鸦片战争后，国人愤于屈辱，亟思雪耻，太平军即因之而起。洪秀全、冯云山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结上帝会。道光三十年六月，遂起兵于广西桂平金田村，客民、矿丁及三元里曾抗英者，多从之。清先后命林则徐、李星沅赴粤督兵，相继病殁。咸丰元年闰八月，太平军遂破永安，建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封杨、萧、冯、韦、石等为东、西、南、北、翼五王，以下授丞相、军师等职有差，自称天王。时清命赛尚阿率军至，相持数月，所部乌兰泰战死。太平军势益盛。

我主天王……十二三岁，经史、经文，无不博览……所到结交，以诚以信。坐立行止肃然，以身正大人，戒尽烟花酒僻等事……癸卯、甲辰、戊申、己酉等年，与南王往返粤西数次，俱有树立。至庚戌年，因来人温姓富豪欺人，与土人争斗……而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帮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故该抢食贼匪，被官兵逐散一股，即来投一股，惟恐天王不准，故严守天条规律，不敢秋毫有犯。天王劳心，即将博白、贵县、象州、金田、花州如来扶主等队，俱立首领，编以军帅、师帅、旅帅以下等爵，男女有别，虽夫妇不许相见，故所至无不胜捷。且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为谋猷，有李开芳、李开明、林凤祥、罗大纲、陈承瑢、秦日光等为统兵之将，一时风云会合，非人力所能为也。

（《洪仁玕自述》）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陆川、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敎世人敬拜上帝……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峝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亦重用，勇敢刚强，冲锋第一。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韦昌辉，桂平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门办事，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之急才足有。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才情，忠勇信义可有，故天王重信。起事敎人拜上帝者，皆六人劝化……

（《李秀成自述》）

自敎人拜上帝之时，数年未见动静。自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同日起义……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东王发人马来花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天王到金田之后，移营上武宣……自武宣移营上象州……屯扎数月，当被清朝之兵四围。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到思旺思回……由八筒水而到大旺墟，分水旱向永安州……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扎数月。

（《李秀成自述》）

洪贼之父名观扬，母曰李四妹，本花县光禄农也。有兄某、嫂某。觐扬以贼幼黠多诈，使读书，应小试不售，年二十五矣。岁丁酉道光十七年忽病疢，梦人敎以习天主敎。粤东濒海，外蕃之所会也，故习闻天主敎，遂以行敎名。而连州冯云山，亦敎之著名者，因连来会，结为死党，同授徒，敛财自肥。会官禁甚严，而二人行迹诡秘，为查拿所首及。遂偕其徒，遁至藤县，依其中表黄某。黄家故贫，冯不能居，乃之紫荆山……适冯贼自紫荆来探，因邀同游澳门……受业于米利坚人罗姓者，始得见《创世传》、《出麦西国传》及《七克》等书……官制皆仿《周礼》。而奔走、疏附、御侮、先后四官，又及于诗，大抵所学者《诗》及《周礼》二经也，习见优人礼仪冠服，故仿之以为古。至其蓄发一事，乃凡逆匪所同也（林清及川楚敎匪亦多蓄发也）。二贼既归，乡人不之齿。洪乃决计西行，而苦无资。有商某不知其匪徒也，怜之，使附船尾以达藤县。遂益煽徒众。有某庙者，香火甚盛。洪率其徒，当众毁其神，人稍稍畏之，谓神亦敛避。象州有九仙庙，云乃某某之神，故有母尚存……洪作诗责神，谓其不孝，而毁其庙。人益畏之，以洪为神人矣（此上乃洪贼自叙曰《新诏书》）。故贼所至，必焚庙宇以示威。六贼中，洪、冯广东人，杨贼亦嘉应州人，韦贼、萧贼、石贼皆广西人。洪、冯、杨、韦、石不以武名，惟萧……善战。其羽党秦日纲、胡春、罗大纲、刘满等，皆在粤西为盗。盖其省遍地皆盗，未起事时，行者一箱纳钱二百，贼授以伪示，乃能行。否则十步之内，有流血溅衣之患矣。

（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

道光二十有二年……上帝敎匪洪秀全，以英夷要抚后，益窥营务废弛，阴以兵法部勒敎众，倚杨秀清为统辖……二十有三年，广西浔、梧间，盗会诸匪益肆，各属团练守御……洪秀全等蓄谋观衅，独不欲早发。其党颇众，一时与团练并称，曰团党、敎党。而有司若无闻也……二十有七年……杨秀清谋袭桂林……事泄……巡抚郑祖琛不欲究叛，惧穷治激变，饬以盗具狱……三十年……五月……广西匪股肆扰各府之最著者，庆远则有张家福、钟亚春，柳州则有陈亚溃、陈东、山猪羊，武宣则有刘官方、梁亚九，象州则有区振徂，浔州则有谢江殿。其他南宁、思恩、太平等匪党亦众，其党分广马、土马，大股数千，小股数百。六月……洪秀全等会于桂平金田村，起叛。杨秀清总号令，称其众曰圣兵。武宣、象州、藤县、博白、陆川等处党目，同时蜂起。

（李滨《中兴别记》卷一）

乙　天京之奠定

咸丰二年，太平军佯攻桂林。四月，破全州，乘胜入湖南。冯云山中炮,卒于蓑衣渡。五月，自道州、桂阳州、郴州，径趋长沙，萧朝贵中炮卒。太平军遂渡湘，克益阳，泛洞庭，入岳州，获清攻吴三桂时所遗军械，军容益壮。十二月，进克汉阳、武昌，加入两湖哥老会，众至三十余万。清命两江总督陆建瀛防堵江、皖，河南巡抚琦善扼河南，向荣尾追，并授为钦差大臣。三年正月，太平军自武昌顺流东下，破黄、靳，取九江，入安庆，进围江宁，破仪凤门而入。陆建瀛死，遂以江宁为天京。

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扎数月。后赛中堂乌、向大军四方围困……后由姑苏冲一条小路而过昭平。姑苏冲是清朝寿春兵把守，经罗大纲……打破，方得小路出关……移过仙回，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天朝官兵男女二千余人……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得杀死乌军四五千，乌帅被伤，在六塘墟身故……自杀胜之后，东王传命……由小路过牛角猺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一月有余，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兴安县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计议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西王萧朝贵，带李开芳、林凤祥等来打长沙……西王在长沙南门外中炮身死后，李开芳具禀回郴。天王同东王移营而来长沙，实力攻打，数十日未成功……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后而改作顺流而下，过临资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吴三桂之器械，搬运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汉阳，得汉口，困武昌……攻打二十余日而破武昌，后而未守，直到阳逻，破黄州，取蕲水、蕲州、九江，破安省……克复安庆未守，赶下江南，将南京四面围困。七日破仪凤门，开道破城而进……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

（《李秀成自述》）

咸丰二年四月，贼自全州窜入楚界，攻湖南永州府，不克……湖南绥靖镇总兵和春，统领向营兵进剿……二十五日，贼窜道州，陷之……六月初八日，贼窜江华县。十三日，又窜永明县，皆陷之……贼自道州窜出……入桂阳州之嘉禾县，陷之。七月初一日，陷桂阳。初三日，陷郴州……于是一月之间，连陷蓝山、安仁、攸县、醴陵等处。遂由醴陵小路，绕越衡州，直扑省城。时则郴州、永兴之贼，牵制官军，踞而不退，燎原之势，不可扑灭，自此始也……贼已于七月二十八日抵城下……时署楚抚者为骆秉章，上饬新任张亮基，由常德驰赴省垣。又饬赛相赛尚阿自衡赴长沙，会同夹击……而和春、常禄等仍在郴州、永兴，分路围攻……候补府江忠源亦追贼抵省……九月初二日，官军会剿南门外之贼，大败之……十月……贼两次穴地攻长，不克。遂……偷渡西岸……于是宁乡、益阳、湘阴等县，以次被陷……十一月……窜入岳州府。贼已由岳州，掳洞庭湖船只，水陆东下，则烽火及于楚北矣……贼陷蒲圻县，陷汉阳府……遂连陷汉口镇。时沿江大小舟舰，悉为贼有……比船为桥，东攻武昌。时向提军已先饬常禄、王锦绣督兵驰抵省城。上……以向荣……迅统带大兵，驰赴武昌，解省城之围。又命两江总督陆建瀛，署河南巡抚琦善，分南北两路，会合楚兵，集三省兵力以攻之，旋授为钦差大臣……鄂抚闻贼至，倡守城之议，悉撤城外各营，登埤誓守。又仓卒烧毁城外民房，不及先期晓示，谤怨沸腾。贼乃以难民为乡导，悉侦知城内要害，遂谋穴地攻城……十二月初四日，陷之……贼踞武昌，分股陷下游之黄州府。时向帅已奉钦差大臣之命。逾年，贼悉众东下，遂乘机收复武昌及汉阳、黄州等府。

（《粤氛纪事》卷二《两楚被兵》）

三年春正月初一日，逆匪窜出武昌，挟舟师而下。向帅督兵兼程冒雨追之，不及。初十日，遂陷江西之九江府……琦相按兵于河南之信阳……藉词逗留。陆制使……自江宁溯流西上，是月初四抵浔……中营兵五百，闻贼势已近，不战而溃……制使仓皇无计……另觅轻舟，顺流而下……十三日，贼由湖口过彭泽县……遂陷之。次日，扬帆过小姑山……十七日，贼以舟师陷安庆……二十二日，贼陷池州府……二十四日，贼陷太平府属之芜湖县……舟至采石。遂分水陆两路，其陆路径由采石、慈湖至江宁镇，先期抵南门城下，水师后至。则南畿之祸作矣。

（《粤氛纪事》卷三《浔皖失援》）

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陆路之贼，悉抵南门城下……初，两江总督陆建瀛自九江退回，过安庆、芜湖，皆不守。惟东梁山安置防兵千余，沿途稍稍部署。遂于十九日抵省城，一城皆惊……二月……时官兵筹集堵御。以贼船皆集水西门，而陆路之营，分布于南门外雨花冈上。于是防兵皆自西南一带，步步为营。不意贼之自东北冲虚而入也，初十日之夕……贼已轰陷东门，自其缺处梯而入。复有奸匪在内接应，于是蜂拥而进，由官兵之腹背冲击，势遂不支。将军提督等力战败绩，遂闭驻防之内城。十一日，驻防城陷。

（《粤氛纪事》卷四《长江挺险》）

咸丰三年二月，清向荣率军踵至，屯孝陵卫，号江南大营。自是至六年五月大营之溃，凡三年余，阻太平军不能东下取苏、常。

咸丰三年二月……向帅自安庆……取道营于句容之淳化镇……二十九日，自淳化镇移营，进趋孝陵卫，谋夺钟山也。是月中旬，贼分布船只，自浦口渡江，径窥仪征、瓜洲，直抵维扬。其南岸之贼，自下关观音门，直泊镇江。遂于二十二日，陷镇江府。二月十三日，陷扬州府……三月，向帅督师进袭通济门外之贼营，败之。贼闻大兵将至，增高城堞，外筑土城，深沟高垒，以图负隅……十一日，进袭七瓮桥之贼营，破之。官兵遂移营进扎，据其要地……十三日……将钟山及明陵享殿之贼营，夺而踞之。于是东路之防，日就稳固，即苏浙之饷道亦通……自小丹阳以北，皆在迤东一路，恃大营为之捍蔽。

（《粤氛纪事》卷四《长江挺险》）

向帅同张国梁带有满兵数千、汉兵二三万之众，自孝陵卫扎至朱洪武坟这边，东南扎至七瓮桥为止……那时镇江亦困……天朝镇江守将吴如孝。那时我尚是地官副丞相，合同冬官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又正丞相周胜坤等，下救镇江……进镇江汤头，与张国梁连战十余日，胜负未分……当与各丞相等计议，派丞相陈玉成……冲由水面而下镇江……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当与吴如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我带兵由外打入……是夜，亲挑精锐之兵三千，我亲带由汤头岔河而过……天明……内外之兵和作一气。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是日当即扯兵而下镇江……是夜调齐舟只，由金山连夜渡过瓜洲。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同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如孝力攻土桥，破入土桥清军马营……红桥以及卜著湾、三岔河清营尽破，大小清营一百廿余座……闻风而逃。当即顺破扬州……由金山渡江而回。过到金山……当即领兵攻打高资，是日破清营七个……吉帅由九华山带兵来救，当被天朝官兵逼吉帅入高资山中……吉帅……自行打死。清兵见主帅自死，各军自乱……知其营中无主帅，当即移营赶下九华山……吉帅之营七八十座……不战自走……张国梁由六合赶至，此时救之不及，张国梁兵屯丹徒镇。然后将我得胜师前往丹徒，与张国梁见仗……镇江守将吴如孝，带领人马千余，前来助战……张军大败。次早行营回京……东王下令，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方准入城……次日……由燕子矶、姚坊门扎寨四营……次日，张国梁已由丹徒返回孝陵卫。是早，引军与我迎战，张军败阵……我等移营重困尧化门清营。次日，张国梁复领马步前来，翼王亦带曾锦兼、张瑞谋等，引军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被我四面追赶，当即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廿余个……是夜向、张自退……后东王传令……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等，领兵追由句容而去……斯时向、张至丹阳六七日矣，已将丹阳四面坚屯营寨之后。那时我与四丞相领兵方到丹阳，离西门廿五里下寨……在丹阳南门外大会一战，两不高下。此向帅困在丹阳，又失去孝陵卫大营，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阳，是以向帅自缢而死。

（《李秀成自述》）

丙　北伐之失败

天京既定，首议北伐。咸丰三年四月，太平军遣副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出扬州，经凤阳，克归德，围开封五日。西行由泛水渡河，围怀庆府。六月，清以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赴援。太平军释怀庆围，入晋。回师入冀，连克名城，进拔深州。清廷大震，遣僧格林沁扼其前，胜保率锐师踵其后。太平军势孤，东走，瞰天津。战不利，退屯独流、杨柳青。四年，又南保阜城，间道请援于天京。秀全遣兵赴救，不达而败。三月，北伐军粮尽，夺围走。凤祥据连镇，僧格林沁围之；开芳据高唐州，胜保围之。五年正月，连镇陷，凤祥死。开芳突围至冯官屯，僧格林沁引运河灌之，亦陷，北伐军遂全遭覆没。

癸丑二月，天兵到南京，由仪凤门攻入，不半月而平定……后乃发兵扫北。虽所到以威勇取胜，究系孤军深入，数月之间，北京日夜戒严，各有准备。覆没忠勇兵将不少……幸东王律法森严，兵势迭有兴屈，难以远征。

（《洪仁玕自述》）

即都金陵，欲图河北。罗大纲曰：“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内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一出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徐扬席卷山左。再出山右，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必败之道也……”杨秀清方专政，不纳。遣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曾立昌率众东下。秀全诏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縻时日。”大纲语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噍类矣。”

（《清史稿•列传》二六二《洪秀全传》）

咸丰三年四月初八日，金陵之贼分遣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渡江攻六合。不克，旋攻浦口……乘势进陷滁州，破临淮……攻凤阳府……遂陷焉……贼遂连陷颍州府属之颍上、霍邱等县。五月……进攻亳州，又陷之。时皖北之宿州、蒙城、亳州、寿州等处，捻匪四起，洪逆已预遣人纠约……贼已自亳州、太和等处，沿途裹胁，遂窜入河南界……陷河南之归德府……沿堤窜入宁陵，陷之……陷睢州……十二月，贼窜河南开封府。初，营于汴梁城外……贼不得逞。遂于十七日夜解围走，沿河堤西窜……过朱仙镇……由汜水县渡河，陷温县，扰及武陟……西走怀庆……六月初三日，贼围怀庆府……上……乃授讷相为钦差大臣，又饬胜帅赴豫中，解怀庆之围……贼屡攻地道不克……凡围两月，遂萌窥晋之志……七月，贼窜垣曲……旋陷绛县、曲沃县……北扑平阳……又连陷洪洞县……贼……自山西之黎县城，复图东窜……八月，贼扰河南之涉县、武安，遂北窜直隶境……顺德府……临洺关……贼由山路入关，陷之……二十八日，陷沙河……二十九日，陷任邱……三十日，分股连陷隆平、柏乡二县……九月初二日，陷赵州……贼自入直境以来，所过州县，皆旋陷旋退，直至入深州，始踞之，盖侦知大兵之在后也。初四日，贼陷栾城县……初六日，窜晋州……初七日，贼扑深州……遂踞之。胜帅之追贼于北路也，贼以因粮宿饱，倍道疾趋，过而不留，故追者皆尾其后。深州之役，贼以其城固，谋休息士卒，以养其锐，守之数日。胜帅之兵，直逼城下，该逆坚闭不出……二十日之夜，贼……开城东南窜，遂连陷献县、交河县……二十五日窜沧州……初，贼过深州，畿辅戒严。上饬僧王（僧格林沁）派兵扼其北窜之路，贼度前堵后追……遂由沧州沿堤东走，径窥天津……二十七日，贼分股，一窜静海，一入天津。静海至则陷之，遂踞其城。时天津监政文谦……令谢子澄，方团练乡勇……奋勇歼贼……贼败退……退踞静海。值胜帅之师至，遂谋攻城……而贼之天津者，已逸入于杨青驲矣……胜帅自静海移兵，攻杨柳青……贼不能守，乃全股逸入于静海、独流两处。十月十一日，官兵攻独流……四年正月初九日，贼自静海、独流全股逸出，过舒城……遂由河间……南窜，踞阜城县。维时……楚、粤相从之老贼，叠经斩馘，亦丧其十之四五，于是遣奸谋求援于江宁。

（《粤氛纪事》卷五《北路奏肤》）

贼之再举也，则虹桥得胜之黄才生实主之。时皖卢新旧两省，皆为贼有……黄才生等，仍自皖北取道……攻六安州，陷之……自六安陷蒙城县，胁土人为乡导，由僻路潜绕至河南界。二月初五日，陷归德府之夏邑县。复由小路东行……陷江苏之丰县。遂入山东界………窜入金乡县，陷之……陷钜野县……郓城……阳谷……莘县……三月初一日，进陷冠县……初二日，遂抵临清州……十六日，城陷……贼踞一空城，无所得……谋宵遁……胜帅乃乘其回窜之不可复振者，移兵南下，沿途追剿……黄才生薙发扮作乞民，逃至观城县之孔家集，被官差盘诘，擒送大营。其余悍贼，或攒死于乱军中，或自缢于乡僻处……然卒无一人逸入于北。

（《粤氛纪事》卷五《北路奏肤》 )

方林凤祥、李开芳之困于阜城也，自以援贼且旦夕至……一意死守待之……上……饬胜帅兼程赴援，僧王专办北寇……贼待援不至，城中粮且尽……四月初三日，夺围而出……南陷连镇。大兵之追者至，则贼已树栅起濠堑矣。连镇有东西二集……林凤祥踞之。李开芳……陷高唐州……于是僧王专剿连镇，胜帅专剿高唐……胜帅遂以师久无功，奉严旨切责……五年正月，僧王克复东西连镇，毁其木城，直捣贼巢，党与歼焉……得林逆于隧道中，生擒之，遂解京，磔于市……上乃命得胜兵，进攻高唐。时贼已被官军围困半年，势益穷蹙。及闻连镇不守，高唐之饷道亦竭……遂于二月初二日，走险突出……窜至距高唐州四十五里之冯官屯。官兵追至，则已树栅掘濠，踞其屯内坚固之房屋……僧邸之攻冯官屯也……非火攻所能入，乃引运河之水以灌之……迨屯中水日深，火药尽湿……官兵沿墙轰击，危如累卵……李逆见事急……四月十六日，李逆遣贼呈递降书。王令先缴军器，贼皆听命。李逆率其伪职黄懿瑞、谢金生等八十余人……出降。官军张左右翼待之，悉数擒获。除逆首八人解京分别凌迟、枭斩外，余皆在军营正法。穷搜余党，无一名漏网者，红旗报捷，奉诏班师。

（《粤氛纪事》卷五《北路奏肤》）

（咸丰）四年二月，南贼遣伪夏官正丞相黄生才、伪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伪夏官副丞相陈世保、伪冬官副丞相许宗扬、伪将军黄益芸、伪军长朱希崐等，率十五军，纠皖营溃勇李三闹等众为前导，由凤、怀、舒、桐、蒙、亳，陷河南永夏，北趋江南，焚掠萧、砀、丰境。

（《山东军兴纪略卷》一）

丁　上游之攻取

咸丰四年，太平军回军西上，胡以晄取卢州，覆江忠源军。孙寅三克太平，赖汉英克黄州，遂克武昌。刘丽川亦据上海以应之。是时清遣曾国藩率湘军援鄂，会胡林翼攻取武汉，以为筹兵筹饷之根据地，分窥赣、皖，步步进逼。赖太平军苦战坚守，数年间成相持之局。其间太平军唯一进展，则为江南大营之崩溃，既解天京之围，且得进规东南。

咸丰三年……四月……杨秀清遣伪豫王胡以晄等回窜安庆，伪丞相赖汉英等回窜江西。

（李滨《中兴别记》卷七）

咸丰三年五月，江宁寇分党掠江西，围省城。别遣寇党泝江陷安庆……九月，湖北防江军溃于田家镇。

（《湘军志》一）

五年正月……己巳，杨霈军退汉口。于是安徽、九江沿边寇尽上，分三道，东陷黄梅、广济，追杨霈至汉口。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黄、蕲。复分党从富池渡江，西陷兴国、通城、崇阳、咸宁、通山……率遣数百人或千人，所至胁众……霈走保德安。湖北巡抚陶恩培……不议守备。城中兵才二千人，征兵半途闻警，皆溃去。

（《湘军志》二）

寇兴四年，而湖北军五溃。杨霈之败也，实未见寇，乱民一呼，而万众瓦解。省城初才二千兵……见黄旗则争缒城走……寇至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城中唯巡抚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恩培先赴水死，多山然城上大炮……不发……发愤自刭死。

（《湘军志》三）

咸丰五年三月乙丑，诏胡林翼暑湖北巡抚……当是时，江汉上下两岸寇充斥，巡抚号令不出三十里。屯金口倚水师自保，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国才等军号六千。而国才屯沌口，皆恃荆、湘饷给军，军无见粮，寇亦易之，不攻也……四月……诏夺杨霈官，以荆州将军官文为总督……八月……林翼……奏调罗泽南军，令更增二千人，还攻武汉……泽南建议曰：“武汉者东南之枢纽，形势百倍于浔阳。今两城久为贼踞，而崇、通群盗出没江西、湖南，缘边驿骚。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汉而下；欲解武昌之围，必由崇、通而入。”乃率所部及塔齐布（时已死）部将彭三元等，道义宁取通城……九月乙丑，复通城。甲戍，复崇阳。林翼闻援军深入，躬往迎导……十月癸卯，林翼自嘉鱼来劳师。合泽南七营军共十三营，西攻蒲圻……辛亥……蒲圻复。十一月……庚午，咸宁复……乙酉，泽南五营进屯洪山，林翼将四营屯省城南五里墩……六年七月，官文遣舒兴阿、舒保等，将马队四百人渡江援。寇既上，于青山、鲁港间增十三垒，相持十六日，水陆合击，破之。马队追奔，至葛店。寇慑于马，乃大奔。自是水陆马步相辅，军势日盛。十月……湖北湘军锋锐甚。乃益募陆军五千，水师十营，增长围，困武昌。十一月丙子，寇开城遁走。其日，汉阳寇亦东走。丁丑，李续宾等分三道追寇武昌县，水师马队追寇黄州，江夏乡民亦争起要寇。戊寅，复武昌。己卯，复黄州。庚辰，复兴国。水师复蕲州，民兵复蕲水。十二月乙酉，复广济。

（《湘军志》三）

曾国藩（字涤生）……咸丰……二年，署吏部左侍郎……六月……丁母忧回籍……十一月，上特命国藩会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令驰赴湖北剿贼……乃驻衡州，造战舰，练水军……四年……四月……国藩已遣守备杨载福、知县彭玉麟，与塔齐布合击贼于湘潭，大破之……贼退踞岳州。七月，国藩攻克之，毁其舟……九月，复武昌、汉阳……时贼以田家镇为巢穴，蕲州为声援，自州至镇，四十余里，沿岸筑土城，设炮位，对江轰击。横铁锁江上，以阻舟师。南岸半壁山、富池口，均大股悍贼驻守，舟楫往来如织。国藩计欲破田家镇，当先夺南岸。十月，宁绍台道罗泽南，大破贼半壁山，克之。国藩部署诸将，分战船四队……鎔液锁断……贼……率舟遁。四队驶而下追……陆军自半壁山呼而下，悉平田家镇、富池口营垒。蕲州贼遁……遂与塔齐布复广济、黄梅……上游江面肃清。进围九江……五年……贼窜武昌。国藩战舰战失利，乃以其余，遣署湖南按察使李孟群、知府彭玉麟，及湖北布政使胡林翼所带陆军，回援武汉。

（《清史•列传》卷四五《曾国藩传》）

胡林翼字润之……咸丰……五年……署理武昌巡抚……时武、汉、黄、德四郡皆为贼踞。后路崇阳、通城多伏莽，公私赤立，兵饷皆绌。林翼……兼顾南北两路，凡数十战，时有克捷，亦屡濒于危。七月，攻克汉口镇，夺大别山贼卡。未几，援贼由汉川至，焚汉口、崇、通……武昌城贼扑金口……寻退奓山，饷绝兵溃……林翼……收集溃兵，驻新堤、嘉鱼，水陆合万人……贼至常数万，军中夺气……奏调罗泽南由江西来援，连克通城、崇阳……合破援贼韦俊、石达开于咸宁，复其城，乘胜进攻武昌。自率所部……军由中路，罗泽南当西路，杨岳斌以水师会金口。总督官文亦令都兴阿率骑兵驻北。林翼和辑诸将，军势日振，屡战皆捷。六年……诏以武汉久不克，督战急……五月，贼于武昌城外豹子澥等处增垒掘濠，林翼抽调诸军击之……谍知九江贼古隆贤来援，已至樊口，先遣党数千至葛店。令蒋益沣率精锐迎击，大破贼，焚其舟，追至樊口。杨载福水师亦至，合击……攻克武昌县城，遂渡江攻黄州。而石达开……复纠众上犯……七月，林翼督水陆师分御，连战于油坊岭、鲁家港、姚家岭……旬日内二十余捷……追奔百余里，至华容，贼悉遁……十一月，咨会官文，克期大举。杨岳斌断拦江铁锁，焚贼船尽。贼倾城出扑，鏖战三时，大败……遂复武昌……官文亦克汉阳……遂分兵收复武昌县、黄州府，及兴国、大冶、蕲水、蕲州、黄梅……自驻武昌，筹全局，上书……略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武、汉为荆、襄咽喉……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今于武、汉设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为根本，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平吴之策必先保鄂明矣。保鄂必先固汉阳，湖北之失在汉阳无备……请于武汉设陆师八千，水师二千，日夜训练……更番迭代，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七年春……陈玉成由皖北上犯……林翼赴黄州督师。贼众十万，环踞巴河东……林翼令……扼河而守，潜师出迴龙山，遏山上窜。调李续宾率湘勇驰至，督诸军合击……贼大败遁走。都兴阿、李续宾亦连破贼于黄梅、宿松，楚北肃清。

（《清史稿•列传》一九三《胡林翼传》）

咸丰五年，贼据江宁、镇江、安庆、卢江、太平、池州、九江、武昌、黄州、汉阳、德安而已。其冬十一月，又取袁州、瑞州、吉安、临江。六年春，取抚州、建昌、南康、宁国、扬州、和州，凡二十一府州。五月十五日，闻抚州长毛以四百文一日募乡勇，赴之者四万人。又闻镇江长毛破吉尔杭阿四营，吉死之（之诚按此六年四月事）。而宁国油榨沟之战，乡民助长毛围官兵，故官兵赴水死者一二千，蔡某及张国梁之侄死之，皆我健将也。我兵日以少，贼日以多。闻河南捻匪亦通长毛，愿假其威名以逞己之欲，受其伪号以为前驱。官兵居民闻其已为长毛，则如鸟兽散。

（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三）

咸丰三年秋八月，粤匪刘丽川据邑城叛，邑令袁（祖德）遇害……小刀会多广东潮、嘉人……或名天地，或名上帝……当时各党未合，犹未悉贼首为刘丽川也……贼于初五日夜半，率众数千人，呼啸入道署……吴（健章）知事不可为，退欲觅死不得，为夷商拥去。而副贼潘金珠即于是日杀袁令……贼闭城门，驰按民……伪示称大明太平天国，印曰“顺天洪英义兴公司”刘为首。陈（阿林）林（阿福）以下十九人，俱有元帅、将军之号，冠服取给神庙及优部，余裹红巾。贼扑太仓，官民击走之……城中拆民舍，掘窖金……九月，粮勇获贼伪帅李绍卿于董家渡……七月，官军掘隧攻城不克，镇宪青中伤卒……十一月，佛兰西商导官军入城不克……佛商誓灭贼，征兵于国，发千余人，驾火轮船入吴淞口，炮声震天。我军进逼城下，于是六门皆以兵拒，筑长围以困之，城中人相食……十二月，官军执谍于陆家趾……贼贿奸弁为外应，聚议于陆家趾之桂花厅，约于元旦倒戈叛应，先劫佛兰西商，直扑苏郡。会夷场铺中红布骤销，咸为兵勇所售，知有变。于是侦得确耗，遂袭执之，尽获贼谍及叛卒二十余人，送大营讯供枭示。刘丽川知外应已泄，势不能支，乃弃城走，余众悉溃……贼分道水陆窜，约于吴淞口同入海。而刘贼为官军追急，趋虹桥镇，市民乘之。贼勒众死格几脱，既而中枪仆……五年元旦，大军入城。

（黄本铨《枭林小史》）

我于今日（1853年九月二十五日）往访刘丽川于文庙……彼此寒暄毕……刘氏云：“已送了两封公文往南京，与太平王通款曲，其一由陆路，其一由水路递送。彼正等候复音，并盼望南京派大员前来，与其布置上海各事。如其希望成功，彼将能令城中中西居民人人欢喜，比自本月七日占城后所做任何的事更为满意的了。”

（罗孝全著简又文译《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访问记》）

戊　石达开之西走

咸丰六年，太平军不幸发生内讧。时杨秀清专政，韦昌辉忌而杀之。后欲杀石达开，达开出走。秀全复杀昌辉，召回达开，而使洪仁发、洪仁达预政。达开疑惧，率师出走。自咸丰七年至同治元年，由江西、浙江入闽，复转江西，历湖南、广西，再由两湖入四川，经贵州、云南，以达川边。达开行军，专抄山僻小径，出没纵横无定，以四川富厚，欲取之以为远图。二年三月，欲自大渡河以袭成都，土人引入间道，不得渡。骆秉章凭河要击，达开粮尽，遂至被擒。达开始终抗清，不背太平天国，然与天京隔绝，太平军势力分为两部，及其亡也，终为太平军一大损失。

东王令严，军民畏，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韦昌辉与石达开、秦日昌，是大齐一心，在家计议起首共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太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北、翼二人同心，一怒于东。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独杀东王一人。因东王天王实信，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北、翼两王不服，君臣不别，东欲专尊，后与翼计杀东王……杀其兄弟三人，除此以外，俱不得多杀。后北王杀东王之后，尽将东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是以翼王怒之。翼王在湖北洪山营中，同曾锦兼、张瑞谋赶回，计及免杀之事。不意北王顿起他心，又要将翼王杀害。后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小南门而出，走上安省，计议报仇。此时北王将翼王全家杀了……北王在朝，不分青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太重。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乃定。后将北王首级解至宁国，翼王亲看，果是不差。后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朝中之人甚不欢悦。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般之意见不差，挟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二人结怨，被忌挟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

（《李秀成自述》）

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七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达开返回金陵，要与他们排解。洪秀全心疑，要杀韦昌辉。达开见事机不好，走到安徽，妻室儿女留在金陵，均被韦昌辉所杀。达开复由安徽回金陵。洪秀全即将韦昌辉杀了，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

（《石达开自述》）

七年，从安徽至江西、浙江、福建……九年，到湖南桂阳、祁阳等县……是年，回广西，走桂林、庆远，至宾州。因伙众三江、两湖人多，各有思归之念……将大队散回……想要隐居山林，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十一年，复聚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会同、泸溪、龙山至湖北来凤。达开久想占踞四川省。同治元年，由利川入川，到石砫、涪州，有二十多万人。后来沿途裹胁，人数更多。头队唐姓、杨姓，攻破长宁，不能深入。绕道贵州遵义、云南昭通，想从横江过河，令头队由屏山县入，令李复猷扎云南副官村，又令赖剥皮分股绕入宁远府，使官兵不能兼顾。约在米粮坝交界地方，与中旗会齐先进。达开因横江败后，率众绕至米粮坝，知前队与赖剥皮已由宁远大路前进。李复猷自副官村败退后，欲由贵州边界绕入川境。达开即率众渡金沙江，经宁远，恐大路有官兵拦阻，改走西边小路，只要抢过大渡河，即可安心前进。不料走至紫打地土司地方，探看上下河岸，皆有官兵。河水忽长，那些夷人三面时来抢掳。造船扎筏抢渡几次，均被北岸官兵击沉，伤了一万多人。后来食尽，死亡无数。达开……想救众人，俱令弃械投诚。达开率领黄再忠等三人，并儿子石定忠，过河到唐总兵营内。

（《石达开自述》）

壬戌（同治元年）春间，纷传发逆石达开，有率兵犯蜀之举。初，达开……只身潜出……拥众……屡犯江西、安徽，绕窜浙江、福建、广东边境，攻名城，戕大吏，有众数十万。围攻湖南宝庆，经大兵合剿，败遁广西……突由两湖直趋川境……及败入滇、黔，仍由宁远绕道内窜……其党李复猷、赖裕兴大股，窜陷湖北来凤县城，后分窜酉阳州界，经团练击退，遂陷湖北利川县城……派总兵唐友耕、暂革知府唐炯，率所部赴重庆一带陆路堵剿。并调副将朱桂秋率……水师炮船，驶往堵截江面。石逆前锋，果由利川入……不得渡，遂沿南岸上窜涪州……直扑州城……横窜南川，趋贵州桐梓，取道攻綦江……逆见筹备周密，乃绕边狂窜，所有叙、永、兴文、江安、长宁、高珙、庆符、筠连一带，均被骚动。径由叙南来犯……锐意渡金沙江……我军又已先期至……逆不得志，乃窜入滇，其伪宰李复猷一股，败窜入黔；中旗赖裕兴一股，败入会理州。中旗最剽悍，即由会理州纠合烟帮游匪三四万众，癸亥（同治二年）正月……出窜宁远……至大渡河，复为我军所扼……旁窜天全……由大邑、崇庆窜温江县，至崇宁各县，逼近省垣……兼程冲去，窜往三台丰谷井……提督周达武一军，截之于梓潼，追之于江油、平武等处。贼遂趋入汉中，不能回顾……三月二十五日……石逆果拥众三四万……犯大渡河……见大路有备，遂由小路，迳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打地而营，拟夜由松林小河偷渡。忽夜雨倾盆，大渡河水骤涨数丈，不能徒涉。逆众……急造木筏……拼命抢渡……我军墙排河岸……俟其半渡，以枪炮连环轰击，沉毙悍贼筏人净尽。贼于是折求王千户，以重金假道。王千户叱贼力战……宁越营都司庆吉，督夷扼险，绝贼马鞍山粮道……贼巢粮尽。副将谢国泰……督率士兵……从马鞍山后压下……而汉夷兵练，四面夹击……贼众坠崖落水……以万余计。石逆仅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又为夷兵所阻，辎重尽失……公……密授意于诸将弁……设法生擒……杨应刚等……遂立投诚免死大旗于洗马姑。二十七日，石逆果携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伪中丞黄再忠、伪恩丞相韦普成，并余党二千人，至洗马姑，低首乞降……诸将将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等五犯，羁縻在营……余党拨开，登时尽数杀戮……首逆解省……五月十一日……将达开等极刑处死。

（余鸿观《蜀燹述略》卷《骆文忠公传》）

已　东南之战局

江南大营既溃，向荣病殁。清以和春继之，仍率军进扎金陵城外。咸丰八年，太平军复分兵四出，攻安徽，取卢州，败清军于三河、六合。十年，李秀成破杭州，和春遣张玉良赴援。秀成乘虚回军奋击，陈玉成应之，玉良不及归，大营遂再溃，张国梁溺水死，和春自杀，天京围解。秀成乘胜取苏、常、松、嘉以裕饷，遂入杭州。玉成亦屡克皖、鄂名城，太平军复盛。

自六解京围之后……天王严诏下颁，令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苏，限我一月肃清回奏……三日，队到丹阳，张国梁兵屯丹邑……在丹阳大南门迎战，张军大败，死者万人，张帅死在丹邑南门河下……得丹阳之后，顺下常州……有苏州发来之众，并遇张玉良由杭郡回来之军，概屯常郡，大小四十余营……两家会战，张军又败，其营尽破，金陵和张大营已失……连攻数日，常郡自降……张玉良军屯无锡……我军下到无锡……两阵交锋，连战一日一夜……张军水旱大败，收克无锡城池……那时，和春自江南大营失利败军之后，下苏州，舟往浒墅关。听见副帅张国梁战死丹邑，和春……自缢而亡。我克无锡之次日，行营而下苏郡……有李文炳、何信义、周五等献城来降……张玉良见兵势如此，带本部人马……自行败退数百里……我即引兵入城，收其部众五六万人。

（《李秀成自述》）

（咸丰）十年三月……江南大营军溃。四月，苏州陷。

（《湘军志》五）

自湖北回来……顺下浙江。当即分队，李世贤攻打金华、汤溪等处。严州各城攻破之后，又议分兵……派李世贤打温、台、处州、宁波等处，我派兵去破绍兴各县。军到处所，俱是自降献城……先将浙江外之府县分军据净……浙省自孤……外府县概行收复，又未有救兵，四门被我坚困。外救独有张玉良一军，由候潮门水道而来……我军……见张玉良兵到，出兵拦扎，绝断杭城，内外不通。内外夹战未下，城内无粮……军民之心甚乱……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尚未攻其满城，专候诏下赦。一面与瑞将军和议云，愿放其全军回家，渠总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诏降下，准赦满人。渠亦不信，开枪打死我兵千百余人。然后攻其内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获者有之。后瑞将军及都统之死，当即差员在河下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

（《李秀成自述》）

自寇踞江宁，江南大营恒为浙轻重，倾浙财赋供饷，岁银几百万。湘军乏于资，则羡觊之。然浙江故无事于湘军，湘帅、浙抚每不相能。咸丰十年，罗遵殿自湖北来抚浙。寇犯安吉、长兴，始征湘军将萧翰庆等。未至，省城陷。驻防将军瑞昌保子城，江南军赴救者自外乘之，寇弃城走。顷之，大营溃散，苏、常破。援浙将张玉良自以新有功于浙，收溃军屯杭、嘉间。巡抚王有龄，综核善理财……初至杭州，则奏止湘军……十一年，杭州被围。穆宗新立，锐意定天下，诏国藩兼制浙江……时……杭州城独张玉良屯外，未敢战，寇稍逼之，玉良中飞炮死……诏左宗棠代有龄，命下城陷，有龄死之。

（《湘军志》七）

同治元年，清以曾国藩总督江、浙四省军事。国藩分遣李鸿章图苏，多隆阿图皖，左宗棠图浙，而使曾国荃进规金陵。四月，多隆阿下卢州。陈玉成走寿州，乞援于苗沛霖，沛霖诱执之，遂被害。玉成骁勇多智略，既死，楚、皖太平军遂不振。李秀成攻上海，李鸿章购英、法洋枪队御之，火器猛烈，秀成终不得入上海。自是苏、常诸役，清皆以洋枪队先驱，太平军始困。

曾九帅又困安省，英王陈玉成解救不能，又调黄文金回来助救皖省……英王之军在省，被九帅之深濠高垒困之……内守将叶芸莱、张朝爵心有惧意，英王心惊……选吴定彩带部军千余人入省，助叶、张守省。英王同刘玱林计保集贤关……被曾中堂发鲍超一军前来……将营寨扎好，又作长濠，每日攻打，营中又无火药、炮子、粮米……后被鲍军攻破，刘玱林、李四福俱是阵死，全军俱没……省城边菱湖，又被九帅挖塘堤，放炮船而入拦隔，偷信难通。那时英王陈玉成、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在外，九帅兵隔于内，城内无粮，后被九帅攻破。叶芸莱逼死于内，张朝爵坐舟逃生，吴定彩全军俱没……英王……见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转到卢城，尔言我语，各又一心。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繁意乱……坐守卢城……后多帅发兵来困……遂失卢郡，逃至寿春，被苗沛霖反心捉获，送解清营而亡。

（《李秀成自述》）

洋鬼领薛抚台之银，来攻青浦。该县守将……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带领人马，先救青浦……洋鬼出兵迎战……自辰至午，鬼军大败，杀死鬼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二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庄一百余口，得其舟支数百余条。当解青浦之困，顺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时有上海夷人来引外，又有汉兵内通，故往也。军到周家汇，隔上海十八里屯扎。离上海九里处所，扎有清朝营寨四个。那时我部将蔡元隆、郜永宽提队……与清将会战，他见军到，弃营不守。正当用力进兵，上海内又谨备恭迎接我。忽然明天暗雨……大风大雨……立脚不住。后未进兵，洋鬼及清兵恭迎，未见我到。薛抚台是夜悉知有通情，复即加银和于洋鬼，请得一二千鬼子守此城。清军通我未成，这班人马概被抚台杀之……后嘉兴告急到来，不得已，移军由松江、浦邑而回。

（《李秀成自述》）

咸丰十年六月十二日，传闻贼垂涎上海久，而不敢即往者，一畏夷鬼子，一畏刘妖。刘妖者，上海刘邑尊郇膏也……深得民心，防堵尤密，故贼畏之。申刻接城中信，知夷兵已调齐，由前苏州府吴带往青浦合剿……七月初二日，闻贼众由泗泾抢掠，赴七宝去。初三日，闻贼在七宝打仗，民团人少，不能支，贼至徐家汇一带杀掠。然上海防堵严密，可无虑。初四、五两日，闻贼为刘邑尊击败，焚烧城外市房，惟不敢至城北洋泾浜……初七日，闻伪忠王李秀成在上海，经夷炮击伤，踉跄而退。

（铁梅《小沧桑记》上）

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巡抚李鸿章到上海接薛巡抚之任，招集洋鬼，与我交兵。李巡抚有上海正关，税重钱多，故招鬼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仓、崑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正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调选精锐万人，亲领前去。此鬼兵攻城，其力甚足，其炮尤利害，百发百中，打坏我之城池，洋枪炮连响，一踊而入，是以我救不及……失此二城（嘉定、青浦），该鬼兵即到太仓攻打，外有清军助战……那时外有清兵万余众，鬼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泗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营一百余座，城城俱有鬼兵把守。我到太仓……两边立阵迎战，自辰至午，胜负未分，两家受伤千余士卒。次早……开兵大战，自辰至巳，力破鬼阵，当斩数百，追其下水死者千余。当破清营三十余座，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困其嘉定城中之鬼……上海来救之鬼，是由广东调来之鬼……由南翔而来。当即迎战……连战三日……两家伤二三千人。当即飞调听王陈炳文带万余众到……一战鬼兵大败，又斩千余……被我追杀大半，克复定城，派官把守……又将青浦鬼兵困稳。外又有松江洋鬼再调来救浦县，用火舟而来，我早架火炮等他……第一炮正中其舟，其火舟烧起，其救莫由。浦城鬼兵自行退去，自惊下水而亡数百余……收得青浦之后，顺攻泗泾之营十余个，下到松江以及太仓大小营寨一百三十余营，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营，亦已攻开。独松江一城，是鬼子所守。次日又有上海来救之鬼子，用舟装洋药、洋炮十余条而来。经我兵出队迎战，鬼败我胜，将其火药、洋炮、洋枪为我所有……将松江困紧。正当成功之时……天王差官到松江追我……将兵退回……回京……即饬我进兵北行……后雨花台又失……天王差官召我回京……那时我在苏州与洋鬼开仗，连战数日，胜负未分。然后亲引军由阊门到马塘桥，欲由外制，暂保省城。将兵屯扎马塘桥……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是我手下爱将……内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天将张大洲、汪花班，这班反臣不义……与慕王谭诏光……结怨至今。后果变心，将慕王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今年常州亦被李抚台打开，杀死合城官兵。常州破后，丹阳亦退。

（《李秀成自述》）

李鸿章（字少荃）……咸丰……三年……练乡勇……十一年……厘定营制饷章，悉法湘军，是为淮军之始。同治元年……曾国藩乃奏饬鸿章移师上海，超署江苏巡抚。初，苏松太道吴煦，榷江海关税，时以重资啖英、法诸酋，借其兵力为助。又令美国人华尔，募洋兵数千，益以中国应募者，名常胜军……鸿章至，悉隶焉……七月，诸军会拔青浦。伪慕王谭绍洸，自苏州纠众十数万……分扰法华镇以西，且及上海。鸿章飞调……各军……夹击，贼败走嘉定。九月，进攻嘉定，克之。谭绍洸乃纠苏杭贼，大股来犯……鸿章檄所部……身自督战……贼……复大溃……于是松沪解严……先是华尔援浙，战殁慈溪，代以其副白齐文。十一月，奉调赴江宁，渐怀异志，闭松江城索饷。鸿章与英提督议约十六条，黜白齐文，捕治之，易以英将戈登。裁定三千人，减其他费，束以纪律，常胜军始复为用……常熟守贼骆国忠、董正勤举城降，福山诸海口皆下……二年……三月，复太仓州城……四月，复崑山……六月，饬程学启、戈登进吴江，连破各隘，贼以城降。七月……鸿章分饬程学启、戈登规苏州，李鹤章、刘铭传规江阴，潘鼎新、刘秉璋规嘉善，以牵制贼势。而李秀成由苏州纠集伪纳王郜云官等，水陆十万，逼大桥角营。李鸿章驰军回击，贼稍却。九月，李秀成复由苏州、无锡、溧阳、宜兴，聚众八九万，泊运河口，自将悍贼踞金匮之后宅。诸将从望亭、后宅屯营互进，李鸿章亦立八营于大桥角，与之持……大破之……贼陷江南，以江宁、苏、杭为三大窟，而苏其脊膂，故李秀成百计援苏州。谭绍洸凶狡，誓死守，附城筑长城石垒，坚不可拔。程学启等顿军河东，累月不下。十月，鸿章莅苏视师，益趣攻。程学启缘南岸，戈登缘北岸，鸿章亲督骁健，出炸炮二十余，毁其长城石垒。郜云官等密款乞降，鸿章令斩李秀成、谭绍洸以献。李秀成夜遁，郜云官等刺杀谭绍洸，开齐门迎师。时降酋列名者，郜云官、伍贵文、汪均安、周文佳、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八人。其精锐犹逾十万，分屯阊、胥、盘、齐四门……程学启恐难制，白鸿章诛之……十一月，李鸿章等军克无锡，饬程学启、李朝斌……降嘉善……遂逼嘉兴城……克之。三年……郭松林等水陆各军合剿，克宜兴，并克溧阳，败金坛伪刘王、伪襄王之众，平其附城诸垒，贼势大蹙。时伪护王陈坤书踞常州……三月……鸿章乃至常州督军……镇江防军已克丹阳，提督鲍超克金坛，外援尽绝，陈坤书犹率悍党死拒……鸿章挥军登城……擒陈坤书。四月，复常州。

（《清史•列传》卷五七《李鸿章传》）

浙省金华、龙游等处，俱被左抚台全军制战，宁波府前是鬼子诱引而得。后清将用银惹动洋鬼心，攻我宁波。洋鬼炮火利害，百发百中，攻倒城墙。我官兵不能立脚，是以退守，余姚、嵊县陆续亦退。鬼子攻破宁郡，得赏银之后，又领银来打绍兴。攻此两处，鬼子得银甚多……自此之后，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左抚台全军发下，逼到富阳，与我军连敌数月，亦未攻下。然后仍请鬼兵由水路而来，用炮攻崩富阳城池。连战数十仗，鬼败。然后再调鬼兵多来，后再与战。左抚台亦队伍交争，是以富阳之失，绍兴之失，萧山之失，兵退到余杭……左抚台之兵亦到，两下交争，日日连战，我力据余杭，以坚杭州之防。那时鬼兵攻了富阳，得银之后，仍回宁郡。左抚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扎余杭，一扎九龙山，到凤山门、雷峰塔、西湖为止，连至余杭八十余里……其营百余座。我天朝之军，自西湖至余杭止，有营十余座，俱是以水为坚。两军并扎，困守而已……浙江城是听王陈炳文为帅，余杭是汪海洋为帅，浙江之稳数月者，则水利之坚。然后苏兵带鬼子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处失守。

（《李秀成自述》）

咸丰十一年……浙江全省地，唯湖州、衢州城为国有。而湖州孤居群寇中，旦夕不自保……曾国藩与（左）宗棠议，以保徽州，固饶、广为根本。奏以……三府防军悉隶宗棠，通吴越为一家，以保江西……同治元年正月癸卯，宗棠领见军九千人，自婺源攻开化，破……之……二月……攻遂安……寇弃城走……四月，宁绍台道张景渠自定海招海盗商船西渡，克镇海，进宁波，合英、法军攻城，民团至者过十万。遂克宁波列县，进余姚……五月甲辰，宗棠军进衢州……六月……克松阳。七月……复处州……余姚。八月……丁丑，上海军克慈溪，英人华尔中炮死。闰八月……克奉化……十一月，严州寇攻西山。庚申，王女（江山船总）……报……言，寇……明夜袭西山，城空可破，请具舟济师……（魏）喻义选千人自将以往……壬午，复严州。……二年正月……复诸暨……绍兴。龙游官军水陆并进，收桐庐，杭州寇震惧，悉力拒富阳……五月，诏授宗棠总督，仍兼浙江巡抚……八月庚辰，水陆大举攻富阳，夺城北鸡笼山，发炮攻城，寇弃城走……始合军攻杭州，蒋益沣在城北屯留下，高连升在城南屯六和塔，康国器、魏喻义等攻余杭。杭州寇筑垒连四十里，西通余杭……三年二月甲午，蒋益沣攻杭州，陈兵五门，别遣军攻城北长街。城寇出援，大战自日中至暮，多所杀伤……其夜，寇启北门走。乙未，省城复，余杭寇亦东走……三月壬寅，宗棠移驻省城。

（《湘军志》七）

庚　天京之陷落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荃逼江宁，驻军雨花台，洪秀全急召苏、浙太平军回援。八月，李秀成率军六十万自苏至，围曾军数匝。九月，李世贤亦自浙至，相持四十六日，皆殊死战。然围卒不解。其后苏、浙为清军所得，天京粮尽，势益蹙。三年六月，城陷，秀全先已仰药死，秀成被执，亦遇害。秀全子洪天贵走广德，辗转入南昌被执，死。李世贤、汪海洋入闽，左宗棠、鲍超蹑之，入粤而灭。太平军自道光三十年起兵，凡十五年，纵横十七省，至是而亡。

计开天朝之失误有十：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归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四、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

五、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六、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相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

七、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误。

八、误主不问政事。

九、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十、误国不用贤才。

十一、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李秀成自述》）

十二年……将松江困紧。正当成功之时，曾帅之军已由上而下，破我芜湖、巢县、无为、连漕、东西梁山、太平关一带。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势，直至金陵，逼近京都……天王一日三道差官捧诏，到松江追我……不得已，将松江兵退回苏州……八月中旬，由苏省动身过溧阳……向秣陵关而来雨花台。一由板桥、善桥而来，围攻九帅营寨，困攻四十余日，连攻未下。九帅节节严营，濠深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是甲兵之利，营规分明，是以连攻数十日，未能成效……我主严责革爵……饬我进兵北行……转到天长等处，正逢九帅破我雨花台……京内惊慌，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因阖城男女之留，不能他去……此时九洑洲又被水没，官兵无栖身之所……正逢杨帅、彭帅水军前来攻打，下关又被水师攻下……九洑洲因而退守……大势情由启奏主：“……曾帅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之道……得尔江东桥，绝尔西门不能出入，得尔七桥瓮。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严屯重兵，粮道已绝……若不依臣所奏，让城别走，灭绝定矣。”奏完，天王严责……自此之后，京事日变不同。城外九帅之兵日日逼紧，城内格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靠……五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见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后天王长子洪福，与登基以安合朝人心……至六月十五日……知九帅立破我城，即抽点先锋连夜出城攻九帅寨，攻打未成……是日午时之后，曾帅用火药攻倒京城……全军入城。我军不能为敌……我由太平门败转，直到朝门，带幼主一人……上清凉山躲避……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下分离……走到天明，逃上荒山暂避……被两个奸民查获，解送前来。

（《李秀成自述》）

壬申，曾国荃克宣城。癸酉，合水军克金柱关。甲戌，收芜湖。五月甲申，进屯雨花台。自向荣、和春以兵七万屯守八年，卒溃退。国荃军合水军不满二万，国藩以为孤县无益，未可进。国荃议曰：“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若舍金陵，别攻宁国、广德，或取颍、寿，则将士见谓置于闲地浪战而意怠，虽鲍、张亦益厌攻战，将去公而归耳。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军势虽危，顾不可求万全。”国藩许之。会左宗棠亦言，宜薄城围攻之，势乃定……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伤死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相震骇……十月，寇解去……国藩日夜忧危，以进攻江宁为非计，乃自行围视焉。二年二月，国藩还安庆，以曾国荃围坚定，水陆辑睦，始罢退军之议……四月，刘连捷、萧庆衍等……和曾国荃攻破江宁城南西寇垒九……十一月……曾国荃益募新军增围师，围城官军遂至五万人……三年正月……戊午，曾国荃攻钟山寇屯，克之……移军屯守，更增筑垒。屯军五六千遏北道，余玄武湖，阻水为围，城寇粮运绝矣……二月……江宁寇频驱老弱女口出城以节食，更于城中种麦刈草为粮……四月……又诏李鸿章移师，合攻江宁……五月……江宁围军以城破可计日，而李鸿章当来会师，耻借力鸿章。鸿章亦让功，托言盛暑不利火器，延不至。朝命促会师数急，曾国荃忧愤，日约将士穴地隧城，期必破……六月甲申，地道成。乙酉日午，地道火发，城崩二十余丈……朱洪章等乘城缺登……朱南桂、罗逢元等，皆梯而登。寇散走……洪秀全已前一月死，其子洪福年十八九，余寇挟之走广德。

（《湘军志》五）

曾国荃……同治元年……三月，率师东下，败贼巢县望城冈，进拔桐城闸、雍家镇诸隘。遂复巢县、含山。旋下和州，克裕溪口，率轻兵袭取西梁山，扫平北岸贼垒……四月，会兵部侍郎彭玉麟水师进逼金柱关，贼被水军牵制，国荃乘间潜师，径薄太平，夺门入，立复其城。又引军攻克金柱关伪城，平毁三汊河上驷渡数十垒……五月，复秣陵关……进夺大胜关、三汊河两垒……拔头关。水师进扼江宁护城河口，国荃倚之，遂逼江宁，驻营雨花台。贼连日猛扑，皆击却之。六月，援贼至，又败之……八月，大江南岸疾疫盛行，营中病者逾万。闰八月，伪忠王李秀成自苏州率众六十万来援，纠合城贼，日夜攻扑大营，不少休。并分党踞洲上，截我粮路。国荃乘夜于洲上急修十数垒，分兵驻之。并令补用道刘连捷，遣死士缒墙出，击殪贼数十。贼复争湖桥营卡，国荃移水师于藕塘，筑营堤上守之，运道乃固。贼攻大营六昼夜，道员彭毓橘等乘其乏，破贼四垒。贼乃悉向东路，负片板蛇行，束草填濠，前者拽尸，后者更进。国荃督军策应，炮伤颊，犹力战，贼始败退。九月，伪侍王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万继至，环攻炮台益急，国荃力破之。时弁勇相继伤亡，乃令各营增筑墙濠以自固。贼用箱箧实土于中，排砌濠边，上防炮子，下凿地道。国荃……袭破潜挖地道之垒，贼始不得逞。会芜湖守将王可升率两营继至，国荃因整劲队，分道并出……大营围解。二年……四月……时江苏巡抚李鸿章方进规苏州，国荃度忠逆不回援苏巢，即窜犯扬州里下河。计莫如急争金陵老巢，攻其所必救，使城下之贼不暇远趋苏郡，而北岸之贼亦不敢专注扬州。乃激励各军，督攻雨花台伪城，及聚宝门外三面石垒，克之……五月，国荃遣水师攻克下关、草鞋峡、燕子矶等隘。明日，攻九洑洲。贼殊死守，各营负创角战，至日晡扑入，尽歼之。寻破长干桥、印子山诸垒。以上方桥为贼粮道，令提督萧庆衍、萧孚泗等攻下之。八月，克江东桥、上方门、高桥门等处石垒。又克城东七桥瓮及紫金山西南之博望镇、中和桥、秣陵关各贼巢。十月，拔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镇等隘，毁二十余垒。三年正月，围攻钟山，破天保伪城，城围始合……五月，进攻龙膊子山地保伪城，克之。时朝阳、神策等门，地道久无成，国荃以将士疲敝，恐生他变。六月，益誓师督战，令提督李臣典从贼炮极密处重开地道，而别军力攻太平门、龙膊子一带。及火发，轰塌城垣，李臣典先登，彭毓橘、萧孚泗等继之。贼以火药倾盆烧官军，无一退者。斃贼十余万，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三千余名。伪忠王李秀成、伪王兄洪仁达被擒伏诛，江宁克复。

（《清史•列传》卷五九《曾国荃传》）

我广东人，自少名洪天贵。数年前，老天王叫我加个福字，就名洪天贵福。登极后，玉玺于名字下横刻真主二字，致外人叫洪福瑱，现年十六岁……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众臣子扶我登极……以后，我就叫幼天王……六月初六日五更，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塌，拥进城内……我便一直跑往忠王府去了。忠王带我走了几门，都冲不出来。到初更时候，乃假装官兵从缺口出来。才出来千多人，到广德州，只剩数百人。就约堵王等分路来江西，寻康王、侍王。沿途节节打仗，不计其数……到杨家牌……三更时候，四面围住，把我们都打散了……独自一人，躲入山里……下山到了唐姓人家……他那里有人剃头，我就顺便也剃了。住了四日，唐姓人叫我回家……走到石城地界，就被他们把我带到营中。

（《洪福瑱自述》）

同治三年……六月，江宁平……伪堵王黄文金拥众十万，踞湖州……七月，会浙军袭湖州，刘铭传亦克广德州，追斃逆首黄文金，江浙肃清……四年正月，饬郭松林、杨鼎彝率军航海赴闽，从闽浙总督左宗棠军，叠克漳州、漳浦等城。

（《清史•列传》卷五七《李鸿章传》）

（同治）三年二月……群贼聚湖州……六月，曾国荃克江宁，洪秀全子福瑱奔湖州。俄复溃走，磔于南昌。七月，克湖州，尽定浙地……余贼散走徽宁、江西、广东，折入汀州，福建大震。乃奏请之总督任，以（蒋）益沣护巡抚，增调（王）德榜军至闽。四年三月，江苏军郭松林来会师，贼弃漳州，出大埔。五月，进攻永定，（李）世贤、（汪）海洋既屡败，伤精锐过半，归诚者三万。（左）宗棠进屯漳州，蹑贼武平，于是贼窜广东之镇平，而福建亦定。乃檄康国器、开镇平两军入粤，王开琳一军入赣防江西，刘典军趋南安防湖南，留高连升、黄少春军武平，伺贼进退。六月，贼大举犯武平，力战却之。世贤投海洋，为所戕，贼党益猜贰。诏以宗棠节制三省诸军。十月，贼陷嘉应。宗棠移屯和平、琯溪。德榜虑帅屯孤悬，自请当中路。刘典闻德榜军趋前，亦引军疾进，猝遇贼，败。贼追典，掠德榜屯而过。枪环击之，辄反走，是夜降者逾四万，言海洋中炮死矣，士气愈奋。时鲍超军亦至，贼出拒，又大败之，合闽、浙、江、粤军围嘉应。十二月，贼开城遁，扼诸屯不得走，跪乞免者六万余，俘斩贼将七百三十四……五年正月，凯旋。

（《清史稿•列传》一九九《左宗棠传》）

2.制度

甲　官制

伪官分朝内、军中、杂职为三途。伪朝内自王侯以下……有掌朝、掌率、尚书、仆射、承宣、侍卫、左史、右史、疏附等伪名。其贼军中则有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伪名。其杂职司贼之食用者，一事一官，皆曰“典”，有典粮、典油盐诸名。又有称“衙”者，如宣诏、拯危、药材、买办、宰夫诸伪官，皆曰“衙”。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三）

伪官品级……伪王最尊，次伪侯，次伪丞相，次伪检点，次伪指挥，次伪将军，此伪朝内官品次之大略也。军中总制最尊，次监军，次军帅，次师帅，次旅帅，最下为卒长、两司马，此伪军中官品级之大略也。侍卫典事注：以职司某官，意皆伪朝杂职。而伪禁城内官，则较外官为尊；伪东王府属，亦视各伪王府属为尊；其外出任事，亦同正职。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品级铨选》）

贼素有女军，皆伪王亲属……生长洞穴，赤足裹头，攀援岩谷，勇健过于男子……所掳妇女，皆以军法部署，置总制诸官以统之。自湖北掳得妇女，无虑十数万，美者皆收入伪宫……其善女红者，分入绣锦营，置指挥以下官领之。余悉迫令解足任荷砖门沟、浚濠运土诸役，俱立官以督工……贼严男女之禁，虽夫妇同止宿，亦治以极刑。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女官》）

其制大抵分朝内、军中、守土三途。朝内官如掌朝门、左右史之类，名目繁多……军中官为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凡攻城略地，尝以国宗或丞相领军；而练士卒、分队伍、屯营、结垒、接阵、进师，皆责成军帅，由监军总制，上达于领兵大帅，以取决焉。其大小相制……甚得驭众之道。守土官为郡总制、州县监军、乡军帅、乡师帅、乡旅帅、乡卒长、乡两司马。凡地方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民事之重，皆得决之。自都金陵，分兵攻克府、厅、州、县，遂即其地分军，立军帅以下各官，而统于监军，镇以总制。监军总制受命于伪朝，自军帅至两司马为乡官……以其乡人为之……军帅兼程军民之政，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以次相承，皆如军制。

（《清史稿•列传》二六二《洪秀全传》）

官制表

乙　兵制

一军——军帅一人，师帅五人，旅帅二十五人，卒长一百二十五人，两司马五百人。刚强、敢敢，雄猛、果毅、威武诸伍长，各五百人，共伍长二千五百人。冲锋、破敌、制胜、奏捷诸伍卒，各二千五百人，共伍卒一万人。合伍长、五卒，一万二千五百人。自军帅至两司马，共六百五十六人，合计一军，伪官、伍长、伍卒，总共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制上》）

贼匪——每军十二典：曰圣库金、帛，曰圣粮稻、麦，曰油盐，曰旗帜，曰铳炮，曰铅码，曰硝磺，曰竹木，曰铁，曰药材，曰买卖，曰医。

（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

伪总制每军一人，分炎、水、木、金、土……更分一、二、三、四，以次相承，至于土十九总制，应有总制九十五人。自监军以下，悉受节制……平时辖军，帅独任，至出师，乃以监军统之。其丞相、检点、指挥，以伪命出，则并辖数军，总制以下，皆听约束。行文系衔，则僭署钦差大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军中官》）

每军编制表

贼初无舟楫，故无水营。自益阳至武汉，掳民船三十余只，船户唐正财，为指搭浮桥于汉江，杨逆嘉其能，始立水营。以唐正财为指挥，总统水营船务，逮至江南，掳船愈多……乃升唐正财为殿前丞相，即以被掳船户水手为水兵，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军，旋增至九军。每军以军帅领之，其下所属师帅至两司马，亦如旱营之制……别立水营统制、将军、监军统之。此九军均归唐正财调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伪军制下•水营》）

贼攻城，专以挖地道为得计，于道州、郴、桂等处，尽掳挖煤山人数千，另立土营。初，仅指挥一人，将军分一、二、正、副四人，后又封指挥至三十余人，将军六百余人，其统制、监军、军帅至两司马俱备。至江宁，封土营师帅至七百六十二人，其实所辖，并无一万三千一百之数。因穴地有功，故悉封师帅之职，非皆统五百人也。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制上•土营》）

水营、土营而外，又有木营，其卒皆木工；金匠营，其卒皆金银匠；织营，其卒皆织机匠；金靴营，其卒皆金靴鞋匠；绣锦营，其卒皆男绣匠；镌刻营，其卒皆刻字匠。各营以指挥统之，其总制至两司马，亦如土营、水营之制。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制上•附诸匠营》）

贼于各乡，编置乡官，以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军，并颁给所刻伪军册，胁令填注，胁令详造家册呈送。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四《伪军制上》）

其阵法有四：曰牵阵法……每两司马执一旗，后随二十五人。百人则间卒长一旗，五百人则间旅帅一旗，二千五百人则间师帅一旗，一万二千五百人则间军帅一旗。军帅、监军、总制，乘舆马随行。一军尽，一军续进。宽路则令双行，狭路单行……一遇敌军，首尾蟠屈钩连，顷刻岔集；败则闻敲金方退，仍牵线以行，不得斜奔旁逸。曰螃蟹阵，乃三队平列阵也，中一阵人数少，两翼人数多。其法视敌军分几队，即变阵以应之……其大阵包小阵法，或先以小队尝敌，后出大阵包之；或诈败诱敌追，伏兵四起以包敌军……曰百鸟阵，此阵用之平原旷野，以二十五人为一小队，分百数十小队，散布如星，使敌军惊疑，不知其数之多寡。敌军气馁，即合而攻之。曰伏地阵，敌兵追北，至山穷水阻之地，忽一旗偃，千旗齐偃，瞬息千里，皆伏地不见。敌军见前寂无一卒，诧异徘徊。贼伏半时，忽一旗立，千旗齐立，急趋扑敌，往往转败为胜。

（《清史稿•列传》二六二《洪秀全传》）

其营垒，或夹江夹河，浮筏阻山，据村市及包敌营为营，动合古法。每数营，必立一望楼瞭敌。

（《清史稿•例传》二六二《洪秀全传》）

嗣见贼守城法，于各城外皆为营垒，垒以土垣，不甚高厚，留穿以置铳炮。中为更楼一，高三层或四层，楼上四面空敞以瞭望，夜以支更。其下为房，以居人。垒内为濠一，外为濠三四道环之，多则有七八道者。濠深八尺，广六尺、八尺不等，中密钉竹笺。濠相间约丈，上置虎刺荆棘、巨木，槎枒周密，环佈垒门，门皆曲向，濠上往来以吊桥。此濠外又为一大濠环城。城上间二丈一更房支更，更人每房五人直一更柝，不许少歇。城内环城亦为濠，并上城坡亦濠之，坡上置木栅，闭城上人不许下。每门设城守、巡守二人，士卒不许脱衣而寝。夜不点灯火，不闭门，夜不许人行。日落时，寂如长夜，惟贼之听令者、巡查者行焉。城门砌狭，城阙内置炮二座。城上女墙以筐盛石置之，备抛掷。城内各街皆置更楼，街有他馆，馆又各一更楼，而北极阁、覆舟山一带尤众，故全城内外在目如绘。一闻战则更楼吹角，各馆人持械疾赴韦昌辉处听指挥，少延则斩，然后知我军守城真儿戏也。

（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一）

丙　律

伪律凡六十二条，点天灯、五马分尸各三，余皆斩。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三）

贼中所刻伪天条书，为营规，皆粤西旧例……俘获伪奏章稿内，有增议太平刑律多条。又伪燕王秦日纲所出告示，亦载应斩罪多款，谓之律。则群贼遵奉，又统谓之天令。夫令所以驭军，律所以制民而兼制军者也。贼中百姓，皆籍为兵……概称条禁为令也亦宜。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伪律》）

定营规式……一要恪遵天令，二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三要练好心肠，不得吹烟饮酒，公正和傩。毋得包弊循情，顺下逆上。四要同心合力，各遵有司约束。不得隐藏兵数，及匿金银器饰。五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六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七要无干不得过营越军，荒误公事。八要学习为官称呼，问答礼制。九要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十要不许谎言国法王章，讹传军机将令……行营规式……一令各内外将兵，凡自十五岁以外，各要佩带军装粮食，及碗锅油盐，不得有枪无杆。二令内外强健将兵，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三令内外官兵，各回避道旁，呼万岁、万福、千岁。不得杂入御舆、官妃马轿中间。四令号角喧传，急赶前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五令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及搜抄药材铺户，并府、州、县有司衙门。六令不许乱捉卖茶水、卖粥饭外小为挑夫，及瞒昧吞骗军中兄弟行李。七令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煷困睡，躭走行程。务宜前后联络，不得脱走。八令不得焚毁民房，及出恭在路井房舍。九令不得枉杀老弱无力挑夫。十令各遵主将有司号令分拨，毋得任性自便，推前越后。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五《伪军制下•营规》）

丁　舆服

凡伪王皆黄缎轿，绣云龙。侯、丞相、检点、指挥皆红缎轿，绣彩龙云凤，以龙凤之多寡分尊卑。将军、总制、监军皆绿轿，军帅、师帅、旅帅皆蓝轿，百长、两司马皆黑轿，亦定有绣虎、绣鹿之制，然未曾用。伪天王舁夫六十四人，伪东王舁夫四十八人，以次递减，至两司马舁夫八人而止。洪逆从未出行，惟杨逆每出行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其次则铜钲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数尺黄旗，墨书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对，虽白昼亦用之。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杨贼乘坐，或前或后，盖仿古副车之义，而恐人之伺己也。轿后黄纛十余杆，骑马执大刀者数十人。更用鼓吹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亦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皆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多用伪官，皆著伪公服……伪北王以下，虽乘黄红轿，一切仪卫，较之杨贼，不逮十分之一。其余丞相、检点等官，无非铜钲两对，黄盖一二柄而已。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服饰》）

伪衣冠也，僭尚黄，交衽宽袂。伪天王及诸伪王冠缀黄缎八片为额，绣云龙，饰珠玉，号八宝冠。袍靴皆黄绣。伪勋爵冠袍同。伪王红靴。伪检点、伪指挥黄冠绣麟，袍靴同伪勋爵。伪将军、伪总制黄冠绣狮，伪监军、伪军帅黄冠绣虎，袍靴同伪检点伪师帅、伪旅帅红冠绣彪，伪司马绣鹤，皆蓝袍黑靴。凡裹首之巾，通用黄，未授伪职者用红。夏冠以竹角为之，杂饰鸟兽花卉。自伪王以下，冠额皆表绣衔小牌、风兜，洪逆僭用黄，伪王以下皆用红缘黄。伪王伪勋爵，缘三寸余，以次减杀。伪女官杂施采绣。……伪旗帜也，洪逆及伪王僭用黄，杨逆缘绿，冯逆缘紫，萧逆缘白，韦逆缘黑，石逆缘蓝。洪逆方一丈，以下递杀五寸。伪官皆杂色尖旗，或有缘，或无缘。

（李滨《中兴别记》卷一 )

长发老贼，用五彩丝绒编成条子，若续命缕然，紧扎发根后，将发挽髻，以所余之绦盘于髻上。伪制将军以下，不得用五彩，只用红绿丝绳编挽。其无职群贼，短发者打红辫线，发长过尺，或挽髻，贯以妇女银簪，并有扎网巾及披发者。打仗必穿号衣，戴竹盔，着平头薄底红鞋。老贼与有官者，穿红黄小袄，着黄鞋，而不着号衣……伪官老贼穿红黄衫，其余除白色不穿外，就原衣杂色，或为短衫，或为坎肩。其衫裤尤尚黑色，幼童或有穿红蓝裤者。掳来书写人，统称先生，准穿长衫，着鞋袜，小馆扎黑绸包巾，大馆扎黄包巾，无腰牌号褂。贼中禁令，虽极热，夜卧不准光身，白昼不得裸上体，犯则枷打。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六《服饰》 )

戊　历法

伪历……其书无凶吉宜忌，以二十八宿值配之而定。岁有闰日，无闰月。进历伪表云：“当今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阙。某等造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单月三十日，双月三十一日。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俱十六日，余俱十五日。乃是天父上主皇帝遣我主降凡旨意也。从前历书，尽行删除。年月日时，皆天父排定，年年吉良，月月吉良，日日时时亦皆吉良，何用选择。”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二 )

己　礼法

其教以星、昴、房、虚四宿礼拜。先一日，伪帅遣人负礼拜旗一面，鸣钲于市，大呼“明日礼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各馆即于是夕三更交子时后，点灯三盏，供茶三杯，肴三盛，饭三盂，鸣锣集众，坐一堂。贼目及充先生者，即坐于正中所设数座上，群贼两旁杂坐，齐诵赞美毕。充先生者，缮成黄表奏章……跪地朗诵。群贼长跪读讫焚化，则以所供肴馔共享。此七日礼拜之仪也。每日朝饔夕飧，亦必鸣钲齐集……自贼目以下，亦环坐而读赞美毕，充先生者，伏地默读奏章，谓之默咒。群贼俱跪读讫，始杂坐饮食……以上所叙，犹卑小伪官馆中所为。若首逆洪贼，且于天门外，造一台，为生日令节敬天之所。伪宫内，亦设礼拜坛场，铺张侈丽，莫可殚述。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礼拜》 )

伪天条十事，背者诛无赦……其说不许拜邪神，不准杀人害人。教人孝顺父母，不许奸淫，不许窃抢。凡欺诈有禁，起贪心有禁，耳目口鼻俱有箴。男女有别，夫妇无同宿，不许私相往来，通闻问。胁从人众，令朝夕诵读赞美。乡愚多不识字，遂责识字者口诵之，故每馆必有通文墨呼为先生者。贼所踞之地，必鸣金集众，筑坛场，张灯彩鼓吹，推老贼一人，升座论说天条，名曰讲道理。实皆有所为也。凡掳众搜粮必讲，仓猝行军必讲，选色征财必讲，驱丁壮为极苦之役必讲。究其所述，则谓天父莫大功德，天王、东王操心劳力，安养世人，功德巍巍，理应娱其心志，畅其体肤，必遵其号令而已。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二 )

贼伪造新旧圣书，其旧者摭拾《约翰福音》诸书。所谓新圣书者，皆贼颁伪诏，共冯云山臆造而成，有《太平军目》、《太平礼制》、《太平条规》。又有书曰《三字经》、《幼学诗》，尤俚俗不可入目，倡乱诸贼所同造也。其余诸箴、诸论、诸门联，则被胁士子不得已而为之。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二 )

庚　田赋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尚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为尚中田，可出一千斤者为尚下田;可出九百斤者为中尚田，可出八百斤者为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为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为下尚田，可出五百斤者为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少则分寡……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

（《天朝田亩制度》）

辛　赋税

贼之所至，先贴伪示，令人资送。首重米谷，次则银钱珍宝，名曰进贡。给以字条，名曰贡单，云贴于门首，则贼不敢扰。人趋送，贴单门首为护符……更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每至一处……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豫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三）

每村镇各举数耆老，设一公所。贼至……输纳钱数百千，粮数百石，求免穷搜。贼去，则按田亩而摊之，此科派之始也……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责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无上下忙卯限诸章程，催粮之贼，不绝于道……如行军所需各物，皆悉取给于乡官。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科派》）

自武昌至江宁，向设四关……抽税无一切章程则例。其报船料也，以船长一丈，抽税千钱。所载之货，分粗货、细货，粗货船长一丈，抽税钱二千，细货倍之。大率以盐、布、棉花、煤、米为粗货，丝、绸、苏货为细货。抽税之后。给伪船票一张……可免虏劫。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关榷交易》）

壬科举

贼首每庆生辰，先数日逼令各馆先生胁从士子，投名进贡院考试，约仿科举仪。所试非策非文，出题以所刊诸妖妄书，如杨秀清试，首题云“四海之内皆东王说”，次题云“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论”。试毕，于诞期传胪，取鼎甲三人，翰林十余人，进士百余人。即冠以龙凤冠，锦袍游街。东、北、翼亦然，然第壮观瞻而已，未闻授以职事。

（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卷二）

甲寅天试，元甲三名，为吴容宽、江祖槐、夏庆保。其试以各渠贼生日为期：石达开二月生，试期以初一日为翼试；韦昌辉六月生，试期以二十日为北试；杨秀清八月生，试期以初十日为东试；洪秀全十二月生，试期改于十月初一日为天试，以其子乃十月生也。一年凡四试。又甲寅年九月二十日天试，元甲三卷，次甲六卷，三甲十卷，则其试亦无常期，并不循例矣。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科目》）

乡试中者无定额，亦不论门第，取中即为举人……赴伪守土官署报名，给以行资，具舟车，送入江宁应伪会试……甲寅年，凡试二省，安徽乡试掌考官，为伪天试状元武立勋，无副；湖北乡试正掌考官，为伪翼试状元杨启福，副掌考官为翼试榜眼张友勋。其试文亦如八股，诗则试帖，惟题目皆出伪书，不本四书、五经及子史、文集。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科目》）

甲寅……开武科，以四月初一日为乡试……取中谷光辉等一百四十七名为武举。十五日，韦贼赴教场校阅，谓之会试……取中刘元合等二百三十余名为武进士……五月初一日，杨贼复试于教场。遂奏请洪逆，以刘元合为状元，职同指挥；谷光辉、周得三为榜眼探花，职同将军；余二百余人，皆职同总制。次日，伪朝门设宴，谓之会武宴。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伪科目》）

改秀才为秀士……改补廪为俊士……改拔贡为杰士……改举人为博士……庚申十一月……改为约士……改进士为达士。改翰林为国士……至武秀才等，则改称英士、猛士、壮士、威士。

（《钦定士阶条例》）

二月初三日，考乡文学一场，其首一名曰信士。二月十二日，考乡武学一场，其首一名曰艺士，由军帅典试。文武均取首一名，军帅给以信士、艺士执照，其余评定甲乙，亦概行录送，达之县监军。每年三月，举行县试，县监军先期出示，于三月初三日，考县文学一场；初六日，覆试一场，其首二名曰秀士。三月十三日，考县武学一场；十六日，覆试一场，其首二名曰英士，由县监军典试……每年钦遣各郡提学，考俊士则两文一诗，考毅士则马箭三枝，步箭五枝，及弓刀石技勇……每逢子午荣酉年，由京遣放提考，每省正副各一员，提考先期行文，于七月初七考约士，三文一诗；初九日，覆试，一策、一论、一诗，由提考出题。于七月十七日考猛士，马箭三枝，步箭五枝，十九日覆试，步箭五枝及弓刀石技勇，并默写《武略》一节。由提考校阅，取定约士、猛士若干名，提考给以执照。

（《钦定士阶条例》）

元甲，状元、榜眼、探花；二甲，国士、威士；三甲，达士、壮士……元甲职同指挥。二甲首名传胪，职同将军；国士、威士，职同总制。三甲首名会元，职同监军；达士、壮士，职同军帅省试。约士、猛士及各郡提学拔取之杰士，均职同师帅。至提学每年所取之俊士、毅土，俱职同旅帅。郡试贤士、能土，职同卒长。县试秀士、英士，职同两司马。乡试信士、艺士，职同伍长。俱免差役……文武士子品级相等。

（《钦定士阶条例》）

长毛禁人用之字而以他字代者，如亥（开）丑（好）卯（荣）龙（隆）国（国）王（黄）威（巍）祐（佑右）德（得）高（交）曾（永）爷（叶）火（伙）华（花）上（尚享）正（政）全（泉）清（菁靖）朝（潮）贵（桂）秀（绣）山（珊）云（芸）辉（晖）昌（菖玱）达（闼）皇（黄）日（旦）月（期）荣（容）天（添）灶（造）稣（酥）圣（盛）亚（邪）耶（ ）帝（第）老（考）洪（鸿红）仙（先）开（来）。其在地支及姓则不避。又庙社、寺院、庵观、主、社稷字，皆不准用；仙龙、酒烛、卜筮、神（辰）魂（ ）、基督，亦不准用。谓杨萧二贼曰金谕，韦冯二贼曰宝谕，石贼曰贵谕。又以十二月初十日（癸酉年）为洪贼生日，八月十九日为其妻赖氏生日，十月初九日为其子生日，（乙丑年）八月十七日为杨贼生日，七月十一日为韦贼生日，皆试士云。试士之题皆自撰，亦时文试帖体裁也。

（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

3.四方之响应

四方响应者，山东有民团及所谓“教”，其他零星相继起兵者不绝。而以捻、苗、回军，先后几二十年，其势甚强，为时甚久。次则四川蓝、李，与太平军皆有直接、间接之关系。兹分述之如下。

甲　捻军

安徽颍、毫、寿，河南南、汝、光，为捻众荟萃之地，以光、颍交界之区曰三河尖为最多。捻者聚也，每聚有首，称为响者。旗分五色，以为标志，亦称红胡子。有不合，则遣使约期斗。期前，互耀武于敌捻之门。至期列队，调人长跪为解，两捻首亦跪以答，和则相揖而罢，否则鸣鸟枪遂斗。斗已自归，例不报官。道光末，势益盛。咸丰二年，遂入海州、鹿邑等地。三年，据雉河集，以张乐行（清官书改为张落刑）为首。时周天爵为漕运总督，守临淮关；天爵卒，袁甲三代之。豫、皖间东西二千里，捻军往来倏忽，北及大名，清廷为之戒严，由是始议抚。八年，捻首李兆受投清，乐行势稍衰。旋与太平军合，纵横河南、山东间，屡败清军。僧格林沁督师四省，驰逐不稍息。会苗沛霖诱执陈玉成，太平军势日蹙，乐行失援。同治二年，僧格林沁破雉河集，乐行走宿州，为知州英翰诱获。从子张宗禹（清官书改称张总愚）领其众，攻略陕、豫间。会太平天国亡，大将赖文光等皆来附，苗沛霖亦聚众数万，以寿州应。僧格林沁督陈国瑞破之，沛霖为其下尝为陈玉成亲兵者所杀。沛霖诸生，以团练起家，其势埒于捻军，与之结合，纵横亳、寿间，始终不出省境。善于观望，既受太平封王，复为清川北道，然不冠服，令其下称先生。喜为文，恒数千言，张于寨门。三年六月，赖文光走湖北麻城，僧格林沁追之，至襄、樊，转战千里。张宗禹率河南捻军来会，僧军屡败，宿将多死。四年，捻军由临颍、郾城南走汝宁，折而北，抵确山，入睢州，渡运河以达曲阜。僧军竭蹶追蹑，及曹州，捻军大至，聚而歼之。僧格林沁战死，清廷大震，以曾国藩任捻事，创守黄防运之策，画地分守，凭河筑墙，以遏捻军。于是捻军分为二，东捻以任化邦（一作任怀邦，清官书称为任柱）、赖文光（清官书称为赖汶洸）为首，率军入皖；西捻以张宗禹为首，率军入陕。

捻之为寇，盖始于山东。游民相聚，有拜幅，有拜捻，盖始于康熙时。其后捻日益多，淮、徐之间，因以一聚为一捻……咸丰二年，李僡巡抚山东，兰山幅盗拒杀把总，其魁党在徐、邳、峄、费间。其时山东捻掠海州，安徽捻犯鹿邑、宁陵，而丰、沛、曹、单亦骚然。三年，安徽、江南省城陷，宿、蒙、亳、寿捻益滋扰。周天爵驻徐、宿，镇群捻。天爵卒，袁甲三代之。甲三得罪去，以提督武隆额将兵屯亳州，总江苏、河南、安徽三省战事。而捻首张乐行、李兆受，亦稍稍有名。张乐行者，以雉河集为老巢，分五旗，驰突徐、宿、曹、归，英桂不能制，仍以袁甲三佐之。捻与洪寇相结，胜保与甲三会师正阳，始议招抚李兆受、苗沛霖，以减捻患。八年，胜保援临淮，苗沛霖始用事。甲三进宿州，李兆受归诚，淮南北皆解严。九年，捻出归德，自兰仪渡河，犯定陶、东明，后还颍州。于时诸将帅，皆以回巢为幸。腾章告捷，以内地为盗贼巢自此始，直省皆引例焉。十年，捻陷清江，河督庚长遁，捻饱掠。复走至海防，事罢。乃命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督军讨捻，纵横河、济间，攻之辄败，副都统伊兴额战死。纵掠二十余县，西自南阳，南自汝宁，东界淮南，莫能定所向。僧格林沁移剿邹县教党，于是群捻与洪寇合，情形又一变矣。

（《国朝事略》卷五《皖豫捻患》）

江宁复，粤逆余寇，尽入于捻，敢战攻坚，捻势益壮。僧王兵屡败，捻游奕四省，僧王亦追及四省，军士益形疲乏。四年四月，僧军攻捻郓城水套，中伏军溃，僧格林沁被八创，死之……命曾国藩督师北征……国藩……疏言“流寇剽忽，不贵尾追，贵迎头截击……扼贼黄河。又宜水师，先为万全之策，不争胜于一旦。”乐行族子张总愚，率捻攻雉河集，本群捻老巢也。史念祖死守四阅月，方解围。五年，曾国藩在直隶、山东增堤置栅，画地分防，始创守黄防运之策。捻渡沙河……合股趋中牟，乘汴梁濠墙未成，溃口而出，扰山东，攻运河墙三昼夜，不克。捻亦分为二，西捻以张总愚为首，东捻以任柱、赖文光为首。

（《国朝事略》卷六《皖豫寇靖》）

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八月……癸未……谕：“……寿州匪犯程六麻孜等，结捻横行，拒捕脱逃。当经……陆建瀛、蒋文庆……拿获捻匪高四八孜等多名，程六麻孜尚未弋获……更有匪徒魏水烟头、张大炮、杨思华，结党强劫，竖旗有魏大元帅、张大将军字样……又有绰号猫耳躲鹰及太岁、金刚、阎王、老虎者……俱有抬炮、鸟枪、刀矛器械，乘轿放炮、吓诈横行……”

（《清文宗实录》卷四0）

捻首张洛行勾结皖、豫诸捻，势益炽……六年二月，命（袁甲三）随同英桂，剿捻河南。甲三赴归德，招集旧部，三战三捷，进解亳州之围……破燕家小楼贼数万，直捣雉河集，擒苏天幅。洛行仅身免……洛行寻复纠党犯颍州，击走之。又踞雉河集……八年……七月，命代胜保督办三省剿匪事宜……未几，蒙、亳诸捻入归德，窥周家口。甲三令子保恒，偕总兵傅振邦驰援……振邦追贼，及之太和李兴集。保恒集团勇扼桥口，马步合击，大破之，歼毙数千，逐贼出河南境……疏言：“……捻匪踞地千余里，臣兵不过数千，不能制贼死命。请敕各督抚，合力大举，为扫穴擒渠之计。”九年……四月……命署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实授漕运总督，进攻临淮关……降捻内应，斩关而入，生擒贼首顾大陇等……十年，进规凤阳，屡战皆捷。邓正明以府城乞降张元隆，犹据县城，诱出诛之，并诛悍贼三百余人……捻匪陷清江浦，窥淮安，令道员张学醇击走之……粤匪陈玉成……会合捻匪，扑凤阳，据九华诸山，连营数十里……甲三令参将黄国瑞，潜率锐卒四百，夜薄九华山，跃入垒城上，发炮应之。贼大乱，弃营走，围乃解……十一年，张洛行屯聚涡河北，令李世忠击走之……张洛行大举渡淮，甲三移军击之，洛行败走……

（《清史稿•列传》二○五《袁甲三传》）

张乐行，涡阳雉河人也……好斗，江湖亡命多依之……（咸丰）六年大祲，两淮人相食。乐行引众涉颍而南，破三河尖，辇金帛如山，饥黎啸集，旬日数十万。遂谮称大汉盟主，通款粤贼。粤贼喜，以为伪沃王、河南武主将，其五旗首各锡伪号有差……同治元年……博多勒噶台亲王僧……自帅步骑数万殷辚至……贼遂大奔……乐行独与一子走宿州，投李家英寨……家英使人之以行，缚至西阳镇。王诘曰：“何故反？”曰：“行不好反，官反之耳。”

（张瑞墀《两淮戡乱记》）

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山东捻匪猖肆。复僧格林沁君王爵，命偕瑞麟往剿……十一月，至济宁……疏陈军事，略曰：“捻首张洛行、龚瞎子、孙葵心等，各聚匪党无数。此外大小头目，人数不少。每年数次出巢打粮，辄向无兵处所，迨官兵往剿，业经饱掠而归。所至抢掳赀财粮米，村舍烧为赤地，杀害老弱，裹胁少壮，不从逆，亦无家可归。故出巢一次，即增添人数无算，此捻匪众多之情形也。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持久。一经撤退，匪踪紧蹑，往往因之失利。此各路官兵，仅能堵御，不能进攻之情形也。每次出巢，马步数十万……兵贼众寡悬殊……前此粤捻各树旗帜，近年彼此相通……官兵在北粤匪在南，捻匪居中，以为粤匪屏蔽。若厚集兵力，分投进剿，捻匪一经受创，粤匪蠢动，非竭力相助，即另图北犯，以分我兵势，此剿捻不易之情形也。臣原带马步六千，续调陕、甘、山东绿营，及青州旗兵，共一万二千余人。拟俟齐集，会合傅振邦、德楞泰二军，相机直揭老巢……寻捻匪由徐州北窜，迎击于钜野羊山……杀贼甚众。”……十一年，捻匪五旗并出，僧格林沁卒诸将由金乡迎剿，遇贼于菏泽李家庄，战失利……二月……僧格林沁亲驻汶上，令西淩阿回守济宁。贼由沙沟渡运河，盘踞东平汶上。德楞额追击于小汶河北岸，破之……四月，令舒通额进剿，解滕县围。德楞额克沙沟，营临城驿，贼……奔窜……八月，捻匪渡运河……僧格林沁亲率大军……败之于孙家镇……九月……黑旗捻党跨河抗拒。分兵击之，追及兰山兰溪镇，歼焉……疏陈军事，略曰：“捻匪老巢，多在宿州、蒙城、亳州境内，其北来每由归德之虞、永、夏，徐州之丰、沛、萧、砀，直入山东之曹、单、鱼台。或由宿、徐，北至韩庄、八闸。今领重兵进驻亳州，偏于西南一隅……故屯兵亳州之议，在豫省为良策；若欲卫东省，兼顾北路藩篱，则未可行也。臣拟……移营单县，观皖捻动静，剿抚兼施……”诏从之。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命统辖山东、河南军务，并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统兵大员，均归节制……亳北白旗捻首李廷彦，以邢大庄为老巢……九月，僧格林沁自攻卢庙，令国瑞、恒龄攻邢大庄及张大庄。廷彦见事急，诈称投诚，诱出诛之，党羽多乞降。惟孙老庄匪首孙彩兰不肯出……攻入寨，擒斩彩兰，诸寨皆下。亳东黑旗捻首宋喜沅，因与苏添柏相仇杀，诸悍党攻破王大庄、刘大庄两寨来降。诸小寨头目，闻风归顺，亳北肃清……二年正月，马林桥、唐家寨、张家瓦房、孟家楼、童沟集诸贼巢，先后剿平，著名捻首魏喜元、苏添才、超浩然、李大个子、田现、李城等，或降或遁。张洛行为巨憝首恶……遂潜回雉河集老巢，尹家沟、白龙庙与雉河集为犄角。二月，令舒通额等进攻尹家沟……击溃，遂攻雉河集。洛行夜遁，追至淝河北岸……擒斩捻首韩四万等……捻首李勤邦投诚，诱擒张洛行及其子张憙以献，磔之。……十月……时捻匪张洛行之侄总愚扰河南……三年……六月，江宁克复……七月，粤捻诸匪，麕聚麻城……贼窜河南光山、罗山，僧格林沁亲督马队追击，战于萧家河。援贼大至……自翼长舒通额以下，阵亡将领十二人……九月，张总愚东窜，与上巴河、蕲州之贼勾合，踞风火山。僧格林沁会鄂军进剿，连战破之，贼趋安徽境……十月，连破之于土漠河、乐儿岭、陶家河……捻首马融和率党七万人投诚……先后受降十数万。著名匪首仅存数人……惟张总愚、陈大憙西窜河南、湖北境，复猖獗。十一月，僧格林沁督军追剿，败之于光山境，进至枣阳。粤匪赖汝洸、邱元才，捻匪牛洛红、任柱、李允等，窜踞襄阳黄龙垱、峪山。官军进击，小挫。而张总愚、陈大憙乘间与合，图犯樊城。大军追击于邓州唐坡，贼倾巢出……官军失利，伤亡甚多……四年正月，贼南趋，由临颍、郾城扰西平，裹胁愈众，遂犯汝宁。二月，僧格林沁进抵汝宁……贼又北窜，追至确山，陈国瑞等步队亦到，令与全顺、何建鳌、常星阿、成保数路合击。郭宝昌设伏山口，僧格林沁登山督战……贼大败……直走睢州。官军追至，又奔入山东境，渡运河，至宁阳，折向曲阜。官军驰追匝月，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自苏克金、舒通额、恒龄等殁后，得力战将渐稀……至是，匪踪剽忽，盘旋于兖、沂、曹、济之间……勾结伏莽，众至数万。僧格林沁督师猛进，再战再捷，至曹州北高庄……军分三路合击，皆挫败，退扎荒庄，遂被围……夜半突围……从骑半没。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时四月二十四日也。

（《清史稿•列传》一九一《僧格林沁传》）

“东捻”

同治五年，任化邦、赖文光渡贾鲁河，自皖而鲁，转河南，入湖北。时清以李鸿章代曾国藩。六年，鸿章使刘铭传、鲍超合击东捻。捻军复入山东，突破运河墙，抵登、莱。鸿章欲蹙之海隅，乃修胶、莱防墙。捻军乘其未就，复突破之以入苏。刘铭传蹑之，转战数省。至江苏赣榆，任化邦被刺死，赖文光率余众走鲁。屡败，乃走扬州，为吴毓兰所执，东捻遂亡。

诏还曾国藩本任，以李鸿章代之。东捻窥湖北，鄂将郭松林，败于臼口受伤。六年，刘铭传、鲍超合击东捻于京山北。铭传轻进而败，全军覆。鲍超麾军继进，大败之，斩万余人，尽夺回铭传军所失士马、辎重，追杀五昼夜，所谓尹隆河之战是也。超矜己功，鸿章稍袒铭传，超乞病去。鄂将彭毓橘又于蕲州遇捻，战死。时梁山土匪使迎任、赖，捻日夜驰数百里，东还，陷戴庙堤墙，渡运而东，复创倒守运河之策。又议防胶莱河，令淮军、东军分段守之。捻又窥潍河隄墙未竣，窜出。鸿章仍议防运。捻犯日照，刘铭传、潘鼎新连创之。又北犯章邱，东走高密，绕回赣榆，与刘铭传大战。阵斩任柱首，捻遂大奔，降者万余人。赖文光率残党突渡六塘河，至扬州，为防将吴毓兰所获，磔之，东捻平。

(《国朝事略》卷六《皖豫寇靖》 )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战殁曹州。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其军……久无功……以鸿章署钦差代之，败东捻任柱、赖文洸于湖北。六年正月，授湖广总督……初，曾国藩议冯河筑墙，遏贼奔窜。鸿章守其策，而注重运西，饬豫军提督宋庆、张曜及周盛波、刘秉璋，分守山东东平以上自蕲口至济宁，杨鼎勋分守赵村石佛至南阳湖，李昭庆分守摊上黄林庄至韩庄八牌，皖军黄秉钧分守宿迁运河上下游，互为策应……六月……贼由潍县趋窜登、莱。鸿章复议逼入海隅，聚餮之。乃创胶莱河防策，令（刘）铭传、（潘）鼎新筑长墙二百八十里，会合豫军、东军分汛设守……严扼运防。令铭传，（郭）松林，鼎勋三军往来蹑击。十月，追至赣榆，降酋潘贵升，斃任柱于阵……赖文洸……遁入海滨。官军围击之，斩获三万，赖文洸走死扬州，东捻平。

（《清史稿•列传》一九八《李鸿章传》）

伪鲁王任柱，张乐行之部将也……（同治）六年……出没于光、汝之境……破长垒而北入山东……就食海上……肃毅喜曰：“贼入死地，可灭矣。”……围将合……贼率众突围走犯海州……九月，折入安邱……刘铭传一军先至……昧爽，袭贼军……任柱仅以身免……十一月，突围出。刘公呼曰：“有斃任柱者金万两，爵三品。”一小校跃前曰：“能之，然需佳马。”视之，则降人宋德盛也。公以所乘与之，宋驰往大呼曰：“鲁王，刘军且败，宋某来归。”柱前马，与之语，宋袖洋炮发，柱自马上仆。

（张瑞墀《两淮戡乱记》）

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英王……遂率师渡庐，请命自守。复加封余为遵王，命与扶王、启王等远征，广招兵马，早复皖省。嗟乎，此乃英王自取祸亡之由，累国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至辛酉岁底，予偕扶王、启王，勉强由庐渡淮……过五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于壬戌十二年冬，由郧阳而进兵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于甲子十四年春，由汉中而还师东征，图解京师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其时，江北兵士无可依归者共有数万……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总愚、李蕴泰等，誓同生死……请予领带以期报效……恐独立难持……是以于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张总愚、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前进甘陕，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天不佑我，至于今日，夫复何言。

（《赖文光自述》）

“西捻”

张宗禹，官书改为张总愚，亦称小阎王。同治六年，率捻众六万由豫入秦，大败清军于灞桥，进围西安。转战泾渭间，不利，北入绥德、安塞、延川。渡黄河，攻山西之吉州。清以左宗棠督湘军备西捻。宗棠自率锐卒五千追之。七年，捻众万人由绛州入豫，以达顺德、钜鹿等县，清廷大震。五月，捻军趋茌平，经德州、东光，径抵天津。清以都兴阿为钦差大臣，集数省军十余万人御之。时运河之防渐固，捻军为所限，清合诸军逼之于徒骇、黄、运诸河之间。宗禹不知所终，或云投河死，西捻遂亡。

西捻入陕西，命左宗棠讨之。六年冬，捻在宜川乘冰渡河，陷山西吉州，由绛州趣济源出山。七年正月，北犯至保定，京师戒严。东捻甫灭，各军北援，恭亲王节制诸将。捻盘旋于直隶、东豫间，復议守运。时漳、卫盛涨，导之减河，自运达黄，通行战舰。时疆臣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李鹤年、英翰，湘军宿将则刘松山、郭松林，皖军则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豫军则张曜、宋庆，水军则黄翼升、欧阳利见，将数十万众，围捻于徒骇、黄、运之间，窜无路，掠无食，部党解散。松林、铭传马队要击之，张总愚赴水死，俘老捻四千人，歼之，西捻平……东捻之平，在六年十一月；西捻犯畿辅，在七年正月，相隔一月，未合势。若东捻不先平，北方之祸未已也。

（《国朝事略》卷六《皖豫寇靖》）

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由山右渡河，北窜定州……鸿章督军入直，疏言：“剿办流寇，以坚壁清野为上策。东捻流窜豫东、淮北，所至民筑圩寨，深沟高垒以御之，贼往往不得一饱。故其畏圩寨，甚于畏兵……今欲绝贼粮，断贼骑，惟有严谕绅民，坚筑圩……贼至无所掠食……或可克期扑灭也。”……四月……鸿章以捻骑久成流寇，非就地圈围，终不足制贼之命。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而直隶地平旷，无可圈围。欲就东海南河形势，必先扼西北运河，尤以东北至津沽，西南至东昌张秋为锁钥。乃掘沧州迤南捷地坝，泄运水入减河，河东筑长墙，断贼窜津之路。东昌运防，则淮军自城南守至张秋，东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并集民团协防。闰四月……贼……回翔陵县、临邑间，旁扰茌平、德平，犯临清运防……其时官军大败贼于德州扬丁庄，又追败之商河。张总愚率悍党……出德州，犯运防……不得出，转趋博平、清平。适黄、运曁徒骇交涨……水深不可越。河西北岸，长墙绵亘，贼窜地迫狭，势益困。鸿章增调刘铭传军……至博平、东昌，圈贼徒骇、黄、运之内，而令马队周回兜逐，贼无一生者。张总愚投水死，西捻平。

（《清史稿•列传》一九八《李鸿章传》）

伪梁王张总愚（本名宗禹），乐行之犹子也……强忍敢战，人号小阎王。雉河之败，收余众数千，窜伏洛、巩之西山套……（同治）四年，王（僧）追贼入山东，四月，与贼遇于菏泽。王将中军……群贼皆萃于中军……久之，败绩……总愚围之数十重……炮矢乱发，王遂卒于大树下……六年……秋，张总愚窜陕西，结回贼……以抗官兵。而回酋以回汉不两立……使迎战官军，而己夹击，大破之。总愚怒……攻回……且令其众曰：“掠回勿掠汉。”陕民……乃弃官军而附总愚……得蜡书……遂走泽、潞，犯怀、卫、彰。六年正月，扑保定……趋博野、深州，入东昌。四月，涉运河而北，遂入南皮，围天津……于是皖抚英翰以兵三万……军临清……湖督李鸿章率兵六万，豫抚李鹤年率兵二万，东抚丁宝桢率兵三万，皆先后渡河，而秦督左宗棠率兵万五千出陕追贼亦至。李督少荃曰：“任、赖之灭……实乘地利也。今贼复趋沧、瀛，蹈其覆辙，所谓天亡之时。当以守运为正，战为奇……灭贼必矣。”……画地以守……其天津要害，则兵部侍郎崇厚以禁军轮船驻防……初，贼之渡运也，期与任、赖出围合股。既抵天津，侦二贼已就擒，失望，乃解围走武定……六月……平地水深数尺……总愚自度不能生……下马入河死矣……

（张瑞墀《两淮戡乱记》）

张总愚入秫丛，向正东走十余里。水深不能行，回奔正北里余，与从骑散。贼王双仔、王结巴等八人小憩觅食，乡人数十人大呼围之。总愚等走东北，至徒骇河王家桥畔，日色向晚，不得食。总愚泣言曰：“尔等各觅生路。我当赴水死，免为官兵所擒。”双仔、结巴等策马商赴官军纳降，顾见总愚所乘马在河畔，双仔等返辔视之。总愚浮沉中流，呼之不应，良久随波去……全股降散。

（《山东军兴纪略》卷九）

乙　苗教

咸丰中，贵州苗民以不堪官吏之虐，起兵与抗。同时并起者有号，多奉巫者之教，故亦曰教。此外有天主教，有杠有缘。石达开入黔，欲纠集其众，不果。清竭湘、川、滇、黔四省兵力，历十余年之久，苗教始归失败。其事虽无关全局，而一隅之地，此仆彼起，亦有足纪者。

贵州一省，地瘠民贫，群苗杂处，赋税所入，不足供官俸兵糈，犹仰给于各省。军兴以来，各省停解协饷，匪徒乘乱四起响应。其名有苗匪，则张秀眉（踞台拱）、李高脚（踞凯渡）、陶新春（踞猪拱箐）为之首。曰教匪，则何得胜踞（尚大坪）为之首。曰号匪，黄号则刘义顺为之首，白号则胡二黑为之首。曰回匪，则张定中（踞新城）为之首。又有杠匪、狆匪、滥练、叛兵，所在皆是。抚臣号令不能出省，非川省规其上游，湘省规其下游，何能平定……咸丰四年，兴义安顺土寇起。五年，苗匪杨隆禧作乱，群苗响应。铜仁举人徐廷杰，聚众陷城，杀知府葛景莱，并陷松桃。湖南戍兵击之，散走。苗陷黎平，新疆六城均陷。湘将田兴恕善战，擢贵州提督，督二万军援黔，湘供饷械，攻苗屡捷。而石达开逼省城，上命兴恕为钦差大臣，从间道赴之，连败石逆，省城获安。兴恕并署巡抚。而湖南停其协饷，军遂不振。未几，因教案革职，遣戍新疆矣。同治四年，朝廷以粤寇平，命川、湘并力图黔。川将刘岳昭攻正安，克之。进攻仁怀厅，克尚大坪，戮何得胜。滇将岑毓英克猪拱箐，斩陶新春，贵东渐清。六年，刘崐抚湘南，治旧将周洪、印兆琛罪，令湘将李元度、席宝田攻荆竹园。四阅月，始克之，黄号、白号皆尽。湘抚又令黄润昌为大将，邓子垣副之。黄、邓自江宁奏凯还湘，意气甚盛，破公鹅、董敖两砦，世所谓天险也。度黄飘，为苗所袭，二人俱战死。而苗亦震于兵威，不敢内犯。朝命李鸿章督师，不果来。宝田节节进攻，克乍拱，进军九股河，平丹江，新疆六城尽复（曰古江，曰台州，曰都江拱，曰清江，曰丹八寨），并得张秀眉，斩首以徇。同治九年，川督吴棠奏，以贵州提督周达武率本军五千八百人赴黔，川省拨饷五万八千两，于以重黔权，纡蜀力。疏入报可。贵州巡抚曾璧光，以战事委达武区分，整顿厘金，添增勇营，兵力始厚。三里凯渡者，上下游咽喉也，达武先出兵规凯渡，断上下游为两，守都匀以固省防。分兵克定番、独山，斩杨阿礼、潘得洪。八寨酋闻国兴降，溃其腹心。五月，进攻麻哈州。楚军亦克凯里，丹江止隔一江，烽火相应。会天暑疫起，约秋凉再举。八寨既降，清、台、丹、拱各苗，经楚军剿亟，乘虚上窜，攻闻国兴八宝山。国兴昼夜搏战，枪伤贼首包大肚，乃退。再进军克黄平、清平，破苗寨八十余，安抚一百余寨，始与楚军合。楚军获张秀眉，周军获高禾，均著名悍酋也。上游兴义府，居盘江之南，同治三年，回匪陷之，以普安之新城为老巢，贞丰州为唇齿。达武命将力遏盘江，拔贞丰州，与滇帅遥规兴义。提督文德胜力战克之，抵新城。回死拒，以碉险林立，文德胜中枪死。乃招降张定中，滇将不允，定中自杀。十二年，新城兵变，道员周康禄死之，达武弟也。达武再平之，黔中始定。（两湘军记援黔篇均至席宝田军复新疆为止，其实上游复都匀兴义，下游克八寨，获高禾，皆川军之力。会滇帅攻克新城，黔疆方全行底定。今据邸钞、《武军纪略》补之。）

(《国朝事略》卷六《平黔寇》 )

苗教同时起兵，教则有红号、黄号、白号，以抗粮为号召。而何得胜据仁怀尚大坪，称武安王。本天主教，清官书谓之教匪。《湘军志》以红号等为天主教，颇误。何得胜，开州人，阴受神父操纵。田兴恕愤而杀教徒数人，引起法人责难，勒令清廷以兴恕抵偿。磋商数年，始由死罪减为遣戍定案，遂开后来刘秉璋、李秉衡因教案必须革职、永不叙用之恶例。

咸丰五年十月，铜仁府贼起。贼首徐廷杰、梅济鼎，皆府属举人，平日师事毛家寨巫者毛大仙，名正年。诡言尝梦神人称之长眉仙，授乩笔咒，因以惑众。三月中，藉府吏苛征名，聚众议粮。至是初二日，率众突入府城，毁文武各署。知府葛景莱受伤没……时贼首刘世美起江口，田宗达、吴灿奎等起印江县，遥相应。宗达子瑞龙，随廷杰入铜仁。廷杰谓瑞龙前身为蜀汉赵子龙，以愚众。谓大仙子位元为“释迦佛”，大仙弟士福为“白鹤仙”，以红巾蒙首，名红号。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二）

咸丰八年二月……周夔……会得援省檄，遂率筸勇同经历瞿洪先等赴省，以军事交署思南知府周献廷接办。献廷至，则令饶以爵等分扼各隘，不亟图贼。于是杨和风叛于鱼溪，溪毗城头盖。婺川县协和团贺济泮接办，叛于濯水。安化济安团胡黑二（名胜海）久传灯花教，叛于乾溪梅林寺，是为黄号。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五）

咸丰七年十二月，思南府致和团白号教匪起。致和团夙与府属石阡属各团联络，势颇大。有自余黄贼中归者，多所获，曰“打起发”，民羡之。灯花教首刘义顺者，四川涪州人，年七十余，发长过腹，白眉长寸许，诡称九十余岁，众呼曰“刘祖”。祖食斋拜灯，扇惑团众，借捐输急，联团抗官。江家寨首何冠一父子为之副，群称教首曰“老先生”，以白布裹首为号。生员李春华、福奎部练首赵金声与贼通……冠一与旋家坝田教头等，树黄旗举事鹦鹉溪。初五日，突至大岩关。金声纵火启贼自山后入，城中大乱，思南府城陷。

（罗文彬《平黔纪略》卷四）

韩超……咸丰……四年……桐梓匪杨凤窜永宁，合黔西匪王三扎巴，连陷数城，围遵义。超驰至，败贼南关，阵斩王三扎巴，立解城围；复追败诸葛章司河，擒杨凤，斩之，余党尽歼……五年，苗乱蔓延。超驰援台拱，解黄平、平越围，转战至施秉、镇远。贼堑山断道，以阻官军。超以孤军驰突其间，大小数十战……九年……时苗教各匪连陷诸郡县。驻军邛水汛，扼其中，使苗教不得合，且遏其下窜湖南之路。贼出全力扑之，超约楚军夹击，贼大溃。剿思州响鼓坪、施秉土地坪、镇远金鼎坉、锋严坉、唐家坉诸贼巢，擒贼目张东山、欧光义等，镇远所属皆平……同治元年……命超办理防剿事宜。时尚大坪、玉华山两处为贼巢，遵义、安顺、思南、大定、铜仁、石阡诸府，所在皆贼。五月，回匪陷兴义……超……破贼巢，擒匪首倪老帽，斩之……六月，闵家场踞贼，纠集苗教诸党，逼江口……陷邛水、青溪两城……超……攻安顺狆匪，夷其垒，擒斩贼酋韦登凤等。尚大坪贼复约苗教，分掠江内。超……破之，卭水汛城同时克复。进平玉华山贼巢，攻拔瓦寨，复天柱县城……破王家苗寨夹马洞诸贼巢，获其酋李玉荣等。黄、白号教匪窜遵义，破之于三台山，夺五里坎诸隘口……进攻石阡，毁老王坉贼巢，诸坉就抚。石阡、锢仁苗匪，攻毁镇远营垒，邛水戍军亦溃，遂南掠松桃，北攻天柱。湖南援师至，贼始引去。

(《清史稿•列传》二○七《韩超传》）

席宝田……同治……六年冬，进军石阡。荆竹园为教匪老巢……七年元旦，进攻……一日平十八砦，克荆竹园，擒斩匪首萧桂盛、何瑞堂。其旁三十六砦，相继攻下……夏，进规寨头，寨头为苗疆门户，诸苗孥贿资粮所萃。连拔东西三屯，阵斩苗酋桂金保。破援贼张臭迷，攻下台笠、丁耙塘诸砦，遂克寨头。分军克天柱，斩其酋陈大六……进攻台拱。台拱苗最强，踞清江、镇远二城为犄角。宝田请增兵万人，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领之，出晃州为北路，宝田自当南路，令荣维善用雕剿法……破诸苗砦，渐近镇远。润昌、子垣由思州进攻镇远府城，克之。八年二月，维善连破董敖、公鹅两隘，遂克清江厅城。两军合趋黄飘山，地狭峻……遇伏……争道相挤，为贼所乘，润昌、子垣皆战殁。维善……驰救……遇害。于是苗氛复炽，张秀眉犯巴冶。宝田进督军击走之，进克稿米，令龚继昌、苏元春破苗寨，走张臭迷等……九年，会攻施洞，克之。苗走九股河，白洗苗来援，击败之。进攻台拱，破革夷诸砦，薄台拱城下。苗弃城走，克之……进军九股河……凡平黑苗砦二百余所，鸡讲、丹江苗皆请归化。十年，进攻凯里，一鼓而下。苗溃走雷公山，麕众六七万人。黄茅岭、雷口坪、九眼塘、燕子窝诸寨，皆绝险。宝田督诸军冒暑入山，合击张臭迷，馘三万，燔其庐舍……宝田遂病风痹……命部将龚继昌、苏元春、唐本有、谢兰阶分统其军……仍禀命于宝田。十一年，三路进兵凯北……合攻乌雅坡，诸酋皆在……迭战，斩九大白、岩大五于阵，先后降者数万。四月，擒张秀眉、杨大六、金大五等……张臭迷先逸，捕得戮之。诸酋或降或斩，无脱者，苗疆平。

（《清史稿•列传》二○七《席宝田传》）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甲辰，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法国使臣哥士耆……照会一件，内称贵州提督田兴恕起意陵辱教人，去年屡次带兵攻击贵阳等处天主堂。并派团务道赵畏三等往贵阳青岩晁家关攻坏学堂，将该处习教张如洋、陈昌品、罗老二、王罗氏四人，并不审问，即行处斩……开州知州戴鹿芝，带人将传教人文乃耳，及中国人吴贞相、陈传经、张天中并张易氏拿去，尽用极刑处死。仍派团首周国璋四乡搜寻奉教之人。”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六）

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壬戌，云贵总督劳崇光、署贵州巡抚张亮基奏：“臣等先后与田兴恕接见，将被参各款及杀害教民缘由，逐加诘问。田兴恕皆自承不讳……惟杀害教民一案，情节更重，自应归于彼案，从重定拟……田兴恕合依官司故入人罪，全入者以全罪论……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又所犯事在赦前，可否仰恳鸿恩，免其一死，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至田兴恕所居六硐桥公廨……哥士耆及胡缚理屡次请将此项房屋给与作为经堂……已经臣等派员点验，交给胡缚理收管。其被杀各教民应给恤银，并应给各项银两……共应给一万二千两，亦经臣等筹款，拨给胡缚理收清。”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八）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法国公使函称：“……愿照中国办法，将田兴恕发往极边充军，永不援赦等语，此案既经覆到，应即议结。”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一）

丙　杜文秀

云南回汉信仰不同，清吏交构其间，每因细故启衅。道光二十五年，遂有永昌汉民杀害回民数千人之事。清派林则徐查办，诛为首汉民二百余，而迁回民于潞江外。其不愿迁者，流散各地，仇杀相寻。至咸丰五年，因回民铜厂被占，杜文秀起兵据大理，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建号全福，遥奉太平天国，蓄发易衣冠，联回汉以反清。远近回民响应，云南提督褚允昌败死宾川。七年，回众遂逼省城，总督恒春缢死。吴振棫代督，以兵饷俱乏，议抚，围遂解。咸丰十一年，回民马起等复率众逼省城。同治元年，武生马如龙以八城归清，省围复解。二年，回弁马荣杀总督潘铎，布政使岑毓英以兵守署，促如龙入援，杀回众几尽，马荣以身免。毓英遂西攻，下富民、陆凉等州县，及楚雄府，进窥大理。三年，下镇远，而马联升攻沾益，马龙急，毓英回兵援之。八月，败马联升于天生关，进下沾益、寻甸，杀马荣及马联升，迤东定。五年，劳崇光督滇，以马如龙专西事，毓英专东事。六年，毓英拔猪拱箐、海马姑诸垒，而马如龙屡败。杜文秀遂率众大举东下，破定远等二十余城，省城戒严。九年，毓英回军，与文秀相持，总督刘岳昭战屡衂。二月，教首杨荣率众数万，破杨林长坡而进，省城大震。毓英督总兵杨玉科等以次取寻甸、杨林、富民、楚雄诸地。九年，刘岳昭亦克丽江、威远等州县。十一年，杨玉科遂破大理，杜文秀自杀，余众降。

滇中汉回构衅，在承平时已然。道光二十七年，总督林则徐剿灭赵州之弥渡口回匪。又讯保山汉回哄杀事，曾有“只分良莠，不分汉回”之谕，借以粗安。咸丰五年，杜文秀起蒙化，陷大理，踞之。提督褚允昌败死……七年，擢刘岳昭为云贵总督，岑毓英为巡抚。八年，岳昭三攻寻甸，克之，迤东肃清。再入省城，克昆阳，斩杨振鹏，去省城肘腋患。九年，骁将李维述、杨玉科迭克名城，斩悍寇，而性骄蹇，毓英善抚之。马如龙与毓英不合，倚岳昭亦资其力，弹压回众。云南之平，刘、岑之善将将也。十一年，杨玉科克大理，杜文秀伏诛。十二年，杨玉科克顺宁，李维述克腾越，云南平。饬提督胡中和到任，马如龙调湖南，杨玉科移广西。豪帅并解兵柄，牧守稍得行其法，而监司郡守始敢核吏治矣。

（《国朝事略》卷六《平滇匪》）

永昌府，其同城首县曰保山县……道光二十年前后，县属汉民中多有烧香结盟为会者，是为“香把会”……凡强悍少年，势豪劣衿，互相效尤，城乡各地共成八处，是为“八把香哥弟”。每把香内有大爷一人为首领……皆威势骇人，而以板桥之万大爷万众尤为特甚……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为五岳大帝大会之期……由万寿亭迎五岳像至城南诸葛营东岳庙，大举祝祷。迎时，必经过本城之同丰街清真寺门口……念经学生站立寺门外观望者……均轻视汉教行为，内有不安分者不惟妄言讥诮，且取口嚼之甘蔗渣、果子皮壳等物，遥掷轿前装神排队之人，以资戏笑。遂招迎神者及旁观汉民之愤怒，始则口角，继则斗殴。今年如是，明年复然，遂成仇怨……屡经汉民控告，经保山县官严究，曾将极凶横之回民马有德笼治毙命……仍不息也……又因龙泉门外有龙泉寺，寺有所谓转轮殿者……每于阴历七月十日在此做会，凡少妇丧夫者皆往哭其夫，常被回族中轻薄少年戏谑，致招汉族人责骂……继以斗殴。道光二十三年，互斗尤烈……汉回之仇恨因而愈深，于是香把哥弟遂有屠灭回族之意。道光二十五年，有金鸡村人沈盈……有邪术，能避枪炮弹，八把香哥弟遂公举沈盈为总太爷，以屠灭回族为事……永昌府知府、保山县知县、永昌协副将、永昌协中军都司，均出与沈盈印结一纸，结内言称“永昌全体绅民公请沈盈，统率团丁，屠灭永城回子，有本府、本协镇、本县、本阃府文武各官员负担责任。屠灭之后，若有上司惩究擅杀之罪，由文武官一力认咎，不使沈盈承受罪罚，沈盈系奉命而行”等语。沈盈得此印结，密由金鸡哨挑选壮丁三千人，于九月初二日二更时至城下，用绳索挂于城垛上，援之以登。先由绅首密令汉民，以敬门神为名，焚香门上为暗号，通夜无熄。该壮丁等但视门上无香之户，即破门屠杀，不分老幼男女，杀绝乃止……计惨杀城内及南门外回民一千三百余户，计八千余丁口……回民被屠之后，有丁灿庭、木文科、杜文秀，刘义等赴京具控，经道光皇帝严饬云贵总督林则徐，统兵赴保山剿办汉民。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忽有陕西回民蓝姓等八十余人作乱，杀死弥渡巡检司，占踞弥渡城。林则徐即据此具奏，谓“汉民中有好人，回民中亦有坏人”，遂改剿办为分别拿办……沈盈恃文武官给与之印结……遂首先听凭拿办，以致同党之人均听拿办……正法者二百余人，充军边远省者二三百人……遂斩沈盈。彼时保山回民……下余未杀者，勒令贱价将产业全数售归汉民……勒令迁居潞江外官乃山居住。而官乃山……烟瘴之地……佥言迁往烟瘴之地，是欲灭我种族耳，遂各散往地方……其因衣食逼迫，流为盗窃者，间亦有之。由此之故，远近各属遂多有屠灭回族之举动，攻杀纷起……当斯时，回族朝不保夕……而云南大吏复以威势逼迫……于是杜文秀等于咸丰六年占踞大理，众举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渐次攻取并招抚，所以迤西各属皆归附之。文秀因思汉回互斗，起于细微，实由永昌文武官并云南大吏酿成屠杀之惨祸，而殃及全省，咎多在官，而不在民……其宣布文曰：“可恨妖官兴汉灭回，致互斗之祸连及各属，民不聊生。本帅一秉大公，连回汉为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自宣布后，即以优待汉民为政，所有汉民皆得各安生业；汉族中绅士、举贡、生监，皆授以文职；治理民事，或参赞军务，且改用明朝衣冠，留发不剃。

（李元丙《永昌府保山县汉回互斗》）

榆蒙回既据有大理，远近回民皆响应……蓝金喜、马金保、马朝珍、马良、杜万荣、马名魁等……各不相下……回中之有识者，议以诸人互争雄长，将召衅端。应齐集同人，大开会议……在能识略迈众，可当大任，为众议允谐者，举之。时与议者，多以……攻城掠地自夸诩，独杜文秀嘿然。厥后乃曰：“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宜重用汉人。”众皆钦服。沙谦尤韪其议论，遂联合众议，于九月二十五日，筑坛于校军场，推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授蔡发春为扬威大都督，总各路军事；马金保为中军将军，刘纲为平东将军，陈义为镇西将军，马良为平北将军，朱开元为平南将军，蓝金喜为奋勇将军，杨德明为左翼将军，宝文明为右翼将军，马天有为前军将军，马朝珍为后军将军……其余文职为参军、参议、参谋、主政、主簿、司务、首领等，武职为都督、将军、中郎将、翼长、领军、指挥、先锋、统制等。旗帜尚白，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召号……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田赋征粮米，除丁银；诉讼速审判，禁羁押，民多便之。又分其兵籍曰，有大理、上八郎、永昌、江迤、迤东、蒙化、六省等目。

（周宗麟《大理县志稿》卷八）

大理为滇西要害重地，背负点苍，面临清洱，又有龙首、龙尾二关，锁钥上下，以为门户表里。丙辰之变，杜逆踞为巢穴，僭称元帅，蓄发铸印，改易衣冠，攻陷五十三城，横行一十八载，官军四度进讨，皆无成效。提督文祥败绩于云南，提督褚允昌覆师于宾川。（岑）毓英前任藩司，带兵攻克楚雄、景东，进围姚州、镇南，又以曲、寻逆酋马联升等蠢动，旋军东征，大功未竟。最后马如龙军至定远溃归，致西逆连陷郡邑，长驱围省城。杨振鹏、田庆余等一时并叛，外侮既逼，内变复兴，滇事几不可问。赖毓英通筹全局，力挽危机，克曲靖以清藩篱，解省城围以固根本，拔楚雄以扼咽喉，使西逆不得逞志于我。及澄江平而肘腋患消，曲江破而东西烽靖，然后全军西上，遂复大理。

（《云南通志》卷一一四）

同治元年……回酋马如龙通款……献所踞新兴等八城……二年，回酋马荣叛，伐总督潘铎。毓英率所部粤勇一千，与弟毓宝等守藩署……密召马如龙入援，如龙至，诛乱党。马荣跳走南宁，合马联升踞曲靖八属。诏……擢道员，率师西剿，复富民、安宁、罗次、高明、禄丰、武定、禄劝、广通，陆凉、南安诸城，及黑、元、永三盐井，进捣楚雄……分兵克沾益、平彝。赴楚雄督攻，克其城，进复大姚、云南、赵州、宾川、邓川、浪穹、鹤庆，分道进规大理上下关。三年，克定远，围攻镇南，大破援贼于普棚。马联升复陷沾益，犯马龙，回军破之于天生关。进攻曲靖，复马龙、沾益，进克寻甸，擒马荣、马兴才，克曲靖，擒马联升，并诛之……五年命署布政使，劳崇光（云贵总督）至是始至滇受事，奏以提督马如龙专办西路，令毓英督剿猪拱箐苗……贼悉平……马如龙剿迤西，屡失利。劳崇光病殁。杜文秀大举东犯，连陷二十余城，省垣告急。是年冬，毓英自猪箐凯旋曲靖，先遣弟毓宝助省防。七年春，扬言师出陆凉，而取道宜凉七甸，连破大小石坝、小板桥、古庭庵、金马寺贼垒，进屯大树营，马如龙来会……昆阳匪首杨震鹏夜渡昆明池，袭省城。毓宝击败之，震鹏负创遁。进攻杨林，毓英鼻受枪伤。回军省城，连破石虎关贼垒，擒贼渠李洪勋，擢授巡抚。附省贼垒犹繁，与之相持。总督刘岳昭初至滇，由马龙进剿寻甸，失利，贼势复炽……八年春，贼酋杨荣率众数万，踞杨林、长坡，分党踞小偏桥、十里铺、羊芳凹、牛街、兴福寺，省城大震。毓英……夺回小偏桥诸处。复……擒斩逾万，铲除省东贼垒百余……令副将杨玉科、总兵李维述等，规迤西，与腾越义兵约期并进。于是副将张保和等克富民、昆阳，总兵马忠等克呈贡、晋宁、易门、澄江、禄丰，玉科等克武定、禄劝、元谋、罗次、定远、大姚，维述等克广通、楚雄、南安及黑琅、元水诸井。凡悍酋剧匪，擒斩殆尽，省城解严……十年二月……拔竹园、江那诸贼巢，迤西军亦克丽江、剑川、永北、鹤庆、宾川、姚州、镇南诸城……十一年。迤东、迤西两路悉平……而大理贼犹坚守……十一月，毓英亲往督战……夺东南两门入。贼守内城……杜文秀穷蹙服毒。其党舁之出城诈降，斩首传示……贼党犹请缓期。毓英……夹击之，斩酋目三百余名，生擒杨荣、蔡廷栋、马仲山……大理肃清……十二年，顺宁、云州、腾越皆下，全滇底定。

（《清史稿•列传》二○六《岑毓英传》）

丁　陕甘回民

同治元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合捻军孙扶危、陈大喜，入武关，全陕震动。时回汉构隙，滇回赫明堂、任五败经华州，乘机扇之，遂相仇杀，戕清团练大臣张芾，围同州、西安、凤翔，困胜保于同州城外。甘肃回民马化龙（清官书改为马化漋）、白彦虎据金积堡应之。二年，连克固原、平凉、狄道、宁夏、灵州等地。五月，新疆回民金相印，导安集延酋阿古柏，攻取喀什噶尔等南路八城。时胜保既逮问，多隆阿复以攻周至中炮卒，清以杨岳斌督陕甘，提督雷正绾会曹克忠、陶茂林援陕，屡以缺粮军溃。三年十一月，新疆库尔勒失守，伊犁被围，边事益棘。六年，捻军与回合，走蒲城、汧、陇间，屡破名城，败清军。于是清以左宗棠督陕甘，率刘松山、高连升、郭宝昌等军近百营赴陕。七年，西捻亡。八年，宗棠征诸将会师攻董志原，拔之，回众死者二万人。高连升旋为部下所戕。越一年，刘松山中炮卒。马化龙乘胜夺峡口，断清军粮路，雷正绾等军同时皆溃。七月，宗棠复合诸军进围金积堡，破堡外寨五百余。化龙粮竭出降，被杀。十年八月，进攻河州，马占鳌降。十二年八月，复克肃州，白彦虎走关外。迁延至光绪五年，事乃暂息。

咸丰末，豫抚严树森募陕回六百赴汴防守。已而遣归，陕团练大臣张芾复招之。同治元年，发、捻合窜入武关，全陕大震。回勇闻警，皆散。道经华州，强伐汉民家竹，被杀二人。附近回民以种类被残，欲纠众报仇。会有云南叛回赫萌堂、任五遁归仓渡，遂乘机起，与回勇合，汉民村镇多被焚屠。华阴、耀州等汉民亦聚众杀回民。张芾闻变，驰至临潼，意欲招抚之，为任五所害。围同州，掠西安。甘回亦叛应之，马化漋、白彦虎为之首，据金积堡为老巢。命胜保、多隆阿先后入关。胜保逮，全军并属多隆阿。多隆阿威名素著，督战尤力。以王阁、羌白回巢为最悍，驰赴同州，先攻之。乞降、不应。三月，克羌白屠之。王阁亦溃。进攻仓渡，亦克之，回众披靡。多隆阿遂入西安省城。甘肃回乱已极，全境无完土，官军不能及。多隆阿又攻周至，受伤，卒于军。刘蓉为陕抚，雷正绾为提督。正绾偕陶茂林、曹克忠会师援甘又命杨岳斌为陕甘总督。雷正绾、陶茂林屡战屡捷，而馈饷不继，陶茂林之兵哗溃，雷正绾、曹克忠之军亦败。正绾合营谋叛，自刎不殊，诸将拥之退。群回乘之，自兰州至西安，烽火相望。五年，杨岳斌发兰州，督军先靖南路。三月，兰州标兵叛，围督署，杀幕客数十人，并皋兰县邓承伟。杨岳斌闻变，驰至泾州，与刘蓉先定汧、陇，再还兰州，案诛标兵一百二十三人，余皆宽宥，省城稍安。上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刘典改三品卿，帮办军务；提督翻松山、高连升、郭宝昌均赴陕，所统近百营。时捻、回、土匪交互，刘松山、郭宝昌连败捻众，捻渡河走山西。左宗棠率刘松山、郭宝昌北援，奏以刘典代督陕甘军。西捻平，左宗棠入觐。上询师期，宗棠奏以五年西事可竣，率刘松山、郭宝昌、喜昌等均还陕。北山土匪扈彰、董福祥均降，陕西略定。八年，以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专办粮台，魏光焘、黄鼎攻董志原，败援贼，斩其酋虎麻子。再战，伤其酋余彦禄，皆十八营悍魁也。大队改十八营为四营，归并金积堡老巢，董志原遂下。追贼至三汊河，歼回二万，骡马万计。甘回闻风股栗，庆阳亦复。而高连升营哥匪谋变，戕连升及部将十人，围同官。丁贤发、周作濂、雷正绾要截，获八百人，骈诛之。刘松山营中亦有哥匪。松山案问首逆五人、叛卒一百二十七人、哨官四人，均诛之。陕西肃清，遂开沟渠，集流亡，劝民种秋粮，遗黎栩栩有生意矣。六月，左宗棠进驻泾州之瓦云驿，以陕事责刘典，边外事交金顺，山西防务交郭宝昌。刘松山北趋定边花马池，抵灵州，败回吴忠堡，解宁夏围。锐攻金积堡老巢，中炮卒，军退。九年，宗棠令其侄刘锦棠接统其军，仍进攻之。回酋马化漋嗾其党回援腹地，冀掣动围师，均为各军击退。化漋大窘，同陕回陈林等乞降，受之，安插于华亭、灵州等处，诛马化漋父子，及伪官八十余人。化漋，新教之首也，既诛，势同瓦解。宗棠进规河州，互有胜负，阵亡名将傅先宗、徐文秀，并弁目一百四十余员。左宗棠急檄王德榜统傅军，沈玉遂统徐军，申纪律，汰浮滑，整军复进。回知不敌，回目马占鳌乞抚，顶经立誓，尽缴马械。允之，河州平，解西宁围。遣徐占彪攻肃州，八阅月未下。左宗棠亲往肃州督战，夺其东关。回遁之大城，日出悍党巷战，死伤坌积。回酋马四乞降，诛之。白彦虎率残众窜出关外。

(《国朝事略》卷六《陕甘回乱》 )

同治元年……授多隆阿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回匪方炽，遍扰东西北三路。陕南则为粤、捻、川匪所出没，多隆阿令雷正绾任西路，自剿东路，克韩庄、背坡诸贼营，同州解围。二年春，督军并攻王阁村、羌白镇，破之……遂攻仓头镇……遣将分攻庞谷、雷化、乔千、孝义诸镇，皆克。惟仓头为老巢，负隅未下。四月，移营进逼，挥军纵击，破其土城。贼大奔，追杀无算，东路肃清……自率穆图善等攻高陵，分路夹击。八月，克之，扫荡附近贼巢，关辅略定……川匪蓝朝柱近踞周至，三年春，亲督兵力攻。城小而固，多隆阿愤甚，临高指挥督战。城已垂破，忽中枪伤头目。将士攻城益力，旋克之……四月，创甚，卒于军。

(《清史稿•列传》一九六《多隆阿传》 )

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马明心、苏四十三，由西域归，诈称得天方不传之秘，创立新教……四十九年，田五继之……嘉庆年间，有穆阿浑者，与首逆马化漋（本名化龙）之父马二，复以新教私相传授。至马化漋而其焰渐张，复托名经商，到处煽惑回民，行其邪教。近据各贼供，京师齐化门、直隶天津，及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湖北汉口等处，均有新教徒党在彼传教。其传教之人曰“海里飞”，如内地之称经师；曰“满拉”，如内地之称蒙师，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马化漋则自称总大阿訇也。其教规大略与回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诵经则合掌向上，新教则两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诵经，新教则伙诵头摇而肩耸；老教送葬不脱鞋，新教则脱鞋送葬。凡兹细节异同，固无关彼教轻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断绝者，为其自托神灵，妄言祸福，行为诡僻。

(《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八 )

穆大阿浑传习新教，与马化漋父马二友善，新教中推为大善人。穆大阿浑临死，以其常服白帽红衣传马化漋，令其众归化漋管束。

(杨毓秀《平回志》卷五 )

同治……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军务，分军三道入关……宗棠以捻强于回，当先制捻……西捻平，入觐……询西陲师期，宗棠对以五年……七年十月，率师还陕，抵西安。时东北土寇董福祥等众十余万，扰延安、绥德。西南陕回白彦虎等，号二十万，踞甘肃董志原。“刘”松山至，破土寇，降福祥……宗棠进军乾州，谍报回巢将徒金积堡，分军击之。遂下董志原，连复镇原、庆阳，回死者至三万……八年五月，进驻泾州。甘回最著者，西曰马朵三，踞西宁；南曰马占鳌，踞河州；北曰马化隆，踞宁夏灵州。化隆以金积堡为老巢……十一月，宗棠进驻平凉。九年，松山阵殁，以其兄子锦棠代之，战屡捷。而中路、南路，亦所向有功，陕回受抚者数千人。及夺秦坝关，化隆益窘，诣军门乞降。诛之，夷其城堡。迁甘回固原、平凉，陕回化平，而编管钤束之，宁灵悉定……十年七月，自率大军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至安定。寇聚河州……时回酋朵三已死，占鳌见官军深入，西宁回已归顺。去路绝，遂亦受抚，河州平。十一年七月，移驻兰州。“徐”占彪前以伊犁之变率师而西也。于时肃州阻乱，回酋马文禄先已就抚，闻关外兵事急，复据城叛。及占彪军至，乃婴城困守而乞援西宁，陕回白彦虎、禹得彦亦潜应文禄。会锦棠率军至西宁，土回及陕回俱变，推马本源为元帅。西宁东北阻湟水，两山对峙……贼据险而屯，俄败走……窜巴燕、戎格。大通都司马寿复嗾向阳堡回杀汉民以叛。十二年正月，锦棠攻向阳堡，夺门入，斩马寿。遂破大通，捣巴燕、戎格，诛本源，河东西诸回堡皆降。文禄踞肃州，诡词求抚，益招致边外回助城守，连攻未能下。八月，宗棠来视师，文禄登城见帅旗，夺气，请出关讨贼自效，不许。金顺、锦棠军大集，文禄穷蹙，出降，磔之。白彦虎窜遁关外，肃州平。

（《清史稿•列传》一九九《左宗棠传》）

戊　四川蓝李

云南大关厅人蓝朝柱、李永和同起兵于筠连，破自贡，夷其井灶，盐丁加入者十余万人。分攻川南北几遍，全蜀鼎沸，兵锋及于成都。后朝柱据丹稜，永和据青神，各拥众十余万。永和欲归滇，围眉州不下，至宜宾，为清将刘蓉所杀。朝柱遂与卯得兴入陕，据洋县、周至。逾二年，受太平封为贤王。刘蓉、多隆阿击破之，先后历六年而败。自后骆秉章始以四川兵财协助邻省。

（咸丰）十年（1860年），命赴四川督办军务……十一年正月，始启行……四川之乱，始于咸丰九年。滇匪蓝大顺又名朝柱，李短搭又名永和，结党私贩鸦片。其党被捕，聚众陷宜宾，攻叙州，扰嘉定，众号十余万，群盗遂四起……时贼首李永和、卯得兴踞青神，蓝朝柱围绵州，张第才、何国梁围顺庆，蹂躏四十余县，将逼成都。（骆）秉章至万县，即令黄淳熙援顺庆，战于定远，阵斩何国梁，贼大败。追至潼川二郎场中伏，淳熙阵亡。然贼惊湘军勇锐，引去。秉章由顺庆进驻潼川，令胡中和、萧庆、何必胜率萧启江旧部，曾传理代领黄淳熙之众，刘德谦率亲军，唐友耕率川军，合万九千人，援绵州。别以他军缀青神，分扼东北。会穆宗即位，擢授秉章四川总督。八月，师会绵州城下，连破贼十余垒。贼败退，渡涪水屯守。官军作五浮桥以济，又击败之。贼遁走，由什邡、崇庆趋丹棱。秉章始入成都莅任……于是分剿诸贼，急攻蓝、李二股。令唐友耕扼眉州洪堰，断青神之援；胡中和等诸军围丹棱，作长濠木城，节节进逼。贼弃城走，追毙蓝朝鼎于阵，余贼分路逃散，为民团汛兵截杀几尽。蓝朝柱率二百人遁入山，寻出合诸匪，陷新宁，复为官军击散。其后陕西周至匪溃走兴安，为民团所获。有自称为蓝大顺，及弟三顺，至九顺，并戮之。李永和见丹棱已克，亦遁走，分军追击，围之于铁山……寻克青神。李永和、卯得兴由铁山遁走，追至宜宾，擒之。道员张由庚克新宁，贼分窜。张第才遁陕西，曹灿章入老林。总兵周达武解涪州围，追擒周绍涌于大竹。

（《清史稿•列传》一九三《骆秉章传》）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四川总督骆秉章檄赴川东剿贼。时逆首周绍涌久踞涪州鹤游坪。闰八月，（周）达武率所部由涪州进剿，贼闻风遁。追及之开县盘垭口，大破之，斩馘三千余。复追至陈家场，降殿后贼三千余，擒贼目江之桂。周逆旋由达县窜至大竹之吉安场，达武接踵追至，挥兵急进。各军四面兜剿。贼不支，悉弃械降，生擒周逆及大小贼目一百六十八名，骈诛之……十一月，逆首郭刀刀复自陕西宁羌州窜回川境，踞仪陇土门铺。达武以骆秉章檄，由保宁兼程迎剿，遇贼大仪寨，阵斩伪统领马玉音，并郭逆之弟郭占彪。贼大溃，奔入大山福林场。明日追及，又败之，郭逆率余党向封相门疾遁。达武乘夜疾驰一百二十里，追及之巴州鼎山铺，擒郭逆之兄郭幅明。知贼精锐已竭，遂挥队疾攻，阵斩三百余名。余贼弃械乞命，立擒郭逆及其弟郭幅友，暨伪统领何得溃等三十余名，诛之。

（《清史•列传》卷六《周达武传》）

同治二年（1863年）七月，命刘蓉督办陕南军务，寻授陕西巡抚……三年（1864年）正月……蓉檄诸军攻洋县。洋县自蓝朝柱窃踞，已逾二年，留其悍党据守，官军攻之不克。退驻捷顺桥，潜派壮勇入城，吹角举火为号，外军乘之，遂复洋县。余贼向华阳败窜，与郿县首逆曹灿章合。

（《清史•列传》卷四九《刘蓉传》）

时匪首蓝逆久踞周至。三年三月，多隆阿亲督兵勇前进，破其东面月城，贼抢筑内卡。多隆阿身受枪伤，仍派兵扼守月城。令穆图善于县城西南北三面昼夜环攻，潜由东路乘其不备，填濠拔桩，缘梯而上，克其东门。贼夺路奔逃，官军截杀无算，余匪窜新口峪，县城克复。

（《清史•列传》卷五○《多隆阿传》）

官军寻复周至，蓝朝柱率余党窜金鸡两河，将与曹逆合。黄鼎连破曹逆等于八斗坪、洵阳坝，又破蓝逆于朗板橙，贼奔北山。蓉饬官军分道搜剿，屡败窜匪，自驻西安，妥筹布置。四月，贼粮尽势蹙，蓝逆窜安康之紫溪河，为团勇所殪。官军破曹逆老巢，曹逆遁，擒之于玉皇庙山窝，陕南肃清。

（《清史•列传》卷四九《刘蓉传》）

道咸同光间人民举兵简表

十　母后之临朝

1.祺祥之狱

清无母后垂帘之制，顺治、康熙两朝，幼主登极，仅委任重臣柄政，顺治初有摄政王、辅政王，康熙初有四辅政。咸丰之末，遣诏赞襄王大臣八人辅政，本为顺、康旧制，而两太后同阅章奏，其异于垂帘者，但不召见君臣而已。朝臣中若周祖培、祁寯藻、翁心存诸人，与肃顺、端华、载垣结党相争，乃外结领兵之胜保，内结恭、醇两王，突下诏，数肃顺等之罪而诛之。于是两宫临朝，而以恭亲王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初本改元祺祥，自是改为同治，故世称肃顺之诛为祺祥之狱。名为两宫听政，其实事皆决于西后，独揽大权至四十七年之久，史册所无也。在此期中，外恃英、法、美诸国之力，内倚曾、左、胡、李诸人，使太平诸军不幸先后败没，清室重振，号为中兴。然不五十年，清遂以亡，则由外患更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之事层见叠出，人民愤而起革命之军，清虽欲苟延，不可得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癸卯，文宗显皇帝宾天。先是……壬寅，文宗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承写朱谕，立皇长子为皇太子。越翌日寅刻，文宗升遐。己酉……恭亲王奕奏请前赴热河叩谒梓宫，允之。

（《清穆宗实录》卷一）

八月……癸亥……胜保奏请叩谒梓宫，允之。

（《清穆宗实录》卷二）

九月……乙卯，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画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尽心和议，徒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覆，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俟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辨，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处，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谕内阁：“本月据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奏，政权请操之自上，并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请饬廷臣会议；并据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各一折。著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应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议之处，即行妥议以闻。”……谕：“前因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种种跋扈不臣，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兹于本日特旨召见恭亲王，带同大学士桂良、周祖培、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乃载垣等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拦阻……前旨仅予解任，实不足以蔽辜，著恭亲王奕、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传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议罪……

（《清穆宗实录》卷五）

董元章（醇）敬陈从权守经疏：“窃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何为从权？……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臣以为宜明降谕旨……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俟数年后，皇上能亲裁庶务，再躬理万几……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何为守经？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弼，一切事务，俾各尽心筹画，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至朝夕纳诲，辅翼圣德，则当于大臣中择其治理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典，以扩充圣聪……至行政多端，首在用人……臣以为宜严旨晓谕，令各洗心涤虑，勿得仍蹈因循欺饰之弊……庶人人惕厉，而寰宇可望肃清矣。”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四○）

咸丰……十一年七月，上疾大渐，召肃顺及御前大臣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入见，受顾命。上已不能御朱笔，诸臣承写焉。穆宗即位，肃顺等以赞襄政务，多专擅。御史董元醇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梗其议，拟旨驳斥，非两宫意，抑不下。载垣、端华等负气不视事，相持逾日，卒如所拟。

（《清史稿•列传》一七四《宗室•肃顺传》）

贾桢……山东黄县人……咸丰……十一年……穆宗回銮，偕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沈兆霖、赵光，上疏曰：“……皇上冲龄践祚，钦奉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赞襄政务……臣等详慎思之，似非久远万全之策，不能谓日后绝无流弊……为今日计，正宜皇太后亲操出治威权，庶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我皇上天亶聪明，不数年即可亲政。而此数年间，外而寇难未平，内而洋人逼处……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惶惑，是则大可忧者。请敕下廷臣，会议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或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旨旧制，量为变通条列，请旨酌定，以示遵守。”

（《清史稿•列传》一七七《贾桢传》）

是年七月，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洎回銮，上疏曰：“政柄操之自上，非臣下所得专。皇上冲龄嗣位，辅政得人，方足以资治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而令天下……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如御史董元醇条陈，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乃径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为今之计……惟有吁恳皇上，俯察刍荛，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成郅治。”奏上，会大学士周祖培等亦以为言，下廷议，从之。

（《清史稿•列传》一九○《胜保传》）

成丰十一年（1861年）冬十月丙辰朔……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议处行走……庚申……谕内阁：“大学士周祖培奏建元年号，可否更正一折。奉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建元大典，昭垂万世。前经载垣等，拟进祺祥字样，意义重复，本有未协……受命议政王、军机大臣，恭拟同治二字进呈，仰蒙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皇允行。本月初九日，朕御极颁诏，其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布告天下。”

（《清穆宗实录》卷六）

十一年，文宗崩……及穆宗奉两宫回銮，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嘉其关心典礼。

（《清史稿•列传》一七七《周祖培传》）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十月……辛酉，谕内阁：“宗人府会同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拟载垣等罪名。请将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等因一折……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抅衅……一切罪状，均经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兹据该王大臣等按律拟罪，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尚可量从末减……载垣、端华，著加恩赐令自尽……至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至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孤恩溺职……该王大臣等，拟请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均属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钳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祐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

（《清穆宗实录》卷六）

宗室肃顺……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也……咸丰……十一年七月……穆宗即位，肃顺等……多专擅。御史董元醇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肃顺等……拟旨驳斥……又屡阻回銮。恭亲王至行在，乃密定计。九月，车驾还京。至，即宣示肃顺、载垣、端华等不法状，下王大臣议罪。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在，叱曰：“早从吾言，何至今日。”载垣咎肃顺曰：“吾罪，皆听汝言成之也。”谳上，罪皆凌迟。诏谓擅政，阻皇太后垂帘，三人同罪。而肃顺擅坐御位，进内廷出入自由，擅用行宫御用器物，传收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词气抑扬，意在抅衅，其悖逆狂谬，较载垣、端华罪尤重。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

（《清史稿•列传》一七四《宗室•肃顺传》）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十月……壬戌……谕：“前因许彭寿于拿问载垣、端华、肃顺时，敬陈管见折内，有查办党援一条……嗣据明白回奏，形迹最著者，莫如吏部尚书陈孚恩。踪跡最密者，如侍郎刘崐、黄宗汉。伊等平日保举之人，如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外间皆啧有烦言……陈孚恩、黄宗汉，均著革职，永不叙用……刘崐、成琦、德克津太、富绩，均著即行革职。”……甲申，谕内阁：“前因许彭寿奏请，严密查办载垣、端华、肃顺三人党与，当将指出形迹尤著之尚书陈孚恩等，分别革职，永不叙用……嗣因诸王大臣，遵议郊祀大典……经仁寿等覆奏，陈孚恩种种措词荒诞；并查钞肃顺家产，陈孚恩亲笔暗昧书函尤多，两事并发。是以复经降旨，将陈孚恩家产查钞，并照周祖培等所拟罪名，将其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因思载垣、端华、肃顺，权势熏灼，肃顺管理处所尤多，凡内外大小臣工，赠答书函，均恐难与拒绝……自今以后，诸臣其各涤虑洗心，为国宣力，朕自当开诚相待……断不咎其既往……所有此次查钞肃顺家产内，帐目书信各件，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所，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至意。”

（《清穆宗实录》卷六）

九月，以上旨，命王大臣条上垂帘典礼。十一月乙酉朔，上奉两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谕曰：“垂廉非所乐为，惟以时事多艰，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禀承，是以姑允所请。俟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自是，日召议政王、军机大臣，同入对。内外章奏，两太后览讫，王大臣拟旨。翼日进呈，阅定，两太后以文宗赐同道堂小玺钤识，仍以上旨颁示……命内直翰林，辑前史帝王政治，及母后垂帘事迹可为法戒者，以进……同治……十二年二月，归政……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崩，太后定策立德宗，两太后复垂帘听政，谕曰：“今皇帝绍承大统，尚在冲龄，时事艰难，不得已垂帘听政。”……光绪……十五年……二月己卯，太后归政……二十四年……八月丁亥，太后遽自颐和园还宫，复训政，以上有疾，命居瀛台养疴……三十四年十月，太后有疾，上疾益增剧。壬申，太后命授醇亲王载沣摄政王。癸酉，上崩于瀛台，太后定策，立宣统皇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甲戌，太后崩。

（《清史稿•列传》一《后妃传•孝钦显皇后传》）

2.亲贵之当权

西后柄政，军机必以亲王为领袖，恭、醇近支，礼、庆则支派较远，或庸懦无识，或贿赂公行，政治益以昏浊。其时外患频仍，有识者皆亟思振作，以抗强权。恭王所经营者，为购置船炮及设同文馆，学习外国语文、算学，醇王则总海军，外表虽似维新，实则虚应故事，委靡不振。军机大臣中，恭王所倚者宝鋆、沈桂芬。甲申以后，礼王仅为傀儡，大事决于醇王，孙毓汶以附醇王而擅权。甲午而后，翁同龢以授读毓庆宫而跋扈。戊戌政变，荣录专权，庆王继之，尤为贪鄙。宣统时，亲贵用事，各部尚书大半属于旗员，因失人心以至于亡。

甲　恭王

恭王签订庚申和约，遂以通晓洋务掌总理衙门，以赞训政，得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先后专政柄二十三年，稍稍举办新政。军兴之后，督抚权重，略示裁抑，兼奖借廉能，若阎敬铭、丁宝桢，一时规模粗具。以杀安得海，阻修圆明园，收物望，渐为西后所恶。先以蔡寿祺奏参，夺议政王，继以谏阻圆明之修，降郡王。复以晋豫之灾，中法之役，两遭严议，革职留任，然终不能解其军机之任。卒由醇王纳孙毓汶之谋，令盛昱严劾，始罢政事。中日之战欲倚以谋和，得再起用，自是持荣保宠，一无匡正，渊默守位而已。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十月丙辰朔……授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

（《清穆宗实录》卷六）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冬十月……癸亥……谕：“……上年京畿不靖，皇考大行皇帝特命恭亲王奕 留驻京师，办理一切事宜……均就妥协……皇考大行皇帝……屡欲于回銮后，特沛殊恩……见在梓宫回京……即派恭亲王奕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痛惟先帝遗言在耳……曷敢不仰承先志，懋赏酬庸……因于召见恭亲王奕时，宣示此旨：‘著以亲王世袭罔替。实属论功行赏……用慰在天之灵……’乃恭亲王奕 ，至诚抑，洒涕固辞……未忍重拂其意……将世袭亲王罔替之旨，暂从缓议……恭亲王奕 ，著先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礼。”

（《清穆宗实录》卷六）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甲午……命议政王会同醇郡王，训练京营。

（《清穆宗实录》卷九）

十二月……辛未……命恭亲王、醇郡王督率都统瑞麟，侍郎文祥、崇纶，署都统福兴，副都统遮克敦布，管理神机营。

（《清穆宗实录》卷一三）

咸丰……十一年……冬十月……庚午，谕议政王等赞理庶务，毋避小嫌。

（《清史稿》卷二一《穆宗本纪一》）

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乙亥……谕：“……著曾国藩、薛焕、李鸿章、左宗棠商酌，于都司以下武弁中……酌挑一二十员，令其在上海、宁波学习外国兵法。以副参大员统之，会同外国教练之官，勤加训练……练成之后，即令各该员弁，转传兵勇，以资得力……至天津所练之兵，并著文煜、崇厚仿照办理。”

（《清穆宗实录》卷四四）

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戊寅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购买外国船炮明春可到，请饬豫派将弁水勇，以备演习……购买外国船炮……实长驾远驭第一要务……官文、曾国藩……著即相度机宜……悉心筹酌，将应用将弁、兵丁、水手、炮手等人，于该船未到之先，一律配齐。俟轮船驶到，即可上船演习。”

（《清穆宗实录》卷四四）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丙戌……谕：“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为同文馆……见据李鸿章奏称，上海已议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广东事同一律，亦应仿照办理。著库克吉、泰宴、端书，于广州驻防内，公同选阅，择其资质聪慧，年在十四岁内外，或年二十左右，而清、汉文字业能通达……一并拣择，延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大义……并令仍习清语……傥一二年后，学有成效，即调京考试，授以官职……此事为当今要务……不得视为具文。”

（《清穆宗实录》卷五七）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戊戌……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派京营弁兵学制火器一折，据称洋人所制炸炮、炸弹等项，尤为行军利器。见在李鸿章军营，制造此项火器，已有成效。请饬火器营，于曾学习制军火弁兵内，拣派武员八名，兵丁四十名，发往江苏，一体学习等语……本日业经谕火器营……派拨矣……即交李鸿章差委，专令学习炸炮、炸弹，及各种军火机器。”

（《清穆宗实录》卷一○一）

恭忠亲王奕，宣宗第六子……咸丰……十年……文宗幸热河……授王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议和定约，悉从英、法人所请，奏请降旨宣示，并自请议处。上谕曰：“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毋庸议处。”十二月……初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王……领其事……十一年七月，文宗崩……穆宗侍两太后奉文宗丧还京……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命王世袭，食亲王双俸，并免召对叩拜，奏事书名。王坚辞世袭。寻命兼宗令，领神机营。同治元年，上就傅，两太后命王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三年，江宁克复，上谕曰：“恭亲王自授议政王，于今三载，东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征兵筹饷，深资赞画，弼亮忠勤，加封贝勒。”以授其子辅国公载澄……四年三月，两太后谕，责王信任亲戚，内廷召对，时有不检，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寻以惇亲王奕、醇郡王奕及通政使王拯……等，奏请任用……两太后命仍在内廷行走，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入谢，痛哭引咎。两太后复谕王亲信重臣，相关休戚，期望既厚，责备不得不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七年二月，西捻逼畿辅，命节制各路统兵大臣，授右宗正。十一年九月，穆宗大婚，复命王爵世袭……十三年……十二月，上疾有间，于双俸外复加赐亲王俸……光绪……十年，法兰西侵越南，王与军机大臣不欲轻言战，言路交章论劾。太后谕责王等委靡因循，罢军机大臣，停双俸。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恭忠亲王奕传》）

同治朝，恭亲王执政，遂以贿赂闻矣。此即李鸿章轻视朝廷之渐。通州文人范当世……尝在李幕府，言有候补道求奏保。李曰：“非军机处诺，奏保无济。尔识军机处何人？”曰：“识许军机。”曰：“识，即图之。”“诺。”而后以奏稿来，此人复命曰：“诺矣。”曰：“费若干。”曰：“若干。”李摇首曰：“不止此。”曰：“尚有费若干。”曰：“不止此”“别有费若干。”曰：“是其数矣，犹为廉也。”……然户科给事中黄冈、洪良品奏劾云南军需案贿赂，慈禧斥逐军机处王大臣一空，恭亲王其首也……先是，宣宗宠香妃。疾革，文宗方为大阿哥，入视疾，香妃弥留，以为所生六阿哥奕 也，抚之曰：“我无事不可对尔，止这座儿，争之不得。”文宗始知恭亲王谋夺嫡……大学士贾桢，宣宗朝为诸皇子师傅，尝放学差江南，宣宗手诏曰：“汝出差后，六阿哥在书房中又不安分矣。”恭亲王少颇佻达，不信于父；复以谋嫡，见疑于兄。同治初，邂逅时会进用，仍以信任非人，奏对失旨，被皇太后谴责，惧而检束。皇太后遂加温慰，终以云南报销贿赂，斥罢。

（吴光耀《慈禧三大功德纪》卷一）

光绪……二十年，日本侵朝鲜，兵事急。太后召王入见，复起王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内廷行走……寻又命王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十一月，授军机大臣。二十四年，授宗令，王疾作……四月，薨。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恭忠亲王奕传》）

乙　醇王

肃顺等之诛，恭、醇皆与有力。两宫听政，恭王秉政，醇王为御前大臣管神机营。倚翁同龢、荣禄为腹心，其福晋与西后姊妹行，故光绪帝得入承大统。才智甚疏，崇绮尝讥神机营章程谬，人才杂。与恭王积不相能，终藉中法事，夺其政柄。然中法再战，仍依天津五条议和，不足以服人。幸尚知仇洋，但倡办海军，而以海军经费修颐和园，意在博西后欢心。于是颐和园电灯、轮船两处人员，皆隶于神机营；倚张翼办开平、热河之矿，亏帑无算；又欲修铁路，皆隶属海军衙门。中日之战，所练海军竟一战而溃。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己丑……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同醇亲王奕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

（《光绪东华录》卷五八）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五月丁未……上谕：“……前据左宗棠奏，请旨勅议拓增船炮大厂；昨据李鸿章奏，仿照西法创设武备学堂，各一折。规画周详，均为当务之急。自海上有事以来，法国恃船坚炮利，横行无忌……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船厂应如何增拓，炮台应如何安设，枪械应如何精造，均须破除常格，实力讲求。至于遴选将才，筹画经费，尤应谋之于豫……著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穆图善、曾国荃、张之洞、杨昌濬，各抒所见，确切筹议，迅速具奏。”

（《光绪东华录》卷七○）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懿旨：“著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著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办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光绪东华录卷》七二）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庚辰，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臣奕……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当与臣李鸿章、臣善庆巡阅之际，屡经讲求……臣曾纪泽出使八年，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于调兵运饷、利商便民诸大端，为益甚多。而于边疆之防务，小民之生计，实无危险窒碍之处……至调兵运械……自当择要而图……直隶海岸六七百里……大沽口至山海关约五百余里……猝然有警，深虞缓不济急。且南北防营太远……如有铁路相通……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七年创造铁路二十里。后因兵船运煤不便，复接造铁路六十里……若将此铁路南接至大沽北岸，北接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盛军万人，在此数百里间，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请将阎庄至大沽口北岸……先行接造，再将由大沽至天津百余里之铁路，逐渐兴办……津沽铁路办妥，再将开平迤北至山海关之路，接续筹办。此事有关海防要工……似应官为筹措，并调兵勇帮同工作，以期速成。且北洋兵船用煤，全恃开平矿产，尤为水师命脉所系。开平铁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则出矿之煤，半日可上兵船。”……得旨，允行。

（《光绪东华录》卷八一）

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定海军经制。先是法粤既平，廷议锐意建海军。十一年，立海军衙门于京师，督办以醇贤亲王，以北洋大臣李鸿章会办，山东巡抚张曜、奉天将军善庆皆帮办，会前订德厂镇远、定远两铁甲，济远一快船，亦陆续至。十二年春，醇贤亲王乃奉慈旨，周历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烟台诸要隘。十三年，续订英德厂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快船，并延英水师兵官琅威理，均来华。合超勇、扬威，凡得铁甲二、快船七。至是，乃定海军经制，以丁汝昌为海军提督，予英国水师兵官琅威理副将衔，为海军总教习。福建船政局学生刘步蟾等，适出洋归，尽与营官。乃编为中军、左右翼、后军四队。中军三营，左翼三营，右翼三营，此战船九艘；后军则守口蚊子船六艘，合以鱼雷艇六艘、练船三艘、运船一艘，共大小二十五艘。又定考校之制，简阅之制，员弁之制，俸饷之制。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一四）

醇贤亲王奕，宣宗第七子……穆宗即位……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管神机营。同治……四年，两太后命弘德殿行走，稽察课程……德宗即位，王奏……哀恳矜全，许乞骸骨……两太后下其奏。王大臣集议，以王奏诚恳请罢一切职任……从之。命王爵世袭，王疏辞不许。光绪二年，上在毓庆宫入学，命王照料。五年，赐食亲王双俸。十年，恭亲王奕罢军机大臣，以礼亲王世铎代之，太后命遇有重要事件，与王商办。时法兰西侵越南，方定约罢兵，王议建海军。十一年九月，设海军衙门，命王总理，节制沿海水师。以庆郡王奕劻、大学士总督李鸿章、都统善庆、侍郎曾纪泽为佐。定议练海军，自北洋始，责鸿章专司其事十二年……鸿章经画海防，于张顺开船坞，筑炮台，为海军收泊地。北洋有大小战舰凡五，辅以蚊船、雷艇，复购舰英德，渐次成军。五月，太后命王巡阅北洋，善庆从焉，会李鸿章自大沽出海，至旅顺，历威海、烟台，集战舰合操，遍视炮台、船坞，及新设水师学堂。十余日毕事，王还京，奏奖诸将吏，及所聘客将……十六年……十一月……丁亥，王薨。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醇贤亲王奕传》）

十一年……九月，命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十四年，海军成，船二十八，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习风涛，练军技，岁率为常。

（《清史稿•列传》一九八《李鸿章传》）

海军开府，粗具规模。先练北洋一支，以为天下倡始，发端闳大，只可逐渐扩充。前者分设学堂，近复径度船坞，皆属创造，议论烦多……夏初，醇邸莅津，观兵海上，楼船壁垒，颇极军威，士气载扬，人言渐息，差可幸耳。

（《李文忠公尺牍册》二《复署甘肃臬台饶子维书》）

海军一事，条陈极多，皆以事权归一为主，鸿章事烦力惫，屡辞不获。虽得两邸主持，而仍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望洋悚惧。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复曾沅浦宫保》）

海军之役，同舟共济，藉资赞襄，鄙人方幸卸肩有期，执事仍欲称病避事……海军无可恃之饷，尚未能多购巨舰。将材尤乏，欲仿英制万分之什佰，一时实办不到。甚盼及时来访西国水师兵制，以备他日逐渐振兴，公其有意乎？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复曾劼刚袭侯》）

丙　礼王

礼王远宗，人尚持正，恭王罢政，得继其任。而醇王以军机处重要事件会同商办名目，尽垄军机之权。甲午，恭王再出领军机，事事退让，唯以恭谨博西后欢心，宫闱之争日甚。遂佯作心疾，冀以远祸而已。

同治间，授内大臣、右宗正。光绪十年，恭亲王奕罢政。太后咨醇亲王奕，诸王孰可任，举世铎对。乃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诏紧要事件，会同奕商办。德宗亲政，世铎请解军机大臣。奉太后旨，不许。十九年，命增护卫。二十年，太后万寿，赐亲王双俸再增护卫……二十七年七月，罢直，授御前大臣。逊位后三年薨。

（《清史稿•列传》三《诸王传•礼烈亲王代善传附》）

孙毓汶……山东济宁州人……咸丰六年，以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光绪元年……授工部左侍郎。十年……时法越事起，毓汶以习于醇亲王，渐与闻机要。适奉朱谕，尽罢军机王大臣……遂命（毓汶）入直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十五年，擢刑部尚书。寻调兵部，加太子少保……二十年，中日媾和，李鸿章遣人赍约至。廷臣章奏，凡百上，皆斥和非计。翁同龢、李鸿藻主缓，俄、法、德三国亦请毋遽换约。毓汶素与鸿章相结纳，力言战不可恃，亟请署。上为流涕书之，和约遂成。明年，称疾乞休。二十五年，卒……毓汶权奇饶智略，直军机逾十年。初，醇亲王以尊亲参机密，不常入直，疏牍日送邸阅，谓之过府。谕旨陈奏，皆毓汶为传达，同列或不得预闻，故其权特重云。

（《清史稿•列传》二二三《孙毓汶传》）

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光绪元年，署刑部右侍郎。明年四月，上典学毓庆宫，命授读……八年，命充军机大臣。十年，法越事起……旋与军机王大臣同罢，仍直毓庆宫……二十年，再授军机大臣。懿旨命撤讲，上请如故。同龢善伺上意，得遇事进言。上亲政久，英爽非复常度，剖决精当，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时日韩起衅，同龢与李鸿藻主战，孙毓汶、徐用仪主和。会海陆军皆败。懿旨，命赴天津，传谕李鸿章，诘责之。同龢并言：“太后意决不即和。”归，荐唐仁廉忠赤可用，请设巡防处，筹办团防。于是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同龢、鸿藻等会商办理。上尝问诸臣：“时事至此，和战皆无可恃？”……及和议起，同龢与鸿藻力争改约稿，并陈宁增赔款，必不可割地。上曰：“台湾去，则人心皆去。”……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同龢以俄、英、德三国谋阻割地，请展期换约，以待转圜。与毓汶等执争终不可挽，和约遂定……二十三年，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清史稿•列传》二二三《翁同龢传》）

丁　庆王

继礼王长军机者荣禄，同光两朝，例以亲王为军机大臣领班承旨，而荣禄以外人得之。初倚醇王，同治末，已为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贵盛莫比，为恭王所恶。中以吏议，闭门十余年。起用都统，出为西安将军，夤缘宦者李莲英，遂至大用。以计逐翁同龢，遂掌武卫五军，出为直隶总督。复与庆王合谋，翻戊戌维新之局，西后再训政，得入军机。其人便辟，善持两端，既令董福祥攻使馆，复电致东南督抚，微示拳民不足恃。后拜命会同李鸿章、庆王议和，为西人所持，乃走西安，力劝西后签和约，诛祸首。死谥文忠，追封男爵。庆王乃得继其任。甲申后，醇王举之总交涉事，终光宣之世不改。复继醇王管海军，以善画为西后所喜，光绪帝屡谯诃之。及入军机，老而黩货，屡遭弹劾，而倚任不衰。与袁世凯表里为奸，以逐瞿鸿、岑春萱。摄政王兄弟皆恶之，虽在政地，不得预机密。革命军起，力赞起用袁世凯。逊国诏下，乃踉跄走天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四月……甲辰，授荣禄为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四）

五月……丁巳……实授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五）

八月……甲午……谕：“荣禄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所有北洋各军，仍归荣禄节制。”……乙未……谕：“大学士荣禄，著管理兵部事务，并节制北洋各军，由礼部颁给关防。”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丁未……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荣禄节制，以一事权。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八）

荣禄……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二十年……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二十四年，晋大学士，命为直隶总督……太后复临朝训政，召荣禄为军机大臣，以世凯代之……复命荣禄管兵部，仍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乃奏设武卫军，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而自募万人为中军，驻南苑。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二十六年……诏诣西安，既至，宠礼有加……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二十九年，卒……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清史稿•列传》二二四《荣禄传》）

以绵性子奕劻为后……光绪十年三月，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月，进庆郡王。十一年九月，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事务……二十年，太后六十万寿，懿旨，进亲王。二十六年七月，上奉太后幸太原，命奕劻留京，会大学士李鸿章与各国议和。二十七年六月，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奕劻仍总理部事。十二月，加（子）载振贝子衔。二十九年三月，授奕劻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如故。寻命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解御前大臣，以授载振……三十年三月，御史蒋式瑆奏……庆亲王奕劻，将私产一百二十万送往东交民巷英商汇丰银行收存……按其事，不得实，式瑆回原衙门行走……三十二年，遣载振使奉天、吉林按事。改商部为农工商部，仍以载振为尚书。三十三年，命奕劻兼管陆军部事。东三省改设督抚，以直隶候补道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奏，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鬻歌妓以献（载振），又以十万金为奕劻寿，夤缘得官。上为罢芝贵，而命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按其事不得实，夺启霖官。载振复疏辞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许之。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传•庆僖亲王永璘传》）

梁鼎芬……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三十二年入觐，面劾庆亲王奕劻通赇贿，请月给银三万两，以养其廉……诏诃责，引疾乞退。

（《清史稿•列传》二五九《梁鼎芬传》）

3.督抚之权重

甲　用人理财之自专

太平军起，湘淮将帅多绾疆符，调兵筹饷，理财用人，及刑杀外结之案，得便宜从事，中枢不为遥制。同光之世，地方督抚，多属汉人，权力益以增长，每有所请，无不允许。中枢重要政务，有时取决于疆吏。司农岁入有常，而督抚则可以厘捐、盐关为挹注，甚且滥借洋债，拒不报销。吏部用人以资，而督抚则可以军功奏调奏保。至庚子，东南互保，而疆吏之权，无以复加矣。摄政以后，尽力裁抑，名为中央集权，自此中外离心。辛亥革命得以传檄而定，固由人心向义，亦由督抚怨望，百务废弛，有机可乘也。

同治元年（1862年）春正月……辛亥……谕：“……骆秉章奏，探闻贵州清镇县团首何山斗，因逼捐未遂，田兴恕执而戮之。该处百姓积愤已深，遂将厘金局委员戕毙，见在聚众数万……声称围省杀赵国澍方休，田兴恕见委韩超驰往办理等语。贵州省军饷短绌，自不能不劝捐抽厘，借资接济。第该省地瘠民贫，必须承办得人，于征取之中，寓拊循之意，方不至苛扰闾阎。若任令不肖官绅藉端恶索……何以服群情而平众怨。”

（《清穆宗实录》卷一七）

同治元年十一月……辛酉，谕：“……詹事府左中允钱宝廉奏，请饬各大臣督抚，不得将降革获罪之员，率行请留请调等语……嗣后各路统兵大臣，暨各直省督抚，务当破除情面，认真厘剔。凡降革获罪之员……不准仅以差委需员，摭拾虚词，率行请留请调。以儆徇滥而杜诡随。”

（《清穆宗实录》卷四九）

方今厉民之政，指不胜屈，其大端则津贴、抽厘、劝捐。津贴虽仅行之四川，而按粮加派，各省多有，亦与津贴无异。抽厘劝捐则天下习然……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一《蒋琦龄应诏上中兴十二策疏》）

各省抽厘，其弊尤不胜言，名目太繁，委员太杂，愈增愈广，利少弊多。捐数骤加，而物价腾贵。或一货而数捐，或一物而加至数倍，几于无物不捐，无人不捐。其名则出之商人，其实则加之百姓，无损于商而大病于民也。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一《吴大澄应诏直言疏》）

淮盐加引筹捐，连接子箴都转与扬州粮台报文，二十万已如数起解，感德非浅。子箴来文声明，并报尊处，且于捐款外，按新引劝募棉衣，折价二万两。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一《复曾相》）

时忧度支之告匮，将若之何？司农岂知国计，即奏拨，恐亦空文。似宜从长计议，俟造船限满，付托结实可靠之人，以善其后。而垂天之翼，经纬六合，仍左右主持之，斯经国之大计也。近世非疆吏不能治军办事，惟所欲为。弟虽为几省贫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东南，宏斯远谟，一振颓纲。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三《复沈幼丹船政》）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二月……丁亥，谕禁各省私设厘卡。

（《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三）

朝贵一闻拨款，则缩项结舌而莫之敢应。即有一应，农部疆吏空文支吾，于事何济。是以曾文正剿粤贼，鸿章剿捻匪，兴师十万，皆自筹饷，但求朝廷不掣肘为幸，何曾预请巨款耶？今事不可知，相忍为国……私计只有借洋债一说，幸卓见之适符。左公借款，向系若何利息？闻……日本借英商有七八厘者，中国恐不相上下也。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四《复沈幼丹节帅》）

津关一席，亟求帮手，久欲借重（黎）召民……故数月虚左以待，未敢预商左右者，以需才吃紧之际，恐有牵掣。昨因日人就抚，专疏荐列，幸荷俞允，另录咨呈。适阅疏陈，召民不愿留闽……乞将鄙诚一为道达……幸速驾北来相助为理。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四《复沈幼丹节帅》）

执事何时内渡，回工后再筹接替船政之人……海防事宜，及江左兵饷大局……亟欲觌面畅谈……饷源之绌，各省同病……吴中著名财赋，亦患竭蹶。（李）雨亭上年添募及筑台之费，百数十万，仅赖暂留洋税四成，邻省协济，尚多不敷。（刘）岘庄未必更张，或待履新后，设法弥缝耳。船饷必须有著，他人乃敢接手，回省自可商定。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五《复沈幼丹制军》）

至云位在己上，事权较重，则鄙见殊不谓然。从前军旅之事，皆出亲贵重臣，经略将军，高于督抚，文移体制，轩轾显然。而大兵所临，督臣往往仅领粮台之任。中兴以后，事寄绝殊，其握兵符而不兼疆篆者，实有仰息地方之势。推其位次者，不过致王人之敬，初非有节制之权；资其器用者，不过尽地主之情，初非有军兴之罚，无所谓上，更无所谓重。

（《李文忠公尺牍》第一册《复奉天府尹抚台裕寿泉》）

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亟宜购机器纺织，渐收回利源……适有魏温云观察……与弟世好……商情最熟，浼令出头承办。昨已赴沪会集华商，查议节略，欲求……由江、直各筹公款十万金，定购机器，存局生息。再招商股，购料鸠工，庶更踊跃。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六《复沈幼丹制军》）

至闽省厘税，添出台防及养船经费百数十万，入不敷出。自系实情。惟此项年例七万余金，似尚可勉力凑拨。闽海关四成分拨海防，以后或得数万，乞随时婉商星帅，就近划抵，感佩莫铭。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六《复丁雨生中丞》）

淮军向恃苏省为命脉，近因税厘收数过绌……而解额大减……每年八九关，竟放不出，南北海防，赖此支持，又不敢大加裁减，不得不乞怜于执事。兹蒙饬解三万……又承金诺，年底必解足六万两，明年诸事就理，当加增一二批……明知尊处协拨繁多……犹为此不情之渎，惶愧奚涯。黔、滇盐务，整顿新章，委用得人，定卜日有起色。借拨东省三十万，闻亦未能如数……宁远、越巂，必有五金佳矿，官为试办，需费无多，幸早筹及。此间现派员分办滦州开平煤铁矿、顺德及张家口外银铅矿，二三年后，冀有成效。盖中土穷极无聊，非从地产讨生活，别无开源之术也。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七《复丁稚璜宫保》）

（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礼科给事中孔宪瑴请禁止督抚奏调隔省人员疏云：“窃见近年各省，率以人员众多，请停止分发，何至有乏才之患，欲远借于异地……从前李鸿章奏调袁保龄、章鸿钧诸人，左宗棠所派曾沅及近日奏调王嘉敏、周崇傅各员，尚不免于物议，外此之相率效尤，更无论矣……”上谕：“……嗣后各省督抚于隔省人员，毋得藉端滥行奏调……”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八）

（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太仆寺少卿锺佩贤请禁止督抚奏调京员……上谕：“……嗣后各督抚不准再行奏调翰林部属等官……”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八）

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十月……丙寅，谕：“……近年以来，民力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闻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所有各省派捐等款，除有大宗收数者，姑准照办外，其余巧立名目，及苛细私捐，著即概行禁止。凡地方应办要政，仍当次第推行。一切学堂、工艺，有关教养之事，但当官为剀切劝导，应由绅民自行筹办，不准藉端抽派，致滋苛扰。各该督抚务当督令属员，深维邦本，共体时艰。”

（《光绪东华录》卷一八九）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正月……庚辰，户部奏：“……咸同以来，各省军务倥偬，部拨款项，往往难以立应。疆臣遂多就地筹款，以济军食，如抽厘、助饷之类。因而一有缓急，彼此自相通融协借，不尽咨部核覆。然亦以其系就地自筹之款，与例支之项无碍，故部臣亦无从深问。近年库款支绌，各省皆然，任事之臣，知臣部筹措之难，动辄自行电檄各省，求为协济，其意不过在外销款内匀拨。而各省亦不尽能另筹的款，遂将例支正项，及报部候拨者，挪移擅动以应之。迨臣部查知，而款已动用，往返驳诘，迄难就绪，诚恐日久，难以限制……请饬下各省将军督抚，嗣后凡有动拨款项，必先咨明臣部，核其有无窒碍。俟部覆到日，再行查照办理。倘或不俟部覆，擅自动解，除将所动之项照数提还外，仍由臣部指明严参，以重库储。”得旨：“如所议行。”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八）

乙　南北洋大臣之分设

南北洋大臣，本为外人通商而设，嗣因崇其体制，乃以总督兼领。新练海陆军，购舰购械，聘外人为教习，以及铁路、电报之事，动关洋务，皆由南北洋主之。北洋之任，尤为雄峻。李鸿章任北洋二十余年，一国对外交涉，几乎一手包办。庚子以后，袁世凯继之，外交、新政，并归掌握，其权益重，幕僚多任督抚，材官亦得专阃，北洋派之称，由此而起。

南洋大臣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戊戌……谕：“前因薛焕熟悉外国情形，谕令以头品顶带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兹据薛焕奏……请即裁撤，各归本省督抚将军经理。并片陈长江通商，事属创始，必须平时勋望隆重，乃能詟服远人。请于官文、曾国藩，特简一员，兼领其事……”

（《清穆宗实录》卷二八）

同治元年秋七月……丙午……谕：“……长江上下计有二千余里，地处腹心，事关创始，自应将通商大臣改驻长江。著曾国藩于镇江、金陵，或汉口、九江，择一扼要之处……酌量具奏……其上海及长江一带，中外交涉事件，固应归通商大臣专管，而粤、闽、浙三省事务，通商大臣亦应兼理，以免歧异。”

（《清穆宗实录》卷三五）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戊申……以两江总督曾国藩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清穆宗实录》卷二九七）

北洋大臣

同治九年(1870年)冬十月……壬子谕：“……前因东、豫各省匪踪未靖，总督远驻保定，兼顾为难，特设三口通商大臣，驻津筹办……三口通商大臣著即裁撤，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著归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其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锦道所管之牛庄关，均归该大臣统辖……”

（《清穆宗实录》卷二九三）

谕旨准照总理衙门所议，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洋务归总督经管，并令长驻津郡，整顿海防，洵属未雨绸缪之策。臣前奉旨驻津，筹办弹压抚绥各事，今值归并通商，事同创始……自应久驻此间……目前最急者，须添设海关道一员。查咸丰十年十二月间，崇厚由长芦盐政改授三口通商大臣，职分较卑……兹臣以总督兼办，又蒙特颁钦差大臣关防，各国和约，载有专条，未便过事通融，至亵国体，而启外人骄慢之渐。且臣曾兼任南洋通商大臣五年……未可前后易辙。计惟添海关道，比照各口现定章程，责成道员，与领事官、税务司等商办一切，随时随事，禀臣裁夺。其有应行知照事件，臣即札饬关道，转行领事遵照。至往来会晤仪节，务皆斟酌适宜，此等事体虽小，动关体制……又中外交涉案件，洋人往往矫强，有关道承上接下，开谕调停，易得转圜，不独常洋两税须人专管也……相应请旨，准令添设津海关道一缺，专管洋务及新钞两关税务。凡华洋交涉案件，责令该道督同府县各官，认真妥办，并由直隶总督拣员请补，俾可呼应得力……至选将练兵，筹备海防一节，尤为目今要务……曾国藩本年四月续奏马步练军章程，经部议准，似较从前营制差强……随时整饬变通，或者有裨实用……大沽海口南北炮台，最为扼要，而守兵过单，守具亦未精备。杨村、河西务、王庆坨等处，均系由津进京要路，将来应否拨营分驻，修筑炮台，以壮声势，均当次第妥酌办理……并奏派记名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周盛传，统盛仁各营，为拱卫畿辅之师……暂在景州、沧州一带屯扎操练……至畿东水利……崇厚前于军粮城开垦渠田五百余顷，闻不久亦多淤废，容再察看，妥筹试办。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一六李鸿章《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疏》）

同治九年十二月……丙戌，吏部等部议复：“直隶总督李鸿章条陈，新设天津海关道，定为冲繁疲难四字最要之缺，由外拣员请补。沿海地方均归专辖，直隶通省中外交涉事件，统归管理，兼充直隶总督海防行营翼长。并以天津府城未据险要，拟于五大河以北，圈筑新城，以资备御。均应如所请办理。”从之。

（《清穆宗实录》卷三○一）

光绪元年（1875年）夏四月……壬辰……以沈葆桢为两江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谕：“……南北洋地面过宽，必须分段督办，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所有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悉心办理。至铁甲船需费过巨，著李鸿章、沈葆桢酌度情形，如实利于用，即先购一两只。开采煤铁事宜，著照李鸿章、沈葆桢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出使各国及通晓洋务人才，并著李鸿章、沈葆桢随时保奏。”

（《光绪东华录》卷三）

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乙未，赏前福建巡抚丁日昌总督衔，专驻南洋，会同沈葆桢及各督抚，实力筹办海防，南洋沿海水师弁兵，统归节制。丙申，命丁日昌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

（《光绪东华录》卷二七）

4.财政之支绌

清代岁入，顺治以后，约二千万两。道光时，关税骤增，及他所增益共为四千万。光绪二十年为七千万，三十年达一万万，宣统三年预算为四万万元。而一代兵费，约占岁出之半，临时军费尚不在内。康熙库存二千余万，乾隆时达七千万，然晚年用兵，耗费已尽，自后国用，时虞不足。道光以迄光绪，兵费尤多，加以赔款、维新之费，至宣统时，益形竭蹶。故清之亡，原因甚多，而财政之崩溃，亦其一也。

甲　赔款

鸦片赔款后，外人以中国为易与，于是不问是非，动辄勒索赔款。教民死伤，则索赔款；教堂被毁，则索赔款；琉民被害，与日本无涉，亦索赔款；俄占伊犁，本我土地，亦索赔款。甲午之役，赔兵费至二万万两，赎还辽东半岛又三千万两；庚子赔款本息达九万万余两。竭中国之脂膏，不足餍无厌之壑。于是剜肉补疮，借外债以偿外债，利息折扣，额溢于旧。全国利权抵押殆尽，不得已筹及干路，欲以为外债抵押品，而清亡矣。

东事久无定议……竟索至二百万两之多……英国威使忽为调停，至少必须五十万两……复称须先付给一半，余俟兵退后补给……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四《复王补帆中丞》）

光绪七年（1881年）春正月……己丑，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在俄都森彼得堡与彼外部大臣格尔斯暨前驻华公使布策，改订条约二十款，专条一……第六款，大清国大皇帝允将大俄国自同治十年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并所有前此在中国境内被抢受亏俄商，及被害俄民家属各案补恤之款，共银卢布九百万元，归还俄国……

（《光绪东华录》卷三九）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甲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另约三款，成……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五）

五月……壬辰，与日本国订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七款……第二款，中国约为酬报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允给银三千万两……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交与日本国政府……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七）

七月……戊午……许景澄奏：“本年四月间，俄国户部大臣威特述其国主之意，深愿中国速给偿款，俾日本早日退兵。并令伊部代筹款项，以备周转……旋拟推荐俄法银行承办。经臣迭奏电旨，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来电，与外部大臣罗拔诺夫，会同威特，详慎商办……闰五月……初九日，奉旨，合同各条著许景澄斟酌妥协，即与画押订定……臣于十四日，将两国议订专条，并银号合同……分析画押讫。查合同内载，中国订借法银四万万佛郎，按九四又八之一扣，再扣印税、造票工本、发寄等费，周年四厘息，由中国驻使出给借款总据。银号商董，先将总款全揽刊印股票散售，每年分还票本息，共二千一百十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二佛郎。另加银号经办费用四分厘之一，并刊报添印息票等费，半年一给，至三十六年清讫。十五年后，亦可将票本增还，或全还。其息以西历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算，交款极迟，自西历八月二十日，至明年正月初一日止，分期交清。未交款之前，应给息银，由银号扣存抵付。此项借款，以海关作保，遇有付款阻滞，俄国允许立合同之银号，按期拔付票本息，中国在六个月不另借款。每年银号经办制佥、销票、刊报、对号等事，由使馆派员稽察。借款全还，银号即将总据缴销……此臣与俄法银号商董互订合同之情形也。”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庚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前于光绪二十二年二月间，订借英德商款一千六百万磅，约计库平银一万万两……嗣经陆续提付日本赔款及威海卫军费七千七百五十九万余两，加以订购炮船等项，仅余三百数十万两。而日本赔款尚欠七千二百五十万两。若不续借巨款，照约于二年之内全数还清，则已付之息，不能扣回；威海卫之军，不能早撤，中国受亏甚巨。且本年闰三月间，应付之一千七百余万两，亦尚无从筹措……臣等通盘筹画，拟将苏州货厘、松沪货厘、九江货厘、浙东货厘、宜昌盐厘等项……札派总税务司赫德代征，以便按期拔付本息，不致迟误。此项货厘、盐厘每年约征厘五百万两，抵偿借款，当可取信洋商，而他国不致有所借口。当将此意面告赫德，令向英德银行商办……订期续借金一千六百万镑，仍合库平银一万万两，开具草合同呈送前来。臣等查合同所开，周息四厘五毫，八三折扣，四十五年还清。每四百镑用费一镑，虽较前次英德借款折扣较重，然前项周息五厘，三十六年还清；现款周息四厘五毫，四十五年还清，每年少还本息银十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余镑，亦可稍舒财力。其余各款，与前次合同不甚参差……既无误日本偿款之期，亦免诸多要挟……仅钞录合同底稿，恭呈御览……”得旨：“如所议行。”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三）

据全权大臣先后来电，并还款表一纸，计此次赔款，议定四万五千万两。前数年每年本利银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嗣后按年递加，每年二千余万两及三千余万两不等，至光绪三十九年为止，总共本利银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另有允缓半年付利息九百万两，分三年带交，由西历明年正月初一日，即华历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照数付足。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和议即成，赔款既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需竭力支持。臣部职司度支，固属责无可卸，各省值此艰巨，尤当勉为其难。亦惟有于出款力求裁减，入款再求加增，庶几凑集巨款，届期归偿，于大局不致贻误。谨将拟裁拟增各款，逐一开列，恭呈御览。计开：“一、虎神营、骁骑营、护军营，光绪二十五年共开支津贴银一百四十余万两。此项津贴，原因添练各营，始行加增，并非兵丁底饷，现拟自本年起……照数裁减。一、神机营经费，及步兵营练兵口分、抽练兵丁口分，光绪二十五年共开支银一百二十余万两。前项经费、口分，系属挑练各营兵丁先后加增之款，亦非兵丁底饷，现拟……酌量裁减。一、满汉官员、八旗兵丁，向有米折一项，每年由户部约支一百余万两……拟自本年起……暂行停支。一、南洋经费，及沿海、沿江防费，并各省水陆勇营、旧营、旧有绿营，率多事涉虚糜，难期实际，拟一律酌加裁汰。一、房间捐输，按粮捐输，广东已电奏开办。如果妥定章程，办有端绪，尚属款项大宗，拟通饬各省，一体酌量试办。一、地丁收钱，酌提盈余，剔余中饱。山东已奏准办理，臣部亦钞录原奏，行咨各省仿照，现拟再行通饬各省，切实遵办。一、盐斤加价，前已奏明办理有案，然为数尚少，款项亦均已拨用。拟令各省，就现在盐斤价值，每斤再加增四文。一、各省土药一项，茶、糖、烟、酒四项，非民生日用所必需，重征之尚无甚妨碍。拟令就现抽厘数再加三成。统计部库裁减之款，可省三百余万两。各省……加增之款，约略估计亦当有一千数百万两。惟各省情形不同，未必皆能逐款遵办。即使遵照部章，竭力筹办……尚需时日，仍恐有误还期。拟先就赔款二千二百万两之数，令各该省关，将应解部库。西征洋款，改为加放俸饷一款；抵京饷，改为加放俸饷一款；京官津贴，改为加复俸饷一款；自光绪二十四年起，加增边防经费一款；向未有漕省分，循案解部漕折一款，以上约共银三百余万两，全数提出，均留作赔款外，尚有一千八百余万两，即摊派各省，责令按期报解。其数目……应按省分大小、财力多寡为断，拟派江苏省二百五十万两，四川省二百二十万两，广东省二百万两，浙江省一百四十万两，江西省一百四十万两，湖北省一百二十万两，安徽省一百万两，山东省九十万两，河南省九十万两，山西省九十万两，福建省八十万两，直隶省八十万两，湖南省七十万两，陕西省六十万两，新疆省四十万两，甘肃省三十万两，广西省三十万两，云南省三十万两，贵州省二十万两，计共一千八百八十万两。各省自奉文派定以后，均应按臣部单开裁减加增各办法，妥速筹办。倘单开各条内，有与该省未能相宜，及窒碍难行之条，各该督抚均有理财之责，自可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惟必须在本省司、关、道、局，凑足分派之数，如期汇解，不得少短迟延，致有贻误。倘期限已届，而短少尚多，即惟各该督抚是问。再通商各海关税银，拟收足值百抽五，现已商办有成。将来开办后，核计关税，究能征收若干，应将增出数目，专为赔款应用，各省此次分摊之数，尚可酌量核减。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六《户部奏新定赔款数巨期急迫应合力通筹疏》）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乙丑，外务部奏：“查辛丑和约第六款，内载诸国偿款海关银四百五十兆。按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清还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现因银价跌落……每届还款之期，虽由江海关道照银数付给各国银行，该银公会每期开送清单，仍悉按以银易金计算，载明亏欠数目，并将欠款于结算后即一律起利。照此核计，至本年三年届满，亏欠之数约已逾千万……亏欠之数，仍一例以四厘计息，则欠数必逐年递增，算至三十九年之后，将又积成数万万之巨款。”

（《光绪东华录》卷一八九）

乙　兵费

清代八旗及绿旗军饷，岁有常规，约需银二千数百万两。太平军起，湘勇每名每月饷银四两五钱。淮、粤、豫军咸仿其制。此项兵费在常规之外，户部无以应，则由各省协助，且设卡抽厘以给之。官吏因缘为奸，层层盘剥，税及毫厘。其后捻、回举兵，厘金不足，则提及关税，或别创米捐、官捐，甚至借外债、商债。甲申以后，又开海防捐、郑工捐，许捐实官，仕途益以庞杂。至于编练新军，购买舰械，所费尤巨，其详数已不可考。但以清季用兵之久，区域之广，饷项之繁，所耗兵费实数，当不下银二三万万两。

同治元年（1862年）春正月……乙酉谕：“……前以军饷浩繁，度支不足，不得已，议亩捐、厘捐之举。地方有司，不知善为经理，暴敛横征，漫无限制……致民不聊生，殊堪痛恨……各该省督抚酌量裁留，并将殃民官吏，严行查办。”

（《清穆宗实录》卷一五）

户部……奏折内称：“曾国藩军营，现在月饷，每月湖北协济银二万五千两，湖南协济银二万五千两，四川协济银五万两，江西协济银三万两外，尚有广东厘金，及江苏厘金等款，为数甚巨……”

（《曾文正公奏议》卷八《饷绌情形片》）

窃臣接准部咨……军需报销一事……自咸丰三年九月至六年十二月底止……共收银二百八十九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两五钱有奇，收米五万三千七百四十九石八升有奇……自咸丰八年六月，臣由原籍起复，带兵援浙之日起，至十年四月底止……共收银一百六十九万一千六百七十九两一钱有奇，收钱一千一十九串有奇……自咸丰十年五月，臣接任两江总督起，至同治三年六月克复金陵止……共收银一千六百八十五万四千五百九十两七钱有奇，收钱九十六万五千五百五十二串有奇……其各军欠饷及协济各路银钱等款，另行分析开单，具详请奏前来。臣查此次汇办报销，为时阅十二年之久，用款至二千一百三十余万之多，臣复加查核，均系确实可据……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五○《曾国藩造报军需款目疏》）

用银一万七百九十余万，钱九百万贯，钞七百万两（清对捻军所用军费）。平洪用银二万八千余万，钞七百六十余万两，钱八百十八万贯。

（《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十月》）

窃臣军先后入秦，及续募马步各营之在途者，并计步队四十余营，马队三千余骑。综核各营饷项，及津贴、粮价、采办军火，并转运经费，每月已不三十万两。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五○《左宗棠甘省粮饷奇绌援案请办米捐疏》）

东、苏两境，运堤袤长千里，苟非各督抚……通力合作，军断不敷用。皖、豫派到各军，与淮军分守宿迁以下地段……而宿迁以下至清江，运堤几二百里，尚无守兵……臣仅调前金门镇王锺华提督、鲁洪达水师三营，分在宿迁亨济闸下，至盐河箝口坝一带……钦奉初五日寄谕，复经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请其速派五千人北上，协守宿迁、桃源运堤……叠准李瀚章、曾国荃咨称，已派提督谭仁芳、总兵刘维桢，率万二千人。刘长佑咨称，已派臬司张树声，率总兵余承惠等四五千人，前来助守，均尚未得起程日期，故运防犹未布满，即暂无兵替入胶莱。至胶莱河距南北海口……丁宝桢则云约三百里，以每营三里计之，须百营布守，至少亦须八十营。刘铭传等三路之师（刘铭传、潘鼎新、董凤高、沈宏富等三路……逼贼胶莱），日内先后已到，然步队止四十六营。臣复拟调豫军宋庆十二营，淮军王永胜开字十营，由运河续行抽往。必合之丁宝桢所部东军三十一营，始可密布。丁宝桢止允以十一营相助……若丁宝桢尽以东军协守，目前略可敷用。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五三《李鸿章陈明办贼大致暂难赴前敌疏》）

臣所部各军，自同治元年逐渐募练，初系淮南农民居多。迨克复苏、浙各城，间收粤匪降众。四年后，全调剿捻，随地募补，马步水陆营数过多，需饷愈巨。数年以来，竭两江之财力，供亿此军，罗掘净尽。而各营每年必欠放三个月，积逋如山。曾国藩与筹饷司道，屡请裁军节饷银，以运防游击，多一营得一营之助，未敢遽议。今东捻既平，必应陆续裁撤。每裁一营，应酌补欠饷若干，粮台无丝毫存项，又须设法筹此巨款。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五三《李鸿章东捻荡平覆陈善后为难情形疏》）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八月……庚寅，卞宝第奏：“国家……岁出大宗，莫如兵勇之兼设。查各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余人，每年薪粮，计银一千数百万两。养兵不为不多，费饷亦不为不巨……粤逆自金田起事，初不过二千人，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乃以三万七千之兵，不能击二千之贼……其后发、捻、回、苗等匪，悉赖湘、淮营勇剿除戡定……大乱甫平，伏莽未尽，兵不得力，勇难尽裁。于是岁支勇粮，又在一千余万两，赋入有常，何堪如此耗费。”

（《光绪东华录》卷七二）

军兴以来，近三十年，用财曷止万万。迄寰宇底定，惟甘肃、新疆，需饷孔多。除明春一军，业经裁撤不计外，以现在调拨而论，刘锦棠、谭钟麟关内外之师，岁拨银七百九十三万两，是为西征军饷。若西宁岁拨之一万，宁夏岁拨之十万，凉庄岁拨之八万四千两，不与焉。金顺一军，并接统荣全、景廉旧部，岁拨银二百二十八万两，部垫二十六万两，是为伊犁军饷。若巴里坤专饷，迭次提拨之四十万两，不与焉。锡纶接统英廉所部，并新募诸军，岁拨银三十三万，是为塔尔巴哈台兵饷。长顺接统恭镗所部，岁拨银九万六千两，是为乌鲁木齐军饷。若张曜所带豫军，岁需银六十余万两，向由河南供支，亦不与焉。以上西路各军，每岁共需银一千一百八十余万两，遇闰加银九十余万两……通盘计算，甘肃、新疆岁饷，耗近岁财赋所入六分之一。各省关或括库储，或向商借，剜肉补疮，设法筹解，已属不遗余力……上年筹办海防，西路协饷，颇难兼顾……天下无大患难之时，犹且拮据如此，万一海疆有警……各省自顾不暇，西路之事，何堪设想……查咸丰初年，始抽厘助饷，于关税之外，复设厘卡，迹近重征。大吏谕民，以暂时抽厘助饷，事竣裁撤。小民均切同仇之义，勉强输将，其后厘卡愈密……析及秋毫，贩负俱不得免。因军饷不足，迄今未能遽裁。计每军报部，收厘数目，千数百万。至外销之款，与夫官吏所侵蚀，书吏所勒索，又无论矣。层层剥削，竭泽而渔，商贾咸谓事竣不裁，久为商累，物价昂贵，终归累民。至于田赋所出，俱有常经。军兴既久，供亿不恒，遂隳经制。如四川之按粮津贴捐输，已近加赋；各省遭贼蹂躏，城池甫复，遽事征收……本年之钱粮，既须完纳，历年之积欠，又须带征。饷需紧要，不得不严其考成；考成綦严，不得不出于敲扑。至于州县之勒派，胥吏之诛求，尚不在其中。而民间捐资以应差徭，摊派以办团保，又无论矣。虽官非增赋，私已倍输。数十年来，海内疲弊，户鲜殷实，田多污莱，率以此故。

（王延熙《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五○《户部统筹新疆全局疏》）

光绪十年（1884年）十二月……丙戌……岑毓英奏：“臣于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奉旨，著督饬各军，设法攻克宣光，联络桂军，力图进取；所添粤勇，即著赶紧招募训练……该督所需月饷，著户部速议具奏……又于十一月十四日奉上谕，鲍超奏请在川、黔等处设局转运……该军到滇后，著岑毓英于张之洞筹借商款所解银两内酌量拨给……两广督臣张之洞，顾持大局，奏请筹借商款百万，分济各军，臣深为感佩。惟分给滇军若干，由何路运解，尚未准知会。”

（《光绪东华录》卷六七）

十二月……壬午，李鸿章奏：“广东借大东英金五十万镑，息九厘，期以十年，分二十次还清，限七日汇港。”得旨：“依议行。”

（《光绪东华录》卷六七）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己丑……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顷接闽抚刘二月初九日来电……吴鸿源……所部皆水师……本议广东济饷，至今未解，仍由台发饷。王诗正所部三千，又抽土勇二千，饷由台支发五万，军火器械，搜发一空。援兵皆徒手渡台，更增台急。”

（《光绪东华录》卷六八）

九月……丙辰，户部奏：“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臣等会议奏准，部库暨各直省，开捐实官常例，以裕饷源……予限一年，限满即行停止……计自开例起，截至本年八月底止，各直省共收捐银一百三十余万两。臣部共收捐银八十五万余两，统计共收捐银二百十五万四千余两……此次捐例，原为海防而设。现在海防既定，且距限满之期不远……拟请饬下各直省督抚……限满一律停止。其奖册……赶紧造送到部，毋得迟延。”

（《光绪东华录》卷七二）

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二千万。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复曾劼刚袭侯》）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户部奏请息借商款备充饷项事。疏云：“窃以海防吃紧，需饷浩繁。前经臣部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募勇购船各案内，拨银二百五十万两。嗣又酌拟筹饷条约，可提挪银四百万两，并声明续有所见，应由臣部奏明办理，各在案。伏查近年以来，帑藏偶有不敷，往往息借洋款……若以息借洋款之法，施诸中国商人，但使诚信允孚，自亦乐于从事……谨酌拟办法章程六条……恭呈御览……京城已经创办，各省省会关埠等处……拟请饬谕各督抚……照臣衙门办法，议定行息……准于地丁关税内，照数按期归还。”……奉上谕：“……现在倭氛不靖，购船募勇，需饷浩繁。息借商款，京城业经创办，即著各直省督抚……照户部办法，议定行息……准于地丁关税项下，照数按期归还……但使本息无亏，当无不踊跃从事也。钦此。”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二○）

八月，慈谕：“停办万寿受贺典礼……本年十月，予六旬庆辰……特允皇帝之请，在颐和园受贺。讵意自六月后，倭人肇衅……不得已兴师致讨……两国生灵，均罹锋镝……前因念士卒临阵之苦，特颁内帑三百万两，俾资饱腾……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二○）

九月甲戌，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营口道善联电，边氛渐紧，拟募陆勇马步三营……月饷约九千金，就地劝商集捐。计可五万……应用枪炮火药……所用共约需十万金。查本关洋税……尚有底零计共九十四结，积余二十一万两。可否即就此款，先提十万，以为置办军火，添补月饷，一切零星制备之需。下余十一万两，并恳全数皆备不虞……鸿查营口防务紧要，酌提本关积存税项，为募练防军之用，似属可行，应请旨敕部准拨……”上谕：“……著准其在该关积存税项内，提银十万两应用。”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二）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夏四月……乙巳……户部奏：“臣部于上年八月间……爰有息借华款之举，先试办于京师，继复推行于外省……自开办至今，已经奏咨有案者，广东借银五百万两，江苏借银一百八十一万余两，山西借银一百三十万两，直隶借银一百万两，陕西借银三十八万余两，江西借银二十三万余两，湖北借银十四万两，四川借银十三四万两，合诸京城所借之一百万两，已逾千万之数，洵于军兴用款，不无少补……虽属公私两便，而行之过久，恐银价日增，有碍商民生计……此事不妨暂停……”得旨：“允行。”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六）

丙　糜费

清末额外开支，如光绪十三年河决郑州，所耗工程，达银一千万两。山东河决齐河，亦达五百万两。咸丰帝、同治帝、孝贞后三陵工，各数百万两。此外尚有常年陵工。同治、光绪两帝大婚，各五百万两。撤帘后，修缮三海三百万两。颐和园约八百万两。西后六旬万寿，点景铺张，亦达数百万两。皆糜费也，所耗约达六七千万两。

顷奉二十日手示，以奉拨大婚等用盐厘二十万。无可指拨，属于预厘彭营厘饷项下，月拨二万，俾有著落。俟解清二十万后，仍归淮军充饷。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九《复马穀山制军》）

今冲圣吉礼将备，宫府内外，竭蹶供支之不遑，何暇计及民生之休戚。遇有兴举，悉下部议，徒令猾吏奸司留难需索，而名实皆亏，纪纲日隳。踵此而行，乱机将兆，岂疏远所能为力，即百湘乡在外，庸有济耶？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二《复四品卿衔何子莪》）

光绪十四年正月……己巳……懿旨：“……办理大婚之款，四百万两尚不敷用。著户部再行筹拨一百万两。”

（《光绪东华录》卷八七）

枢垣无主持大计之人，农部尤甚愦愦，欲朝廷力减不急之务，无敢言者，亦无能行者。如三陵岁需二三百万，与京饷并重，势须设法腾挪。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五《复沈幼丹制军》）

海内财力，一耗于西征，再耗于海防及留防兵勇，三耗于陵工、河防。意外之需，其势实不足分供边远。

（《李文忠公朋僚垫稿》卷一六《复刘荫渠制军》）

丙子，张曜奏：“山东河工吃紧，请由部库垫发饷银五十二万两。”

（《光绪东华录》卷八六）

户部奏：“……拨郑州大工六百万两，山东河工二百万两，续拨山东河工八十九万两。”

（《光绪东华录》卷八六）

十三年九月……己亥，张曜奏：“黄河……挑挖引河，酌挑矶滩，估计工程经费，除成平外，共需银二十九万七千余两……北岸遥堤经费，民埝津贴，除成平外，共需银五十三万一千二百余两。利津下游至灶坝尾堤工九十六里，除成平外，需银六万五千八百余两。南岸……遥堤经费，民埝津贴，除成平外。共需银二十六万七百余两……赵庄口门……经费，除成平外，共需银十二万七千余两。堵筑王家圈等四处口门，估计经费，除成平外，共需银六十一万余两……徒骇河堤工……共需津贴银十六万六千余两。南岸滨州地段……需银三万四千五百余两……赶造平头圆船五十只……每船约需银二百余两……”

（《光绪东华录》卷七八）

十四年七月庚申……谕：“……郑工漫口……先后发给工需银九百万两。”

（《光绪东华录》卷九○）

同治时欲修复圆明园，为恭王所阻，约于军事平定后再行修复。故光绪十年以后，又重提此议，终以费多不克举行，而改修三海，约费二百余万。犹以为未足，故修清漪园，改名颐和园。其费无法计算，大约内务府、户部所筹者百余万，各省分筹者二百余万，其余报效者百余万，由海军经费挪用者不知确数，约计共费最少当在六百万至八百万之间。世间传言费至数千万，并言海军经费全部用以修园。实为过甚之辞。

同治十三年（1874年）秋七月……己巳，谕：“……前降旨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将圆明园工程择要兴修。原以备两宫皇太后燕憩，用资颐养而遂孝思。本年开工后，朕曾亲往阅看数次，见工程浩大……见在物力艰难，经费支绌，军务未尽平定……仰体慈怀，甚不欲以土木之工重劳民力，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著即行停止。俟将来边境乂安，库款充裕，再行兴修。因念三海近在宫掖，殿宇完固，量加修理，工作不至过繁。著该管大臣，查勘三海地方，酌度情形，将如何修葺之处，奏请办理，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清穆宗实录》卷三六九）

万寿山工程集款，前系函商两江、两广、湖广、四川四督，湖北、江西两抚，较论南省财力，惟此数处，尚可勉筹。诸臣受恩至深，益以钧函之重，必当尽力措置，不敢迁延。以愚见揣度，二百万之数，当可集成，足纡廑念。

（《李文忠公尺牍》册八《复醇邸》）

粤中代购颐和园电灯机器全份，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此项电灯，系因粤堂鱼雷教习德弁马驷请假回国之便，令其亲往德厂订购，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该洋弁将第三批箱件，由粤自送到津，呈递各项细图，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至预备西苑更换电灯、锅炉各件，系信义洋行代办，日内亦可抵津。闻器料尚属精美，一俟到齐，即派妥员解京，以备更换。

（《李文忠公尺牍》册一八《复庆邸》）

奉五月二十六日手示，以三海工程急需三十万，拟先由海署存款内如数借拨，俟粤海关续措三十万解到，扣还署款……

（《李文忠公全集》光绪十二年五月《致醇邸函》）

南海工作，各商按八成正款一百八十八万一千六百两，业经放竣。合有二成节省银四十七万四百两之数，原为备放续估工作及装修，并修理陈设船支等项之用。讵一昨通盘核算，约需百万内外，而圈北堂不与焉……计工程处入款，文铦二万，崇礼十三万，崇厚四万，文锡五万，神机营海署七十五万、户部五万八千零，英绶三万，文麟三万，闽海本年十万，海绪三十一万，增润七十万……可否指称创建京师水操学堂，或贵处某事，借洋七八十万之谱……此银一来，全局立定。

（《李文忠公全集•醇邸来函》）

分段点景一节……户部前咨王大臣等，会奏分扣廉俸，报效经费，即系分段点景之费。各疆臣尚有届期自行进献礼物之举……此间拟率同合省提镇司道等……续请报效三万两……

（《李文忠公尺牍》册二六《复两江制台刘岘庄》）

盐商报效一节，山东四万，已见邸钞。两淮闻令出五十万，只认交二十万，大约至多不过三四十万。芦商拟令捐八万。两浙盐商可出若干，想亦不能过多也。

（《李文忠公尺牍》册二六《复浙江抚台崧镇青》）

钦奉懿旨：“著照捧日、恒春船式，成造轮船一只，随洋划四只，以备倚虹堂至万寿寺乘用……”当经札饬机器局司道遵照式样……一切工料，均令力求精坚……应用外洋物料，亦经电促从速购运。再饬大沽船坞，配造洋划四只，届时一并解京。

（《李文忠公尺犊》册二《六复庆邸》）

各将军、督、抚请赏地段点景……大约系内务府承办……费不足，则各自添筹耳……即彩绸一项，已须三百余万。宁、苏两织造承办者，数必不少，更大费张罗矣。

（《李文忠公尺牍》册二六《复两江制台刘岘庄》）

庆典各省商捐，长芦十万，两广四万……两淮拟进呈四十万……河东三万……

（《李文忠公尺牍》册二六《覆两淮运台江蓉舫》）

十九年……五月……乙卯……总办万寿庆典王大臣世铎等会同内务府奏：“……报效清单，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共银四万三千六百两。宗人府、内阁、各部院寺满、汉文职各官，共银九万四千八百两。侍卫处、銮仪卫、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前锋、护军、圆明园八旗、内务府三旗、健锐营、火器、领绿、步各营，满、汉武职各官，共银六万八千四百两。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卫，满、汉袭荫各官，共银五万七千一百两。以上共报效银二十六万三千九百两。直隶省共银五万七千两，江宁省共银三万五千八百两，江苏省共银三万五千六百两，安徽省共银三万三千五百两，山东省共银五万六千一百两，山西省共银五万一千五百两，河南省共银五万八千四百两，陕西省共银二万九千三百两，甘肃省共银六万六千五百两，新疆省共银四万六千八百两，福建省共银四万五千两，台湾省共银一万三千四百两，浙江省共银四万三千三百两，江西省共银四万一千二百两，湖北省共银四万三千六百两，湖南省共银四万四千九百两，四川省共银六万一千八百两，广东省共银六万四千五百两，广西省共银三万一千七百两，云南省共银三万二千六百两，贵州省共银三万七千六百两，奉天省共银五千七百两，吉林省共银三千两，黑龙江省共银一千两，热河省共银三千二百两，以上共报效银九十四万三千两。统计京内外各官，共报效银一百二十万六千九百两。”得旨：“览”。

（《光绪东华录》卷一一四）

十一　维新之开始

维新事业，首重兵工，以至汉阳铁厂之设，皆为官办。次始及于矿，为中外合办。交通事业，或中外或官商合办。湖北丝、纱、布三厂为官办。官办多窘于经费，不能扩张。官商合办者多所侵蚀，以致亏累。商办多由洋行买办出资，营纱厂赢利三倍。乙未以后，外人得在商埠设厂，谓之机制洋货，只纳子口半税。中国工艺及仿造洋货，受厘金之累，势不能敌，多至破产。而士大夫言维新者，多营矿厂，谓之实业，或集股，或借外资，风气渐开。清廷始设农工商部，颁行公司注册法。

1.兵工

甲　江南制造局

制造局之设，重在造船制炮。后与广方言馆合力，译各国书数十百种，聘美国人林乐知主其事，科学输入，颇为有功。

丁日昌禀称：“上海虹口地方，有洋人机器铁厂一座，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索值在十万洋以外，是以未经议妥。兹有海关通事唐国华……因案革究，赎罪情急，与同案已革之扦手张灿、秦吉等，愿共集资四万两，购成此座铁厂，以赎前愆。厂内一切机器俱精，所有匠目照旧，发价任凭迁移调度。其余厂中必需之物，如铜、铁、木料等件，另值银二万两，由该关道筹借款项，给发采买，以资兴造，先行请示前来。”当查唐国华一案，既情有可原，报效军需赎罪，亦有成案可援。此项外国铁厂机器，觅购甚难，机会尤不可失。批饬速行定议，禀候分别具奏，并饬该厂一经收买，即改为江南制造总局……其丁日昌及韩殿甲旧有两局，即归并总局，一切事宜，责成该关道丁日昌督察筹画，会同总兵韩殿甲，暨素习算造之分发补用同知冯焌光、候选知县王德均、熟谙洋军火之候选直隶州知州沈保靖，一同到局总理。所有出入用款，收发器具，稽查工匠，分派委员数人，各司其事……旋据丁日昌等查造该厂机器物料件数清册，拟具开办章程，约有数端：一、核计局用房租薪水及中外匠工等有定之款，月需银四千五六百两。其添购物料多寡不能预定，大约每月总在一万两以外。一、查原厂所用之洋匠，计留八人。其匠目科而一名，技艺甚属精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现拟于华匠中留心物色，督令操习，如有技艺与洋人等者，即给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则拔为匠目，以示鼓励。一、现造洋枪器具，尚未全备。已令匠目赶制全副，约大小四十余件，数月可以成功，如式仿制，即省功力。惟已制洋枪，则必需铜帽；既得铜帽，又必需洋药，皆系相因而至之物，不容偏废。但闻制药机器工料，尤为繁重，容再设法购求，俾可推行尽利。一、查铁厂向以修造大小轮船为长技……目前尚未轻议兴办，如有余力，试造一二，以考验工匠之技艺。其铸钱、织布、挖河、犁田诸器，虽可仿制，但其法式……尚须考究……一、前奉议饬以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分，以备运津。俾京营员弁，就近学习，以固根本。现拟督饬匠目，随时仿制，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一、查本厂现在虹口，每年房租价银六七千两，实为过费。兼之洋泾浜习俗繁华，游艺者易于失志；厂中工匠繁多，时有与洋人口角生事，均不相宜，应请择地移局。其他所议，如机器宜择人指授，工匠不令随意去留，费用宜实报实销，赏罚宜明定章程，以上各条，均属切实。臣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事事可通，目前未能兼及。仍以铸造枪炮，藉充军用为主。月需经费，容臣随时于军需项下通融筹拨……曾国藩采办西洋机器，俟到沪后，应归臣处措置……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

窃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后七月，覆奏购买船炮折内即有此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虽造成一小轮船，而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二年（1863年）冬间，派令候补同知容闳出洋购买机器……湖广督臣李鸿章，自初任苏抚，即留心外洋军械。维时丁日昌在上海道任内……四年（1865年）五月，在沪购买机器一座，派委知府冯焌光、沈保靖等，开设铁厂。适容闳所购之器，亦于是时运到，归并一局……专造枪炮……至六年（1867年）四月，臣奏请拨留洋税二成。以一成为专造轮船之用……查制造轮船，以汽炉、机器、船壳三项为大宗……此次创办之始，考究图说，自出机杼。本年……七月初旬，第一号工竣，臣命名曰“恬吉”轮船……其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修整参用。船身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二寸。先在吴淞口外试行……于八月十三日驶至金陵。臣亲自登舟试行至采石矶，每一时上水行七十余里，下水行一百二十余里，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溯自上海初立铁厂，迄今已逾三年……修船之器居多，造炮之器甚少。各委员详考图说……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即用此器以铸炮……先铸实心，再用机器车刮旋挖……制造开花、田鸡等炮，配备炮车、炸弹、药引、火心等物，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至洋枪一项，需用机器尤多，如碾卷枪筒，车刮外光，钻挖内膛，旋造斜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枪成之后，亦与购自外洋者无异。此四五年间先造枪炮，兼造制器之器之情形也。该局向在上海虹口……六年（1867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兴建新厂……其已成者，曰汽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厂，曰木工厂，曰铸铜铁厂，曰火箭厂，曰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住居室……其未成者，尚须速开船坞，以整破舟，酌建瓦棚，以储木料。另立学馆，以习翻译……先后订请英国伟烈亚力、美国传兰雅、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现已译成《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拟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七《新造轮船折》）

乙　福州船厂

船厂之设，左宗棠倡之，沈葆桢成之。终以费绌不能扩张，购外国船，费反减于自造者，船厂遂同虚设。

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机器既备，成一船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论，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沣，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巨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须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迨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计闽、浙、粤东三省，通力合作……尚非力所难能……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前在杭州时，曾觅匠仿造小轮船，形模粗具，试之西湖，驶行不速。以示洋将德克碑、税务司日意格，据云：“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嗣德克碑归国，绘具图式、船厂图册，并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漳州行营。德克碑旋来漳州接见，臣时方赴粤东督剿，未暇定议……先将拟造轮船缘由，据实驰陈，……

（《左恪靖伯奏稿》卷三二《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折》

窃维试造轮船兼习驾驶一事……奉谕旨允行。比即缄知原议之洋员日意格，令转告德克碑，速来定议……日意格于七月初十日来闽，臣与详商一切事宜，同赴罗星塔，择定马尾山下地址，宽大一百三十丈，长一百一十丈，土实水清，深可十二丈，湖上倍之，堪设船槽、铁厂、船厂，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议程期，议经费，议制造，议驾驶，议设厂，议设局，冀由粗而精，由暂而久，尽轮船之长，并通制器之利。日意格立约画押后……返沪见法国总领事白来尼，画押担保。八月二十七日，德克碑自安南来闽，臣出示条约，无异词，惟虑马尾山下土色或系积淤沙所致……臣比令开掘取验，泥多沙少，色青质腻……德克碑乃信其真可用也……九月初六日，奉到恩命，调督陕甘……臣维轮船之事……须择接办之人……再四思维，惟丁忧在籍前江西抚臣沈葆桢……虑事详审精密……可否……特命总理船政。

（《左恪靖伯奏稿》卷三四《请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折》）

本月二十三日，道员胡光墉偕日意格、德克碑来闽……所有铁厂、船槽、船厂、学堂，及中外公廨、工匠住屋、筑基、砌岸，一切工程，经日意格等觅中外殷商包办，由臣核定，计共需银二十四万余两。船槽尤为通局最要之件，应用法国新法购办铁板……嵌造成槽。此外一切局中应用什物，由护抚臣周开锡委员估置。日意格、德克碑俟厂工估定，即回法国购买机器、轮机、钢铁等件，并购大铁船槽一具，募雇员匠来闽。一面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通敏颖悟，通文字义子弟，入局肄习。并采办铜铁木料，一俟船厂造成，即先修造船身，庶来年机器、轮机运到时，可先就现轮机配成大小轮船各一只。此后机器、轮机，可令中国匠作学造，约计五年限内，可得大轮船十一只，小轮船五只。大轮船一百五十匹马力，可装载百万斤；小轮船八十匹马力，可装载三四十万斤，均照外洋兵船式样，总计所费不逾三百万两……应将关税每月协拨兵饷五万两，划提四万两归需局库，另款存储，以便随时随付。而前后牵计，仍不得逾每月四万之数……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合将日意格、德克碑合紧，保约、条议清折、合同规约照钞，咨呈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存案外，谨胪举船政事宜十条……恭呈御览：一、洋员应分正副督监也……令德克碑推日意格为正监督，德克碑为之副……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一、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材也……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以昭奖励……一、限期程期应分别酌定也……五年之限，应以铁厂开厂之日为始……自法国购运来闽，约须十个月、十一个月不等……一、定轮机马力并搭造小轮船也。大轮船轮机马力以一百五十匹为准。除拟买现成轮机两副外，其余九副皆开厂自造……另购八十匹马力轮机五副……乘船厂闲工，加造小轮船五只。一、饬洋员与洋匠要约也……已饬日意格等拟定合同规约，由法国总领事钤印画押，令洋师匠一律遵守。一、宜预定奖格以示鼓舞也……现已与日意格等议定，五年限满，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加奖日意格、德克碑，银各二万四千两，加奖各师匠等共银六万两……一、购运机器等件来闽须筹小费也。各项器具物料……包扎、保险银两，已一并议给。一、凡需用纹银之项，应准开销银水也。闽省通行银色，向较江、浙、广东为低……船局支发各款，除在闽境采办物料无庸补水外，其采买洋料等用款，应准将补水银两作正开销。一、宜讲求采铁之法也。轮机水缸需铁甚多，据日意格云，中国所产之铁，与外国同，但……熔炼不得法，故不合用。现拟于所雇师匠中，择一兼明采铁之人，就煤铁兼产之处，开炉提炼，庶几省费适用……一、轮船中必需之物宜筹备也。轮船中应用星宿盘、量天尺、风雨镜、寒暑镜、罗盘、水气表、千里镜、玻璃管，以及垫轮机之软皮，即音陈勒索等件，现饬日意格等回国，探问制造器具价值，如所费不过数千金。即……筹购一分。并约募工匠一人同来，一并教造。

（《左恪靖伯奏稿》卷三八《详议创设船政章程购器募匠教习折》）

本年（同治八年）正月起，广召艌钻各匠，黏灰穿孔，塞罅沤钉，铁匠打镶铁梁、铁胁、铁条等件……四月之杪，日意格禀称，船上大小工程，一切告竣，请期下水。臣饬监工员绅覆验无异，因诹五月初一日乘午潮涨满，纵船入江……七月间，可迳出大洋，驶赴津门，请旨简大臣勘验。此第一号下水之情形也。第二号之船自开工以来，匠作等驾轻就熟，工程较速……再有两三月，亦可下水。第三号船台底桩，俱如法钉齐，全架一成，便可兴造……第一号船拟名曰“万年清”，第二号拟名曰“湄云”，暂资号召。应俟抵津勘验，再恳恩旨，宠锡嘉名。

（《沈文肃公政书》卷四《第一号轮船下水并续办各情形折》）

丙　各省机器局

机器局之设，本为修理枪械及造弹药，然当时兼以为款待外宾之所。清季机器局扩大者，有汉阳兵工厂，成都兵工厂、白药厂，规模甚弘，能造枪炮、机关枪矣。

各省机器局简表

2.交通

甲　招商局

初，怡和、太古两公司垄断中国沿海及长江航利，中国乃买美国旗昌公司轮船十八只，改为招商局，与两公司对抗，称为三公司。然船多窳败，买价终未能付清，船务不振。甲申中法之战，再悬美旗，以避法船邀击，舆论大哗，诋马建忠为汉奸，兼及李鸿章。后为盛宣怀独擅其利，以局资营商，利巨万，而局独亏累，不添一船。直至清亡以后，驾驶者犹为外人。

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酌拟轮船招商章程。嗣又据称，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该员等籍隶松沪，稔知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浃洽地步。俟机器局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入，推广通行。又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本届因沙船不敷，诸形棘手。应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将来虽米数愈增，亦可无缺船之患等情。臣饬据津海关道陈钦、天津道丁寿昌等覆核，皆以该府朱其昂所议为然，请……准该商等借领二十万串，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朱其昂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当即饬派回沪设局招商……各帮商人纷纷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只，所有津沪应需机房码头，及保险股分事宜，海运米数等项，均办有头绪。并……饬拨明年海运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悉照沙宁船定章办理。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办理，以免借口。昨据浙江粮道如山详称，该省新漕米数较增，正患沙船不敷拨用。请令朱其昂等招商轮船分运浙漕，较为便捷。又准署两江督臣张树声函覆，以海运难在雇船，今有招商轮船，以济沙卫之乏，不但无碍漕行，实于海运大有裨益……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试办招商轮船折》 )

九月十八日奉上谕：“御史董俊翰奏……称该局每月亏银五六万两，因置船过多，载货之资不敷经费，用人太滥，耗费日增等语……”适该局商总道员朱其昂、唐廷枢等在津……臣鸿章面加考究，仍分饬津海关道黎兆棠、署江海关道刘瑞芬密为查访，妥筹整顿之策。兹据该道等分析查明，拟议章程前来，臣等覆加察核。如原奏置船过多一节，查招商局开办五年，已自置轮船十二号；迨收买旗昌洋行，又添大小轮船十八号。旗昌船向走长江为多……乃英商太古将装货吨银大减，一意倾跌。局船揽载价亦随减，不敷船用，以致间有停搁……拟令该局逐加挑剔，将旗昌轮船年久朽敝者，或拆料存储，以备配修他船；或量为变价，归还局本，藉省停船看守之费……其现行各船，内有附局带管者，岁收码头费无几，徒分局船揽载之货。除永宁、洞庭二船，已据报由局收买，归入商股外，其余三船应全行辞去……用人太滥一节，查……现在各口岸，总分各局共二十七处，需人必多，在事皆各有职守，并无隔省官员挂名应差、支领薪水之事。又原奏该局每月须赔五六万两等语，查该局先后置买船栈等项，计价银四百二十余万两。其中实本，仅分领各省官帑一百九十万有奇，商股七十三万零……尚短一百六十万两，系以浮存挪借抵用，计息不赀，遂至左支右绌……加以太古洋行跌价倾轧，入不敷出。然每年结算官利，尚敷衍匀结。其暗中亏耗者，只有轮船置价一项，未曾按年折除，并不得谓每月亏赔也。又原奏各项费用严禁滥支，随时驳饬等语，查该局进项，以揽载水脚为大宗，另有运漕耗米，及带货二成免税。办米盈余，应令此后能将耗米照章收足；带货免税，按照税则核计，除贴还货主外，尚余几成，均归入局中，专款列收，不得并入水脚开销；其采办漕米，无论盈亏，悉归公局……至出款约有三端：一为船用，凡在船人役辛工等项，每船月定额数，修理工料，行船用物，须有限制，均在所收水脚内开支。一为局用，总分各局司事人等辛资杂费，须分别定额，均在所提每两五分公费内开支。傥有不敷，不准于公账拨补，仍将收支各数，按年详细开报。一为栈房船厂之用，应在栈租内开支，不敷再由局费提补。外如购买船煤，置备物业，皆应撙节。揽载客货水脚，向章每百两给回用银五两，不准滥加，务归一律。即借用钱庄银，亦不可多糜重息……其账目除局员商总随时互相查核外，并饬江海、津海两关道，于每年结账时，就近分赴沪、津各局，认真清查。如有隐冒，据实禀请参赔，以昭核实而免浮议……惟念招商局之设，原以分洋商利权，于国家元气、中外大局实相维系，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英商力与倾挤，商股遂多观望，诚恐亏耗既巨，难以久支，贻笑外人，且堕其把持专利之计。臣等再四筹维，只得就现有之款，为变通之策……拟请自光绪三年起，将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东海关等历年拨存该局官帑银一百九十万八千两，均予缓息三年。俟光绪六年起，缓利拔本，匀分五期，每年缴还一期，以纾商力。每期计应缴官本银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两……商股按年给息一分。今官利既缓，嗣后拟将每年应付一分息银，以一半给各商收领，一半存局，作为续招股本……俟八年后，局本补足，息即全给……随时招添新股，一律办理……其有盈余银两……作为公股，照章一分起息。其息全留作本，俟八年期满……除酌提换购新船外，再分派众商均沾……所有保险局存本，及新收局船保险银两，应并归招商局统算。无须作为浮存，照市付息。亦无庸另提九五局用，别立一局，以免盈绌悬殊。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整顿招商局事宜折》）

乙　电报

大东、大北公司在上海经营电报事业，中国乃不得不自营此事。初为官商合办，继乃收归商股，改为官办，派督办司其事，技师犹沿用丹麦人不改。自电报兴而驿递减，军机处字寄改为电旨，督抚奏事称为电奏，吴大澄以发长电致受申斥，知其时尚爱惜电费，不得作冗语也。

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奏旨饬办，而因循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从前传递电信犹用洋字，必待翻译而知。今已改用华文，较前更便。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如由天津陆路，循运河以至江北，越长江由镇江达上海，安置旱线，即与外国通中国之电线相接，需费不过十数万两，一半年可以告成。约计正线支线横亘须三千余里，沿路分设局栈，常年用费颇繁，拟由臣先于军饷内酌筹垫办。俟办成后，仿照轮船招商章程，择公正商董招股集赀，俾令分年缴还本银。嗣后即由官督商办，听其自取信资，以充经费。并由臣设立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自行经理。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八《请设南北洋电报片》）

光绪六年(1880年)八月十四日，奉上谕……遵即遴派妥员，于六年九月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一面由丹国招雇洋人来华，教习电学打报工作等事。购备各项机器料物，采办木植，察看由津至沪设线地道，沿途应立巡电汛房，分投料理，于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各设分局。自七年（1881年）三月开办起，至是年八年十月工竣止，安设电线经费，共用湘平银十七万八千七百两有奇。此项应照原奏招集商股认缴，当饬道员盛宣怀等督同众商筹议。据禀称，初创电线，绵亘三省，地段甚长，非官为保护不可。电报原为军务缓急备用，自北至南，所经之地，绝少商买码头。其丝茶荟萃之区，尚无枝线可通，线短报稀，取资有限，非官为津贴不可。遵即试招商股，自八年（1882年）三月初一日起，改归官督商办。除由商于八年三月六月按期缴还官本银六万两外，后分年续缴银二万两，按年交五千两，免其计息。其余不敷银两，以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省督抚、出使各国大臣，如寄洋务军务电报，于信纸上盖印验明转发，是谓头等官报，应收信资，另册存记，陆续划抵，按年核明汇报。俟此项抵缴完毕，别无应还官款，则前项官报，亦不领资，以尽商人报效之忱。其各局常年经费，即以所收寻常官商信资抵支，无论不敷多少，不得再请津贴。其由津至沪，沿途各汛，弁兵马干口粮修理汛房，每年约支湘平银一万一千两。自八年三月起，仍请由淮军协饷内开支。俟五年后，电报局傥能立脚，此项亦归电局自行筹给。至各局雇用洋匠，为教习学生造就人才起见，此项第一年薪水川资，由官给发。期满后，或撤或留，由电局酌定，应给薪水，回国川资，均归商本支发……又据道员朱格仁禀称，电报学堂现存学生三十二名，以后陆续派出，不再招添新生，裁减教习，则经费渐可节省……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四《创办电线报销折》）

光绪八年十月间，英、法、美、德各使请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拟添由沪至香港各口海线。英国署使臣格维讷，并援同治九年(1870年)总理衙门已允成案，请由英商添设自上海至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各口海线，其势几难禁遏。臣与总理衙门往返函商，惟有劝集华商，先行接办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以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因饬津沪电报局委员盛宣怀等传集众商，妥晰会议。顷据盛宣怀会同商董候选道郑官应、候选主事经元善、国子监学正衔谢家福、副将王荣和等联衔驰禀，拟请自苏州、浙江、福建通商各海口以达广东，与现在粤省所办陆线相接。计将六千里，照津沪陆线成本工费核算，约需银四十余万两。沿途分设局栈，常年用费亦倍于津沪。现有（丹国）大北公司海线直达香港，或将来英商再添水线，势必互相跌价倾挤，筹办实属不易。惟欲收我中国自有之权利，必当竭力筹维，劝集巨资，次第开办，以尽报效之忱。公议章程十条，呈请察核。并请援案奏明，请旨敕下苏、浙、闽、粤各督抚，转行经过地方官，一体照料保护等情前来。臣查核所议章程，尚属周妥，谨钞恭呈御览。当此外人窥伺之际，必须激厉华商，群策群力，共图抵制……署两广督臣曾国荃等，现因英商议设水线至省，饬粤商兴造陆线，以拒敌谋，业有成效……章程十条……一、道里宜先约计也。查自江苏省苏州府，经浙江之湖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等府，福建之福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府，广东之潮州、惠州二府，以达广东省城广州府，约共五千六百五十里……一、经费宜先酌定也。查津沪电线三千里，计动支经费十八万两。现计自苏至粤，道里加倍，约须费四十万两。应设分局、分线……现拟并连津沪电线。通集华商股本英洋八十万元，即以一百元为一股，由局刊发股票给执。惟招股必宜先尽旧商……一、巡费宜请津贴也。津沪巡线经费，每年一万余两，系奉批准五年之内由军饷开支。现在浙、闽、粤三省巡费，每年约须湘平银二万两，应请奏准由官津贴……一、学生宜请添习也……拟请现有学生赶紧教习外，再招谙习英文学生四五十名，一体教习。约于本年年底，即可拨局派用。至测量学生，前于出洋学生二十名内挑出八名，交洋总管教习有效。应请再选八名发局教习，以备各分局总管报房之选。一、查路宜选能员也。津沪设线，系分南北两路，派员会同各省文武地方官按电线所经之地，计里分段，先将巡兵逐段派定，并晓谕民人一体知晓……此次仍应禀请选派能员，分赴各省会同地方官查照办理。一、监工宜派大员也。查津沪设线，南北两路均有大员一人监工。此次仍应禀请选派大员，督率洋匠人等，分投办理……一、开工宜资熟手也。前南路工程，所调铭军二百名，勤捷过于民夫。此次开工。拟请仍调从前铭军熟手二百名赴工，由局酌发赏项……一、巡守宜立劝惩也。查津沪电线，沿途设立巡电房，责成绿营汛兵看守……此次设线，自应援案咨请督饬巡护，遇有贻误损坏，由局随时禀请核办。一、官报宜仍登记也。军机处、总理衙门、各督抚、将军、出使各国大臣，来往洋务军务电报，仍照章列作头等信资，另册存记，按年汇报，以抵官贴巡费。俟扣毕别无应还官项，则前项官报，毋庸给资，以尽报效之忱。其代转洋商公司电报，仍给信资转发……一、材料宜请免税也。电杆应用木料甚多，须各就近处采办，应请援案免纳税厘。至于电线电器进口，各拟准随时咨请关道，给发免单。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五《商局接办电线折》）

丙　铁路

光绪二年，买外人所建淞沪铁路而毁之。后三年，即建胥各庄之路。六年，刘铭传首倡内地宜建干路。甲申后，李鸿章以银行、铁路并设为言，舆论非之。银行驳于部议，而铁路得醇王赞许，以其事隶于海军衙门。张之洞独主修京汉铁路，以利土货输出。自后铁路之修，多借外资。独詹天佑以自力修京张路，外人为之动色相骇。

本年（光绪二年）三月间，接准总理衙门函钞上海洋商擅筑铁路奏稿，并奉谕旨一道，属为妥商归宿之法。其时适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过津晤谈……旋因所议未就北旋。现据上海道冯焌光叠禀，火车开行后，六月间有压毙人命之事。经该道会商英领事，饬令停止行驶……连日威妥玛、梅辉立屡向臣处铙舌……以铁路系各国通行善举，洋商自在通商口岸，租地置造，希冀中国仿行，非中国所宜阻止，即英国亦断不令其中止。而沈葆桢暨冯焌光来函，又皆欲止其事，彼此相持不下……臣拟派随同来烟之道员朱其诏、盛宣怀驰往上海，与该关道详酌机宜……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七《妥筹上海铁路片》）

本年春间，上海英商于租地内擅筑铁路……臣鸿章在烟台时……派道员盛宣怀、朱其诏驰晤江海关冯焌光……适威妥玛所派之汉文正使梅辉立于八月十八日亦到上海……往复筹商，始于九月初八日，议明买断，行止悉听中国自便，洋商不得过问。惟一年限内，价未付清，暂由洋商办理，只准搭客往来，不得违章装货，亦不得添购地段，推广铁路。订立条款，由臣葆桢核定，照缮两分，梅辉立与冯焌光等均各画押……所有条款内应办事宜，系先议一年限内，暂行火车保护章程，经（领事）麦华陀画押，由上海道出示晓谕，一面会查铁路价值……统计买此铁路，共需规平银二十八万五千两，复立议据定于一年限内分三期付清……应付价银，在江海关洋税项下作正开支，分期交英领事转给。俟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十五日，一年届满，价银付清，即将地亩车器各件，照单由中国收管，行止悉由中国自主，永与洋商无涉。

（《沈文肃公政书》卷六）

光绪六年（1880年）十一月丙寅（初二），刘铭传奏：“……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今欲乘时立办，莫如议借洋债。盖借洋债以济国用，断断不可。若以之开利源，则款归有著，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可从轻，期可从缓。且彼国惯修铁路之匠，亦自愿效能于天朝……查中国要道，南路宜开二条，一条由清江，经山东；一条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惟工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表里……”

（《光绪东华录》卷三八）

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谕：“刘铭传奏筹造铁路一折……著李鸿章、刘坤一……妥议具奏。”……外洋造路，有坚窳久暂之不同，其价亦相去悬殊，每里需银自数千两至数万两不等。清江浦至京，最为冲要之衢，造路须坚实耐久，所需经费……自必不赀。现值帑项支绌之时，此宗巨费……刘铭传所拟暂借洋债，亦系不得已之办法……顾借债以兴大利，与借债以济军饷不同。盖铁路既开，则本息有所取偿，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也。惟是借债之法，有不可不慎者三端。恐洋人之把持，而铁路不能自主也。宜与明立禁约，不得干预吾事……又恐洋人之诡谋，而铁路为所占据也。宜仿招商局之例，不准洋人附股……又恐因铁路之债，或妨中国财用也……宜议明借款与各海关无涉，但由国家指定，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九《妥议铁路事宜折》）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庚辰（二十二日），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铁路之议，历有年所，毁誉纷纭，莫衷一是。臣奕向亦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济，判然两途……曾纪泽出使八年，亲见西洋各国轮车铁路，于调兵、运饷、利商、便民诸大端，为益甚多……据天津司道营员联衔禀称……近畿海岸，自大沽北塘迤北，五百余里之间，防营太少，究嫌空虚……今开平矿务局，于光绪七年创造铁路二十里。后因兵船运煤不便，复接造铁路六十里，南抵蓟河边阎庄为止，此即北塘至山海关中段之路，运兵必经之地。若将此铁路南接至大沽北岸，北接至山海关，则提督周盛波所部盛军万人，在此数十里间，驰骋援应，不啻数万人之用。若虑工程浩大，集赀不易，请将阎庄至大沽北岸八十余里铁路，先行接造，再将由大沽至天津百余里之铁路，逐渐兴办。若能集款百余万两，自可分起告成。津沽铁路办妥，再将开平迤北至山海关之路，接续筹办……且北洋兵船用煤，全恃开平矿产，尤为水师命脉所系。开平铁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则出矿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将铁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运货最便，可收取洋商运货之赀，借充养铁路之费。如蒙奏准，拟归开平铁路公司一手经理，以期价廉工省。并请派公正大员主持其事……所请由阎庄接修铁路至大沽北岸八十余里，均在大沽、北塘之后，距海岸尚数十里，实无危险之虑……即战阵偶不得力，只须收回轮车，拆断铁路，埋伏火器，自不虞其冲突……”得旨：“允行。”

（《光绪东华录》卷八一）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懿旨：“余联沅、屠仁守、洪良品等，奏请停办铁路折三件。徐会沣等折内，请停铁路一条……翁同龢等、奎顺等、游百川、文治奏请停办铁路折四件，片一件，著……妥议具奏。钦此。”……夫津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详阅各原奏，所虑各节，综而约之，大抵皆臣等创议之始，筹商问难所及者……议建铁路，忽然中止，显然之害，亦有二端：主见不定，朝令夕更。外洋讥诮，固无足论，海上铁路失此资助，恐难久存。遇事分防抵御，岸长兵少，设有疏失，咎将谁归？且已成之功，无端废弃，虚掷款项，失信商民，继此再兴他事，难于招徕，害一。津沽铁路，前因力催赶办，曾借洋债百余万两。罢津通之路，则商情畏阻，断难再招商股，以清洋债。而是非办理不善，亦无可著落赔偿。势须户部动拨正款，以有用之财，掷无用之地，较昔年江苏以重金购吴淞铁路，毁而弃之，任其锈蚀者尤为失算，害二……查防务以沿江、沿海最为吃紧……可否将臣等此奏，并廷臣各原奏，发交各该将军、督抚，按切时势，各抒所见，再行详议以闻。届时仰禀圣慈，折衷定议……懿旨：“……著定安、曾国荃、卞宝第、裕禄、张之洞、崧骏、陈彝、德馨、铭传、奎斌、王文韶、黄彭年，按切时势，各抒所见，迅速覆奏，用备采择。”

（《光绪东华录》卷九三）

光绪十五年（1889年）四月癸未（初八），张之洞奏：“……臣之愚见，窃以为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近数年来，洋药、洋货进口价值，每岁多于土货出口价值者，约二千万两，若再听其耗漏，以后断不可支。现在洋药、洋货之来源，无可杜遏，惟有设法多出土货、多销土货以救之……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蕃，其流不广……非用机器化学，不能变粗贱为精良……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本轻费省，土货旺销……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致诸江岸海堧，而流行于九州四瀛之外……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夫守国即所以卫民，故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似宜先择四达之衢，首建干路，以为经营全局之计，以立循序渐进之基……惟津通密迩辇毂，非寻常散地可比……今大沽铁路已至天津，若再开至通州，不为置兵筑垒，以扼要隘，但恃临时收车撤轨之图，则备预似觉未密。苟于中途多设坚台巨炮，以为之备，则所费必在百万以外，筹款实属不赀，其当审者一也……至于征兵一节，诚于军事有益，然当今所忧者外患耳。津沽为京师门户，常屯重镇。在大沽有事，后路援师早应厚集津门，若待至天津郡城告急，势难再分都门之禁旅，远出赴援；亦无从抽大沽、山海关之防军，回师宿卫。苟无此路，亦无甚妨，其当审者五也……窃查翁同龢等请试行铁路于远地，以便运兵……臣愚以为宜自京城外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干路之枢纽，支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铁路取道宜自保定、正定、磁州，历彰、卫、怀等府。北岸在清化镇以南一带，南岸在荥泽口以上，择黄河上游，滩窄岸坚、迳流不改之处，作桥以渡河，则三晋之辙下于井陉，关陇之骖交于洛口，西北声息，刻期可通。自河以南，则由郑、许、信阳驿路，以抵汉口。东引淮、吴，南通湘、蜀……语其利便，约有数事：内处腹地，不近海口，无引敌之虑，利一。南北二千余里，原野广漠，编户散处，不如近郊之稠密，一屋一坟易于勘避，利二。干路袤远，厂盛站多，经路生利既繁，纬路枝流必旺。执鞭之徒，列肆之贾，生计甚宽，舍旧谋新，决无失所，利三。以一路控八九省之冲，人货辐辏，贸易必旺。将来汴洛、荆襄、济东、淮泗经纬纵横，各省旁通，四达不悖，岂惟充养路之资费，实可裕无穷之饷源，利四。近畿有事，三楚旧部、两淮精兵，电檄一传，不崇朝而云集都下。或内地偶有土寇窃发，发兵征讨，旬日立可荡平。征兵之道，莫此为便，利五。中国矿利，惟煤铁最有把握。太行以北，煤铁最旺而最精，然质最重，路最难。既有铁路，则辇机器以开采，用西法以煎镕，矿产日多，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塞中华之漏巵，利六。海上用兵，首虑梗漕，南漕米百余万石，由镇江轮船溯江而上，三日而抵汉口，又二日而达阜城。由卢沟桥运赴京仓，道里与通州相等，足以备河海之不虞。辟飞挽之坦道，而又省挑河剥运之浮糜，较之东道王家营一路，碍于黄河下流者，办理最有把握，利七。此路既成，但有利便，并无纷扰……关东、陇右，以次推行……二十年以后，中国武备，屹然改观矣……请以分段之法为之：拟分自京至正定为首段，次至黄河北岸，又次至信阳州，为二三段，次至汉口为末段……估计大约每里不过五六千金，一段不过四百万内外，合计四段之工，须八年造成，则款亦八年分筹。中国之大，每年筹二百万之款，似尚不至无策。开办之始，先首段估造，俟本段工竣，余段以次推广。其筹款之法，除由铁路公司照常招股外，应酌择各省口岸较盛、监课较旺之地，分别由藩、运两司关道转发印票股单，设法劝集。集股多者，股商及承办之员优予奖励。并准该公司援照前案，暂借商款垫解，以资周转……拟请责成李鸿章，仍令原派总办铁路各员，督饬该公司熟筹全局，扩充原议，次第举工……”皇太后懿旨：“……张之洞所议，自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画为四段，分作八年造办等语，尤为详尽……著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即就张之洞所奏各节，详细覆议，奏明请旨。”

（《光绪东华录》卷九四）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甲戌朔，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懿旨：“令就张之洞所奏各节详细覆议。”……臣等统筹天下大局，津通则畿东南一正干也，水路受沿海七省之委输，陆路通关东三省之命脉。豫鄂则畿西南一正干也，控荆襄，达关陇，以一道扼七八省之冲。初意徐议中原，而先以津沽便海防。继以津通扩商利，区区二百里，其关系与豫、鄂三千里略同，固将以开风气而利推行也……惟事关创始，择善而从，臣等亦不敢固执成见，津通铁路应即暂行缓办。第由津沽至阎庄已成铁路……俾北洋运兵之路，不至中废……原奏由唐山接造至山海关，以备畿防调兵运械……应俟帑力稍充……再行……兴办……至由卢沟桥，经河南，达汉口，考之地志，约三千余里。张之洞奏称南北二千里外，自系错误，造路愈长，需款愈巨。该督请分四段，八年造成，亦颇详尽。顾其意以晋铁造轨为主，仅首段酌购洋料动工，期于财不外耗，按之实不能行……炼法未精，中多杂质……该督谓土炼虽逊洋铁，亦足济用，实非笃论。西国中等炼钢铁炉、器全副，约需银一百四十余万两，正定、清化分设两炉，约需银二百八十余万两。非先购洋轨以造干路，则机炉不能运至正定、清化。非由正定造成通盂县、平定之枝路，由清化造成通泽、潞之枝路，则铁石不能运至正定、清化。就卢沟至正定之干，与正定至平定之枝，计一千余里。又由怀庆、清化至泽、潞枝路，亦数百里。必须购轨先成，方能造端谋始……今未得以铁造路之益，先苦以路运铁之劳，未储拨帑造路之资，先谋集股采铁之费，势必经年累月，劳扰无成……臣等再四筹商，拟再购用外洋钢轨，以归省捷……至铁路段落，则必以汉口至信阳为首段，层递而北，为最合算……铁路所用，以钢条、垫木、碎石为三大宗，均极笨重，陆运民车多行百里，则增价数倍；多行一日，又增价数倍，办理愈迟，则员弁工役之费因之递加。若卢沟达正定一段，节节陆运，繁费实多。但在臣鸿章辖境以内，艰巨所不敢辞。今拟改为卢沟、汉口两路，分投试办，逐节前进，程功较速。汉口地滨大江，轮帆如织，购料既便；迨路成而前途需用木铁石等项，即由轮车转运，斯用费省而成本较轻。又汉口至信阳，民物殷阜，铁路造成一节，即收一节运货之利，商股或易招徕，通盘筹计，首尾兼营，此实至当不易之策也。惟是工大费巨难成，张之洞……所估银数，似由约略臆揣，必以亲历已办者为定衡。查三千里之路，就津沽造成之价估之。其路双轨，占地宽七丈，连取土共须占地二十一丈，每一里路须占六十亩，每亩约价二十三、四两，是为购地之费。造路一里，合银七千三百十二两有奇，是为设轨之费。自汉口至卢沟，约三千里，其购地需十八万亩，约共需银四百二十余万两。其设轨之费，约二千二百余万两。中间经过大川，在直隶境者十五……在河南境内者九……其在湖北境内者二……凡二十六水，宽或十余里，或二三里，其余小河支港，尚不在内，所需大铁桥或十余万，或五六万不等。约计亩价轨费及造桥经费，非三千万两不能竣工，较张之洞原拟一千六百万，数几倍之。若执定由卢沟一路，顺行而南，其工费更不止此。至于筹款之法，当以商股、官帑、洋债三者并行，始能集事……上谕：“……所奏颇为赅备……即可定计兴办。著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一切应行事宜，妥筹开办。并派直隶按察使周馥、河道潘峻德，随同办理，以资熟手……创始之际，难免群疑，著直隶、湖北、河南各督抚，剀切出示，晓谕绅民，毋得阻挠滋事。”

（《光绪东华录》卷九五）

九月丙午（十四日）谕：“王文韶、张之洞胪陈铁路办理事宜，请设立铁路总公司，保荐盛宣怀督办等语。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著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

（《光绪东华录》卷一三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壬辰，初十日盛宣怀奏：“……伏查芦汉干路，臣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奉命会同直隶督臣王文韶、湖广督臣张之洞办理。是年……十一月……至沪……开办以来，一年有半……今芦、保已开车运料，年内全工可竣。淞沪月内告成。汉口、滠口间，外江内湖数十里，工最艰巨。夏涨以前，甃石筑土，亦皆蒇事……然保定迤南，滠口迤北，未能兼程并进者，则筹款之周折，而事变之不及料也……初与美商议，病其所索权利过多。继及英商，相去不远……未敢遽定……适有比商玛西等，介汉口比领事就议……五月初七日，始与画押……比国总工程师俞贝得……另立文凭，除黄河桥工外，如无意外担搁，款不中辍，限令三年竣工行车。粤汉一路……美款甫定草约，而西班牙开战，美公司稍有所待……夏后来华，勘估全工。须俟勘定，议立正约，即可分头开工……沪宁一路，英国工程师勘估大概将竣。正约一定，开办必速……三路之款，次第就范，即三路之工，操券可成……臣初任事，亦欲雇用洋工程司，任我指使，而不假以事权。无如中国员司……究竟事非谙习，华人苦工师之多方挑剔，工师咎华人之办理两歧……是以独排群议……借用某国之款，即订用某国总工程师代为营造。年限之内，其事权略如海关税务司，一切购料、办工、用人、理财，悉资经理，仍事事预请总公司核定而后行。此后三路同举，合同内皆限以款到之日为始，三年工竣。”

（《光绪东体录》卷一四六）

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丁酉（十五日）谕：“……现在津榆、津卢铁路，早已工竣。由山海关至大凌河一带，亦筹款接办，大段已具。矿务如开平、漠河两处，办理最为得法……著于京师专设矿务铁路总局，特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理其事，所有开矿、筑路一切公司事宜，俱归统辖，以专责成。”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庚戌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铁路……利国便民，原期干枝相辅，脉络贯通……国家转输征调，呼息灵通，所注意者在干路。商贾懋迁货物，欲速见小，所注意者在枝路……若办理不分次第，势必使认办枝路者纷至沓来，串通影射，而承办干路之公司，出售股票，反至无人过问。事多掣肘……不特此也，各公司所办各路，集有股本者甚属细微，其大宗皆系息借洋款。所立合同，皆载有本息未还以前，将所办之路作为抵押。设干枝杂糅竞办，当彼此尚未贯通之际，纵有路利，必难丰旺……所有应付洋债本息，及养路各费，恐无实在著落，则抵押之路，必难收回。是权利仍属他人，操纵岂能由我，商路之害，亦国家之害也……伏查芦汉、粤汉要干，及宁沪、苏浙、浦信、广九等近干要枝，均由总公司盛宣怀承办。津镇及山海关内外，亦奉谕旨，责成胡燏棻等办理。太原至柳林，已由山西商务局承办。广西龙州已由提督苏元春承办。应请旨饬下该大臣等，认真督饬，先尽此各要路妥速办竣。如果敷还借款本息及养路各费绰有余裕，再议次第推广办理各枝路，以昭慎重。自此次奏明后，除已与各国定有成议，及近干要路，地不过百里，款不出百万，不在停办之列外，凡华洋各商，请办各枝路，此时概不准行……”得旨：“如所议行。”

（《光绪东华录》卷一五○）

自北京至张家口一路，为南北互市通衢……前议筹设京张铁路，辄因工巨款繁，未易兴办。臣等……经派候选道詹天佑，前往查勘估修。并公同筹商，以关内外铁路进款，目前颇有盈余，拟就此项余款，酌量提拨，开办京张铁路。当饬关内外铁路局道员梁如浩等，与中英公司商办。该公司代理人英人顾璞，以按照合同，各路进款应存天津汇丰银行，作为借款之保。所有经理养路各费，开支余剩，备还借款本息，原约均已载明，须彼此商议妥善，方可提用。经梁如浩等酌拟办法，函致伦敦中英公司，由该路进款余利项下，除划存备付六个月借款本息外，其余应听该路任便提拨，作为开办京张路工之需。复由臣等函准英国使臣萨道义复称，此事已准本国外部电称，中英公司现以铁路进款余利，中国铁路局可任便使用。该公司已函致铁路局，宜俟该函寄到等语。该局旋据顾璞函称，接伦敦来电，应备存一年本息。续经梁如浩等驳令仍照原议商办。现据顾璞函称，伦敦公司已允，除将余款划存六个月借款本息，余可动用，请照办等情。伏查京张一路……综核全路工程，通盘约估，如买地填道、购料设轨、凿山建桥，共约需银五百万两左右。若从速动工，四年可成。拟即在关内外铁路进款余利项下，每年酌提银一百万两……又查庚子年后，关内铁路因乱被毁，曾于进款项下垫拨修路之款。既收路后，垫还各项账款，应在大赔款内拨还者，约有八十余万两可提，统计约可敷京张全路工程之用……光绪三十（1905年）四月初八日。

（袁世凯《养寿园秦议辑要》卷三四）

自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综查全路工程，核实估计：一、测量经费等项，约需银一万五千五百两。二、地亩、土方、开山、凿洞、石工等项，约需银二百三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两。三、修造桥梁、水沟等项，约需银一百一十万六千一百两。四、钢轨等项，约需银一百九十万六百五十两。五、房厂等项，约需银二十万四千零五十两。六、电线等项，约需银六万一千八百两。七、转运材料等项，约需银九万八千两。以上七项。统计共约估银五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六十两。此外购置各项车辆，约估银一百一十三万五百两。四年内员司薪、公、杂费等项，约估银四十三万二千两。系在原奏工程之外，总共约估银七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两……较原估所逾无多，委系无可再减……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五）

承准军机处电开，奉旨岑春煊电奏，请饬詹天佑回粤勘办路工等语，著照所请钦此等因，自应钦遵办理……伏查道员詹天佑，现充京张铁路总工程司，兼会办局务，全路各事，皆该员一手经理。现该路甫经开办，工程浩繁，势难半途中止，必须先遴有接办之员，方可令该员赴粤。惟查京张铁路，前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经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俄国使臣声明，中国政府将来如添造由北京向北之路，只用华款华员自造，不允他国人承造。二十八年（1902年）议收关内外铁路时，复经外务部与俄国使臣声明，并于英国交路章程内订明，北京至张家口之铁路，应归中国造办，外国不得干预各在案。是京张一路……不得由外人承造，尤必须……华员接任总工程司之职，方可令詹天估赴粤。当经檄饬关内外铁路，暨京张铁路两局总办，会同遴选保荐去后。兹据该总办等公司复称，京张路工，正当紧要。中经八达岭等处，开山凿洞，工程尤为艰巨。所有全路一切布置，悉赖詹天佑精心缔造，一力经营。倘调赴粤中，则该路工程，即须停办。且再四访求……实无熟精路工堪以接办之员。详请奏留詹天佑仍办京张路工前来……詹天佑综理全工，乃该路必不可少之员……惟有吁恳天恩……将詹天佑仍留办京张铁路……光绪三十二年（1903年）五月十七日。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四○）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戊子，邮传部奏：“京张铁路全路告成，计长三百五十七里，连岔道计长四百四十九里。此路为我国铁路北干之起点，道员詹天佑总司工程，经营缔造；其会办以及各段工程师，暨执事各员，均属异常出力，拟请优给奖叙。”得旨：“准其酌保数员，毋许冒滥。”

（《宣统政纪》卷一九）

丁　邮政

邮政亦由外人先行于商埠，而后中国仿之，旧有信局遂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壬申（初七日），户部奏：“臣衙门准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咨……称，泰西各国邮政，重同铁路，特设大臣综理，取资甚微，获利甚巨，权有统一，商民并利。近来英、法、美、德、日本在上海及各口设局，实背万国通例，曾经前南洋大臣曾国荃据道员薛福成、委员李圭、税务司葛显理等往复条议，咨由总理衙门饬总税务司赫德详议，谓此举裕国便民，为办得到之事。至税关所办邮递，因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同，故推广每多窒碍……请饬总理衙门转饬赫德，妥议章程开办，即推行沿江、沿海、各省，及内地水陆各路。务令各国将所设信局全撤，并与各国联会，彼此传递文函等语……查光绪二年（1876年）间，赫德因议滇案，请设送信官局，为邮政发端之始。经……商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四年间覆称，拟开设京城、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略仿泰西邮政办法，交赫德管理。嗣因各国纷纷在上海暨各口设立邮局，虑占华民生计。九年间，德国使臣巴兰德来请派员赴会。十一年（1885年），曾国荃咨称，州同李圭条陈邮政利益各节，并据宁海关税务司葛显礼申称，香港英监督，有愿将上海英局改归华关自办之语……查宁海、江海各关道来禀，每谓税关邮局，未经奏定，外人得以借口。十八年（1892年）冬，赫德以数年来创办艰难，若再不奏请设立官邮政局，恐将另生枝节。十九年（1893年）五月，迭接李鸿章、刘坤一咨，据江海关道聂缉椝禀称，上海英美工部局现议增设各口信局，异日中国再议推广，必更艰难，各等语……考泰西邮政，自乾隆初年，普国始议代民经理，统以大臣，位齐卿贰。各国以为上下交便，仿而效之。光绪十九年，葛显礼呈送万国邮政条例，联约六十余国，大端以先购图记纸黏贴信面送局，以抵信资。其费每封口重五钱者，收银四分，道远酌加。其取资既微，又有定期而无遗拆……至有事时，并可查禁敌国私函……又查十八年以来，美国一国邮政清单一纸，所收银圆至六十四兆二十万九千四百九十圆之多。张之洞所举英国收数，当中银三四千万两，尚系约略之辞，利侔铁路，诚为不虚。且西国邮政与电局相辅，以火车、轮船为递送。近年法国设立公司，轮船十艘，通名曰信船，遇口停泊，信包未到，不得开碇，其郑重如此。中国工商旅居新旧金山、檀香山、新加坡、槟榔屿、古巴、秘鲁者，不下数百万人。据李圭禀称，工等有一纸家书，十年不达者，缘邮会有扣阻无约国文函之例也。中国邮政若行，即以获资，置备轮船出洋，藉递信以流通商货，其挽回利权，所关尤巨……爰于十九年，札饬赫德详加讨论，是否确于小民生计无碍……先后据其递到四项章程，计四十四款，臣等详加披阅，大致厘然，自应及时开办。应请旨勅下臣衙门转饬总税务司赫德专司其事，仍由臣衙门总其成，略如各口新关规制，即照赫德现拟章程定期开办。应制单纸，亦由赫德一手经理……至赫德呈内称，万国联约邮政公会，系在瑞士国，应备照会，寄由出使大臣转交该国执政大臣，为入会之据。自可援万国通例，转告各国，将在华所设信局一律撤回。按咸丰八年（1858年）俄约、光绪十三年（1887年）法约，本载明两国公文信件，互相递送，中国既经入会，各国无从借口。以上所议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门钦遵，分别咨照札饬办理。俟办有头绪，即推行内地水陆各路，克期兴办……”得旨：“如所议行。”

（《光绪东华录》卷一三二）

3.教育

甲　同文馆

同文馆初招翰林院编、检入学，时论不予，大学士倭仁倡言力阻。乃选幼年聪颖者，教以各国语言，兼习算学，优其膏火，未毕业即有保举，多派遣出洋。同文馆颇印行新学书籍，教算学者李善兰为有名。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丙午，恭亲王等奏：“查咸丰十年（1860年）冬间……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选八旗中资质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俾资学习……奉旨允准在案。臣等行文两广总督、江苏巡抚，派委教习。并行文八旗，挑选学生去后，嗣据各该旗陆续将学生送齐。而所请派委教习，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是以日久未能举办。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赀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旋据英国威妥玛言及，该国包尔腾兼通汉文，暂可令充此席。臣等令来署察看，尚属诚实……因于上月十五日，先令挑定之学生十人来馆，试行教习。并与威妥玛预为言明……不准传教，仍另请汉人徐树琳教习汉文，并令暗为稽察，即以此学为同文馆。至应给修金一节……包尔腾……尚有余赀。若充中国教习，系属试办，本年止给银三百两，即可敷用。至明年如教有成效，须岁给银千两内外，方可令其专心课徒……至汉教习薪水，按照中国办法，现拟每月酌给银八两……通计此项教习薪水，及学生茶水、饭食、服役人等工食，并一切零费，每年约需银数千两……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以资应用……如蒙俞允，应请即以奉旨之日为始，行文各海关遵照办理。至汉教习薪水，较之外国教习薪水，厚薄悬殊，如教有成效，拟由臣等酌量奖励……臣等谨酌拟同文馆章程六条，恭呈御览御批依议。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六条：一、请酌传学生，以资练习也。查旧例，俄罗斯文馆，额设学生二十四名。今改设同文馆，事属创始，学生不便过多，拟先传十名。俟有成效，再行添传，仍不得逾二十四名之数……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在十五岁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由臣等酌量录取，挨次传补。一、请分设教习，以专训课也……英文教习包尔腾，止图薪水，不求官职。将来如广东、上海两处得人……由该省督抚保送来京充补……如果教授有成，自应酌量奏请奖励。每年薪水，即不得援照外人办理……嗣后汉教习乏人，拟即由考取八旗官学候补汉教习内……咨传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之人，取其土音易懂，便于教引。仍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在臣衙门投卷，试以诗文，酌量录取，挨次传补，月给薪水银八两。二年期满，如有成效……均奏请以知县用，再留学二年，准以知县分发省分归候补班补用……一、请设立提调，以专责成也……应即由臣衙门办事局员中，拣选满、汉各一员，兼充该馆提调，所有馆务责成该员等专心经理。如督课得力，遇有奖叙教习之年，一并奖励。专设苏拉三名，以备驱策，每名月给工食银二两五线。一、请分期考试，以稽勤惰也。查旧例，俄罗斯文馆，有月课、季考、岁试三项……请仿照办理。惟所试之艺……一年之内，应先用满、汉文字考试。俟一年后，学有成效，再试以各国照会，令其翻译汉文。一、请限年严试，以定优劣也……臣等拟请每届三年，由臣衙门堂官自行考试一次，核实甄别……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俟考定等第，将升降各生，咨行吏部注册。其由七品官考取一等，应授主事者……请仍准掣分各衙门行走，遇缺即补。至考试学生时，该助教等如果训导有方，亦应由臣衙门奏请，以主事分部，遇缺即补，仍兼馆行走。一、请酌定俸饷，以资调剂也。查旧例，俄罗斯文馆助教（限年严试，中一、二等内择其优者，堂委副教习。额设助教二员，由副教习内拣选奏请补放），每年俸银八十两，七品官每年俸银四十两，八品官每年俸银四十两，九品官每年俸银三十二两三钱。学生传补，咨旗坐补马甲钱粮，今改设同文馆，拟请仿照俄罗斯文馆旧章办理……臣等酌拟此项放款，悉由奏拨各海关船钞项下支给。至学生钱粮……遇有本旗马甲缺出，照例坐补，以资调剂。”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

乙　上海广方言馆、广东同文馆

广方言馆，学法文者，多为外交官，有名。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丙戌，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臣前准总理衙门来咨，遵议设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为同文馆，等因……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各国在沪均设立翻译官一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其人不外两种，一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学习通事为逋逃薮。一英、法等国设立义学，招本地贫苦童稚，与以衣食而教肄之。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洋泾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此两种人者……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旨。惟知借洋人势力，拨弄挑唆，以遂其利欲……或遂以小嫌酿大衅。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乃以枢纽付若辈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伪之莫辨……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惟是洋人总汇之地，以上海、广东两口为最……臣拟请仿照同文馆之例，于上海添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选近郡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聘西人教习。兼聘内地品学兼优之举、贡生员，课以经史文艺。学成之后，送本省督抚考验，请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其候补、佐贰、佐杂等官，有年少聪慧，愿入馆学习者，呈明，由同乡官出具品行端方切结，送局一体教习……学成后，亦酌给升途，以示鼓励。均由海关监督督筹试办，随时察核具详。三五年后，有此一种读书明理之人，精通番语，凡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监督，应添设翻译官承办洋务，即于学馆中遴选承充。庶关税军需，可期核实，而无赖通事亦敛迹矣……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如蒙俞允，一切章程及薪赀、工食各项零费，容臣督同关道设法筹划，或仍于船钞项下酌量提用。其广东海口，可否试行，有无窒碍之处，应请饬下该省督抚体察办理。”谕：“……李鸿章奏请，饬广东仿照同文馆，设立学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语，已谕令广州将军等，查照办理……”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一四 )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己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臣等查近日中外交涉事宜，条目日繁，需才益亟。仅恃臣衙门之同文馆、上海之广方言馆、广东之同文馆，及南北洋闽厂学堂数处，学生有限，诚不足应各省之取求。”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一）

丙　派遣幼童出洋

两次派遣幼童，以詹天佑为最有成就，严复、辜鸿铭亦有名。

窃臣曾国藩上年在天津办理洋务，经前江苏巡抚丁日昌奉旨来京会办，屡与臣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皆能胜任等语。臣国藩深韪其言，曾于上年九月、本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臣鸿章复往返函商，窃谓自斌春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业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查美国新立和约第七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习学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等语。本年春间，美国公使过天津时，臣鸿章面与商及，允俟知照到日，即转致本国，妥为照料。三月间，英国公使来津接见，亦以此事有无相询。臣鸿章当以实告，意颇欣许，亦谓先赴美国学习，英国大书院极多，将来亦可随便派往……臣等伏思外国所长，既肯听人共习，志刚、孙家谷又已导之先路。计由太平洋乘轮船迳达美国，月余可至，当非甚难之事……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功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曰选材，一曰筹费……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沿海各省聪颖幼童，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至带赴外国，悉归委员管束，分门别类，务求学术精到。又有翻译教习，随时课以中国文义，俾识立身大节，可冀成有用之材。虽未必皆为伟器，而人材既众，当有瑰异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说也。至于通计费用，首尾二十年，需银百二十万两，诚属巨款。然此款不必一时凑拨，分析计之，每年接济六万，尚不觉甚难。除初年盘川发给委员携带外，其余指有定款，按年预拨，交与银号陆续汇寄，事亦易办……

（《曾文正公全书•奏稿》卷三《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

臣等拟选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业于十年（1871年）七月初三日，专折会奏在案。旋准总理衙门覆奏，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一律送往。每年所需薪水膏火，准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所有携带幼童委员……查有奏调来江之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运同衔、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以上二员……相应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至挑选幼童，应在上海先行设局……查有监运使衔、分发候补知府刘翰清……业经檄令经理沪局事宜。所有驻洋及在沪两局，中外大小事件，由陈兰彬等互相商办，各专责成。兹将臣等前奏所未及者，酌拟应办事宜，开列清单，恭呈御览：一、挑选幼童，不分满、汉子弟，俱以年十二岁至二十岁为率，收录入局，由沪局委员查考，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一、幼童选定后，取具年貌籍贯，暨亲属甘结，收局注册。在沪局肄习以六个月为率，察看可以造就，方准资送出洋，仍由沪局造册报明通商大臣，转咨总理衙门查考。至洋局课程，以四个月考验一次，年终分别等第报查。其成功则以十五年为率，中间艺成后，游历两年，以验所学。然后回至内地，听候总理衙门酌量器使，奏明委用。此系选定官生，不准半途而废，亦不准入籍外洋。学成后，不准在华洋自谋别业。一、出洋委员，及驻沪办事，所有内外往来文件，应刊给关防。洋局之文，曰奏派选带幼童出洋肄业事宜关防；沪局之文，曰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事宜关防，均经臣刊刻饬发，以资信守。一、每年八月，颁发时宪书，由江海关道转交税务司，递至洋局。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等日，由驻洋之员率同在事各员，以及诸幼童，望阙行礼，俾娴仪节而服诚敬。一、出洋办事，除正副二委员外，拟用翻译一员，教习一员。查有五品衔监生曾恒忠，究心算学，兼晓沿海各省土音，堪充翻译事宜；光禄寺典簿、附监生叶源濬，文笔畅达，留心时务，堪充出洋教习事宜，业由臣檄饬遵照，届时随同正副委员一并前往。一、每年需用经费，查照奏定章程，于江海关洋税项下，指拨洋局用款。下年应用之项，于上年六月前，由上海道筹拨银两，眼同税务司汇寄外洋，交驻洋之员验收。其沪局用款，即交沪局总办支销。惟原奏系二十年内，共用一百二十万金，约计每年须六万两，而细加推算，分年应用之款，参差不齐，不能适符六万之数。如首数年，沪上设局，幼童齐往，用款较巨。第四年竟至八万九千六百余两。末数年，幼童已归，用款较减，第十九年仅需二万三千四百余两。此外各年递推，亦皆多寡悬殊，并由陈兰彬等核开清单，某年应用银若干，交江海关道署存照。按年寄洋，仍由该道分析造报，以昭核实。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一九《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

丁　北洋大学

甲午后，盛宣怀在天津设立头二等学堂，后改为天津大学。又改北洋大学，专教工科，成就人才颇众。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津海关道盛宣怀于天津创设头二等学堂。头等学堂，课程四年。第一年习竣，欲专习一门者，得察学生资质，酌定专门凡五：一工程学、二电学、三矿务学、四机器学、五律例学。二等学堂，课程四年，按班次递升。习满，升入头等，意谓二等拟外国小学，头等拟外国大学。

（《清史稿•选举志二》）

臣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任之始，大局甫定，人心思治。即督饬省会暨各府、厅、州、县遍办学堂，先后设立学校司、大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等，奏明在案。嗣于二十九年（1903年）奉到学务大臣奏定章程，遵改学校司为学务处……以天津大学堂设立多年，程度颇高，业经分设专科，照章作为大学，即名北洋大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初八日。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三九）

4.矿业

甲　开平煤矿

开平后改为开滦，北洋以官款所办，后乃与英人合办，由张翼主之，翼为醇王府管事。光绪十年以后，各处勘矿，多由海军衙门主之。是时海军兼管路矿，后以时有对外交涉，移归总理衙门管理。清季合滦州之矿，改称开滦。

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间，钦奉寄谕：“著照所请，先在磁州试办，派员妥为经理……”旋经屡次委员往查磁州煤铁，运道艰远。又订购英商熔铁机器不全，未能成交，因而中止。旋闻滦州所属之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臣饬招商局候选道唐廷枢驰往察勘，携回煤块铁石，分寄英国化学师熔化试验，成色虽高低不齐，可与该国上中等矿产相仿，采办稍有把握。三年（1877年）八月，臣檄派前任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唐廷枢熟筹妥办。旋据酌拟设局招商章程十二条……拟招商股银八十万两，开采煤、铁，并建生熟铁炉机厂，就近熔化。继因招股骤难足额，熔铁炉厂成本过巨，非精于铁工者不能位置合宜，遂先专力煤矿，采煤既有成效，则炼铁必可续筹也。唐廷枢奉檄设局后，勘得滦州所属，距开平西南十八里之唐山，山南旧煤穴甚多，土人开井百余口，只取浮面之煤，因无法取水而止。光绪四年，（1878年）钻地探试，深六十丈，得有高烟煤六层，第一层厚十八寸，第二层二尺，第三层七尺，第四层三尺，第五层六尺，第六层八尺。其第六层之下，尚有一二层，但计所得之煤，已足供六十年之用，因是不复深探。旋于五年（1879年）购办机器，按西法开二井，一提煤，一贯风抽水。其提煤井开深六十丈，贯风抽水井开深三十丈。地下开横径三道，一在提煤井二十丈，开洞门作旋风之用。一在三十丈，一在五十六丈，两道系取煤之用。所有地下横径直道，均与两井相通。其第一条横径南开四丈，得见第一层，煤质略松，煤层过薄，预备不用。北开八丈，得见第二层、第三层煤，两层相隔只有一尺。其质坚色亮，燃烧耐久，性烈而蒸气易腾，烧烬之灰亦少。就目下二十丈深之煤论，可与东洋头号烟煤相较，将来愈深愈美，尤胜东洋。惟煤产出海销路较广，由唐山至天津，必经芦台，陆路转运维艰。若夏秋山水涨发，节节阻滞，车马亦不能用。因于六年（1880年）九月，议定兴修水利，由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止，挑河一道，约计九十里，为运煤之路。又由河头接筑马路十五里，直抵矿所，共需银十数万两，统归矿局筹捐……所占地亩，均照民价购买。本年二月兴工挑挖，五六月可一律告蒇，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直境开办矿务折》）

据候选道唐廷枢禀称，开办矿务局以来，购备机器，延订洋匠工司，及买地、筑路、挑河经费，约共用银七十余万两。成本既重，煤价亦因之而昂，若再加现定之税额，即难敌外洋之煤，其势必不能畅销……中国原定洋货税则过轻，土货税则较重……即以煤斤而论，洋煤每吨税银五分，土煤每担税银四分，合之一吨，实有六钱七分二厘。若复加进口半税，已合每吨银一两有奇，盈绌悬殊至二十倍之多。前两江督臣沈葆桢，于台湾基隆开煤时，奏准土煤每吨征税一钱，较洋煤业已加重。嗣湖北用机器开采，亦奉谕旨准照台湾税则在案……今开平煤矿，全用西法，每日出至五六百吨之多。据洋师测量，足供六十年采取，除运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刻下运道疏通，脚价既省，若再将税则减轻，煤之售价必廉，可以畅销无滞。而运售于各局者，不致再用洋商昂贵之煤，其有裨于公款不少等情……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开平出口煤斤，援照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收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庶风气日开，利源日旺，而关税亦必日有起色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请减出口煤税片》）

庚子拳乱，前矿务督办张翼，委洋员德璀琳设法保护矿产。讵德璀琳与矿师胡华私立卖约，继复由张翼签订移交约及副约，举凡开平煤矿原定十里矿界以外之所有矿产，并推广及于与矿产相连之利益，全行包括在内。是以唐山、西山、半壁店、马家沟、无水庄、赵各庄、林西等处，地脉相接，数十里之矿产，以及奉旨代办之秦皇岛通商口岸码头地亩，与附属之承平、建平金银等矿，悉移交英公司执掌。

（陈夔龙《庸盦尚书奏议》卷一四《筹议收回开平矿产情形折》）

窃臣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初五日，钦奉上谕：“载泽、盛宣怀奏，查明开平矿务一案始末情形，及现拟收回办法一折。所拟滦州矿局加招商股，即就开、滦两矿发给公司债票，归并办理，如有把握，尚属可行。倘或英公使要求无厌，不防坚持定见，徐筹抵制，著按照载泽等所奏各即妥筹办法。”……并准军机处钞录查办大臣载泽、盛宣怀原奏到直。查原奏内称，责成滦州煤矿，迅速加筹商股五百万两，连滦矿原有股分五百万两，凑足商股一千万两，并作开滦煤矿公司。即以两矿产业作为抵保，出立债票，分年清还英商应得之款。否则如能由公司另借轻息之款，一起付还，尤为直捷。此两层应归该公司自行妥议，呈请直隶总督酌核奏明办理，揆之各国实业债票办法，均属相符等语。是就滦矿接收开平，业经恭奉谕旨，自应钦遵办理。惟查该公司上年股东会决议，由该矿添集资本，将两矿合为一事，担任接办还款，乃悉查照臣前定条件，俟国家担保发给债票，实行收回开平以后之办法。今若照载泽等覆奏，先由滦矿添股，出立公司债票，而以两矿产业作为抵保，办法又不相同，自应饬令该公司切实研究，以速进行……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初五日。

（陈夔龙《庸盦尚书奏议》卷一五《开平矿案妥筹添股借款办法折》）

乙　汉冶萍

张之洞以全力经营汉阳铁厂，兼采大冶之铁、萍乡之煤，改归商办，称汉冶萍公司，规模宏敞，炼钢制器甚精。惜成本太重，复以不善经营，负外债数百万，仅能以铁砂出口，供日本八幡制所之用而已。

为勘定炼铁厂基，现筹赶办厂工，暨开采煤、铁事宜，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本年春间……查明大冶县铁山，实系产旺质良，取用不竭……兴国州产有锰铁，尤为炼钢所必需，适与大冶接界。至炼钢、炼铁，以白煤、石煤为最善，或用油煤炼成焦炭亦可……湖南之宝庆、衡州、永州三府所属各县地方，及接界之四川奉节、巫山，江西萍乡，所产白煤、石煤、油煤、焦炭，尤为旺盛，均属一水可通……大率铁矿每百分以铁质多至五六十分，内含硫质在二厘以内、磷质在一厘以内者为合用。煤以灰在十分以内、炭质在八十五分及九十分以外者为合用。大冶之铁矿，铁质六十分有奇。湘、鄂各煤合式可用者，共有二十余处。至建厂一节……兹勘得汉阳县大别山下，有地一区，原系民田，略有民房，长六百丈，广百余丈，宽绰有余，南枕大别山，东临大江，北滨汉水，东与省城相对，北与汉口相对，气局宏阔，运载合宜。当经饬局员及学生洋匠详加考核，佥以为此地恰宜建厂……采铁、炼钢、开煤三事，合而为一。复有修运道，筑江堤，设化学矿务学堂，添修理机器厂，皆连类而及……现在约估大数，需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初六日。

（《张文襄公奏稿》卷一九）

为湖北铁厂经费难筹，遵旨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截限交接，以维大局而计久远……窃维湖北铁厂，兼采矿、炼铁、开煤三大端……今厂工早已次第告成，各种铁炉、钢炉，冶炼钢铁，制造轨械，均能精美合用。以至铁山煤井，一切机器运道，皆已灿然大备。惟是经费难筹，销场未广，支持愈久，用款愈多。当此度支竭蹶，不敢为再请于司农之举，亦更无罗掘于外省之方。再四熟筹，惟有钦遵上年六月十二日谕旨招商承办之一策……伏查大冶铁矿，从前本系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督率英国矿师所勘得，就鄂设厂炼铁造轨之议，又自该道发之，且曾续有承办原议。该道……于中国商务、工程、制造各事宜，均极熟习，经理招商局多年，著有成效……适因奉差在沪，经臣电调来鄂，劝令力任其难，檄饬将湖北铁厂归该道招集商股，一手经理，督商妥办。并即督饬司道与盛宣怀酌议章程，截清用款……嗣后需用厂本，无论多少，悉归商筹。从前用去官本数百万，概由商局承认，陆续分年抽还……以中国兴造铁路，必须路厂一气，轨由厂造为要义。俟铁路公司向汉阳厂订购钢轨之日起，即按厂中每出生铁一吨，抽银一两，即将官本数百万抽足还清，以后仍行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商报效之款。该道力顾大局，已于四月十一日，将汉阳厂内外各种炉座、机器、房屋、地基、存储煤铁料物各件，以及凡关涉铁厂之铁山、煤矿、运道、码头、轮剝各船。一律接收……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十六日。

（《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八）

为遵旨查明招商局保借洋款，办理萍乡煤矿，有益民生，无碍商局……窃照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奉上谕，“有人奏大理寺少卿盛宣怀办理江西萍乡煤矿铁路，以招商局洋泾滨各产抵保洋行借款，请饬查禁等语……若如所奏，因萍乡一隅之矿，辄以招商局各产抵保，殊属有碍大局。著张之洞详细查明，即行知照盛宣怀，毋得轻许，致滋流弊，是为至要……”湖北前经奏开铁厂，遍觅煤矿，不得佳质。后经臣访获江西萍乡煤矿，最合炼焦之用……因路僻运艰，故未能尽量采购……上年三月间，经督办铁路大理寺少卿臣盛宣怀会同臣奏明，购用机器，筑路设线，派员总办，力筹大举。并援照开平禁止商人别立公司，及多开小窿，抬价收买，以济厂用而杜流弊。仰蒙俞旨钦遵在案……目前造轨，将来行车，需用煤焦，皆属极巨……筹办萍煤，至今已用银五十万两左右，系由湖北铁厂认股二十万，铁路总公司、轮船招商局各认股十五万，均以相需甚殷也……购办机器，营造铁路轮剝，需款至繁……盛宣怀当以机器各件，多由德商礼和洋行垫购，为数已巨，故与该行议借四百万马克，分十二年摊还，统由萍乡煤矿公司商借商还……议明萍矿仍归自办，仅给借息七厘……因将招商局产业以为作保之据。当经议订借款合同，分别咨呈总理衙门、路矿总局，核准存案……臣此次钦奉寄谕，当将此项借款，每年还款本利共须若干，是否以招商全局各项产业抵押，抑止上海洋泾滨一处栈房产业作保……至抵押与作保有何区别，设将来借款本利万一无著，洋商能否将全局占踞管理，有碍大局各节，向盛宣怀详细咨查，旋准咨覆，并详考案据。查借款合同载明，招商局允保礼和垫款四百万马克息本，其息本未还以前，不得将上海洋泾滨南北地皮栈房产业出售，或抵押于人等语。实系招商局仅止作保，并未将产业抵押，且止上海洋泾滨一处栈房产业作保，并未将全局各码头及轮船作保……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十七日。

（《张文襄公奏稿》卷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侍郎盛宣怀奏，商办汉冶萍煤铁厂矿，宜扩充股本，合并公司。得旨：“著责成盛宣怀加招华股，认真经理，以广成效。”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八八《实业考》）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癸巳，邮传部奏：“……查萍潭一路，亦用官款修筑。前以该路系为运煤而设，暂由……盛宣怀一手经理。现萍乡煤矿，已奏明合并汉冶萍厂矿公司，专归商办，是官商股本，自应划清界限……经总理盛宣怀与臣等面商，拟即改归臣部管辖，以符定制。”

（《光绪东华录》卷二一五）

丙　漠河金矿

漠河金矿，俄人采之有利，我独亏损者，官私侵欺之故。清季倪嗣冲奉命在黑龙江开垦，费数十万金，一无成就。移交时，仅余耕牛两头而已，地远苦寒，无人查究，与漠河同一欺罔。当时新政多类此。

“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恭镗等奏，漠河金厂亟宜举办一折……另片奏，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熟悉矿务，请饬派往会办’等语……臣查漠河金矿出产颇旺，往年俄人越境开采，华商间往收买金沙。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秋间，派兵驱逐，孽芽未净。叠接出使大臣刘瑞芬函称，俄国官商，仍思集股采取，若不及早筹办，久必为人占据，贻患匪轻。惟地处极边，集资不易，得人尤难。当经恭镗奏派道员用候补知府李金镛前往查勘……李金镛……于十一月杪来保定面禀，据呈章程十六条……其中自备轮船、开通陆路、募勇保护、招回流民四条，于边防尤有关系。现拟仿照西国公司之法，招集股本二十万两，先行试办。惟近日商情困敝……年内外赶紧劝集，约不过六七万金，合之恭镗筹借库款三万两，仅得其半……适有天津商人，情愿出借，当即由臣代借十万两，以足二十万之数。一俟股分招齐，将借款陆续缴还。将来开办后，所获余利，除开支局用官利外，当以十成之三，呈交黑龙江将军衙门，报充军饷。应用矿师，询据山东平度州矿局道员李宗岱电禀，该局矿师美国人阿鲁士威，明年四月内可往漠河察勘，一面购置机器，建造厂屋，以备克期开工前，奉谕旨敕臣遴派干员，迅往勘办。臣查李金镛血性忠勇，不避艰险，向本随臣办事，经前吉林将军铭安奏办珲春垦务，兼理中俄交涉事件，先后将及十年，边情最为熟悉。此次勘矿之便，恭镗派赴精奇里江南岸，与俄酋厘定四十八旗屯地界，尤能力持正议，动合机宜。现与恭镗往返函商，拟即饬令该员总办矿务。该厂地处极边，驿程稽滞，除重大事件，应禀商黑龙江将军酌夺，其余一切准由该员相机妥办，以专责成。窃惟金矿之兴，数十年来，竞推美之旧金山、英之新金山，及俄之悉毕尔部，皆系荒地，开采以后日臻繁殖，遂成都会……查漠河一带山脉，正接俄境悉毕尔诸山，据称金苗长及五百里，李金镛所呈金样，成色尚佳，中外谓为金穴，似非无据……今之新界，三面斗入，仅隔一江，彼方治兵招矿……伺隙蹈瑕，意殊叵测。漠河、奇干河之间，尤所注意。漠河距将军、都统所驻均极窎远，而齐齐哈尔、墨尔根两城，且隔在内兴安岭之南，若不及早经营，诚为可虑。夫实边之计在人，聚人之计在财，该处林木富饶，地气本旺，特以极边寒苦，千余里荒僻，绝无人烟。若金矿一开，人皆趋利，商贾骈集，屯牧并兴，可与黑龙江北岸俄城声势对抗。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且因此自行轮船，则江西不会独占，开通山路，则军府不至远悬，此皆防患未萌，而不容稍缓者也。现在开通运道工程，尤为紧要，必须借资兵力。应请敕下黑龙江将军，会商练兵大臣，派兵一二千名随往调遣。至经办各员……将来著有成效……垦恩准予从优保奖……谨将李金镛筹议章程十六条，照缮清单，恭呈御览，下该衙议奏。”寻议上，得旨允行……一、设局宜统筹也。雇矿师，购机器，盖房屋，置车辆，买牲口，设码头，招流民，募勇丁，造轮船，开山路，事多用繁，非筹足资本，无从入手……一、股本宜招集也……现议筹本二十万两，分作二千股，每股收天津行平化宝银一百两……长年官利七厘，均于次年端节凭折支付……一、开办宜定地也。勘得漠河在爱珲之西，江道一千五百余里，是处起旱七十里，即达金厂，地名元宝山……高山中间有溪河一道……昔年俄人即在此溪两边盗挖……惟溪身正脉，尚未挖及。西至奇干、阿勒罕等河，均二百余里。东至阿木尔河下游口，三百余里。据俄人云，此道金脉，自额尔古纳河西山发源，经奇干、阿勒罕，直至阿木尔河下游，计长五百余里……兹拟就昔日俄人盗挖之处，先行开办……卑府前此赴漠河所得金样，即在溪边之残沙内淘出，经美国化学师乐百时化炼，计一千分中得净金八百七十一分，银七十五分，铅、硫磺、铁五十四分。据该化学师称，此金可与美国旧金山之金并埒云。一、矿师宜妥延也。既用机器，即不能无矿师……金脉非老于矿学者未易推测。况漠河金厂，尚有数处，拟一面开办，一面即四出相度……惟……本公司……僻在荒漠……宜择用西国矿师之肯耐劳耐烦者……如热河矿师之哲尔者、平度矿师之阿鲁士威，皆有本领。延订合同内声明，到厂后如无明效，不拘年限，即行辞换。一、事权宜归一也……漠河金厂，去齐齐哈尔省城陆路几二千里，内多人迹未到之地……与俄界一江之隔，俄人久在漠河窃挖，今一旦收回，俄人眈眈逐逐之心，尤所莫测。此后交涉事件，势必常有，远道禀商，诚恐缓不济急。可否遇有小事，即由卑府相机酌量妥办。其重大事件，仍禀承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核夺。一、轮船宜自备也……爱珲至漠河，水路一千五百里，冬时犹可踏冰行车，夏则我无一舟可济。因之兵粮往来，不得不借坐俄轮，种种受其挟制，然此犹患之轻者。其大害则在漠河金厂久为俄人窃挖觊觎，此次卑府奉差前赴黑龙江左分界，俄员谆谆以税租金厂为托。今我一旦开采，彼不必违好兴戎，只须轮不我借，即粮无可运，金厂中人便有束手待毙之虑。反覆筹议，必须自备轮船，庶几有恃无恐。且于边防信息，亦可灵捷……商请吉林机器局，代造小轮船二只，一上一下，专以拖带驳船为主……并拟制造十二桨之小长龙船四只，以济轮船之不及……黑龙江二千里内，尚未探得产煤之处，俄国轮船往来，俱用木柴代煤……我轮往来……拟禀请黑龙江将军恭，将原设之卡伦，一律整顿，就饬各卡兵一体砍储木柴待用，立定章程，给予价值……一、机器宜购置也……金生于沙，沙凝于冰，须先融冰而后得沙，淘沙而后见金……佐以机器，则吸水淘金，事半功倍……漠河之沙金，与矿金不同……仅需吸水、淘金、钻地等件，每副价值亦不甚巨。但定购之时……须求其至精至坚，可适久用者……一、用人宜慎选也……内地有用之才，孰肯谋食于负罪谪戍之乡……今欲任用得人，非丰薪优奖，不足养其家而得其力……且开办金厂，既借以防边，又可抽助军饷……非破格奖励，实不足昭激劝也。一、流民宜招回也……前有流入俄境之华民，即昔日俄人盗挖时，招集之华民也……若辈开矿，尚称熟手，自官兵驱逐后，绝其归途，俄人仍收作佣工……困苦备尝。今拟招回此项流民，仍为我用，并优给工食，勤加约束……一、陆路宜开通也。查齐齐哈尔省城……至漠河……水路兼程，共二千三百五十里……卑府亲率员弁，冒险……另探一路，由齐齐哈尔径达漠河，旱路仅止一千四五百里……拟请拨兵一二千人，除底饷外，量予犒赏，开路宽以一丈为率，分哨定段，限日兴挑……约一年可竣。工竣即可安电线，置卡房……即以此项兵丁分布要隘……即不开矿，亦是边防要图。一、保护宜募勇也。查开办后，招集流民，动以千计……加以强邻逼处，在在堪虞。存厂之款，既必不少，挖出之金，尤关重要……必须另募一营，即在金厂内自行筹给口分，由总办为统领，用西法西械，勤加训练，庶内可以资弹压，外可以与防兵联为一气，声势既壮，矿务、边务两有裨益。一、司账宜公举也……收支事 务，由股本最大者公举……将来如有亏空舞弊等情，一经查出，惟原荐主理直认赔……一、股友宜助理也……议定万金之股，或自驻厂，或派人驻厂……如厂中有合宜职司，自当量才派事，开支薪水。如……无职司可派，仅能供给火食……至于未满百股之友……准其二三人凑足百股……一、局用宜节省也……一、盈亏宜预计也……一、余利宜分派也……一切开支外，若有盈余，作为二十成均分，内交黑龙江将军衙门六成，报充军饷；商股十成；本厂员友司事花红四� （《光绪东华录》卷八七）

官办之矿未有不赔者，故有十矿九空之谚。私办若湖南华昌锑矿，赢利最著，倏亦乌有。

新法开采各矿简表

5.纺织

张之洞以缫丝、纺纱、织布与铁厂合称四厂，以经理不善，亏空官钱局之款，至一亿余串之多。

甲　缫丝

义、法等国，请求种桑养蚕之法……抽缫专用机器，匀净精细，即丝质不佳，一经缫出，无不精好。近十年来，上海、广东等处商人，多有仿照西法，用机器缫丝者，较之人工所缫，其价顿增至三倍，专售外洋，行销颇旺。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经海军衙门咨行粤省，劝导商民，广为兴办在案。湖北产丝甚多……臣将湖北蚕茧寄至上海，用机器缫出，质性甚佳，与江浙之丝相去不远。亟应官开其端，民效其法，庶可以渐开利源……查有候选同知黄晋荃，家道殷实……久居上海，其家开设机器缫丝厂有年，且在汉口设有丝行……当饬委员与之筹商，由该职员承办，先酌借公款试办……查善后局尚存……款银三万两，又提监道库外销款银一万两……先订购缫丝二百盆之机器，酌买蚕茧，于湖北省城望山门外，购地设厂，并派工匠赴沪学习，先行试办。其厂地、厂屋及马力汽机可供三百盆之用……即委黄晋荃办理……计十二月内，厂机俱可造竣安齐，开工缫制……奉上谕：“张之洞奏鄂省……添设机器缫丝……片，业经批谕照所请行矣。”

（《张文襄公奏稿》卷二二《开设缫丝局片》）

乙　织布

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七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据三品衔候选道郑官应、三品衔江苏补用道龚寿图，会同编修戴恒妥细筹拟。据禀估需成本银四十万两，分招商股足数……先在上海设局试办，派龚寿图专办官务，郑官应专办商务。又添派郎中蔡鸿仪、主事经元善、道员李培松会同筹办。该道等延聘美国织布工师丹科到沪，据称中国棉花抽丝不长，恐织不如式，必须就花性改制织机。已与订立合同，令其携带华花赴美各厂试织，酌购机器，本年夏秋之交，即可回华开办。查泰西通例，凡新创一业，为本国未有者，例得畀以若干年限。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应完税厘一节……拟俟布匹织成后，如在上海本地零星销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如由上海径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应照洋布花色，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以示体恤。如日后运出外洋行销，应令在新关完一出口正税。若十年后，销路果能渐畅，洋布果可少来，再行察酌另议。此系中国自主之事，自可特定专章，无虞洋商借口。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三《试办织布局折》）

臣于光绪八年（1882年），因华商禀请，分招商股，在于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上年复派绅商添筹资本，建厂开机，每日夜已能出布六百匹，销路颇畅……乃据江海关道禀报，九月初十日，该局清化厂起火……厂货被焚……查洋货进口，以洋布、洋纱为大宗，光绪十八年（1892年）洋布进口值银三千一百余万两，洋棉纱进口值银二千一百余两。中国出口丝茶价值，不能相抵。布缕为民间日用必需，其机器所纺织者轻软匀净，价值尤廉，故远近争购……是以因势利导，不得不用机器仿造……此事断难中止，亦难缓图。应仍在上海另设机器纺织总局，筹集款项，官督商办，以为提倡……臣查津海关道盛宣怀，历办轮船招商局，及各省电报局，著有成效……现值津河将封，关榷事简，拟派暂行赴沪，会同江海关道聂缉规，商明前办绅商，将前局妥为结束，截清界限，分筹资本，一面规复旧局，一面设法扩充。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七《重整上海织布局片》）

丙　纺纱

窃查上海机器织布局，上年九月间被焚……当饬津海关道盛宣怀……暂行赴沪，会同江海关道聂缉规……一面招徕新股，仍就织布局旧址设立机器纺织总厂，名曰华盛。另在上海及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商，分设十厂，官督商办。总厂请办纱机七万锭子，布机一千五百张。各分厂请办纱机四万锭子至二万锭子不等。其有兼办织布者，请办布机五百张至二百张不等。统共纱机三十二万锭子，布机四千张，合之湖北官办纱机八万锭子，布机一千张，共成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如果纱布畅销，机器全行开办，约计每日夜可出纱一千包，出布一万匹。每纱一包，通扯售银六十两，每年约得纱价银一千八百万两。每布一匹，通扯售银二两五钱，每年约得布价银七百五十万两。上海华盛总厂，及华新、大纯、裕源数厂，现已购机建厂，先行开办。其余各厂，亦经陆续措置，商情尚形踊跃……应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合中国各口综计，无论官办商办，即以现办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十年之内，不准续添，俾免壅滞。至洋商贩运机器，在中国口岸改造土货，本系条约所无。前准总理衙门咨行，洋商贩运机器，有关华民生命，有碍华民生计之物，又为税则所不载者，不准进口……洵为思患预防之计。纺织机器华商既经限定额数，如果洋商贩运轧花、纺纱、织布及棉子榨油机器进口，自行制造，实有碍华民生计。臣已咨明总理衙门饬令关道税务司，查明禁止……臣仍督饬现设各厂绅商，请求种棉之法，徐图纺织细纺厚布，以期开拓利源，渐敌洋产。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八《推广机器织局折》）

北洋大臣李鸿章于上年冬间，奏派津海关道盛宣怀在上海招商添设纺纱厂……鄂省地处上游，于行销西南各省尤便，自应仿照，一律扩充……现已招集商股，订请纺纱机器，即在鄂省文昌门外附近织布局，购地添设南北两纱厂……订购新式上等精利机器，全副纺纱九万七百余梃，以及电气灯、通风、洒水、灭火、打包、自来水各项机器，一切应用零件。至购地造厂工料，均招商股筹办，大率系官商合办……奉硃批：“著照所请。”

（《张文襄公奏稿》卷二二《增设纺纱厂折》）

十二　外患之迭乘

同治三年，清廷借湘、淮军之力，以覆太平天国。自后山东、河南之捻亦终破灭，因得次第平定陕、甘、云、贵，清室垂亡之局，始得维系于不坠。然不五十年，清遂以亡。盖湘、淮军军资器械率资之侵略者，实阴受其操纵，内宁必有外忧，乃意中之事，光绪一朝，外患迭乘，几于无岁无之。对日有台湾高山族与琉球改属两事，对英有云南马嘉理事件，对俄有收回伊犁事件，交涉经年，委曲迁就，仅免于战。中法、中日，两次用兵，耗竭国帑无算。甲午、庚子两次赔款，竭数十年之力，不足以偿。加以丧权辱国，人民怨恨，遂起而革命矣。

1.对外战争

甲　中法之战

法侵入安南北圻，中国不能不仗义执言。朝议多主战，政府与李鸿章虽稍为战备，而意偏于和。及徐延旭、唐炯不战而溃，乃罢黜军机恭王等，以礼王等代之，而命醇王以会同商办为名，实则总理国事，大修战备，和战之策不定，交涉与备战并行，不过欲保全体面，以较好条件议和。法人亦愿和，李鸿章乃与之订草约五条于天津。未几，法人背约，以海军侵扰基隆、澎湖，清廷遂下诏宣战。冯子材谅山大捷，杀其统将尼格里。子材愿具结于一年内攻复全越，清廷执持不坚，竟仍照天津五条成约停战。前敌将士大愤，几拒朝命，然已成之局，莫能挽也。自后清廷始设海军衙门，兴办海军，而台湾亦规建省制焉。

法之侵越

法以南亚为利源所在，英既经营印度，荷有南洋群岛，故以全力经营越南，与英、荷相抗。先由传教以夺矿厂之利，继遂干涉越南内政，乘其内争，加以援助操纵，时复构兵，以勒索酬报。同治元年成约，割越南南圻之嘉定、边和、定祥外三省以和。十二年，再开兵衅，又割永隆、安江、河曲内三省以和，于是南圻尽为法有。光绪八年，法人欲自红河上溯，以通云南商务。时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宣光、兴化、山西三省，自驻保胜，设卡抽税，以供军饷。永福本太平天国旧人，入越倡黑旗军，善战，屡为法人梗阻，且时创之，法人大恨。是年三月，以兵船攻入河内。九年二月，进陷南定、河阳及广安、宁平二省。七月，遂与越南王阮福昇成立新约十七条，尽攫越南权利。

先是，明季有法兰西天主教徒，布教来安南。康熙五十九年，法兵舰俄罗地号泊交趾，士官三人登陆，至平顺省，土人缚而献之王。舰长与教师商，以重金赎归，此为法、越交涉之始。乾隆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命皮易甫亚孛尔者为全权大臣，至顺化府，谋通商，国王不许。乾隆十八年，越人大戮天主教徒。乾隆五十一年，越内乱，阮岳自称王，阮光平使其子景睿诣法国乞援。翌年，遂定法越同盟之约，割昆仑岛之茶麟港于法。未几，爽约。嘉庆二十五年，法舰来越南，测量海口，国人激王，杀法人狄亚氏。道光二十七年，法人以兵舰至茶麟港，大败越军。至是年（咸丰八年）遂径夺西贡，越南第一都会也……同治元年（1862），法国拿破仑第三以海军大举伐越南，夺茶麟港，约割下交趾边和、嘉兴、定祥三省，开通商三口，赔偿二千万佛郎，许其和。嘉兴省即西贡所在也……八年（1869年）……法人割取越南国安江、河曲、永隆三省，自是下交趾六省悉隶法版。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贼酋阮四、陆之平、张十一等复踞高平省。越王复恳出师，帝命冯子材再督军出关……十年夏，冯子材次龙州……十一年（1885年），……冯子材亦调回防边。十二年，华军将撤，法人突以兵船至河内省。国王咨称，华总兵陈得贵派队押令放入。刘长佑据情奏闻，朝命革职提讯，法人遂招中国散勇，及云南边境不逞之徒，攻越南各省，其守臣多降……是年（十三年，1887年），法人逼令越南王公布天主教及红河通航二事。红河即富良江也。旋又以保商为名，派兵驻守河内、海防诸地，且求开采红河上流矿山。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中国之备战

法越新约既立，清廷以中、越有多年历史关系，不能听法人宰割，向法抗议，力拒新约。同时结纳刘永福，资以饷械，使为前驱，并于云南、广西增军。旋命广西巡抚徐延旭率师出关，进驻北宁；云南巡抚唐炯出关，进驻山西，为永福声援。仍与法交涉，保存越南王国，及中国在北圻划界为守之事。而徐延旭、唐炯之众先后溃退，北宁、山西失守。清廷乃尽易秉政者，逮治徐延旭、唐炯诸人，大修陆、海之防。以岑毓英自云南出关，张之洞、彭玉麟任粤事，潘鼎新、冯子材任桂事，刘铭传任台湾之事，而意仍在和。十年四月，李鸿章遂与法国福禄诺签订五款于天津，大约一停战，二法不索兵费，三不损中国威望体面，四通商，五划界。所谓第三条，盖指中、越关系而言，颇受议者指摘，以为中国失策也。

（法兵）至太原省，守臣招刘永福（兴化省保胜贼首）相助。法兵至，永福设伏败之，擒其帅安邺。法人败退河内省，与王和。王遣其臣阮文祥与议。法人遂建馆河内，并于白藤海口设关收税。初，贼首黄崇英……刘永福，素不相能。永福降越南，王授以三省提督之职；黄崇英踞河阳，为盗自若。十三年，刘长佑遣刘玉成将左军十营，道员赵沃将右军十营，由顺安府出关讨黄崇英……光绪元年……七月，擒黄崇英戮之。二年春，班师。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光绪八年（1882年）五月……刘长佑奏……嗣后得……统领防军提督黄桂兰报称，刘永福驰赴山西，与总督黄佐炎等商画御敌之策，道经谅山来见。该提督晓以忠义，感激奋发。据称分兵赴北宁助守，保胜有伊防军，万不使法人得逞，惟兵力不足，望天朝为援。

（《光绪东华录》卷四八）

吏部主事唐景崧，自请赴越南招抚刘永福……先至粤谒曾国荃，韪其议，资之入越。见永福为陈三策：上策言越为法逼，亡在旦夕。诚因保胜传檄而定诸省，请命中国，假以名义，事成则王，此上策也。次则提全师，击河内，驱法人，中国必助之饷，此中策也。如坐守保胜，事败而投中国，此下策也。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光绪十年……刘永福谒岑毓英于嘉喻关，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军将攻北宁，毓英遣唐景崧率永福全军赴援。桂军黄桂兰、赵沃方守北宁。山西之围，桂兰等坐视不救，永福憾之深……法兵进逼北宁，黄桂兰、赵沃败奔太原，刘永福亦坐视不救。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刘永福字渊亭，广西上思人……幼……率三百人出关。粤人何均昌据保胜，即取而代之，所部皆黑旗，号黑旗军。同治末，法人陷河内。法将安邺构越匪黄崇英谋占全越，拥众数万，号黄旗。越王谕永福来归，永福遂绕驰河内，与法人抗，设伏以诱斩安邺，覆其全军。法人大举入寇，永福军濒挫，越人惧，乃行成，而授永福为三宣副提督，辖宣光、兴化、山西三省，设局保胜，榷厘税助饷。有黄佐炎者，越驸马，以大学士督师。永福数著战功，匿不闻，永福衔之。越难深，国王责令佐炎发兵，六调永福不至，然越王始终思用之。光绪七年（1881年），法人借词前约，互市红河，胁越王逐永福，越王佯调解而阴令勿从。法大怒，逾岁入据河内。永福愤，请战，出驻山西，径谅山，谒提督黄桂兰，乞援助。会唐景崧至，面陈三策。永福曰：“微力不足当上策，中策勉为之。”朝旨赏十万金犒军，永福入资为游击，战怀德纸桥，阵斩法将李威利，越王封一等男。既又败之城下，法人决堤淹其军，越人具舟拯之出。退顿丹凤，与法人水陆相持，苦战三日，部将黄守忠攻最力。敌大创，乃浮舰攻越都，悬万金购永福。越乞降，永福欲退保胜，黑旗军皆愤懑。守忠自请以全师守山西，功不居，罪自坐。永福乃不复言退。无何，闻法军至，遂出驻水田中。而军已罢困，及战，大溃，退保兴化。九年（1883年），法人要议越事，岑毓英力言土寇可驱，永福断不宜逐。上韪之，命永福相机规河内，并济以饷。十年（1884年），毓英次嘉喻关，永福往谒，毓英极优礼之，编其军为十二营。法人闻之，改道犯北宁，永福驰援，径永祥金英。法教民梗阻，击却之。比至，粤军已大溃，永福夺还扶朗猛球炮台。俄北宁失，力不支，再还兴化。复以粮艰阻，改壁文盘洲大滩，候进止。毓英奏言：“永福为越官，守越地，分所应为。若畀以职，将来边徼海澨皆可驱策。”于是擢提督，赏花翎。而李鸿章坚持和议，犹责其骚动。已而和局中变，上令永福军先进。法人扰宣光，永福窖地雷待之，连日隐卒以诱，敌不敢出。复徙营逼城，三战皆利。敌援至，毓英遣水师溯河而上，永福夹流截击，夺其船二十余艘，斩馘数十级，法人愕走。逾月，法舰入同章，毓英遣将分伏河东西，永福居中策应，两岸轰击败之，复以全力厄河道。十一年（1885年），法军攻左域，守忠失，同章不守，诸军败挫，永福退浪泊。停战诏已下未至，犹大捷临洮。论胜宣临功，赐号依博德恩巴图鲁。和议成，法人要逐如故，张之洞令永福驻思钦，不肯行。景崧危词胁之，乃勉归于粤，援南澳镇总兵。

（《清史稿•列传》二五○《刘永福传》）

曾纪泽……疏云：“伏察法人凯觎越南，蓄意已久。缘该国初据西贡、柬埔寨等处之时，满意澜沧江、湄南河可以直通云南。其后见该二水浅涸多处，不能通舟，遂欲占据越南东京，由富良江入口，以通云南，添开商埠……上年……照会法国外部，总理衙门历年未认法越所订条约之意，剀切声明……”

（沈桐生《光绪政要》卷七）

光绪八年（1882年）夏四月……己巳，以曾国荃署两广总督。

（《光绪东华录》卷四七）

五月……丁亥，命刘长佑等，饬令道员沈寿榕带兵出境，与广西官军联络声势，保护越南。

（《光绪东华录》卷四八）

……壬辰……召刘长佑入觐，以岑毓英署云贵总督，张兆栋署福建巡抚。

（《光绪东华录》卷四八）

……壬子，刘长佑等奏：“……越国自三月初八日失东京后，尚无紧要探报情形……连日接据……沈寿榕……等禀称，探闻法人破东京后，退驻轮船，每日添兵。并潜招群盗，悬赏格万金购刘永福，十万金取保胜州。又法领事于破城后，至商政衙门，劫掠一空。传文知照各商，出入货税，另有新章。现仍调取陆军，造成拖船，为西取保胜之计。现在越王派兵部侍郎陈廷肃接署河内总督，遣吏部尚书阮正等抵山西，与黄佐炎等筹商事件。各省巡抚、布、按大半同黄佐炎、刘永福之议，愿与决战……其河内探报云，法人恐援兵猝至，当释所获之河内巡抚，交还城池仓库，巡抚不受……乃转交该国按察使宗室阮霸。复将东京城用火药尽行轰毁，以免越人复聚，且省力分守。其轮船或东下海阳，或分驶广南、西贡，俟添兵既集，从事上游等情。臣等伏查法人已焚掠东京，狡谋操纵，越南诸臣决计主战……山西为上通云南扼要之地，该国官军能于该省悉力抵御，微特滇、粤边防可保门户，即越南大局亦尚有掁兴之期。而粤督与总署所议区画北圻一策，更可乘势早图，以杜窥伺。然越国受制已久，人心恇怯。此次决战山西，期于必胜，稍有挠败，不堪设想。盖该省有失，则法人西入三江口，不独保胜无复障蔽，而滇省自河底江以下，皆须步步设防，益形劳费。且越臣主战者虽多，而中无所恃，必有疑虑之意，改图和议。一授以保胜，则滇边接连，通商之议哓哓……以事机而论，中国有万难坐视之处，且不可待山西有失，始为事后之援……滇、粤两军，当联络声势之意，一俟得有机要，即当奉命出关……”上谕：“……著刘长佑、杜瑞联，就现在兵力密为布置……曾国荃、岑毓英……著俟抵任后，各将该省水陆边防事宜，悉心规画，通筹全局，彼此联络声势。会商办理。”

（《光绪东华录》卷四八）

先是，刘长佑命藩司唐炯率旧部屯保胜。曾国荃至粤，命提督黄得胜，统兵防钦州；提督吴全美率兵轮八艘，防北海；广西防军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相继出关，所谓三省合规北圻也。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光绪九年（1883年）……八月己巳……上谕：“……法越构兵一事，法人自攻占顺化河岸炮台后，迫胁越南议约十三条，该国情形危急。法使脱利古现乘兵船来京，并有以大队兵船至广东寻衅之说，恫喝要求，诡计叵测。南北洋防务均关紧要，亟须实力筹办，以期有备无患。”

（《光绪东华录》卷五五）

时法人要中国会议越事，谕滇、粤筹画备议。法使宝海至天津，命北洋大臣会商越南通商分界事宜。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滇、粤之出师也，名为防备土匪，实欲牵制法人，保我边境，是隐然自认保护之意。今法、越相持，日久不下，法廷议院必欲添兵益饷，以图一逞。刘永福终难孤注，若中国不复过问，恐其乘胜席卷北圻，边境亦有唇齿之患，法使实海欲从中调停，实无他意，故译署与敝处，因所请而允为会商……译署叠函及腊月初十日寄谕奉到，想尊处必妥细筹覆矣。保胜为通商总口，是否相宜，应由滇省主政核复。则刘永福如何安置，滇中当一并筹及。彼所驻扼，实当滇边门户也。粤西只应度量情势，能保护至越南何省何处为止耳……论越为中国属国，全境皆应归中国保护，此乃泰西通例。然中国自古朝贡之邦，不搀与其内政，更无保护明文。今越之南圻，早为法有，骎骎蚕食而北，若不趁此时划定鸿沟，设竟扰及边界……为患益长。及今明立限制，边疆可期永固，而越土不至为琉球之续，越之利亦中国之利也。至尊虑异日或有要挟背盟之事，我当专受其责，此亦不可不防。意者但以近边某处至某处为保护之界，绘图贴说，由译署转交会议大臣，与法使商办可乎？法已续调水陆兵若干至西贡，专俟明春会商中国定界后，彼兵但派往所应巡防界内，保护红江通商。盖同治十三年法越定约，由红江通商，而久为刘永福所阻，决不甘心……其咎固在越不在法也……宝使候该国来文，正月可到，必将特派会商。傥滇、粤豫有成议，法使不大费唇舌，或可克期定约。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复倪豹岑中丞》）

于是中法和议起。四月，李鸿章与法总兵福禄诺在天津商订条款。谕滇、桂防军候旨进止。鸿章旋以和约五款入告，大略言中国南界毗连北圻，法国任保护，不虞侵占。中国应许于毗连北圻之边界，法、越货物听其运销。将来法与越改约，决不插入伤中国体面之语。朝旨报可，予鸿章全权画押。既而法公使以简明条约法文与汉文不符相诘，帝责鸿章办理含混……法使即借端废约。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对法之宣战

五条既定，法人借口撤兵。及法军有死亡者，遽尔败约，索赔兵费九千万法郎。光绪十年七月，清廷乃下诏宣战。

六月以法人失和，布告各国。七月，法公使谢满禄下旗出京。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七月己酉，谕：“越南乃我大清封贡之国，二百余年，载在典册，中外咸知。法人狡焉思逞，肆志鲸吞，先据南圻各省，旋又进据河内等处，戮其民人，利其土地，夺其赋税。越南向本暗懦苟安，私与立约，并未奏闻，挽回无及，越亦与有罪也，是以姑予包涵，不加诘问。光绪八年冬间，法使宝海在天津，与李鸿章议约三条，当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妥筹。法人又撤使翻覆，我存宽大，彼益骄贪。越之山西、北宁等省，为我军驻扎之地，清查越匪，保护藩属，与法国绝不相涉。本年二月间，法兵竟来扑犯防营。当经降旨宣示，正拟派员进取，力为镇抚。忽据该国总兵福禄诺先向中国议和，其时该国因埃及之事，岌岌可危。中国明知其势处迫逼，本可峻词拒绝，而仍示以大度，许其行成，特命李鸿章与议简明条约五款，互相画押。谅山、保胜等军，应照议于定约三月后调回。迭经谕饬各该防军，扼扎原处，不准轻动开衅，带兵各官奉令慎谨。乃该国不遵定约，忽于闰五月初一、初二等日，以巡边为名，在谅山地方直扑防营，先行开炮轰击，我军始与接仗，互有杀伤。法人违背条约，无端开衅，伤我官兵，本应以干戈从事，因念订约通好二十余年，亦不必因此尽弃前盟。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在京法使往返照会，情喻理晓，至再至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复明降谕旨，照约撤兵，昭示大信，所以保全和局者，实属仁至义尽。如果法人稍知礼义，自当翻然改图，乃竟始终怙过，饰词抵赖，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挟。辄于六月十五日，占据台北基隆山炮台，经刘铭传迎剿获胜，立即击退。本月初三日，何璟等甫接法领事照会开战，而法兵已自马尾先期攻击，伤坏兵商各船，轰坏船厂。虽经官军焚毁法船二只，击坏雷船一只，并阵毙法国兵官，尚未大加惩创。该国专行诡计，反覆无常，先启兵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用特揭其无理情节，布告天下，必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衅自彼开。各路统兵大臣及各该督抚，整军经武，备御有年，沿海各口，如有法国兵轮驶入，著即督率防军，合力攻击，悉数驱除。其陆路各军，有应行进兵之处，亦即著赶速前进。刘永福素抱忠怀，而越南昧于知人，未加拔擢，该员本系中国之人，即可入为我用，著以提督记名简放，并赏戴花翎，统率所部，出奇制胜，将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图恢复。凡我将士奋勇立功者，破格施恩，并特颁内帑奖赏。退缩贻误者，立即军前正法。朝廷于此事，审慎权衡，总因动众兴师，难免震惊百姓，故不轻于举发。此次法人背约失信，众怒难犯，不得已而用兵。各省团练，众志成城，定能同仇敌忾，并著各省督抚，督率战守，共建殊勋，同膺懋赏。此事系法人背盟肇衅，至此外通商各国，与中国订约已久，毫无嫌隙，断不可因法人之事，有伤和好。著沿海各督抚，严饬地方官及各营统领，将各国商民一律保护。即法国官、商、教民等，愿留内地安分守业者，亦饬一律保护。倘有干预军事等情，一经察出，即照公例惩治，各该督抚即晓谕军民人等知悉。倘有借端滋扰情事，则是故违诏旨，妄生事端，我中国兵民必不出此。或有纠匪报复，即著严拏正法，毋稍宽宥。当体朝廷保全大局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东华录》卷六三）

中国海上空虚无备，法将孤拔率海军炮击马尾船厂，张佩纶败逃，诿为敌众我寡，南洋不肯救授。法海军复攻据基隆、澎湖，为要挟地步。刘铭传孤悬海外，甚赖台人林朝栋自募义勇，并捐助饷项，以力抗法人。然法不扰上海等通商口岸，知英、法实有默契。

六月……壬辰，谕：“……法人坚索巨款，万难允许。本月十五日，台北基隆炮台被其攻占，殊堪发指……”

（《光绪东华录》卷六二）

五月，刘铭传行抵台北。六月，法人来犯，毁炮台。铭传以无兵舰不能争锋海上，诱之登陆，与战于基隆，斩法酋三人、兵百余，夺纛二、军械数十件。

（《清史•列传》卷五九《刘铭传传》）

八月……癸酉，张佩纶奏：“法提督孤拔以轮船驶入马尾，窥伺船厂。闰五月二十八日，臣亲率黄超群两营，驻防马尾，其时法船仅五艘……六月二十日以后，彼合口内外常有十二三艘……（七月）初三日……未刻，而法人炮声作矣……是日，法以潮大风顺，于口外骤入一大船，发炮为号，猛攻我军……以六艘截振威、飞云、济安于下，而以五大轮一鱼雷船合攻扬武。比臣至山，则扬武已为敌鱼雷所碎，法船方围攻福星。该管驾陈英转捩甚灵，放炮亦捷，酣战不退。两蟁船用炮助击，相持至一时之久。一大船中炮退驶，他船亦皆桅斜枝洞，奈船大小过悬，众寡不敌。未几，而该船及两蟁船相继沉毁。伏波、艺新亦各中炮，驶上中歧，则我上流之船已没。其下流之船，法以双桅三筒鸟波铁船为最大，振威为其所挤，立断为两。飞、济二轮还炮之声，犹相应答。法驶一鱼雷船近之，则骤为我台上一炮所中，立没于水。而鸟波亦为我炮攒击火药舱，立时焚没。飞、济两艘即带火流下。则高腾云已为炮击而死。我所余之艇哨各船，及所制雷船与木牌引火之具，以潮力牴牾，逆激不能上，皆为法乘胜轰击都尽，并泊近厂河之商船亦焚。计焚法一轮，坏一轮，沉一雷船。我则七兵轮两商船及艇哨各船均烬，惟余伏波、艺新两轮，少受伤损，即行驶回。

（《光绪东华录》卷六四）

十年，法衅起，我购制镇远、定远诸船已毕工，尚未来华。法水师将孤拔乘我海军未成，以铁木战舰十余艘，纵横南洋，攻夺我台湾之基隆。时我扬武、济安、飞云、伏波、福星、振威、艺新、永保、琛航、福胜、建胜兵轮十一艘驻福建马江口内。侍讲学士张佩纶方以会办闽防驻船政局，意气甚盛。而法舰亦入马江，与我兵船相错寄碇，佩纶不先发，又不设备。法猝开炮，毁我船政局，我扬武九舰残焉，惟伏波、艺新幸免。法舰乃突出长门，复追击我援台兵轮澄庆、驭远，沉于石浦港。未几，法款局成。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

陆路于十一年正月失守谅山，法军进攻镇南关，形势岌岌。二月，冯子材出关，一战大胜，尽复失地。自有对外战争以来，此为第一次奇捷矣。

（十一年）……三月，命湖南巡抚潘鼎新，办广西关外军务……法军由北宁进据兴化……帝令关外整军严防……法兵欲巡视谅山，抵观音桥，桂军止之……法将语无状，遂互击胜之。奏入，谕进规北宁，责法使先行开炮……八月，谕岑毓英督饬刘永福及在防各营，规取北圻，并谕潘鼎新饬各军联络声势，分路并进。提督苏元春与法人战于陆岸县，败之。十月……苏元春与法战于纸作社，阵斩法兵官四人。十一月，王德榜军大败于丰谷……唐景崧与刘永福、丁槐军攻宣光，力战大捷，优诏褒之。十二月十九日，法兵攻谷松……苏军败退威坡，谅山戒严，帝命冯子材帮办广西关外军务。二十九日，法军攻谅山，据之……冯子材与法军战于文渊，互有杀伤。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法兵攻镇南关，轰毁关门而去。提督杨玉科战殁……彭玉麟请调冯子材军防粤……（潘）鼎新师久无功，褫职，以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法兵既毁镇南关……广西全省大震，子材至，乃力为安辑……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杨玉科战殁，总兵董履高受重伤，诸军多溃，法兵焚关进。翌日，子材至南关，建议于关内十里之关前隘，跨东西两岭间，督所部筑长墙三里余，外掘深堑，为扼守计，营于半岭，令（总兵）王孝祺军屯于后半里为掎角。当是时，苏元春、陈嘉军屯幕府，在关前隘后五里；蒋宗汉、方友掎军屯凭祥，在幕府后三十里；潘鼎新军屯海村，正幕府后六十里；魏纲军屯艾瓦，防艽封，在关西百里；王德榜军屯油隘，防入关旁路，在关东三十里；独子材一军当中路前敌。得越南人密报，法兵将出扣波，袭艽封，攻牧马，绕出南关以北，欲断唐景崧、马盛治两军归路。子材遣五营扼扣波以待，法兵至，突出奋击，获其驮军火大象一，擒匪党二，法兵败退。复来争，再击却之。乃率王孝祺军出关，袭破其二垒，法兵多死，败走。法人既败，悉起谅山之众，并力入关，直扑关前隘长桥。子材告诸将曰：“法兵再入关，有何面目见粤民？”诸将皆愤甚，誓与俱死。法军以开花炮队循东西两岭进，以枪队扑中路。又以越南人皆冯军内应，自以真法兵居前，黑兵次之，越南散匪又次之，炮声远闻七八十里，山谷皆鸣，枪弹积陈前厚者至寸许。我军死战，伤亡殊多……法军炮最猛。子材与诸统领约，有退者，立诛之，复于各路设卡，截杀逃者。子材与王孝祺各刃退卒数十人。敌势狂悍致死，已薄长墙，或已越墙而入。子材年近七十矣，短衣草履，持矛大呼，跃出长墙，率二子相荣、相华搏战。诸军见子材如此，无不感奋。关外游勇、客民千余，闻子材亲出阵，皆来助战……于是法兵鏖战两日，弹炮已尽，后队军火又被截，惶惧无措，遂大奔。我军阵斩三画、二画、一画数十级。一画、二画者，各队之头目也。乘胜追杀，法兵翻岩越涧而窜。有王子在兵队中习战，亦逃死。旬日后，樵人入山，见深谷中饿死法人数十。是役，杀真法兵千余，法酋数十，客匪、教匪数百，追至关外二十余里而还。子材以法被大创，遂益兵攻谅山城及对河之驱驴墟……乘胜克复谅山，贼悉众遁。分军追之，山谷中搜获法兵甚多，皆斩之……复长庆府……进规北宁，越南义民闻风响应……北宁等处义民立忠义五大团，建冯军旗号，自愿具浆饭，作向导，随军进剿，或分道进攻……越官、越民争为耳目，敌人举动，悉来报知，近自北宁，远至西贡，皆通消息。冯军出关后，扶老携幼，来相犒问，愿助官军，剿除法人，长为天朝赤子……西人自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法人之大败者。

（《清史•列传》卷六二《冯子材传》）

二月十三日，遂克谅山，法悉众遁。子材进军克拉木，逼攻郎甲。王孝祺进军贵门关，尽复昔年所驻边地……西贡亦闻风通款。自海通以来，中国与外国战，惟是役大捷，子材之功也。法兵六千犯临洮府，复分两队：一北趋河岭、安平；一南趋缅旺、猛罗。滇督岑毓英命岑毓宝、李应珍等扼北路，王文山扼南路，而自率军当中路，皆有斩获。法军遂合趋临洮府，滇军拒战，南北路回军夹攻之，阵斩法将五人，法军大溃。时法兵舰据台湾之澎湖。谅山既大捷，法人力介英人赫德，向李鸿章议和，言法人交还基隆澎湖，彼此撤兵，不索兵费。鸿章奏言：“澎湖既失，台湾必不可保。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不至再事要求。”朝廷纳其议，立命停战。临洮之战，乃在停战后，电谕未达前也……约既成，越南遂归法国保护焉。

（《清史稿•属国传二•越南传》）

中法和约

法政府用兵而不得议会赞许，致兵费无著，故欲和之心有甚于中国。由总税务司赫德斡旋，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李鸿章与法使巴特纳仍照天津五条定议，签订和约十条，名为不索赔款，而有抚恤费。所谓不损中国威望体面之保证，经久始得答复。自是，越南遂为法之保护国，英亦进占缅甸，而云南一省竟为英、法两国交侵之地。

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四月……乙未，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刑部尚书锡珍、鸿胪寺卿邓承修，与驻华法公使巴特纳在天津会订越南新约十款成……第一款：一、越南诸省与中国边界毗连者，其境内，法国约明，自行弭乱，安抚其扰害百姓之匪党，及无业流氓……惟无论遇何事，法兵永不得过北圻与中国边界。法国并约明，必不自侵此界，且保他人必不犯之。其中国与北圻交界名省境内，凡遇匪党逃匿，即由中国设法或应解散，或当驱逐出境。倘有匪党在中国境内会合，意图往扰法国保护之民者，亦由中国设法解散，法国即担保边界无事。中国约明，亦不派兵前赴北圻。至于中国与越南如何互交逃犯之事，中法两国应另行议定专条……第二款：一、中国既订明，于法国所办弭乱安抚各事，无所掣肘。凡有法国与越南自主之条约章程，或已定者，或续立者，现时并日后，均听办理。至中越往来，言明必不至有碍中国威望体面，亦不致有违此次之约。第三款：一、自此次订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亲赴中国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第五款：一、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允准法国商人，及法国所保护之商人，并中国商人，运货进出。其贸易应限定若干处，及在何处，俟日后体察两国生意多寡，及往来道路定夺，须照中国内地现有章程，酌核办理。总之，通商处所，在中国边界者，应指定两处，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国商人均可在此居住，应得利益，应遵章程，均与通商各口无异。中国应在此设关收税，法国亦得在此设立领事官……中国亦得与法国商酌，在北圻各大城镇，拣派领事官驻扎。第六款：一、北圻与中国之云南、广西、广东各省陆路通商章程，应于此约画押后三个月内，两国派员会议，另定条款，附在本约之后。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惟由陆路运过北圻及广东边界者，不得照此减轻税则纳税。其减轻税则，亦与现在通商各口无涉。其贩运枪炮、军械、军粮、军火等，应照两国界内所行之章程办理。至洋药进口出口一事，应由通商章程内定一专条。其中越海路通商，亦应议定专条……第七款：一……由法国在北圻一带开辟道路，鼓励建设铁路……日后若中国酌议创造铁路时，中国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其招募人工，法国无不尽力勷助。惟彼此言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

（《光绪东华录》卷六九）

约成，清廷命周德润、邓承修定界。议久不决，后法人乘机进占云南边地甚广。

昆明腹地，竟有法领，但从讳饰，名曰委员，弥乐石者，尤肆骄很。中法战后，改定界址。大赌咒河，本我旧疆，曾以赐越，应还中土，已成约归地。其地周匝四百余里，丁口二万，里名归仁，凡分八甲，隶于安平，实为要冲。法人反汗，入贿总署，别颁新图，夺据猛峒黄树皮之地，八甲之中，去其三焉。王文韶方起为云贵总督，目视无睹，一从退让，或上书力争，竟斥之为妄。中法会勘澜沧东岸，又复攘及猛乌、乌得磨丁监井，若此二事，皆弥主之。

（《滇语》下）

乙　中日之战

中日之战，日不攻南方通商口岸，而得英借款五千万。媾和之始，英公使欧格讷限期逼和，美公使田贝力促中国割地赔款以求和。英、美之助日本，为显然之事。当时国际形势，所谓远东问题，即指中、日、鲜三国而言，亦即英与帝俄利害冲突所在。英恐鲜为帝俄所得，而中国力弱，不足以资保卫，唯日本新兴，助其攻我并鲜，足为抗俄之用。故中日战后，英、日海军同盟，世人皆知日、俄之战为期不远。三国还辽之事，即针对英国外交政策而发。惜中国当局昏庸泄沓，目视无睹，被人播弄，坐受屠割，可为太息也。

天津条约

同治末，日本以台湾高山族误杀琉球难民事，命西乡隆盛率师入台，美国人李仙得实为谋主。乘中国疲力于马嘉理被戕交涉，无暇兼顾之时，日本竟得成约，索赔偿费五十万而撤兵。日本合并琉球，正中国对伊犁交涉，几与帝俄开战之时，日遂乘机取得琉球主权，兼索得在中国利益均沾之待遇，英、美皆暗助之。自后日本尽其力以干涉朝鲜，而朝鲜内争甚烈，东学党与守旧党有争，守旧党中，国王之父大院君李昰应又与闵妃有争。东学党实受日本操纵。光绪八年，有袭攻日使馆伤及日本人之事，中国出兵，执大院君安置于保定。日本亦兴师问罪，得朝鲜赔款五十万元。十年，东学党金玉均、洪英植尽杀闵族，逼国王行新政。王走入中国兵营，新党败走，朝鲜允赔偿日本损失费十二万，日本多方要挟，示将开衅。时中国与法战方酣，后由英国居间，日本派使臣伊藤博文，与李鸿章议订天津条约三条，两国同时撤兵。以后派兵，须互相照会，可谓大错。

光绪二年……朝鲜与日本立约通商。先是，同治十一年，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北京议约，乘间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朝鲜是否属国，当代主其通商事。答以朝鲜虽藩属，而内政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预闻。元年，日本乃以兵力胁朝鲜，突遣军舰入江华岛，毁炮台，烧永宗城，杀朝鲜兵，劫其军械而去。别以军舰驻釜山要盟，而遣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鲜议约。至是定约十二款，大要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礼仪交际，皆与日本平等，互派使臣，并开元山、仁川两埠通商，及日舰得测量朝鲜海岸诸事……八年……六月，朝鲜大院君李昰应煽乱兵杀执政数人，入王宫，将杀王妃闵氏，胁王及世子不得与朝士通。并焚日本使馆，在朝鲜练兵教师堀本礼造以下七人死焉，日使花房义质走回长崎。时（马）建忠、（丁）汝昌俱回国，李鸿章以忧去，张树声署北洋大臣，电令建忠会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三艘东渡观变。二十七日，抵仁川，泊月尾岛，而日本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已乘金刚舰先至。朝鲜臣民惶惧，望中国援兵亟。建忠上书树声，请济师，速入王京，执逆首，缓则乱深而日人得逞，损失国威而失藩封。汝昌亦内渡请师。七月初三日，日兵舰先后来仁川，陆兵亦登岸，分驻仁川、济物浦。花房义质且率师入王京。初七日，中国兵舰威远、日新、泰西、镇东、拱北至，继以南洋二兵轮，凡七艘。盖树声得朝鲜乱耗即以闻，遂命提督吴长庆所部三千人东援，便宜行事，以兵轮济师，是日登岸，十二日薄王京。十三日，长庆、汝昌、建忠入城，往候李昰应……昰应来报谒，遂执之，致之天津，而乱党尚踞肘腋。十六日黎明，营官张光前、吴兆有、何乘鳌掩至城东枉寻里，擒百五十余人。长庆自至泰利里，捕二十余人，乱党平。日使花房义质入王京，以焚馆逐使为言，要挟过当，议不行。义质恶声去，示决绝。朝鲜惧，介建忠留之仁川，以李裕元为全权大臣，金宏集副之，往仁川会议。卒许偿金五十万元，开杨华镇市埠，推广元山、釜山、仁川埠行程地，宿兵王京，凡八条，隐忍成约……十年，朝鲜维新党乱作。初，朝鲜自立约通商后，国中新进轻躁喜事，号维新党，目政府为守旧党，相水火。维新党首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谋杀执政代之。五人者，常游日本，昵日人，至是倚为外援。十月十七日，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并朝鲜官饮于邮署，盖英植时总邮政也。是日驻朝日兵运枪炮弹药入日使馆。及暮，宾皆集，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酒数行，火起，乱党入，伤其国禁卫大将军闵泳翊，杀朝官数人于座，外宾惊散。夜半，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直入寝殿，挟其王，谬言中国兵至，矫令速日本入卫。十八日天明，杀其辅国闵台镐、赵宁夏，总海防闵汶穆，左营使李祖渊，前营使韩圭稷，后营使尹泰骏。而乱党自署官，英植右参政，玉均户曹参判，泳孝前后营使，光范左右营使，载弼前营正领官。遂议废立。

（《清史稿•属国一•朝鲜传》）

议废立，英植欲幽王江华岛，进一郎欲幽诸日本之东京，议未决而勤王兵起。十九日，其臣民吁长庆保卫，长庆责进一郎撤兵，及暮不答。朝鲜臣民固请我兵赴王宫平难，甫及阙，日兵于普通门发枪。我兵疑王之在正宫也，狐疑未格门，而死伤已多。乃驱兵进战于宫门外，玉均等皆出助战。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华军侦知之，遂以王归于军，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泳孝、光范、载弼奔日本。日使自焚署，走济物浦。朝民仇日人益甚，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朝鲜具疏告变。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续昌副之，赴朝鲜筹善后。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有兵舰六艘并载陆军登济物浦，以五事要朝鲜：一、修书谢罪。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三、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四、建日本新馆，朝鲜出二万元充费。五、日本增置王京戍兵，朝鲜任建兵房。朝鲜皆听命成约。十一年正月，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议朝鲜约。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副以吴大澂与议……三月，鸿章奏：“……二月十八日……其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惟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允……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今乘其来请，正可乘机令彼撤兵……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藤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求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至教练兵事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藤再四磋商，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第一条，议定两国撤兵日期。第二条，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第三条，朝鲜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至议处统将、偿恤难民二节，一非情理，一无证据，本可置之不理。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既无以复君命，更无以息众忿……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由臣行文戒饬，以明出自己意。”

（《清史稿•属国传一•朝鲜传》）

对日宣战

中国撤兵后，由袁世凯任朝鲜商务委员，实总揽朝鲜之事。复代国王练兵，劝朝鲜与各国订约通使，以避外交责任，实则事无不预，深中日本之忌。光绪二十年，东学党复有争讧。国王求兵于中国，事定，中国撤兵。而日本借口须改革朝鲜内政，不承认中韩关系，反增兵不已，态度骤强。李鸿章绾北洋二十年，手握海陆军，岁糜巨饷，而暮气已深，知战无必胜把握，唯幸无事。东事起，不唯不敢言战，并布置亦无之，但冀调停了结，而不知战端已露，非口舌所能奏功也。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朝鲜东学党变作。东学者，创始崔福成刺取儒家、佛、老诸说，转相衍授，起于庆尚道之慈仁县，蔓延忠清、全罗诸道。当同治四年……擒东学党首乔姓杀之，其党卒不衰。自上年，径赴王宫讼乔冤，请湔雪，不许，旋擒治其渠数人，乃急而思逞。朝鲜赋重刑苛，民多怨上，党人乘之，遂倡乱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朝鲜王以其臣洪启勋为招讨使，假中国平远兵舰、苍龙运船，自仁川渡兵八百人至长山浦登岸，赴全州。初战甚利，党人逃入白山，朝兵蹑之，中伏大败，丧其军大半。贼由全罗犯忠清，两道兵皆溃，遂陷全州、会城，获枪械药弹无算。榜全州城，以匡君救民为名，扬言即日进公州、洪州，直捣王京。朝鲜大震，急电北洋乞援。

（《清史稿•属国传一•朝鲜传》）

光绪二十年五月戊寅，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袁世凯三十夜电：顷准韩政府文开。案照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前经遣练军前往剿抚，该匪竟敢拼死拒战，致陷军败挫……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等语。鸿已饬丁汝昌，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淮练劲旅一千五百名，配齐军装，分坐招商轮船，先后进发。一面电驻日本汪使，知照日外部，以符前约。请代奏。”上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电奏已悉……派出兵练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办？如须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调。”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

五月初四日，日本外务省卿陆奥宗光覆（驻日公使汪）凤藻书，略称：“查照明治十八年四月十八日，中日所订和约，贵国已发兵前往朝鲜，备文照会等因，准此。本大臣查贵国虽指朝鲜为藩服，然朝鲜王从未自承为属于贵国，理合声明照覆。”同日，其驻我京师使臣小村寿太郎照会我总署文云：“接奉廷寄……近来朝鲜内乱孔炽，本国不得不派兵前往。业已命将出师，合即告知中国……”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自我兵泊牙山，东学党人闻之，已弃全州遁。朝兵收会城，而日兵来不已。五月初六日，其公使大岛圭介抵仁川，率数百人趋王京。是时，日本兵舰六艘泊汉江口。初九日，其陆军大至，朝鲜骇愕，止之不可。中国以朝乱既平，约日本撤兵，而日本要改朝鲜内政。中国以内政应归其自主，却之，日本持益坚。五月十九日，日本外务府照会我公使文，略谓：“朝鲜王常蓄阴谋，致酿祸变，大为敝国之害。乃为自主之力太薄，不足膺重任，是以代为设法，为日愈迟，为祸愈烈。今两国退兵之先，必须订定规条，办理就绪，方可班师……”自五月中旬后，日兵陆续渡朝凡八千余人，皆屯王京，据要害。我兵逍遥牙山……时各国使臣居间，平日本于我，或责其撤兵，胥无成议。鸿章不欲战，将以赔款息兵，而日本索银三百万两，朝士大哗。于是和战无定计，而日本已以兵劫朝鲜。五月二十三日，其驻高使臣大岛圭介首责朝鲜独立自主，勿认为我国藩属。六月一日，圭介要以五事：一举能员，二制国用，三改律法，四改兵制，五兴学校。朝鲜为设校正示听命。十四日，朝鲜照会日使，先撤兵，徐议改政，日本不许。复责以谢绝为我藩属，并同力袭我牙山兵。朝鲜以久事中国，不欲弃前盟对。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

六月十四日，日本驻我公使小村寿大郎照会我总署文云：“……朝鲜之乱，在内治不修。若中日两国同心合力，代为酌办，事莫有善于此者。万不料中国悉置不讲，但日请我国退兵而已……毫无合力整顿之意。两国若起争端，实惟中国执其咎……”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六月廿一日，大岛圭介率兵入，杀王宫卫兵，遂掳朝王，令大院君主国事，以仇闵氏。矫王令，流闵泳骏、闵炯植、闵应植远恶岛。凡朝臣不便日本者，皆逐之。政令无巨细，皆入日人筦钥。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翁同龢纳文廷式、张謇主战之议，力劝光绪帝用兵，西后不置可否，遂于是年七月下诏宣战。同龢深恶李鸿章贻误，屡请以刘坤一代之，西后不许。

鸿章以和议不成，始租（英高升商）轮，载北塘防兵（两营并军装器械）渡援，以兵轮三艘翼之而东。而倭人间谍时在津，贿我电报学生某，得我师期，遂为所截，我兵轮即逃回威海。于是倭人既据我操江运船，而逼我在高升船之两营兵降。我将士抵死拒，倭遂以炮击高升轮，并以水雷沉之，我两营歼焉。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十一年（1885年）秋七月乙亥朔谕：“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添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一）

六月十二日，文忠（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兵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崑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各军，雇英商三轮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三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遭日炮毁其柁，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沉，我军死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凤藻下旗回国。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

九月戊戌……李鸿章奏：“……牙山之战，倭人首先开炮轰击我军。济远大副沈寿昌坚守炮位，竭力还攻。及中炮阵亡，则柯建章继之。旋又阵亡，则黄承勋继之。争趋死地，义不顾身，卒能击退敌船，保全战舰。”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二）

济远之奔，倭吉野追甚急……时有水手王姓者，甚怒而力素弱。问“何人助我运子？”又有一水手挺身愿助。乃将十五生特尾炮连发四出，第一出中倭船柁楼，第二炮亦中，第三炮走线，第四炮中其要害，船头立时低俯。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

海军衙门之设，由醇王主之，而统率则归李鸿章，购置铁甲船只，设防于旅顺、大沽，颇具规划。唯经费无多，而颐和园工、山东河工、吉林放饷、开平煤矿、烟筒山铁矿，皆有挪用。而丁汝昌以淮军宿将而为海军提督，佐之者德国陆军将领汉纳根也。兵船管带多福建人，与山东、广东人之为管带者，平素不协。丁汝昌孤寄于上，号令不行，甚有兵船终岁停泊、机轮失修者。故中国海军实力虽略优于日本，而效力则逊之，大东沟一战而败，刘公岛全军熸焉。世多言海军窳败，而不知杀敌致果，大有其人，将弁死者八十七，水兵死者千余人。致远邓世昌最为壮烈，扬威林履中、经远林永升、超勇黄建勋皆致其命：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林泰曾皆咋舌自杀，以谢天下，亦胜于偷生者。

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海上，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师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船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息也。十六晨，瞭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形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裹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示威，然距日船九里，不能及也。炮声未绝，敌船麇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矣。其同被圈出之经远船，甫离群，为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慘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云。广甲一舰逃出阵外，误撞岛石，日水雷击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

海军全队兵轮十二艘，镇远、定远两铁甲，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平远八兵轮，益以广丙、广甲两艘，又蚊炮船镇南、镇中两艘，鱼雷艇四艘……十八日……将归旅顺。巳刻，见西南来黑烟一簇，测望悬美国旗，我军作战备。晌午，船来愈近，凡有船十二艘，已尽易倭旗。（丁）汝昌乃令起椗，水手站炮位。是时我战舰十艘（平远、广丙在港口，未及至），分五队……倭船十二艘，则快船四（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兵船八（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叡、扶桑、西京丸、赤城）。其舰小于我，而速率大于我；大炮少于我，而快炮亦多于我……时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作掎角鱼贯阵进。遥望倭船作一字竖阵来扑，快船居前，兵船继之。汝昌谓其直攻中坚也，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掎角雁行阵……敌畏我镇、定两铁甲，故于驶近时，改道飞驶左行，绕攻我军右翼。瞬息已过我右翼，绕攻船后，我扬威、超勇相继中弹火起，超勇未几沉没，军士烬焉。倭船之拂我右翼而过也，其小船比叡、扶桑、赤城不及从，而转出我左翼之侧。我定远与经远、来远夹攻之，炮火迷茫之际，我将士谓比叡、赤城已为我击沉，而定远复击沉其西京丸一艘。倭舰之攻我也，以快船为利器。而吉野为其全军前锋，绕行于我船阵之外，驶作环形，盖既避我铁甲巨炮，且以其快炮轰我左右翼小船，为避实击虚计。自我超勇沉后，平远、广丙亦来会，而船弱不任战。倭舰复分两枝，以快船四艘为一枝，兵轮五大艘为一枝，左右环裹而攻，于是我阵乱。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船吉野值，管带邓世昌……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中其鱼雷……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时已逾申刻矣……济远……将逃，撞扬威舵叶，扬威行愈滞，敌弹入机舱，立沉于海，自管带林履中以下皆死……济远既逃，广甲随之，靖远、经远、来远不能支，亦驶出阵地逃避。倭快船四艘来追，靖远、来远避至大鹿岛侧，而经远管带（林翼升）并大副、二副先阵亡，船行无主，亦沉于敌……倭兵轮五艘萃于我镇远、定远两艘，鏖战一时许。我定远击其松岛舰（倭海军将伊东祜祐坐船），几沉之。而定远亦重伤，遍船皆火，炮械俱尽。时已日夕，暮色苍茫，倭人惧我靖远诸舰合鱼雷之乘之也，解而南去，我军亦西归。明日卯刻，抵旅顺。广甲之逃……搁礁不得出，越日，为倭炮所碎。是战，我军凡失船五……存者……共七艘，已不能军。而镇远、定远凡受炮三百余弹，来远毁及半，余诸舰亦各创甚……将士死者，邓世昌最烈，官弁亡八十七员，水手死一千余人，伤者四百余名。而定远洋炮手宜格尔亦死于炮，洋员受弹伤者十一名。是役也，德员汉纳根与战事，偕汝昌驻定远舰。汝昌先立望楼，旋受弹伤脮倒地，扶入舱，于是战事颇赖汉纳根指挥。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 )

李鸿章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敌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管带邓世昌、大副陈金揆同时落水。经远先随致远驶出，管带林永升奋勇督战，突中敌弹，脑裂阵亡……超勇舱内中弹火起，旋即焚没。扬威舱内亦被弹炸……该两船管带黄建勋、林履中随船焚溺同殒……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二 )

乙未（1886年）正月……初五日，倭船二十一艘……扑威海……南帮炮台陷……初九日，倭舰合南帮炮台踞倭攻我……相持竟日……伤亡甚众……定远卒中雷伤……凿沉之……十二日……来远并威远、练船宝筏、差船皆沉于敌……十三日，我管带鱼雷艇王登瀛等率雷艇十二艘，从西口驶逃。倭舰追之，尽掳以去……十五日……击沉我靖远舰……总兵刘步蟾以手枪自击死……汝昌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时岛中尚存镇远铁舰一，济远、广丙、平远兵轮三，镇中等蚊雷艇六，凡十艘，而药弹将馨。是日得烟台密信，始知东抚李秉衡已走，莱州援兵绝。汝昌召海军诸将，议鼓力碰敌船突围出，或幸存数艘，得抵烟台，愈于尽覆于敌。诸将不允，散去……汝昌……入舱仰药，张文宣继之，十八日晓夜四更许，相继死……诸将……乃议降。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四 )

日本之众约十二万人，中国兵数略与之等，然枪炮与弓刀相杂。李鸿章久于兵间，至甲申，老将已凋零殆尽。迨及甲午，旧人一无存者。马玉崑、聂士成、左宝贵皆善战，杀敌至伙，惜无统帅。叶志超固非其人，宋庆亦不胜任。后始以刘坤一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防剿各军，吴大澂、宋庆帮办军务。当屡创之后，新兵未集，而湘、淮、毅三军又各分畛域，自不能挽回颓局。

成欢驿值平泽县东北，左右皆山，中通纵横两驿道，前横大河……时我军驻地甚据形胜。（六月）二十六日，武备学生于光炘等（于光炘、周宪章、李国华、辛得林），夜冒雨出探，倭已分道来犯。归促（聂）士成速备战，并纠健士先往，伏桥侧，守要隘，且请士成速接应，遂行。而诸将莫利前进，观望不即行。光炘等伏桥畔村落。夜午，倭前锋至，光炘等狙击之，颇有杀伤，并毙倭官数名。倭兵骇却，过桥多挤溺，而觇我军无继，其后队且至，复猛进。光炘等扼桥守四刻许，接应终不至，光炘等四学生皆死焉。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二十七日黎明，倭兵已踞成欢西北面山坡，（聂）士成自督队与相持，甚猛……势不支，遂败……趋公州，就（叶）志超。志超已弃公州，乃合军北走，仍恐与倭遇，绕王京之东……渡大同江，至平壤，与大军合。时值夏秋之交，溽暑甚，途行匝月始达，残军饥疫，死者相属。志超方以成欢之战杀敌过当，并沿途叠败倭兵，铺张电鸿章入告，且论功奏保员弁数百人，获嘉奖，并赏军士银二万两。未几，复拜总统诸军之命。是时，我军驻朝境者为芦防六营（叶志超部）、盛军十三营（卫汝贵部）、奉军六营（左宝贵部）、奉天之盛军六营（丰伸阿部）、毅军四营（马玉崑部）共三十五营，尽屯平壤……置酒高会，日督勇丁并朝民于城内外筑垒，环炮而守……八月初三日，盛军夜出哨，与毅军遇，互疑为敌，遂相轰击历一时许，死伤颇众。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一）

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崖。城东江水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副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成欢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鸿章不能用，其精神全在守而不在战，此其病根也。时依李之部署，马玉崑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江南岸；左军六营，守此山城上；叶、聂两师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师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遂大乱。午后四时半，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厥后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而自戕，于是中国海陆军遂尽。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八）

十月……陷连山关，引兵直趋大高岭。聂士成扼隘路，以巨炮当其冲，张旗帜丛林间，鸣鼓角为疑兵，时出截杀，而露宿以守。倭不得逞，乃撤回连山关……二十九日，聂士成乃收复连山关……十二月……聂士成以战事起，只闻敌来，未闻我往，故敌得前进无忌。电请于诸帅，谓愿亲率精锐千人，直出敌后，往来游击，截饷道，焚积聚，多方扰之，令彼首尾兼顾，然后以大军蹙之，倭可克也。诸帅止之，不果行……二十七日，士成侦敌将至，以兵散伏陡岭子、长岭子一带，令曰：“闻山巅号声，悉吹洋号应之，即燃枪迭击。蛇行鼠伏，时聚时散，使敌莫测我军虚实，此奇兵也。”二十九日。倭果来犯，号声枪声，同时并发。倭大骇窜退，自相蹂躏，中枪，多死伤，乃遁去。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二）

中日和约

开战仅三月而海陆皆败，主和之议骤盛，李鸿章首欲和，军机中孙毓汶、徐用仪附之，窥西后意在和，首请起用恭王，朝臣如荣禄辈亦俱愿和。主战者唯光绪帝及翁同龢二人，欲以岁费四千万两令汉纳根练新军十万，并向外国购舰，重兴海军，不惜迁都，作持久战，终为主和者所绌。于是英、美出面调停。李鸿章遂遣税务司德璀林往日本，觅伊藤言和。及朝命张荫桓、邵友濓衔命往和，日本拒不纳，示意必鸿章亲往，始能开议。鸿章遂往马关，成约而归，割台湾、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添辟通商口岸。最要者允许日本在内地制造洋货，开从来未有之恶例，国货从此不振。既以银赔偿，又定临时折合金镑，所损失者又二千万。

光绪二十年……日、朝变起……至是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方设谋解纷难。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争起言战，廷议遂锐意用兵。初败于牙山，继败于平壤，日本乘胜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夺我兵舰，海军覆丧殆尽。于是议者交咎鸿章，褫其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命鸿章往日本议和。二十一年二月，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议，多要挟。鸿章遇刺，伤面，创甚，而言论自若，气不少衰。日皇遣使慰问，谢罪，卒以此结约解兵。

（《清史稿•列传》一九八《李鸿章传》）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甲午，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等，在马关议定和约十一款，另约三款成。其文曰：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境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黏附本约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绝，中国……与日本……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政府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遇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认与各款……照办。第一……中国……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沙市，二……重庆……三……苏州……四……杭州……日本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口，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经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时，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诸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所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间，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五）

四月戊午谕：“……日本觊觎朝鲜，称兵犯顺，朕眷怀藩服，命将出师。原期迅扫敌氛，永弭边患，故凡有可以裨益军务者，不待臣工陈奏，皆已立见施行。何图将不如兵，士不用命，畀以统领之任，而偾事日深。予以召募之资，而流氓麇集，遂至海道陆路无不溃败，延及长城内外，险象环生。比来戎马骎骎，有进无退，甚将北犯辽沈，西犯京畿，危急情形，匪言可喻，和战两事，必应当机立断。念朕临御天下二十余年，宵旰忧勤，未尝稍释，今乃忽有此变，实惟藐躬凉德，有以致之。且天津海啸为灾，冲没营垒，为史策所仅见，上天示警，尤可寒心。乃尔诸臣工，于所议约章，或以割地为非，或以偿银为辱，或更以速与决战为至计，具见忠义奋发，果敢有为。然于时局安危得失之所关，皆未能通盘筹画，万一战而再败，为祸更难设想。今和约业已互换，必须颁发照行，昭示大信。凡此已成之局，均不必再行论奏，惟望京外文武大小官员，自今以后，深省愆尤，痛除积弊，咸知练兵筹饷为今日当务之急，切实振兴，一新气象，不可因循废弛，再蹈前辙。诸臣等均为朕所倚畀，朕之艰苦，当共深知。朕之万不得已而出于和，当亦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也。”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六）

割台而命李经方为使，翁同龢所以窘李鸿章也。台人邱逢甲、林朝栋等起义兵，奉巡抚唐景崧及帮办军务刘永福，谋自主，建台湾共和国，不七日而景崧败。永福守台南府苦战，至是年九月始退，事虽不成，其义足以风矣，台人大抵皆内渡。

四月甲子，张之洞电奏：“顷接台民二十一公电云：全台绅民敬电禀者。台湾属日，万姓不服。叠请唐景崧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愤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惟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暂仍理台事，并留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全台绅民同泣叩。”

（《光绪东华录》一二六）

时台湾举人方以会试在都，上书力争，留中不报。三月，弃台信益急，台人惶惧。主事邱逢甲首建自主议，登坛誓众于新竹，出示告台民，遂议立民主，开议院，制国旗。四月，和议成，卒弃台湾，朝命率兵民内渡，台人乃有丐各国保护之议，电告政府。政府谕以既能自立，无庸奏请……二十二日，（唐）景崧令台中官弁，以五月初四日为断，欲去者听……于是省会、道、府、县官相继纳印去……初二日，景崧受台湾总统印章，文曰“台湾民主之章”。绅民入抚署，鼓乐齐送者百余人，行两跪六叩礼。国旗蓝地黄虎文，长方五幅，虎首内向，尾高首下。改台湾藩司衙门曰内部，设内部大臣；筹防局曰外部，设外部大臣；别立军部，设军部大臣……初五日，倭兵轮、运轮二十九艘运抵台北海面……而潜结教匪、挖金砂匪从澳底登岸……十二日辰刻，倭兵登狮球岭……城中大乱……抚署火起。景崧微服杂弁勇出亡……台北亡……台南土匪蜂起。绅民相率之旗后，迎（刘）永福，并上民主总统印章。永福不受，仍称帮办，入府城，议防守……台南见银匮乏……不足供军饷二十日……前敌自开战以来，屡电求饷械，迫切待命……而台南军储早罄，器械亦空。永福忧惶无措，搜括得银八千两，解前敌……仍电求沿海督抚拯台民，辞甚哀痛……仿内地保甲，行联庄法……匪首……黄荣邦、林义成……皆受抚，愿效死……率义民数千助战……倭兵大溃，朱乃昌挥兵竟进。将抵大莆林，遥见火光烛天，声喧甚。乃义成、荣邦已率义民抄至，前后夹击，遂复大莆林，毙倭数百。乃昌身受殊伤，裹创血战，中炮死……义民矫捷可用，虽用土枪，能卧击无虚发。且稔习地势，蓦山越涧，尤其长技。聚散前后，飙忽猱腾，每绕倭兵后路，倭人畏之。于是台北、台中颇思反正。适联庄法已及台中，颇著成绩，台北乡民闻之，愿潜入联庄受约束，期大军至，即内应同举，为台湾全局一大转机。而台南饷械已匮，不能派兵前进……军民饥困，日益不支……初六日，荣邦先攻炮台，猛战中炮死。初七日，义成亦攻炮台受殊伤……十四日，前敌诸军求饷益急，无策搜括。永福谓“内地诸公设我，我设台民”，旁皇莫能应……生员徐骧为军锋奋战，诸军继之，倭颇却。骧旋中炮死……二十三日，倭以炮队攻嘉义，王德标初营城外，倭至，走入城，倭踞营。夜半，地雷发。轰毙倭七百余人，倭惊退，德标设伏邀之，倭多死，大忿。二十四日，以车炮攻城，陷之……进攻凤山，义民拒战大败，倭遂入凤山，屠戮甚惨……二十九日，倭攻城外炮台，永福自发炮击之，毙倭数十人。九月一日，城中无食，饥军悉溃。初二日，永福……内渡……台南亡。

（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卷五）

俄、德、法三国突然干涉割让辽东半岛事。日本知势不敌，乃退回辽东半岛，另与中国定约，索赎三千万两。世多以此为李鸿章操纵外交之功，实则三国计定然后告知中国，俄且代中国借款以偿赔款，自是中俄交稔。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使俄贺加冕，订《中俄密约》而归，翁同龢为主订此约最力者。后一年，三国遂向中国索租借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壬辰，与日本订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条约七款。第一款，日本国自愿将……下关和约第二款中国让与日本国管理之奉天省南边地方，原划疆界地图，从鸭绿江口抵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以南各城市邑，以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奉天所属诸岛屿，均永远交还中国，以后与日本无涉。因此将原约第三款，并拟订立陆路通商章程之事，作为罢论。第二款，中国约为酬报交还奉天省南边地方，允给银三千万两，迨于明治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即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交与日本政府。第三款，中国允将本约第二款所开之酬款三千万两，交与日本国政府，自订立本约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日本国军队从该交还地方，一律撤回……该交还各地方内，所有衙署、公所、工厂、船坞及一切属公物件，日本文武军队，不得毁坏搬迁，并俟某处城镇军队撤回时，由日本全权公使按约知照中国政府，转饬中国收地印委各员验收。第四款，中国约日本国军队占踞之间，所有关涉该国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七)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请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拟，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鬨，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李文忠公尺牍》册二九《复新疆抚台陶子方》）

2.丧权辱国

甲　教案

《天津条约》许外人传教，于是教徒之足迹遍中国。莠民入教，辄恃外人为护符，不受官吏钤束。人民既愤教士之骄横，又怪其行动诡秘，推测附会，争端遂起。教民或有死伤，外籍教士即借口要挟，勒索巨款。甚至归罪官吏，胁清廷治以重罪，封疆大吏，亦须革职永不叙用。内政由人干涉，国已不国矣。教案以千万计，兹举其大者。

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因迷拐幼孩，牵及教堂，并无实据。民众内讧，致将法国丰领事，及教士洋人十数名杀毙；教堂学馆，焚毁多处。法使以案情重大，须禀命国主而行。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复吴仲仙制军》）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毁教堂，伤教民数十人。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及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讧，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国藩既负重谤，疾益剧。乃召鸿章治其狱，逾月事定，如初议。

（《清史稿•列传》一九二《曾国藩传》）

川省教案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谕：“……据魁玉奏称，法国主教范若瑟，遣教士张紫兰潜赴黔江县，私买民房建堂传教。该县民人将司铎余克、教士戴明卿殴毙……见已拏获正凶陈淙发等六名，饬令酉阳州知州罗亨奎等，提犯研究下手正凶，禀候查办。”

（《清穆宗实录》卷三五八）

光绪二年（1876年）九月……己巳，谕：“……川省民教仇杀，据法国使臣称，伤毙教民二十余命，抢毁二百余家，与魁玉等函报该衙门情节，不尽相同。此外该省邻水、南充、巴州、营山等处，民教滋事，尚有四案……内江县有团民杀毙教民之案，邻水县有教民杀毙团民之案，均有拆毁教堂之事。”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

芜湖教案

光绪十七年(1891年)五月……南洋大臣、安徽巡抚电称：“芜湖……因谣传教中女医迷拐幼孩，群疑莫释，聚众滋闹，遂将教堂焚毁。旋经拏获首犯二名，正法示众……此外若江宁、九江，亦有匪徒滋事，幸经官兵防护，登时解散。”

（《光绪东华录》卷一○三）

丹阳教案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八月……辛亥，刘坤一、刚毅奏：“本年……江苏之丹阳、金匮、无锡、阳湖、江阴、如皋各属教堂，接踵被焚毁，派员前往查办……各该县未能先事预防，究属咎有应得。苏属案，系由丹阳首先滋事，将该县查文清甄别参革；署无锡县刘树仁、署江阴县孙贻绅、阳湖县叶怀善、金匮县汤矅，均摘去顶戴；代理如皋县莫炳琪，到任甫及三月，予以记过。并将该管汛弁，一律摘去顶戴，示惩。”

（《光绪东华录》卷一○五）

武穴教案

光绪十七年（1891年）九月……壬申……张之洞奏：“……武穴地方……向有英国福音堂，而无育婴教堂，民教相安已久。讵意四月二十九日傍晚，有广济县人天主教民欧阳理然，肩挑幼孩四人，行至武穴街外，据云，将送往九江教堂。适为痞匪郭六寿等所见，误信讹传，顷刻之间，人众麇集……竟误以武穴教堂为即收养幼孩之处，掷石奋击入窗，以致屋内洋油灯击破失火，烧洋楼一层，余亦多有残毁……该处洋关分卡委员候补通判华聘三、龙坪司巡检邹振清，急往弹压，均被……殴伤……武穴洋关分卡之扦手英国人柯姓……英国教士金姓……驰往救火，登时被匪殴毙。教士妇女三人，洋孩四人，由后门逃出，先投马口司巡检陈培周……未敢收留。妇孺即经同知衙门，及龙坪巡检、差役、弓兵，陆续护送至武黄同知署。该同知顾允昌留住署内，查知该洋妇三人，在途次亦被匪徒殴伤……臣闻报之后，立饬地方官严拿首要各犯。一面抽调省外水陆各勇营，分投弹压保护……将毙命之英人二名，照料护送回汉口……实获匪犯十名……郭六寿、戴厥鱼二名……讯明确实系此案首要正犯……就地正法……其帮殴及殴伤洋妇攫取零物之从犯八名……将英领事先后所指要证民人陶春灿，及弓兵田德等三名，范修兴等四名……王七贤一名，共九名，一律传到，质讯明确，按照律例，拟议罪名核办……已将审办各犯，照例从严科断各节……照会英领事。旋据覆称，均属情罪允当，无所异议……至柯扦手、金教士两洋人，无辜殒命……拟给予该两洋人家属，各二万元。武穴教堂……应由官给款代为修复，并补给堂中失物……酌给洋银二万五千元……共洋银六万五千元，合银四万五千余两。”

（《光绪东华录》卷一○六）

古田教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庚辰，福建古田县民人杀英国教士多名，中英交涉起。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八）

成都教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己卯谕：……本年五月间，四川省城匪徒滋事，打毁东校场教堂。省外各处，旋又屡出教案……该督刘秉璋督率无方，著即革职，永不叙用，以示惩儆。”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九）

重庆先有教案。秉璋初至，捕教民罗元义、乱民石汇等，置之法。至是各属继起，教堂被毁者数十，教士忿牒总署，指名夺秉璋职。朝廷不获已，许之。

（《清史稿•列传》二三四《刘秉璋传》）

巨野教案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十月癸亥，山东曹州府天主堂德教士二人被杀，中德交涉起……乙亥，德国海军少将岱特利菲率军舰三艘，突入胶州湾，遂夺炮台据之。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戊寅……谕：“前因山东巨野县地方，有盗匪拒捕伤毙教士之案，业将凶犯分别惩办矣。开缺四川总督前巡抚李秉衡，身任地方，不能先事预防，以致酿成巨案，著交部议处。”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一）

其时大刀会起，主仇教，势渐张。二十三年，会众戕德国教士，德使海靖要禠秉衡职……徙督四川，海靖请益坚，乃罢免。

（《清史稿•列传》二五四《李秉衡传》）

平罗教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己卯……崧蕃电称：平罗县上营子地方，突有匪徒多人，焚掳乡民，抢掠教堂，伤及梅教士并教民数人。已饬派队保护，并电山西巡抚，分途兜拏等语……壬午……谕：“甘肃平罗县属杀伤教士教民一案，业经谕令将该地方官革职，带罪勒限严拏匪徒……如再不获，著即照前旨，永不叙用。”

（《光绪东华录》卷一七○）

南昌教案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己丑……先是，本年正月二十九日，江西南昌县法国教士王安之，邀南昌县知县江召棠，至天主堂议翻旧案。俄江召棠咽喉被创，越数日卒。巡抚胡廷干，方委员查办，而愚民已于二月初三日暴动，毁法国教堂三处，毙王安之等六人。误毁英国教堂一处，毙金姓教士夫妇二人。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九）

本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二十九日，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到天主堂与法教士王安之商议旧案。彼此意见不合，以致江令愤急自刎。乃因该令自刎之举，传有毁谤法教士之讹言，以致出有二月初三日暴动之事。中国国家已自将有罪之人惩办，兹将外务部与驻京法国钦差议定各条，开列于左：……应给被害教习五人家属抚恤银四万两。另给一万两，作为后来新教习等川资经费之用……新昌等旧案，及南昌新案，所有被毁教堂、学堂、养济院等处，及教内之人房屋，并一切物件，总共赔偿银二十万两……江西巡抚胡廷干，著先行撤任。布政使周浩，已有旨查办。按察使余肇康，于重要刑案未能立即讯验，著先行交部议处……江西新昌案已拏到案之龚栋一名正法。龚耀廷一名革去武举，交地方官管束。在逃之龚春华、龚启明、龚炳藜三名，拏获时迅明照律办理……所有杀人放火正凶刘狗子、吴红眼、周之秀、任廷发、吴金生五名，拟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其为从情节较重之杨大盛、罗中秋、吴老五三名，均拟永远监禁。其余犯内之周正大、卢高财二名，均拟监禁十年；杨起堂、魏大水二名，均监禁五年；戴阿水、胡长生、衷才官、谢锡连、涂宜洲、胡中元六名，拟各监禁三年；谢袁洲、周得胜、彭炳生、吴友鹏四名，均拟罚作苦工二年；刘东林子一名，拟罚作苦工一年；胡明应、罗声孜、李老三、熊荷子、郭毛头、万叶林、胡廷学七名，均拟罚作苦工半年……贵国政府素关怀裨益华民之善举，兹江西省愿助善举银两，以表歉忱。特议明由该省拨银十万两，为在该省省城建造医院之用，将来由该省巡抚奏请给予敕建字样，以示优异，此医院延用法国医士一名。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七《中法会订江西南昌教案善后合同》）

乙　租借地

清季租地，始于九龙。其后三国挟还辽之惠，各索重酬。德以教案，先据胶澳。李鸿章请俄主持正义，俄允遣海军暂泊旅顺，相机与德讲说，竟久假不归。法占广州湾。英借口均势，攫威海卫，并于九龙扩界，名为租借，实同割让。

胶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戊辰，《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成……第一款，离胶澳海面潮平周遍一百里内，系中国里，准德国官兵无论何时过调。惟自主之权，仍全归中国，如有中国饬令设法等事，先应与德国商定。如德国须整顿水道等事，中国不得拦阻。该地内派驻兵营，筹办兵法，仍归中国，先与德国会商办理。第二款……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九十九年为限。德国于所租之地，应盖炮台等事，以保地栈各项，护卫澳口。第三款，德国所租之地，租期未完，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以免两国争端。兹将所租各段之地，开列于后：一，胶澳之口，北面所有连旱地之岛。其东北，以一线自阴岛东北角起，至劳山湾为限。二，胶澳之口，南面所有连旱地之岛。其西南，以一线自离齐伯山岛西南偏南之湾。西南首起，往笛罗山岛为限。三，齐伯山、阴岛两处，四胶澳之内，全海面，至现在潮平之地。五，胶澳之前，防护海面所用群岛，如笛罗山、炸连等屿，至德国租地，及胶澳周遍一百中国里界址，将来两国派员查照地情，详细定明。在胶澳中国兵商各船，与德国相交之国各船，德国拟一律优待。因胶澳内海面均归德国管辖，德国国家随时可以定妥章程，约束他国往来各船。此章程，即中国之船亦应一体照办，另外决无拦阻之事。第四款，胶澳外各岛及险滩，德国应设立浮桩等号，各国船均应纳费，中国船亦应纳费，为修整口岸各工程之用。其余各费，中国船均无庸纳。第五款，嗣后如德国租期未满之前，自愿将胶澳归还中国，德国所有在胶澳费项，中国应许赔还。另将较此相宜之处，让于德国。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应许永远不转租与别国。租地界内华民，如能安分，并不犯法，仍可随意居住，德国自应一体保护。傥德国需用地土，应给地主地价。并中国原有税卡，设立在德国租地之外。惟所商定一百里之内，此事德国即拟将纳税之界及纳税各章程，与中国另外商定无损于中国之法办结。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三）

旅顺大连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己丑……中俄会订《旅顺大连湾租借条约》成……第一款……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第二款……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第三款，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起，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期亦可。第四款，所定限内，在俄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第五款，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惟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六款，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七款，俄国认在所租之地，旅顺、大连湾两口，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第八款，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三）

九龙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四月……丁酉……许英人于广东九龙辟立租界……癸卯……大学士李鸿章与英国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成……按照黏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施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马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修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黏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洲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四）

威海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乙丑……订《中英议租威海卫专条》。其文曰：今议定，中国政府将山东省之威海卫，及附近之海面，租与英国政府……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所租之地，系刘公岛，并在威海湾之群岛，及威海全湾沿岸以内之十英里地方。以上所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沿海暨附近地方，均可择地建筑炮台，驻扎兵丁。或另设应行防护之法，又在该界内，均可以公平价值，择用地段，凿井开泉，修筑道路，建设医院，以期适用。以上界内，所有中国管辖，治理此地，英国并不干预，惟除中、英两国兵丁之外，不准他国兵丁擅入……又议定，所租与英国之水面，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又议定，在以上所提地方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应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须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五）

广州湾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十月……戊子。先是，广州附近，有法国兵官为游匪所戕。法人以兵舰入广州湾，据之，向我政府要求租借，争议年余。至是，钦差勘界大臣广东提督苏元春，与法国使臣会议《广州湾租界》七条，成……第一款……中国国家将广州湾租与法国国家，作为停船趸煤之所，定期九十九年……第二款……所有租界内水面，均归入租界内管辖。其未入租界者，仍归中国管辖，开列于左：东海全岛、硇洲全岛。该岛与东海岛中间水面，系中国船舶往来要道，嗣后仍由中国船舶任便往来租界之内停泊，勿得阻滞，并勿庸纳钞征税等事。其租界定在遂溪县属，南由通明港登岸，向北至新吟垸官路作界线，直至志满墟，转向东北，至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分中为界。赤坎、志满新墟，归入租界……复由赤坎以北，福建村以南，分中出海，水面横过调神岛北，近水面，至兜离窝登岸，向东至吴川县属西炮台后，分中出海三海里为界……又由吴川县海口外三海里水面起，沿岸边至遂溪县属之南，通明港向北三海里，转入通明港内，分中登岸，沿官路为界。此约订明，并绘图画明界址……第三款，于九十九年期内，所租之地全归法国一国管辖……又议定，租界内华民能安分，并不犯法，仍可居住，照常自便，不可迫令迁移。其华民物业，仍归华民管理，法国自应一律保护。若法国需用物业，照给业主公平价值。第四款，在租界之内，法国可筑炮台，驻扎兵丁，并设保护武备各法。又在各岛及沿岸，法国应起造灯塔，设立标记浮桩等，以便行船……第五款，中国商轮船只，在新租界湾内，如在中国通商各口，一律优待办理。其新租界各地，湾内水面，均归法国管理。法国可立定章程，并征收烟船各钞，以为修灯桩各项工程之费。此系专指广州湾内水面而言，至硇东水面，已在第二款内声明。第六款，遇有交犯之事，应照中法条款，互订中越边界章程办理。第七款，中国国家允准，法国自雷州府属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之处，建造铁路、旱电线等情。应备所用地段，由法国官员给价，请中国地方官，代给中国民人……而修造行车需用各项材料，及养修电路各费，均归法国办理……又议定，在安铺铁路、电线所抵之处，水面岸上，均准筑造房屋，停放物料，并准法国各商轮停泊上落……

（《光绪东华录》卷一五六）

旅大转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乙未……《中日新约》成……第一款，中国政府将俄国按照《日俄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第二款，日本国政府承允按照中俄两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实力遵行。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七）

丙　势力范围

鸦片之役，英踞舟山。交还之际，恐为他国先得，乃订永不割让他国之约，自是效尤者纷起。始犹限于交界之地，如滇缅之江洪、孟连，旅大之隙地是。继则议及岛屿，如琼州岛、庙群列岛是。终则公然分割省份，如法之于广西、云南，俄之于东三省，德之于山东，日之于福建沿海，英之于长江一带，皆为势力范围，不得让与他国。美虽无势力范围，而主张门户开放，则他国之范围，皆其范围也。英颇赞美之主张，一时盛传之瓜分论，为之稍敛。

英国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戊寅……谕：“……耆英等奏……定海之舟山海岛，厦门之鼓浪屿小岛，均准其暂驻数船。俟各口开关，即著退出，不准久为占据。”

（《清宣宗实录》卷三七九）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十一月……庚辰谕：“……耆英等奏……英兵在舟山数年，见当交割接收之期，该督亲赴香港接晤，各节均坚守条约，并无异言。”

（《清宣宗实录》卷四二三）

道光二十六年，吾国要求撤舟山、鼓浪屿之兵，英以舟山列岛永不割让于他国为条件。遂订为约，此乃中国境内势力范围之第一先例也。

（叶景莘《撤废势力范围论二》）

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壬寅……驻英钦差大臣薛福成，与英外部大臣劳偲伯力，续议《滇缅条约》二十款成……第五款……英国大君主……允将从前属中国兼属缅甸之孟连、江洪，所有缅甸上邦之权，均归中国大皇帝永远管理。英国大君后于该地所有权利，一切退让，惟订明一事，若未经大皇帝与大君后预先议定，中国必不将孟连与江洪之全地或片土，让与别国。

（《光绪东华录》卷一一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戊戌……《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成……三，滇越边界……又自南岛江发源处，界线顺南岛江与南腊河，并各支河中间之分水岭……其东边之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各处，归越南。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七）

光绪二十一年夏，中日和议既成，法索云南普洱徼外猛乌、乌得两地。英使欧格讷以两地属缅江洪，指为违约。

（《清史稿•邦交志二•英吉利》）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甲寅，《中英续议缅甸条约》成。其文曰：“大清国、大英国国家为续议附款事。今因英国不再索问中国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与法国订立条约所让江洪界内之地，致与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与英国订立之中缅条约相违。彼此和商，于原订条约或增或改，拟立附款如左……第五款，今彼此言明，日后中国未经先与英国议定，不能将现在仍归中国在湄江左岸之江洪土地，以及孟连，与所有在湄江右岸之江洪土地，或全地、或片土让与他国……第十二款……中国答允，将来在云南修建铁路，与贸易有无裨益，如果修建，即允与缅甸铁路相接。”

（《光绪东华录》卷一三九）

英国既订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之英法协约，与法共享云南、四川之权利。及德占胶州，俄占旅大后，乃于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向我国提出要求四项：（一）扬子江流域各省之土地，不得租借，或割让于他国。（二）开放内河。（三）二年后，开放长沙为通商口岸。（四）中国总税务司，永久雇用英国人。中国一一承认。俄既订租借旅大条约，英以抵制为口实，要求租借威海卫。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租借约成……及法以抵制俄、德之口实，租借广州湾。英更以抵制法之口实，要求租借九龙……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九龙租借条约》订定……于是英在广东之势力，益以巩固……其铁路一方，因光绪二十四年，我政府与比人缔结芦汉铁路合同，总理衙门先告英使，谓与俄无关。及合同发表，明载委华俄道胜银行以筑造之权，英使乃要求津镇、九广、沪宁、浦信、沪杭甬，及山西、河南、襄阳各路权，以为赔偿。总理衙门先后以草合同承认之。惟津镇一路，因英、德协商，北段归德，南段归英。同年更订关外铁道借款合同，借款二百三十万镑，即以关内外铁道为抵押品。并由总理衙门声明，决不以该铁道让与他国……英、俄协商之结果，划长城以北及扬子江流域，为俄、英分享之筑造铁道范围。而关外铁道，英所已得之权利，则不加防碍。

（叶景莘《撤废势力范围论二》）

法国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戊戌，《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成……第五款，议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其开矿事宜，仍遵中国本土矿政章程办理。至越南之铁路，或已成者，或日后拟添者，彼此议定，可由两国酌商，妥订办法，接至中国境内。

（《光绪东华录》卷一二七）

（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约成，法求换商约、界约，遂许开龙州、蒙自等埠，并与越界线内猛乌、乌得二地……二十三年，法要求琼州不割让租借于他国，许之。二十四年，法乘广东雷州人杀其士民二人，以兵舰据广州湾，来商租借，言为停船屯煤之用，无损中国主权……时广西永安有杀毙法教民之事，方议办犯、劾官、赔偿、建堂四条。适值北海铁路造至南宁，援龙州铁路案，中法合办，法使遂要求将铁路归并教案。议久，始允就案议结，不及他事。

（《清史稿•邦交志三•法兰西》）

光绪二十一年，《中法境界及陆路通商条约》之缔结……而适在《中日和约》签字后月余，殆为干涉返还辽东事件之报偿也。及二十二年，《英法协约》成，法以所获于云南、四川之利权，与英分享之，乃求取偿于我。次年二月，向总理衙门要求二款：（一）海南岛不割让于他国。（二）延长龙州铁道。开采两广、云南矿山，修筑滇越间通商道路。总理衙门先覆以决不割让海南岛于他国。嗣更覆之曰：“铁道俟谅山龙州线修成后，可更延长龙州至南宁，与龙州至百色之线。开采两广、云南之矿山时，依前约，法国得优先商办之权。红河之航路，与自河口经蛮耗、蒙自至云南省城之道路，中国即时起工修缮。……次年……德踞胶州，俄占旅大。法人借口于均势，要求四项：（一）两广、云南三省，不割让与他国。（二）自东京至云南府之铁道，由法国建筑。（三）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四）邮政事务，用法人承办。总理衙门覆认第一、第二两项；租借广州湾，谈判之结果，为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之条约……同年，因戕杀教士案，更要求自南宁至北海之铁道权，亦得许焉。

（叶景莘《撤废势力范围论二》）

俄国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八月……甲子……驻俄钦差大臣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十二条。

（《光绪东华录》卷一三五）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丁未……《中俄新约》成。其文曰：“大清国大皇帝前于中日肇衅之后，因蒙大俄罗斯大皇帝仗义各节，并愿将两国边疆及通商等事，于两国互有益者，商定妥协，以固格外和好……一、近因俄国西卑里亚火车道竣工在即，中国允准俄国将该火车道一由俄国海参崴埠续造至中国吉林珲春城，又向西北续至吉林省城止；一由俄国境之西卑里亚火车站，续造至中国黑龙江之爱珲城，向西南至齐齐哈尔省城，又至吉林伯都讷地方，又向东南续造至吉林省城止。二、凡续造进中国境内黑龙江及吉林各火车道，均由俄国自行备筹资本，其车道一切章程，亦均仿俄国火车条程，中国不得与闻。至其管理之权，亦暂行均归俄国。以三十年为期，过期后，准由中国筹备资本，估价将该火车道，并一切火车、机器厂、房屋等产赎回。惟如何赎法，容后再行妥议。三、中国现有火车道，拟自山海关续造至奉天盛京城，由盛京接续至吉林。倘中国日后有不便即时造此铁路者，准由俄国备资，由吉林城代造，以十年为期赎回。至铁路应由何路起造，均照中国已勘定之道，接续至盛京并牛庄等处地方止。四、中国所拟续造之火车道，自奉天、山海关，至牛庄，至盖平，至金州，至旅顺口，以及至大连湾等处地方，均应仿俄国火车道，以期中、俄彼此来往通商之便。五、以上俄国自造之火车道，所经各地方，中国文武官员不能随时保护周详，应准俄国专派马步营兵数队驻扎各要站，以期妥护商务。六、自造成各火车道后，两国彼此运进之货，其纳税章程，均准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中俄陆路通商条约》完纳。七、黑龙江及吉林长白山等处地方所产五金之矿，向有禁例，不准开挖。自此约定后，准俄国以及本国商民随时开采，惟须先行禀报中国地方官，具领护照，并按中国内地矿务条程，方准开挖。八、东三省虽有练军，惟大半军营系仍照古制办理。倘日后中国欲将各省全行改仿西法，准向俄国借请熟悉营务之武员来中国整顿一切。其章程，则与两省所请德国武员条程办理无异。九、俄国在亚细亚洲无周年不冻之海口，一时该洲若有军务，俄国东海以及太平洋水师诸多不便，不得随时驶行。今中国因鉴于此，是以情愿将山东省之胶州地方暂行租与俄国，以十五年为限。其俄国所造之营房、栈房、机器厂、船坞等类，准中国于期满后，估价备资购入。但如无军务之危，俄国不得即时屯兵据要，以免他国嫌疑。惟赁租之款，应如何办理，日后另有附条酌议。十、辽东之旅顺口，以及大连湾等处地方，原系险要之区，中国极应速为整顿各事，以及修理各炮台等诸要务，以备不虞。既立此约，则俄国允准将此二处相为保护，不准他国侵犯。中国亦允准将来永不让与他国占踞。惟日后俄国忽有军务，中国准将旅顺口及大连湾等处地方暂行让与俄国水陆军营泊屯于此，以期俄军攻守之便。十一、旅顺口、大连湾等处地方，若俄国无军务之危，则中国自行管理，与俄国无涉。惟东三省火车道，以及开挖五金矿诸务，准于换约后，即行便易施行。俄国文武官员，以及商民人等所到之处，中国官员理应格外优待保护，不得阻滞其游历各处地方。十二、此约奉两国御笔批准后，各将条约照行，除旅顺口、大连湾及胶州诸款外，全行晓谕各地方官遵照。将来换约，应在何处，再行酌议。自画押之日始，以六个月为期，两国全权大臣议定，此约备汉文、俄文、法文约本各两份，画押盖印为凭。三国文字校对无讹，遇有讲论，以法文为准。

（《光绪东华录》卷一三六）

（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俄皇尼哥拉斯二世加冕，命李鸿章为专使，王之春为副使……九月，与俄订新约，时李鸿章尚未回国，俄使喀希呢持密约求总署奏请批准。约成，俄使贵族邬多穆斯契以报谢加冕使来北京，议立华俄银行。遂命许景澄与俄结华俄道胜银行契约，中国出股本银五百万两，与俄合办。别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又立条例九章，其第二章，银行业务之第十项，规定对于中国之业务：一、领收中国内之诸税。二、经营地方及国库有关系之事业。三、铸造中国政府允许之货币。四、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五、布设中国内之铁道、电线；并订结东清铁道会社条约，以建造铁路与经理事宜，悉委银行。

（《清史稿•邦志一•俄罗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俄政府发布东清铁道公司条例三十条。其第一条云，该公司经中国政府之许可，即采掘与铁道连带或与铁道无关之煤矿，且同时得经营其他中国之矿业及商工业。又其第八条云，为保护铁道及附属物之地段内之秩序起见，该公司委任警察部执行其事，因此该公司得制定铁道之警察规则。

（叶景莘《撤废势力范围论二》）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俄以德占胶州湾为口实，命西伯利亚舰队入旅顺口，要求租借旅顺、大连二港，且求筑造自哈尔滨至旅顺之铁道权……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初六日……遂订约，将旅顺口及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

（《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罗斯》）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闰三月……庚午，《中俄会订续约》成……第一款，按照原约第二条，租与俄国之旅顺口及大连湾、辽东半岛陆地，其北界应从辽东西岸亚东湾之北起，穿过亚东山脊（山脊亦在俄国租地内），至辽东东岸皮子窝湾北尽处止，租界附近水面，及陆地周围各岛，均准俄国享用……第二款，从第一款所定地段北界起，应照北京约第五款所定隙地，其北界线应从辽东西岸盖州河口起，经岫岩城北至大洋河，沿河左岸，至河口，此河在隙地内。第三款，俄国国家允西毕利铁路通接辽东半岛之支路末处，在旅顺口及大连湾海口，不在该半岛沿海别处。又公同商定，此支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第五款，中国国家允认：一、非俄国应允，不将隙地地段让与别国人享用。二、不将隙地东西沿海口岸，与别国通商。三、非俄国应允，不将隙地地段内造路、开矿及工商各利益让给。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四）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乙亥，户部尚书王文韶、工部左待郎许景澄，与俄国驻使臣格尔思，议立《勘分旅顺大连湾租界专条》八款，成……第六款，辽东半岛租借地陆地北界，纬线以北，在隙地内，东西岸附近水面各岛，均应照（华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条约第五款，暨（华历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俄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续约第五款，所定隙地办法。第七款，按照北京俄国使署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定，所有辽东半岛以南，庙群各岛，不归租借之内。而中国允认，不能将该全岛或一二岛让与别国及别国之人，或永远或暂行享用，并不能在此群岛开设通商口岸。亦不能在此各岛准与他国人民造铁路、开矿及工商利益各事。

（《光绪东华录》卷一五三）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俄以辽东租借地为关东省。

（《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罗斯》）

光绪二十八年……翌年（二十九年）三月，第二期金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长春、吉林、宁古塔、珲春、阿拉楚喀、哈尔滨驻扎之俄兵，仍不如期撤退。代理北京公使布拉穆损向外务部新要求七款，拒之……会俄使雷萨尔复任，复提新议五款，宣言东省撤兵断不能无条件，纵因此事与日本开战，亦所不顾。

（《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罗斯》）

光绪二十九年，至第二期撤退东三省俄兵之际，俄人要求东三省不割让他国，行政、军事不得聘俄国以外之人等各项。继复要求，凡东三省中国经营之事业，与中俄共同事业，悉由道胜银行贷资；营税关事务委托道胜银行管理二十年；奉天、吉林设交涉局，由中俄两国委员组织之；关于两省政治、军事、经济、卫生、司法等事，互相协商办理；自北京经张家口、库伦至恰克图之铁道，由道胜银行修造之；西藏西北部，行中俄协同行政制度。盖直欲由享有势力范围，进而割据长城以北矣。

（叶景莘《撤废势力范围论二》）

德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戊辰，《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成。其文曰：“山东曹州府教案，现已商结。中国另外酬德国前经相助之谊，故大清国国家、大德国国家……和衷商定专条，开列于左。第一端，胶澳租界……第二端，铁路、矿务等事。第一款，中国国家允准德国，在山东省盖造铁路二道。其一，由胶澳经过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往济南及山东界。其二，由胶澳往沂州，及由此处经过莱芜县，至济南府。其由济南府往山东界之一道，应俟铁路造至济南府后，始可开造，以便再商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此后段铁路经过之处，应于另立详细章程内定明）。第二款，盖造以上各铁路，设立德商、华商公司……各自集股，各派妥员领办……第四款，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允准德国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亦可德商、华商合股开采……第三端，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在山东省内，如有开办各项事务，商定向外国招集帮助为理，或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中国应许先问该德国商人等，愿否承办工程、售卖料物。如德商不愿承办此项工程及售卖料物，中国可任凭自便另办，以昭公允。”

（《光绪东华录》卷一四三）

（光绪）三十年，与德会订小清河岔路合同。初，胶济铁路章程原不许擅行另造支路，今为商务便利计，特委胶济铁路公司代办。

（《清史稿•邦交志五•德意志》）

日本

日本割据台湾，遂窥闽省。光绪二十四年，亦要求福建省及沿海一带不得租借割让于他国，我国亦承认之。

（叶景莘《撤废势力范围论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战胜俄，两国议和。政府令外务部照会日、俄，谓关涉中国之事，若中国不与闻者，中国将来断不承认。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外务部庆亲王奕劻与日本大使小村寿太郎、公使内田康哉订新约，正约三款，附约十二款。

（《清史稿•邦交志六•日本》）

附约……第六款，中国政府允将由安东县至奉天省城所筑造之行军铁路，仍由日本国政府接续经管，改为专运各国工商货物。自此路改良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届期……估价售与中国……第七款，中日两国政府为图来往输运均臻兴旺便捷起见，妥订南满洲铁路与中国各铁路接联营业章程……第八款，中国政府允南满洲铁路所需各项材料，应豁免一切税捐厘金。第九款，所有奉省已开办商埠之营口，暨虽允开埠尚未开办之安东县、奉天府各地方，其划定日本租界之办法，应由中日两国官员另行妥商厘定。第十款，中国政府允许设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鸭绿江右岸地方采伐木植……一切合办章程，应另订详细合同……第十一款，满韩交界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相待最优国之例办理。

（《光绪东华录》卷一九七）

（光绪）三十二年，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并于关东州置都督府，另设领事五人，总领事驻奉天……三十四年，日使忽提出安奉铁道案，要求解决……乃命锡良会同奉天巡抚程德全，与日本奉天总领事缔结安奉铁道协约。此宣统元年七月事也。协约要目如左：一、中国确认前次两国委员勘定之路线，陈相屯至奉天一段，由两国再协认决定。二、轨道与京奉铁道同样。三、此约调印之当日，即协议购买土地及一切细目。四、此约调印之翌日，即行急进工事。五、沿铁道之中国地方官，关于施行工事，应妥为照料。未几，间岛之争议又起……日使伊集院彦吉与外部尚书梁敦彦……缔结《间岛条约》……七、中国将吉长铁道延长至延吉南边界，与朝鲜会宁铁道联络。一切办理，与吉长铁道同……嗣议“五案协约”，即新法铁道，营口支线，抚顺、烟台炭矿，安奉铁道沿线，及南满铁道干路沿线之矿务是也。新法铁道者，新民屯至法库门之铁道，政府欲借英款筑造此路，以分南满铁道之势力。日本谓系南满铁道竞争线，极力抗议营口支线者。光绪二十五年，东清铁道会社规定筑造旅顺、哈尔滨间之铁道，得设营口支线，以运送材料，俟铁道落成后拆去。日俄战争后，南满铁道归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拆此支线，日本不允。抚顺炭矿距奉天城东六十里，日公使以此地炭矿为东清铁道附属品，利权应归日本。政府以炭山在东清铁道三十里外，不认为附属财产，日使不允。并烟台炭矿，均成悬案。因安奉铁道交涉，定约如下：一、中国如筑新法铁道时，当先与日本商议。二、中国允日本，营口支路俟南满铁道期限满，同时交还。并允将该支线延长至营口新市街。三、中国承认日本有开采抚顺、烟台两处炭矿之权，日本承认该两处开采之煤斤纳税与中国。惟税率应按照中国他处最轻煤税之例，另行协定。其矿界及一切章程，亦另委员定之。四、安奉铁道沿线，及南满洲铁道干路沿线之矿务，除抚顺、烟台外，应按照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督抚与奉天日本总领事议定之大纲，归中日合办。五、京奉铁道沿长至奉天城根一节，日本无异议。自此南满洲大势遂一变矣。

（《清史稿•邦交志六•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