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制度

1.田制

甲　田之种类

明

明初，严核田数，设鱼鳞册以尽田形，设黄册以稽户役，豪猾无所隐其奸。又召民开垦荒地，天下田数达八百余万顷。

国初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产诡讬亲邻佃仆，谓之“铁脚诡寄”。久之，相沿成风，乡里欺州县，州县欺府，奸弊百出，谓之“通天诡寄”。上素知其弊。及即位，乃遣国子生武淳等往各处集里甲耆民，躬历田亩以量度之，图其田之方圆，次其字号，书其主名，及田丈尺四至，类编为册。以所绘若鱼鳞然，故号“鱼鳞图册”。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

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又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余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民田

田有官田，有民田，中叶以后，民田多夺于官，图册混乱，田数仅及明初之半。万历时，通丈全国之田七百万顷，终不能复原数。

明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民所自占得买卖之田，曰民田。官田为皇庄、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牧马草场、城堧、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学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国初，官田未广，率皆前代公田及无主者，厥后，上贪下僭，渐占敚民业。若没官田全户抄札，有一没、二没、三没者，断入官田。因讼争律应入官者，固皆民业也；若所屯之田，半属逃亡绝户之遗，亦民业也。降自中叶，官庄、军屯多而民田日寡矣。

（王原深《明食货志》卷三）

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征之土官。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矣。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军屯

屯田有军屯，有民屯，有商屯。边军自耕以给饷，曰军屯。边地祁寒，军屯渐废。万历时，辽东宽甸等六堡农田甚盛，然民所自垦，非军屯也。

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征。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征，三年后亩收租一斗……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军官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于上。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于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征子粒，且禁卫所差拨。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惟我太祖，加意于此，视古最详。考其迹，则往所有闲地，即分军以立屯。考其制，则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以言其数，则外而辽东一万一千三百八十六顷，内而极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顷一十九亩六分六丝六忽。推之于南北二京卫所，陕西、山西诸省，尤极备焉。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五六《屯田》）

民屯

荒地召民开垦，其编入什伍，设长以督者，曰民屯，官予牛种，收所入以给军。日久，民或逃亡，其留者多起科。

四年洪武，命工部遣官往广西买耕牛，以给中原屯种之民。五年正月，诏今后犯罪当戍两广者，发临濠屯田。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五六《屯田》）

六年（洪武），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嘉靖十年五月，陕西巡按御史陈世辅言：“本镇沿边一带，宜行镇巡官同守巡官遍历边地，逐一阅视城堑墩堡宜修设者，以时兴举。堡塞修，始议耕种。量其土宜，设立大小屯堡。大者百人，立屯长副；小者五十人，立屯长，令督责耕种。缺种者，官给秋还。旧纳粮者收税，不纳粮者三年后起科。近墩设小教场，暇则习射其间……”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二五六《屯田》）

商屯

明仿宋制，使商纳粮于边而偿以池盐，曰商屯，亦曰“开中”。及盐法坏，商纳粮而盐不时得，商屯遂废。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谓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划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庄田

自官田没入者曰皇庄。

天顺八年十月，宪宗初立宫中庄田，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原额地一十顷十三亩。初，太监曹吉祥占军地二十四顷八十四亩，共三十五顷没入官。至是，拨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始此。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

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余顷……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世宗初……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于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征银解部。然多为宦寺中饱，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正德八年八月，立皇庄五处：一昌平州楼子村，一静海卫河两岸，一青县孙儿庄，一安州骟马庙，一清苑阎社……嘉靖元年十月，勅核畿内皇庄……已而言（夏言）等，会同顺天、保定各巡按孟春、周季凤，巡抚王琳、宋越等，勘出各项田庄，共计二十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其侵占民田二万二百二十九顷二十八亩，俱令还民。言等又以原勅系皇庄者，解部类进，犹非国体。复疏详述皇庄创立之始，及庄甲掊剋之害。因及皇店、皇盐罔利之非，乞并扫除，以洗累朝之弊，垂百代之休。从之，改皇庄为官地云。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

赐田，王曰王府庄，勋戚曰勋戚庄，皆不纳国赋，多者至数万顷。

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指挥没于阵者，皆赐公田。勋臣庄佃，多倚威扞禁，帝召诸臣戒谕之。其后公侯复岁禄，归赐田于官……初洪熙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神宗赍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正德二年十月，赐皇亲沈傅、吴让静海县庄田六千五百余顷。让妻厉氏奏河间静海庄田一处，系河淤退滩田土，乞照皇亲夏儒事例给与管业，盖奸民李良等捏称投献也。事下户部，查河间庄田册，并无静海河淤退滩地。及差官勘前地顷亩数，多见有军民管业，难便定拟，覆奏。上不从，卒赐二家为庄田永业。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

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余顷。”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余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奏乞者多，庄田日滥。

……嘉靖四年，玉田伯蒋轮请故宜兴大长公主田千顷，言官、部臣皆执不可。上特许割其半畀之。诏至今但系先朝给赐戚畹田土，不许妄争，以伤朝廷大义。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

成化三年，庆云伯周寿受奸民李政等投献，奏乞庆都、清苑、清河地，共五千四百余顷。长宁伯周彧受奸民魏忠等投献，奏乞景州、东光地一千九百余顷作庄田。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

（嘉靖）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乃从部议，但存藩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占夺民田者尤众。

永乐七年，隆平侯张信强占练湖八十余里，又占江阴县官田七十余顷，为都御史陈瑛所劾……命法司杂治之。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

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正德）十六年七月，户部覆巡按御史范永銮奏言：“静海县濒海地多闲旷，小民自行垦辟纳税，百有余年。近皇亲沈傅、吴让，受奸民投献，冒夺之。因蚕食延袤百里，履亩而税。贫民采捕鱼蛤者，皆令输租，不堪其扰。又天津诸卫，逆瑾受献为庄田者，不下千顷。瑾败入官，而诸内臣又一切传奏，号为皇庄，虽屡奉诏查核，而不令主者得还，故产日流移，宜令抚按查勘。二皇亲系冒占者，即以予民。诸勋戚庄田皆宜如例，禁勿多取，遇灾则蠲之，不奉诏者罪如律。”上曰：“可。”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

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余顷。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后乃议限以顷数，然卒不能行。

先是，户部奉旨酌议裁革勋戚冒滥庄田，勋臣传派五世者，限田百顷；戚畹限田七百顷；宗支已绝及失爵者，夺之；奸民影射者，征租。至是……上曰：“传派五世勋臣，及公主见在驸马各庄田，仍会同屯田御史议定应留顷数规则以闻。”部又更议元勋世裔，限以百顷；勋戚半者，限田五十顷；驸马李和于原议七百顷外，益以三百顷，以足千顷之数。诏如议。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

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国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清

民田

清初经明季之乱，逃亡未复，土地荒芜，田数仅五百余万顷。至乾隆之末，遂达七百万顷，几与明季相埒。百余年间，日以劝农为事，至以实官奖励垦荒，并以此为官吏考成。熟荒固易恢复，而生荒若关外奉、吉、黑之地，亦得以开发。

顺治元年（1644年），定开垦荒地之例：州县卫所荒地，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有主者令原主开垦，官给牛种，三年起科……六年（1651年），始定州县以上官以劝垦为考成。凡地方官招徕各处逃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三年后有司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征粮，不得预征私派。州县以劝垦之多寡为优劣，道府以督催之勤惰为殿最，每岁终载入考成。至十五年（1658年），定督抚一年内开垦荒地二千顷至八千顷以上，道府开垦千顷至六千顷以上，州县开垦百顷至六百顷以上，卫所开垦五十顷至二百顷以上，分别议叙，不准以二三年垦数合算。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

康熙二年（1663年），申明地方官开垦劝惩之例：凡督抚、道府、州县劝垦多者，照顺治十五年议叙之例。州县、卫所荒地一年内全无开垦者，令督抚提参。其已垦而复荒者，削去各官开垦时所得加级纪录，仍限一年督令开垦，限内不完者分别降罚。前任官垦过熟地，后任官复荒者，亦照此例议处。又以各省开垦甚多，自康熙二年为始，限五年垦完；如六年之后，察出荒芜尚多，将督抚以下分别议处。至三年（1664年），以布政使亦有督垦之责，照督抚例议叙。府同知、通判不与知府同城，自劝民开垦者，照州县例议叙。四年（1665年），以限年垦荒，恐州县捏报摊派，令停止。六年（1667年），定劝垦各官，俟三年起科，钱粮如数全完，取具里老无包赔荒地甘结到部，始准议叙。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康熙十年（1671年），准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二十顷以上，试其文义通者，以县丞用；不能通晓者，以百总用。一百顷以上，文义通顺者，以知县用；不能通晓者，以守备用。凡招民垦荒，督抚具题，户部核明起科果实，送吏、兵二部照例分叙。其招民不足额，垦地钱粮未经起解，假捏出结具题者，捏报州县官革职，转报司道府降四级调用，题报督抚降二级调用。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乾隆五年（1740年），有零星土地永免升科之谕。初犹限以亩数，至十一年（1746年），以广东高、雷、廉等府，所垦荒地，本非沃壤；十八年（1753年），以琼州海外瘠区；三十一年（1766年），以滇省山头地角尚有旷土，皆听民耕种，不限亩数，概免升科。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劝垦》）

授时通考之颁行，亦足见其重视劝农。

乾隆二年（1737年），谕：“……朕思为耒耜，教树艺，皆始于上古圣人。其播种之方，耕耨之节，与夫备旱驱蝗之术，散见经籍，至详且备。后世农家者流，其说亦各有可取，所当荟萃成书，颁布中外。庶三农九谷，各得其宜；望杏瞻蒲，无失其候。”著南书房翰林，同武英殿翰林编纂，至六年（1741年）书成，凡七十五卷，名曰《授时通考》。

（《皇朝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

其次则为清丈，所以杜隐匿也。

顺治十一年（1654年），定丈量规制，州县地用步弓，各旗庄屯地用绳。如有民地缺额，督抚详查开除。至十二年（1655年），颁部铸步弓尺于天下，广一步纵二百四十步为亩（方广十五步，纵十六步）。有司于农隙时，亲率里甲，履亩丈勘，以定疆界，杜占争，均亩赋。凡丈量之制，州县册籍原载坵段四至不清者丈，欺隐牵累、有地无粮者、有粮无地者丈，亩步不符、赋则或浮者丈，熟荒相间、旗民盐灶以及边地民番相错者丈，壤界相接、畛域不分者丈，荒芜召垦、寄粮分隶者丈，水冲沙压、公占应抵应豁者丈。濒江濒海之区，五年一丈，视其或涨或坍，分别升免。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丈芦洲田亩……三十三年（1694年），清丈福建沿海地……三十四年（1695年），定云南清浪卫业经清丈田地，每十亩科粮一石。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雍正元年（1723年），又以濒江、近海之区，定制十年清丈一次。恐未至十年，有坍涨者，令各州县卫所官不时清查，坍者即行豁免，涨者即行升科……六年（1728年），定沿江、滨海地亩五年一丈，新垦者升科，坍塌者除赋。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田罢赋考》）

明清两代垦田数比较表

屯田

清初，以黔、蜀人少，大兴屯田，渐及甘、新。乾隆时，各省屯田合计达三十九万余顷。

前明卫所之设，以屯养军，以军隶卫，唐府兵遗法也。自军政废弛，始募民为兵，于是屯军专职漕运。无漕之军，受役不得休息，屯户始大困矣。国初因明之旧，卫所屯田，给军分佃，罢其杂徭。寻裁指挥，设守备，改卫军为屯丁，令无运，屯田同民田一体起科。顺治十三年，令浙江各卫有屯无运与无屯有运者，均征拨帖，而屯困稍苏。雍正二年，从廷臣请，以内地屯卫悉归并州县管辖，裁都司以下官。惟带运之屯，与边卫无州县可归者仍旧。初屯丁卖产，有司利其税入，给契令得卖买。既而禁之，屯丁贫不能赎，民间执业已久，于是有加津贴运之令。自国初以来，屡减免各省重额屯粮与其耗羡，而屯田之利病，实与漕运相终始云。若夫垦荒兴屯之令，定于世祖入关之始。康熙五年，御史肃震疏请黔蜀屯田，略曰：“国用不敷之故，由于养兵。以岁费言之，兵饷居其八；以兵饷言之，绿旗又居其八。今黔、蜀地多人少，诚行屯田之制，驻一郡之兵，即耕其郡之地；驻一县之兵，即耕其县之地，养兵之费既省，荒田亦可渐辟。”下部议行。雍正初，令安西兵丁试行屯垦。后又招民于渊泉县之柳沟、玉门县之赤金等处，承种屯田。又设甘肃柳林湖屯田（属凉州镇番县）。乾隆初，黔苗底定，以绝产给兵屯粮种。又于直隶口外、八沟、塔子沟，及甘肃瓜州等处兴屯。今案乾隆三十一年，各省屯田三十九万余顷，屯赋银七十八万五千两，屯粮九百万七千石有奇。新疆屯田，自准夷四部，悉隶版图，边防与屯政相为表里，东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至科布多，南至哈喇沙尔、天山左右，水土沃饶，前后垦辟十数万亩。边民永无馈饷之劳。其各城回民，纳粮以帕特玛（每一帕特玛合官石五石三斗），纳普尔钱以腾格（每五十普尔为一腾格每二腾格为一两）。疆里及于戎索，而计册待夫重译，尤古所未闻。暨金川既平，留兵屯戍，攒拉美诺之降番亦给地，俾安耕凿焉。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屯田》）

清因明旧卫屯，给军分佃，罢其杂徭。顺治元年，遣御史巡视屯田。三年，定屯田官制，卫设守备一，兼管屯田。又千总、百总分理卫事，改卫军为屯丁。六年，定直隶屯地输租例。其时裁屯田御史，继裁巡按，由巡抚主之。十三年，定屯军贴运例……康熙十五年，以各卫荒田在州县辖境，军地、民田多影射，令檄所司清厘。雍正二年，从廷臣请，并内地屯卫于州县，裁都司以下官，惟带运之屯与边卫无州县可归者如故。九年，令屯卫田亩，可典于军户，不得私典与民。乾隆元年，豁免广东屯田羡余，因除各省军田额外加增例……五十四年，毕沅等奏各省屯丁，四年一编审，止稽户口之数，其田产或有漏匿，以时核之。百余年来，屯田利病与漕运终始……光绪二十四年，太常卿袁昶奏理屯田，因有改卫为屯之谕，令天下核卫田亩数，详定租章。而江西以租充饷，与他省赡运者不同，额仍旧贯……明年（廿八年），谕各省勘实屯地，檄屯户税契执业，改屯饷为丁粮，归州征解。除屯丁、运军名目，裁卫官。是时综计各省屯田，约二十五万余顷……宣统元年，浙抚增韫更请令承田者，但刻期报明，统不纳价。部议即允占业，屯价不妨量收，盖屯卫嬗变，时势然也。

（《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旗田

清代官田，有旗田、官田之分。旗田之属于内务府者，曰内务府官庄，所辖有粮庄，有庄头。清初，随入关者圈地以耕；或近畿人民带田来投者，皆曰庄头。

初设官庄，以近畿民来归者为庄头，给绳地，一绳四十二亩。其后编第各庄头田土分四等，十年一编定。

（《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顺治元年，设立官庄。是时近畿百姓带地来投，设为纳银庄头。愿领入官地亩者，亦为纳银庄头，各给绳地……康熙八年，编各庄头等第，以其田土编为四等。至二十三年，题准每十年编定一次。

（《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乾隆十年十一月，奏准本司所属大粮庄头，共五百名。定例，整分庄头，各给地十八顷；半分庄头，各给地九顷。内有自盛京随从来京圈地充当庄头者，原圈地亩自二三十顷至四五十顷不等。嗣后凡原圈地亩，庄头之缺，如伊子孙兄弟近族承替，仍照旧充当，无庸撤减。

（《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会计司》卷一《安设粮庄》）

其圈地百余顷，设壮丁十人以耕者，曰粮庄，

国初，设近畿官庄百三十二所，每庄给田三百晌（每六亩为一晌）。庄头各给绳地（每四十二亩为一绳），隶内务府，而征其赋。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六）

设粮庄，庄给地三百垧，垧约地六亩。庄地坐落顺、保、永、宣各属，奉天、山海关、古北口、喜峰口亦立之，皆领于内务府。此外，有部、寺官庄，分隶礼部、光禄寺。又设园地，植瓜果蔬菜，选壮丁为园头。世宗初，设总理专官，司口外报粮编审。

（《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康熙二十四年，设立粮庄，每庄各给地千八百亩。旧例，每庄壮丁十名，选一人为庄头，给田一百三十垧。场园、马馆，另给田四垧。壮丁蕃衍则留于本庄，缺则补足。给牛八头，量给房屋、田种、口粮、器皿，免第一年钱粮。至是设粮庄，每庄地三百垧，其头等、二等庄头，不准给牛。又山海关内，古北口、喜峰口外，粮庄每一所纳粮百石（合仓石三百六十石）；山海关外，粮庄每一所纳粮百二十石（合仓石四百三十二石）。至二十六年，题准于交纳银二百两之庄头内，改为粮庄，增壮丁为十五名。

（《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宗室官员及兵丁圈地为庄田，不属内务府。圈地惟入关之初有之，虽以他处之地偿还人民，然以斥卤而纳膏腴之赋，受害无穷。

顺治元年，谕户部曰：“我朝定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尔部清厘，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盖非利其土地，以无处安置，故不得已而取之。可令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争端。”于是巡按御史柳寅东条上满汉分居五便。二年，令民地为旗人指圈者，速以他处补给，美恶务令均平。十年，停止圈拨，然旗下退出荒地，与游牧投来人丁，皆复行圈补，又有因圈补而并圈接壤民地者。康熙初，鳌拜当国，欲以正白旗屯庄给镶黄旗，而另圈民地给正白旗。户部尚书苏纳海以拨地迟延罪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以拨换地亩旗民困苦上闻，亦逮死。及圣主亲政，乃昭雪之。八年谕：“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流离困苦，以后著停。今年所圈房地，俱著退还。”并饬部将张家口、山海关等处旷土，换拨各旗耕种。并令新满洲以官庄余地拨给，其指圈之地归民。是为旗区地亩，旗人不习耕作，又以生齿日繁，始稍稍典卖矣。雍正初，清查旗地，动内帑赎回。凡不自首与定例后复私卖买者，皆入官为公产旗地（嘉庆十七年额征入官旗地三万七千三百余顷）……凡赎入官地，并抵帑、籍没等田，皆征其租，谓之旗租（嘉庆十一年征收旗租银四十万三千余两）。自旗人生计，日以不足，旗租岁充饫赐。谨按《会典》，近畿之地，各旗王公宗室庄田，以顷计者一万三千三百有奇；各旗官兵分拨庄田，以顷计者十四万九百有奇。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圈地》）

旗地典卖与民人者，乾隆时，由公家出价代为取赎，谓之二次地。

乾隆四年，谕：“……其时旗人所得地亩，原足以资养赡。嗣因生齿日繁，恒产渐少；或因事急需，将地亩渐次典与民家为业。阅久辗转相授，已成民产。今欲典出旗地，陆续赎回……可将此旨，行文直隶总督详悉妥议。”五年，议定取赎民典旗地及旗人下乡种地之例……九年，定民典旗地减价取赎之令，凡民典旗地，不论契载年限，总以十年为率。在十年之内者，照原价；十年以外者，减原价十分之一；二十年以外，减十之二；三十年以外，减十之三；四十年以外，减十之四；五十年以外者，半价取赎。至十一年，复定取赎旗地，自十年以外，每年递减，至五十年以外，仍以半价取赎。又令八旗官兵承买公产地者，亦照官赎减价……十八年，令嗣后旗下奴仆及开户人典买旗地，定限一年内自首，官为回赎，照民典旗地例，分年限价取赎。如系其主之地，十年以内，即减原价十分之一；十年以外，减十之二，以次递减。若原主不能赎，即交八旗内务府作为公产，官为收租，岁终将收过租息数目奏闻，请旨赏给贫乏旗人，以资养赡……二十一年，谕：“八旗另记档案及养子开户人等，俱准其出旗为民……伊本身田产，应遵旨准其带往为业。至于老圈并典买八旗地亩，不便将旗地带入民籍，应查明动官帑赎回……二十二年，准民奴典卖旗地，分别减价，先行发帑赎回，照旗地旗租之例收租……”二十八年，谕：“上年因八旗回赎旗地，积至一万余顷之多，降旨令户部会同内务府八旗大臣定议，以三千顷安设庄头，俱赏给八旗作为恒产。”

（《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乾隆五年，部议准直隶督臣奏：“一取赎民典旗地，百姓不苦于得价还地，实惧其夺田别佃。应令地方官于赎地之时，将见在佃户及见出之租数，造册备案。嗣后无论何人承买，仍令原佃承种，其租银照旧。如庄头土豪无故增租夺佃者，罪之……”二十三年，谕：“出旗为民之汉军内，所有向日承种井田、屯田者，俱久赖地亩为生，一旦将此项地亩撤出，未免失其生业。著将伊等现在承种地亩，加恩即行赏给耕种。”至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承言：“汉军出旗为民人等，内有原领井田并屯种官地，蒙恩赏给耕种，带入民籍。请将此项地亩，勘明村庄段落，填给印照注明。”

（《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盛京庄田设于铁岭、承德，渐及喜峰口、黑龙江呼兰等地。每丁分地数十至百余亩，给口粮、籽种，科租以充兵饷。

顺治五年，定八旗庄屯地界。国初，按旗分处，各有定界，继因边内地瘠，粮不足支，展边开垦，移两黄旗于铁岭，两白旗于安平，两红旗于石城；两蓝旗所分张义站、靖远堡地瘠，以城地与之。至是，复定官员庄屯，两黄旗设于承德县沙河所，两白旗设于宁远，两红旗设于承德县塔山，两蓝旗设于锦州。又准沙河以外，锦州以内，八旗官员家丁，每名给地三十六亩……康熙十八年……更定两便之法，奉天所属，东自抚顺起，西至宁远州老天屯，南至盖平县拦石起，北至开原县，除马厂羊草地外，实丈出三十二万九千四十九顷三十亩，定旗地二十七万六千三百二十二顷八十亩。新满洲迁来，若拨种豆地，每六亩给地种一半；拨种谷米、黏米、高粮地，每六亩给各种六升。二十五年，以锦州、凤城等八处荒地，分给旗民开垦，给以耕牛及口粮、农器……雍正十一年，喜峰口驻防兵丁一百名，以铁门关外大屯地分给，每名给地一顷十有五亩七分，菜园四分有奇，令其耕种，照民例分别科则租银，留充兵饷。乾隆二年，设立黑龙江屯庄。黑龙江湖兰地方，设庄四十所，每十丁编为一庄，令盛京将军等选八旗开户壮丁四百名，各给地六十亩，房二间，并给口粮、籽种。六年，增设呼兰庄屯。又择闲丁五十名，增设庄五所。七年，设庄屯于温得亨山及都尔图地方……选壮丁五十名，增设庄五所，各给牛种、器具、口粮。

（《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驻防庄田，则给各省驻防旗丁，自三十亩至二百余亩不等。

顺治四年，给江宁、西安驻防旗员圈地，江宁六十亩至一百八十亩不等，西安二百四十亩或二百十有五亩不等。惟浙江驻防官兵不给田，俸饷照经制支领……七年，驻防官员等给园地；兵及壮丁，每名给地三十亩。临清、太原，以无主地并官地拨给；保定、河间、沧州，以八旗退出地拨给。康熙三十一年，以山西阳曲、太原二县屯地，给与驻防满洲官兵。三十二年，令八旗驻防各省官兵，俱于所住之处，给与地亩。

（《皇朝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八旗田制》）

八旗庄田数简表

官田

清初，承旧制，有耤田千余亩。康熙时，命各省皆设耤田。

顺治十一年，耕耤于南郊。耤田在正阳门外之西，中为先农坛。坛内地一千七百亩，其二百亩，给坛户种五谷蔬菜，以给祭祀之需；余千五百亩，收租银三百两，以备修理坛墙。凡耤田岁收黍一石二斗二千一合八勺，谷一石五斗五升七合八勺，大麦五斗七升九合七勺，小麦一石三斗五升三合，藏之神仓。康熙四年，谕曰：“天子为耤千亩，诸侯百亩……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行耕耤之礼……著九卿详议具奏。”九卿会议，请通行奉天、直隶各省，于该地方择地为耤田，每岁仲春行九推之礼。明年，颁耕耤仪于直省，令择东郊官地洁净丰腴者，立为耤田。如无官地，则置买民田，以四亩九分为耤田。后立先农坛，令守坛之农夫灌溉耤田，所收谷数，造册报部。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二《田赋考•官田》）

耤田行于首都先农坛，坛地凡千七百亩。雍正间，令疆吏饬所属置耤田。

（《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又有陵地。

东西陵地，红桩以内，例绝耕樵。东陵白桩界外，初听民耕，道光朝乃严其禁。青桩以外，遵、蓟、密、承诸界内，兵民私垦，至地万余区，久益增廓。光绪末，定为计区勘丈，将熟地分则升科，储学堂之用焉。

（《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学田。

凡京师坛官地，及天下社稷、山川、厉坛、文庙、祠墓、寺观、祭田、公地，一切免征。国初赐圣贤裔祭田，其孔林地、四氏学学田、墓田地、坟地，咸除租赋。学田专资建学，及赡卹贫士，佃耕租而租率不齐，旧无常额。乾隆中，都天下学田万一千五百八十余顷。光绪变法，直省遍学堂，需费无艺，则又拨所在荒地，划留学田，以补剂之。

（《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井田。

先是，以新城、固安官地二百四十顷制井田。选旗民百户，户授百亩，公百亩，共力养公田。嗣更于霸州、永清仿行，然成效卒鲜。乾隆初，屯庄择勤敏者充屯户，按亩科粮，是为井田改屯地。

（《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雍正二年，以新城、固安官地三百四十一顷制为井田，令无业旗民往耕。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各授田百亩，外八分为私田，中百亩为公田。造庐舍，给口粮、牛种、农具咸备，又设管理、劝教以董之，而愿往者卒少。五年，议将欠粮及犯法官兵，发往井田效力，则视为徒作之地，操耒耜者皆非安分食力之人。乾隆元年，遂改屯田为屯庄。（《乾隆会典》：井田，每户原给田百二十五亩，以十二亩五分为公田，十二亩五分为室庐场圃，以百亩为私田。）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四《纪屯田•附记井田》）

凡牧地，皆为官田，无所科征。

牧马草厂在畿辅者，顺治二年，以近畿垦荒余地，斥为牧场，于顺天、津、保各处，分旗置之。自御马厂以下，各按其旗地牧养，亲王方二里，郡王一里，亦圈地也，曰屯垦。康熙中，招垦天津两翼牧地，计亩二万一千五百余。乾隆时，丈直隶马厂地，振业贫民，命曰恩赏地。在盛京者，奉天屯卫各地，八旗分作牧厂……大凌河东厂、西厂荒地，三十一万八百余亩；养息牧余地，万四千六百垧，乾、嘉中陆续放垦。后又综各城旗马厂可垦地，三十八万九千余亩，悉归城旗承种……同治二年，变通锦州、广宁、义州厂荒，西厂留牧，东厂招佃。其东北隅之高山子地数万亩，义州教场闲地万余亩，并行租佃，以为城兵伍田……彰武本官牧，旋亦劝垦议科。于是养息牧生熟地，共放六十一万八千八百余亩。其余荒八万九千六百余亩，余地三万五千三百余亩，即以为蒙汉杂居牧佃，兼拊畜穷黎。吉林之乌拉，康熙时，于五屯分庄丁地，遂为五官牧场，颇富零荒。宣统时，拨充学田，放垦二千三百余垧……至荆防马厂……光绪末，厘出厂地二万余亩，俱令招垦，以租息济警政、小学。宣统初，宁夏满营牧地余界，开渠垦地亩可二十一万，旗民各半之……安徽万顷湖牧场，改垦放田八万二千七百余亩，其流民占耕及民间认荒者，皆名曰佃民。其留旗丁田二万亩，亦招民佃，岁输谷麦，是为官佃……口外牧场隶独石者，为御马厂。此外礼部、太仆寺左右翼及八旗，均有牧场，在张家口外……其后密云、热河同时放荒，热河宽旷，于留牧外得地千四五百顷，更以三一留牧，余咸招垦。

（《清史稿•食货志一•田制》）

乙　赋役

明

正赋

明时，田分上、中、下三等九则，曰等则。租分夏税、秋粮二等，纳米麦曰“本色”，折银绢杂物者曰“折色”。官田既多，赋独在民，自正统折收金花银两后，民间纳赋，除南漕外，多以银不以米麦矣。

十四年洪武，创编赋役黄册。以一百为里，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里长，余百户分为十甲，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十年一周，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而列于图后，名曰畸零。册成，一本进户部，各布政司及府州县各存一本，十年攒造一次，遂为定制。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

太祖为吴王，赋税十取一。役法计田出夫，县上、中、下三等，以赋十万、六万、三万石下为差；府三等，以赋二十万上下、十万石下为差。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三勺四杪，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二十六年，定凡各州县田土，必须开豁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系官田者，照依官田则例起科；系民田者，照依民田则例征敛，务要编入黄册，以凭征收税粮。如有出卖，其买者听令增收，卖者即当过割，不许洒派诡寄。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三）

洪武九年，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钱绢代输。银一两，钱千文，钞十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值十之二；棉苧一疋，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疋，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入粟者听。十七年，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国初，天下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令征科之数，制为两次，夏税则纳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九百石，外此复输钱三万九千八百锭，绢三十八万八千七百；秋粮则纳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石，外此复输钱五千七百三十锭，绢五千九百。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

虽岁贡银三十万两有奇，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至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远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糜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尚书胡濙，濙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陕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余万石，折银百万余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其后概行于天下，自起运兑运外、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以为永例……诸方赋入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二》）

东南之赋特重。

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亩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建文二年，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成祖尽革建文之政，浙西之赋复重。宣宗即位，广西布政使周幹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赋重所致……嘉靖……越数年，乃从应天巡抚侯位奏，免苏州坝海田粮九万余石。然那移飞洒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顾）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蠹弊特甚，宜将欺隐及坍荒田土，一一检核改正。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加饷

嘉靖时始加饷。

三十年始加派。自武宗正德九年建乾清宫，加赋百万。初，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增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万石。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策，乃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百二十万，加派于是始。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余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箕敛、财贿、题增、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明史•食货志》曰：”提编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皆有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及倭患平，应天巡抚周如年乞减加派。给事中何煃亦具陈南畿困敝，言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率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请禁革之。命如煃议，而提编之额，仍不能减。

（《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万历时加辽饷。

其后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六年，骤增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崇祯时，复加辽饷三厘。

崇祯三年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于九厘外，复加三厘。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至是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又请增田赋。户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于九厘外，复征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余六府亩征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增赋百六十五万有奇。合旧所增，凡六百八十余万，海内咨怨……八年，征助饷银。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征每两一钱，谓助饷。

（《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曰勦饷。

家桢（王）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荐文燦（熊）代之。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场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议上，帝乃传谕：“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

（《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曰练饷，及杂饷，共一千六百余万两，而民困极矣。

崇祯十二年六月，加征练饷。廷臣多请练边兵，帝命杨嗣昌定议。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凡四总督、十七总兵官，各抽练额兵总七十三万有奇。又汰郡县佐贰，设练备、练总，专练民兵，于是有练饷之议。初，嗣昌增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于是剿饷外，复亩加练饷银一分，共增七百三十万。

（《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盖自神宗末，增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增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于是御史卫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历末，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

（《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岁计

明代赋入之米皆有常支，曰漕粮，曰宗禄，曰地方存留，曰改折。国用，则取给于改折及商税之银。嘉靖以前，岁入银二百余万两，岁出不过百余万两，少仅七八十万。万历之初，出入恒四百万，末年加辽饷皆征银，共需千万。至崇祯季年，遂达二千余万，入不敷出者五百余万，虽苛敛不足以给矣。

世宗嘉靖初，内府供应视弘治时，其后乃倍之。初，太仓中库积银八百余万两，续收者贮之两庑，以便支发，而中库不动。遂以中库为老库，两庑为外库。及是时，老库所存者，仅百二十万两。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银应解内库者，并送太仓备边用。然其后复入内库。

（《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

王圻曰：“正统时，天下岁征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出数共一百余万两。自正德后，出多入少，国用益不支矣……”臣等谨按：“……嘉靖二十八年以前，岁支多不过二百万，少仅七八十万。及二十九年，备御边警，饷额倍增。三十四、五年间，宣大被寇，募军赈恤，诸费取给内帑，岁无纪极。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

（《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

穆宗隆庆元年……帝初即位……至是，问户部京帑贮金以赡军国，足备几年。奏言所存仅足三月。计今岁尚亏九月有奇，边军百万，悉无所需。”帝大骇……十二月，谕户部查内库太仓银出入数。尚书马森奏：“太仓见存银一百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两，岁支官军俸银一百三十五万有奇，边储二百三十六万有奇，补发年例一百八十二万有奇。通计所出五百五十三万有奇，以今数抵算，仅足三月。京仓见存粮六百七十八万三千一百五十一石，岁支官库月粮二百六十二万一千五百余石，遇闰又加二十二万余石。以今数抵算，仅足二年……”四年……是岁七月，户部尚书张守直又疏曰：“国家贡赋在量入为出。尝计天下钱谷，一岁所入，仅二百三十万有奇，而中多积逋灾免奏留者。一岁所出京师百万余，而边饷至二百八十余万，其额外请乞者不与焉。二年用四百四十余万，三年则三百七十九万，此其最少者，而出已倍于入矣。”

（《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

初，世宗时，太仓所入二百万两有奇。至万历六年，太仓岁入凡四百五十余万两，而内府岁供金花银外，又增买办银二十万两以为常。后又加操马刍料银七万余两之多。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二十三年二月，户部以公私兼窘，陈时政之要，从之。略云：“……顾各边镇且额外加添，以示宽容，自四十余万增至二百八十余万……”二十八年八月，给事中王德完奏：“国家岁入仅四百万，而岁出至四百五十余万……臣等谨按《食货志》，万历后每事溢经制数倍，且征调开采，阉人僭侈。由是二百年财力，殚竭靡遗矣。”

（《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

庄烈帝崇祯……八年四月……时户部奏报两饷出入数，旧饷岁入四百二十三万九千两有奇，岁出四百二十九万三千两有奇。新饷岁入八百五十七万三千两有奇，岁出七百八十六万两有奇。合而计之，该存剩银六十五万九千两有奇。而频年征调，转输络绎，以及留者、蠲者、逋者、缓者，在在见告。是岁缺额，遂至二百三十余万两……祖宗朝，岁入京师者未满四百万，今且一千二百余万，尚可以用度不足，更责输将于百姓乎？

（《续文献通考》卷三○《国用考》）

崇祯十六年三饷合一出入简表

丁　役

民年十六曰成丁，服役，六十而免，凡田一顷，出夫一人，每岁服役三十日，编黄册载之，十年一造册。既而徭繁，吏得上下其手，赋役不均，人民苦之。

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洪武元年二月，命中书定赋法、役法。上以立国之初，经营兴作，必资民力，恐役及平民，乃命中书省验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议，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及江西饶州、九江、南康三府，计田三十五万七千二百六十九顷，出夫如田之数。遇有兴作，于农隙用之。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

役法定于洪武元年，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他田足之，名曰均工夫。寻编应天十八府州，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均工夫图册，每岁农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归。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而田主出米一石资其用。非佃人而计亩出夫者，亩资米二升五合。迨造黄册成，以一百十户为一里，里分十甲曰里甲，以上、中、下户为三等，五岁均役，十岁一更造。一岁中诸色杂目应役者，编第均之，银力从所便。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二十六年，定凡各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开军、民、灶、匠等籍，除排年里甲依之充当外，其大小杂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景泰元年，令里长户下空闲人丁，典甲首户下人丁一体当差。若隐占者，许里甲首告……嘉靖九年，令各该司府州县审编徭役。先查岁额各项差役若干，该用银若干。黄册实在丁粮，除应免品官、监生、生员、吏典、贫难下户外，其应役丁粮若干，以所用役银酌量，每人一丁田几亩，该出银若干，尽数分派。如有侵欺余剩听差银两入己者，事发，查照律例从重问拟。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九）

英宗正统初，行均徭鼠尾册法。先是，编徭役里甲者，以户为断，放大户而句单小。于是议者言，均徭之法，按册籍丁粮，以资产为宗，核人户上、下以蓄藏得实也……乃令以旧编力差、银差之数，难易轻重酌其中，役以应差里甲除当复者，论丁粮多少，编次先后，曰鼠尾册，按而征之，市民商贾家殷足而无田产者，听自占，以佐银差。正统初，佥事夏时创行于江西，他省仿行之，役以稍平。

（《续文献通考》卷一六《职役考》）

弘治元年，令各处编审均徭。查照岁额差供，于该年均徭人户丁粮有力之家，止编本等差役，不许分外加增余剩银两。贫难下户，并逃亡之数，听其空闲，不许征银及额外滥设听差等项科目。违者听抚按等官纠察问罪，奏请改调，不举者坐罪。镇守衙门不许干预均徭。

（陈仁锡《皇朝世法录》卷三九）

武宗正德元年十一月，均畿内差役。巡抚都御史柳应宸言：“顺天、永平二府并各卫所差役不均。审户虽有三等九则之名，而上户则巧于规免；论差虽有三等出力之异，而下户不免于银差。且有司均徭当出于人丁，近年兼征地亩；军卫均徭当出于余丁，近年兼派正军，奸弊难稽，民穷财尽。必须总括府卫所当用之役，而均派于所见有之丁。仍省冗差，革妄费，重必办于富势，轻则及于贫穷，而后畿民始得其所。”帝如其言行之。

（《续文献通考》卷一六《职役考》）

嘉靖……十五年，题准今后凡遇编审均徭，务要查照律例申明禁约。如某州县银力二差，原额各该若干，实该费银若干，从公查审，刊刻成册，颁布各府州县。候审编之时，就将实费之数编作差银，分为三等九则，随其丁产，量差重轻。务使贫富适均，毋致偏累，违者纠察问罪。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三九）

万历时行“一条鞭法”，苦累稍减，而役法犹未尽公。故明末言地方利病者，每主均田，以役自田生，均田者均其田之役而已。

嘉靖四十四年二月，议准江南行十段锦册法。其法：算该年银力差各若干，总计十甲之田，派为定则。如一甲有余，则留以为二甲之用；不足，则提二甲补之。乡宦免田，十年之内止免一年，一年之内止于本户。寄庄田亩不拘同府别府，但已经原籍优免者，不许再免。臣等谨案世宗实录，十段锦之议，出于巡按御史温如璋。行之未几，里下骚然，莫必其命，浙江为尤甚。庞尚鹏巡抚浙江时，奏行一条鞭法。

（《续文献通考》卷一六《职役考》）

条鞭法者，合均徭、里甲、土贡与两税为一，剂量均适，以一县丁粮充一年之役，事业易集。又一年之役均之十年，稍出不至困也。

（王原深《明食货志》卷四）

嘉隆后，行一条鞭法，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于是均徭、里甲与两税为一，小民得无扰，而事亦易集。然粮长、里长名罢实存，诸役卒至复佥农氓。条鞭法行十余年，规制顿紊，不能尽遵也。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免粮

耆民、节妇、官绅、生员皆得免役。嘉靖十年，定优免事例，一品官得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二品以下递减。

洪武元年八月，诏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役。二年，令凡民年八十以上，止有一子，若系有田产应当差役者，许出丁钱雇令人代；无田产者，许存侍。十九年六月，诏有司存问高年，凡八十以上者，皆复其家……三年，定民妇三十以前守志至五十以后不改节者，除免本家差役。四年，令免阙里孔氏子孙三十六户徭役……十二年八月，诏凡致仕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十三年十二月，免朝官及功臣家杂役……十六年三月，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二十年七月，迁南方学官教士于北，复其家。以北方学校无名师，生徒废学，命迁南方学官之有学行者教之，增广生员，不拘额数，复其家。至英宗正统十年，令监生家免差役二丁。世宗嘉靖九年，题准各灶户内有举人、监生、生员，省、祭、吏役，照有司例，一体优免。

（《续文献通考》卷一七《职役考》）

孝宗弘治元年，定诸王等亲属免丁之例：亲王王亲杂役免二丁，郡王王亲一丁，镇国等将军夫人亲父一丁。

（《续文献通考》卷一七《职役考》）

万历九年，定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余递减，视嘉靖所免更多。生员无田者，官给免粮，银一岁二两。

嘉靖……二十四年，议定优免则例：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粮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粮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粮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粮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内官内使亦如之，外官各减一半。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杂职省、祭、官、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粮一石，人丁一丁。以礼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闲住者免一半。其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之例。如户内丁粮不及数者，止免实在之数。丁多粮少，不许以丁准粮；丁少粮多，不许以粮准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粮照数优免。但有分门各户、疏远房族，不得一概混免。

（《续文献通考》卷一七《职役考》）

清

正 赋

清初，正赋承明之旧，首除三饷。旋以万历为准，只免崇祯时三饷。

清初入关，首除明季加派三饷。时赋税图籍多为流寇所毁，顺治三年，谕户部稽核钱粮原额，汇为《赋役全书》，悉复明万历间之旧。计天下财赋，惟江南、浙江、江西为重，三省中犹以苏、松、嘉、湖诸府为最……十一年，命右侍郎王宏祚订正《赋役全书》，先列地丁原额，次荒亡，次实征，次起运存留。起运分别部寺仓口，存留详列款项细数。其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续入册尾。每州县发二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赋税册籍，有丈量册，又称鱼鳞册，详载上、中、下田则。有黄册，岁记户口登耗，与《赋役全书》相表里……复采用明万历一条鞭法……圣祖即位……直省征收钱粮，夏税于五六月，秋粮于九十月。其报部之数，责成各有司于奏销时，详加磨勘，按年送京畿道刷卷。自世祖定赋税之制，正杂款繁多，咨题违错，驳令查覆。印官即借部驳之名，擅行私派。其正赋钱粮，本有定额，地方官吏如有别项需用，辄令设法，实与加派无二。至是下令严禁……三十年……时征收钱粮官吏，往往私行科派，其名不一。阖邑通里，共摊同出者，名曰“软抬”。各里各甲，轮流独当者，名曰“硬驼”。于是设滚单，以杜其弊。其法，于每里之中，或五户或十户一单，于某名下注明田地若干，银米若干，春秋应各完若干，分为十限，发与甲首，依次滚催，自封投柜。一限既定，二限又依次滚催，其有停搁不完不交者严惩，民以为便……乾隆初，州县征收钱粮，尚少浮收之弊。其后诸弊丛生，初犹不过就斛面浮收，未几遂有折扣之法，每石折耗数升，渐增至五折六折，余米竟收至二斗五升，小民病之……德宗即位之初，复新疆，筹海防，国用日增。户部条陈整顿钱粮之策，略云：“溯自发逆之平，垂二十年，正杂钱粮，期可渐复原额。乃考核正杂赋税额征总数，岁计三千四百余万两，实征仅百四十五万两，赋税亏额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请饬各督抚藩司，认真厘剔，以裕度支。”诏从其请。然终清之世，诸弊卒未能尽革也……总计全国赋额，其可稽者，顺治季年，岁征银二千一百五十余万两，粮六百四十余万石；康熙中，岁征银二千四百四十余万两，粮四百三十余万石；雍正初，岁征银二千六百三十余万两，粮四百七十余万石；高宗末年，岁征银二千九百九十余万两，粮八百三十余万石。

（《清史稿•食货志二•赋役》）

火耗

民间以银纳粮，其数零星，成色不一，经火熔销，必有耗蚀。故官吏须加火耗，浸久有每两加至四五钱者，不啻公然贿赂，最为民害。雍正时提以归公，作为文官养廉，岁二百余万两，然火耗之弊仍在。

雍正二年，以山西巡抚诺敏、布政使高成龄请提解火耗归公，分给官吏养廉，及其他公用。火耗者，加于钱粮正额之外，盖因本色折银，熔销不无折耗，而解送往返，在在需费。州县征收，不得不稍取盈以补折耗之数，重者数钱，轻者钱余。行之既久，州县重敛于民，上司苛索州县，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繁多，又不止于重耗而已……自山西提解火耗后，各直省次第举行，其后又酌定分数，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余万两，及各项公费，悉取诸此。及帝乾隆即位，廷臣多言其不便。帝亦虑多取累民，临轩试士，即以此发问，复令廷臣及督抚各抒所见。大学士鄂尔泰，刑部侍郎钱陈群，湖广总督孙家淦，皆言耗羡之制行之已久，征收有定，官吏不敢多取。计已定之数，与未定以前相较，尚不逮其半，是迹近加赋而实减征也。且火耗归公，一切陋习皆革除……诏从鄂尔泰诸臣议。

（《清史稿•食货志二•赋役》）

谨案：“火耗起于前明，国初屡有厉禁。顺治元年，令曰：‘官吏征收钱粮，私加火耗者以赃论，康熙初，有额外科敛，许民控告之律（四年），有剋取火耗上司徇隐之律（十七年），禁令非不严也。禁之而不能，则微示其意而为之限。限之而不能，乃明定其额而归之公，其变法也以渐……’圣祖尝谕河南巡抚鹿祐曰：‘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四十八年九月谕旨）时各省耗羡，每两多不过一钱，独湖南加至二三钱，……六十一年，陕西亏空事闻。总督年羹尧、巡抚噶什图奏，秦省火耗，每两有加至二三钱四五钱者，请酌留各官用度，其余俱捐出弥补。上谕：‘断不可行。’……提解归公之议，倡于雍正二年山西巡抚诺岷、布政使高成龄。世宗令廷臣集议，议上。谕曰：‘州县火耗，原非应有。因地方公费，各官养廉，不得不取给于此。且州县征收火耗，分送上司，以致有所借口，肆其贪婪，上司瞻徇容隐，此从来积弊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尔等请将分数酌定。朕思州县有大小，钱粮有多寡，地广粮多州县，火耗已足养廉，若行之地少粮少州县，则不能矣，惟不定分数，遇差多事繁，酌计可以济用。或是年差少事简，即可等减。又或偶遇不肖有司，一时加增，而清廉者自可减除。若……竟为成额，必至有增无减。又奏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提解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则提解自可不行，火耗亦可渐省。’盖年羹尧之议，至是始行。后乃酌定分数，而各省文职养廉二百八十余万两，及各项公费，实取诸此。先是，江南每两加耗五分。雍正六年以后，递增至一钱。十三年，高宗即位，谕曰：“向来耗羡，州县任意征求。经巡抚诺岷、田文镜倡为提解归公之法，各就本省情形，酌定分数，以外不许丝毫滥征。然未提解以前，尚为私项；既提解以后，恐不肖官员，视同正课，又于耗羡之外，巧取殃民。著各督抚严饬有司，耗羡一项，可减而决不可增，倘多取丝毫，即题参重治。’乾隆四年，从孙嘉淦、陈世倌奏，免直隶、江南蠲赋耗羡，仍以河南耗余拨补。五年，以地方无关紧要之事，辄动耗羡，令督抚将各省必需公费，分晰款项，报部核奏。自是以后，各省耗羡，掌于户部湖广司者，取之有定数，用之有定款。于世庙谕旨所云，将来府库充裕，提解不行，火耗渐省者，卒无有议及者矣。他如关税之有盈余，盐课之有杂费，昔归私橐，后充公帑，亦耗羡之类也。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耗羡归公》）

普免

清代普免钱粮简表

江浙减赋

江浙田赋，自明特重，清屡减之。同治时，犹重于他地。

雍正元年……苏松浮粮，多于他省，诏蠲免苏州额征银三十万，松江十五万，永著为例……各省中赋税繁重，苏、松而外，以浙江嘉、湖二府为最。五年，诏减十之一，共银八万余两……七年，蠲浙江额赋十之三，共十万两……乾隆元年……谕改江南、浙江白粮十二万石，免苏、松浮粮额银二十万石。

（《清史稿•食货志二》）

同治元年……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疏言：“苏、松、太浮赋，上溯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惨不可言。臣亲历新复州县，市镇邱墟，人烟寥落。已复如此，未复可知，而欲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征之吏，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皆以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也。成案如是，民力如是，惟吁请准减苏、松、太三属粮额，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数，总期与旧额本经之常、镇二属通融核计，著为定额。即以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名目。嗣后非水旱，亦不准捏灾，俾去无益之空藉，求有著之实征。至苏、松漕粮核减后，必以革除大小户名，为清厘浮收之原，以裁减陋规，为禁止浮收之委。”制可……三年，从闽浙总督左宗棠请，谕绍兴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统照银数征解。革除一切摊捐及陋规，计减浮收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余石。宁波属一厅五县六场，减浮收钱十四万四千有奇，米八百余石。四年，浙江巡抚马新贻请豁减金华浮收钱十五万余串，米五百余石；衢州钱十万余串，米六十余石；严州钱六万余串，米六千余石，洋银八十余元，米百余石。从之。是年，宗棠克湖州，疏言漕南浮收过多，请痛加裁汰。事下部议，覆奏杭、嘉、湖漕粮，请仿江苏例，减原额三十分之八。并确查赋则，按轻重量为核减，所有浮收漏规，悉予裁汰。其南匠米石，无庸议减。计三府原额漕白行月等米，百万余石，按三十分之八，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余石。

（《清史稿•食货志二》）

加赋

光绪时，以赔款分摊各省，大都就地加征，名目繁多。

光绪二十年，中日之战，赔兵费二万万。二十六年，拳匪肇祸，复赔各国兵费四万五千万。其后练新军，兴教育，创巡警，需款尤多，大都就地自筹。四川因解赔款而按粮津贴，捐输之外，又有赔款新捐。两江、闽浙、湖北、河南、陕西、新疆，于丁漕例征外，曰赔款捐，曰规复钱价，曰规复差徭，曰加收耗羡。名称虽殊，实与加赋无大异也。

（《清史稿•食货志二》）

辛丑约成，遂有四万五千万之巨，派之各省者一千八百万两有奇。二十九年，以练新军，复摊各省练兵经费。而各省以创练新军，办巡警教育，又有就地自筹之款。奉天一省，警费至三百余万两。湖北一省，拨提地丁钱价充学费者六十万两。捐例停于二十七年，以练兵复开，至三十二年复停。庚子以后，新增之征收者，大端为粮捐，如按粮加捐、规复征收、丁漕钱价、规复差徭、加收耗羡之类。

（《清史稿•食货志六》）

光绪三十年，两江总督魏光焘奏：“本年正月，奉谕外务部代递总税务司赫德条陈一折，所称练兵筹饷，以地丁钱粮为大宗，若竭力整顿，并可举办各项要务。按里计亩，按亩计赋，令每亩完钱二百文，百姓亦不受丝毫扰累等语……该督等按照所陈，悉心会商，逐条议覆具奏……不如就已办到之成规，加之厘剔。查光绪二十五年，苏省清厘田赋，委朱道之榛定章督办，综计苏州、镇江二府属长洲等十三县，熟田银米两项，每年共增出银五十余万两。若由二府推之他府，更由江苏一省推之他省，得人而理，不难照行……果能认真整顿，数年后，每年似可增一二千万，以济要需。”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田赋之制》）

宣统元年……又两江总督端方等奏：“银价益涨，州县赔累更深。仍请将上下两忙，宁苏两属，地芦各款，改为征银、解银，每银一两，随收公费钱六百文。苏属并代收规复钱二百文，以期官民两无所伤。” 下度支部议奏。嗣奏以苏属征忙，每两暂加二百文，试办尚未经年，遽尔更张，非惟无以取信于民，应令先将该省地芦等项，及经费各款，详拟办法，送部核明……又都察院代递度支部小京官李秀卿奏陈征收积弊，略称：“其弊有四……一、生于新政者。自新政繁兴，州县之诛求愈急，然使取之百姓者，仍为百姓用之，亦何至怨四起。无如锱积铢累，半归中饱……”又江西巡抚冯汝骙沥陈江西州县征收丁漕困难情形，略称：“……每征地丁一两，应解正耗银一两一钱，提补捐款银一钱，知府公费银五分，钱价平余银七分，学堂经费银四分，练兵经费银五分，共银一两七钱六分。出入相抵，地丁每两已不敷银五分九厘，漕米每石已不敷银五分，而粮书、纸张、饭食、倾熔火耗、水脚等项，尚不在内。至捐摊教案各款，及本署一切办公费用，更属无著……” 又安徽巡抚朱家宝奏请将丁漕加捐一项变通办理，略称：“查新约赔款案内，安徽省每年奏派银一百万两。前抚臣聂缉椝当因数巨期迫，设措为难，奏请按照江浙成案，于各属所征地丁漕粮，每银一两米一石各加收钱三百文，饬令民间照章呈缴，由州县汇解筹议公所，兑银转汇，历经遵照在案。兹查前项加捐钱文，综计光绪三十年以前，每年收数约得钱四十万串上下。以钱一千二百文合银一两，可得银三十三四万两。现在银价奇贵，每银一两，需钱一千九百及二千文不等，虽收钱仍如前数，而合银仅止二十一二万两，实已骤减十成之三。且筹议公所常年解拨之项，均系银数，辗转受此暗耗，势实难支。若不设法变通，则进款日亏，深恐贻误大局……拟将各属加捐，自宣统二年冬漕起，每银一两，每米一石，向来捐钱三百文者，改收库平银一钱八分。以钱百文合银六分，每年就四十万串之数计之，每串得银六钱，岁可收二十四万余两……其余一切办法，悉照原奏办理……” 又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川省京饷，需用甚巨，援案再办。宣统二年，按粮银一两，加津贴银一两，以资接济……”又新疆巡抚联魁奏：新疆南路征收粮草，拟定新章，请饬立案。略称：“……光绪二十八年，前抚臣饶应祺，因认征赔款，协饷日绌，设法弥补。曾奏请加收耗羡，无论本折，亦无论粮色，每石随征耗羡银一钱五分……经藩司王树柟，与奴才悉心酌核……定自光绪三十四年起，每本色粮一石，除应收耗羡银一钱五分，酌中准加耗粮二斗五升……折色则准各属每年市价为定，除一五公耗外，亦照本色每石加耗二斗五升折收银两，为地方官办公之用。其正粮一石，按市价折收之银，较例价仍有盈余，则悉数归公……” 二年……又奏：遵议御史石长信奏，丁漕加捐，改钱为银，民情实多未便。略称：“查原奏内称，安徽赔款加捐，系于地丁漕米折征定价外，每银一两，米一石，各加收制钱三百文。乃因银价昂贵，奏请每钱三百文，改收库平足银一钱八分……”饬下安徽巡抚，即将赔款加收丁漕钱文，仍照旧每两、每石加收制钱三百文，毋庸改为征银……又江苏巡抚宝棻奏准加捐地方自治经费，每地丁银一两，带征钱二十文；漕米一石，带征钱四十文。冬漕自宣统元年起，两忙自二年起。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五《田赋考•田赋之制》）

岁计

清代岁计出入，顺治时二千万两，道光前约银三四千万两。咸同军兴，岁出自倍，及末年达三万万余，十倍于嘉道时。

清代岁计简表

丁　赋

康熙时，均丁赋于田，计田派丁，不问丁数。嗣后，盐钞银、匠班银亦陆续派入地丁。五十年，定丁额，永不加赋。雍正元年，遂以丁赋摊入地亩，一并起征，名为“地丁银两”，或曰“条银”。

丁口之输赋也，其来旧矣。至我朝雍正间，因各疆吏奏请，以次摊入地亩。于是输纳征解，通谓之地丁，或曰丁随地起……我朝丁徭素薄，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额之后，滋生者皆无赋之丁。凡旧时额丁之开除既难，必本户适有新添可补，则转移除补，易至不公。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所不便者，独家止数丁，而田连阡陌者耳。然使丁地分征，则富户又贿脱而委之贫民，欲编审之均平，顾可得乎？故自康熙末年，四川、广东等省，先已行之，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公私称便。至雍正初，畿辅踵而行之，次及各省；惟奉天、贵州以户籍无定，仍旧分征。山西亦于乾隆元年以后陆续摊派……我朝定制百余年矣，地丁之外，分毫无取焉……谨以各省丁随地起者，次第著于篇。康熙十一年，以浙江盐钞银均入地丁。三十六年，以浙江匠班银七千余派人地丁。后湖北于三十九年，山东于四十一年，均照浙江例匠班归入地丁。五十五年，户部议编审人丁，除向例照地派丁外，其按人派丁者，一户之内，开除与新添互抵，不足以亲族丁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者顶补，有余归入滋生册内造报。是年定卖买地亩，其丁银有从地起者，随地征丁。倘有地卖丁留，与受同罪。是年，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案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雍正元年，直隶巡抚李维钧请丁银随地起征，部议允之。每地赋一两，摊入丁银二钱七厘。二年，定福建地赋一两，摊丁银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不等，屯地自八厘三毫至一钱四分四厘八毫不等。是年，定山东地赋一两摊丁银一钱一分五厘……四年，定河南地赋一两摊丁银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不等……甘肃分河东、河西，河东一两摊一钱五分九厘三毫，遇闰加；河西一两摊一分六毫，遇闰不加。四川每粮五升二合至一石九斗六升不等，算一丁征收。云南亦于是年摊征。其屯军丁银一万五千余两，俟查出欺隐屯田抵额。五年，定江苏、安徽丁摊地亩，屯丁亦摊入，屯卫田每亩摊一厘一毫至六分九毫不等。又定江西地赋，一两征丁银一钱五厘六毫，屯地二分九厘一毫。六年，定湖南地粮一石征丁银一毫至八钱六分一厘不等，又定广西地赋一两征丁银一钱三分六厘不等。七年，定湖北地赋，一两征丁银一钱二分九厘六毫……乾隆元年，山西省临汾……凡十六属丁徭，全数归入地粮。又祁县……八属丁徭，酌归地粮，余仍随丁征纳。又平遥县原额丁银八千一百五十五两有奇，是年归入地粮二千六百六十一两有奇，余仍随丁征纳。十年，户部议准山西丁粮分办，贫民偏累尚多；丁随地征，有势所难行者。今将太原等十八县丁银，全摊地亩，每粮一石，合摊丁银一分八厘至二钱二分二厘，赋银一两，合摊丁银一钱四分七厘九毫至三钱三分八厘不等。交城等十五州县，丁银半摊地亩。宁乡二县，以丁则征丁，余银归地。浑源等二州县，摊三分之一。河曲县摊十分之一，吉州惟摊无业苦丁。余阳曲等二十州县，或贸易民多，输丁为易；或民贫地瘠，难于摊征；或田多沙碱，或多征本色，仍地丁分办。中有屯丁徭银之处，别摊入屯地征收。二十三年，定山西太谷、临县、石楼、五台、崞县等五县丁徭，全摊地粮。永宁州每丁征三钱，沁州一钱，代州一钱三分三厘。余者摊入地粮，榆次县摊三之一，沁源、武乡二县摊十之五，静乐县摊十之三，余者仍归丁纳。保德州以下下则征丁，余归地粮。朔州丁粮，均照中下、下下二则，按现在实丁，与寄庄已久之户，按地多、地少分纳。其卫丁按下上、下中、下下三则，分别贫富均纳。隰州、永和二州县，将寄居年久有产之户，按丁输纳下下则徭银，原额重徭，均匀减除。三十一年，定山西交城县之现征民一半徭银及屯丁徭银，文水县之丁银徭税，河津县之丁银，稷山县之优免丁与屯丁徭银，俱拟入地粮屯租完纳。隰州丁余以十分之五归地，大宁县再减丁银一千两，摊入地粮。蒲县丁银，均匀摊派，改为下下则征收。其余仍令丁粮分办。三十八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请将民屯新垦丁银，随年摊征，经部覆准，并行各省……是年，山西省浑源州已摊下剩丁银，全归地粮毕。三十九年，山西省榆次县丁银全归地粮。四十二年，定贵州平越等三十六厅州县，应征丁银九千三百余两，历年随粮完纳，应仍其旧。贵阳等二十九府厅州县，应征丁银四千四百余两，按亩摊征，计各属田地八十一万二千有余亩，每亩摊丁银五厘四毫有奇。五十六年，部覆山西省丁徭，向未摊归之阳曲二十六州县，原属分征，今将曲沃县丁屯徭银，全归地粮。天镇县丁银，亦全数摊征。尖丁耗银，随正输纳，其应征本色米石，照旧征收。朔州丁银，州衙一体摊征。其科则每地一亩，自一分八厘至四分不等。再大同左云等十四团操丁银，在丰镇同知地亩均摊，每两九厘。其石楼、蒲县、永和三县缺额丁银，于乾隆四十年升补一百四两。至五十七年，豁未补虚额银，一千五百三十七两有奇。五十八年，定大同县折色银，全归地粮，每粮银一两摊一钱一分七厘。怀仁县则额丁银归地粮，每粮银一两摊二钱一分六厘。尖丁银归屯粮，每一两摊一钱七分六厘。前卫丁银，归入屯地，每一两摊二钱二分六厘。至各属尖丁耗羡，照地随征。嘉庆元年，山西省襄垣、陵川、静乐、阳城、沁水五县，已摊下剩丁徭，并山阴县丁徭，全数归入地粮摊征。十八年，山西蒲县丁徭，全归地粮。二十四年，山西巡抚成格奏：“岢岚、保德二州丁银缺额，请于通省养廉内摊捐。”奉上谕：“……所有岢岚州缺额银一千五百八两零，保德州缺额银七百十七两零，著即加恩按年豁免……” 道光二年，山西孟县及平定州下剩丁徭，全归地粮。三年，山西稷山、岚县、绛县、霍邱四县，绛州一州丁徭，并黎城、广灵二县已摊下剩丁徭，全归地粮。四年，山西祁县、长治、潞城、沁源、繁峙、长子、宁乡、武乡八县，代州一州，已摊下剩丁徭，并阳曲、阳高二县丁徭，全归地粮。惟吉州原额丁徭银二千八百七十七两，门差银五百十五两各有奇，经乾隆十年及是年两次归入地粮银一千四百九十两有奇，仍随丁办纳银一千九百二两有奇。五年，山西兴县、应州二属丁银，并和顺、翼城二县，隰州一州，已摊下剩丁银，又大宁一县两次摊剩丁银，均全归地粮征纳。是年七月……上谕：“……自道光六年为始，将右玉、平鲁二县无著丁银正耗，共一千二百七十三两零，全行豁免……”六年，山西沁州已摊下剩丁银，全归地粮。八年，山西永宁州已摊下剩丁银，全归地粮。十二年，山西寿阳县丁银，全归地粮。十七年，山西平鲁县丁银，归入地粮，二百二十六两有奇。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随地起》）

明初，因赋定役，丁夫出于田亩。迨黄册成，而役出于丁。凡役三等，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派。其间累经更制，有银差、力差、十段锦、一条鞭诸法。厥后工役繁兴，加派无艺，编审轻重无法，里甲之弊，遂与有明一代相终始。国初，革里正加派诸弊，赋役之法，载在全书，悉沿万历条鞭旧制。初定三年一编审，后改五年。（顺治三十年）凡里百有十户，推丁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届期坊厢里长造册送州县。由是而府而司，达于部，皆有册。凡载籍之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丁增而赋随之，有市民、乡民、富民、佃民、客民之分。民丁之外，有军、匠、灶、屯、站、土丁名。凡丁赋，均合徭、里、甲言之，曰徭里银。凡征丁赋，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丁起者，有丁随地派者，率因其地之旧，不必尽同。都直省徭里银三百余万两，间征米豆。其科则，轻自每丁一分数厘，重则山西之丁有四两者，巩昌有八九两者。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额，于是户部议缺额人丁，以本户新添者抵补；不足，以亲戚多者抵补；又不足，以同甲粮多者顶补。编审时，所谓擦除擦补者，大略如此。顾有司于民，非能家至而日见，科则既不可强齐，除补且易滋流弊。于是雍正间以次摊入地粮，为均徭银。自丁归地粮，乾隆五年遂并停编审，以保甲丁额造册。而十一年，诏停江西编审妇女之数。盖盐钞征派，尚未尽除，故各省犹有照常册报者。三十七年，上谕：“李瀚奏请停编审造册，所见甚是，旧例，原恐漏户避差，是以五年编造。今丁既摊入地粮，滋生人丁又不加赋，则编审不过虚文。况各省民谷数，俱经督抚年终奏报，更无借五年查造。”嗣后停止，自是惟有漕卫所军丁四年一编审而已。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停编审》）

丙　漕粮

明

额运

永乐时沿元之旧，以东南之漕济京师，而增其额，曰漕粮，岁恒四百万石，以供军饷。曰白粮，岁恒四十万石，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禄。每石运费，率三倍于粮价。在民完漕，量斛则有淋尖之苦，水次则有加耗之苦。在运官运丁，则苦于飘流水湿，及收兑需索，公私俱敝。万历以后，尝议兴近畿水利，而漕终不能废。然漕船准带土宜免税，南北货物，赖以流通，其利又别有在焉。

岁运正粮凡四百万石，内兑运二十四万赴蓟州仓，改兑六万赴天津，余三百七十万赴京通二仓。旧例，民运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次四仓交收。漕运官分派官军余内支运于通州、天津二仓。成化十年，议四仓所收，令官军径赴州县水次四仓交兑，名为改兑。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额，每年于水次四仓支运九万六百石，以足前数。正德间，全派改兑，支运遂绝。

（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二王《鳌论食货》）

初运粮京师，未有定额。成化八年，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其内兑运者三百三十万石，由支运改兑者七十万石。兑运之中，湖广、山东、河南折色十七万七千七百石，通计兑运改兑加以耗米入京通两仓者，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漕粮之外，苏、松、常、嘉、湖五府，输运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十余石，内折色八千余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余石，内折色八千八百余石，令民运谓之白粮船。自长运法行，粮皆军运，而白粮民运如故。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交兑

明初，漕运变迁先后凡五。

一曰海运。洪武末及永乐初，苏、松、浙江等处岁粮，俱输纳太仓（苏州地方），由海道以达直沽。二曰海陆兼运。永乐初，肇建北京，江南粮一由海运，一由淮河入黄河至阳武，陆运至卫辉，由卫河入白河至通州。三曰支运。先是，永乐五年……至九年，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发山东丁夫十六万五千浚原会通河，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于是漕再始达通州。十年，礼以海船造办太迫，议造浅船五百艘，由会通河运淮、扬、徐、兖等处岁粮一百万石，以补海运一年之数。十二年，平江伯陈瑄等，始议原坐太仓岁粮苏、松、浙江改送淮安仓，镇江、庐、凤、淮、扬送徐州仓，徐州并山东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各交收。浙江并直隶卫分官军于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于徐州运至德州，各立仓厂收囤。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接运至通州交收，名为支运，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浅船千艘，海运始罢遮洋船。每岁河南、山东小滩等水次兑运粮三十万石于天津等卫仓收二十四万，内十四万石运耗折银六钱，俱从直沽入海转运蓟州仓收。四曰兑运。先是，里河民运，多失农月。永乐末，始令民运于淮安、瓜州补给脚价，兑运军船领运，军民两益。卫所出给通关付缴……宣德八年，参将吴亮言，江西、浙江、湖广、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领兑：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领兑。其淮、徐、临、德诸仓，仍支运十分之四。浙江、苏、松等船，各本司府地方领兑；不尽者仍于瓜、淮交兑。其北边一带，如河南彰德等府于小滩，山东济南州县于济宁，其余水次仿此。五曰改兑。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议罢瓜淮兑运，里河官军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兑；民加过江之费，视远近为差。十年，议淮、徐、临、德四仓支运粮七十万石，改就水次兑与军船，名为改兑。每年议派，多准其数，然不为常例。

（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二邵宝《国朝运法五变议》）

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许令附载土宜，免征税钞，孝宗时限十石，神宗时至六十石。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正统三年，户部覆议，运粮官军，令遵敕谕，顺带土货以为盘费，不许沿河巡司官兵人等生事阻当。

（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二臧凤《正德十四年漕例奏》）

河运

永乐初，尚河海并运，以河运补海运之所不及。四年，始命陈瑄专理河漕事。九年，命工部尚书宋谦等浚会通河。以南旺水浅，舟不能重载，纳汶上老人白英建议，筑坝于汶上县之戴村，横亘五里，不使汶水入洸，而遏之使入南旺湖，再分南北流以济运，称为奇工，南北运道始通。又经陈瑄开河置闸，转输益便。遂停海运，专行河运。然河流时需修治，嘉隆间尚有人主张开胶莱新河，海河并运者，以工巨而止。

自永乐年间，开设里河漕运以来，定拨湖广、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卫所官兵，一十二万七千八百余员，分为十二总，岁运粮储四百万石于京、通、天津、蓟州等仓交纳。其江西、湖广、浙江、南直隶都司卫所官军运粮，由扬子大江至江北里河，由仪真、扬州、淮安、邳、徐、济宁、东昌、临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卫。

（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二《王琼正德三年漕例奏一》）

成祖择天下形胜，建都北平……命平江伯陈瑄专理河漕事。瑄乃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达淮，以避淮河风涛之险。浚瓜州、仪真二坝，祛潮港之淹，凿徐吕二洪之巨石，以平水怒。行沛县招阳、济宁南旺、高邮甓社诸湖，筑长堤以蓄巨潴。开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凿高邮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临清，增闸四十有七，以便蓄泄。自淮至通州，滨河置庐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浅，缘河堤种树置井，以待暍者。置仓于淮安、徐州、临清、通州，以便转运。亘四千里，数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经综，周虑而力图之，至于今是赖。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国朝漕运》）

凡京仓五十有六，通仓十有六。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海运

洪武之行海运，盖为兼济北平、辽东，后来之废，盖畏风涛砂线不常，海船多致飘失。嘉隆时，渐有议复者。崇祯十三年，虑河运有阻，始命沈廷扬以户部郎中督理海运。行之数年，事捷费省，盖以补河运之不足。

洪武元年北伐……已而大将军徐达令忻崞代坚台五州运粮大同。中书符下山东行省，募水工，发莱州洋海仓饷永平卫。其后海运饷北平、辽东，为定制。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

洪武三十年，海运粮七十万石，给辽东军饷。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

（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二《丘浚漕运议》）

国初，去胜国未远，沙民犹能习海。余生长海堧，尝闻父老言，驱民转输海粟，父别子，夫别妻，生受其祭，死招其魂，浮没如，生死如梦。其幸而脱鲸鲵之口，则以为再世更生，来岁复运，如蟪蛄之不知有春秋。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八国《朝漕运》）

隆庆辛未，海运初雇海雕舡五支，分载米二千石。每驾舩十二人，自淮安至天津，试运无碍。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海运新考》）

公姓沈氏，讳廷扬……公抗疏，仿元世海运曰：“安常不必计及海，有变不宜全恃河。”并陈辽饷捷径事宜，上《海程图册》，辑海运书五卷，言行之有八利……愿自买船载粮，先试以为榜样……时崇祯十二年十月也。疏八上而克行。十三年，授户部尚书郎，督理海运，忘家捐赀，与一二童仆，出死力奔波于海陆四五千里之间。

（沈寓《白华庄藏稿钞》卷十一五《梅公事记略》）

清

额征

清代漕粮，一仍明旧。康熙治河，岁费三百万，俱以济运为辞。特设漕运总督，专理其事，然运途辽远，费五得一。论者每以为言，漕终不罢。暨海运畅行，兴贩者众。东南督抚犹坚持南粮不能改折，徒为胥吏蠹蚀之资。庚子以后，始尽罢之。

顺治二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其运京仓者为正兑米，原额三百三十万石，江南百五十万，浙江六十万，江西四十万，湖广二十五万，山东二十万，河南二十七万。其运通漕者为改兑米，原额七十万石，江南二十九万四千四百，浙江三万，江西十七万，山东九万五千六百，河南十一万。其后颇有折改。至乾隆十八年，实征正兑米二百七十五万余石，改兑米五十万石有奇。其随时截留蠲缓者，不在其例……漕粮之外，江苏苏、松、常三府，太仓一州，浙江嘉、湖两府，岁输糯米于内务府，以供上用及百官廪禄之需，谓之白粮，原额正米二十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二石有奇……康熙初，定白粮概征本色，惟光禄寺改折三万石，石征银一两五钱。

（《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

额征漕粮，正兑漕粮，各省原额三百三十万石。内除永折米改征黑豆米，并节年荒缺开垦报升不足原额外，以光绪十三年计之，共米二百四十七万八千六百九十四石九斗四升有奇。内山东十六万一千五百四十八石六斗有奇，河南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石五斗有奇，江苏八十五万八百五十七石四升有奇，安徽十六万五千五百六十九石有奇。江西奏销册，正改兑不分，共米五十万一千七百一十五石有奇，浙江五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八石四斗有奇，湖北九万四千一百八十七石八斗有奇，湖南九万五千四百八十二石六斗有奇。改兑漕粮，各省原额七十万石，内除永折米改征黑豆米并节年荒缺开垦报升不足原额外，以光绪十三年计之，共米二十七万二千六百五十石有奇。内山东七万八千二百三十三石二斗有奇，河南一万五千五十石一斗有奇，江苏十三万一千八百四十九石四斗有奇，安徽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二石有奇，浙江二万九千三百六十五石五斗有奇。白粮，江苏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太仓一州，原额十有五万四百三十八石四斗七升，除改征漕粮外，实征六万九千二十五石。浙江嘉兴、湖州二府，原额六万六千二百石，除改征漕粮外，实征二万九千九百七十五石，共实征白粮九万九千石。小麦……共实征正兑、改兑正耗麦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一石八斗四升有奇，黑豆共实征正兑改兑正耗豆二十万八千一百九十石三斗一升有奇。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四户部漕运》）

河运

清代河运，仍用屯丁长运。唯签一雇九，又以额粮渐减，漕粮仅二百七八十万石，白粮仅十万石，粮船亦因之减半。咸丰中，河运全停，水手失业，乃多加入捻军。运河亦淤塞，行旅者遂舍舟而遵陆矣。

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而淮、徐、临、德四仓，仍系民运交仓者；并兑运军船，所谓改兑者也。逮至中叶，会通河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宣宗采英和、陶澍、贺长龄诸臣议，复海运，遴员集粟，由上海雇商船转漕京师，民咸称便。河运自此遂废。

（《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

各省漕船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内除漕粮折银征解及灰石改折，并分载带运及坍荒田地应蠲漕粮裁减船数外，以嘉庆十七年实运船数计之，共六千二百四十二支。直隶三十七号，山东八百八十七号，江南江安粮道所属二千六百九十六号，苏松粮道所属五百二十二号，浙江八百四十五号，江西六百三十八号，湖北一百八十号，湖南一百七十八号。河南无出运卫所，系拨直隶、山东、江南帮船就近协运。江南运白船一百三十八号，浙江百二十一号。

（《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二《户部漕运》）

海运

道光中始行海运，初犹自雇沙船装载剥运。咸丰以后，天津、上海间外商海轮畅通，由其代运。仓场仅备剥船，自天津运往通州入仓而已。

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令江浙大吏兼筹海运。两江总督勒保等，会奏不可行者十二事……自是，终仁宗之世，无敢言海运者。道光四年，南河黄水骤涨……挟沙日久，淤垫为患滋深。上亦知借黄济运非计，于是海运之议复兴……时琦善督两江，陶澍抚安徽，咸请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粟，全由海运。乃使布政使贺长龄亲赴海口，督同地方官吏，招徕商船，并筹议剥运兑装等事。嗣澍言，见雇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计可运米百五六十万石。其安徽、江西、湖广离海口较远；浙江乍浦、宁波海口，或不能停泊，或盘剥费巨，仍由河运。上乃命设海运总局于上海，并设局天津，复命理藩院尚书穆彰阿，会同仓场侍郎驻津验收监兑，以杜经纪人需索留难诸弊。六年正月，各州县剥运之米，以次抵上海受兑，分批开行。计海运水程四千余里，逾旬而至，米石抵通后，转运京仓。

（《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

道光五年……兹据奏现雇有沙船一千余支、三不像船数十支，计春夏两次，可以运米一百五十余万石。著照所请，将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新漕，并缓带漕粮，由海运抵津……咸丰元年，覆准上届海运漕白各粮，上海沙船不敷运送，间雇外省蜑船，及三不像等船，一并装载……三年，议准本届浙江漕粮。海运所需船支，除宁波船三不像船，由浙省自行封雇外，其上海之沙船，及直隶之卫船，山东之登由子船，由浙省派员赴沪设立总局，会同苏省委员，不分畛域，一律封雇，以资装运。又谕：著直隶、山东各督抚速派干员封备卫船。并著奉天府府尹及各督抚确查各处海口，如有宁波商船停泊，押令迅速回浙，听候封雇，装运漕粮。不准胥役人等需索滋扰，致生事端……同治五年，谕浙江本届新漕米数较增，尤须多备船支，俾敷装运。著直隶总督、山东巡抚，即饬产船各地方官，尽数挑选东卫等船，赶紧驶赴上海协运，俾免贻误……十一年，奏准嗣后海运白粮抵津，由各该粮道自雇民船剥运赴通，毋庸在津候验。

（《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户部海运》）

剥船直隶旧设二千五百艘，二百艘分拨故城等处，八百艘留杨村，余千五百艘集天津备用。后雇觅堪装漕粮二百五十石民船五百艘，以备装载。商船首次抵津，先仅府县仓廒庙宇拨卸三十万石，余令剥船径运通仓。随将天津仓廒庙宇所储漕米运通，无庸转卸北仓。

（《清史稿•食货志三•漕运》）

搭载货物

漕船本许载运土宜免税，为鼓励海轮运漕，因有搭载货物二成免税之例。久之遂成走私之薮，虽有海关查验，不能禁绝。

道光五年，奏准商运米船八成载米，酌留二成载货，并由海关查明免税放行……二十八年，奏准商船二成载货，由海关查明免税。计数请豁税额，系装米千石，准带货二百石，论石而不论价……咸丰六年，咨准本届海运漕粮各口岸，遇有商船到口，速即验明护照，将二成货物免税。如二成以外，及贩豆回南者，仍照例纳税，毋任偷漏。九年，议准现奏定《洋药厘税章程》，凡各关海口，每洋药一百斤，纳税三十两，与寻常货物不同。嗣后海运沙船进口，携带洋药者，令照新章纳税，并于货单注明，以免牵混。其余货物，仍照章免税。同治五年，议准商船两旁跨带竹木，系因远涉重洋、防御风涛之用，且系粗笨之物，例定税则无多，亦应与二成货物，一律免交关税。所有沿海各关，俟海运商船到口，均行查照办理……又议准漕船到津，米石交清后，即由津局、苏、浙粮道，分别填给该船米数某日交清，准在天津、奉天各口自运四货全行免税印照，持赴天津、牛庄各关呈验放行。交米未清之船，概不给照。六年，议准如所带二成货物，在津未能销完者，即照案转至奉天销售，由津给予免税照单，以凭查验……十二年，咨准商局轮船运米，由上海道填给免税执照。如带有洋药，及二成之外另带余货，均照沙宁各船例纳税。

（《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二《户部海运》）

京通仓

清制，以户部侍郎一人为仓场总督，专理仓务。其属有坐粮厅掌收漕，大通桥监督掌抽查。京仓十三，为廒九百五十六；通仓二，为廒二百五十，每廒贮米万石，例以御史一人稽查之。各仓有监督，有看仓旗员、吏典、皂隶、守兵、花户，其事甚繁，其制甚密。

京师十有三仓，禄米仓五十七廒，南新仓七十六廒，旧太仓八十三廒，富新仓六十四廒，兴平仓八十一廒，均在朝阳门内。海运仓百廒，北新仓八十五廒，均在东直门内。太平仓八十六廒，在朝阳门外。本裕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清河。万安仓九十三廒，在朝阳门外。储济仓百有八廒，裕丰仓六十三廒，均在东便门外。丰益仓三十廒，在德胜门外。安河桥、大通桥号房四十八间，朝阳门号房五十八间。通州二仓，西仓一百四十二廒，在新城；中仓一百有八廒，在旧城。南门内通州石坝号房二十五间，旧城南门外号房十间，新城南门外号房二十五间。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四《户部仓庾》）

仓场职掌，总督仓场户部右侍郎。顺治十五年，定满汉各一人，驻扎通州新城，总理京通各仓粮。其漕运总督、各该督抚及沿河文武衙门，凡漕运文册应报仓场者，均照报部体式。应举劾者，照例举劾。各项应行事宜，仓场报部查核。又覆准每年春间出巡阅看牐河，点验石土两坝，经纪车户剥船，督令坐粮厅催置布袋，以备新粮到坝起运。又覆准漕白粮船抵天津，督率沿河文武官弁往来催运。并查验北河浅阻，令坐粮厅督夫疏浚深通，毋致粮艘阻滞……康熙二年，题准仓场督收各省漕粮，除带运米不算外，其扣收余米，抵欠算入正运数内，总作十分考核。未完五厘以上至一分者罚俸，一年三年连欠五厘以上至一分者降一级督催。雍正三年，覆准漕白粮船抵通日期，及起过粮数，回空船数，并石坝外河水势深浅，五日一次具奏……乾隆四十四年，奏准通漕办理粮务，向设漕运通判一员，驻扎张家湾，专管内河修防、外河挑浚各事宜。其关涉漕务事件，经行呈报仓场及坐粮厅办理。至北河雇备剥船，委杨村通判稽查；漕船剥货，委务关同知会同严查。悉照张家湾通判之例，经行申报仓场。嘉庆十五年，奏准各省漕船行至北运河一带，由务关营通州协催趱，每致仓场呼应不灵。嗣后归仓场衙门兼辖，以重漕运。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四《户部仓庾》）

大抵京通两仓，所放米曰官俸，曰官粮，亦名甲米，二者去全漕十之六。其一，养工匠名匠米。其一，定鼎时，宗臣封亲王者六，封郡王者二；世宗之弟封亲王者一，此九王子孙，自适裔外，并有封爵，以世降而随之，统名恩米。二者去京仓百之一。

（《清史稿•食货二•仓库》）

2.征榷

甲　明之征榷

钞关

明代钞关设于水次，以需纳船钞，故名钞关。一代皆以宝钞上纳，或须改折银钱，故钞及银钱并用。关皆属于户部，命主事主征榷之事，收入颇巨，为国计之一大宗。

国初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凡七所……兼榷商税。其所榷本色钱钞则归内库，以备赏赐；折色银两则归太仓，以备边储。每岁或本折轮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其收钞有轻重，差官有专摄……设关处所，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俱户部差；淮安、扬州、杭州，俱南京户部差。

（《大明会典》卷三五）

宣德四年（1429年），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雇装载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其倚势隐匿不报者，物尽没官，仍罪之。于是有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诸钞关，量舟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不税其货。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正统十一年（1446年），移漷县钞关于河西务……嘉靖四年，凤阳府设正阳钞关。前后凡十有二处，皆止税船料，惟临清、杭州兼收货税。至万历时，止存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共七处。此明一代钞关之大略也。凡船料始时估料定税，后以估料难核，乃度梁头广狭为率，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嘉靖时，又命以成尺为限，勿科畸零焉。

（《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崇祯二年（1629年），命关税每两增一钱……按《春明梦余录》载户部议榷额疏，南北榷关有旧额，有新增。北新关原额四万，天启元年增二万，五年增二万，共八万两。浒墅关原额四万五千，天启二年增二万二千五百，五年增二万，共八万七千五百两。九江关原额二万五千有奇，天启元年增一万二千五百有奇，五年增二万，共五万七千五百余两。两淮钞关原额二万二千，天启元年增七千六百有奇，五年增一万五千，共四万四千六百两。扬州关原额一万三千，天启元年增二千六百，五年增一万，共二万五千六百两。惟临清关原额银八万三千八百，河西务原额四万六千，并无加增。因解不足额，临清减二万两，河西务减一万四千两。崇文门原额六万八千九百二十九两，天启五年增二万，共八万八千九百二十九两。此旧额与新增之数也。天启六年，以助工税差，照正额每两加羡余银一钱。大工竣，改为助饷，每两止增羡余五分。至是量增五分，为一钱，合计八关，共增银五万余两。明季关钞之数，大略备矣。

（《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崇祯三年（1630年），复增二钱。惟临清仅半，而崇文门、河西务俱如旧……九年，复议增税课款项。十三年，增关税二十万两，而商民益困矣。凡诸课程始收钞，间折米，已而收钱钞半，后乃折收银。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商税

商税三十而税一，唯书籍、农具不征。

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国初洪武中……令天下税课司局，诸客商货贿俱三十而税一……其金、银、铅、朱砂、胆矾、雄黄、丹青绿、毛缨、碧甸子、钟乳粉、棕毛、水银，俱起解本色。其余盐、茶、酒、醋、硝、铅、黑锡、石膏，商税窑课俱折收金银钱钞，输京师。惟五谷、农器、书籍、纸札不税，酒课不设务，不定额。如异时已榜谕各税课司局巡拦所办，令计额课逐日旬办贮，司局官按季攒收。而官攒侵欺，致巡拦赔纳者罪。

（傅维鳞《明书》卷八三《食货志三》）

凡一应收税衙门，有都税，有宣课，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税有本色，有折钞。其起解收贮，有入内府，有留各处，亦有添设除免。其差官有巡视、监收……各司局衙门，历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门，课程仍于该府州县及附近司局带管，或于均徭内编补。或将革过巡拦工食银抵补，岁办不缺。

（《大明会典》卷三五）

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其后以次裁并十之七。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初，南京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货至或止于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太祖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其货物以三十分为率，内除一分官收税钱，再出免牙钱一分，房钱一分，与看守者收用，货物听客商自卖。其小民鬻贩者，不入塌房投税。

（《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永乐七年（1409年）……令京城官店、塌房照三山门外塌房例，宣课分司收税钱一分，免牙塌房钱二分

（《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永乐七年（1409年），遣御史、监生于收课处榷办课程。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增市肆门摊课钞。时欲通钞法，户部尚书夏原吉等，请于市肆各色门摊内，量度轻重增纳课钞，官取其昏软者悉毁之。帝是其言。

（《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正统七年（1442年）正月，定在京宣课、都税二司税钞则例。初，二司收课则例不一，奸弊蝟生，户部主事汪澍以为言。事下顺天府议定，每季缎铺纳钞一百二十贯，油磨、糖机、粉、茶食、木植、剪裁、绣作等铺三十六贯。余悉量货物取息，及工艺受直多寡取税。

（《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正统九年（1444年），王佐掌户部，置彰义门官房，收商税课钞，复设直省税课司官，征榷渐繁矣。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弘治间，课钞四千六百一十八万九十贯。嘉靖二十三年，课钞五千二百六万八千一百九贯。

（《大明会典》卷三五）

商税总额简表

抽分

商税收纳实物，谓之抽分。亦有折银者。

明太祖洪武初，设抽分竹木局……凡龙江、大胜港，俱设立抽分竹木局。客商兴贩芦柴、茅草等，三分取一；杉木、棕毛等，三十分取二；松木、杉板、柴炭等，十分取二。又令军卫设场收贮柴薪，按给禁军孤老等。竹木堆垛在场，奏申知数，以凭度量关支。如营造数多，抽分不敷，或给价收买，差人斫办。

（《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永乐六年（1408年），设通州、白河、芦沟、通积、广积五抽分局。至十三年（1415年），令以三十分为率，凡竹木、柴炭、砖瓦等，取一至取十五各有差。

（《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正统元年（1436年），设真定抽分竹木局，令真定府税课司带管。凡木植，抽三十分之四……至天顺时，又设保定抽分，令唐县委官至倒马关，抽分木植二十分之六。

（《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成化七年（1471年），又设杭州、荆州、太平三处抽分……凡竹木等物，抽十分之一……十七年（1481年），设兰州抽分，本州卫掌印官会同将河桥上岸捉获木植，每十分抽其二；过河桥捉获者，尽数入官。至嘉靖元年（1522年），定通州抽分竹木局。凡商贩竹木曾经真定，九一抽分；取有印信执照者，止用九一抽分，通前合为二八。其未经抽分者，仍用二八抽取。六年（1527年），裁革白河抽分竹木局官吏军人，其例应抽分竹木、柴炭砖瓦等，令广积局带管，仍听巡按御史督察。十年（1531年），芦沟抽分竹木局堆积木植朽坏，每年终工部委官盘查，变卖银两，解部作正支销。

（《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成化九年（1473年），更定芦柴、木柴折银例。景泰间，应天等处岁办芦柴，以十分为率，减免四分，三分折钞，三分本色。折钞每束二贯五百文，每一万贯又折收银二十二两五钱。至是，令于芦柴三分本色内以一分折银，每束二分，俱送应天府收贮支用。其折纳木柴者，每百斤折银四分。至抽分竹木原钞者，至是亦折银，渐益至数万两。

（《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河泊所

河泊所以税船舶，兼管鱼课。

洪武初，设河泊所……十五年（1382年）……定河泊所官制。吏部奏：“凡天下河泊所二百五十二，岁课米五千石以上至万石者设官三人，千石以上者二人，三百石以上者一人。”制可。

（《续文献通考》卷二四《征榷考七》）

凡鱼课，每岁南京户科编印勘合。通计四川等布政司，并直隶、河间等府州县河泊所等衙门，该勘合六百八十九道，皆以河字为号，南京户部领回，发各该衙门收掌，各记所收鱼课米钞若干，年终进缴。其勘合底簿仍送户部，如各衙门缴到勘合，务比对朱墨字号相同，于上明白填写，以凭查考。河泊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门，鱼课仍于各该府州县带管，或归并附近河泊所，岁办不缺。

（《大明会典》卷三六）

洪武十八年（1385年），令各处鱼课皆折收金银钱钞……宣德七年（1432年），令湖广、广西、浙江鱼课办纳银者，每银一两折钞一百贯。

（《大明会典》卷三六）

鱼课数，弘治十五年（1502年）课钞三百一十七万五千三百七十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课钞三百一十七万七千一百一十贯。

（《大明会典》卷三六）

万历时鱼课简表

市舶司

明初，设市舶司于上海黄渡，有提举司司其事。后改设于宁波、泉州、广州。成化以后，广州对外贸易最盛，独以太监领之。嘉靖时有海禁，然独不及广州。市舶皆行抽分之制，故广州有十三行之设，以销行外货，直至道光海通时为止。

明初，东有马市，西有茶市，皆以驭边，省戍守费。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太祖祖训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不许兴兵致伐。然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故立三市舶司，设提举官。”

（傅维鳞《明书》卷八三《食货志三》）

洪武初，设市舶司于太仓黄渡。寻改于浙江、福建、广东设三市舶司。三年（1370年）二月，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命军卫有司封籍其数，送赴京师……寻复设市舶司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初，以太仓为六国马头。旋以近京师，恐生他变，遂徙之宁波诸处，而以按察司主其事。旋改提举。

（傅维鳞《明书》卷八三《食货志三》）

琉球、占城诸国……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明律曰：“凡泛海客商舶船到岸，将货物尽实报官抽分，不得停搨沿港土商、牙侩之家。违者有罪。”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设交阯云南市舶司。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王圻曰：“……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

（《续文献通考》卷二六《市籴考二》）

牙税

明代牙钱，税及罗段、纸张、铁锅、颜色等行货，与清代不同。

景泰二年（1451年），令顺天府及大兴、宛平二县，俱集各行，依时估计物货价值，照旧折收钞贯……其收税则例，上等罗段每疋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二十五贯，中等罗段每疋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十五贯，下等罗段每疋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十贯。上等纱绫锦每疋，青红纸每一千张，篦子每一千个，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六贯七百文。中等纱绫锦每疋，细羊羔皮袄每领，黄牛真皮每张，扇骨每一千把，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五贯。青三梭布每疋，红油纸每八千张，冥衣纸每四千张，铁锅每套四口，藤黄每斤，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四贯……其余估计未尽物货，俱照价直相等则例收纳。其进塌房钞并抽分布疋及按月该纳房钞，俱为免除。

（《大明会典》卷三五）

税监

万历中有税监之设，旋复停止。然崇文门之税，始终为太监管之，收入皆归皇室。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始命中官榷税通州。是后各省皆设税使，群臣屡谏不听。

（《续文献通考》卷一八《征榷考一》）

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1598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高寀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邱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于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资。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户部尚书赵世卿……言：“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征本折约三十二万五千余两，万历二十五年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额也。乃二十七年以后，历岁减缩。至二十九年，总解二十六万六千余两。究厥所由，则以税使苛敛，商至者少，连年税使所供，即此各关不足之数也。”疏入不省……九门税尤苛，举子皆不免，甚至击杀觐吏。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乙　清之征榷

清代商税，多沿明制而屡增其额。海关厘金为新制，蔚为国课大宗。

清兴，首除烦苛，设关处所，多依明制。自海禁开，常关外始建洋关，而厘局之设，洋药之征，亦相继而起，三者皆前代所无……至印花税、烟酒加征，均试行旋罢。

（《清史稿•食货志六》）

常关

常关有属于户部者，为崇文门、左翼、右翼、坐粮厅、淮安、浒墅、扬州、芜湖、西新、凤阳、江海、天津、临清、九江、赣关、北新、浙海、闽海、太平、粤海、山海、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等二十四处。属于工部者，为龙江、芜湖、宿迁、临清砖版闸、南新等五处。海通以前，海关亦在常关之列。

康熙元年（1662年），移设河西务于天津，更名天津关。更定各关兼差满汉官笔帖式各一，由六部咨送轮掣。停蒙古汉军差，其张家、杀虎二口，专差满蒙官。

（《清史稿•食货志六》）

康熙五年（1666年），命各关税均交地方官管理……惟两翼、张家口、杀虎口如故，只差户部司员。

（《清史稿•食货志六》）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始开江、浙、闽、广海禁，于云山、宁波、漳州、澳门设四海关，关设监督，满汉各一笔帖式，期年而代。定海税则例，免海口内桥津地方抽税。

（《清史稿•食货志六》）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增定浙闽二海关税则。寻又申禁洋船不准收泊浙海，有驶至者，仍令回粤贸易纳税。

（《清史稿•食货志六》）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定外番商货至回部贸易者三十抽一，皮货二十抽一。回商往外番贸易二十抽一，皮货十之一。其牲畜货物不及抽分之数，视所值折算。

（《清史稿•食货志六》）

嘉庆四年各关赢余额简表

嘉庆九年（1804年），复增定各关赢余额数，浙海四万四千，西新三万三千，九江三十六万七千，浒墅二十五万，淮安十三万一千……道光十年（1830年），定各关盈余银以六成为额内，四成为额外，核其溢额、绌额，分别功过例。

（《清史稿•食货志六》）

光绪十七年（1891年），岁入……常税二百五十五万八千四百一十两。

（《清史稿•食货志六》）

洋关

南埠初只五口，后侵略者随时增索，亦有自行开埠者，商埠之设，几遍内地。各关监督多由实缺道员兼任，唯闽海由福州将军兼之，粤海由内务府派充。关税出入口税，初俱定值百抽五，子口则纳半税。数十年间，物价屡涨，而税则如故。关税征收，由外籍税务司司之，英人赫德为总税务司。自后唯英人得当此任，以担保借款赔款之故。税款支拨，皆由总税司掌管，中央所设税务处，竟不能过问。

洋关之设，自五口通商始。前此虽有洋商来粤贸易，惟遵章向常关纳税而已。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秋，英人要求通商口岸，允于沿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开埠通商。明年（1843年），定洋货税则值百征五……洋货进口，按则输纳后，由华商运入内地，所过税关，只照估价若干，每两加税不过某分。

（《清史稿•食货志六》）

咸丰八年（1858年），复定英约……一，子口税按值百抽二五。如愿一次输纳，洋货在进口土货在经过第一关纳税给票后，他口不再征。

（《清史稿•食货志六》）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定长江及各口通商章程。洋货入江于上海纳正税及子口税，土货出口纳出口税。复进口时，完一正税准扣二成，若完半税不扣二成，再入内地仍照纳税厘。

（《清史稿•食货志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先是，商约大臣盛宣怀、聂缉椝等言：“税务司赫德筹拟洋货进口税，援照洋药税厘并征之法，核估时值。按正税子口税七二五统加厘金一倍，为值百抽十五，由海关并征，以免各处厘局留难纷杂，货可畅销，洋商或可允从。并拟出口土货向完半税者，改完厘金，以抵洋货厘捐，改归海关并征之数，于各省厘金亦无所损……”至是，始与英定裁厘加税之约。一，约款照行时，中国允除现有各常关外，向设各厘卡及抽类似厘捐之关概行裁撤。一，英允于进口洋货增至切实值百抽五，加一额外倍半之税，以抵撤厘金子口税及各项税捐。至土货出口税总数，不得逾值百抽七五之数……寻与美、日、大西洋各国均定此约，卒以事费调查，迄未能实行也。

（《清史稿•食货志六》）

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裁撤台南、淡水、汉城各关外，为关二十七。宣统三年（1911年），续增南宁、梧州、三水、岳州、福海、吴淞、金陵、胶海、腾越、江门、安东、大东沟、大连、滨江、满洲里、绥芬河、爱芬、三姓、珲春、延吉等，为关四十七。

（《清史稿•食货志六》）

凡华洋轮船货税经征之关二十有七。常关兼收者，直隶津海关、山海关，山东东海关，江苏江海关、镇江关，安徽芜湖关，江西九江关，福建闽海关，浙江浙海关，广东粤海关，及所属潮州、琼州、北海等关。设关专收者，江苏苏州关，浙江瓯海关、杭州关，湖北江汉关、宜昌关、沙市关，四川重庆关，广西镇南关、梧州关，云南蒙自关、思茅关，甘肃嘉峪关，广东九龙关、拱北关。

（《大清会典》卷二三）

先是，土药各税列入进口。同治十二年（1873年），始列专款，合计洋关岁征各税咸丰末年只四百九十余万。同治末年，增至千一百四十余万。光绪十三年（1887年），兼征洋药厘金，增为二千五十余万。三十四年（1908年），增至三千二百九十余万。宣统末年，都三千六百十七万有奇，为岁入大宗云。

（《清史稿•食货志六》）

宣统四年预算岁入关税简表

*附注本表据宣统四年《全国岁入岁出总预算表》而作，凡洋关皆有税务司，分海关常关两种。此表所列非洋关者以*别之。凡《史稿》所列洋关为此表所无者，为潮州、琼州、北海、九龙、拱北、梧州、三水、福海、吴淞、江门、大东沟、滨江、满洲里、绥芬河、爱芬、三姓、延吉十七关。

厘金

厘金，咸丰初雷以纳钱江之议，行之扬州，商货每百钱抽一钱。故谓之厘金。郭嵩焘行之湖南，为曾军的饷，本定军事告终，即行停止。后各省通设厘金，至清亡不改。且有盐厘、肉厘、米谷厘、棉布税厘等。虽只抽一厘甚轻，然遇卡即须上纳，一厘成为数分矣。清季议加关税，外人坚持必须裁厘，致关税无从增加也。

咸丰初年，江宁布政使雷以主江南饷事。遂擢副都御史，开府邵伯埭。采归安诸生钱江之议，行厘捐，每百文抽一文，此为厘金作俑之始。所取廉，所入巨，是以商贾不病，兵气遂扬。曾胡踵之，事平不去，且增至每百抽三文。江浙二省，岁抽各约三四百万，可不谓之巨款耶。其后卡若栉比，法若凝脂，一局多卡，一卡多人，只鸡尺布，并计起捐……商民以什输，公家所入三四而已，其六七皆官私所耗费而鱼肉之。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九《征榷考》）

厘金抽捐，创始扬州一隅，后遂推行全国。咸丰三年（1853年），刑部右侍郎雷以治军扬州，始于仙女庙等镇创办厘捐。是年苏常叠陷，丁漕无收，乃设厘局于上海，借资接济。又设江北厘捐，归大营粮台经理。五年（1855年），江西设六十五局卡，湖北设四百八十余局卡，湖南亦设城内外总分各局。江苏扬、常、镇各府属添设小河口、普安、新港、三江营、荷花池五局……六年（1856年），盛京抽收商货及粮石捐，值百抽一。吉林亦如之，乌鲁木齐之吐番亦抽收棉花厘金。七年（1857年），设湖北厘金总局。八年（1858年），定豫省厘捐……是年，福建、广西均设局卡，抽收货厘。九年（1859年），登、莱、青三府属海口设局抽厘。山西设筹饷局，收行商药税及百货厘捐于各隘口，设七总卡及各分卡。十年（1860年），以张家口办理厘金不善，激成事变……两江总督曾国藩，以湘军援鄂，请于长沙设东征局……凡货物皆于本省厘金外，加抽半厘，允之……十一年（1861年）……安徽抽收厘金，设立正卡……并设分卡、分巡五十九。贵州亦设货厘局于川楚邻近之区。

（《清史稿•食货志六》）

同治三年（1864年）……浙江定百货厘捐值百抽九，浙东两起两验，间卡抽收：货值千文，起卡抽三十，验卡减半，捐足两起两验，不重征。浙西则一起一验，由第一卡并征，余皆验放。

（《清史稿•食货志六》）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我国厘金不能知其确数，惟西人皆以为多于关税。然考历年报告，则所入不过千三百余万两，当关税三分之一。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五○《征榷考二二》）

宣统四年预算岁入厘金简表

洋药厘税并征

讳鸦片之名而称洋药，行销内地，例收厘金。外人屡以责难，用与议定厘税并征，每百斤由海关收银一百十两，本为海军经费，竟为海关扣抵他债，后又增为二百五十两，以后洋药输入渐少矣。

鸦片输入中国，其初概称药材……乾隆中，海关则例仍附药材入口，每担税银三两，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顾其时输额岁不过二百箱，都以葡人主贩。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五一《征榷考二三》）

咸丰七年（1857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始有军需紧要、暂时从权、量予抽捐之请，朝旨允行。八年（1858年），与法定约，向来洋药不准通商，现稍宽其禁，听商贸易。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只在口销售，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准华商运往内地，法商不得护送。嗣与各国定约皆如之。

（《清史稿•食货志六》）

咸丰九年（1859年）……云贵总督张亮基言：“滇省向无洋药。”上命先将所产土药分别征收税厘，不得以洋药混土药。

（《清史稿•食货志六》）

光绪七年（188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言：“洋药既难骤禁，只可先加税厘，烟价增则吸者渐减，未始非徐禁示罚之意……查洋药由印度先到香港，然后分运各口。奸商即于该港私相授受……加捐易办，偷漏难防。拟于洋药每百斤正税三十两外，加征八十两，统计厘税百一十两。土药不论价之高下，每百斤征四十两。”帝用其议。又以洋药来自英商，命出使大臣曾纪泽与英确商。至九年（1883年），始如前议定约，并在进口时输纳……十三年（1987年），与葡定议在澳门协助中国征收运往各口之洋药税厘，一如英香港办法。

（《清史稿•食货志六》）

宣统三年（1911年），度支部奏言：“……洋药进口已与英定约，税厘并征，每百斤增收二百五十两。土药亦须同时比例加税。查土药价值不及洋药三分之二，以征为禁，税则无妨略重。即照洋药税推算，定土药百斤加征二百三十两。凡未禁运及本产本销地方，即按新章征收。”从之。

（《清史稿•食货志六》）

牙税

清代牙行有牙帖，由布政司颁行，例有定额，不得擅增。于是有帖者得长子孙，或以转租同行。瓜果菜蔬例禁牙行，而京师有之。

凡官牙定之以额，择其人输税领帖，以充牙行，民间懋迁有无，评物价以助市政。若瓜果菜蔬日用之物，私立牙行名色者，禁之。屡禁州县于定额之外私添牙帖，及胥役冒充为民害。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六《纪杂税》）

雍正十一年（1733年），饬令各省额设牙帖……俱由藩司衙门颁发，不许州县滥给……近闻各省牙帖岁有增添……嗣后，止将额内退帖顶补之处，查明换给。再有新开集场应设牙行者，酌定名数给发，亦报部存案。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五年（1740年），议定清厘牙行之例：“向例每行认充经纪，取具同行互保一人，出具殷实良民甘结，该管官加结送司，给帖充应。互结虽有殷实字样，而互保之责成，未经议及。今定铺家拖累商人者，将本牙行帖追缴，勒限清还，仍行给与。倘逾限不完，将互保之人一并更换。牙行惟图用钱，任铺户坑骗客商者，除逾限不完，将牙行革退外，仍将铺户责限追比。其不足之项，令牙行赔补。牙行侵吞客账者，除逾期不完，将本行互保一体斥革外，仍将本牙责限追比。其不足之项，令互保摊赔。其追比之限期，案欠数之多寡酌定。至于以后客之货，挪补前客之欠；移弱客之货，代偿强客之欠，该互保先举首，免其治罪，容隐者责令分赔。牙行伙计人等，侵吞客账，总照牙行侵吞之例，追帖赔补。又……议，各省衙门胥役，现在更名捏姓兼充牙行者，令地方官严查确实，即行追帖，勒令歇业。并将胥役充补牙行之处，永行严禁。倘不法胥役，仍敢更名捏姓兼充牙行，应照更名重役例治罪。侵食客货贻累商人者，发附近充军，该管官照例议处，载入则例遵行。”从之。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六年（1741年），革除牙行积弊。户部覆准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称：“……各省贸易集场及零星口岸，于额设牙行之外，竟复有集主、包头、揽头名色，朋比攘据，任意勒索，实为商民之累……应行令各省督抚，转饬各该地方官，严查禁革……” 从之。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定湖广汉口等镇牙行税额。湖广总督苏昌议覆湖北布政使公泰条奏：“牙行所完牙税，皆有上中下三等之殊。江西牙税上则纳银三两，中则纳银二两，下则纳银一两。湖北四通八达，汉口一镇，更为九省通衢，商贾辐辏，不减江浙等省……请将汉口草市、沙市、樊城、岳家口等处牙行，按照上中下则，上行完税银二两，中行完税银一两，下行完税银五钱。其余僻邑村镇，上行完税银一两，中行完税银五钱，下行完税银三钱……”从之。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在京各项经纪，多寡不齐，一牙一帖，统计额缺八百九十一名，征输税银一千五百三十一两，例由顺天府通判管理。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一《征榷考六》）

牙税额简表

牲税

牲税多归知府兼管，所入甚丰，而报解则甚少。

顺治二年（1645年），定凡贸易牲畜，按价值每两纳银三分。

（《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五）

乾隆六十年（1795年），覆准吉林伯都讷所属孤榆树地方，设税务售卖牲畜等税，每年征收银三十二两，作为定额……又议准，孤榆树地方，收征马畜税银，以一百三十二两作为定额。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六《征榷考一八》）

嘉庆十一年（1806年），议准山西额征畜税银每年四千六百两七钱有奇，大同县加征畜税银四十九两九钱有奇。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六《征榷考一八》）

光绪二年（1876年），伊犁牲畜税无定额，约岁征银四千六七百两。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七《征榷考一九》）

牲畜税额简表

3.币制

甲　银

明初用钞而禁金银，惟定金、银、钱、钞、粮米五者比价。未几，钞渐不行。中叶以后，对外贸易骤兴，白银大量输入，而民间始普遍使银，金银比价，由四增而为十。万历之世，所收田赋全部折银，遂为银钱并用之制。

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原注，是年采纳巳六万七千一百八十两）。乃仓粮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一《银》）

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请令该部会议…… 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 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濙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汇，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原注：每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远近称便。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一《银》）

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银钱，大者七钱五分，夷名“黄币崎”。次三钱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钱八分，名“罗料厘”。小者九分，名“黄料厘”。俱自佛郎机携来。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东洋吕宋，地无他产，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

（《东西洋考》卷七）

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三）

其曰番钱者则银也，来自海舶，上有文如城堞，或有若鸟兽人物形者，泉漳通用之。闻往时闽中巨室，皆擅海舶之利……每一舶至，则钱货充牣。

（王沄《漫游纪略》卷一《闽游纪•物产》）

清代沿明之旧，仍银钱并行。

我朝银钱兼权，实为上下通行之币……（顺治三年）又更定钱直，户部议定：制钱行使，原系每七文准一分，钱价既重，小民交易不便。应改为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三《钱币考一》）

雍正二年……又禁直省收纳钱粮银匠估色之弊。刑部尚书励廷仪奏言：“……臣等谨按直省解银，由布政使起解者曰地丁银，由运使起解者曰盐课银，由粮道起解者曰漕项银，由关监督起解者曰关税银。皆必倾熔成锭，然后起解。其解银之具曰鞘，每银一千两为一鞘……《金史•食货志》载：旧例，银每锭五十两……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此今日以重五十两者为元宝，重十两或五两三两者为中锭所由始也。元至元三年，以银五十两铸为锭，文以元宝……又有扬州元宝、辽阳元宝等名色，此元宝命名之始。盖古者多以元宝之名铸于钱面，自元以后，银始蒙钱文元宝之称，于是钱面始专铸通宝矣。”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五《钱币考三》）

（乾隆）十三年……以京师钱价昂，银一两仅易八百文……上谕廷臣曰：“……物之定直，以银不以钱，而官民乃皆便钱不便银。趋利之徒，以使低昂为得计……嗣是宜重银。凡直省官修工程，民间总直货物皆以银。”

（《清史稿•食货志五》）

清代洋钱输入愈多。乾隆时，已通行于东南沿江沿海之地，粤中无论矣。

道光间……华洋互市，以货易银，番船冒禁，岁漏出以千万计……而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各种番银，亦潛输内地以规利，自闽广通行至黄河以南。而洋商复挟至各省海口，阳置货而阴市银，至洋银日多，而纹银日少而贵。上患之，命粤督申严禁约，然所禁不及洋银。仿铸之广板、福板、杭板、吴庄、行庄，耗华银如故……十七年，诏沿江沿海督抚、海关监管，饬属严稽偷漏……而海内银卒耗竭，每两易钱常至二千。

（《清史稿•食货志五》）

洋钱，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此四种来自外洋；曰北流锭，曰镪，此二种出自近省，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米时哥。又有鬼头之名，来自红毛，亦谓之公头。夷国法，嗣王立，则肖其像于银面。史记所谓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转效嗣王面是也。福公康安节制两粤，爵嘉勇公，有司以公头之名，犯公爵，禁之，令民间呼为番面钱。以画像如佛，故又号佛番。南、韶、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粤中用钱，千敲百凿，率皆烂板。其发江浙者，曰出舱光板，无一椠痕。每圆以广平称之，足重七钱二分。以寻常通用烂钱易之，每圆加二三分、四五分不等。仁和周南卿茂才，咏洋钱句云：“一种假情留半面，十分难事仗圆光。”写得不黏不脱。

（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三《洋钱》）

光绪十四年，张之洞始于广东铸造银币。后各省仿造，竞以余利为筹款之法，成色亦参差不一。

初，洋商群集粤东，西班牙、英吉利银钱大输入。总督林则徐谋自铸，图抵制，以不适用而罢。嗣是墨西哥、日本以国币相灌输。光绪十四年，张之洞督粤，始用机器如式试铸。李瀚章继任，续成之。文曰：“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广东省造。”幕纹龙。并铸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四种小银圆。中国自行银钱自此始，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以次开铸。寻以广东、湖北、江西所铸最称便用，许以应解京饷，拨充铸本。直省未开铸者，饬从附铸……七省所铸，规模成色苦参差，不利通行。会造币总厂成，拟撤其三，而留江南、直隶、广东为分厂。初铸准重墨圆，议者颇非之，之洞始于湖北试行一两银币。户部亦以中国立算，夙准两钱分厘，因定主币为库平一两，而以五钱、一钱小银币暨铜圆、制钱辅助之，令总分厂如式造行。

（《清史稿•食货志五》）

光绪末，以币制不一，议改用金本位，以抵制镑亏。议久不定。宣统初，乃改两为元，铸大清银币，自圆迄角，以十递进。

宣统二年（1910年），上谕：“……中国国币单位，著即定名曰圆。暂就银为本位，以一圆为主币，重库平七钱二分，另以五角、二角五分及一角三种银币。又五分镍币，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铜币，为辅币。圆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不得任意低昂。著度支部一面责成造币厂，迅即按照所拟各项重量、成色、花纹，铸造新币，积有成数，次第施行。所有赋税课厘，必用制币交纳。放款亦然。”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二四《钱币考六》）

乙　钱

明初使用大钱，民间不便，乃铸小钱。自嘉靖以后，铸钱始多而精，谓之黄钱，每银一两，通常易黄钱七百文。

太祖实录：岁辛丑（1361年）二月，置宝源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之钱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钱，通行不废。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一《钱法之变》）

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大钱为小钱。初，宝源局钱铸京字于背，后多不铸。民间无京字者不行，故改铸小钱以便之。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在京外铸钱制……各处炉座钱数：北平二十一座，每岁铸钱一千二百八十三万四百文。广西十五座半，每岁铸九百三万九千六百文。陕西三十九座半，每岁铸钱二千三百三万六千四百文。广东一十九座半，每岁铸钱一千一百三十七万二千四百文。四川一十座，每岁铸钱五百八十三万二千文。山东二十二座半，每岁铸钱一千二百一十二万二千文。山西四十座，每岁铸钱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岁铸钱一千三百一十二万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岁铸钱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岁铸钱六千七百六万八千文……惟不开云、贵、湖广、福建四处。至弘治十六年，始照浙江等处定例，俱行开铸。

（《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

明初，铸洪武钱。成祖九年，铸永乐钱。宣德九年，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以后，铸弘治钱。至世宗嘉靖六年，大铸嘉靖钱。每文重一钱三分，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曰：明初，钱法专属工部宝源局，虞衡司员外郎监督其事。至天启二年，始增设户部宝泉局，以右侍郎督理之，名钱法堂，加炉铸造，以济军兴。其政属于户部，而工部之所铸微矣。

（《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

崇祯中，私铸之禁不严。且许各镇自铸，钱式不一，滥恶已甚。每银至易五六千文，物价不定，生计维艰。亦当时致乱之一端。

傅维鳞《明书•食货志》曰：“崇祯中，内帑大竭，命各镇有兵马处皆开铸，以资军饷。而钱式不一，盗铸孔繁。末年，每银一两，易钱五六千文。钱有煞儿、大眼贼、短命官诸号……臣等谨按，启、祯时滥恶伪钱，尚有宽边、大版、金灯、胖头、歪脖、尖脚等号。”

（《续文献通考》卷一一《钱币考》）

清初入关，惩于明季钱式滥恶，改铸新朝之钱，务极厚重。民间尊贵明代旧钱，而新铸者反贬折以行。乃禁明钱，新钱始得通行。

太祖初，铸天命通宝钱，别以满汉文为二品，满文为一品，钱质较汉文一品为大。天聪因之。世祖定鼎燕京，大开铸局，始定一品，于户部置宝泉局，工部置宝源局。顺治通宝钱定制，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搭配鼓铸。钱千为串，万二千串为一卯，年铸三十卯。每钱重一钱，二年，增重二分。定钱七枚准银一分，旧钱倍之。民间颇病钱贵，已更定十枚准一分。各省镇遵式开铸。

（《清史稿•食货志五》）

乾隆中，始铸青铜钱，谓之青钱，与黄钱并行。道光以后，钱制始粗，银价骤贵。

乾隆五年（1740年），定改铸青钱。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言：“钱价之贵，实由私毁……访之旧时炉匠，咸云：配合铜铅，加入黑锡，即成青钱。设有销毁，但可改造乐器，难作小件，民间无利可图。”随令户部试铸，每红铜五十斤，配合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再加点锡二斤，共为百斤，即铸成青钱。以所铸钱复投炉内熔成铜斤，锤击即碎，不能打造器皿。犹恐不肖奸民将铅锡提出，取铜获利，复用接红铜炉座镕试，每大钱四串，加火耗银一两有奇，分得红铜五斤八两，止值铜价银一两六钱。较之原用工本，亏折甚多……嗣后户工二局，应照式铸造青钱，与见在黄钱相兼行使……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六《钱币考》）

乾隆时，于新疆、西藏，铸造小银币通行，永用乾隆年号。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回部平，颁式于叶尔羌，铸乾隆通宝，枚重二钱。幕铸叶尔羌名，左满文，右回文，用红铜并毁旧普尔钱充铸。越二年，阿克苏请铸如叶尔羌例。复允西藏开铸银钱，重一钱与五分二种，文曰乾隆宝藏，幕用唐古忒字，边郭识年份。以上二类钱，第行之回藏，内地不用。

（《清史稿•食货志五》）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令回部铸钱，永用乾隆年号。

（《清史稿•食货志五》）

咸丰中，以财政困竭，钱不敷用，铸用大钱，流弊无穷。至光绪中，始尽废。

文宗即位，四川学政何绍基力请行大钱，以复古救时……大钱当千至当十，凡五等，重自二两递减至四钱四分。当千、当五百，净铜铸造，色紫。当百、当五十、当十，铜铅配铸，色黄。百以上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幕满文局名。四年，以乏铜，兼铸当五铁钱及制钱。已而更铸铅制钱……大钱当千、当五百，以折当过重，最先废。当百、当五十继废。铁钱以私票梗之，而亦废，乃专行当十钱。盗铸丛起，死罪日报而不为止。钱亦渐恶，杂私铸中，不复辨。

（《清史稿•食货志五》）

清季，始仿外洋铸造当十铜币，物价因之提高，而制钱尽由洋商收买销毁。后以铜输入，获倍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京师以制钱少，行当十钱如故。三十二年（1906年），铸铜币，当十钱民不乐用，于是创铸银铜圆……铜圆铸始闽广，江苏继之……总厂拟铸之币凡三品，曰金、曰银、曰铜。最先铸铜币，自当制钱二十降至当二，自重四钱降而四分，凡四种，文视直省小异大同，直省曰光绪元宝。总厂初同直省，嗣定曰大清铜币，皆识某所造，幕皆龙文，紫铜铸。直省间亦用黄铜。

（《清史稿•食货志五》）

丙　钞

有明一代，皆用洪武宝钞，钞多钱少，值不相侔。洪武季年，钞即不行，虽许纳商税，仍须贬值，一贯只值三厘。刑律论赃，犹以钞计不改，最为可笑。崇祯中，复议行钞，且欲用铜钞，终不能行。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潞掌户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考之实录，二十七年（1394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1397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1402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一《钞》）

洪武四年（1371年）……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七年（1374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横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惠帝建文四年十一月（明成祖已即位，称洪武三十五年）……户部尚书夏原吉言：“钞板岁久，篆文销乏，且皆洪武年号。明年改元永乐，宜并更之。”帝曰：“板当易则易，不必改为永乐。朕遵太祖成宪，虽永用洪武可也。”自后终明世，皆用洪武年号。

（《续文献通考》卷一○《钱币考》）

民卒轻钞。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嘉靖四年（1525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

清初，军费不支，又行钞贯之制。未几即停。

顺治八年（1651年），行钞贯之制。是年始造钞一十二万八千一百七十二贯有奇，自后岁以为额。至十八年，即行停止。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三《钱币考》）

咸丰军兴，钞与大钱并行，钞尤沮滞。

咸丰二年（1852年）……是时银亏钱匮，重而军需、河饷，糜帑二千数百万，筹国计者率以行官票请。次年，命户部集议。惠亲王等请饬部制造钱钞，与银票相辅并行。票钞制以皮纸，额题“户部官票”，左满右汉，皆双行；中标二两平足色银若干两，下曰“户部奏行官票。凡愿将官票兑换银钱者，与银一律。并准按部定章程，搭交官项。伪造者依律治罪。”边文龙，钞额题“大清宝钞”，汉字平列，中标准足制钱若干文。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边文如票……伪造钞票斩监候。

（《清史稿•食货志五》）

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放五成，以款多抵拨，既艰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得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其后京师以官号七折钱发钞，直益低落，至减发亦穷应付，钞遂不能行矣。

（《清史稿•食货志五》）

清季，外国银行自由发行纸币，自设大清银行。始仿制银券，民间终信银不信券，故券之发行不多。

4.茶法

甲　明代茶法

明代茶法有引，茶与引离者为私茶，其禁至严。官吏贩茶者尤严，出境者死罪。

初，太祖令商人于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给之……后又定，茶引一道输钱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纳钞，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较称，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明有官茶，以易青海、西藏之马，名曰茶马。

洪武四年（1371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一，以易番马。”从之。于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碉门、永宁、筠连所产茶，名曰剪力、粗叶，惟西番用之……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言：“宜别立茶局，征其税。易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资国用……”于是永宁、成都、筠、连皆设茶局矣。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洪武十六年（1383年）八月，定永宁以茶易马之价。先是，河州茶马司定例，凡上马一匹，给茶四十斤；中三十斤，下二十斤。至是，命永宁如河州之例。至十七年五月，又定乌撒、乌蒙、东川、芒部马一匹，给茶一百斤。

（《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征榷考五》）

初制，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岩州卫入黎州，始达茶马司。定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于碉门茶课司给之。番商往返迂远，而给茶太多。岩州卫以为言，请置茶马司于岩州，而改贮碉门茶于其地，且验马高下以为茶数。诏茶马司仍旧，而定上马一匹给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驹五十斤。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运茶五十余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乙　清代茶法

清沿明制，仍用茶引。四川之茶，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

我国产茶之地，惟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四川、两湖、云贵为最。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纳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籍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茶园户经纪者。户部宝泉局铸刷引由，备书例款，直省预期请领，年办年销。茶百斤为一引，不及百斤谓之畸零，另给护帖。行过残引皆缴部。

（《清史稿•食货志五》）

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与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

（《清史稿•食货志五》）

顺治……元年，定与西番易马。每茶一篦重十斤，上马给茶篦十二，中马给九，下马给七。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司茶之官，初沿明制，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寻改差部员。又令甘肃巡抚兼辖，后归总督管理。四川设盐茶道，江西设茶引批验大使，隶江宁府。

（《清史稿•食货志五》）

陕甘发西宁、甘州、庄浪三茶司……每引纳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每百斤为十篦，每篦为二封，共征本色茶十六万六千四百八十篦。改折之年，每封征折银三钱，其原不交茶者，则征价银共五千七百三十两有奇。亦有不设引，止于本地行销者，由各园户纳课，共征银五百三十两有奇。四川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三道，其行销打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行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皆纳课税，共课银万四千三百四十两，税银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两各有奇。

（《清史稿•食货志五》）

5.盐法

甲　明代盐法

明代盐有专官，两淮、两浙且以御史巡盐。盐之行销，有引有岸，盐商由此而兴，盖由商认税也。

太祖初起，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贩鬻，二十取一，以资军饷……丙午岁，始置两淮盐官；吴元年，置两浙。洪武初，诸产盐地次第设官。都转运盐使六，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山东，曰福建，曰河东。盐课提举司七，曰广东，曰海北，曰四川，曰云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白盐井、安宁盐井、五井。又陕西灵州盐课司一。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两淮所辖分司三，曰泰州、淮安、通州。通州批验所二，曰仪真、淮安。盐场三十……各盐课司一……洪武时，两淮岁办大引盐三十五万三千余引。孝宗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神宗万历时同（每引四百斤为大引，二百斤为小引）。其盐行直隶之应天、宁国、太平、扬州、凤阳、庐州、安庆、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广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宁、南阳三府及陈州。至英宗正统二年，贵州亦食淮盐。宪宗成化十八年，湖广、衡州、永州改行海北盐。武宗正德二年，江西赣州、南安、吉安改行广东盐……两浙所辖分司四，曰嘉兴、松江、宁绍、温台；批验所四，曰杭州、绍兴、嘉兴、温州；盐场三十五……各盐课司一……洪武时，两浙岁办大引盐二十二万四百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同。其盐行浙江及直隶之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五府及广德州，江西之广信府……长芦所辖分司二，曰沧州、青州；批验所二，曰长芦、小直沽；盐场二十三，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六万三千一百五十三引有奇。弘治时，改办小引盐一十八万八百余引。万历时同。其盐行北直隶及河南之彰德、卫辉二府……河东所辖解盐，初设东场分司于安邑。永乐时，增设西场于解州……弘治二年，增置中场分司……洪武时，岁办小引盐三十万四千斤。弘治时，增八万引。万历中，又增二十万引。其盐行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泽、沁、辽三州……穆宗隆庆中，延安改食灵州池盐。愍帝崇祯中，凤翔、汉中二府亦改食灵州盐……广东所辖盐场十四……海北所辖盐场十五……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广东岁办大引盐四万六千八百余引，海北二万七千余引。弘治时，广东如旧，海北一万九千四百余引。万历时，广东小引生盐三万二百余引，熟盐三万四千六百余引，海北小引正耗盐一万二千四百余引。盐行广州、肇庆、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盐行广东之高、雷、廉、琼四府，湖广之桂阳、郴二州，广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浔州、庆远、南宁、平乐、太平、思明、镇安十府，田、龙、泗城、奉议、利五州……山东所辖分司二，曰胶莱、滨乐；批验司一，曰泺口；盐场十九……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一十四万三千三百余引。弘治时，改办小引盐倍之。万历时，为九万六千一百余引。其盐行山东、直隶徐、邳、宿三州，河南开封府。后开封改食河东盐……福建所辖盐场七……各盐课司一。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一十万四千五百余引。弘治时，增七百余引。万历时，减一千引……其盐行境内……陕西灵州有大小盐池，又有漳县及西和盐井。洪武时，灵州岁办盐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四百余斤，漳县五十一万五千六百余斤，西和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余斤。弘治时同。万历时，三处共办一千二百五十三万七千六百余斤。其盐行陕西之巩昌、临洮二府及河州。

（《续文献通考》卷二○《征榷考三》）

四川盐井辖盐课司十七，洪武时，岁办盐一千一十二万七千余斤。弘治时，办二千一十七万六千余斤。万历中，九百八十六万一千余斤。盐行四川之成都、叙州、顺庆、保宁、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广安、雅、广元五州县……云南黑盐井辖盐课司三，白盐井、安宁盐井各辖盐课司一，五井辖盐课司七。洪武时，岁办大引盐万七千八百余引。弘治时，各井多寡不一。万历时，与洪武同。盐行境内。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松江李雯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又曰：“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也。”此论凿凿可行……余于盐法……引杜子美诗云：“蜀麻吴盐自古通。”又曰：“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又曰：“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若如今日之法，各有行盐地界，吴盐安得至蜀哉。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行盐》）

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兴，于是乎盗贼多而刑狱滋矣……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间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番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铃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行盐》）

明有开中之制，商人纳粮或马以易盐引，所以济军粮转运之艰。中叶以后，此制遂废。

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充矣。”从之。此中盐之法所自始。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行盐》）

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洪武）四年（1371年），定中盐例，输米……诸仓，计道里近远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编置勘合及底簿，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书所纳粮及应支盐数，赍赴各转运提举司。转运诸司亦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则如数给与。鬻盐有定所，刊诸铜版。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开中解盐与海盐异。海盐非一所，此不足则取之彼，可以通融辏补。解盐惟一池，不幸而岁多霖雨，风不自南，则岁不及额矣。窃闻近年以来，商贾中纳解盐之法，已逾十岁额，守支待次至十数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纳，患其折阅，多不肯应。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八）

宣德元年（1426年）……户部尚书郭敦言：“……洪武中，中盐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虚冒。请按引给钞十锭。”帝从之，而命倍给其钞。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正统三年（1438年），宁夏总兵官史昭……奏请纳马中盐，上马一匹与盐百引，次马八十引……中马之始，验马乃掣盐。既而纳银于官以市马，银入布政司，宗禄、屯粮、修边、振济，展转支销，银尽而马不至，而边储亦自此告匮矣。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明代盐之产销，其数略可寻求，岁课四百余万。两淮占其半额，扬州盐商之盛，他处不能比。自嘉靖迄乾隆之末，扬州繁华，亘二百余年，与世风日趋奢侈，至有关系。

两淮……所输边，甘肃、延绥、宁夏、宣府、大同、辽东、固原、山西、神池诸堡，上供光禄寺神宫盐、内官盐，岁入太仓余盐银六十万两。两浙……所输边，甘肃、延绥、宁夏、固原、山西、神池诸堡，岁入太仓余盐银十四万两……河间长芦……所输边，宣府、大同、蓟州，上供郊庙百神祭祀、内府羞膳及给百官有司，岁入太仓余盐银十二万两。山东……所输边，辽东及山西、神池诸堡，岁入太仓余盐银五万两。福建……岁入太仓银二万二千余两。河东……岁入太仓银四千余两，给宣府镇及大同代府禄粮，抵补山西民粮银共十九万两有奇。陕西灵州……岁解宁夏、延绥、固原饷银三万六千余两。广东……海北……岁入太仓盐课银万一千余两。四川……岁解陕西镇盐课银七万一千余两。云南……岁入太仓盐课银三万五千余两。

（《明史》卷八○《食货志四》）

两淮盐课几二百万，可当漕运米直全数。天下各盐运，两淮课居其半，两浙次之，长芦次之。福建无巡御，以行无远地。河东场无运官，以出有专所，广场兼之，故巡运俱无。清理盐法都台止一员，统治长芦、淮、浙。两淮引盐开中七十万五千二百引，又折色银一千八百三十两。长芦开中八万八百引，折布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匹。河东开中四十二万引，山东开中八万三千一百引，折色银九百两，折布四万六千六十匹。两浙卖银六万四千三百四十二两。福建卖银一万二千二百余两，折米五千八百石。四川开中一十万六千八百引；盐井卫、龙州司、雅州所，折米二千四百石，每百二十斤折米麦一石。云南开中五万三千引，折银五千两。广东折银二万五千二百两，海北折银三千二百两，灵州开中五万九千四百引，西和漳县折银一千六百二十两。

（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六《户部一○•盐法》）

乙　清代盐法

清沿明制，盐岸分划，尤不近理。

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蒙古、新疆多产盐地，而内地十一区尤有裨国计。十一区者，曰长芦，曰奉天，曰山东，曰两淮，曰浙江，曰福建，曰广东，曰四川，曰云南，曰河东，曰陕甘。长芦旧有二十场，后裁为八，行销直隶、河南两省。奉天旧有二十场，后分为九。及日本据金川滩地，乃存八场。行销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山东旧有十九场，后裁为八，行销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两淮旧有三十场，后裁为二十三，行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浙江三十二场，其地分隶浙江、江苏，行销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省。福建十六场，行销福建、浙江两省。其在台湾者尚有五场，行销本府……广东二十七场，行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七省。四川盐井，产旺者凡州县二十四，行销西藏及四川、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六省。云南盐井，最著者二十六，行销本省。河东盐池分东、中、西三场，行销山西、河南、陕西三省。陕、甘盐池，最著者曰花马大池，在甘肃灵州，行销陕西、甘肃两省。

（《清史稿•食货志四》）

长芦、奉天、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之盐，出于海；四川、云南出于井；河东、陕、甘出于池。其制法，海盐有煎有晒，池盐皆晒，井盐皆煎。论质味，则海盐为佳，池盐、井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晒为佳，板晒次之，煎又次之。论成本，则晒为轻，煎之用荡草者次之，煤火又次之，本则工本愈重。此其大较也。

（《清史稿•食货志四》）

初，盐政属户部山东司。宣统二年，乃命户部尚书兼任督办盐政大臣外，遣御史巡视，后裁归总督巡抚管理。其专司曰都转运使司。无运司各省，或以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兼理。

（《清史稿•食货志四》）

行盐法有七，曰官督商销，曰官运商销，曰商运商销，曰商运民销，曰民运民销，曰官督民销。惟官督商销行之为广且久。

（《清史稿•食货志四》）

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其总揽之者曰总商，主散商纳课。后多剥削侵蚀之弊，康熙、乾隆间，革之而未能去。

（《清史稿•食货志四》）

两淮盐课最多，盐商最盛。乾隆以后，包垫挪借，赔累不堪。陶澍始创为引票兼行，为淮盐一大变革，而淮商始衰。咸、同军兴以后，擅其利者湘军，继以湘人，至清末亦衰败矣。

商人之购盐也，必请运司支单，亦曰照单，曰限单，曰皮票。持此购于场，得盐则贮之官地，奉天谓之仓，长芦谓之坨。未检查者曰生盐，已检查者为熟盐，熟盐乃可发售。

（《清史稿•食货志四》）

凡引有大引，沿于明，多者二千数百斤。小引者，就明行引，剖一为二，或至十。有正引、改引、余引、纲引、食引、陆引、水引。浙江于纲引外，又有肩引、住引。其引与票之分，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后或售与承运者，买单谓之窝单，价谓之窝价。道光十年，陶澍在两淮，以其抬价，奏请每引限给一钱二分。旋禁止。票无定域而亦有价。当道光、咸丰间，两淮每张仅银五百两，后官商竞买。逮光绪间，至万金以上。又引因引地广狭大小而定售额。票则同一行盐地，售额亦同。

（《清史稿•食货志四》）

淮南商力虽疲，然自开纲以来，尚捆运至五十余万引。淮北则止捆二万余引，较定额不及十分之一，实属疲惫已久。臣前与尚书王鼎等会议时，即经声请另行筹办。本年奏准借动带运残盐课银二十万两，将官收灶盐，督商办运。均系择其畅销之岸，先行运往，以冀早将库项收回，而滞岸仍无盐济售。民间既无官盐，不得不买向民贩。灶丁积有余盐，亦不能不卖与民贩。臣体察情形，拟将畅岸仍归商运，其余滞岸即仿照山东、浙江票引兼行之法，于海州所属之中正、板浦、临兴三场，分设行店，听小民投行购买，运往售卖。择各场要隘之地，设立税局，给以照票，注明斤数及运往何处售卖字样。凡无票及越境者，仍以私论。如此通融办理，俾灶丁、民贩皆获有生计。而所收税银，又可补正课之不足。臣……即札行运司妥议条款，酌量试行。如果行之有裨，再当渐次推广。设使行之不便，亦不难于停止。

（《陶文毅公全集》卷一三）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五月，盐政陶澍奏：“……所有淮北纲盐，共行安徽、河南两省四十一州县。内除安徽江运八州县，暨安徽、河南湖运畅岸十一州县……尚非极敝之区……一切照旧办理外，惟安徽之凤阳、怀远、凤台、灵璧、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州、盱眙、天长、玉河，河南之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二十二州县……称为极滞，久已商逋课欠，配运不前……又江苏之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沐阳八州县，系淮北食盐口岸，向因私充官滞……食商配运亦复寥寥。计滞岸二十二州县内，除天长一县……与淮南引地错杂，应仍归商运以固藩篱外，其余二十一州县，应与食岸八州县，一律变通，改行票盐，以资补救。又安东、海州两州县……亦应……改行票盐，以归画一……谨将设局收税章程……恭呈御览。”

（王安定《两淮盐法志》卷五二）

淮南每引六百斤，外加卤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装八包，每包连耗索八十六斤。鄂、湘、西三岸为大票，每票五百引；皖岸为小票，每票一百二十引，通计现额五十六万三千七百六十引，大小共一千六百九十六票。鄂岸十五万引，共三百票。湘岸十五万四千引，共三百八票。西岸十七万引，共三百四十票。皖岸八万九千七百六十引，共七百四十八票。淮南食岸，通计现额三万三千八百四十八引。淮北每引四百斤，外卤耗包索四十斤，每引分装四包，每包连索耗一百十斤。海、赣用一百斤小票，其余皆十引大票，以十引为号，通计现额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八号八百斤，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

（陈庆年《两淮盐法撰要上•票引总数》）

清代盐税，至四千余万，十倍于明。虽由生齿日繁之故，而盐斤加价，实为主要原因。

若夫岁入，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厘。盐课分二类，曰场课，曰引课。场课有滩课、灶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有边布，福建有坵折。边布者，明时灶户按丁征盐，商人纳粟于边，给盐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远，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征银三钱，是谓布盐。灶课分地丁为二，但丁不尽有地。雍正间……将丁银摊入于地征收……坵折者，盐田所纳钱粮谓之折价，程漏所纳钱粮谓之盐坵……引课有正课、包课、杂课。盐厘分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逮乎末造，加价之法兴，于是盐税所入，与田赋、国税相埒。是以顺治初，行盐百七十万引，征课银五十六万两有奇。其后统一区夏，引日加而课亦日盛。乾隆十八年，计七百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一两有奇。嘉庆五年，六百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七两有奇。道光二十七年，七百五十万二千五百七十九两有奇。光绪末，合课厘计，共二千四百万有奇。宣统三年，度支部预算，盐课岁入约四千五百万有奇。

（《清史稿•食货志四》）

6.科举

科举制度，始于隋，确定于唐，至明制度愈备，清代因之。今合述如下。

甲　考试

院试

明制。两京、浙江设学院，余设学道。清初因之，后各省尽改学院。凡童生无论已冠、未冠，试于县，再试于府。及格者得试于学院，及格者为附生，分府县学肄业，谓之入学。乡试以前，有岁考与科考。明之岁考，以六等试诸生优劣，三科不与考者，褫革衣衿，请假游学则否。廪、增、附通称“生员”，俗则称为“秀才”。县、府、院试之榜曰红案，故有案首之称。

士子未入学者，通谓之童生。当大比之年，间收一、二异敏。三场并通者，俾与诸生一体入场，谓之充场儒士。中式即为举人。不中式仍候提学官岁试，合格乃准入学。提学官在任三岁，两试诸生。先以六等试诸生优劣，谓之岁考。一等前列者视廪膳生，有缺依次充补。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皆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则廪增递降一等，附生降为青衣。六等黜革。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清之六等黜陟法，视明为繁密。中叶以后，考校极疏阔，三等以下不常有也。

考列一等，增附青社俱补廪。无廪缺，附青社补增；无增缺，青社复附，各候廪。原廪增停降者收复。二等，增补廪，附青社补增；无增缺，青社复附。停廪降增者复廪。增降附者复增，不许补廪。三等，停廪者收复，候廪丁忧起复，病痊考复。缘事辨复，增降附者许收复。青衣发社者复附，廪降增者不许复。四等，廪免责，停饩。不作缺，限读书六月送考。停降者不许限考。增附青社俱扑责。五等，廪停作缺，原停廪者降增，增降附，附降青衣，青衣发社，原发社者黜为民。六等，廪膳十年以上发社，六年以上与增十年以上者发本处充吏，余黜为民。入学未及六年者发社。

（《清史稿•选举志一》）

明代科考，在岁考之后、大比之前一年，试诸生优劣，以决其应否乡试，故又名决科。清一切从宽，生员录取遗才谓之录遗，几无有不能入试者矣。

继取一、二等为科举生员，俾应乡试，谓之科考。其充补廪增给赏，悉如岁试。其等第仍分为六，而大抵多置三等。三等不得应乡试。挞黜者仅百一，亦可谓绝无也。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清制稍详，而八旗生员独优异。

科试一、二等送乡试，帮补廪增，如岁试。大率只列三等。八旗生员给钱粮。考列四等以下停给，次届列一、二、三等给还。优等补廪增，劣等降青社，如汉生员。

（《清史稿•选举志一》）

清屡增学额、举额，所以优异士子。然一代文风较明为稍逊矣。明代生员，岁久出学挨次补贡者，曰岁贡生。由登极及庆典得贡者，曰恩贡生，皆入太学，以试得官。崇祯八年有选贡，廷试之。清增乡试副榜为副贡生，以选贡为拔贡生，六年由学试之。后改十二年，又有优贡生，三年一试，由督抚会同学政试之，得举者赴廷试，拔贡可得小京官、知县教职，优贡可得知县教职。合岁贡、恩贡，称为“五贡”，谓之正途。

乡试

乡试始于洪武三年。自后每三年逢子午、卯酉年之八月举行一次，五年两试，试之于省城。钦命典试者曰主考，分房者曰房考。登第者曰“举人”，谓之乙榜，或曰乙科。以门生礼称主考曰座主，房考曰房师。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

（《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洪武三年诏：“……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于是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广西、广东皆二十五人。才多或不及者，不拘额数。

（《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清仍明制，而额数屡增，几致倍许。时有恩科，进取之途益广。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

（《清史稿•选举志三》）

乡试解额，顺治初定额从宽，顺天、江南皆百六十余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九十余名递杀；至贵州四十名为最少。

（《清史稿•选举志三》）

会试

三年一次，试期在二月，清改三月。于乡试之次年，逢辰戌、丑未年试于京师礼部，中式者为贡士，谓之甲榜，或曰甲科。贡士名额，递有增加。明分南北中卷，清则按与试者人数，临时定额，大约一榜三百人为常。

乡试……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

（《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乡试中式举人，出给公据，官为应付廪给脚力，赴礼部印卷会试。将就乡试文字，咨缴本部照验。以乡试之次年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为三场。

（《大明会典》卷七七）

会试则太祖洪武三年定额百名，英宗正统五年奏准增额为百五十人，宪宗成化以后进士以三百名为率。其由恩请而广额者，不为定制。

（《续通志》卷一四一《选举略二》）

清制会试，亦与明同。所不同者，明会试有副榜，清则无之。

会试有副榜，大抵署教官。故令入监者，亦食其禄也……三月一考其文，与庶吉士同，颇示优异。后不复另试，则取副榜年二十五以上者授教职，年未及者或依亲或入监读书。既而不拘年齿，依亲入监者皆听。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惟清自雍正殿试后添朝考，乾隆又添五言八韵诗。嘉庆初年定令，各省举人到京，必先覆试，方能会试。若道路远阻，则会试之后，仍须覆试，此又与明特异者。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顺天解元查为仁以传递事觉而逸。帝疑新进士有代倩中式者，亲覆试畅春园，黜五人。会试覆试自是始。乾隆……五十四年，贡士单可虹覆试诗失调，讹舛不符，中卷除名。诏旨严切，谓礼闱非严行覆试，不足拔真才，惩倖进。至嘉庆初，遂著为令。道光二十三年定制，各省举人一体至京覆试，非经覆试，不许会试。以事延误，于下三科补行。除丁忧展限外，托故不到，以规避论，永停会试与赴部铨选。

（《清史稿•选举志三》）

殿试

会试之后，复有殿试，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授修撰、编修，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自唐以来，世俗极重之。余选庶吉士，属于翰林院，论资论俸。盖明代以翰林院为本衙门，大学士就任在此。故史官为储材之选，可以不出衙门而登政地，最为清贵。余授部属中、行、评、博，三甲多授推官、知县。有明极重科举，而党援亦由之而起。

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而士大夫又通以……二、三甲第一为传胪。

（《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选庶吉士者，皆为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

（《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永乐二年（1404年），既授一甲三人……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五十人，及善书者……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其后，每科所选多寡无定额……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言：“……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孝宗从其请，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其与选者谓之馆选，以翰詹官高资深者一人课之，谓之教习。三年学成，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谓之散馆。与常调官待选者，体格殊异。

（《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清代殿试，分甲授职，一如明制，唯试以四月。分甲后，复有廷试分等。殿试所试为对策，廷试试论及诗，皆不重文而重字，字贵停匀整齐，忌别体字，忌错落，违式者多后列。两试等第，可以相互平均。选庶吉士名额较多，有至百余人者。乾隆以前，须习清书，后只课诗文而已。

庶吉士之选无定额……顺治九年（1652年），以给事中高辛允言，按直省大小选庶吉士，直隶、江南、浙江各五人，江西、福建、湖广、山东、河南各四人，山西、陕西各二人，广东一人，汉军四人。另榜授满洲、蒙古修撰、编修、庶吉士九人。自是考选如例，惟满、蒙、汉军，选否无常……雍正五年（1727年），诏内阁会议简选庶常之法。寻议照雍正癸卯科例，殿试后，集诸进士保和殿考试，仍令九卿确行保举。考试用论、诏、奏议、诗四题，是为朝考之始……乾隆三年（1738年）……依省分甲第引见，临时甄别录用……嘉庆以来，每科庶常，率倍旧额，各省无不入选者矣。凡用庶吉士曰馆选，初制分习清汉书，隶内院，以学士或侍读教习之。自康熙九年（1670年），专设翰林院，历科皆以掌院学士领其事，内阁学士间亦参用。三十三年（1694年），命选讲读以下官资深学优者数人，分司训课，曰小教习。六十年（1721年），以礼部尚书陈元龙领教习事。厥后尚书、侍郎、阁学之不兼掌院事者，并得为教习大臣，满汉各一。雍正十一年（1733年），特设教习，馆颁内府经史诗文，户部月给廪饩，工部供张什物……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间有未散馆而授职编检者，或供奉内廷，或宣谕外省，或校书议叙，或召试词科，皆得免其考试。凡留馆者，迁调异他官，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

（《清史稿•选举志三》）

乙　试艺

乡、会试试艺规程，明沿唐宋之旧而稍加变通，谓之八股文，名为代圣立言，实则束缚人心。康熙初，诏废八股，改试策论。言者称其不便，未几复旧。

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皆初九日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二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后十日，复以骑、射、书、算、律五事试之。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明史》卷七○《选举志二》）

京师及各行省乡试，八月初九日试初场，又三日试第二场，又三日试第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第二场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未能者许减二道，俱三百字以上。

（《大明会典》卷七七）

清制，乡、会试三场试题，仍如明例。

顺治二年……定乡、会试三场试题之制。礼部议覆给事中龚鼎孳疏言：“故明旧制，考取举人，第一场时文七篇，二场论一篇、表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今应如科。臣请减时文二篇，用时文五篇。于论、表、判外，增用诗；去策，改用奏疏。”上不准所请，命考试仍照旧例，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诗》主朱子本义，《书》主蔡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

（《皇朝文献通考》卷四七《选举考一》）

其论科场文字格式之弊，以顾炎武之言为最切。

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后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三场》条）

清末庚子之难，改行新政，始废八股用策论。后专意办学，以进士、举人名目，奖励毕业生，而科举遂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谕：“我朝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改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乃近来风气日漓，文体日敝。若不因时变通，何以见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八七《选举考四》）

7.官制

明清两代官制，似若相沿；细一按之，多名同实异。

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其纠核则责之都察院，章奏则达之通政司，平反则参之大理寺……分大都督府为五，而征调隶于兵部。外设都、布、按三司，分隶兵、刑、钱、谷。其考核则听于府部。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

太祖肇基东土，国俗淳壹，事简职专……世祖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藩部创建，名并七卿。外台督抚，杜其纷更，著为令甲。绿营提镇以下，悉易差遣为官。旗营、御前领卫，年宿位重，意任隆密；都统、旗长，军民合治，职视专圻。驻防分翰外畿，规抚京制。西北边陲，守以重臣，绥靖蒙番，方轨都护。斯皆因俗而治得其宜已……自改内三院为内阁，台辅拱袂。迨军机设，题本废，内阁益类闲曹。六部长官数四，各无专事，甚或朝握铨衡，夕兼支计；甫主戎政，复领容台。一职数官，一官数职，曲存禀仰，建树宁论。时军机之权，独峙于其上，国家兴大兵役，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亲寄军要。吏部助之用人，户部协以巨饷，用能借此雄职，奏厥肤功。自是权复移于经略，督抚仪品，虽与相埒，然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初制内外群寮，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阙；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逮文宗兼用汉人，勋业遂著。大抵中叶以前，开疆拓宇，功多成于满人；中叶以后，拨剧整乱，功多成于汉人。

（《清史稿•职官志序》）

兹将其改革上之重要者，分述如下。

甲　中央官

明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永乐后，大学士以五品官入阁办事，遂为定制。

先是太祖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以统领众职……洪武……十三年……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九月，置四辅官……寻亦罢。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二十八年，勅谕群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成祖即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仁宗以杨士奇、杨荣东宫旧臣，升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阁职渐崇。其后士奇、荣等皆迁尚书，职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景泰中，王文始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入内阁。自后诰勅房、制勅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世宗时三殿成，改华盖为中极，谨身为建极，阁衔因之。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大学士虽无相名，实有相职。中叶以后，乃有首、次、群辅之分。

中极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凡上之达下，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下之达上，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覆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大典礼、大政事，九卿科道官会议已定，则按典制，相机宜，裁量其可否，斟酌入告……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清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初制满员一品，汉员五品。迨后始并定正一品，而以三殿、三阁为定制。

初，天聪二年，建文馆，命儒臣分直。十年，更名内三院，始亦沿承政名，后各置大学士一人。顺治元年，置满汉大学士，不备官，兼各部尚书衔。学士满洲汉军各三人，汉学士无员限……十年，置三院汉大学士各二人。十五年，更名内阁，别置翰林院官，以大学士分兼殿阁，曰中和殿、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仍兼尚书。学士亦如之。十八年，复三院旧制。康熙九年，仍别置翰林院，改三院为内阁，置满汉大学士四人。雍正九年，礼部尚书陈元龙、左都御史尹泰特授额外大学士，置协办自此始。厥后多至六人，少或一、二人。乾隆十三年，始定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员限，省中和殿，增体仁阁，以三殿、三阁为定制，唯保和殿不常置。

（《清史稿•职官志一》）

雍正七年，青海告警，始设军机处，一代不改。大学士不复预闻机务矣。

军机大臣，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常日侍直，应对献替，巡幸亦如之。其属曰章京，满洲十有六人，汉二十人，分掌清文、汉字。

（《清史稿•职官志一》）

有明大政寄于六部。

洪武元年，始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仍隶中书省……十三年，罢中书省。仿周官六卿之制，升六部秩，各设尚书侍郎一人，每部分四属部……二十九年，定为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司，并五部属，皆称清吏司。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吏部为百官之首，视五部为特重。

吏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一人。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赞天子治，盖古冢宰之职，视五部为特重。侍郎为之贰。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吏、礼、兵、工四部所属皆四司，独户、刑两部十三司掌分省之事。各司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而户部甚重。

户部尚书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其属司务厅司务二人。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清吏司……尚书掌天下户口田赋之政令，侍郎贰之……十三司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领所分两京直隶贡赋及诸司卫所禄俸边镇粮饷，并各仓场盐课钞关。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清与明同。所不同者，部、院、寺、监皆有满缺，且满之位次在汉之前。

吏部尚书（原注：初制，满洲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改满尚书二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仍改正二品。雍正八年，俱定从一品，各部同），左右侍郎（原注：初制，满洲汉军二品，汉员三品。顺治十六年，改满侍郎三品。康熙六年，复故。九年，仍改正三品。雍正八年，俱定从二品。各部同），俱满汉一人。其属堂主事，清档房满洲二人，汉本房满洲二人，汉军一人。司务厅司务，满汉各一人，缮本笔帖式十有二人。

（《清史稿•职官志一》）

明偶有大学士管部者，清则吏、户、兵三部各以大学士一人领之，合满汉尚侍共为七堂。初满人专政，汉尚书唯唯而已。及汉人亦得预政，而苦于一国三公，甚难调处也。

初，天聪五年，诏群寮议定官制。建六部，各以贝勒一人领之……雍正元年，以大学士领部事。嘉庆四年，更命亲王综之。寻罢……六年，复以大学士管部，自是为定制，

（《清史稿•职官志一》）

九卿有大小九卿之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合六部为大九卿。詹事府、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顺天府、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尚宝司为小九卿。此明清二代所同者也。自隋唐行六部之制，九卿已同虚设，迄于明清，遂成冗署。

唐之时，固有六部矣，户部无版图，兵部无戎帐，虞水不管山川，金仓不司钱谷，而职名虚设。宋之时，亦有六部矣，然既有吏部，又有审官院；既有刑部，又有审刑院；既有兵部，又有枢密院；既有工部，又有三司使，而分散不一。凡若此者，皆戾于古而不宜于今。我朝之六部则不然，天下之官，悉归吏部；天下之财，悉归户部；兵部则掌兵籍，工部则籍工课，而无所谓刑省计省；礼部主礼仪，刑部主刑狱，而无所谓礼院刑院。其通于今而不烦者可知矣。

（黄道周《博物典汇》卷九）

官吏进用，有明一代，长官多由会推，次则由铨选。

凡文官之品九，品有正从，为级一十八，不及九品，曰“未入流”。凡选，每岁有大选，有急选，有远方选，有岁贡就教选，间有拣选，有举人乞恩选。选人咸登资簿，厘其流品，平其铨注而序迁之。凡升必考满，若员缺当补，不待考满，曰推升。类推上一人，单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佥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内阁吏兵二部尚书，廷推上二人。凡王官不外调，王姻不内除。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僚属。同族则以下避上。外官才地不相宜，则酌其繁简互换之。有传升乞升者，并得执奏。以署职、试职、实授奠年资。以开设、裁并、兼摄适繁简，以荐举、起废、征召振幽滞，以带俸、添注寄恩冗，以降调、除名驭罪过，以官程督吏治，以宁假悉人情。

（《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清代三品以上多由简任。咸同以后，府道或由简放，或由外补。余官亦补多选少，铨法遂不行。

三载考绩，文武大臣，具疏自陈，袭前明旧制也。顺治间，京官三品以上及各省督抚；康熙间，增盛京侍郎；雍正间，增奉天府尹，皆自陈。乾隆八年，命自陈乞罢者，举贤自代。继命宗室、王公兼阁部事者，不必自陈。十五年，命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兼阁部及八旗事者，不必自陈。十七年，停止内外大臣自陈之例。二十四年，勅部于京察年分，将尚书至三品京堂以上及直省督抚；军政年分，将都统、副都统、驻防之将军、都统、副都统及提督总兵官，分别缮本进呈，听候鉴察。有以衰庸解退者，皆出自圣裁。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

直省、知县正途出身者，三年行取一次。大省三人，中省二人，小省一人，吏部按期奏请，沿前明旧制也。康熙四十四年，从部议，行取知县以主事用，遇考选科道时，方准考选。然康熙、雍正间，行取之例，少举多停。乾隆初，亦间行之。其实前明专重资格，按俸迁转，不得不以部用一途疏通壅滞。本朝州县之贤能者，得奏题擢用，且繁剧之任，参罚必多。凡无事故，合行取例者，大约居中简之缺，寻常供职，幸免处分者耳，故事相沿，于吏治无益。乾隆十六年，命永远停止。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

乙　地方官

地方区划，明代南北两京外，有十三布政司。其长曰承宣布政使，专掌财赋民政；其刑名则归提刑按察使，与都指挥司称为三司。中叶以后，多设巡抚，习惯上仍存省之名称。省之首长遂为巡抚，与巡按合称两台，而三司为之属。

初，太祖下集庆，自领江南行中书省……后每略定地方，即置行省。其官自平章政事以下，大略与中书省同……洪武九年，改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诸行省俱为承宣布政使司。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参知政事为布政使……十五年，置云南布政司……永乐元年，以北平布政司为北京。五年，置交阯布政司。十一年，置贵州布政使。宣德三年，罢交阯布政司。除两京外，定为十三布政司。

（《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

明初，置提刑按察司。吴元年，置各道按察司，设按察使……（洪武）十三年寻罢。十四年复置，并置各道按察分司。十五年，又置天下府州县按察分司……二十九年，改置按察分司为四十一道。

（《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

清代每省皆设巡抚，合两省设一总督，布、按两司隶之。

初沿明制，督抚系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衔，无定员。顺治十年，谕会推督抚，不拘品秩，择贤能者具题。康熙元年，停巡抚提督军务，加工部衔。十二年复故……三十一年，定总督加衔例……雍正元年，定巡抚加衔例。时西安有同署巡抚者，山东、山西并有协办巡抚之目，非制也。

（《清史稿•职官志三》）

明初，本京外官并重，久而内重外轻。

初置藩司，与六部均重，布政使入为尚书侍郎，副都御史每出为布政使。宣德、正统间犹然，自后无之

（《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

至清则变本加厉，内升外升，殊不一致。

李柟疏言：“……布政使内升寺卿，数转然后至副都御史。则布政使外升巡抚，乃超擢，非循序也。”

（《汉名臣传》卷一○《李柟传》）

布、按之下有道，道之下有府、州、县。明之道为布、按二司兼管，州、县皆受约束于府。

明初，改诸路为府。洪武六年，分天下府三等：粮二十万石以上为上府，知府秩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为中府，知府正四品；十万石以下为下府，知府从四品。已并为正四品……自宣德三年，弃交阯布政司，计天下府凡一百五十有九……州凡二百三十有四。

（《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

吴元年，定县三等：粮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石以下为中县，知县正七品；三万石以下为下县，知县从七品。已并为正七品，……计天下县凡一千一百七十有一。

（《明史》卷七五《职官志四》）

清代官制，大异于明者，有内廷行走，如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弘德殿、毓庆宫师傅，南书房翰林，上书房师傅。而内务府即明代内官二十四衙门之改称。又有领侍卫内大臣，以掌宫禁之防。大九卿中之左都御史，与刑部、大理寺尚合称三法司，然不似明代左都御史之参预计典。明代六科十三道为两衙门，而清则隶于都察院，司其黜陟。巡按御史裁于顺治之末。外官布政司参政参议道，谓之守道。按察司副使佥事道，谓之巡道。两京督学御史外，有学道，又有粮道、盐道、河道、海道。清康熙初元，以岁计不敷，裁守道而留兵备道、分巡道，自为实官，不借布按之衔。以学政代督学御史及学道，留粮盐而裁河海。明制，知府之次曰同知管军、通判管粮、推官管刑。康熙中裁推官，以同、通分防设治。府州县属官，经历、县丞、吏目、巡检，亦设分治。清代开疆设治，多设直属于道之直隶州知州，边远则设直隶厅同知，以施军治。有清一代，府州县之数，亦较明为多。

8.兵制

甲　明代兵制

卫所之制，略得汉唐寓兵于农之意。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

（《明史》卷八九《兵志序》）

太祖下集庆路，为吴王……革诸将袭元旧制枢密、平章、元帅、总管、万户诸官号，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为指挥，千人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为兵者。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

（《明史》卷九○《兵志二》）

初，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留守司一，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及成祖在位，二十余年，多所增改，其后措置不一。

（《明史》卷九○《兵志二》）

京军之制，一变而为三大营。

京军三大营，一曰五军，一曰三千，一曰神机，其制皆备于永乐时。初，太祖建统军元帅府，统诸路武勇。寻改大都督府，以兄子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已又分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成祖增京卫为七十二，又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亦谓之五军……已得边外降丁三千立营……已征交阯，得火器法，立营肄习……三大营之制如此。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再变而为十团营。

土木之难，京军没几尽。景帝用于谦为兵部尚书，谦以三大营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乃请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其余军归本营曰老家。京军之制一变。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继增而为十二团营。

英宗复辟，谦死，团营罢。宪宗立，复之，增为十二。成化二年复罢，命分一等次等训练，寻选得一等军十四万有奇。帝以数多，令仍分十二营团练，而区其名……名其军曰先锋，不任者仍为老家，以供役。而团营之法又稍变。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再变而为两官厅矣。

武宗即位，十二营锐卒，仅六万五百余人，稍弱者二万五千而已……及流寇起，边将江彬等得幸，请调边军入卫。于是集九边突骑家丁数万人于京师，名曰外四家。立两官厅，选团营及勇士四卫军于西官厅操练。正德元年，所选官军操于东官厅。自是两官厅军为选锋，而十二团营且为老家矣。

（《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又沿海之地，皆设兵戍守，曰防海卫。

沿海之地，自广东乐会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闽，又二千里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隶，又千八百里抵山东，又千二百里逾宝坻、卢龙抵辽东，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吴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嘉兴、海盐、海宁皆设兵戍守。洪武……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诚。后三年，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得万五千人，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城十六……二十一年，又命和行视闽粤，筑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挥使司五……领千户所十二……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防海以防江为重。

洪武初，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万二千，造舟四百艘，又设陆兵于北岸浦子口相犄角。所辖沿江诸郡，上自九江、广济、黄梅，下抵苏、松、通、泰，中包安庆、池、和、太平，凡盗贼及贩私盐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永乐时，特命勋臣为帅，视江操，……成化四年，从锦衣卫佥事冯瑶言，令江兵依地设防，于瓜、仪、太平置将领镇守……弘治中，命新江口两班军，如京营例，首班歇，即以次班操。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至于边地，各为镇军。

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已不及额。弘治、正德以后，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与土兵居其半。他镇率视此。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其制有总制（后改总督）、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把总。

弘治十四年，设固原镇。先是，固原为内地，所备惟靖虏，及火筛入据河套，遂为敌冲。乃改平凉之开成县为固原州，隶以四卫，设总制府，总陕西三边军务。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

（《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

初，边政严明，官军皆有定职。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分领三千为奇兵，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营堡墩台，分极冲、次冲为设军多寡。平时走阵、哨探、守瞭、焚荒诸事无敢惰，稍违制，辄按军法。而其后皆废坏云。

（《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明初文武并重，中叶尚然，末季始以文制武，文重武轻，而总兵官竟戎装伏地跪迎督抚矣。

宣德……时，都指挥使与布、按并称三司，为封疆大吏。而专阃重臣，文武并无定职，世犹以武为重，军政修饬。正德以来，军职冒滥，为世所轻。内之部科，外之监军督抚，叠相弹压，五军府如赘疣，弁帅如走卒。总兵官领敕于兵部，皆跽。间为长揖，即谓非礼。至于末季，卫所军士，虽一诸生，可役使之。积轻积弱，重以隐占虚冒诸弊，至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而明遂亡矣。

（《明史》卷九○《兵志二》）

乙　清代兵制

清代内外相御，八旗居内，绿营居外，为经制兵。嘉庆时，始大募乡勇，后来有湘淮军。清季始用洋操，练新军。

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太宗征藩部，世祖定中原，八旗兵力最强。圣祖平南服，世宗征青海，高宗定西疆，以旗兵为主，而辅之以绿营。仁宗剿教匪，宣宗御外寇，兼用防军，而以乡兵助之。文宗、穆宗先后平粤捻，湘军初起，淮军继之，而练勇之功始著。至是，兵制盖数变矣。道咸以后，海禁大开，德宗复立海军，内江外海，与水师并行。而练军陆军又相继以起。

（《清史稿•兵志序》）

八旗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合满洲、蒙古、汉军为一。

太祖高皇帝辛丑年，初设四旗。先是，癸未年，太祖以遗甲十三副起事，征尼堪外兰，败之。益厉兵力，以次削平诸郡，归附日众。初定出兵校猎，不论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每人各取一矢，十人设一长领之，其长称为牛录额真。至是，始分为四旗，曰黄旗、曰白旗、曰红旗、曰蓝旗，以纯色为辨。每旗下以三百人为一牛录，辖以牛录额真一人。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甲寅年，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四旗为镶黄、镶白、镶红、镶蓝，黄、白、蓝均镶以红，红镶以白，合为八旗，统率满洲、蒙古、汉军之众。每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人，五牛录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设固山额真一人，每固山设左右梅勒额真二人。时满洲牛录三百有八，蒙古牛录七十六，汉军牛录十六。行军时，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其后户口日繁，又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合二十四旗，为一代定制。

国初，先编立四旗，以统人众。寻以归服益广，乃增建为八旗，然犹统满洲、蒙古、汉军之众而合于一也。迨其后户口日繁，又编蒙古八旗，设官与满洲等。继编汉军八旗，设官与满洲、蒙古等，合为二十四旗。其制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盖凡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非如前代有佥派、召募、充补之烦而后收兵之用也。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天聪九年，设蒙古八旗……其旗色与满洲八旗同。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人，分辖所编牛录。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崇德七年，设汉军八旗，定旗色，与满洲八旗同。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五人。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兵额之可考者，乾隆时定为：

八旗满洲兵五万九千五百三十名，蒙古兵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名，汉军兵二万四千五十二名。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兵考一》）

据《光绪会典》所载佐领之数，满洲六百八十一，蒙古二百四，汉军二百六十八，凡千一百五十有三。每佐领以三百人为率，总数未过四十万也。

驻防八旗，畿辅曰稽查小九处大臣，盛京、吉林、黑龙江曰将军，热河曰都统，绥远城曰将军，宁夏曰将军，伊犁曰将军，内地各省西安、成都、荆州、江宁、杭州、福州、广州曰将军，山海关、密云、青州、凉州、京口、乍浦有副都统，太原有城守尉。

若夫驻防之兵，则无论骑步，皆合满洲、蒙古、汉军以为营。畿辅驻防二十有五，兵八千七百五十有八。东三省各城驻防四十有四，兵三万五千三百六十。新疆驻防八，兵万五千一百四十。各省驻防二十，兵四万五千五百四十。又守陵寝，守围场，盛京吉林守边门，二千九百七十人。共驻防兵十万七千七百有六十。皆统于将军、都统，城守尉。惟东三省及新疆驻防，则于满洲、蒙古八旗外，又别出索伦兵、锡伯兵、达瑚尔兵、巴尔虎兵、察哈尔兵、额鲁特兵，皆打牲游牧部落之臣服较后者。故别编佐领，不列于八旗焉。

（魏源《圣武记》卷一一《武事余记兵制》）

八旗驻防之兵，大类有四：曰畿辅驻防兵，其藩部内附之众及在京内务府理藩院所辖悉附焉；曰东三省驻防兵；曰各直省驻防兵；新疆驻防兵附焉，曰藩部兵。

（《清史稿•兵志一》）

其为民累，清初已然。

顺治十二年二月戊午，谕兵部：“前以湖南寇氛未靖，殃及生民，曾有旨增遣满兵，携家口，驻防武昌。今念大军所过，沿途水陆居民及驿递，必至骚扰。所驻之地，又须拨给房屋田土，其为民累，更有不可胜言者……其停止携带家口驻防。”

（《清世祖实录》卷八九）

绿营沿明旧制，各省设实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外委等武官。

绿营规制，始自前明。清顺治初，天下已定，始建各省营制。绿营之制，有马兵、守兵、战兵。战守皆步兵，额外外委皆马兵。综天下制兵，都六十六万人。安徽最少，闽广以有水师故最多，甘肃次之……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有屯兵者惟湖南、贵州。其新疆之绿营屯防，始乾隆二十五年，由陕甘陆续移往。驻防各省标兵规制，督抚得随时疏定。绿营战功，自康熙征三藩时，用旗绿兵至四十万。云南多山地，绿营步兵居前，旗兵继之，所向辄捷。其后平定准部、回疆、金川，咸有勋绩。乾隆四十六年增兵，而川楚教匪之役，英法通商之役，兵力反逊于前。迨粤寇起广西，绿营额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遇敌辄靡。承平日久，暮气乘之，自同治迄光绪，叠经裁汰，绿营之制，仅存而已。

（《清史稿•兵志二》）

康熙十八年四月……疏言：“……八旗劲旅，冲锋破敌，所向无前。惟山涧陡绝之处，弓马难施，请多用绿旗步兵，俾之攀藤附葛，为大兵前驱，不难直捣贼穴。”疏下兵部，如所请行。

（《满洲名臣传》卷二二《杨茂勋传》）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上以进取台湾。有绿旗兵及驻防汉军足用，满洲兵可撤，命拉哈达率之还京。

（《满洲名臣传》卷一五《拉哈达传》）

练勇即乡勇，起自台湾，推广于陕西、川、楚诸省。

德楞泰奏言：“乡勇之设，起自台湾。嗣后平定苗疆，及此次剿办教匪，均有招募。嘉庆元年二月间，川省应募者有三十七万之多。陕楚两省亦复不少。陕之汉江、川之嘉陵江、楚之郧西，并三省边界近山各属，其城守卡隘台站，有兵力不敷防范者，不得不藉乡勇为协护，用以御贼，即使之自卫身家，又可制其从贼之心。其随征乡勇，藉本地之人，为之哨探向导，故进剿抄袭，较为便捷……”

（《国史列传》卷三五《德楞泰传》）

又陈川楚军务，略云：昨闻陕省团练乡勇，或一、二村，或数村，联为一处，筑堡声援，尤合众志成城之道。川楚可推而行之。

（《国史列传》卷六一《胡季堂传》）

嘉庆十年……谕曰：“……乃近年每遇征调，多有藉资乡勇之力冲锋陷阵者。即如湖南近日攻打苗寨，同知傅鼐督率练勇千余人，陟险先登，所向克捷。而总兵魁保转带兵丁在后，为之策应，岂非以官兵怯懦不若练勇之健乎？”

（《国史列传》卷五○《魁保传》）

自太平军兴，八旗绿营久同虚设，而湘军、淮军以起。

道咸间，粤匪事起，各省多募勇自卫，张国梁募潮州勇丁最多。咸丰二年，命曾国藩治湖南练勇，定湘军营哨之制，为防军营制所昉。迨国藩奉命东征，湘勇外，益以淮勇，多至二百营。左宗棠平西陲，所部楚军，亦百数十营。军事甫定，各省险要，悉以勇营留防。旧日绿营，遂同虚设。

（《清史稿•兵志三》）

及其末季，立练兵处，以练新军。命奕劻为管理大臣，而以袁世凯佐之，厘订军制，为后来陆军之滥觞。计分全国为三十六镇，仅成立十镇，而清社遂屋。

9.刑法

甲　明代刑法

明初法外用刑，有榜文禁例，极为严厉。

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而后乃滋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不足以尽情伪之变。于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序》）

后始定《大明律》，略遵唐旧，唯改十二篇为六部。

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其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两庑，亲加裁酌。及成，翰林学士宋濂为表以进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诏，明年二月书成。篇目一准于唐：曰卫禁、曰职制、曰户婚、曰厩库、曰擅兴、曰贼盗、曰斗讼、曰诈伪、曰杂律、曰捕亡、曰断狱、曰名例。采用旧律二百八十八条，续律百二十八条，旧令改律三十六条，因事制律三十一条，掇唐律以补遗百二十三条，合六百有六条。分为三十卷，或损或益，或仍其旧，务合轻重之宜。”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

《大明律外》，复为《大诰》，凡三编。又有《大诰武臣》一编。《大诰》初编七十四条，《明史》只载十条，且有不属于初编者，盖由未见《大诰》之故。

《大诰》者，太祖患民狃元习，徇私灭公，戾日滋，（洪武）十八年，采辑官民过犯，条为《大诰》。其目十条：曰揽纳户，曰安保过付，曰诡寄田粮，曰民人经该不解物，曰洒派抛荒田土，曰倚法为奸、田空引偷军，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长解卖囚，曰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复为续编三编，皆颁学宫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囚有《大诰》者，罪减等。于时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

又有《大明律诰》。

洪武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条与条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条例特一时权宜，定律不可改，不从。三十年，作《大明律诰》成，御午门谕群臣曰：“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既久，犯者犹众，故作《大诰》以示民，使知趋吉避凶之道……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及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例论断。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

（《明史》卷九三《刑法志一》）

自《律诰》出，而《大诰》所载诸峻令，未尝轻用。其后罪人率援《大诰》以减等，亦不复论其有无矣。

乙　清代刑法

清初刑法极简，大致为死、鞭、罚金三种，条文亦不备。

有清起自辽左，不三四十年，混一区宇。圣祖冲年践阼，与天下休养，六十余稔，宽恤之诏，岁不绝书。高宗运际昌明，一代法制，多所裁定。仁宗以降，事多因循，未遑改作……德宗末叶……朝野上下，争言变法，于是新律萌芽。迨宣统逊位，而中国数千年相传之刑典俱废。

（《清史稿•刑法志序》）

顺治初元，暂用明律。

清太祖嗣服之初，始定国政，禁悖乱，戢盗贼，法制以立。太宗继武，于天聪七年，遣国舅阿什达尔汉等，往外藩蒙古诸国，宣布钦定法令，时所谓盛京定例是也。嗣后陆续著有治罪条文，然皆因时立制，不尽垂诸久远。世祖顺治元年，摄政睿亲王入关……六月，即令问刑衙门准依明律治罪。八月……摄政王谕令法司会同廷臣详绎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十月，世祖入京，即皇帝位，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在外官吏，乘兹新制未定，不无凭臆舞文之弊，并乞暂用明律。候国制画一，永垂令甲。”得旨：“在外仍照明律行，如有恣意轻重等弊，指参重处。”

（《清史稿•刑法志一》）

顺治三年，成《大清律集解附例》。

顺治二年，命修律官参稽满汉条例，分轻重等差，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请也。三年五月，《大清律》成，世祖御制序文曰：“朕惟太祖太宗创业东方，民淳法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朕仰荷天休，抚临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拟议，律例未定，有司无所禀承。爰勅法司官，广集廷议，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奏进，朕再三覆阅，仍命内院诸臣校订妥确，乃允刊布。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尔内外有司官吏，敬此成宪，勿得任意低昂。务使百官万民畏名义而重犯，冀几刑措之风，以昭我祖宗好生之德。子孙臣民，其世世守之。”

（《清史稿•刑法志一》）

几于全录明律旧文，以为比附之资。

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图纳等谨奏：“……据广西道试监察御史盛符升条奏疏称遵……《大清律》一书，所载诸事，有仍袭前代之旧文，而于本朝之法制绝不相蒙者，如郡王、将军、中尉亲自赴京者治罪等项，其类尚多明载律中，实非遵行正法，所当删定改正，以成善本……先经刑部议覆，律文乃系递沿成书，例乃因时酌定。凡见行则例或遇事而定，或遵旨而定，若将此等陆续定例事件附入律内，则律文难以告成。其律内所有郡王、将军、中尉亲自赴京治罪等项，虽非遵行正法，若将此等条例删去，恐以后比照定拟者，无凭查考……”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题。

（《清律纂修奏疏辑录》）

自后虽屡经纂修，然仅续增附律之条例，而律文未之或改。一代多舍律用例，舍例用案。

例文自康熙初年，仅存三百二十一条，末年增一百一十五条。雍正三年分别订定，曰原例，累朝旧例凡三百二十一条；曰增例，康熙间现行例凡二百九十条；曰钦定例，上谕及臣工条奏凡二百有四条，总计八百十有五条……乾隆一朝，纂修八九次，删原例、增例诸名目，而改变旧例及因案增设者为独多。嘉庆以降，按期开馆，沿道光、咸丰以迄同治，而条例乃增至一千八百九十有二。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或一事设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参差，即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无歧异，辗转纠纷，易滋高下。

（《清史稿•刑法志一》）

清季欲图收回领事裁判权，为杜外人借口，故修订新刑律，删除重法，改善监狱，废除非刑。又以满汉科罪各别，亦欲加以修改，而有修订法律馆之设，以沈家本任其事。家本旧以刑名名家，后颁布现行刑律，多采自日本刑法，大清律例遂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旨如所请。

（《清史稿•刑法志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奏请删除重法……三事：“一曰凌迟、枭首、戮尸。凌迟之刑……《辽史•刑法志》始列入正刑之内……至今相仍未改。枭首在秦汉时惟用诸夷族之诛……今之枭首仍明制也。戮尸一事惟秦时成军反，其军吏皆斩戮尸……明自万历十六年定有戮尸条例，专指谋杀祖父母、父母而言。国朝因之，后更推及强盗。凡此酷重之刑……实非圣世所宜遵。请将凌迟、枭首、戮尸三项，一概删除，死罪至斩决而止。凡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斩决；斩决而下，依次递减。一曰缘坐，缘坐之制，起于秦之参夷……唐律唯反叛、恶逆、不道，律有缘坐，他无有也。今律则奸党、交结近侍诸项，俱缘坐矣。反狱、邪教诸项，亦缘坐矣……今世各国，皆主持刑罚止及一身之义，与罪人不孥之古训，实相符合。请将律内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坐罪外，其不知情者，悉予宽免。余条有科及家属者，准此。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汉之黥也。文帝废肉刑，而黥亦废……至石晋天福间，始创刺配之制，相沿至今。其初不过窃盗、逃人，其后日加烦密……拟请将刺字款目，概行删除……”奏上，谕令凌迟、枭首、戮尸三项永远删除。所有现行律例内，凌迟、斩、枭各条，俱改为斩决。其斩决各条，俱改为绞决。绞决各条，俱改为绞监候，入于秋审情实。斩监候各条，俱改为绞监候，与绞候人犯，仍入于秋审，分别实缓。至缘坐各条，除知情者仍治罪外，余悉宽免。其刺字等项，亦概行革除……三十二年（1906年），法律馆奏准，将戏杀、误杀、擅杀、虚拟死罪各案，分别减为徒流……法律馆……议准：妇女犯笞杖，照新章罚金。徒、流、军遣，除不孝及奸盗、诈伪，旧例应实发者，改留本地习艺所工作，以十年为限。余俱准其赎罪，徒一年，折银二十两。每五两为一等，五徒准此递加。由徒入流，每一等加十两，三流准此递加。遣军照满流科断，如无力完缴，将应罚之数，照新章按银数折算时日，改习工艺。其犯该枷号，不论日数多寡，俱酌五两，以示区别。

（《清史稿•刑法志三》）

自顺治迄乾隆间……若宗室有犯，宗人府会刑部审理。觉罗，刑部会宗人府审理。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罚责打。犯徒，宗人府拘禁。军流锁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满日开释。屡犯军流，发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圈禁。死刑，宗人府进黄册。

（《清史稿•刑法志三》）

清律犯罪发遣条：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徒一年，枷号二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近边沿海边外者八十日，极边烟瘴者九十日。

（《清史稿•刑法志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更命侍郎俞廉三与沈家本俱充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乃征集馆员，分科纂辑，并延聘东西各国之博士、律师，借备顾问……十二月，遵旨议定满汉通行刑律……宣统元年（1909年），全书纂成缮进。谕交宪政编查馆核议。二年（1910年），覆奏，订定名为《现行刑律》……仅行之一年，而逊位之诏下矣。

（《清史稿•刑法志一》）

宣统二年（1910年），颁布之《现行刑律》……其五刑之目，首罚刑十，以代旧律之笞杖。一等罚罚银五钱，至十等罚为银十五两……次徒刑五，年限仍旧律。次流刑三，道里仍旧律，然均不加杖……次遣刑二：曰极边，足四千里及烟瘴地方安置。曰新疆当差，以闰刑加入正刑……次死刑二：曰绞、曰斩……徒流虽仍旧律，然为制不同。按照习艺章程，五徒依限收入本地习艺所习艺。流遣毋论发配与否，俱应工作。故于徒五等注明，按限工作：流二千里，注工作六年；二千五百里，注工作八年；三千里，注工作十年。遣刑，俱注工作十二年。收赎则根据妇女赎罪新章，酌减银数，改为通例。罚刑照应罚之数，折半收赎，徒一年，赎银十两，每等加银二两五钱，至徒三年，收赎银二十两。流刑每等加银五两，至三千里，赎银三十五两。遣刑与满流同科，绞斩则收赎银四十两，亦分注于各刑条下。然非例应收赎者，不得滥及也。捐赎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刑部奏准，照运粮事例减半银数，另辑为例。其笞杖虽不入正刑，仍留竹板，以备刑讯之用。外此各刑具，尽行废除，枷号亦一概芟削，刑制较为径省矣。唯就地正法一项，始自咸丰三年，时各省军兴，地方大吏遇土匪窃发，往往先行正法，然后奏闻……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之制，迄未之能革。

（《清史稿•刑法志二》）

二　生业

1.农业

明太祖起自民间，习知贫富不均之弊，即位后务抑富民。

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戊戌，上谕工部臣曰：“昔汉高祖徙天下豪富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根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朕今亦欲令富民入居京师。卿其令有司验丁产殷富者，分遣其来。”于是工部徙天下富民至者凡五千三百户。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

马道街，相传明富民沈万三居此，万三非名也。洪武初，分其民为哥、畸、郎、官、秀五等，秀最上。又各有等。巨富者为万户三秀，沈名富，字仲荣。性豪华，其弟贵屡以诗讽之，不听。未几，籍没其家，戍金齿。

（陈作霖《东城志略•志街道》）

尤严兼并之禁，赋役不均，侵渔贫农者，皆重惩之。然卒不能禁。

洪武四年三月壬寅……上以兵革之后，中原民多流亡，临濠地多闲弃，有力者遂得兼并焉。乃谕中书省曰：“古者井田之法，计口而授，故民无不受田之家。今临濠之田，连疆接壤。耕者亦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谕：“……曩者兵乱，人民流散，因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或有冻馁不能自存者，令里中富室假贷钱谷以资养之。工商农业皆听其故，俟有余赡，然后偿还。”

（《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洪武十六年五月庚申，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税粮……谕：“……敢有恃强暴以侵渔小民者，必置于法，朕不轻贷。”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四）

洪武十七年秋七月乙卯，上谕：“……民户以百一十户为里，里有长……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以均其力……有不奉行役民，致贫富不均者，罪之。”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三）

甲　农佃

规定佃人田者曰承佃户，见田主如少事长之礼。

洪武五年（1372年）五月戊辰……谕：“……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则以亲属之礼行之。”

（《明太祖实录》卷七三）

臣请立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历年所，置成产业者，则名以税户之目。其为人耕佃者，则曰承佃户。专于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一三）

约中除乐户、家奴及佣工、佃户，各属房主地主挨查管束，不许收入乡甲。

（吕坤《实政录》卷五《乡甲约•乡甲事宜》）

流来寄住皆贫苦无赖之人，未有不僦人房屋，佃人土田，依人窑场者。房主地主先查来历，更择保人，编入庄头，自行管理。

（吕坤《实政录》卷六《风宪约•宪纲十要》）

谚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确论。主人虽有气力心计，佃惰且劣，则田日坏……良佃之益有三：一耕种及时，二培壅有力，三蓄泄有方……且良佃所居则屋宇整齐，场圃茂盛，树木葱郁。此皆主人僮仆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为之。

（张英《恒产琐言》）

佃人田者，牛、种皆田主给之，收而均分之。岁稔则余数年之畜矣。得比岁稔，无立锥者或致千金。称贷者，其息恒一岁而子如其母，故多兼并之家。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李兆洛《凤台县志•论食货》）

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是以小户自耕己地，种少而常得丰收；佃户受地承耕，种多而收成较薄。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

田主岁收私租亩恒一、二石，佃人竭一岁之力，不足温饱。

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原注：凡言石者，皆以官斛。）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余闻南昌、新建佃田者，上则亩止租二石，中或一石五六斗，下则亩率一石。《新邑志》载：每十五亩五分六厘有奇，合科粮一石。以俗例三升粮额通较，每亩合租谷二石一斗余。（俗但以石斗名田，田供租一石，税粮三升。）视他处上则且溢……新城田皆依山傍溪，其高下一因山水。故惟山深水沃，平畴涂泥之地，可为上则。去水稍远，待人力溉粪者为中则。下则沿山临谷，畸零小邱，大水旱不能任，中岁犹可为田。若夫童山恶水，岁受旱涝，疏薄不宜稻者，当别之为地，使种菽粟麻蔬。上田亩租二石，中一石六斗，下一石二斗。地或五六斗，赋税如之。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一陈道《江西新城田租说》）

故春耕之际必贷谷，秋收辄倍偿。

一图之大者五六千亩，小者二三千亩。上农佃二十亩，口必多，中下以次而降，其数他人不知，田主未有不知者。由仓而核田主之真名，由田主而核佃户之真数。春颁则田主承领，秋敛则田主归偿……夫农夫之常困于他途者，他途贫，谋口而止。一亩之田，耒耜有费，籽种有费，罱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千钱。一亩而需千钱，上农耕田二十亩，耗于田者二十千。以中年约之，一亩得米二石，还田主租息一石，是所存者仅二十石。当其春耕急需之时，米价必贵（折中计之，每石贵一千有余），势不得不贷之有力之家。而富人好利，挟其至急之情，以邀其加四加五之息。以八阅月计之，率以二石偿一石。所存之二十石，在秋必贱，富人乘贱而索之。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农民之所以困，反不在凶年而在乐岁。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章谦《备荒通论上》）

国初，地余于人，则地价贱。承平以后，地足养人，则地价平。承平既久，人余于地，则地价贵。向日每亩一二两者，今至七八两。向日七八两者，今至二十余两。贫而后卖，既卖，无力复买。富而后买，已买，可不复卖。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必须买米接济。而富户登场之后，非得善价，不肯轻售，实操粮价低昂之权。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九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乾隆十三年》）

窃查米价腾贵，皆由囤户居奇，往往捏作谣言，增长米价。或云风为旱兆，或云雨为水征，一日之间，频增价值。一店长价，诸店皆然，名曰齐行，莫敢异议。富民家有蓄积，乐其高抬，于己无损。惟手艺贫民，终日拮据，不供口食。即遇官府有平粜仓谷，不过一升半升，日籴日食而已，无力多买。又不能户户有碾米之具，且以终日鹿鹿，并无余暇。故宁贵价向米铺籴米。非不知官卖价钱，不得已也。若欲惠此贫民，无如官开米局。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广东总督鄂弥达《请官开米局疏•雍正十一年》）

而田主或更苛以额外之租，虐以非法之刑。

（邓）茂七与弟茂八皆编为总甲，偿佃人田。例于输租外，馈田主以新米鸡鸭，茂七始倡其民革之。

（黄瑜《双槐岁钞》卷六《龚指挥气节》）

董邃老虽出于望族，为诸生时颇贫困，与弟葵初共尝荼苦。故策名以来，友爱备至，凡事不论公私，俱葵初为政，以故富厚十倍于乃兄。一日，谓其家人曰：“我家百事俱备，唯盐菜尚无出产。今思各佃户种我田者，其四围余地俱植蔬茹，何可独享。今后每米一石，须要瓜干一斤，随租并纳。”此法一立，诸佃户无不唯唯。迨其子祐申通南事败，兵丁乘机肆抢，百物充牣，所不必言。而瓜干用蒲包盛贮者，亦盈仓焉。

（曹家驹《说梦》）

秉谦字抑之，号克斋，己酉登贤书。以松人薄其家世之微，故厌孙姓，改从谢姓，曰：“家本浙籍，乃谢文正公之族也。”壬戌科，中进士，筮仕县令。旋擢侍御，居乡横暴……弟名秉谔，字节之，倚兄势，流毒桑梓。佃户有逋租者，破其阴囊，剔外肾。

（曹家驹《说梦》）

复使奴仆课租，侵渔尤甚，大租之外，复有小租。或采取次年之租，而以佃户抗租捏控。

张勉学字益甫，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升湖广签事，分巡长沙。长沙藩府庄田房租税特重，豪奴倍收，有不能偿，没人子女为奴婢。勉学悉平其额，岁听县官征解，民咸便之。

（《元和县志》卷二三《人物》）

易王而黄……曰元甫者，复归虞，家塘墅。元母为邑势官家乳妪。官田三千亩在吾乡，以妪故，委元课租。元恃主威，禾未登场，辄驾赈船，呼嚣乡里，鸡犬不宁，农人苦之。众议每亩出斗粟劳之，名曰脚步钱。元于主人正犒外，复蚀其十之二……营大宅于吾乡……役佃民为佣作，经年落成，一乡苦之。

（《过墟志感上》）

旗民往往因欠租夺地，互控结讼。其弊皆起于取租之旗奴，承租之庄头，揽租之地棍。小民欲治良田，必积二三年之苦工，深耕易耨，加以粪治。田甫就熟，而地棍生心，遂添租挖种矣……庄头取租，多索而少交，田主受其侵盗，佃户受其侵渔。甚且今年索明年之租，若不预完，则夺地另佃矣。另佃必添租……所收之租，随手花去，则又探次年之租矣。至于次年无租可索，而惧主责惩，则以佃户抗租为词矣……小民以为租已预交，旗奴以为并未收取，遂至互讼不休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五孙家淦《八旗公产疏》）

吾里田地，上农夫一人，止能治十亩。故田多者辄佃人耕植，而收其租。又人稠地密，不易得田，故贫者赁田以耕，亦其势也……佃户终岁勤动，祁寒暑雨，吾安坐而收其半。赋役之外，丰年所余，犹及三之二，不为薄矣。而俗每存不足之意，任仆者额外诛求，脚尖斛面之类，必欲取盈，此何理耶……近见富豪巨室，田主深居不出，足不及田畴，面不识佃户，任纪纲仆所为，至有盗卖其产变易区亩而不知者。侵没租入，将熟作荒，退善良之佃任与刁黠，种种弊端，不一而足。坐使生计匮索，虚粮积累，以致破家亡身，无不由此。或乃恃目前之豪横，陵虐穷民，小者勒其酒食，大者通其钱财，妻子寘之狱讼，出尔反尔，可畏哉。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张履祥《农书》）

光绪初，元和陶煦《租核》一书，本于顾炎武私租不得过八斗之说，力论佃农租重之苦，述租米随市价折收之事甚详。折租起源甚早。明万历四十二年，福王之国，湖广应办庄田四千八百五顷有零，由湖广巡抚董汉儒等，每年认折租银一万两，输解福府。（见《定陵注略》卷六）清代内府庄田，皆折租银。（见《内务府庆丰司则例》）是为不换佃之定额折租。民田则多按市价折租。不换佃之地，亦有同于民田者，不尽一律也。

……又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粪壅工作之资，亩约钱逾一缗，谷贱时七八斗之值也。三春虽种菽麦，要其所得，不过如佣耕之自食其力而无余。一岁仅恃秋禾一熟耳，秋禾亩不过收三石，少者止一石有余，而私租竟有一石五斗之额。然此犹虚额，例以八折算之，小歉则再减。同治二年，朝廷从合肥李伯相之请下诏减赋，苏松减三之一。于是田主声言减租，以虚额之数，亩减其三斗，故向止一石二斗而无增者，今亦一石二斗……最可异者，纳租收钱而不收米，而故昂其米之价，必以市价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钱，作一石算，名曰折价。即有不得已而收米者，又别有所谓租斛，亦必以一石二三斗作一石……更可异者，赋有九则，而租独一例。试以吴江之下下田而论，纳一升五合有奇之赋，而亦收一石有余之租，此尤事之不平者矣。

（陶煦《租核•重租论》）

折租之价，率视市价增一二分。如市价石钱一千八百，折租必二千，或二千一二百不等。佃之良懦者，必使之如其言而不敢较。若狡滑之佃，多方陈说，阅时延欠，庶几市价之更贱。新谷初粜时，价必稍贵，粜者渐多，乃亦日贱。是如限者受亏，而逾期者反利，此之谓无定价。或有折价既定，不随市价贵贱，亦非。余如司租之需索。绅富初得田，司租者必索佃者钱，亩约七八百，或千数百，曰汇租费。还租时，以钱者千索钱二三十，曰盘钱费。以洋钱者，索钱三五十，曰看洋钱费。

（陶煦《租核•减租琐议》）

荒年，田主或得免租，而佃户田租仍须全缴，至于卖妻子以偿。清代虽间有佃户亦蠲之令，然奉行者寥寥。

今高淳县之西，有永丰乡者，宋时之湖田，所谓永丰圩者也……今隶总所。王弼（成化十一年进士，溧水知县）永丰谣曰：“永丰圩接永宁乡，一亩官田八斗粮。人家种田无厚薄，了得官租身即乐。前年大水平斗门，圩底禾苗没半分。里胥告灾县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旧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卖黄犊。一犊千文任时估，债家算息不算母。呜呼！有犊可卖君莫悲，东邻卖犊兼卖儿。但愿有儿在我边，明年还得种官田。”读此诗，知当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于近日矣。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贫民方寄食于富民之田，值丰岁规其赢羡以给妻子，日给之外，已无余粒。设一遭旱潦，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盛枫《江北均田说》）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八月甲申，刑部尚书王士正等，因山左被灾，奉旨截留漕米，并派八旗官员领帑往赈。奏谢得旨：“朕四次经历山东，于民间生计，无不深知。东省与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与有身家之人耕种，丰年则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穷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并无田地产业，强壮者流离于四方，老弱者即死于沟壑。此等情由，尔东省大臣庶僚及有产业之富人，亦当深加体念。似此荒歉之岁，虽不能大为拯济，若能轻减其田租等项，各赡养其佃户，不但深有益于穷民，尔等田地，日后亦不至荒芜。如果民受实惠，岂不胜谢恩千百倍耶？”

（《清圣祖实录》卷二一三）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兵科给事中高遐昌奏言：“岁遇免租，佃户田租亦应酌免。”下户部议定：“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著为例。”

（《皇朝文献通考》卷四五《国用考》）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今皇上登极，诏免天下田租，又谕免雍正十二年以前逋租……随谕劝业户，各计所免之数，捐十分之五，以惠佃农。

（《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四《国用考》）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谕各省督抚，届轮蠲漕米年，分谕各业户，亦令佃户免交一半。

（《皇朝文献通考》卷四四《国用考》）

惟各属内有王、贝勒所受庄田，以系私租，为谕旨所不及，各府仍派人征收。不肖庄头恃势恫喝，迫令贫佃一律交足，否则押送地方官监比。以臣所闻，安州一带各佃，有因此逃匿无踪者，有变产完租者，甚至有卖鬻妻子者……并闻各府员弁，下乡征租，自称管家大人，寓所、服用极其豪侈僭妄。桀黠庄头为其羽翼，择肥而噬，婪索无厌。及归报私租数目，则虽丰稔之年，并不如额。其为侵吞中饱，不问可知。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八朱以增《请将顺直王庄遇灾酌减分数并佃租归官征解疏》）

浚与内黄……其被灾与修略同……有田姓买同村张姓田房都尽。其一儿出四百五十钱，契上写“世世为奴”字样，大户之无人心如此。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九熊其英《致南中书》）

甚至学租有逾额之征，亦取赢于佃。

今亦增学租以入公家，学役不能赔纳，势必取赢于佃户。佃户畏累则弃田不耕，田不耕则不特学租无办，而正供亦将缺额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二蔡方炳《书韩中丞请免省存余耗疏后》）

佃不堪其苛求，则起而反抗。

迩者（康熙中）吴中水旱频仍，租户歃结以抗田主。

（黄中坚《蓄斋集》卷五《恤农》）

嘉庆甲子年（九年，公元1804年）五月，吴郡大雨者几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于六月初一日，乡民结党成群，抢夺富家仓粟及衣箱物件之类。九邑同日而起，抢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计一千七百五十七案，真异事也。其时抚军汪公稼门，仅杀余长春一人，草草完结。

（钱泳《履园丛话》卷一四）

乡民买田承种，田入稍薄，仇视其主，抗持之风，漫衍浸渍。虽丰入者亦且效尤，争讼盈庭。主佃交困，皆田则不清所致也。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一陈道《江西新城田租说》）

民皆不识字而仇恨官长，问官吏贪乎？枉法乎？曰“不知”。问何以恨之？则以收钱粮故。问长毛不收钱粮乎？曰：“吾交长毛钱粮，不复交田主粮矣。”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二）

与农夫谈，闻去岁舒家桥张氏殴毙佃户，致毁屋事。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闻东乡乡民抗租，聚众拆催头并及业主屋。大约由任阳起，渐次将及支塘，深虑成（道光）丙午年事。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东乡乡民拆至董浜，富户何姓为平地。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乙　授田

丧乱之后，田多荒芜，乃招民授田。或官给牛种农具，或永不起科，贫农多趋之。

洪武三年六月，谕：“……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

（《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

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耕种皆三江湖广流寓之人。雍正五年（1727年），因逃荒而至者益众。谕令四川州县，将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量人力多寡，给荒地五六十亩，或三四十亩，令其开垦。

（《清史稿》卷一二○《食货志》）

东南兵火之余，农久失业。光禄少卿郑锡瀛言：“国家岁入金约四千数百万，饷糈支耗半之，宜广屯田养兵以节费。”寻御史汪朝棨称：“各省新复土疆，宜急垦辟。”徐景轼亦以修农利、安流徙为言。由是曾国藩于皖，杨昌浚于浙，皆分别土客，部署开荒。而马新贻于苏，刘典于陕，亦汲汲督劝。曾璧光、黎培敬前后于黔，兴屯田之政。

（《清史稿•食货志一》）

然开垦甫熟，即课其税。或指为己业，控讦无已，转以升科为弭争唯一善法。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原注：是时，方孝儒有《因其旷土复古井田之议》。）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廪之积。”从之。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开垦荒地》）

明废藩庄地，自我朝定鼎，势豪侵占，叠告不休，屡行变价，难于清核。先考（卢震）题请画一。即令现在之人纳粮尽归条编，每亩四分起科，争端永息。至今直隶各省皆照湖南例行。

（陈奕禧《春蔼堂集》卷一三《卢中丞行状》）

同治初元……山东遭教匪之乱，邹、滕诸县田里为墟。三年（1864年），决用移民策，而东昌、临清、兖、曹各属，逆产及绝户地，尽没入官。五年（1866年），乃有办理湖团之谕。湖团者，曹、济客民种苏、齐界铜、沛湖地，聚族立团。既而土著归乡，控阋无已。然客垦由官招集，不乏官荒，所占土田不甚广，且讼者非实田户也。于是曾国藩研烛其情，为之驱逐莠户，留其良团，各安所业。

（《清史稿•食货志一》）

丙　豪强

豪强侵占田地，首推皇庄。

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带之旗校，有跟随之名下，每处动至三四十人。其初，管庄人员出入，及装运租税，俱是自备车辆夫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来，权奸用事，朝政大坏，于是有符验之请，关文之给，经过州县有廪饩之供，有车辆之取，有夫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财物，又有语言不能尽者。及抵所辖庄田处所，则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断。其甚不靖者，则起盖房屋，则架搭桥梁，则擅立关隘，则出给票帖，则私刻关防。凡民间撑驾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邻近地土则展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本土豪猾之民，投为庄头，拨置生事，帮助为虐，多方掊克，获得不赀。输之宫闱者曾无什之一二，而私囊橐者盖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剥无余。

（《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夏言《查勘报皇庄疏》）

查得正德十一年以前，（皇庄）已有三百八十余处，每处土地动计数千百顷，中间侵占混夺之弊，积袭已非一朝。为厉之阶，实起于奸人欲尽规地利，以媚朝廷。其末流之弊，则坏于势家尽夺产以肥私室。其在宫闱者，则中官禁卒旁午肆出，而郡县恣其搔扰。其在勋戚者，则豪奴悍仆肆行威断，而官府莫敢谁何。节经委官查勘，终于患害不除，盖由私人贵戚凭藉宠灵，猾少奸徒盘据窟穴。是以积垢宿蠹，莫可爬梳，合势朋计，动行阻挠，此实累朝弊政。

（《皇明经世文编》卷八六林俊《查处皇庄田土疏》）

次则藩王宗族及势要奏讨之田，皆不纳钱粮，且侵占邻近之田，多倍原额。

照得臣所属五府地方，惟郧阳、汉中未有藩封，而荆襄、南阳皆系分藩之地。有等奸滑棍民，或因争竞不明，或以粮差负累，往往将下户田地，投郡王将军位下，希求厚值，倚借声威，苟图一人目前之利。而各该宗室将田到手，但知收租，不肯纳粮，有司莫敢谁何。里递只得赔，实贻通县无穷之害，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二吴桂芳《条陈民瘼疏》）

六曰禁势要之夺田地……近年以来，内外贵权之家，往往挟势，不思民间没官空闲田地，俱是起科之数；亦不思前项田地曾拨与民间，既以纳粮当差，辄以朦胧奏讨。该部不行查审明白，却乃依阿曲从，徇情拨予。其下民因见奉旨钦拨，莫敢谁何。其间奏讨五十顷而侵占一百顷者有之，奏讨一百顷而侵占二百顷者有之。况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不过一顷，以养八口之家，而又纳赋于其上。今以一人而讨百顷之田，又不纳粮当差，是一人而坐享百顷之利，其可乎哉。自古开国勋臣，亦不过食邑五十户或一百户而已。今其奏讨者不可胜计。且如武清侯石亨，享禄千钟，尚称喂马艰难，奏讨田地开种草料，及跟随指挥人等求地盖房。及都督同知王竑才，方升任前职，禄非不厚，却称日食不敷，又奏讨田地二处。又如百户唐兴，奏讨田地不下二三百顷。且唐兴一家，岂能尽种？询访其实，多系在京奸诈之徒，投充家人名色，倚恃势要，威逼侵占，害人肥己，所以怨则归于朝廷，利则归于奸诈。其他奏讨田地者，难以枚举，忍心逆理，莫此为甚……

（《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五林聪《修灾弭灾疏》）

势宦兼并者尤众，田既膏腴，且概邀优免。一县赋额，尽取足于贫瘠之田，胥吏利贫农之无告，益为奸利无所惮。

今袁州一府四县之田，七在严（嵩）而三在民，在严者皆膏腴，在民者悉瘠薄；在严则概户优免，在民则独累不胜。臣闻百姓苦楚难支，避散流离者接踵矣。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九《申逆罪正其刑以彰天讨疏》）

彼以为按地均摊，则地亩额数载在《赋役全书》，难以高下其手，不如门户牌甲牛驴村庄参差不齐，使上司无从考查之为得也。又以为绅民同办则耳目甚周，差费浮加难以强令输纳，不如乡曲小民无知无识，即使不甘，而势孤力薄不能上控之为得也。于是胥吏得以分肥，豪强得以包揽。使自食其力之小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沾体涂足，终岁勤动，而摒挡差钱，有拆房荡产者，有因此卖妻鬻子者，有因此弃家逃亡者，困苦流离，死而无告。因而盗贼窃发，民不聊生。此关心民瘼者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三张杰《均徭文》）

语曰：雀胫不如牛髀。近日奸顽里老，比欠止带贫民，不知钱粮逋负，不在荒地而在腴田，不在贫民而在奸富，不在小民而在势豪。

（吕坤《实政录》卷四《民务•征收粮税》）

隆见天下士大夫，官无论久暂崇卑，必有华屋接阛阓，良田连阡陌，积货充市肆，僮奴溢街巷。大则兼数百家之产，小亦不下数十家。此赀非从天降地出，悉小民之脂膏也。

（屠隆《鸿苞节录》卷二《藿语•惩贪竞》）

丁　投献

民或苦于科敛，则以田投献于势豪，虽纳私租，可免国税。其中奸徒，往往借势侵渔贫农，甚至己本无田，而诬指他人之田，带投以为利。

民之穷困，不特繇于有司之侵渔，亦多迫于势豪之横暴。盖官豪势要之家，其堂宇连云，楼阁冲宵，多夺民之居以为居也。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也。至于子弟恃气陵人，受奸人之投献，山林湖泊，夺民利而不敢言。当此之时，天下财货皆聚于豪势之家，若不严为禁治，小民之害，何时而已也？

（《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一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

凡诡寄投献等禁例，洪武初令：“凡民间赋税自有常额，诸人不得于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土山场窑冶，遗害于民，违者治罪。”十五年令：“各处奸玩之徒，将田地诡寄他人名下者，许受寄之家首告，就赏为业。”十八年令：“将自己田地移坵换段，诡寄他人，及洒派等项，事发到官，全家抄没……”正统九年奏准：“顺天府所属地土有限，今后公侯驸马伯等官在京年久及外夷人员，曾经拨地安插住坐者，不许奏讨田地。”

（《大明会典》卷一七《户部四•田土》）

投充名色，从古所无……此事起于墨勒根王许各旗收投贫民，为役使之用。嗣则有身家有土地者，一概投收。遂有积奸无赖，或恐圈地，而宁以地投。或本无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甚且带投之地有限，而恃强霸占之弊端百出矣。借旗为恶，横行害人，所投之主原不尽知，但听投充之口护庇容纵，以致御状、鼓状、通状纷争，无不抗租。而豪户下以佃户抗租无米之田上供国家之赋，于是上户亦困。而诸无田不耕之人，又无虑十人而六七，荒形甫见，则徒手待哺之民遍郊野。是故苏松之荒，较甚他郡县。

（《皇朝经世文编》卷四三张海珊《甲子救荒私议》）

戊　钱粮

富民则纳贿窜田及丁于势绅之籍，以避粮徭，谓之诡寄。

田之不均，生自二豪，贵官多赂，富室多财，颛肥饶之区，擅山泽之利。富民又以余田窜仕籍业，贫民仕者优力役，贫者代输租，谚谓“富人家谷，贫者官粟”者也。富则曳丝被绮，侈以相竞，贫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马，痛哉！近者有司立法均田，画丘计亩，三品征税。惜其负之胥吏，高下任心，众口称喧，尤为二豪扇摇，欲坏而罢之。旷代而举事，偶噎而废食，惜乎！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五三崔铣《政议》）

且此等人数，杂沓不齐。或市井逃食之辈，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乙名，以途人而诡充子侄。或一家三四人，或一人三四籍，躲避差徭，贪图粮赏，凭借内府，骄炫乡邻。身不闲艺业，而谓之高手上工；按月办苞苴，而谓应役不缺，弊端百出，难以悉陈。遂致司农乏计，而仓庾告空，有识寒心，而朝廷不觉。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九二郑自璧《裁滥役以节京储疏》）

稽诡（诡寄）射（影射）之术有二：曰慎优免，曰考寄庄。夫优免，免其本业耳，今则广收富人之财以射利。寄庄，其广布者耳，今则借豪贵之名以隐差。至于投献有例，强占有禁，其法具存也。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一《国朝田赋》）

查得按属各州县编审均徭，俱随各甲内原额丁田挨年编派。其法初未尝不善，但奸欲避重就轻，往往诡寄粮多甲下。而宦豪之家又花分子户，频年告免，更相影射。以致轻重愈失其平，法意盖荡然矣。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庞尚鹏《题为均徭役以杜偏累民困事》）

以粮言，豪绅即纳粮亦薄于常农。其买田也，必乘贫民急售之际，限以轻赋。于是贫农售田而留赋，田益狭，赋益重。

奸胥豪索，乘岁久，乱常赋之则。有司为名书，首尾莫之省。贫者敛日众，逃日众，而土日荒。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一三林燫《赠节斋刘公之江西左辖序》）

……盖今天下，田地不均，官民异则。狡狯之胥，豪悍之族，倍力为巧诈，飞走千形，秽诡万状。派于见在，谓之活洒。藏于逃绝，谓之死寄。分于子户，谓之带管。留于卖主，谓之包纳。有推无收，有总无彻，倏忽变幻，鬼不得而原也。至于富人，惮于征徭，割数亩之产，加数倍之赋，无直以免贫民。贫民逼于穷蹙，持难售之田，苟速售之利，减赋以邀富室，广狭轻重，杂乱混淆。富者田广而赋反轻，贫者田狭而赋反重，富者有公侯之资，贫者为狗彘之食。此所流徙遍山林，而盗贼难禁也。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六叶春及《较赋税•因地定赋》）

山阴、会稽、萧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左宗棠《核减绍属浮收钱粮疏》）

以徭言，明初定制，每十年则里书造册，田多者为里长，任徭役，田少者为花户。又造鱼鳞册，以稽田额，法颇缜密。年久，田多易主，册遂漫漶不可稽。富者贿里书，捏立户名，谓之“鬼户”。以己田分隶其下，谓之“飞洒”。又有活洒、死寄、畸零、带管、悬挂、掏回、包纳、寄庄诸名色，使田数锐减。贫民反以田多充里长，应重徭。

鱼鳞册岁久漫漶，至亡失不可问。而田得买卖，粮得过都图，赋役册独以田从户。其巨室置买田产，遇造册，贿里书，有飞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纳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眼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石为包纳者，有全过割不归本户者，有有推无收、有总无彻名为悬挂、掏回者，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

（蔡方炳《广治平略》卷一七《田赋篇》）

至钱粮包揽飞洒，以致历年拖欠，亦由户名不清，村庄不顺。所以里长虽行禁革，而变为圩头、图总、甲首种种名色，甚且有衿监吏胥暗占为缺者。盖浙俗粮册并无的姓的名，或子孙分析，承用诡名，至辗转授受。又联合数姓报作一户，因而互相推诿，并不知为何人。或投托豪户名下代纳，任其侵蚀，无从稽考。又或一户之粮数人应交，而散居各处，另乡之人置产此地，而相隔窎远，于是滚单不能挨送，不得不用一熟悉根柢之人，令其查造传催。伊等既操其权，遂致从中舞弊。若按保甲之实户，问田产之坐落，以田产之的名，编行粮之图甲，挨庄顺序，户户可稽，则钱粮何从诡寄，抗欠何难追比乎？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徐鼎《请稽保甲以便征输疏》）

一曰清户、柱、至、到。有田在山乡而粮在湖乡者；有东乡之人买西乡之田，而粮仍拨入东乡者；有一粮户而数十花名者；有一两钱粮而分立数名者。其意欲混入积淹之册，希图蠲缓也，欲避大户之名而巧卸差徭也，更欲避堤头圩头之举而深畏相累也。更有田已典当而未杜卖过户，及催收钱粮，问之田主，田主曰“已典当与某”；问之当主，曰“并未杜卖，仍须田主完粮”。彼此相推，几乎无可捉摸。种种诡弊，皆逃亡故绝之源也。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胡林翼《札各州县论钱漕吏胥》）

粮多者为富民，粮少者为贫民。今富者既多幸脱，承差者俱属穷黎，或逃或欠，下累里甲，上碍考成。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曾王孙《勘明沔县丁银宜随粮行议》）

夫里甲十年一定，田多佥里长，田少为花户，固矣。浙省各属，有等奸顽富民，串通本里册书，每于编审之年，捏立鬼户，飞洒田数，少者四五亩五六亩不等，多不及十亩而止。田数既已无多，重役便已漏脱。及至临审缺额，反将贫民瘠产串立应充，是田多者以花分而得卸担，田少者以愚实而应重差。是皆册书舞弊，以致苦乐不均。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柯耸《编审厘弊疏》）

衙门吏书舞文坏法，或变乱丁粮，或洗改图册，或重轻罪名，或要索人犯。皂快下乡，或添帮挂搭，或拷掠良民，或驱诈货财，或凌辱妇女。

（吕坤《实政录》卷三《民务•有司杂禁附》）

此其弊莫甚于丁，而丁之害莫甚江以北淮以南，何者？区方百里以为县，户不下万余，丁不下三万，其间农夫十之五，庶人在官与士夫之无田及逐末者十之四，其十之一则坐拥一县之田，役农夫尽地利，而安然食租衣税者也。举一县之丁课，征什一于富民，宽然则有余。其十之九，非在官则士夫也，否则逐末者也，其最下则农夫之无田者也。彼既以身役于官，焉能复办一丁。士夫既委身朝廷，亦当不附此例。逐末者贸迁无定，且骫于法外，以求幸免，势必以十九之丁尽征之无田之贫民而止。贫民方寄食于富民之田，值丰岁，规其赢羡以给妻子，日给之外，已无余粒。设一遭旱潦，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既无立锥以自存，又鬻妻子为乞丐以偿丁负。为吏者上格于国课，下迫于考成，且为刳肉补创之计，鞭箠囚系，忍见其转死流亡。故逋赋愈多，而贫民愈困。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盛枫《江北均田说》）

粮赋之外，又有实物之赋，所取无方，惟吏所需。徭役之外，又有工徒之役，挑河供车，惟吏所使。又有坐派、加派、加耗种种名目，苏常田赋本重，民尤苦之。及新谷上场，又敛银为赋，非田所出，农民必贱售其谷以纳租。

今日之农，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不苦于差，而苦于差外之差。何谓赋外之赋？即如江南扬州府属，国家正赋每亩二钱四分五厘零，田有高下，约数亩折一亩，每亩纳银不过四五分，其取之于民者，固有定则矣。今也不然，船厂炮厂须用铁，则赋；筑河堤须用夯木，则赋；决口卷扫须用稻草，则赋；下桩须用柳，则赋；扎扫须用白蔴，则赋。夫民以其土之所有为上用，犹易办耳，若采铁于不出铁之乡，责麻于不产麻之地，旱暵草枯，水涝木坏，徒肆苛索，只费缗钱，或倍价以相鬻，或干折以幸免，岁凡数供，追呼不息。此苦于赋外之赋也。何谓差外之差？国家《赋役全书》定为经制，是赋中已兼有役。今臣见扬州府江都县，每岁一里贴浅夫工食银二十四两，则田已役其二矣。顷河流溃决，复按亩起夫，则田已役其三矣。挑河夫之外，又有帮工夫，则田已役其四矣。四役之不已，而又有所谓庄差。庄差者，取之耕田之穷农也。农夫代人出力以耕田，其所耕之田，即里地已起差之田也。在里地起差者此田，今起庄差者亦此田。即令田系农夫所自有，而田已在里地起差之内，若更加以庄差，不一田而二差也哉？自庄差之名一设，则有供土船之害，有供土箩土基之害，有供车辆之害，卖妻鬻女，尚不足以应其求；敲骨擢筋，惟恐不获终其役。嗟此疲劳告瘁之民，即我皇上捐赈啜哺之民也。差一及身，进无以邀廪饩，退不能就粥糜，有转死沟壑已耳。此苦于差外之差也。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八许承宣《赋差关税四弊疏》康熙十九年）

方今山林川泽，悉入征输，夏税秋粮，各有岁额。舳舻千里，飞挽穷年，其所以充边储而供国用者，既有成规矣。频年以来，倭虏为患，此外复有坐派加派之名，养马养兵之费。而当事臣工，权宜议处。至于赃罚商税寺产事例度牒引钱，所以搜括之者亦既无不尽矣。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七李邦义《足国裕民疏》）

自唐宋来，天下赋江南居十九，浙东西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又居浙东西十九，实当江南州府县之半。盖由平吴之日，籍诸豪族田没入官，而按其家入私簿为税额征，意独以示惩。后三年，而苏逋税至三十余万……于是创为平米法，官民田亩皆划一加耗。

（朱健《古今治平略》卷一《国朝田赋》）

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何以故？则有谷而无银也，所获非所输也，所求非所出也。”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钱粮论上》）

收粮时，胥吏因缘为奸，开仓坐派，催科收解，无不丛弊。

地粮诡寄何以收归一人？欺隐何以查复原额？荒闲之地何以勘实？死逃之丁何以除补？

（吕坤《实政录》卷三《民务•有司杂禁附》）

今也贵贱不均，升擦未确。豪猾通积书而增升减合，里老瞒官府而卖富差贫，数亩之田，差名种种，一人之税，赤历纷纷，官不得其要领，民不知其精详。甚者暗增千百，十诡二三，此坐派之奸也。里老骗收，花户重纳，花户逋慢，大户包赔，差催人众，则钱粮止足供贿赂之资；地户星居，则里排日疲于奔走之役。比限不分多寡，一体鞭扑，豪猾竟不到官，专责下户。或死丁荒地逼见在摊包，或诡隐田粮致甲中受累，则催科之混也。民间辏办粜卖为多，律法征收定于熟月，今有司无有不催科矣。虽各项差粮日用刻期，而青黄不接势必称贷。又有司终年比较，里老终年催征，花户终年办纳，大户终年坐柜，则开仓之害也。及纳银到官，垂涎于大户之多收者；巧名取派，借口于有司之需索者；横肆增添，有暗加一明加二者。既重取于小民，又轻给于解役，甚者无银而空文起解，或经岁而不问批收，此收解之弊也。其他编审头役或倾人之家，耗费里甲或逼人之命，累苦者独不见知，奸巧者公然得志。

（吕坤《实政录》卷六《风宪•约宪纲十要》）

其迳纳粮料者，多方刁掯，必餍其欲。

弘治以后……各款粮料……俱令小民运送内府。以故内官军校视彼为奇货，多方刁掯，百计需求，有白粮一石加至二三石，乃能上纳；各项物料倍出三四百两，始得批回。解粮之人，费逾常数，不得不称贷赔纳，轻则荡产，重则丧身。虽有禁例，谁敢与内臣抗辩？

（《皇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七王得春《摅明诏罄愚衷疏》）

己　逃户

农民不胜重敛，弃田而逃。吏则以逃者之赋，摊于留者，以足其额。留者赋愈重，逃者日愈多。

一里百户，一岁之中，一户惟出一户税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户，乃以二十户税，摊于八十户中，是四户而出五户税也。明年逃三十户，又以三十户税，摊于七十户中，是五户而出七户税也。又明年逃五十户，又以五十户税，摊于五十户中，是一户而出二户税也。逃而去者遗下之数日增，存而居者摊与之数日积，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岁加于一岁，积压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为生，而国亦不可以为国矣。为今之计奈何？曰：李渤谓“尽逃户之产税，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虽去而产则存，宜斟酌具为常法。每岁十月以后，诏布政司委官一员，于所分守之地亲临州县，俾官吏里胥各具本县本里民数，逃去开除者若干，移来新收者若干，其民虽逃，其产安在，明白详悉开具，即所收以补所除，究其产以求其税。若人果散亡，产无踪迹，具以上闻，核实除免，如李渤所言绝摊逃之弊。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二）

凡逃户，洪武二十三年，令监生同各府州县官，拘集各里甲人等，审知逃户，该县移文，差亲邻里甲于各处起取。其各里甲下或有他郡流移者，即时送县，官给行粮，押赴原籍州县复业。永乐十九年，令原籍有司覆审逃户，如户有税粮，无人办纳，及无人听从军役者，发回。其余准于所在官司收籍，拨地耕种，纳粮当差。其后仍发回原籍。有不回者，勒于北京为民种田。

（《大明会典》卷一九《户部六•户口一》）

臣见自今年以来，差繁赋重，财尽民穷……丁户已绝，尚多额外之征；田土虽荒，犹有包摊之累。里甲浪费，而日不聊生；刑罚过严，而肌无完肤。民不能堪，往往流转他处，以全性命。

（《皇明经世文编》卷二五一王邦直陈愚衷《以恤民穷以隆圣治事》）

迨至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年间，民困财竭，一遇大荒，流移过半。上司不知行文，有司不行招抚，任彼居住，诡寄附籍。南方州县多增其里图，北方州县大减其人户，军匠消耗，率由于此。年远者卒难得回，近逃者尚可招抚，若不申明旧制，着实举行，诚恐数十年后，逃移税粮并于见在人户赔纳，日加困苦，无以聊生，诚非治道之所宜也。

（《皇明经世文编》卷六二马文升《抚流移以正版籍疏》）

以今日言之，荆襄之地田多而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侨寓于荆湖。盖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给其人，必资荆湖之粟以为养也。江右之人群聚于荆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荆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并失之也。臣请立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于荆湖，多历年所，置成产业者，则名以税户之目；其为人耕佃者，则曰承佃户；专于贩易佣作者，则曰营生户，随其所在，拘之于官，询其所由。彼情愿不归其故乡也，则俾其供词，具其邑里，定为板册，见有某人主户，见当某处军匠，明白详悉，必实毋隐。然后遣官赍册，亲诣所居，供报既同，即与开豁所在郡邑，收为见户，俾与主户错居共役。有产者出财，无产者出力，如此通融，两得其便。

（《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二丘浚《江右民迁荆湖议》）

万历时，通行一条鞭法，人民称便。

而征一法、一条鞭、纲银诸法……异名而同实，民咸称便。征一法者，都御史欧阳铎抚南畿时督储法也。铎督十郡粮储，曰：“吾不虞他七郡，独虞苏、松、常，而最甚者苏。夫苏漕饷天下半，即不裕当如国计何？厥田虽有上下，然独伯季耳，季亩仅五升，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苏何？”既而曰：“版籍粮亩业不可擅变，而加耗岁会固巡抚之所职也。昔周文襄据田以行法，吾当因法以补田，令府州县各总其亩之额，而丈量田以正亩，括其征米征银之凡，而计亩均输之。”乃请于帝，科则不易其旧，而比其最重者与其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之，重而不能尽损者，为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以阴见轻。轻而不能加益者，为征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以阴见重。诸推收田者，从圩不从户，田为母，人为子，奸巧无所容，而逃窜渐复。又令民岁以田出缗钱雇役，毋得仍十年前之旧，裁省邮置滥费，定收约例，凡数十百条。与苏郡守王仪推行之，日征一法。于是诸郡粮虽不得减而得均，纲银举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犹网有纲，一举而尽也。一条鞭法者，通州县一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额若干，均徭里甲土贡雇募加银额若干，通为一条，总征而均支之也。其征收不输甲，通一县丁粮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备载一岁中所应纳之数于帖，而岁分六限纳之官。其起运完输若给，皆官府自支拨，大都不杂出名色，吏无所措手。人知帖所载，每岁并输，可省粮长收头诸费，利固不可胜言矣。

（蔡方炳《广治平略》卷一七《田赋篇》）

清康熙五十年，定丁额后，不复加丁赋。雍正时摊丁入亩，通谓地丁，民始免徭役之苦。

丁口之输赋也，其来旧矣。至我朝雍正间，因各疆吏奏请，以次摊入地亩，于是输纳征解，通谓之地丁，或曰丁随地起……我朝丁徭素薄，自康熙五十年定丁额之后，滋生者皆无赋之丁。凡旧时额丁之开除既难，必本户适有新添可补，则转移除补，易至不公。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保甲无减匿，里户不逃亡，贫穷免敲扑，一举而数善备焉。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三《纪丁随地起》）

然官吏之不肖者，仍有加粮之事，时酿巨案。清末四川东乡案，其著者也。

光绪初，四川有东乡县抗粮案。知县孙定扬每钱粮一两加收制钱三百文，乡民袁腾蛟纠众抗粮。定扬以叛案报省，护督文格命署川东镇总兵李有恒往剿，有恒滥杀无辜多命。腾蛟数次京控。后经总督丁宝桢结案，孙李二人遣戍。张之洞前为四川学政时，按试绥定，生童皆不作文而诉冤状，故之洞知其事甚稔。至是，乃出弹章谓滥杀由于报叛，报叛由于抗粮，抗粮由于加赋，一时传诵，之洞由此显名，以至大用。朝命恩承童华往四川查办，改处孙、李皆斩。予童时，曾见钞本《东乡案》一厚册，今不忆作何语矣。恩童兼查御史指参宝桢官盐、都江堰、机器等事，得贿十六万金。文格、宝桢处分皆轻。未几，阎敬铭特参恩童沿途需索有据，亦遭严议。阎盖为宝桢报复也。

（《松堪小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