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业

甲　工人

百工

百工制器，自人常日用以至美术品，多自货卖，所谓百工居肆是也。或居家，或负担以觅售，非兴贩而实兼商，其数远过于行商。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伙，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鲜矣。今辇轂之下，四方之人咸鳞集焉。其在官者，国初以工役抵罪，编成班次，有五年、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二年、一年一班者。其造作若干，成器若干，廪饩若干，皆因其多寡大小而差等之，精粗美恶亦然。此其大率也。自后工少人多，渐加疏放，令其自为工作，至今隶于匠籍，若闾里之间，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尤众。以元勋、国戚、世胄、貂珰，极靡穷奢，非此无以遂其欲也。

（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

工艺之家，男女或尽弃耕织不务，而施奇技淫巧，为服用之物，以渔厚利，纵多费工力，而无益于实用。农夫竭一家之利者，或不足以当其一夫之获；积一岁之收者，或不足侔其一旦之售。

（《皇明经世文编》卷一二王叔英《资治策疏》）

竹与漆与铜与窑，贱工也。嘉兴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箓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官之窑，皆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焉。

（张岱《陶庵梦忆》卷五《诸工》）

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

（张岱《陶庵梦忆》卷一《吴中绝技》）

南京濮仲谦……技艺之巧，夺天功焉。其竹器，一帚一刷，竹寸耳，勾勒数刀，价以两计。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仲谦名噪甚，得其款，物辄腾贵。

（张岱《陶庵梦忆》卷一《濮仲谦雕刻》）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戊戌，谕：“……山西平定州等处，山多田少，粒食恒艰。小民向赖陶冶器具，输运直省易米，以供朝夕。”

（《清世宗实录》卷七）

湖南之邵阳、武冈、慈利、安化、永定等州县铁矿，俱系各该居民农隙自刨，以供农器。间有产铁旺盛之芷江县，挑往邻邑售卖。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一妇之手，岁可断百疋……一亩之桑，获丝八斤，为二十疋。夫妇并作，桑尽八亩，获丝六十四斤，为百六十疋。严氏故有土一亩，易桑损十五，以食三口，岁余半资。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唐甄《惰贫》）

查江南苏、松两郡，最为繁庶。而贫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资者，不在丝而在布。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一日之经营，仅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

常郡五邑……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无锡）……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易米以食矣。故吾邑虽遇凶年，苟他处棉花成熟，则乡民不致大困。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利》）

江南膏腴之壤，植木棉，女红惟布为多……而织妇最为勤苦，碾弹纺绩，工亦劳矣。而一布之值，不敌匹帛之什一，工多利少，不足以供口食。季女斯饥，良不免矣。

（《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郭起元《布帛赢缩说》）

松有劳纴之利……功归女子……晓星芒芒，夜灯煌煌，人在睡乡。非官非商，万机齐张。哑哑似语，咿咿是诉。声苦心宽，明日卖布……绚绫十尺，赢钱一百，积一机之勤，疲一女之力，月可取布三十丈焉。

（《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八《钦善松问》）

官工（匠）

隋唐工以番上，明谓之班匠。初以罪人为之，继则班选天下匠人，入都输作，编为匠籍，子孙亦得应试仕宦。后以人苦匠役，改为征银以代役。

凡轮班人匠，洪武十九年（1386年）令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仍量地远近，以为班次。置勘合给付之，至期赍至部，听拨，免其家他役。

（《大明会典》一八九《工部》）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天下各色人匠，编成班次，轮流将赍原编勘合为照上工。以一季为满，完日随即查原勘合及工程，明白，就便放回，周而复始。如是造作数多，轮班之数不敷，定夺奏闻，起取撮工。本户差役，定例与免二丁，余丁一体当差。设若单丁重役，及一年一轮者，开除一名；年老残疾户无丁者，相视揭籍，明白，疏放。其在京各色人匠，例应一月上工一十日，歇工二十日。若工少人多，量加歇役。如是轮班各匠，无工可作，听令自行趁作。又奏准，照诸司役作繁简，更定班次，率三年或二年轮，当给与勘合，凡二十三万二千八十九名，计各色人匠一十二万九千九百八十三名。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轮班人匠简表

宣德元年（1426年）诏：“凡工匠户有二丁、三丁者留一丁，四丁、五丁者留二丁，六丁以上者留三丁，余皆放回，俟后更代。单丁量年久近，次第放回。残疾老幼及无本等工程者，皆放回。”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凡班匠征银，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奏准：轮班工匠，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所司类赍勘合，赴部批工。北匠出银六钱，到部随即批放。不愿者仍旧当班。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弘治十八年（1505年）奏准：南北二京班匠，自弘治十六年编填勘合为始，有力者每班征银一两八钱，遇闰征银二两四钱，止解勘合到部，批工领回给散。无力者每季连人匠勘合解部，投当上工，满日批放。如无勘合者，虽纳匠价，仍解人赴部，查理勘合下落。其已征在官匠价，尽行解部，若有存留，那前补后，计赃论罪。年终通将征解过数目，造册奏缴。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题准行各司府，自本年春季为始，将该年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仍备将各司府人匠总数查出，某州县额设若干名，以旧规四年一班，每班征银一两八钱，分为四年，每名每年征银四钱五分。算计某州县每年该银若干，抚按官督各州县官，各年征完类解，不许拖欠。年终造册类缴，分别已未完等第参究。计各省府班匠，共一十四万二千四百八十六名，每年征银六万四千一百一十七两八钱。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各省府班匠征银简表

凡住坐人匠，永乐间，设有军民住坐匠役。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令工匠役作内府者，量其劳力，日给钞贯。永乐十九年（1421年），令内府尚衣、司礼、司设等监，织染、针工、银作等局，南京带来人匠，每月支粮三斗，无工住支。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宣德九年（1434年），令内官监工匠，月支粮五斗。上工之日，光禄寺仍给饭食……景泰元年（1450年），令在京各监局及各厂上工军匠，光禄寺不关饭者，月支米一石；关饭者五斗。三年（1452年），令兵仗局攒造军器，军匠仍支米五斗，民匠四斗。天顺元年（1457年），令司设监各色军匠，月支米五斗。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成化九年（1473年），令高手人匠，行锦衣卫镇抚司带管，月支粮一石，岁给冬衣布花，送监上工，仍于光禄寺日支粳米八合。

（《大明会典》卷一八九《工部》）

清初，首除匠籍，征银改入条编，需用官匠各给工资。

顺治二年（1645年）题准：除豁直省匠籍，免征京班匠价。十五年（1658年），议准：京班匠价仍照旧额征解。康熙三年（1664年），定班匠价银，改入条编内征收。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二《工部》）

监匠役，内务府存留外，其余工匠仍隶工部。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二《工部》）

雍正元年（1723年），题准实在存留各项食粮匠役定额：营缮司木匠、锯匠、石匠、瓦匠、土作匠、五墨匠、油匠、钉铰匠、雕銮匠、菱花匠、铜丝网匠、桶匠各二名，搭材匠四十二名，琉璃匠十有五名，裱匠、铸匠各一名，每名月支米七斗五升。铁匠一名，月支米三斗。木仓夫、马圈夫各二名，马馆夫一名，张家湾木厂夫八名，每名月支米三斗，每斗折银一钱三分。（今增黄布城库丁四名）虞衡司军器火药局首领二名，每名月支米一石，折银一两三钱。安民厂库丁四名，濯灵厂库丁十名，盔甲厂库丁一名，每名月支米三斗。安定门左翼炮局库丁六名，德胜门右翼炮局库丁六名，戊、丁二库库丁各二名，军需库库丁八名，每名月支银五钱。网匠六名，木匠三名，东珠匠二名，裁缝匠一名，每名月支米七斗五升。养马人役九名，每名月支银四钱五分，米九斗。都水司裱匠、丝网匠各三名，刻字匠、刷印匠、车子匠各二名，刻石匠、枏木匠、镫匠、染纸界画匠各一名，采子匠八名，裁缝匠六名，每名月支米七斗五升。窖役四十名，每名月支米五斗。库役一名，渡船夫十有六名，每名月支米三斗。桥夫二十名，每名月支米七斗五升。屯田司作管八名，每名月支米五斗，银一两。西厂巡役二名，南厂巡役六名，每名月支米三斗。宝源局皂隶三名，余丁二十名，每名月支米三斗。节慎库库丁二十名，月支银五钱。以上工匠夫役银米，皆咨户部按册给发。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二《工部》）

雍正元年（1723年），定各项匠役每工给银一钱八分，冬月给银一钱四分，夫役仍旧。又定各项食粮匠役，遇有工程，每日支银七分。三年（1725年），定食粮工役，遇有工程，日支银六分。（以上匠役工价。每银一两折给制钱千文。）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二《工部》）

乾隆元年（1736年），议准各匠工价：旧例长工每日给钱百八十文，短工给钱百四十文，今核定无论长短工，给钱百五十四文。搭材匠，长工每日给钱百七十文，短工给钱百四十文，今无论长短工，给钱百四十文。夯碢夫，旧例日给钱百三十文，今核定给钱百文。壮夫，长工日给钱八十文，短工日给钱六十文，今无论长短工，给钱七十五文。食粮匠，照旧日给钱六十文。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五二《工部》）

乙　工之组织

行

明清纪载行作者少。然宋明相去不远，吴自牧《梦粱录》所列团行名称，有至今未改者，知数百年间风俗变动甚少。约束同业者谓之“行规”，由行定价者谓之“行市”，聚众要求增加工资者谓之“齐行”。齐行之名，其来甚早，今尚有之。手艺人之会所则通称为“行会”。

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又有异名行者，如……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团行》）

凡顾倩人力及干当人，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买、外出、鬙儿、酒家人师公、大伯等人。又有府第宅舍内诸司都知、太尉、直殿、御药、御带、内监寺厅分、顾觅大夫、书表司厅子、虞候、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团丁等人。更有六房院府判提点，五房院承直太尉，诸内司殿管判司幕士、六部朝奉、顾倩私身轿番、安童等人。或药铺要当铺郎中、前后作、药生作，下及门面铺席、要当铺里主管后作，上门下番当直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领。如有逃闪将带东西，有元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或官员士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无有失节。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顾觅人力》）

甚矣工人之贫也，时钱贱物价贵，工人倡为齐行，所争者微，所聚者众。

（周晖《琐事剩录》卷四《工人齐行》）

当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时，网罗珠玉，多不胜计，是为玉器业务全盛时期。而行会创立即始于此。玉器行供有祖师，系一道士，称为邱祖。相传能捏玉如面，可作任何形状，故奉之为祖师。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玉器业》）

关于建筑各厂商之团体组织，在从前乾嘉年间，曾有鲁班会。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建筑业》）

平市成衣铺……凡挂成衣二字招牌者，皆承做中式衣服……组有成衣行会，以三皇为祖师，往者每年开会时……公议行规。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成衣业》）

北平操条带业者……于乾隆年间即已立有行会。每年旧历三月十五日，同行各家必集会一次，以为盛举。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条带业》）

当前清时，都中较大之香烛店，均自设有工厂。制造香烛……此业向有行会。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香烛业》）

明嘉靖、万历间，苏州织工及浮梁陶工之变，皆佣工所首倡。

葛贤者，昆山人，以织缯赁工于郡城。辛丑万历二十九年六月，有奸民具呈于孙税监曰：“愿立新法。凡缯之出市者，每匹纳银三分，方许市。某等愿效力，司其事，列于富室。”贷重资行贿于税监。计垂成，税监已出市，行有日矣。众织工及市缯家皆苦之，莫可为计。贤挺身曰：“吾当为首，为吴民剿乱。”相率数十人，入玄妙观，定约曰：“若辈举动，皆视吾手中芭蕉扇所指。”众曰“诺”。于是先往具呈，入汤某徐某家殴杀之。继往丁少参元复家及富室归某家，皆火其居，为其出贷重资于市棍也。且禁不得掠一毫财物。又分投往阊胥二门外，凡税官之在地方者尽殴杀之。身往见府公曰：“愿得孙税（监）而甘心焉。”府公但以好言慰止之，不敢问。及次日，众犹不散，曰：“必欲得税监乃已。”于是孙召集卫军及地方兵勇，扬兵示威以为备。贤等亦聚众趋税监门，幸与兵不相遇，日暮各散。税监得乘间护送逸去入杭，贤乃投狱。府公问所欲，曰：“夜多蚊，只求蚊帐一顶足矣。”狱中人及外人之好事者多义之，往往携酒脯劳之无虚日。贤亦自分必死，乃奏下竟得宽旨，至今在狱无恙。亦异数也。

（沈瓒《近事丛残》）

（嘉靖二十年）六月辛酉。初，江西乐平县民尝佣工于浮梁，岁饥艰食，浮梁民负其佣直，尽遣逐之。遂行劫夺，二邑凶民，遂各结党千余，互相仇杀。

（《明世宗实录》卷二五○）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江西浮梁县景德镇民变。冤民万余欲杀矿监潘相，烧焚厂房，通判陈奇可力行晓谕乃散。奇可反以诬参被逮。

（《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作坊

或曰作，或曰作分，或曰作坊，至今犹沿此称。皆有工人，而以机房规模为较大，其事非外行所能，故主持者往往亦须劳作。

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里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等分……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极其工巧。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团行》）

杭东城，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朗仁宝云：“起于褚河南九世孙载善织作绫锦……其中一二供尚衣之匠，花样有为西湖十景全图者。”

（厉鹗《东城杂记》卷下）

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唤找。

（《元和县志》卷一六《物产》）

骁骑营一带，小衖曲巷……机户最多，三五成邻。

（甘熙《白下琐言》卷四）

蚕桑盛于苏浙……惟织工推吾乡为最。入贡之品，出自汉府；民间所产，皆在聚宝门内东西偏，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故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剪绒则在孝陵卫，其盛与绸缎埒。

（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道光庚子，（甘）静斋……顾觅织工来省，捐资备办棉纱，于孝陵卫一带，设机织布。令绒织失业男妇习之，价廉工省，日用必需……洵百世之美利也。

（甘熙《白下琐言》卷八）

县治东南城内，业杼织者数百家，谓之机房。前清盛时，供全省之用，并销陕、甘、云、贵。先后所制，有蜀锦、天孙锦、字锦、云龙锦、芙蓉锦诸目。

（《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四《物产三》）

织绉机房多在治城外，今亦半不存焉。

（《民国华阳县志》卷三四《绉》）

旧制一户所领之机，不得逾百张，以抑兼并，过则有罚。逮曹尚衣寅奏免额税，其禁遂弛。乾嘉间，通城金陵机以三万计，其后稍稍零落，然犹万七八千……开机之家，谓之帐房。机户领织，谓之代料。织成送缎，主人校其良楛，谓之雠货。其织也，必先之以染经，经以湖丝为之。经既染，分散络工。络工贫女也，日络三四窠。（丝曰片，经曰窠，百窠为一桩。）得钱易米，可供一日食……经籰交齐，则植二竿于前，两人对牵之，谓之牵经。牵毕即上机接头，新旧并系，两端相续。如新置之机，无旧头可接，则必先捞范子，然后从交竹中缕缕分出，一丝不乱，谓之通交。而织工乃有所藉手矣。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三《记机业》）

染坊则在柳叶街船板巷左近，盖秦淮西流水以之漂丝，其色黝而明。尤于玄缎为宜，犹之镇江大红，常州果绿，苏州玉色，西湖杭色，皆迁地弗能为良也。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三《记机业》）

按王宗沐《江西大志》，广信府纸槽，前不可考。自洪武年间，创于玉山一县。至嘉靖以来，始有永丰、铅山、上饶三县，续告官司，亦各起立槽房。

（《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纸》）

评事街亦名皮作坊……攻皮者比户而居，夏日污秽不可近……转东一卷，名曰皮场，盖亦皮作坊之所。

（甘熙《白下琐言》卷六）

丙　工艺品

瓷

自明以来，景德镇烧造瓷器，自饮食之具，以及文房雅玩。精者曰御窑，由官领之。粗者曰民窑，产品行销全国。宋元官、哥、定、汝、均诸窑，皆失传。彭城窑但能制土碗，行于乡间。南瓷若建窑，若宜兴窑，制器无多。

唐武德二年（619年），里人陶玉献假玉器，由是置务设镇，历代相因……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始开窑烧造，解京供用。有厂一所，官窑二十座。

（《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瓷器》）

器数则缸、瓮、砖、盘、碟、碗、罐、瓶、坛、盏、钟、炉、盒。而饰以鸟兽草花，或描花，或堆花，或暗花，或锥花、玲珑，诸巧无不具备。自明万历时，回青少，民间多用纯白之器，如蛋壳钟杯，及人物仙佛之数，亦极精巧。颜料则铅粉、焰硝、青矾、黛、赭石、黑铅、松香、白炭、金箔、古铜，色则油紫、金翠色、金黄、金绿、金青、矾红、紫色、烧青、描金、五彩。

（《浮梁县志》卷八《食货•陶政》）

陶器则有缸、盆、盂、盘、尊、炉、瓶、礶、碟、碗、钟、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

（《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瓷器》）

纸

江西、福建纸业最盛，曰榜纸、曰毛边、曰毛苔，供公私文书及印行图籍之用。曰宣纸，供书画之用。川、粤所造称为竹纸，贵州为皮纸，山陕为桑皮纸。

司礼监行造纸名二十八色，曰白榜纸、中夹纸、勘合纸、结实榜纸、小开花纸、呈文纸、结连三纸、绵连三纸、白连七纸、结连四纸、绵连四纸、毛边中夹纸、玉版纸、大白鹿纸、藤皮纸、大楮皮纸、大开花纸、大户油纸、大绵纸、小绵纸、广信青纸、青连七纸、铅山奏本纸、竹连七纸、小白鹿纸、小楮皮纸、小户油纸、方榜纸……乙字库行造纸名一十一色，曰大白榜纸、大中夹纸、大开花纸、大玉版纸、大龙沥纸、铅山本纸、大青榜纸、红榜纸、黄榜纸、绿榜纸、皂榜纸。

（《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纸》）

元有白箓纸、观音纸、清江纸，皆出江西……皇明内用纸如前元，但江西西山纸最高。

（曹昭《格古要论》卷二《古纸》）

从化有流溪纸，纸出流溪一堡……其竹名曰纸竹，与他竹异，男女终岁营营，取给篁箐，绝无外务。其法，先斩竹投地窖中，渍以灰水。久之，乃出而椎练。渍久则纸洁而细，速则粗而渗。粗者一名后纸。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五《纸》）

石塘人善作表纸，捣竹丝为之。竹笋三月发生，四月立夏后五日，剥其壳作篷纸。而竹丝置于池中，浸以石灰浆，上竹楻锅煮烂，经宿水漂净之。复将稿灰淋水，上楻锅煮烂，复水漂净之。始用黄豆注一大桶，楻一层竹丝，则一层豆，过三五日始取为之。白表纸止用籐纸药，黄表纸则用姜黄细舂末，称定分两。每一槽四人，抹头一人，舂碓一人，检料一人，焙干一人，每日出纸八把。

（《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纸》）

南昌府纸有粉笺、连七、观音疏纸等名。

（《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纸》）

瑞州府竹纸，即古之陟厘，有老大中、大罗端、晒纸、火纸等名，出新昌。

（《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纸》）

抚州府清江纸，金豁县出。牛舌纸，以稻草为之，崇仁出。

（《江西通志》卷二七《土产•纸》）

布匹

自元以来，松江产布，行销北五省，谓之松江大布，或曰“标布”。故沿途护运者名曰“标客”，设有“标行”。与各地所织之布，俱能染成五色，且能印花。其颜料产自国内，虽经洗涤，永不变色。隆昌、浏阳以麻布名，称曰夏布。江西、广东于麻布外，精织葛布，价贵于纱。

宣德间，巡抚侍郎周忱奏：“以布折税，匹准二石……两端织红纱为识，谓之红纱官布……”其后三纱布，滋为象腹、纹、云朵、膝襕、胸背等样。成化间，乡人有以饷贵近者，流闻禁廷。下府司织造赭黄、大红、真紫等色，龙凤、斗牛、麒麟等纹，工作胥隶，并缘为奸，一匹有费至白金百两者……陈志，后有酋墩布，阔三尺余。又有三梭放阔、新改标寸等布……旧有云布（以丝作经，而纬以棉纱），渐至滥恶。改为抹绒布，杂用蚕丝纬之，其花纹各种，如织锦法，素者更雅淡。又有捺布，促线为之，犹苏机之捺也。独紫花布，以紫花为之，不加染工。大红布，以花子红作染，鲜明倍于绫罗。

（《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

丁娘子布，郭志，东门外双庙桥有丁氏者，弹棉花极纯熟，花皆飞起。用以织布，尤为精软，号丁娘子，一名飞花布……药斑布，顾志，出青龙，今城郭多有之。其法：以皮纸积褙如板，以布幅广狭为度，簇花样于其上。将染，以板覆布，用豆面等调和如糊，刷之。候干，入靛缸浸染成色，暴出，药斑纹烂然。郭志，俗呼浇花布。

（《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

织工皆东莞人，与寻常织苎麻者不同。织葛者名为细工，织成弱如蝉翅，重仅数铢，皆纯葛无丝。其以蚕丝纬之者，浣之则葛自葛，丝自丝，两者不相联属。纯葛则否。葛产绥福都山中，以蔓生地上而稚者为贵。若缭绕树间，则葛多枝叶，不中为丝。采者日得斤，城中人买而绩之，分上中下三等为布。阳春亦然，其细葛不减增城，亦以纺缉精而葛真云。

（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五《葛布》）

绸缎

江浙盛产绫、罗、绸、缎、纱诸品。昔有织造，专供御用外，所制皆坚致细密，耐于久用，能织各种时新花样，染成深浅各色，行销全国。四川川绉，嘉定大绸，顺庆绫，巴缎，云南通海缎，滇缎，汴绸，潞绸，漳纱，祝绸，鲁、黔野蚕丝所织茧绸，亦著声称。

杭 有一等极轻纤者，用湖水漂净，宜染色，大红尤佳，以杭丝多锤练故也。（《浙江通志》）……绵 ，今纺绵而成者曰绵 。（《嘉靖余杭县志》）

（《杭州府志》卷五三《物产•布帛之属》）

纻丝，染丝所织，有织金、闪褐、间道等类。工部奏：“内府供用纻丝纱罗计九千匹，请下苏杭等府织造”上曰：“民力艰难，可减其半。”（《明仁宗实录》）按此即今所谓缎。旧志云“明时无缎”者，特无其名耳。

（《杭州府志》卷五三《物产•布帛之属》）

锦，惟蜀锦名天下。今吴中所织，海马、云鹤、宝相花、方胜之类，五色炫耀，工巧殊过，尤胜于古。明宣德间，尝织《昼锦堂记》，如画轴，或织词曲，联为帷障，又充装璜卷册之用。

（《苏州府志》卷一八《物产•帛之属》）

古锦帐，阔一丈有余，多织《昼锦堂记》、《滕王阁记》，字方四寸。又有小幅者，皆（王）佐所目睹。亦有花竹翎毛者……今泉州府、苏州府又有织者，大小幅皆有，然不及古远甚。

（曹昭《格古要论》卷八《古锦帐》）

缎，自昔缯为帛之大名，而缎之称尤晚。《名义考》：今言段者，纨缯之坚美者尔。其曰段者，犹言端匹也，俗妄从糸作缎，非是。

（《华阳县志》卷三四《物产》）

嘉靖中，陕西织羊绒，广东等处织葛布。至是（隆庆元年）俱罢。

（《大明会典》卷二○一《工部》）

，出吴江，即缯。纹线织者曰线 ，撚绵成者曰绵 ，比丝攒而成者曰丝。

（《苏州府志》卷一八《物产•帛之属》）

纻丝，出郡城，有素有花，纹有金缕彩妆，其制不一，皆极精巧……上者曰清水，次曰兼生，以生丝杂织之。次帽料，又次丈八头，皆以粉浆涂饰，品最下。织造府所制，上供平花、云蟒诸缎，尤极精巧，几夺天工。

（《苏州府志》卷一八《物产•帛之属》）

其人工所为，则机工为天下最。江宁本不出丝，皆买丝于吴越。而秦淮之水宜染，织工在江宁殆千余人。所织曰缎、曰绸、曰纱、曰绢、曰罗、曰剪绒。

（《江宁府志》卷一一《物产》）

江宁人又买毳毛于陕西，而织为毯罽之属，类西洋所制之紧密。

（《江宁府志》卷一一《物产》）

缎之类有头号、二号、三号、八丝冒头，而以素为至美。其经有万七千头者。玄缎为最上，天青者次之。

（陈作霖《凤麓小志》卷三《记机业》）

五金器具

五金制器，是处有之。汉口、昆明以铜器，佛山以铁器著名。各地皆有针作，以手磨成，绣花针长不及寸，极其精细。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铸造铜锅、铜柜等器，及打造铜锅、铜灶、铁窗、铁猫等件，行下宝源局，定夺模范，及计算合用钢铁、木炭等项，明白具数呈部。行下丁字库抽分竹木局放支，督工依式铸造。永乐间，设……南宝源局，专铸内外衙门钢铁器皿。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

针作，出郡城。银作，出木渎。元朱碧山蟹杯甚奇，其法不传。铁作，自欧冶子铸剑，吴中铁工不绝。旧传灵岩山下数家，能炼铁成钢，制刀者资之。铜作，昔木渎王家所制，称精巧。常熟亦有之。锡作亦出木渎，旧传朱象鼻所制为佳。

（《苏州府志》卷一八《物产•工作之属》）

银器，陶南村记银工精诣者，松江唐俊卿与嘉兴朱碧山，平江谢君羽、君和齐名。铜器，娄志，明万历中，胡文明作鎏金鼎炉瓶盒等物，极精雅。人效之，多不及。

（《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

炉，陈志……嘉靖初，海上有黄嬾轩，依仿古式。万历间，华亭胡友思，别以镂金为之，一时盛贵。

（《松江府志》卷六《疆域志•物产》）

铜作……今郡中西城业铜作者，不下数千家，精粗巨细，日用之物，无不具。

（《苏州府志》卷一八《物产》）

濮刀，《上海志》：国初，濮元良善制钢，世居南城，人名其制厨刀曰濮刀。

（《松江府续志》卷五《疆域志•物产》）

造船

明初，郑和出使西洋，所造海船长四十四丈，载数百人。明清两代战船、漕船，俱有定制。闽粤近海，能造快艇。各省船式及名称至多，汪辉祖尝举所见，撰为《舟见录》一卷，惜不传。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如或新造海运船只，复要量度产木水便地方，差人打造。其风快小船，就京打造者，亦须依例计造木料等项，就于各场库支拨。

（《大明会典》卷二○○《工部》）

一千料海船一只，合用杉木三百二根，杂木一百四十九根，株木二十根，榆木舵杆二根，栗木二根，橹坯三十八枝，丁线三万五千七百四十二个，杂作一百六十一条个，桐油三千一十二斤八两，石灰九千三十七斤八两，艌麻一千二百五十三斤三两二钱，船上什物络蔴一千二百九十四斤，黄藤八百八十五斤，白麻二十斤，棕毛二千二百八十三斤一十二两。四百料钻风海船一只，合用杉木二百二十八根，桅心木二根，杂木六十七根，铁力木舵杆二根，橹坯二十枝，松木五根，丁线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个，杂作九十四条个，桐鱼油一千一斤一十五两，石灰三千五斤一十三两，艌麻七百二十九斤八两八钱，船上什物络麻五百七十四斤一十四两四钱，黄藤三百八十三斤八两，棕毛七百三斤，白麻一十斤。

（《大明会典》卷二○○《工部》）

万历元年（1573年）议准：……损坏缺船六百余只。行督粮道，照依湖广、江西二省船式，就于瓜、仪设厂打造，约装载正耗米可五百石。务要底平仓阔，入水不深。

（《大明会典》卷二○○《工部》）

粮船，顺治初年定成造粮船九验之法：一曰验木。木取良材，毋杂恶质，毋间旧料，长短有规，大小有准。二曰验板……板厚五寸，搪浪底板厚二寸，拕泥脚栈板厚一寸七分……三曰验底。船之大小始基于底，船底长不过五丈二尺，中间阔不过九尺五寸……四曰验梁。梁阔则船腹阔大，梁高则船腹容深……浅船龙口梁、使风梁均阔不过一丈四尺，断水梁阔不过九尺，高不过五尺……五曰验栈。浅船栈七丈一尺，深三尺六寸……六曰验钉。用钉之法，以一尺四寸用一钉为度。未上两栈，钉眼在外。上栈之后，钉眼在内……七曰验缝。匠人挪减大料，每多迁就，板边不净，是以缝口不合。虽竭力窒艌，隙终不满，漏终不止，全在合板之时，早为查验。八曰验艌。艌法以斧入凿，以凿入麻，然后固以油灰……九曰验头梢。封头封梢……铁叶扒锔，为头梢之攀护……铺头铺梢里料为头梢之骨干……用钉必处处周到，窒艌必处处完全，头梢坚实，船自经久。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五《工部》）

战船，雍正六年（1728年）议准：浙江战船，船底木用松木，每长一丈，面梁阔三尺三寸。船身及正桅均长一丈二尺。头号船阔二丈二尺五寸，船身增长八丈九尺，舱深七尺九寸，板净厚三寸一分。二号赶缯船阔一丈九尺五寸，船身减长六丈六尺，舱深六尺一寸，板净厚二寸五分。四号快哨船阔一丈四尺，船身减长四丈八尺，舱深五尺，板净厚二寸。每板长一尺，均用钉三。又议准：奉天战船身长七丈四尺，阔一丈八尺七寸，二十一舱。

（《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三六《工部》）

3.商制

甲　商之类别

行商

商人兴贩逐利，大者设行栈以事囤积，小者列肆货谓之行商。明初犹袭重本抑末之说，商人不得衣丝，定例衿不充商。士大夫之家，每课其僮仆兴生负贩，故士流罕与商贾通婚，商贾尚不得与农为伍。然中叶以后，商利大兴，凡日常需用，若米、盐、缎匹、标布、纸张、药材之类，无不由大贾居奇操纵。明季，黄宗羲诸人始发为贵商之论。清代官僚不讳营商，扬州盐商、广州洋商多兼科名仕宦。京师旗籍贵人亦恃市肆所入为挥霍之资，主肆者谓之领东。清季，谈维新者竞设矿厂，称为实业，利孔日兴而商愈贵矣。

（洪武）十四年（1381年），令农民之家穿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穿 纱。

（郭正域《皇明典礼志》卷一八《士庶冠服》）

楚宗错处市廛者，甚多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通衢诸帛店俱系宗室，间有三吴人携负至彼开铺者，亦必借王府名色。

（包汝楫《南中纪闻》）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甲子，谕各省督抚：“朕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汉有孝弟、力田之科，而市井子孙不得仕宦，重农抑末之意，庶为近古。”

（《清世宗实录》卷一六）

杭民半多商贾。耳目侈声色之好，口腹恣刍豢之味，峻宇雕墙，履丝曳缟，冠婚丧祭，宴饮酬酢，无不踵事增华。虽素封之家，不出数年，立见萧索。

（《杭州府志》卷五二《风俗》）

自刘氏、毛氏创造利端，为鼓铸囤房，王氏债典，而大村名镇必开张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刻于齐民。

（《苏州府志》卷二《风俗》）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三）

牙商

牙商有牙帖者谓之官牙，或称官店，否则曰私牙。皆为行货经纪，居间定价，收取用钱，并代征牙税。明初，严禁官私牙，恐其操纵赢奇也，后渐弛禁。清沿明制，牙商有额，不得擅增，生监之家不得充任。每行若干家，每家颁有牙帖一纸，大约粮食、布匹、骡马、柴炭、蔬菜之类，后始及于鱼虾鲜果。清季急于筹款，始得由捐输而增设，且许绅衿充任。凡牙商、盐商、洋商，皆为保障国税不亏而设者，故皆以裕国通商为名也。

洪武二年（1369年），令天下府州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应有货物，照例投税之后，听从发卖。敢有称系官牙、私牙，许邻里坊厢拿获赴京，以凭迁徙化外。若系官牙，其该吏全家迁徙。敢有为官牙、私牙，两邻不首罪同。

（《大明会典》卷三五）

嘉靖二年（1523年），定市易诸法。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准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论罪。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诈者，杖。若见人有所买卖，在旁高下比价，以相惑乱而取利者，笞。凡私造斤斗秤尺，及作弊增减者，官降不如法者，提调官失勘者，其在市行使，不经官司较勘印烙者……凡造器用之物不坚固真实，及绢布等纰薄短狭而货卖者，各定罪有差。

（《续文献通考》卷二五《市籴考》）

今天下大马头，若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市、瓜州、正阳、临清等处，最为商货辏集之所。其牙行经纪主人，率赚客钱，架高拥美，乘肥衣轻，挥金如粪土，以炫耀人目，使之投之。孤商拼性命，出数千里，远来发卖，主人但以酒食饵之，甚至两家争扯，强要安落。货一入手，无不侵用，以之结交官府，令商无所控诉，致贫困不能归乡里。商中有奸黠者又为之引诱后至之人，使那前趱后，己得脱去，俗谓之做移夫。如此不数年主人亦以奢败。

（叶权《贤博编》）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革除私设牙行。户部议，御史张莲疏言：“贸易货物，设立牙行，倒给官帖，使平准物价。乃地方棍徒，于瓜果蔬菜等物，亦私立牙行名色，勒掯商民。请令部查税课定例，一切私设牙行，尽行革除。”应如所请，从之。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二《市籴考》）

户部颁发江苏省牙帖。户部为颁发牙帖事：江南司案呈，准江苏巡抚咨，劝商捐输牙帖请由部颁发。本部援照湖北、江西章程，据咨奏明颁发该省加用印信，劝商捐输承领，并准生监职衔人等一体捐充以广招徕一摺。同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奉旨：“知道了。钦此。”钦遵到部。为此合行颁发给牙帖，并列条款，以免州县滥给牙帖之事，而地方光棍，亦无持帖任意勒索之弊。倘州县仍有私行滥给牙帖，着该督抚大臣即行指名参办，各宜恪遵，毋得违犯，致干查究，须至帖者。

（根岸佶《清国商业综览》）

盐商

扬州盐商，至万历以后，日见兴盛，皆徽州人也。清初，业此有名者，曾为御史之季振宜，穷奢极侈，藏宋板书至精。安岐为宰相明珠之仆，精鉴别，喜交文士，收藏书画。自后程氏、马氏、黄氏、江氏，无不以富闻。且皆好事，接纳名士，为之刻书，全唐诗文亦由盐商出资所刻。服食、器用、园亭、燕乐，同于王者，传之京师及四方，成为风俗。奢风流行，以致世乱，扬州盐商与有责焉。

（嘉靖五年后）榷盐之利，较初制不啻倍蓰，商力惫于兼营。于是遂分为三：曰边商、曰内商、曰水商。边商多沿边土著，专输米豆、草束、中盐，所在出给仓照，填勘合，以赍投运司支引，听其受值于内商而卖之。内商多徽、歙、山、陕之寓籍扬州者，专买边引，输银运司，入场配盐，以达仪所，验掣捆售水商。其以内商而自作水商者，亦或有之。水商则江湖行贾，以内商不能自致，买其引盐代行，官为总盐数，给水程于各行盐地贩鬻焉。既而边商以卖引得利微，复自支盐出场，名曰河盐。

（《扬州府志》卷一八《盐法》）

扬州盐务竞尚奢丽，一昏嫁、丧葬、饮食、衣服、舆马，动辄费数十万。有某姓者，每食庖人备席十数类。临食时，夫妇并坐堂上，侍者抬席置于前，自茶面荤素等色，凡不食者，摇其颐，侍者审色，则更易其他类。或好马，蓄马数百，每马日费数十金，朝自内出城，暮自城外入，五花灿著，观者目炫。或好兰，自门以至于内室，置兰殆遍……其先以安绿村为最盛，其后起之家更有足异者。有欲以万金一时费去者，门下客以金尽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扬之，顷刻而散，沿沿草树之间不可收复。又有三千金尽买苏州不倒翁，流于水中，波为之塞。有喜美者，自司阍以至灶婢，皆选十数龄清秀之辈。或反之而极，尽用奇丑者。自镜之以为不称，毁其面以酱敷之，曝于日中。

（《扬州画舫录》卷六）

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筿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命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

（《扬州画舫录》卷八）

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安麓村赠以万金。著《经义考》，马秋玉为之刊于扬州。

（《扬州画舫录》卷一○）

全祖望字谢山，浙江鄞县人，工诗文。举博学鸿词，官庶常。在扬州与主政（马曰琯，字秋玉）友善，寓小玲珑山馆。得恶疾，主政出千金，为之励医师。

（《扬州画舫录》卷四）

黄氏本徽州歙县潭渡人，寓居扬州，兄弟四人，以盐起家，俗有“四元宝”之称……履昊字昆华，行四，谓之四元宝，由刑部官至武汉黄德道。

（《扬州画舫录》卷一二）

江方伯名春，字颖长，号鹤亭，歙县人。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以获逸犯张凤，钦赏布政使秩衔。复以两淮提引案，就逮京师，获免。曾奉旨借帑三十万，与千叟宴，其际遇如此。

（《扬州画舫录》卷一二）

康、乾南巡，供张营建，所费不赀，以及平日贡献报效，一皆责之于商。而商则挪移国课，以博欢心。乾隆中叶，已渐雕敝。道光屡次清查积欠税课，抄没各大商资财，以备抵补，而扬州繁华扫地尽矣。盐商衰而洋商兴，其富其奢更甚，贫穷之人，谋生益困。

阮元《经室再续集》：“癸卯八月十三日，《迁居新城徐林门新第诗》：舅家尊五福。自注云：江鹤亭方伯未葺康山前老私宅，乾隆间，被赐五次福字，勒于堂中，名五福堂……康山自陶澍清欠帑后，公私皆没入。旧时翠华临幸之地，今亭馆朽坏，荆棘满地，游人限足不到……陶澍追欠帑时，各大商皆有预垫钱粮，江垫足抵欠数。不料陶不准抵，抄江方伯孙为首，将及其余，各商通城噪不服，令不能行，是以中止。然江已奏抄，又自迴护，江孤弱不能辩，遂成此局。官估定价，王姓领得，乃远宦粤西，十余年不交价。督抚查例，延不交价者另召变卖。乃癸卯二月十二日召变文到出示。三月初三日，我家被火，遂应召认买，此似有数存乎其中。”按扬州盐商，自乾隆末，由盛极而衰。至道光中，改引为票前，已一败涂地。江春为阮元祖母从弟，元于其籍没，其词若有憾焉，琐琐姻娅，瞻徇一至于此，何也？

（《松堪小记》）

洋商

洋商始于明季，其初皆粤人也。盖外商来华贸易，上纳抽分，购买华货，皆由洋商为之经理担保，故又称保商，为外商与官府接洽之居间者，洋商得抽行费，亦得出资与外商伙营对外贸易。康熙末，始设公行，外商来华者凡十三馆，或称十三行，保商一人专任一馆，故保商与外商资本猝难划分。怡和洋行，洋股只占四成（见《翁文恭公日记》丙申六月十四日）,亦时有欠债之事。保商中以伍氏为最富，伍崇曜尝延谭莹为刻《岭南丛书》、《粤海堂丛书》、《粤十三家诗》，好事同于玲珑山馆。五埠通商以后，出入口货，多由粤人经营之。

广东军饷资番舶，开海市，华夷交易，夷利货物无他志，固不为害。乃今数千夷团聚一澳，雄然巨镇，役使华人，妻奴子女。守澳武职及抽分官，但以美言奖诱之，使不为异，非能以力钤束之也。盖海市当就船上交易，货完即行，明年又至，可也。舍船而屋居岸上，夷性变诈，叛贼亡人各相扇惑，知中国短长，一水竟达城下，其势何可久哉？此肉食者谋之。是年（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春，东莞兵变，楼船鼓行直抵省城下，城门昼闭，贼作乐饮酒天妃宫中。汤总兵克宽与战，连败衂。乃使诱濠镜澳夷人，约以免其抽分，令助攻之，然非出巡抚意。已夷平贼，汤勦为己功，海道抽分如故。夷遂不服，拥货不肯输税。省城官谋困之，遂阻道，不许运米面下澳。夷饥甚，乃听抽分，因谓中国人无信，不知实汤总兵为之也。中国亦谓夷难驭，不知汤固许之免也。天下事变，每生于两情不通。

（叶权《贤博编》）

日余在番人家见六七岁小儿啼哭，余问通事：“番人所生耶？”曰：“非是，今年人从东莞拐来卖者，思父母哭耳。番人多者养五六人，女子多者十余人，俱此类也。”男子衣服如其状，女子总发垂后，裹以白布，上衣西洋布单衫，下以布横围，无内衣，赤脚。时十二月甚寒，亦止衣此。岛中男女为夷仆妾何下千数，悉中国良家子，可恨可叹。

（叶权《贤博编》）

从西边起，第一家是丹麦行，沿着整个的丹麦商馆，是一列中国房子，号称新中国街。再东为西班牙馆，再东为法国馆，沿着整个法国馆的，是行商中官的商行。再东为旧中国街，再东为美国馆、宝顺行、帝国行。再东为瑞典馆、旧英馆、诸洲馆。再东为一窄胡同，号称猪巷，可谓名符其实。再东新英馆，再东为荷兰馆、小溪馆，因近小溪而得名。此溪原为广州城西边的护城河。以上一共有十三所商馆。在这些商馆的北边是一条长而窄的街道，从东到西，号称十三行街。

（《广州番鬼录》）

广属香山，为海舶出入噤喉。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多有至数万者。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继而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盖安坐而得无簿书刑杖之劳。

（周玄《泾林续记》）

国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乾隆初年，洋行有二十家，而会城有海南行。至二十五年（1760年），洋商立公行，专办夷船货税，谓之外洋行。别设本港行，专管暹罗贡使及贸易纳饷之事。又改海南行为福潮行，输报本省潮州及福建民人诸货税，是为外洋行与本港、福潮分办之始。其后，本港既分隶无常，总商章程亦屡易……凡粤东洋商，承保税饷，责成管关监督，于各行商中择其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并将所选总商名姓，报部备查。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时扣清，先行完纳。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五）

中国商人的垄断势力非常大，洋商根本就没有条件与之竞争，因为中国商人背后有总督，总督背后有皇帝的雄厚的政治势力来支持。所以在广州的贸易史中，从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到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一向是中国商人操其垄断之权。开始时，有一个中间人是皇帝派的，其名称叫作皇商，一切买卖，都经过这个人。为什么这样作？因为一个人操纵一切物价，可以保持获得高度的利润，不仅足以肥己，更可以分润与其有关的一般官僚。这是对于作官人很有利的……由经验来说，皇商也有他的短处，所以慢慢的就由一个人一直发展到十四个人，这就叫作公行。公行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正式组织起来。东印度公司反对未成，依然与之贸易，公行敲剥益紧，而东印度公司抗议日甚，但终无效。

（吉兰宁及艾斯库林《上海史》）

公行商人……对洋商的利害关系甚大，因为中外贸易的一切事项，都要经过他们……每一公行商人，当其入行时，须先纳出一笔款项，有多有少，多的达二十万两，等于五万五千金镑……仍有很奢侈者。一个纪录里说，某公行商人，其家里每年用度，竟达二十万块，等于当时的英镑五万左右。这时候，平常中国人养一个家，每月有四块到五块钱就够了。

（吉兰宁及艾斯库林《上海史》）

行用者，每价银一两，奏抽三分，以给洋行商人之辛工也。继而军费出其中，贡项出其中，各商摊还洋货亦出其中。遂分内用、外用名目。此外尚有官吏之需求，与闲游之款接，亦皆出于入口出口之长落货价，以故洋利渐薄。是年（嘉庆十五年），大班喇咈等诉于广东巡抚韩崶，略曰：“……今行用日夥，致坏远人贸迁。如棉花一项，每石价银八两，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约四钱耳兹棉花进口三倍于前，行用亦多至三倍，每石约银二两，即二十倍矣。他货称是。各洋行费用，皆由祖家贸易摊还，其何以堪。”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七）

公行商人……有一个最著名的领袖，叫作伍敦元……继之者为浩官，洋人最重视的人……当时（1843年）估计伍敦元的财产，值两千六百万块。

（吉兰宁及艾斯库林《上海史》）

在很多的规定里面，都有不准中国商人欠洋商钱的条款……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查出经济稍差一点的公行，欠洋商钱不在四百万块以下，利息十二分到十五分……这个债务，总是继续下去。

（吉兰宁及艾斯库林《上海史》）

嘉庆五年（1800年），监督佶山奏言：“……查粤海关征输饷课，招接民夷商货，现有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项名目……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因各洋商……渐至推诿……经前督臣李侍尧会同监督臣德魁示禁，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乾隆六十年（1795年），因拖欠夷账……将本港行三家概行革除……其本港事务仍著外洋行兼办……旋于嘉庆元年（1796年）五月，外洋行商……呈请将本港行事务改归福潮行商人经理……十二月，福潮众商公举福潮昌隆行陈衍之弟陈长绪，承开本港行一家……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间……追还商欠，咨明督臣，将该商陈长绪立行斥革。臣因与督臣再三筹议……仰恳圣恩俯准，将本港一行裁革，仍归外洋行兼理，永著为例……”奏硃批：“……汝斟酌既妥，即照汝所办可也。”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五）

道光九年（1829年），监督延隆奏言：“窃照粤省外洋行，从前共有十三家，在西关外开张，料理各国夷商贸易，向称十三行街……近年只存怡和等七家……自应另招新商……自嘉庆十八年（1813年）前监督德庆奏请设立总商，经理行务。并嗣后选充新商，责令总散各商，联名保结，钦奉俞允准行在案……从前开行，止凭一二商保结，即准承充。今则必需总散各商出具联名保结，方准承充……倘有一行不保，即不能承充……数年以来，夷船日多，税课日旺，而行户反日少……料理难于周到……于是走私漏税，勾串分肥，其弊百出……应请嗣后如有身家殷实，具呈情愿充商，经臣察访得实，准其暂行试办一二年。果其贸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纳税项不致亏短，即请仍照旧例，一二商取保著充……”奉上谕：“……著照所请。”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五）

道光十七年（1837年），总督邓廷桢、监督文祥会同奏言：“……从前洋行共有十三家……迨至道光九年（1829年）……仅存怡和等七行，不敷经理……至今已复十三行旧观，照料无虞不足……窃以洋商既已招补无缺……即当明立限制。应请嗣后十三行洋商，遇有歇业或缘事黜退者，方准随时招补，此外不得无故添设一商……其承商之时，仍请复归联保旧例，责令通关总散各商，公同慎选殷实公正之人，联名保结，专案咨部著充……”奉上谕：“兹据该督等查明，现在招补缺商已复旧额，足敷办公，自应仍复旧例，以示限制。”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二五）

浙人胡光墉设阜康银号，遍于内地，操纵上海出口丝茶，抬价拒售。值甲申中法之战，金融周转不灵，以致倒闭。自后外商任意航行内河，内地遍设洋行，自行收货，华商更难争衡矣。

陈代卿《慎节斋文存•胡光墉传》云：浙江巡抚王壮愍公有龄，幼随父观察浙江。父卒于官，眷属淹滞不能归，僦居杭州。一日，有钱肆夥友胡光墉，见王子而异其相，谓之曰：“君非庸人，胡落拓至此？”王以先人官贫对。胡问有官乎，曰：“曾捐盐课大使，无力入都。”问需几何，曰：“五百金。”胡约明日至某肆茗谈。翌日王至，胡已先在。谓王曰：“吾尝读相人书，君骨法当大贵。吾为东君收某五百金在此，请以畀子，速入都图之。”王不可。曰：“此非君金，而为我用，主者其能置君耶？吾不能以此相累。”胡曰：“子毋然，吾自有说。吾无家，只一命，即索去，无益于彼，而坐失五百金无著，彼不为。请放心持去，得意速还，毋相忘也。”王持金北上，至天津，闻有星使何侍郎桂清，赴南省查办事件，乃当年同砚席者也。先是，王随父任，初就傅。何父为司阍署中，有子幼慧，观察喜之，命入塾与子伴读。既长，能文章，举本省贤书，入都赴礼部试，遂不复见，不意邂逅于此。即投刺谒之，何见王惊喜，握手道故，欢逾平生。问何往，王告之故，何公曰：“此不足为。浙抚某公，吾故人也，今与一函子，持往谒，必重用，胜此万万矣。”王持书谒浙抚，抚军细询家世，即以粮台总办委之。王得檄，乃出语胡，取前假五百，加息偿之。命胡辞旧主，自设钱肆，号曰阜康。王在粮台积功保知府，旋补杭州府，升道员，陈臬开藩，不数载，简放浙江巡抚。时胡亦保牧令，即令接管粮台，胡益得大发舒，钱肆与粮台互相挹注。胡又善贾，列肆数十，无利不趋。兼与外洋互市，居奇致赢，动以千百万计。又知人善任，所用号友皆少年明干，精于会计者。每得一人，必询其家食指若干，需用几何，先以一岁度支畀之，俾无内顾忧，以是人莫不为尽力，而阜康字号几遍各行省焉。咸丰五年，杭州不守，王公殉难。继者为左中丞宗棠，胡以前抚信任，为忌者所谮，左公闻之而未察，姑试以事，命筹米十万石，限十日，毋违军令。胡曰：“大兵待饷十日，奈枵腹何？”左公曰：“能更早乎？”胡曰：“此事筹之已久，若待公言，已无及矣。现虽无款，某熟诸米商，公如急需，十万石三日可至。”左公大喜，知其能，命总办粮台如故，而益加委任。时浙闽次第肃清，而甘逆回起，肆扰关内外，朝命左公督师往勦。左公欲贷洋款，洋人不可，计无所出，商之胡。胡曰：“公第与借，某作保，合当允行。”果借得五百万金。洋人不听大帅言，而信胡一诺，左公愈信爱胡，倚之如左右手，屡奏称其顾全大局。积保至道员，加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胡又有慷慨名，每遇兵荒祲岁，动捐数十万金，无所吝，富而好义，人尤称之。以是京内外诸巨公囊中物，无不欲以阜康为外库，寄存无算。不资之富，虽西商百余年票号，无敢与抗衡者，可谓盛矣。沪上大贾与外洋贸易，蚕丝为最。胡每岁将出丝各路，于未缫时全定，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恨甚，乃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余万金。又各省号友多少年，喜声色，久而用侈，不免侵渔，渐成尾大。胡知大局将坏，不可收拾，乃潜遣亲信友人，分诣各肆，谨记号账。一日与妻密计，设具内宴。夫妇上座，姬妾二十四人分左右坐，酒池肉林，间以丝竹，欢宴竟日。妻小倦思息，胡命继烛，与诸姬洗盏更酌。夜方半，胡语诸姬曰：“吾事寝不佳，诸姬随我久，行将别矣。汝等盛年，尚可自觅生路，各回房检点金珠细软，尽两箱满装携出，此外概不准带。自锁房门，勿复再入。各予银二千，或水或陆，舟车悉备，今夕即行，一任所之，吾不复问。”有数姬涕泣请留，胡亦不禁，余姬一时星散。胡即赴金陵见左公，备陈颠末，且曰：“即今早计，除完公项外，私债尚可按折扣还。再迟，则公私两负矣。”左公许之。即日电发各省号，同时关闭。俟各密友赍各号账回，分别公私，按折归款。事毕返杭，收合余烬，尚有二十四万金，赎回故宅三所，分居诸昆季。又十余年，夫妇皆以寿终。君字雪崖，浙江钱塘人，其在粮台积功事迹见左文襄奏议。之诚按：胡光墉大猾也，方其盛时，以财货奔走中外。及其败也，亏蚀人资财无算，文士咸鄙其人，不肯执笔为之记述。然马尾船政局创于左宗棠，实由光墉倡议，凡计划购器械，聘洋匠，雇华工，皆力任之，事以获集，识鉴尚高于当时士大夫，非尽便私图也。此传笔致拙劣，事复有舛。王有龄之殉，在咸丰十一年，非五年。阜康闭肆在光绪九年十一月初六日，以垄断丝茶抬价拒售，一年负子金巨万。中法战起，金融停滞，遂至倒闭，时督两江者曾国荃也。宗棠先为军机大臣，后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不得云赴金陵见左公。宗棠同治元年正月抚浙，委光墉同办浙江粮台，时已保江西候补道。后宗棠为请奖，仅同治二年，以奉母命屡次捐资至五万两以上，奖其母以御赐扁额。光绪四年，以光墉捐资达二十万，请赏穿黄马褂，皆得允行，虚荣而已。光墉亦不欲居官，与盛宣怀渐窥台司者，行迳又异。自同治五年西征事起，即奏派光墉督办上海采运局，购开花炮、七响后膛枪及借洋债，他书有言为西征粮台者，亦误。至借洋款，宗棠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奏云：“拟援上年三月间奏借洋款成案，再由江苏、浙江、福建、湖北、广东各藩司，于同治七年二月至十一月连闰十个月，应协甘饷项下，按月拨还，解与海关，发还洋商清款。一切查照上届成案办理。惟胡光墉上届筹借洋款极费经营，比以上海税务司不肯画押，几被阻挠。闻总税务司赫德到后，曾言借饷于众商，外国常有之事，并不须多费息银等语。可否敕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转敕赫德会办此事，督饬上海税务司画押，以期速成，而息银亦冀可稍省。”光绪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陈明借定洋款摺略云：“胡光墉向汇丰银行借定五百万两，据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五年匀还。各议罚款十五万两。如三个月关票不到，则罚银归胡光墉承认。如三个月内洋银不交，则罚银归汇丰银行承认。”作保之说，当即由此而讹。

（《松堪小记》）

外商

五口通商，始由怡和、花旗、沙逊三洋行，垄断中外贸易。自后商埠增辟，各国洋行愈多，皆以贱价勒购原料，甚有非商埠亦设洋行者。怡和、太古等行兼营沿海及内河航运。甲午以后，且各在商埠设厂制造洋货，工费省，运费轻，只纳子口半税百分之二五，即可畅销内地，劫夺有甚于寇盗者矣。

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至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中美第一次签订了商业条约。1824年（道光四年）一月一日，美国旗昌洋行接续山迷尔洋行在中国开业。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关闭，在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以前，捷安否斯和旗昌洋行掌握了一批既轻且快的船只，用来运输鸦片，很快的就完全控制了鸦片的买卖。他们作鸦片买卖完全是代理性质的，直到1830年（道光十年）只是罗素尔和飞利浦阿迷道合作的。以后阿古斯丁赫尔、娄、格林、格雷斯沃德、库利基等等，先后都加入了这个洋行，资本雄厚，经营力强，成为外人在中国最大的洋行。其他洋商，难为其比。

（吉兰宁及艾斯库林《上海史》）

沙逊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生于巴格达，他同鸦片买卖有密切的关系。中英第一次战争时，沙逊迁到香港，成为香港最早几家大的公司之一。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成立了上海分行。

（吉兰宁及艾斯库林《上海史》）

在广州最早最老的几家洋行中，一直到今天未变的，只有怡和洋行。创始人名叫维利安加尔定，原是外科医生，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工作，因此就结识了在广州作买卖的商人。东印度公司当时曾有一种规定，其高级工作人员有时也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而作点买卖。加尔定就利用这种机会，逐渐成立了怡和洋行。当19世纪开始时，即委托瑞士商人艾其马尼亚克住澳门，作代理人。该行另一个老板是马迪生，先在印度加尔各答其舅父的商行中工作，1827年（道光七年）到广州和加尔定合伙，到澳门又和马尼亚克洋行合伙了。同年，马迪生在广州创办了《广州纪录报》，这是远东第一家英文报。怡和洋行和中国公行的买卖关系最大。1834年（道光十四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失掉后，怡和洋行的经营大见活跃，每年的招待费达四万镑，其厨师的薪金每月一百镑。其在上海的代理人，最早的是艾吉达拉斯和捷格浪特。

（吉兰宁及艾斯库林《上海史》）

上海租界刚开始时，一家银行也没有，仅有几家银号。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天国时期，银号的票据等于流通的支票，这时银子还是大量进口。但另一方面，因为鸦片走私的关系，却也不断外流，从而减少了银子的存数。在上海的第一家银行，创始于何年已不可考。1852年（咸丰二年），有一家名叫吉尔曼洋行的，和称作东方联合银行的，因事涉讼起来。据此可以证明，在1852年以前，上海已有银行了。1854年（咸丰四年），东方联合银行发现了他的对手，就是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在上海成立了分行。同年，英国的阿格拉银行的分行也在此开幕了。

（吉兰宁及艾斯库林《上海史》）

买办

买办或称“刚八度”。外商初设洋行，其经理称为“大班”，华人得任买办，掌行内银库及会计出纳，以及一切杂事。买办多兼股东，其无股者须押巨金，作为担保。次于买办者曰“式拉夫”，即跑街之意。清季捐纳盛行，买办、式拉夫皆二品衔道员，名器之滥，自来所无也。维新之初，买办多集资本，或领外资，在内地经营矿厂实业者至多，姑举一、二例以概之。

李沧桥者（文耀）丁丑回南，轮船江拔图也。今在热河挖矿，集资至四十万，自去年至今，往返七八次，商人之豪也。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九年六月初四日）

李沧桥来，为伊热河开矿事，有所干请。余未见，令斌见之。其言大约投邸而来，至则闻邸遣人赴彼踹矿，将并其所承开之烟筒山者，不能保矣，情急呼援。此等事岂余所欲闻哉，谢之而已。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年十月二十七日）

游张氏园（未成园），主人张叔龢（鸿称，道员），无锡贾人也。花木房室皆洋式也，器具亦洋式也，馔极精。谈商务极透，真市豪哉。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过织布机器局（屋西式，机四百张，日可织两匹），尚未开厂。此局前为商董所坏，今龚道（寿图）重集股十五万兴办（洋人乃科督理之）。又过造纸机器局。凡方池五六叠，最下皆布缕棉花杂物，递吐递白，便成浓汁，莹白化纸矣。其长无极，宽约三尺半，轴满则断之。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乙　商之组织

行

“行”之称，由来甚古。宋有免行钱，吴自牧《梦粱录》所载，与今相去不远。手艺者有行，谓行业也。兴贩者亦有行，谓行货也。皆得蓄徒弟，学徒期满出师者，得为铺伙。铺中钱财字据，均须入柜，故有掌柜之称。如是者谓之内行，或曰在行，否则曰外行。铺有铺规，行有行规，行市涨落，以及同行争论，须有公断，皆由行主之。此所谓行，与牙行之行异，与行栈、发行之行亦异。

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其中亦有不当行者，如酒行、食饭行，而借此名。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庙外南猪行、南上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且如橘园亭书房、盐桥生帛、五间楼泉福糖蜜、及荔枝圆眼汤等物……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开浴堂者名香水行。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团行》）

城内外诸铺户，每户专凭行头于米市做价，经发米到各铺出粜。铺家约定日子，支打米钱，其米市小牙子亲到各铺支打发客。又有新开门外草桥下南街，亦开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发分俵铺家及诸山乡客贩卖，与街市铺户大有径庭……且叉袋自有赁户，肩驼脚夫亦有甲头管领，船只各有受载舟户。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米铺》）

大抵酒肆，除官库、子库、脚店之外，其余谓之拍户。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酒肆》）

近日巡拦及集头老人抽税，将小民穷汉卖鸡鸭携笤箒匹布上街，担箧入市，无不抽税。油行既税店又税油，屠行既税生又税死……针头削铁，所余几何；树剥重皮，岂能堪命。

（吕坤《实政录》卷一《明职•税课司之职》）

行户之赊欠为苦。

（吕坤《实政录》卷三《民务•有司杂禁附》）

帮

大批贩货运销者谓之“帮”，帮之成当起于明代，至清尤盛。以货名者如山货帮、药材帮、皮货帮之类。以省名者，如山陕帮、广帮、川帮之类。以一地名者，如宁绍帮、太湖帮、腾越帮、潮安帮之类。由帮之名，可以悉其地之所产及产地之分配。帮有公所之设，颇及公益事，亦足见其团结力量。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谢肇淛《五杂俎》卷四）

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日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识者。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其人皆铢两不私，故能以身得幸于大贾而无疑……至于商贾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铸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

（顾炎武《肇域志》第三册）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不藏私……估其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万产可屈指矣。

（顾炎武肇域志第三十七册）

绍兴……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色人盖栉而比矣。

（顾炎武《肇域志》第九册）

本城征收在关已完进口税之洋广货驼经费，致与临安帮、广帮忽起讼端。

（《光绪十七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蒙自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九月二十八日，本埠潮帮源美行倒闭，亏空八万余两之多。所亏太古、怡和、招商三公司水脚等银为数甚巨，故三公司特出新章，预防潮帮复蹈故辙，是以潮帮会馆禁限该帮遵照新章。然三公司新章既出，皆相约不装潮帮之货……后经该帮复允照三公司所立新章办理，始行照常装运。

（《光绪十九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汉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福州……有茶帮公所，茶栈九十余家，分为五帮：一、京帮，多北京、天津、山东人，专销北方各省及蒙古一带。二、天津帮，亦专销北方各省，惟其人多系福建籍。三、茅茶帮，专向茶户收买毛茶或线茶，转售于北京、天津各帮，及琉球输出商，不自营输出事业。四、广潮汕帮，专销南方各省及南洋一带。其营业与他帮不同，盖非自为买卖，仅代理他商，为之购买囤积……照章征收用钱。五、洋茶帮，专与洋商交易，广东人最多，福州、泉州人不过数家而已。有严密之组合，曰公义堂，绝对不许本帮以外之茶栈与洋商交易。

（陈重民《今世中国贸易通志》）

会

行必有会，主之者曰会董，或曰董事。清季，改行会为商会，而有会长之称。会之建馆以祀神者则曰会馆，或以业分，或以区域分，而皆同行。以视仕宦叙乡谊之会馆，其成立或较早。华侨之在外洋者，且有中华会馆之设。

去秋所议抽收花纱火油厘金，骤未能定。后经地方官与各行会馆董事商订章程，无须照纳厘金，只自今年正月起，每年由各行会馆包缴洋银六千元，该银仍由各该铺户摊派，众情于是悦服矣。

（《光绪十七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琼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本省各项行业，分别立有会馆堂名。其立堂名者，悉系包缴官场经费，殆与包揽无异。看其外面情形，以堂名颇多，每年认缴地方官经费，额数甚巨，似觉有益。然其实不但与贸易颇形窒碍，即如该商若非该堂业内之人，必致多方掣肘，殊难贸易。

（《光绪十八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4.矿厂业

甲　矿之采禁

明代矿政

明代矿冶不如前代之盛。洪武初亦设官督厂，以利官少损民多而止，其后屡采屡禁。民间所办，例有岁课，或课税，或课实物。然惑于风水之说，或虑聚众肇乱，每加封禁。福建惩于邓茂七之事，封禁其山，即以封禁为山名，山界江西上饶广丰、福建崇安浦城间，周围三百余里，略无人迹，至雍正时犹未开禁。沿海例禁铁冶，虑其下海也。寻常煤铁为民间必需者不禁。万历时，遣中官开金银矿。十余年间，先后所得矿金不及万两，矿银二三十万两而已。

凡各处炉冶，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各处炉冶，每岁煽炼钢铁，彼先行移各司岁办。后至十八年（1385年）停止，今不复设。如果缺用，即须奏闻，复设炉冶采取生矿煅炼，著令有司差人陆续起解，照例送库收贮。如系临边用铁去处，就存听用。二十八年（1395年）罢各布政司官冶，令民得采炼出卖，每岁谕课三十分取二。正德元年（1506年）奏准：浙江等布政司，课铁每一斤折解银二分五厘。待后铁料不足，仍解本色。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

国初置各处铁冶，每冶各大使一员，副使一员。江西南昌府进贤冶、临江府新喻冶，以上洪武七年（1374年）置，十八年（1385年）罢。袁州府分宜冶，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罢；二十七年（1394年）复置，二十八年（1395年）罢。湖广兴国冶、蕲州黄梅冶，以上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罢。山东济南府莱芜冶、广东广州府阳山冶、陕西巩昌冶，以上俱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罢。山西平阳府吉州富国、丰国二冶，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罢；二十七年复置，二十八年罢。太原府大通冶、潞州润国冶、泽州益国冶，以上俱洪武七年置，十八年罢。四川龙州冶，永乐二十年（1422年）置。顺天府遵化铁冶，永乐间初置厂于沙坡峪，后移至松棚峪，宣德十年（1435年）置，正统三年（1438年）复置于白冶庄。万历八年（1580年）罢……国初定各处炉冶该铁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五千二十六斤。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

洪武二十年（1387年），增福建银屏山银课额。延平府尤溪县银屏山，尝设厂局煎炼银矿，置炉冶四十二座，岁办银二千一百两，至是增其额。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永乐十二年（1414年），遣提督官采办湖广辰州、贵州铜仁等处金银场课。时又开陕西商县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镇金场局，葛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其不产金银者，亦屡有革罢。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时英宗已即位），诏各处金银硃砂铜铁等课悉停免，坑冶封闭。其闸办内外官员即赴京……惟系洪武旧额岁办课银，并差发金不在停免之例……明年正月，又罢贵州铜仁金银局。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正统九年（1444年）闰七月，命户部侍郎王质往浙江福建重开银场……帝初即位，下诏封坑冶，民大苏息。至是，有盗矿脉相斗杀者。御史孙毓、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各言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事下二处三司议。浙江按察司轩等奏：“复开银场虽一时之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间，恐有司横加科敛，人心摇动，其患甚深。为今之计，莫若择官典守，严加禁捕，则盗息矣。”朝廷是其言。已而给事中陈传复请开场，中官与言利之臣相与附合，乃命质往经理……厥后民困而盗益众。至十三年（1448年）八月，遂有邓茂七之乱。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景泰元年（1450年）二月，复置采浙江、福建诸处银课。先是，福建贼邓茂七，以开矿作乱。正统十四年（1449年）正月，免浙江福建银课。二月，御史丁瑄等斩茂七于延平……至是，从御史毕鸾等奏：“取回闸办官，令都布按三司、巡矿官、提调各府县，护守坑场。”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顺二年（1458年），仍开浙江、福建等处银矿。自景泰元年封闭银场后，寻以盗矿者多，从兵部尚书孙原贞请，开浙江银场，因并开福建。至是……照旧煎办……至四年（1460年），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顺七年（1463年），复诏封闭各处坑场，停止煎办银课，取回内外官员。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成化三年（1467年），仍遣内使提督浙江、福建银课，四川、云南令镇守中官提督采办。时又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得金仅五十三两，于是复闭。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弘治五年（1492年），诏豁减浙江、福建诸岁办银课，仍填塞矿穴，取回诸添设巡矿官……四川、山东矿穴，亦先后封闭。十八年（1505年）二月，又禁密云私开银场。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椎考》）

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间或有之，随取随竭。曩者固已，浙之温处，闽之建福，开厂置官，令内臣以守之，差宪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偿所费……虽然不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盖以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今处州等山场虽闭，而其间尤不能无渗漏之微利遗焉，此不逞之徒，犹囊橐其间，以竞利起乱也。为今之计，宜于山场遗利之处，严守捕法，可筑塞者筑塞之，可栅堑者栅堑之，俾其不至聚众争夺，以贻一方生灵之害可也。

（《皇明经世文编》卷七二丘浚《山泽之利》）

正德六年（1511年），封闭云南银场九处。至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又请开云南诸银矿并铜锡青绿。诏可，遂次第开采。十五年（1520年），又令云南银矿新兴场及新开处所一并封闭，以后不许妄开。嘉靖初，又命闭云南大理矿场。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十六年（1537年），命广开山东等处银矿。山东巡按李松言：“沂州宝山开矿七十八所，得白金一万一千三百两。宜将龙爬山、石井山以次开采。”帝……命抚按力任之。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三月，浙江江西矿贼作乱。命设兵备官，禁闭山场。时开化德兴矿贼……其势日炽……兵部议设兵备副使一员于浙江，驻扎衢州，以杜盗源。其云雾山矿洞，宜严加封闭。从之。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诏开各处矿冶……二十五年（1597年）二月，又命开采续报矿洞……河南巡按姚思仁疏曰：“中原八郡，实天下枢机。臣自入境以来，巡行郡邑，问民病苦。其开矿之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啸聚召乱，可虑一也。矿头累极土崩，可虑二也。矿夫残害流亡，可虑三也。雇民粮缺噪呼，可虑四也。矿洞遍开浪费，可虑五也。矿砂银少逼买，可虑六也。民皆开矿失业，可虑七也。奏官强横激变，可虑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自初开至今已逾八月，而所解不过四千。及今不止，恐祸起萧墙，变生肘腋，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二月，谕户工二部：“凡矿差内外官并令回京，其矿洞悉令封闭。”自二十五年（1597年）至是年，诸珰所进矿税银几三百余万……至是以矿砂微细，不偿所费，始停免焉。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清代矿政

顺、康时，军用浩繁。尝遣部员督办矿务。旋即停止，唯听民间开采，缴纳岁课，十取其二。道、咸时，军兴饷绌，广事开采，而得不偿失。

凡采取五金之处，古俱曰“冶场”，今音讹曰“厂”。按《周礼》司徒职，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古冶场之所自始，而今矿厂之所由名。然今天下之厂，于云南为最多。五金而外，尚有白铜、硃砂、水银、乌铅、底母、硝磺等厂，大小不止百余处也。今请言银厂……云南之厂，肇自明时，管理者为镇守太监……逮硐老山空，矿脉全断……厂俱封闭……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滇省荡平，厂遂旺盛。嗜利之徒，游手之辈，具呈地方官，查明无碍，即准开采，由布政司给与印牌，谓之厂官……择日出示，开炉试煎，每用矿砂不计多寡……厂官、课长、硐领，各私投块银于内，以取原汁之名……申文报旺，此名一传，挟资与分者远近纷来，是为米分厂客……至上课之法，则品定矿斤，入炉煎罩成汁，较定三拍。以铁为之，如戥盘而有柄，上拍可两许，此为解上官课。中拍可五钱，是厂官养廉。下拍可二钱，系课长及诸役分支。商民所开之厂，大概如此。至于踹获大厂，非常人所能开者，则院司道提镇衙门，差委亲信人，拥资前去，招集峒丁，屏辞米分，独建其功……与商民无与。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倪蜕复《当事论厂务书》）

康熙十四年（1675年），定开采铜铅之例。户部议准：“凡各省产铜及黑白铅处，如有本地人民具呈愿采，该督抚即委官监管采取。”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川总督奏报：“一碗水地方，聚众万余人开矿，差官力行驱逐。”谕以此等偷开矿厂，皆系贫民，若尽行禁止，何以为生？地方文武官作何设法，使穷民获有征利，但不得聚众生事。乃令廷臣集议。谕曰：“有矿地方，初开时禁止乃可。若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忽然禁止，恐生事端。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官处置得宜耳。”乃定未经开采者，仍行严禁。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五《纪矿政》）

雍正二年（1724年），两广总督孔毓洵奏请，于广东开采，以济穷民。上谕廷臣会议，嗣奉谕旨：“昔年粤省开矿，聚集多人，以致盗贼渐起，邻郡戒严，是以永行封闭。夫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若皆舍本逐末，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岂能辨其奸良。况矿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种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绝，则散之甚难。尔等揆情度势，必不致聚众生事，庶几可行。若招商开厂，设官收税，传闻远近，以致聚众藏奸，则断不可行也。”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雍正三年（1725年），江西巡抚裴度奏，广信府封禁山，相传产铜，旧名铜塘山。明代即经封禁，其中树石充塞，荒榛极目，无沃土可以资生。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擒获匪类之后，搜查并无藏匿，请仍封禁为便。寻又封禁云南中甸铜厂。又以湖南抚臣布兰泰疏奏开矿事宜，亦谕以逐末之民易聚难散。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五《纪矿政》）

雍正六年（1728年），准广西地方开采矿砂。户部议覆：“广西巡抚金鉷疏言，桂林府属涝江等处各矿，请招募本地殷实商人自备资本开采……其梧州府属之芋荚山产有金砂，请另委员办理……均应如所请。”从之。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六年（1741年），准开滇省卑浙、块泽二铅厂，并试开东川者海地方铅厂……七年（1742年），奏定川省铜铅开采事宜。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八年（1743年），湖广总督孙嘉淦奏：“会同宜昌金矿及各县矿厂，或属苗疆，或防田园庐墓，或产砂细微，应严加封禁。惟郴、桂二州，既非苗疆，又无防碍，应听采抽税，于鼓铸有裨。”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五《纪矿政》）

乾隆九年（1744年），总督那苏图以粤东鼓铸难缓，见有矿厂可开，兼为抚养贫民之计，宜酌量试采，砂旺即开，砂弱即止。至金银二矿，民多竞趋，恐转碍鼓铸，应照旧封闭。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五《纪矿政》）

乾隆十五年（1750年），开浙省温、处两郡采铁之禁。户部议覆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疏言：“……浙省处州府属之云和等县，前经抚臣常安奏请概行封禁。今据该督等奏称，处州府属之云和、松阳、遂昌、青田四县，并温州府属之永嘉、平阳二县，及附于平邑淘洗之泰顺一县，土瘠民贫，以采铁为恒业。封禁以后，阳奉阴违，徒起吏胥需索之弊。况云和等七县，俱系内地，与近海产铁应行封禁之宁台等属不同，历来并无潜藏奸匪，透漏外洋等弊。应照该督所请，仍弛其禁，照旧开采，以济民生……”从之。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甘肃开骚狐泉磺矿。自后滇之通海、弥勒，黔之清平，广西融县，先后报开铅厂。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五《纪矿政》）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总督福康安奏，开甘肃沙州金砂。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五《纪矿政》）

嘉庆四年（1799年），广东于黎地，试采石碌铜斤。总督吉庆以地滨海洋，且额已短缺，奏准停止。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五《纪矿政》）

嘉庆五年（1800年），谕：“云南永昌府之茂隆银厂，近年以来，并无分厘报解……著即封闭。”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庆六年（1801年），谕：“……前据明安等奏，大兴县人张士恒呈称，平泉州属四道沟、云梯沟等处，有铜苗透出，请自备工本开采等语……该二处山场，久经封禁。见在详悉查勘，亦未见实有可以开采之处……所有平泉州属四道沟、云梯沟等处，产铜山场，新旧洞口，俱著永远封禁，不准开采。”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庆八年（1803年），封闭云南冷水箐、金龙箐二金厂……十一年（1806年），又封闭云南魁甸厂金矿、永兴厂银矿。十三年（1808年）谕：……查禁达尔达木图金厂，酌定章程，永杜私采……十五年（1810年），封闭云南慢梭厂金矿、募迺银矿……十六年（1811年），又封闭云南马腊底银矿……十八年（1813年），封闭云南白沙地银矿……二十年（1815年）谕：“据长龄等奏，试采都兰哈拉铅厂，约计每年可得银四五万两，应交课银一万余两，于经费未能多为节省，应即遵旨封闭等语……即将该矿永远封闭，嗣后不准再请开采……”又封闭邦发银矿、北衙蒲草厂金矿……道光元年（1821年），封闭甘肃大通县属札马图金厂。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嘉庆十三年（1808年），开采云南太和银矿……十五年（1810年），开采邦发银矿……二十年（1815年），又开采云南镇沅州青龙银矿……二十四年（1819年），开采云南永北矿山厂银矿。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谕：“……开矿一事，前朝屡行，而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我朝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处，向有银厂，每岁抽收课银，历年以来，照常输纳，并无丝毫扰累于民，可见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因思云南等省，除见在开采外，尚多可采之处，著宝兴、桂良、吴其浚、贺长龄、周之琦体察地方情形，相度山场，民间情愿开采者，准照见开各厂，一律办理。不可假手吏胥，致有侵蚀滋扰阻挠诸弊……”二十八年（1848年），谕：“开矿之举……如果地方官办理得宜，何至借口于人众易聚难散，因噎而废食。著四川、云贵、广西、江西各督抚，于所属境内，确切查勘，广为晓谕。其余各省督抚亦著留心访查，如有苗旺之处，酌量开采，不准畏难苟安，托词观望。倘游移不办，朕不难派员前往履勘。如果不便于民，或开采之后，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于官办、商办、民办，其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朕亦不为遥制，惟在该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议，定立章程具奏。”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开采广西永宁州崇庆铁厂……二十五年（1845年），开采广西恭城县铅矿。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道光三十年（1850年），谕：“王大臣等遵议给事中王东槐奏封禁矿厂一条。开采山矿，原期裕课便民，除贵州一省，仍令开采外，其余各省，著该督抚确切查明，如果于民未便，著即遵照前奉谕旨奏明停止……”又谕：“前据程矞采等奏，滇省试办银厂，未臻成效情形，饬部议奏。兹据王大臣等会同户部奏称，该省试办无效，自未便必令开采。著程矞采等悉心查勘，如果弊多利少，即奏明停止。”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咸丰三年（1853年），谕：“奕湘、恒春奏遵查矿山情形一折，所有承德府属之遍山线，及平泉州属之锡蜡片地方，据该尚书等查勘，银苗透旺……业据该处商人承认，予限一月，酌定升课。即著该督会同新任热河都统毓书，妥为办理。”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咸丰三年（1853年），谕：“朕闻四川等省向产有金银矿，自雍正以后百余年来，未尝开采……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王大臣会议开矿一条。会通行各省督抚履勘查办，间有一二省分奏请开采，旋复借口于硐老苗稀，辄请停止。或以聚众生事为辞，畏难苟安，因循不办……地方官经理得宜，自不致别滋流弊。即如见在各省旧有矿厂，按年开采抽课，官民日久相安，岂非明证？当此军需浩繁，库藏支绌，各省督抚，务……于矿苗丰旺之区……奏明试办，毋得……一奏塞责。”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咸丰六年（1856年），谕：“业布冲额奏煎炼铅矿、设局鼓铸一折。甘肃迪化州福寿山地方，经访获铅矿，煎炼得银。著即准其设筹裕局，运铅分铸。”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同治十一年（1872年），题准广西桂平县吉一里界田水边地方，山场产有铁矿，设铁炉一座，每年纳炉税银二十两……十二年（1873年），议准桂平县属千子岭接壤大润岭一带，山场铁矿，招商开采，设铁炉一座，每年输纳税银二十两。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开采喀拉沁王旗地方罗圈沟银矿。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光绪元年（1875年），奏准广西永宁州属安宁里响水山场铁矿，招商开采，设铁炉二座，每年共输税银二十两。……三年（1877年），议准广西永宁州属安宁里上团，土名矿山山场铁矿，招商开采，设铁炉二座，每年共纳税银二十两。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绪二年（1876年），开采热河窑沟银矿。五年（1879年），封闭。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绪七年（1881年），封闭喀拉沁王旗地方罗圈沟银矿。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乙　矿工之生活

明代矿工

明代多以罪人充役，其苦累可知。嘉靖时，曾取砂丁为兵，以御倭寇，私矿之盛可知。

洪武十五年（1382年）五月……帝曰：“……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磁州铁冶），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户于铁冶中也。”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洪武十五年（1382年）十二月……三府（济南、青、莱）奏，岁役民二千六百六十户，采铅三十二万三千四百余斤。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三年（1428年）九月，免江西德兴铅山浸铜丁夫杂役。二县铜场，岁浸铜得五十余万斤，所用铁炭，丁夫自备，其差徭科征皆不免。岁额累亏，因诏有司悉免杂役，税粮附近输纳。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五年（1430年）……浙江布政司王泽言：“平阳、丽水等七县银冶，自永乐间遣官闸办，共岁额八万七千八百两。至今十年，各场所产，有仅足额者，有不足者，有矿尽绝者。闸办官督令坑首冶夫纳课，不敢稍失岁额，赔累之民，富者困敝，贫者逃亡。他处坑冶，其害亦然。”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天顺四年（1460年），命云南杂犯死罪以下无力者，俱发新兴等场充矿夫，采办银课。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成化九年（1473年），巡按御史胡泾等奏：“云南所属楚雄、大理、洱海、临安等卫军，全充矿夫，岁给粮布。采办之初，洞浅矿多，课额易完，军获衣粮之利，未见其病。近日洞深利少，军士多以瘴毒死，煎办不足，或典妻鬻子，赔补其数。甚至流徙逃生，哨聚为盗。”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弘治十三年（1500年）十一月，巡抚都御史李士实奏：“云南银场凡九，近者矿脉甚微，各卫俱以矿夫口粮赔纳，岁折银三万四百三十四两，名曰矿夫口粮。余丁或三五人朋当一名，岁办银二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两，名曰夫丁干认。今判山、窝村、广运、宝泉四场，矿脉久绝，赔纳无已。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遵化铁厂夫匠，永乐间，起蓟州、遵化等州县民夫二千三百六十六名，匠二百名，遵化等六卫军夫九百二十四名，匠七十名，采办柴炭，炼生熟铁……正统三年（1439年），凡烧炭人匠七十一户……淘沙人匠六十三户……铸铁等匠六十户，附近州县民夫六百八十三名，军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年十月上工，至次年四月放工。凡民夫民匠月支口粮三斗，放工住支。军夫、军匠月粮六斗，行粮三斗，俱岁办柴炭铁沙。看厂军月粮同行粮减半。各军俱给冬夏衣布二匹，绵花二斤八两帮贴。余丁不支粮，该卫免其差役，岁办半于正军。此外又有顺天、永平轮班人匠，原额六百三十名，岁分为四班，按季办柴炭铁沙。又有法司送到炒炼囚人，每名日给粟米一升。弘治十三年（1500年）奏准：“本厂民夫每名每年给均徭银十二两，买办柴炭，其口粮罢支……”万历元年（1573年）议定……今额征顺、永二府民夫银三千八百九十五两，班匠银二百九十二两零五分。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

当时铁冶十三处，俱以徒罪人犯充炒铁，不轻役民耳。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六《工部•铁厂》）

清代矿工

营矿业者，得利至厚，集众至多，故约束至严。零星自采，则备受剥削，入厂为工，则所得工资至微。有被诱卖为工者，有触怒豪强，立丧其生者。天下极苦之人，盖莫如矿工矣。

康熙十八年（1679年），定各省采得铜铅以十分内二分纳官，八分听民发卖……大抵官税其十分之二，其四分则发价官收，其四分则听其流通贩运。或以一成抽课，其余尽数官卖。或以三成抽课，其余听商自卖。或有官发工本，招商承办。又有竟归官办者。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雍正五年（1727年），谕旨：“……从来矿徒，率皆五方匪类，乌合于深山穷谷之中，逐此末利。”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米分厂客，或独一人，或合数人，认定硐口，日需峒丁若干进采，每日应用油米盐菜若干，按数供支。得获银两，除上课外，分作十分，镶头峒领共得一分；峒丁无定数，共得三分；厂客则得六分。若遇大矿，则厂客之获利甚丰。然亦有矿薄而仅足抵油米者。亦有全无矿砂，竟至家破人亡者。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倪蜕复《当事论厂务书》）

山西布政使永北刘慥奏免金课疏：“……云南永北府，地界金沙江。旧传明季本有淘金人户，每户金床一架，额征金一钱五分。递年约征金十四两五钱零，添平二两，知府规礼三两，通共征金一十九两五钱零。迩来金渐不产，从前淘金人户，久已散亡。今闻有淘金之人，俱系四方穷民，借此口，去来无常。或一日得一二分，或三四日竟无分厘，是以额征之数，不能依例上纳。倘课头抽紧，淘金者即潜散他方。有司以正课不敢虚悬，督责课头，以淘金人尽散，无可著落，只得将江东西两岸之夷猓，按户催征，以完国课。间有逃亡一户，又将一户之课摊入一村，相仍积弊，苦累无穷。况二村夷猓，并不淘金，及至卖妻鬻子，赔纳金课。嗟此夷民，情何以堪。”

（《云南通志》卷七三《食货志》）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奏准甘肃敦煌县沙州南北两山出产金砂，采金人夫以三千名为率，如有多带，照例治罪。每五十名设夫头一名，夫头给与照票，散夫给与腰牌。照票由安西州填号钤印，送厂员给发。腰牌即由厂员制造。逐日课金，责成夫头收缴，按夫抽取，每夫交纳课金三分。于正课之外，另抽撒散金三厘，即有风雪不能采挖之日，亦不准扣除。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题准直隶延庆府属黄土梁地方银铅矿，准其开采。照黔省银铅矿厂抽课之例办理，余银全行给商，余铅照川省之例，一半官为收买。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三《征榷考》）

宋应星《天工开物》：“……商民凿穴得砂，先呈官府验办，然后定税出土。以斗量付与冶工，高者六七两一斗，中者三四两，最下一二两。其礁碎放光甚者，精华泄漏，得银偏少。”

（《云南通志》卷七三《食货志》）

《王崧矿•采炼篇》……凡厂皆在山林旷邈之地……厂民穴山而入，曰、曰硐，即古之坑。取矿而出，火炼为金，即古之冶……四方之民入厂谋生，谓之走厂……大府……专令一官主之，称为厂主，听其治，平其讼，税其所采炼者，入于金府。府以一人掌其出纳，吏一人掌官文书，胥二人供偦伺之役，游徼其不法，巡察其漏逸，举其货，罚其人。厂主……以七长治厂事。一曰客长，掌宾客之事。二曰课长，掌税课之事。三曰炉头，掌炉火之事。四曰锅头，掌役食之事。五曰镶头，掌镶架之事。六曰硐长，掌硐之事。七曰炭长，掌薪炭之事……其管事又各置司事之人，工头以督力作，监班以比较背荒之多寡。其刑有笞、有缚，其笞以荆，其缚以藤，两拇悬之梁栋。其法严，其体肃。

（《云南通志》卷七三《食货志》）

滇边外则有缅属之大山厂，粤西边外则有安南之宋星厂，银矿皆极旺……听中国人往采……大山……江楚人所居，采银者岁常有四万人，人岁获利三四十金，则岁常有一百余万赍回内地……广东嘉庆州人在厂滋事，由安南国王牒解广府。余讯以得几何而在外国滋事如此，渠对云：“利实不赀。矿旺处，划山仅六尺，只许直进，不许旁及。先索僦直六百金，始听采。即有人立以六百金僦之。则其利可知也。”

（赵翼《簷曝杂记》卷四）

矿民入山采铜，官必每百斤预发价银四两五钱。至铜砂煎出时，抽去国课二十斤，秤头加长三十斤，共交一百五十斤，此无本之矿民所由困也。其有不愿官价，自备工本，入山开采者。至铜砂煎出时，令矿民自备脚力，驼至省店领银，每百五十斤给银五两，又旷日持久，不能支领，于是有本之矿民亦困。其有私相买卖者，谓之私铜，将铜入官，复坐以罚。夫矿民开采铜斤，其费甚大，有油米之费，有锤凿之费，有炉火之费，其运至省店也，有脚价之费，所费甚大，而官价不足偿之。所以矿民每有硐老山空之请，盖托之以逃耳。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李绂《与云南李参政论铜务书》）

今之厂内各设课长、客长、硐长、炉头、粮头、锅头，皆所以约束户、尖户及炉丁、砂丁之类。又须多派书差巡练，以杜偷匿漏课，并禁夺底争尖……查云南各属，无论五金之厂，皆有厂规。其头人分为七长。每开一厂，则七长商议立规，名目愈多，剥削愈甚。查历办章程，迤东各厂硐户卖矿，按所得矿价，每百两官抽银十五两，谓之生课。迤西各厂硐户卖矿，不纳课，惟按煎成银数，每百两抽银十二三两不等，谓之熟课。皆批解造报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谓撒散者，则头人、画役、巡查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谓火耗、马脚、硐主、硐分、水分以及西岳庙功德、合厂公费等名目，皆头人所逐渐增添者……查向来厂上之人，殷实良善者什之一，而犷悍诡谲者什之九。又厂中极兴烧香结盟之习，故滇谚有云：“无香不成厂”。其分也争相雄长，其合也并力把持，恃众欺民，渐而抗官藐法。是以有矿之地，不独官惧考成，并绅士居民亦皆懔然防范。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二六林则徐《查勘矿情形试行开采疏》）

光绪九年（1883年），谕：“……湖南耒阳县奸民，充当采煤窿户，诱买穷民，关禁土室，逼令作工。并设立各种名目，肆行陵虐，每岁致毙人命甚多……奸徒渔利，戕害生命，实属犷悍残忍，目无法纪。现卞宝第查明惩办，著即饬令地方官，勒石永禁，毋得视为具文。至此项人犯，如何明定治罪专条，著刑部议奏。”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丙　矿之生产

明代矿产

明代产额，见于官书者，以供官用而已。民间开采，必足供其所需，唯金银之产，一代独少，大臣受赐多至百金为止。万历以后，始通用银，岂来自海舶耶？

国初，定各处炉冶，该铁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五千二十六斤，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一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七斤，福建一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

洪武二十年（1387年），延平府尤溪县银屏山，尝设场局煎炼银矿，置炉冶四十二座，岁办银二千一百两。至是增其额。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三年（1428年）……江西德兴、铅山二县铜场，岁浸铜得五十余万斤。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宣德五年（1430年）……（浙江）布政司王泽言：“平阳、丽水等七县银冶，自永乐间遣官闸办，共岁额八万七千八百两。”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嘉靖十六年（1537年），山东巡按李松言：“沂州宝山开矿七十八所，得白金一万一千三百两。”

（《续文献通考》卷二三《征榷考》）

皇店采矿，据一岁所进，为数不多，而官民赔之繁，有什佰于此者。加以原奏棍徒假公济私，侵渔国课，剥削民膏，朝廷但见其进解之来，而不见贻害之大。

（《皇明经世文编》卷四○八《张洪阳文集•回奏御札揭》）

蜀之民苦极矣……采矿则有供给之苦，赔累之苦……皇上以为不忍加派于民，而姑取之于地也……矿砂不足，不得不求足于民。故岁进之矿银，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之私橐不与焉。

（《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三五余文恪《四川矿税》）

皇上以为今矿尚采之山与？……自开采不止，地无余骨，而处处包矿，则苍黎之骨髓也。

（《皇明经世文编》卷四三六《朱文懿公文集•请停止矿税疏》）

清代矿产

清代矿产，较明为盛，尤盛于云南。乾隆以后，全国之铜约百厂，而滇有四十八厂。全国之金二十五厂，而滇有其七。银厂凡三十六，永善、巧家、鲁甸，即汉代朱提之地。川、黔、湘、粤、赣五省之人，麕集其地从事开采者，恒数万人。窑洞深达数十里，或掘银苗，或就黑铅提炼，得银无算。后以银盛铜衰，不给京运，又虑炉丁众多为患，尽予封闭。光绪中，以制钱缺乏，命唐炯督办云南矿务，所重者铜斤，仅出资购砂丁之铜，岁得百余万斤，不及全盛时十分之一。

乾隆十六年（1751年）……京局岁需铅七十万余斤。前于黔省黑铅短少不能办解案内，臣部酌议题交湖南接办。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川总督阿尔泰奏：“屏山县之李村、石堰、凤村及利店、茨藜、荣丁等处产铁……每岁计得生铁三万八千八百八十斤。”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年（1765年），四川总督阿尔泰奏：“江油县木通溪和合硐等处产铁……每岁得生铁二万九千一百六十斤。”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华阴县之华阳川地方产黑铅，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题准开采，每年得铅五六万斤至十万斤不等。自二十三年（1758年）以后，得铅日以减少。至二十八年（1763年）分，仅得四百斤。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川总督阿尔泰奏：“宜宾县滥壩等处产铁……每岁计得生铁九千七百二十斤。”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贵州巡抚方世儁奏：“清平县之永兴寨产黑铅……照例抽课，每年可收课铅一万二三千斤。”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征榷考》）

夫滇铜之始归官卖也，岁供本路铸钱九万余千。及运湖广、江西钱四万串，计才需用一百一万斤耳。至雍正五年（1727年），滇厂获铜三百数十万斤，始议发运镇江、汉口各一百余万，听江西、湖南、湖北受买。至雍正十年（1732年），发运广西钱六万二千余串，亦仅需铜四十余万。其明年，钦奉世宗宪皇帝谕旨：“议于广西府设局开铸，岁运京钱三十四万四千六十二串，计亦止需铜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余斤。”乾隆二年（1737年），总督尹文端公继善……请敕江浙赴滇买铜二百万斤，云南依准部文解运京钱之外，仍解京钱三十余万，以足二百万之数。而直隶总督李卫，又以他处远买滇铜转解，孰与云南径运京局？由是各省供京之正铜及加耗，悉归云南办解。然尚止于四百四十万也。未几，而议以停运京钱之正耗铜，改为加运京铜一百八十九万余斤矣。又未几，而福建采买二十余万斤矣，湖北采买五十余万斤矣，浙江采买二十余万斤矣，贵州采买四十八万余斤矣。既而广西以盐易铜十六万余斤矣。既而陕西罢买川铜，改买滇铜三十五万，寻又增为四十万斤矣。于是云南岁需备铜九百余万，而后足供京外之取，而滇局鼓铸尚不与焉……尝稽滇铜之产，其初之一二百万斤者不论矣。自乾隆四、五年（1739、1740年）以来，大抵岁产六七百万耳，多者八九百万耳，其最多者千有余万，至于一千二三百万止矣。今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十九年（1774年），皆以一千二百数十万告。

（《皇朝经世文编》卷五二王太岳《铜政议上》）

光绪十年（1884年），户部奏：“略称滇省产铜，自乾隆以来，每年部拨铜本银一百万两，岁运京铜六百三十余万斤。而本省之鼓铸，各省之采买资焉……自光绪元年（1875年）起，已历十载，运办京铜只五百万斤，尚不及常年一年之额。”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光绪十五年（1889年），唐炯奏：“……东川、昭通两府，开办各厂……大约本年可得铜一百数十万报解。”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四《征榷考》）

丁　厂

铁厂

铁木之厂，其来久矣。用地广，需人众，非室庐所容，必在高敞之地，故曰厂，或曰场，山居之人多从事于此。铁厂必兼炉冶，其在城市村镇间者，则为昔之官冶，遵化铁炉，五代时物也。

遵化铁厂铁课，成化十九年（1483年）令岁运京铁三十万斤……正德四年（1509年）开大鉴炉十座，共炼生铁四十八万六千斤；白作炉二十座，炼熟铁二十万八千斤，钢铁一万二千斤。六年（1511年），开大鉴炉五座，白作炉八座，炼生熟钢铁如前。八年（1513年），令生铁免炒。嘉靖八年（1529年）以后，每岁大鉴炉三座，炼生板铁十八万八千八百斤，生碎铁六万四千斤，发白作炉炼熟挂铁二十万八千斤解京。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工部》）

京东北遵化境有铁炉，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辟数丈为出铁之所，俱石砌，以简干石为门，牛头石为心，黑砂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旋下。用炭灰，置二扇之，得铁日可四次。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捣而碎之，以投于火，则化而为水。石心若燥，砂不能下，以此救之，则其砂始销成铁……生铁之炼，凡三时而成。熟铁由生铁五六炼而成，钢铁由熟铁九炼而成。其炉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则败矣。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六《工部•铁厂》）

木厂

凡厂，皆有税，由官稽之，否则为私厂。若神木厂，则国家贮木材之厂也。各省交界崇山峻岭间，多散居之人，垦地外即从事于厂，自唐宋以来即有之。其地有以厂名者，亦有逐渐成为繁盛之区，改设府县治者。

崇文门外有神木厂，旧额发虎贲等十七京卫、通州等二十五外卫军余一千名，在厂工办。逃故佥补后，止存八百二十一名，内上工二百名，杂差管事四十一名，大木厂借工一百二十名，其余皆办椿木。每名月办二根，以备苫盖。朝阳门外有大木厂，与神木厂同。凡各省采到木植，俱于二厂堆放。永乐中，营建北京宫殿，令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采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营建朝门午楼，议准材木先尽神木厂，次差御史、郎中各一员，挨查先年沿途遗有大木解用。又令川、贵、湖广三省采木，山西、真定采松木，浙江、徽州采鹰架木。

（《大明会典》卷一九○《工部》）

初，交山之民，虽耕获地少，然茂林深涧，便刍牧。顺治五年（1648年），禁民间养马，山民始困。山中又产木，岁采伐，贮山口之南堡村厂场交易，岁纳布政司税六两。邻近府县贩卖者四集，连山数百里藉以给。而山口贫民，遇贮卖，役力拖撑，无冻馁者，以故南堡村落，烟火颇盛。康熙二年（1663年），文水民争利构讼，前巡抚杨熙不许立厂，听山民沿河变卖，商贩不至。而文水民遂立私厂于文水之峪口，去南堡村十有五里，交山木不到峪口即不得卖，力费利薄，山民愈困。八年（1669年）正月初七日……翼日，村民数十人，连名呈恳申详重立厂场救民命。（赵）吉士（交城县知县）复一一面讯，委曲既悉，为文详布政司……吉士曰：“山木之出，必乘水涨，水涨不时，若无厂场，即不能随到随贮。山木贮积，岂无偷盗？必须人守。无厂场则无地主，即不能自往自来。且沿河非一定之地，沿河变卖又无一定之时，是卖者买者尝两不可必也。卖木之民，撑木出山，尝数百十里。贩木之民，挈资入境，亦尝数百十里，而皆待交易于不可必得之中，此所以厂场一废，交易两绝也……”三月，布政司如议。遂出示，于西山谷口之水泉滩，复立场交易，山民欢呼，商贩日至。

（夏骃《交山平寇本末》卷中）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定山西穆纳山征收木植税课：“……今酌议召募殷实谙练者为商总。其散商或三四人或五六人，不得过六名之数。每商一名，其名下砍运工丁，不得过一百名。给与该商人印照，指定山沟，分编字号，在山伐运……至开采数年之后，大木无有，所有商丁，自应概行查逐出山，以免逗留滋事。”从之。

（《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一《征榷考》）

山内营生之计，开荒之外，有铁厂、木厂、纸厂、耳厂各项。一厂多者恒数百人，少者亦数十人……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本利其资值，帖然为用……丛竹生山中，遍岭漫谷，最为茂密。取以作纸，工本无多，获利颇易，故处处皆有纸厂。山内险阻，老林之虬干蟉枝，固为一端，而挂衣刺眼，令人不能展布。则丛竹之为患更烈，竹筠常青，春烧不然，多有竹厂砍伐，非惟利民，亦可除害。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所谓耳厂者，即银耳、木耳之培植者。

山内有耳扒者，将青木砍伐作架，至次年渐生耳，其利可以三年。耳尽而新蓄之青木，又可作扒。再有作蕈扒者，另是一种木，间有取松树为之。洵阳则出构欀，状如麻。苏广为纱罗者参用之。此数种皆山货之贵重者。

（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

三　学术

1.理学

甲　紫阳之学

明代表章朱子，尊崇理学。

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吴与弼以名儒被荐，天子修币聘之殊礼，前席延见……白沙而后，旷典缺如。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

薛瑄字德温，河津人……高密魏希文、海宁范汝舟，深于理学……为瑄师……究心洛闽渊源，至忘寝食……举河南乡试第一，时永乐十有八年也。明年，成进士……居父丧，悉遵古礼……为山东提学佥事。首揭白鹿洞学规，开示学者，延见诸生，亲为讲授……为大理左少卿……御史王文承（王）振旨诬瑄……下狱论瑄死……瑄读易自如……免……英宗复辟，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预机务……疏乞骸骨……许之归。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有《读书录》二十卷，平易简切，皆自言其所得，学者宗之……卒年七十有二……谥文清。

（《明史》卷二八二《薛瑄传》）

吴与弼字子传，崇仁人……年十九，见伊洛渊源图，慨然向慕。遂罢举子业，尽读四子五经洛闽诸录，不下楼者数年……天顺元年……征与弼赴阙……留京师二月，以疾笃请……放还……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所著《日录》悉自言生平所得。其门人最著者曰胡居仁、陈献章、娄谅，次曰胡九韶、谢复、郑伉。

（《明史》卷二八二《吴与弼传》）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从吴与弼讲学。居半载，归，读书穷日夜不辍。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卒年七十三。

（《明史》卷二八三《陈献章传》）

乙　阳明之学

王学近于陆象山，其要在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二者。阳明以事功显，故其学最为切实有用，学说具《传习录》中。

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为阳明先生，余姚人也……登弘治己未进士第，授刑部主事……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讨宸濠……三战俘濠……升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年五十七……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故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说是无内外，其实全靠外来闻见以填补其灵明者也。先生以圣人之学，心学也，心即理也。故于致知格物之训，不得不言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此其立言之大旨，不出于是。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一○《姚江一•王守仁》）

王学末流多变其宗，著名者有李贽。

李卓吾名载贽，福建晋江人。登乡榜，仕至姚安府太守，无子。生平博学，深于内典，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返宋儒道学之说。致仕后，遂祝发住楚黄州府龙潭山中，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而释氏绳检，亦多所屑弃。自谓具千古只眼，标震世奇踪，而以此为训，末流之弊，不知所终矣。又刊刻《藏书》、《焚书》等，如以秦始皇、武则天为圣君，冯道为救时贤相，以张巡死节时厉鬼杀贼等语为放屁，识者恨之。鄞县沈相公当国时，有科道论列，逮至锦衣卫狱，死焉。

（沈瓒《近事丛残》）

最贻人口实者，则颜山农、何心隐也。

颜山农、何心隐皆假道学之名，恣为奸利，而士大夫多为其所惑。

（王之垣历仕录）

何心尹者本名梁汝元，吉之永丰人也，有气魄，为颜山农之高弟。后以事直斥山农之非，反使之拜，以示不复为弟子。为诸生时，与聂尚书豹争坟地，一夜率众赭其山。尚书告官捕之，杀公差而逃。动以圣人自期，以为圣人之出，不为天下君，则为天下相；大贤以下人，卿贰以下官，皆不屑也。亦有过人处，能一见决人贤否贵贱，嚣嚣自得……张（居正）为政府，何方客游楚，张谕楚中抚台访逮，榜杀之。

（沈瓒《近事丛残》）

丙　东林讲学

张居正毁书院。万历以后，讲学者复盛，党争甚烈，明末死义者众，皆与理学有关。

得先辈邵宝所修杨时东林祠遗址于东林庵旁，辟为东林书院，大会吴越之士讲习其中，岁有会，月有纪，而东林之名满天下矣。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顾宪成传》）

东林自顾泾阳先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会推阁臣罢归，与同邑高景逸、刘本儒、安我素诸君子讲学之所，一时清流，趋之如市，而东林之名遂满天下。推其名高之故，始于争立国本……受黜者身去而名高，东林君子之誉沸宇内，尊其言为清议，即中朝亦以其是非为低昂，门庭愈峻，而求进者愈众……於时庙廊之上，或以清流自负者，小人辄忌之嫉之，挤以污垢之秩……每罢官归里者，若破车罢马，残书数簏，乡党卒以为贤，愿与约婚姻结金兰，相与往还不倦。若归有余资，买田宅，高栋宇，即亲弟侄亦鄙以为贪夫，至於亲戚朋友，老死不相往来……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贩夫竖子或相诮让，辄曰：“汝东林贤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自泾阳先生救淮抚之书出，而东林之祸萌。未几，妖书狱起，梃击案兴……争红丸，争移宫，而东林之祸炽矣。及夫熹宗委命阉寺，熊、王之狱既成，杨、左之祸遂烈。又假三案以媒孽东林，而正人君子几无噍类……崔、魏煽逆，不有杨、左诸君，则赵高问鼎矣。闯贼渫血，不有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刘理顺、马世奇诸公，则河岳蒙羞，乾坤削色矣……东林初起者，为顾（宪成）、为高（攀龙）、为邹（元标）、为赵（南星）。继之者为杨（涟）、为左（光斗）。再继之文震孟、姚希孟，最后则马世奇辈。皆节义文章足以惊天地、动鬼神者也。

（陈鼎《东林列传》卷二）

丁　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王夫之近于朱，黄宗羲近于王，而皆志节炳然。夫之尤坚苦卓绝，顾、王皆不肯居讲学之名。

顾炎武字宁人，初名绛，昆山人……其论学以博学有耻为先。尝与友人论学云：“百余年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所罕言。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但曰：‘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其告哀公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学。颜子几于圣人，犹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笃实莫若子夏。言仁，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贤於子贡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去之弥远也。”又曰：“今之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论语》，而但资之《语录》，不知本矣。”其论文，非有关于经旨世务者，皆谓之巧言，不以措笔……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肇域志》一编……《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唐韵正》二十卷，《韵补正》一卷，《古音表》二卷……《金石文字记》、《求古录》……《日知录》三十卷……《杜解补正》三卷……《石经考》、《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亭林文集》、《诗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救文格论》等书，并有补于学术世道……在华阴，与王宏撰等于云台观侧建朱子祠……康熙二十一年卒于华阴，年六十九。

（张穆《亭林年谱•附儒林传》）

晚益笃志六经，谓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后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故其本朱子之说，参之以慈溪黄东发《日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

黄宗羲字太冲，余姚人……日夕读书，十三经、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历算、道藏、佛藏，靡不究心焉……以蕺山刘忠正公宗周为师……鲁王监国……宗羲纠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授职方司员外……再晋左副都御史……海氛靖后……始奉母返里门。复举蕺山证人书院之会，从之请学者数百人。尝谓明人讲学，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读，但从事於游谈。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读书多而不求于心，则又为伪儒矣。故受其教者，不堕讲学之弊，不为障雾之言，其学盛行於东南。当时有南姚江、西二曲之称。二曲者李中孚也……宗羲之学，出自蕺山，虽姚江之派，然以慎独为宗，实践为主，不恣言心性，堕入禅门，乃姚江之诤子也。又以南宋以后，讲学家空谈性命，不论训诂，教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所著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宋儒学案》、《元儒学案》、《易学象数论》六卷，辨河洛方位说之非。《授书随笔》一卷，则阎若璩问《尚书》而答之者。《春秋日食历》一卷、《律吕新义》二卷……《孟子师说》四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弘光纪年》一卷、《龙武纪年》一卷、《永历纪年》一卷、《鲁纪年》一卷、《赣州失事纪》一卷、《绍武事纪》一卷、《四明山寨记》一卷、《海外痛哭纪》一卷、《日本乞师记》一卷、《舟山兴废》一卷、《沙定洲记乱》一卷、《赐姓本末》一卷、《汰存录》一卷……《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西历假如》一卷、《回历假如》一卷、《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诸书。又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岩纪游》、《匡庐游录》、《病榻随笔》、《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续宋文鉴》、《元文抄》……《思旧录》、《姚江琐事》、《姚江文略》、《姚江逸诗》。自著《年谱》、《明夷待访录》二卷、《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诗历》四卷。又分为《南雷文定》、《南雷文约》，合之得四十卷。《明夷留书》一卷，言王佐之略，昆山顾绛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又欲修《宋史》而未成，仅存丛目补遗三卷……卒年八十有六。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八）

王夫之字而农，湖南衡阳人……少负俊才，读书十行俱下，与兄介之同举崇祯十五年乡试……筑土室石船山，名曰观生居，杜门著述。其学深博无涯涘，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而於《正蒙》一书，尤有神契，精绎而畅衍之，为《正蒙注》九卷；《思问录》内外篇各一卷，以为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之能易。惟其门人未有，殆庶世之信从者寡，道之诚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又不二百年而邪说炽。因推本阴阳法象之状，往来原反之故，反覆辨论，所以归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所著诸经，有《易》、《书》、《诗》、《春秋》稗疏，共十四卷……《周易》内外传、《大象解》、《尚书引义》、《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家说》、《世论续》、《左氏传博议》、《四书稗疏》、《训义详解读》、《四书大全说》、《诸经考异》、《说文广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及注释老庄、吕览、淮南、楚辞，姜斋诗文集等书，凡三百余卷……康熙……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四。

（《清史•列传•儒林传•王夫之传》）

天下师师，谁别玉珉？荏苒首解，大命以沦。于是哀其所败，原其所剧，始于嬴秦，沿于赵宋，以自毁其极，推初弱丧，具有伦脊。故哀怨繁心，於邑填膈。矫其所自失，以返轩辕之区画。延明圣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制其辟，以藩扞中区，而终远夷狄，则形质消陨，灵爽亦为之悦怿矣。岁德在丙，火运宣也。斗建维辰，春气全也。文明以应，窃承天也。太原之系，世胄绵也。为汉大行，忠效捐也。悲懑穷愁，退论旃也。明明我后，逖播迁也。俟之方将，须永年也。黄书之所以传也，意在斯乎。

（王夫之《黄书后序》）

于《大学》补传，为之衍曰：……取《大学》之教，疾趋以附二氏之涂，以其恍惚空明之见，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体用一，知行合，善恶泯，介然有觉，颓然任之，而德明於天下矣。乃罗织朱子之过，而以穷理格物为其大罪。天下之畏难苟安，以希冀不劳，无所忌惮，而坐致圣贤者，翕然起而从之。呜呼！彼之为师者，与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既知之矣。

（唐鉴《学案小识》卷三）

同时尊紫阳者，有张履祥、吕留良、陆世仪、陈瑚。朱王并重者，有孙奇逢、李颙。

张履祥字考夫，浙江桐乡人……年三十四，如山阴，受业刘宗周之门，归而自谓有得，年三十九。友人规之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因觉人谱独体，犹染阳明。遂一意程朱之学，与乌程凌克贞、海盐何汝霖、归安沈磊切劘讲习，专务躬行。其学大要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而以中庸为归，穷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并进，内外夹持，无一念非学问，无一事非学问……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四。

（《清史•列传•儒林传•张履祥传》）

先君讳留良……号晚村，姓吕氏……与桐乡张考夫、盐官何商隐、吴江江佩葱诸先生，及同志数人，共力发明洛闽之学……欲补辑朱子《近思录》……尝谓洛闽渊源至靖难时中绝，后来月川、敬轩、康斋、敬斋诸人，颠末由蘖，仅能敷述绪论，而微言不传。白沙、阳明乘吾道无人之时，祖大慧之余智，改头换面，阳儒阴释，以聋瞽天下之耳目。而阳明之才气，尤足以钳锤驾驭，自是以后，士之卑靡者，既溺于科举词章之习，其有志于讲明此理者，伥伥然如瞽之无相，总不能脱离姚江之圈 。若罗整庵之《困知记》、陈清澜之《学蔀通辨》，盖尝极力攻其瑕颣，而所见犹粗。至后此讲学诸儒，未尝不号宗朱，及论至精微所在，则犹然金溪黑腰也。然则此学何由而明哉？……卒康熙癸亥，享年五十有五。

（《晚村文集》附《吕公忠先府君行述》）

陆世仪字道威，江南太仓州人。尝欲从刘宗周问学，不果……笃守程朱，自言初有得于“心为严师、随事精察”八字，谓“心为严师”即居敬，“随事精察”即穷理。既有得于“理一分殊”四字，谓圣贤工夫，“随事精察”是起手，“一以贯之”是究竟，而此四字自精察而造一贯之阶梯也……卒年六十二。

（《清史•列传•儒林传•陆世仪传》）

陈瑚字言夏，亦太仓州人……瑚之学博大精深，尤讲求经济大略。暇则横槊舞剑，弯弓注矢，其击刺妙天下……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三。

（《清史•列传•儒林传•陈瑚传》）

孙奇逢字启泰，直隶容城人……顺治二年……征……以病辞……辟兼山堂，读《易》其中，率子弟躬耕自给……奇逢之学，原本象山、阳明，而兼采程朱之旨，以弥阙失。其论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而其大本，主於穷则励行，出则经世。其治身务自刻励，而于人无町畦。有问学者，随其高下浅深，必开以性之所近，使自力于庸行。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野人、牧竖、武夫、悍卒，壹以诚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无忌嫉……又表周、程、张、邵、朱、陆，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为十一子，以为直接道统之传……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

（《清史•列传•儒林传•孙奇逢传》）

（康熙）三年甲辰，八十一岁。二月，闻济上事，余具呈当事，北行。（原注：顺治九年，曾奉旨详察确访明末死难之人，在廷诸臣各举所知。先生故有《甲申大难录》一编，济宁州牧李为授梓。至是严野史之禁，有老蠹见编内有野史氏字，以为此奇货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此信初传，闻者皆为变色，先生正在水部座上，闻之，饮食谈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八十一岁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呈当事，自请赴部。）三月，至中途，闻简，原书特为表忠，毫无觸忌，释济守归。余遂返。（原注：答同人慰问云：“当此之时，谁敢自谓无过？所恃者此心无疚，祸患死生，听之而已。借鬼神之祐，同人之庇，幸不罹于法网，实出望外。从此当闭户修省，以答神人之休。默之一字，原圣人微妙处，其默足容。此是何等功力，何等境地。愿与诸同人精思而实体之。”）

（霍炳《征君孙先生年谱》卷下）

十辞辟召，蚤谢公车……曲避伪檄之催选，从容就道。首认野史……予故信其有阳明本领，而无其任用也。

（霍炳《征君孙先生年谱序》）

李颙字中孚，陕西盩厔人……其学以尊德性为本体，以道问学为工夫，以悔过自新为始基，以静坐观心为入手……居恒教人，一以反身实践为事，谓孔、曾、思、孟立言垂训，盖欲学者体诸身，见诸行，充之为天德，达之为王道，有体有用，有补于世。否则假途干进，岂圣贤立言之初心，国家期望之本意耶？时容城孙奇逢之学盛于北，余姚黄宗羲之学盛于南，与颙鼎足，世称三大儒。惟颙起自孤根，上接关学之传，尤为难及云……卒年七十六。

（《清史•列传•儒林传•李颙传》）

戊　颜李之学

理学专重实用者，为颜、李之学。

颜元字易直，直隶博野人……其为学，以尧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非主静专诵读，流为禅宗俗学者所可托。乃易静坐以习恭，内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摄，读书择经史有用者，余不尽究。严课孝弟、谨信，稽礼乐兵农之允宜今古者，为倡六艺，以教来学……著《存性篇》二卷……《存学编》四卷……《存治编》一卷，大旨欲全复井田、封建、学校、征辟、肉刑及寓兵于农之法。又《存人编》四卷，大旨戒愚民奉佛及儒者谈禅……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常语友人曰：“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其自负如此。

（《清史•列传•儒林传•颜元传》）

李塨字刚主，直隶蠡县人……塨弱冠学礼于（颜）元。又学琴于张而素，学射于赵思光，学数于刘见田，学书于彭通，学兵法於王余祐。於田赋、禘祫、郊社、宗庙诸大典，靡不研究。捃摭史志所载经史大略，为《瘳志编》以备用。既而深服（颜）元六艺之教，遂执贽称弟子……《平书》者，大兴王源所著，塨订之，为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备六政者也……雍正十一年卒，年七十五。

（《清史•列传•儒林传•李塨传》）

己　道光后理学复兴

乾、嘉之际，考据盛行，理学寖衰。海疆事起，说者谓由考据破碎所致，未免过甚，但学风由此遂变。为汉学者多汉宋兼包，为理学者多言排外，倭仁以诋同文馆著名，徐桐以理学自命，实兼学净土宗，又信术数之学，而赞义和团最力。

华亭倪畬香明经元坦尝刻《二曲集录要》六卷、《儒林法语要》七卷、《儒学入门》一卷及自著书共九种，今名读易楼合刻。嘉庆己卯入都，因会稽莫侍郎晋，得交诸公卿，力言正人心息邪说，莫如兴理学，当轴者信之。道光初元以后，睢州、容城、宣公、蕺山、漳浦、宁陵诸儒，先后从祀庙庑。汤文端公刻《四书反身录》，麟见亭观察刻《二曲全集》，莫侍郎刻《明儒学案》，藩文恭公刻《正学编》，程简敬刻《新吾全集》，卢容庵通参刻《为学须知》，宋学复盛。乃自一老明经开其端，乾嘉考证校雠谁琐碎之焰稍息矣。

（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五）

唐鉴字镜海，善化人……为太常寺卿。海疆事起，严劾琦善、耆英等，直声震天下。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诸贤，著《学案小识》，推陆陇其为传道之首，以示宗旨。时蒙古倭仁、湘乡曾国藩、六安吴廷栋、昆明窦垿、何桂珍，皆从鉴考问学业。陋室危坐，精思力践，年七十，斯须必敬。致仕南归，主讲金陵书院……咸丰……十年卒，年八十有四。

（《清史•稿儒林传•一唐鉴传》）

倭仁字艮峰，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河南驻防……同治元年……秋，拜文渊阁大学士……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倭仁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上疏请罢议。于是诏倭仁保荐，别设一馆，即由倭仁督率讲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疏恳辞，不允。因称疾笃，乞休。命解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

（《清史稿•列传》一七八《倭仁传》）

李棠阶字文园，河南河内人……同治元年……命为军机大臣……四年。……军书旁午，一事稍有未安，辄忧形于色，积劳致疾。十一月卒，年六十八……谥文清。棠阶初入翰林，即潜心理学，尝手钞汤斌《遗书》以自勗。会通程、朱、陆、王学说，无所偏主，要以克己复礼、身体实行为归。日记自省，毕生不懈。家故贫，既贵，俭约无改。尝曰：“忧患者生之门，吾终身不敢忘忍饥待米时也。”

（《清史稿•列传》一七八《李棠阶传》）

徐桐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光绪……二十二年，拜体仁阁大学士。桐崇宋儒说，守旧，恶西学如仇。门人言新政者，屏不令入谒……二十六年，义和拳起衅仇外，载漪大喜，导之入都。桐谓中国当自此强矣，至且亲迓之……联军入……桐乃投缳死，年八十有二矣。

（《清史稿•列传》二五二《徐桐传》）

2.经学

甲　明代经学之衰

永乐中，颁行《五经大全》，类于讲章，一代学者醉心宋儒言理之书，辩朱陆异同，浮辞相尚。其稍精者，尤多惝怳不可捉摸。治经不重训诂典制，师心自用，故《明史•儒林传》讥其疏漏，谓专门经训授受源流，则二百七十余年间，未闻以此名家者。兹略举足以参证者如下。

《周易象旨决录》七卷，明熊过撰。过字叔仁，号南沙……明人之《易》，言数者入道家，言理者入释氏……过作此书，虽未能全复汉学，而义必考古……凡证字一百有一，证音三十有八，证句二十有六，证脱字七十有九，证衍文三十，证当移置者三十有二，证旧以不误为误者三……间有未审，然皆据前文，非由臆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周易集注》十六卷，明来知德撰。知德字矣鲜，梁山人……居万县深山中，精思易理……阅二十九年而成此书。其立说，专取系辞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而以杂卦治之……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尚书考异》五卷，明梅撰……是编辨正古文《尚书》，其谓二十五篇为皇甫谧所作，盖据孔颖达疏……至谓孔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则指摘皆有依据……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

《尚书日记》十六卷，明王樵撰……以蔡传为宗……采旧说补之。又取金履祥《通鉴》前编所载，凡有关当时事迹者悉为采入……引据详明……于经旨多所发明。而亦可用于科举。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

《诗故》十卷，明朱谋撰……多以汉学为主，与朱子《集传》多所异同。其间自立新义……未免失之穿凿。然谋博极群书，学有根柢，要异乎剽窃陈言……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明何楷撰……专主孟子知人论世之旨，依时代为次……各为序目于前。又于卷末，仿《序卦》传例，作《属引》一篇……于三千年后，钩棘字句，牵合史传，以定其名姓时代……大惑不解，楷之谓乎？然楷学问博通，引援赅洽，凡名物训诂，一一考证详明，典据精确，实非宋以来诸儒所可及。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

《周礼传》十卷、《图说》二卷、《翼传》二卷，明王应电撰……论说颇为醇正，虽略于考证，而义理多所发明。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

《春王正月考》二卷，明张以宁撰……征引五经，参以史汉，著为一书，决数百载之疑案，可谓卓识……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

《六书本义》十二卷，明赵谦撰……焦竑《笔乘》称其字学最精……是编……辨别六书之体，颇为详晰，其研索亦具有苦心。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一）

《俗书刊误》十二卷，明焦竑撰……其辨最详，而又非不可施用之僻论。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一）

《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明姜宝撰……谓孔子于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后人说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皆非圣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为啖、赵以来所未及。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

《春秋亿》六卷，明徐学谟撰……大旨以《春秋》所书，皆据旧史，旧史所阙，圣人不能增益……一扫《公羊》、《榖梁》无字非例之说……言简理明，多得经旨……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

《乐律全书》四十二卷，明朱载堉撰……凡书十一种……载堉究心律数，积毕生之力，以成是书……所论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之尺度，及半黄钟不与黄钟应而半太蔟与黄钟应之说，皆精微之论。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八）

其思想奇特者，略如下：

《易学残本》十二卷，明卓尔康撰……大旨附会河洛，推演奇偶，纷纭，展卷如历家之数表。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

《河洛定议赞》一卷，明喻国人撰。其说以伏羲则河图，画乾、坎、艮、震四卦；则洛书，画巽、离、坤、兑四卦。由河图四卦，得讼、遁十六阳卦；由洛书四卦，得家人、中孚十六阴卦，合河洛迭为上下，而得否、姤、履、泰三十二阴阳配合之卦……自以河洛之议至此书而始定。书成，且祭河洛之神，及天地四圣，为文以告。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

《周易对卦数变合参》一卷，明喻国人撰。谓朱子不知《易》中十年、三年、七日、八日之旨，及讼九二三百户之教。国人乃于反对两卦得之，合屯、蒙二卦，以屯下蒙上，谓屯二爻为一年。逆数之，至蒙五爻，历十爻为十年。合需、讼二卦，以需下讼上，谓讼二画九即九十户，讼初画六即六十户，需上画六即六十户，五画九即九十户，合之得三百户。以为此意数千年不明，真穿凿附会之说也。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

《三易大传》七十二卷，明李陈玉撰。书分二册，一曰先天古易，以解图画，又每篇系以赞语。其最异者，以无极、太极、无极而太极分为三图，而先天八卦配以英辅九星之名，后天八卦配以疏附先后之名，支离破碎，全无理据。一曰后天周易，以解经传，虽言象数而皆出臆说。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

《古书世学》六卷，明丰坊撰……其序曰：“正统六年，庆官京师，朝鲜使臣妫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贡……以《尚书》质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传，起神农《政典》至《洪范》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传，起虞书《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官本错误甚多……固请订其错误，仅录一典二谟……见示……今考《明英宗实录》正统六年，无此二国使臣之名，则其为子虚乌有，已可不辨……”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

《国风尊经》一卷……明陶宗仪撰……解“君子好逑”云：“逑从求从辵，谓行而求之也。”解“参差荇菜”云：“荇从草从行，谓草生水中而东西行者也。”解“左右芼之”云：“芼从草从毛，言以菜加于食物之上，如毛之附丽于外。”……穿凿不通，不可枚举。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

《周礼述注》六卷，明金瑶撰……谓《周礼》之文，为汉儒所窜改。其中有伪官乱句，悉为考定，别以阴文书之……若亲得周公旧本一一亲校而知之者。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三）

《礼记意评》四卷，明朱泰贞撰……弃置一切，惟事推求语气，某字应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场屋之讲试题，非说经之道也。

（《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四）

《春秋说志》五卷，明吕楠撰……务为新说苛论，凡所讥刺，皆假他事以发之，而所书之本事，反置不论。如以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为平王之罪……叔孙豹卒，经不书饿死，乃为贤者讳……大抵褒贬迂刻，不近情理。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明季本撰……言惠公仲子非桓公之母；盗杀郑三卿，乃晋人使刺客杀之；晋文公归国，非秦伯所纳，诸如此类，皆无稽之谈……于二千余年之后，杜撰事实，以改易旧文。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

《春秋以俟录》一卷，明瞿九思撰……多穿凿附会之谈，如十二公配十二月，二百四十年配二十四气之类。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

《大学指归》二卷，《附考异》一卷，明魏校撰……首以古篆写古本正文，奇形诡状。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

《四书大全辨》三十八卷，《附录》六卷，明张自烈撰……首列揭帖序文之类，盈一巨册。而所列参订姓氏，至四百八十六人。

（《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七）

乙　清代经学派别

清代经学，自顾炎武开始以考据之法治《左传》，同时毛奇龄、朱鹤龄、马骕、阎若璩皆有盛名。乾、嘉时，有一人而兼数经，多宗郑玄，称郑学所以别于朱，称汉学所以别于宋，多为义疏之学，直欲越六代而接两汉。故王懿荣有编《清代十三经义疏》之请。至于辨伪辑佚，自广博而极于微细，因致琐碎之讥。经学名家，源流有绪者，首推徽州，次则扬州、常州、苏州。有继其业至三、四代者，浙东西相望称盛。故清代经学跨越前代，极盛于三吴，至乾、嘉而蔑以复加矣。北方学者，通州雷学淇、寿阳祁嶲藻、平定张穆、曲阜桂馥、栖霞郝懿行、武威张澍。西南学者，浪穹王崧、番禺陈澧、遵义郑珍，各有成就。光绪之末，俞樾极博，孙诒让极精，王闿运遍笺十一经，皆有足多。兹述派别及家法之显明者如次。

苏州之学

苏州惠氏之学，专经而不废词章。故惠栋为《王士祯精华录》作训纂。世传《周易》，以易汉学为最精。

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龙，江苏吴县人。父有声……与徐枋善，周惕少从枋游，又受业於汪琬。康熙十七年，举博学鸿儒科……三十年成进士……选直隶密云县知县，卒於官。周惕邃於经学，为文章，有矩度，著有《易传》二卷、《诗说》三卷、《三礼问》六卷、《春秋问》五卷，及《砚溪诗文集》……子士奇……字天牧，康熙五十年进士……洊任侍读学士……乾隆……六年卒，年七十一，撰《易说》八卷……《春秋说》十五卷……《礼记说》十四卷，《大学说》一卷……《琴邃理数考》四卷。又所著诗有《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及《南中》诸集。子七人，栋最知名。栋字定宇，元和学生员……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肄业及之。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余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作《九经古义》二十二卷……《易汉学》八卷……《易例》二卷……《周易述》二十三卷……《明堂大道录》八卷、《禘说》二卷……《古文尚书考》二卷……《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王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九曜斋笔记》、《松厓笔记》、《松厓文钞》，及《诸史会最》、《竹南漫录》诸书。乾隆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二。其弟子知名者，余萧客最为纯实。余萧客字仲林，江苏长洲人……撰《古经解钩沉》三十卷……《文选纪闻》三十卷、《文选音义》八卷、《文选杂题》三十卷、《选音楼诗拾》若干卷……乾隆四十三年卒，年四十七。

（《清史•列传•儒林传•惠周惕传》）

沈彤字冠云，江苏吴江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报罢。与修三礼及《一统志》，书成，授九品官。以亲老归……撰《周官禄田考》三卷……《仪礼小疏》一卷……《果堂集》十二卷……《春秋左传小疏》、《尚书小疏》、《气穴考略》、《内经本论》……《保甲论》……十七年卒，年六十五。

（《清史•列传•儒林传•沈彤传》）

钱大昕字晓征，江苏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三十九年……提督广东学政……嘉庆九年卒，年七十七。大昕幼慧，善读书。时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及唐以前子史、小学诸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蔚为著述，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皆有确见……尝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所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三卷、《声类》四卷、《二十二史考异》一百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南北史隽》一卷、《三统术衍》三卷、《术铃》三卷、《风俗通义逸文》二卷、《吴兴旧德录》四卷、《先德录》四卷、《洪文惠年谱》一卷、《洪文敏年谱》一卷、《王伯厚年谱》一卷、《王弇州年谱》一卷、《疑年录》三卷、《潜揅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词垣集》四卷、《潜揅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金石文字目录》九卷、《天一阁碑目》二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恒言录》六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族子塘、坫，能传其学。塘字学渊，乾隆四十五年进士，改教职，选江宁府学教授。塘少大昕七岁，相与共学。又与大昕弟大昭及弟坫相切磋，为实事求是之学，于声音、文字、律吕、推步尤有神解，著《律吕古义》六卷……《史记三书释疑》三卷……《伴官雅乐释律》四卷、《说文声系》二十卷、《淮南天文训补注》三卷。其所作古文，曰《述古编》，凡四卷。年五十六。坫字献之，副贡生……以直隶州州判官于陕，与洪亮吉、孙星衍讨论训诂、舆地之学，论者谓坫沉博不及大昕，而精当过之。嘉庆二年……署华州……仿古为合竹强弓，厚背纸为翎，二人共发之，达百五十步。又以意为发石之法……著《史记补注》百三十卷……《诗音表》一卷、《车制考》一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钱大昕传》）

钱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太学生，大昕弟也……少于大昕二十年，事兄如严师，得其指授……著《尔雅释文补》三卷，及《广雅疏义》二十卷……《说文统释》六十卷……《两汉书辨疑》四十卷……《三国志辨疑》三卷……《后汉书补表》八卷……《诗古训》十二卷、《经说》十卷、《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后汉郡国令长考》一卷、《迩言》二卷、《嘉定金石文字记》四卷……嘉庆……十八年卒，年七十，子东垣、绎、侗。东垣字既勤，嘉庆三年举人，官浙江松阳县知县。以艰归，服阕，补上虞县。东垣与弟绎、侗皆潜研经史金石，时称“三凤”……为《孟子解谊》十四卷……《小尔雅校证》二卷、《补经义考》四十卷、《列代建元表》、《勤有堂文集》。绎初名东墉，字以成……为《十三经断句考》，又著《方言笺疏》十三卷……《说文解字读若考》三卷、《阙疑补》一卷、《释大》、《释小》各一卷，《释曲》一卷、《训诂类纂》一百六卷。侗字同人，诸生，嘉庆……十五年举人，议叙知县……为《释声》八卷……《群经古音钩沉》四卷、《正名录》四卷、《九经补韵考》二卷、《说文音韵表》五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钱大昭传》）

宝应之学

宝应诸刘，台拱、宝楠、恭冕、岳云，皆各有名。

刘台拱字端临，江苏宝应人……九岁作《颜子颂》……及长，见同里王懋竑、朱泽沄书，遂笃志程、朱之学。乾隆三十五年举人……与朱筠、程晋芳、戴震、邵晋涵及同郡任大椿、王念孙等游，稽经考古，旦夕讨论……选丹徒县训导……嘉庆十年卒，年五十五……稿多零落，仅辑成《论语骈枝》一卷、《仪礼传注》一卷、《经传小记》三卷、《荀子补注》一卷、《汉学拾遗》一卷、《文集》一卷，及《方言补》、《校淮南子补》、《校国语补》诸书。

（《清史•列传•儒林传•刘台拱传》）

刘宝楠字楚桢，江苏宝应人……从从父台拱请业，以学行闻乡里。为诸生时，与仪征刘文淇齐名，人称扬州二刘。道光二十年进士，授直隶文安县知县……咸丰元年调三河……五年卒，年六十五……著《论语正义》二十四卷……《释榖》四卷……《汉石例》六卷……《宝应图经》六卷、《胜朝殉扬录》三卷、《文安隄工录》六卷……《韫山楼诗文集》。子恭冕。恭冕字叔俛，光绪五年举人……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卒年六十。著有《论语正义补》、《何休论语注训述》、《广经室文钞》。

（《清史•列传•儒林传•刘宝楠传》）

仪征三刘

仪征刘氏，三世为《左传义疏》，至襄公而止。

刘文淇字孟瞻，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优贡生……为《左氏旧注疏证》八十卷……《左传旧疏》八卷……《楚汉诸侯疆域志》三卷……《扬州水道记》四卷。又《读书随笔》二十卷、《文集》十卷、《诗》一卷……卒年六十六。子毓崧，孙寿曾，能世其学。毓崧字伯山，道光二十年优贡生……成《春秋左氏传大义》二卷……《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各一卷……史乘、诸子通义各四卷。又《经传通义》十卷、《王船山年谱》二卷、《彭城献征录》十卷、《旧德录》一卷、《通义堂笔记》十六卷、《文集》十六卷、《诗集》一卷。卒年五十。寿曾字恭甫……初，文淇为《左氏春秋长编》，晚年欲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殁。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至襄公四年而卒，年四十五。其《读左札记》、《春秋五十凡例表》……亦未竟。他著有《昏礼别论对驳义》、《南史校议集平》、《博雅堂集》、《芝云杂记》。

（《清史•列传•儒林传•刘文淇传》）

徽州之学

徽州之学，始于江永。得其传者，戴为最精，胡为最专。段玉裁受学于戴，而传之陈奂，以至江沅，可谓源流至远。

江永字慎修，安徽婺源人，诸生……有《周礼疑义举要》七卷、《礼记训义择言》六卷、《深衣考误》一卷、《律吕阐微》十卷、《律吕新论》二卷、《春秋地理考实》四卷、《乡党图考》十一卷、《读书随笔》十二卷、《古韵标准》四卷、《四声切韵表》四卷、《音学辨微》一卷、《河洛精蕴》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发微》、《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各一卷，《近思录集注》十四卷、《考订朱子世家》一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二。

（《清史•列传•儒林传•江永传》）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与郡人郑牧、汪肇龙、汪梧凤、方矩、程瑶田、金榜从婺源江永游。震出所学质之永，永为之骇叹。永精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惟震能得其全……年二十八，补诸生……与吴县惠栋、吴江沈彤为忘年友……北方学者，如献县纪昀、大兴朱筠；南方学者，如嘉定钱大昕、王鸣盛，余姚卢文弨，青浦王昶，皆折节与交。尚书秦蕙田纂《五礼通考》……延之纂《观象授时》一门。乾隆二十七年，举乡试……开四库馆……震充纂修。四十年特命……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四十二年，卒于官，年五十有五……其小学书有《六书论》三卷、《声韵考》四卷、《声类表》九卷、《方言疏证》十卷……其测算书有《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记》一篇、《勾股割圜记》三篇、《历问》一卷、《古历考》二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有《诗经二南补注》二卷、《毛郑诗考》四卷、《尚书义考》一卷、《仪礼考正》一卷、《考工记图》二卷、《春秋即位改元考》一卷、《大学补注》一卷、《中庸补注》一卷……《水经注》四十卷……《屈原赋注》七卷……震卒后，其小学则高邮王念孙、金坛段玉裁传之；测算之学，则曲阜孔广森传之；典章制度之学，则兴化任大椿传之，皆其弟子也。

（《清史•列传•儒林传•戴震传》）

段玉裁字若膺，江苏金坛人……年十三，补诸生……乾隆二十五年举人，至京师，见休宁戴震，好其学，遂师事之。以教习，得贵州玉屏县知县……著《六书音韵表》五卷……寻任巫山县……引疾归……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述汉读考》，先成《周礼》六卷，又撰《礼经汉读考》一卷……《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春秋左氏古经》十二卷……《毛诗小学》三十卷、《汲古阁说文订》十六卷、《经韵楼集》十二卷。（嘉庆）二十年卒，年八十一……弟子长洲陈奂……徐颋，嘉兴沈涛，及女夫仁和龚丽正，俱知名，而奂尤得其传。

（《清史•列传•儒林传•段玉裁传》）

陈奂字硕甫，江苏长洲人，诸生。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受学玉裁，刻《说文解字注》，校订之力，奂居多……著《诗毛氏传疏》三十卷……《毛诗说》一卷……《毛诗音》四卷……《毛传》……《义类十九篇》一卷……《郑氏笺考征》一卷……《诗语助义》三十卷、《公羊仪礼考征》一卷、《师友渊源记》一卷……家居授徒，从游者数十人……同治二年卒，年七十有八。

（《清史•列传•儒林传•陈奂传》）

江沅字子兰，优贡生。金坛段玉裁侨居苏州，沅出入其门者数十年……沅先著《说文释例》，后承玉裁属……为《说文解字音韵表》，凡十七卷。沅于段纰处，略笺其失……卒年七十二。

（《清史•列传•儒林传•江声传附江沅传》）

胡培翚字载平，安徽绩溪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官内阁中书，户部广东司主事……主讲钟山、云间……道光二十九年卒，年六十八……著《燕寝考》三卷……《仪礼正义》……四十卷，别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他著有《禘祫答》、《研六室文钞》。

（《清史•列传•儒林传•胡培翚传》）

胡承珙字景孟，安徽泾县人，嘉庆十年进士……迁御史……补台湾道……道光十二年卒，年五十七……键户著书，与长洲陈奂往复讨论，不绝于月。著《毛诗后笺》三十卷……《仪礼古今文疏义》十七卷……《尔雅（古义）》……二卷……《小尔雅义证》十三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胡承珙传》）

高邮王氏

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前无古人。

王念孙字怀祖，江苏高邮人……乾隆四十年进士……嘉庆……六年，调永定河道……道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九……著《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初从休宁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撰《广雅疏证》……三十二卷……子引之……

（《清史•列传•儒林传•王念孙传》）

公讳引之，字伯申……嘉庆己未成进士……授工部尚书……著有《经义述闻》三十二卷，不为凿空之谈，不为墨守之见，聚讼之说，则求其是；假借之字，则正其解。又就古人名字音义之相比附，以观声音训诂之会通。作《周秦名字解诂》，又考明汉志太岁在子为在寅之，为说二十八篇以正之，名曰《太岁考》。又以小学之书皆释名物实义，若经传语辞，释之者无几，语义未明，经义反因之而晦，爰博考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发明助语古训分字编次，为《经传释辞》十卷，以补《尔雅》、《说文》、《方言》之缺……享年六十有九。

（《续碑传集》汤金钊《伯申王公墓志铭》）

常州之学

常州之学，皆有文采，通经多传绝学。张惠言而外，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皆传公羊之学，遂开后来维新一派。

庄……存与（江苏武进人），官礼部侍郎。幼传太原阎若璩之学，博通六艺，而善于别择……为《尚书既见》三卷、《说》二卷……《象传论》一卷、《彖象论》一卷、《系辞传论》二卷附《序卦传论》、《八卦观象解》二卷、《卦气论》一卷、《毛诗说》二卷《补》一卷，《附》一卷，《周官记》五卷、《说》二卷，《春秋正辞》十二卷附《举例》一卷、《要指》一卷，《四书说》二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庄述祖传》）

刘逢禄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外祖庄存与与舅庄述祖并以经术名，逢禄尽传其学。嘉庆十九年进士……道光四年，补仪制司主事……为《公羊春秋何氏释例》三十篇……《笺》一卷、《答难》二卷、《申何难郑》四卷……《议礼决狱》四卷……《论语述何》、《夏时经传笺》、《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各一卷……《纬略》二卷、《春秋赏罚》一卷……《春秋论》上下篇……《左氏春秋考证》二卷……《易虞氏变动表》……一卷……《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书序述闻》一卷、《诗声演》二十七卷……道光九年卒，年五十六。

（《清史•列传•儒林传•刘逢禄传》）

宋翔凤字于庭，江苏长洲人。嘉庆五年举人，湖南新宁县知县，亦庄述祖之甥……得庄氏之真传，著《论语说义》十卷……《论语郑注》十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过庭录》十六卷……卒年八十二。

（《清史•列传•儒林传•刘逢禄传附宋翔凤传》）

丙　清代经学名著

清代说经之书，浩如烟海，阮《经解》一百八十种，《续经解》二百十种，尚不能尽。兹举其不朽者。

凌廷堪……著《礼经释例》十三卷，谓《仪礼》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如乡饮酒乡射、燕礼大射不同，而其为献酢酬、旅酬无算爵之例则同；聘礼、觐礼不同，而其为郊劳、执玉、行享、庭实之例则同；特牲馈食、少牢馈食不同，而其为尸饭、主人初献、主妇亚献、宾长三献、祭毕饮酒之例则同。乃区为八例，以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曰通例、曰饮食例、曰宾客例、曰射例、曰变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杂例。《礼经》第十一篇，自汉以来，说者虽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经意。乃复为《封封尊尊服制考》一篇，附于变例之后。大兴朱珪读其书，赠诗推重之。廷堪《礼经》而外，复潜心于乐，谓今世俗乐与古雅乐，中隔唐人燕乐一阕，蔡季通、郑世子辈俱未之知。因以隋沛公郑泽五旦七调之说为燕乐之本。又参考段安节《琵琶录》、张叔夏《词原》、《辽史•乐志》诸书，著《燕乐考原》六卷，江都江藩叹以为思通鬼神。

（《清史•列传•儒林传•凌廷堪传》）

程瑶田字易畴，安徽歙县人……与戴震、金榜同学于江永，笃志治经，震自言逊其精密。其学长于涵泳经文，得其真解，不屑依傍传注。以“丧服缌麻”章末“长殇中殇降一等”四句，郑氏误以为传文，故触处难通。又“不杖期”章“惟子不报”传文、“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文，郑氏以为失误。“大功”章，“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女子已嫁者未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旧读以“大夫之妾”为建首，下二“为”字贯之，郑氏谓“女子”别起贯下，斥传文为不辞，皆援据经史，疏通证明，以规郑失，著《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十卷。又以《考工记》诸言“磬句”、“磬折”，郑氏度直矩解之，致与前后经文不合，谓“磬折”不明，由于“倨句”不明；欲明“倨”句，先辨“矩”字。矩有直有曲，倨句之云，折其直矩而为曲矩，即今木石工所用之曲尺，著《磬折古义》一卷。又以郑注太宰“九谷”、“稷粱”二者，言人人殊，因询考农家，据《说文》释之，谓粱为粟，以稷为秫，今高粱也，著《九谷考》四卷。又《宗法小记》、《释宫小记》、《考工创物小记》、《沟洫疆理小记》、《水地小记》、《解字小记》、《声律小记》、《释草小记》、《释虫小记》各一卷，皆考证精确，为学者所宗。又《论学小记》一卷、《外篇》一卷……又有《禹贡三江考》、《读书求解数度小记》、《九势碎事修辞余钞》各一卷，统名《通艺录》。

（《清史•列传•儒林传•程瑶田传》）

惟聂崇义《三礼图》二十卷见於世，于考工诸器物尤疏舛。同学治古文辞，有苦《考工记》难读者。余语以诸工之事，非精究少广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尽文之奥曲。郑氏注善矣，兹为图，翼赞郑学，择其正论，补其未逮，图傅某工之下，俾学士显白观之。因一卷书，当知古六书、九数等，儒者结发从事，今或皓首未之闻，何也？休宁戴震。

（戴震《考工记图自序》）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德清戴望、海宁唐仁寿、仪征刘寿曾，皆治朴学，诒让与游，学益进。以为典莫备於六官，故疏《周礼》……初，贾公彦《周礼疏》多隐略，世儒各往往傅以今文师说，而拘牵后郑义者，皆仇王肃，又糅杂齐鲁间学。诒让一切依古文弹正。郊社、禘祫则从郑，庙制、昏期则从王，益宣究子春、少赣、仲师之学，发正郑、贾，凡百余事。古今言《周礼》者，莫能先也。

（《太炎文集》卷二《孙诒让传》）

张尔岐字稷若……读《仪礼》……因郑康成注文古质，贾公彦释义曼衍，学者不能寻其端绪，乃取经与注章分之，定其句读，疏其节，录其要，取其明注而止。有疑义则以意断之，亦附于末。始名《仪礼郑注节释》，后改名《仪礼郑注句读》。又参定监本脱误凡二百余字，并考石经脱误凡五十余字，作正误二篇附于后。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张尔岐传》）

阎若璩字百诗，山西太原人……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作《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条。毛奇龄《尚书古文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

（《清史•列传•儒林传•阎若璩传》）

王鸣盛字凤喈，江苏嘉定人……著《尚书后案》三十卷，专述郑康成之学；若郑注亡逸，采马王注补之。孔传虽出东晋，其训诂犹有传授，间一取焉。又谓东晋所献之《太誓》伪，而唐人所斥之《太誓》实非伪，故附书《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谓不减惠氏《周易述》也。

（《清史•列传•儒林传•王鸣盛传》）

段玉裁……以诸经惟《尚书》离厄最甚，古文几亡。贾逵分别古今，刘陶是正文字，其书皆不存。乃广搜补阙，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驳文，著《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段玉裁传》）

惠栋……《古文尚书考》二卷，辨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为伪。

（《清史•列传•儒林传•惠周惕传附惠栋传》）

孙星衍字渊如，江苏阳湖人……为《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书意在网罗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都段玉裁诸人书说，惟不取赵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异说也。凡积二十二年而后成，论者以为胜王鸣盛书。

（《清史•列传•儒林传•孙星衍传》）

陈奂于诗，谨守家法，精深为一代之冠。

（陈）奂尝言：“大毛公诂训传，言简意该，汉以来无不称引，韬晦不彰。”乃博征古书，发明其义，大抵用西汉以前旧说，而与东汉人说诗者不苟同。又以毛氏之学源出荀子，而善承毛氏者，惟郑仲师、许叔重两家，故于《周礼注》、说《文解字》，多所取说，著《诗毛氏传疏》三十卷。

（《清史•列传•儒林传•陈奂传》）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以表类事，足为读史之法。

颜栋高字复初，江苏无锡人……精心经术，尤嗜《左氏传》……著《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附录》一卷，以春秋列国诸事比而为表。又为辨论以订旧说之，凡百三十一篇，条理详明，议论精核，多发前人所未发。

（《清史•列传•儒林传•顾栋高传》）

张惠言通虞氏《易》、荀氏九家《易》，真千古绝学也。

张惠言字皋闻，江苏武进人……尝从歙金榜问故，其学要归六经，而尤深《易》、《礼》。著有《周易虞氏义》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尝谓（虞）翻之学既邃，又具见马、郑、荀、宋氏书，考其是否，其义为精。又古书亡而汉魏师说可见者十余家，然惟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又较备。然则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舍虞氏之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庶以探赜索隐，存一家之学。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耳。

（《清史•列传•儒林传•张惠言传》）

清代小学，跨越前代，音学五书，实为开山之祖。

顾炎武……尤精韵学，撰《音论》三卷。言古韵者，始自明陈第，然创辟榛芜，犹未邃密。炎武乃推寻经传，探讨本原。又《诗本音》十卷，其书主陈第诗无协韵之说，不与吴棫本音争，亦不用棫之例。但即本经之韵互考，且证以他书，明古意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即《周易》以求古音，考证精确。又《唐韵正》二十卷、《古音表》二卷、《韵补正》一卷，皆能追复三代以来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变。

（《清史•列传•儒林传•顾炎武传》）

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谓《尔雅》以下义书也，《声类》以下音书也，《说文》形书也。凡篆一字，先训其义，次释其形，次释其音，合三者以完一篆，故曰“形书”。又谓许以形为主，因形以说音说义。其所说义与他书绝不同者，他书多假借，则字多非本义。许惟就字说其本义，知何者为本义，乃知何者为假借，则本义乃假借之权衡也。《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又谓自仓颉造字时，至唐虞、三代、秦汉，以及许叔重造《说文》，曰某声曰读若某者，皆条理合一不紊。故既用徐铉切音，又某字志之曰“古音第几部”。后附《六书音韵表》，俾形声相为表里。始为长编，名《说文解字读》，凡五百四十卷，既乃隐括之成此注……高邮王念孙序之曰：“千七百年无此作矣。”

（《清史•列传•儒林传•段玉裁传》）

桂馥字东卉，山东曲阜人……为《说文义证》五十卷……其书荟萃群书，力穷根柢，为一生精力所在。馥与段玉裁生同时，同治《说文》，学者以桂段并称。而两人两不相见，书亦未见。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义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恉，勇於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其专胪古籍，不下己意，则以意在博证求通，辗转孳乳，触长无方。亦如王氏《广雅疏证》、阮氏《经籍纂诂》之类，非可以己意为独断者也。

（《清史•列传•儒林传•桂馥传》）

3.史学

明人喜纪载而乏史裁，《元史》之修，仓卒成书，缺而不备者有之，重复者有之，以畏忌之故，至不具论赞，为前史所无。有明一代，未修国史，通行者陈建《通纪》而已。而陈建本无其人，万斯同谓为梁亿所托。王世贞留心史事，辑录甚备，仅成《弇州山人别集》一书。或谓钱谦益修史，取世贞所辑《琬琰集》为蓝本。非也。谦益所采，名为《史略》，盖本於李焘长编，搜集甚广，绝不限于世贞之书。清初潘柽章、吴炎《明史记》，体例谨严，惜未成书。柽章别撰《国史考异》六卷，精确无比，明清两代未尝有第二人也。明代政书，两京部院多有之。私人所辑如徐学聚《国朝典汇》二百卷，冯用孚《皇朝经世实用编》二十八卷，陈仁锡《皇明世法录》九十二卷，黄溥《皇明经济录》五十二卷，陈九德《删次名臣经济录》十八卷，邓球《泳化续编》十七卷，皆原原本本，言之有物。盖练习当代掌故，为其时风气使然，非清代所能及也。

甲　明代官修之史

实录

《太祖实录》曾经三修，睿宗未登帝位而有实录，《熹宗实录》崇祯时改修未成，崇祯无实录，今所传者康熙修《明史》时补辑之本。明代实录之修，虽无史法，当时颇重其事，总裁之任，必择有文望者。自万历中始有人钞以流传，然多脱落颠倒。顾炎武、万斯同皆信实录，以为胜于野史谬悠之谈。实录编年，宝训类事，今宝训更难睹其全矣。

《太祖高皇帝实录》二百五十七卷。（建文元年正月修，三年十二月成。靖难后重修，永乐元年六月成。九年三修，十六年五月成。）《太宗文皇帝实录》一百三十卷。（洪熙元年修，宣德五年成。）《仁宗昭皇帝实录》十卷。（洪熙元年闰七月修，宣德五年五月成。）《宣宗章皇帝实录》一百十五卷。（宣德十年七月修，正统三年四月成。）《英宗睿皇帝实录》三百六十一卷。（天顺八年修，成化三年八月成。附景泰帝事实于中，称《废帝郕戾王附录》，凡八十七卷。）《宪宗纯皇帝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弘治元年闰正月修，四年八月成。）《孝宗敬皇帝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正德元年十二月修，四年五月成。）《武宗毅皇帝实录》一百九十七卷。（正德十六年六月修，嘉靖四年六月成。）《世宗肃皇帝实录》五百六十六卷。（隆庆元年五月修，五年八月成。）《穆宗庄皇帝实录》七十卷。（隆庆六年十月修，万历二年七月成。）《神宗显皇帝实录》五百九十四卷。（天启中修。）《光宗真皇帝实录》八卷。（天启三年七月成。重修，崇祯元年二月成。）《熹宗哲皇帝实录》八十四卷。（缺天启四年月及七年月）

（《千顷堂书目》卷四）

宝训

《大明宝训》五卷、《皇明宝训》十五卷、《太宗文皇帝宝训》十五卷（宣德五年修）。《仁宗皇帝宝训》六卷（宣德五年修）。《宣宗皇帝宝训》十五卷（正统三年修）。《英宗皇帝宝训》十五卷（成化三年修）。《宪宗皇帝宝训》十卷（弘治四年修）。《孝宗皇帝宝训》十卷（正德四年修）。《武宗皇帝宝训》十卷（嘉靖四年修）。《世宗皇帝宝训》二十四卷（万历五年修）。《穆宗皇帝宝训》八卷、《神宗皇帝宝训》□卷、《光宗皇帝宝训》四卷。

（《千顷堂书目》卷四）

元史

宋濂等修《元史》二百十二卷。洪武二年二月丙寅，诏修《元史》。上谓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实录》。元虽亡国，事当纪载。况史记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乃诏中书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为监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府通判王祎为总裁，征山林遗逸之士汪克宽、胡翰、宋禧、陶凯、陈基、赵勋、曾鲁、高启、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箎、傅恕、王琦、傅著、谢徽十六人，同为纂修。开局天界寺，取《元经世大典》诸书，以资参考。至八月癸酉，书成，善长表进。凡为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通一百六十九卷。至三年二月乙丑，儒士欧阳和等采摭元统以后事实还朝，仍命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为总裁，赵壎、朱右、贝琼、朱世濂、王彝、张孟兼、高巽志、李懋、李汶、张宣、张简、杜寅、殷弼、俞同十四人续修。七月丁亥朔，书成，计五十有三卷，纪十，志五，表二，传三十六。凡前书未备者悉补完之，通二百十二卷，学士宋濂表进。诏刊行之，人赐白金二十两、文绮帛各二。授儒士张宣等官，惟赵壎、朱右、朱世濂乞还，从之。

（《千顷堂书目》卷四）

政书

《大明会要》八十卷，不知何人编。《太祖开国时事》，凡三十九则，曰帝系、曰仁政、曰后妃、曰封建、曰职官、曰官制、曰内职、曰版籍、曰方域、曰蠲放、曰礼乐、曰祭祀、曰赏赐、曰祥异、曰学校、曰建言、曰兵政、曰除寇、曰僧道、曰开基议泗、曰定策渡江、曰定鼎金陵、曰定北平、曰降西蜀、曰平云南、曰克张士诚、曰取关陇、曰取山西、曰平广海、曰来方国珍、曰下八闽、曰平溪洞、曰定塞北、曰服荆楚、曰降辽东、曰奠西域、曰来哈出、曰定四彝。

（《千顷堂书目》卷九）

《大明会典》一百八十卷。弘治十年十一月，上以累朝典制，散见叠出，未会于一，敕大学士徐溥等，仿《唐会要》、《元经世大典》、《大元通制》为书。十五年正月，书成，未及颁行。正德四年，复命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等，勘定补正遗缺，成书刊布，两朝皆有御制序。其书止于弘治十五年。至嘉靖八年，复命阁臣，纂修十六年以后迄于嘉靖九年以前事例，续之。

（《千顷堂书目》卷九）

《重修大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万历四年，阁臣续修嘉靖以来事例，迄万历十四年成书。

（《千顷堂书目》卷九）

《大明官制》二十八卷。

（《千顷堂书目》卷九）

《诸司职掌》十卷，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吏部署部事侍郎翟善同翰林儒臣编。先是，帝以诸司秩有崇卑，政有大小，无方册以著成法，恐莅官者罔知职任政事设施之详，乃命依《唐六典》制，自五府至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凡设官分职之务，类编为书。及是成，诏刊行颁布中外。

（《千顷堂书目》卷九）

《宪纲》一卷，洪武四年五月御史台进，凡四十条，上亲加删定刊行矣。后诸臣有任情增改者，宣宗再令考旧文而申明之。益入后定风宪事宜，正统四年十月颁布。

（《千顷堂书目》卷九）

乙　明代私人撰述

明代学者，知今而不知古，其所撰关于史事之书，能考前代得失，通知类例者甚少。且持迂腐之见，评量史实，不脱学究习气。如：

《宋史质》，明王洙撰。洙字一江，临海人，正德辛巳进士，其仕履未详。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别释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於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于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大德三年，以太祖之曾祖，追称懿祖恒皇帝者，继之。延祐四年，以太祖之祖，追称熙祖裕皇帝者，继之。后至元五年，以太祖之父，追称仁祖淳皇帝者，继之。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之元年。且于瀛国公降元以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云，仿《春秋》书《公在乾侯》，《纲目》书《帝在房州》之例，荒唐悖谬，偻指难穷。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其目本不宜存，然自明以来，印本已多，恐其或存于世，荧无识者之听，为世道人心之害。故辞而辟之，俾人人知此书为狂吠，庶邪说不至于诬民焉。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柯维骐《宋史新编》二百卷，会宋、辽、金三史为一，以宋为正统，辽、金列于外国传，瀛国二王升于帝纪，以存宋统。正亡国诸叛臣之名以明伦，升道学于循吏之前以重道，厘复补漏，击异订，阅二十寒暑始成。其后祥符王惟俭、吉水刘同升，皆以删定宋史，咸未行世。

（《千顷堂书目》卷四）

《季汉书》五十六卷，明谢陛撰。陛字少连，歙县人。其书遵朱子《纲目》义例，尊汉昭烈为正统，自献帝迄少帝为本纪三卷，附以诸臣为内传，吴、魏之君则别为世家，而以其臣为外传。复以董卓、袁绍、袁术、公孙瓒、公孙度及吕布、张邈、陶谦诸人为载记。凡更事数姓，与依附董袁诸人者，则为杂传。又别作《兵戎始末》、《人物生殁》二表，以括一书之经纬，卷首冠正论五条，答问二十二条，凡例四十四条，以揭一书之宗旨。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南宋书》六十卷，明钱士升撰……是编以《宋史》繁冗，故为删薙。然所刊削者，不过奏疏及所历官阶而已，别无事增文省之处，亦不见翦裁镕铸之功。又去奸臣、叛臣之例，仍列于众人之中。案《隋书》以前，奸臣、叛臣本不别传，《新唐书》始另列之，后来作者，多依其例，亦足见彰瘅之公。今并而一之，殊失示戒之意，未足以言复古。至所增郑思肖数人列传，亦疏略不详，惟遵循古例，不以道学、儒林分传，能扫除门户之见，为短中之一长耳。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

明人喜记当代之事。万历以后，实录既出，乃有根据实录兼采邸报以成书者，虽不免舛，而载笔甚勤，兹举其著者。

向尝流览前代，粗记其姓氏，因欲遍观有明一代之书，以为既生有明之后，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尝集诸家记事之书读之，见其牴牾疏漏，无一得满人意者。如郑端简之《吾学编》、邓潜谷之《皇明书》，皆仿纪传之体，而事迹颇失之略。陈东莞之《通纪》、雷古和之《大政记》，皆仿编年之体，而褒贬间失之诬。袁永之之《献实》，犹之《皇明书》也。李宏甫之《续藏书》，犹之《吾学编》也。沈国元之《从信录》，犹之《通纪》也。薛方山之《献章录》，犹之《大政记》也。其他若《典汇》、《史料》、《史概》、《国榷》、《世法录》、《昭代典则》、《名山藏》、《颂天胪笔》，同时尚论录之类，要皆可以参考，而不可以为典要。唯焦氏《献征录》一书，搜辑最广，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传。虽妍媸备载，而识者自能别之，可备国史之采择者，唯此而已。

（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寄范笔山书》）

郑晓《吾学编》六十九卷，《大政记》一卷，《逊国记》一卷，《同姓诸王表》二卷、《传》三卷，《异姓诸侯表》一卷、《传》二卷，《直文渊阁诸臣表》一卷，《两京典铨表》一卷，《名臣记》三十卷，《逊国臣记》八卷，《天文述》一卷，《地理述》一卷，《三礼述》二卷，《百官述》二卷，《四裔考》二卷，《北卤考》一卷，《外吾学编余》一卷，余无。

（《千顷堂书目》卷四）

何乔远《名山藏》一百卷，分三十七类：曰典谟记，曰坤则记，曰开圣记，曰继体记，曰分藩记，曰勋封记，曰天因记，曰天驱记，曰舆地记，未全；曰典体记，曰乐舞记，皆缺；曰刑法记，曰河漕记，曰漕运记，曰钱法记，曰兵制记，曰马政记，曰茶马记，曰盐法记，曰臣林记，曰臣林外记，曰关柝记，曰儒林记，曰文苑记，曰俘贤记，曰宦者记，曰列女记，曰臣林杂记，曰高道记，曰本士记，曰本行记，曰艺妙记，曰货殖记，曰方伎记，曰方外记，曰王享记。始於洪武，终於隆庆。

（《千顷堂书目》卷四）

朱国祯《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其目曰大政、曰大训、曰大因、曰大志、曰大事。大因、大志皆缺。列传曰开国、曰逊国、曰历朝、曰外、曰内。亦惟开国、逊国二传，余并缺。

（《千顷堂书目》卷四）

尹守衡《皇明史窃》一百七卷。字用平，东莞举人，新昌知县，左迁赵府审理正。书为帝纪八卷，志六卷，世家十卷，列传八十三卷。高后纪、百官志、田赋志、河漕志四卷，俱缺。

（《千顷堂书目》卷四）

《龙飞纪略》八卷，明吴朴撰……是编仿《纲目》体例，纪明太祖事迹。初名《征伐礼乐书》，后改今名。自壬辰至壬午，共五十一年。盖据《元史》及明初《武胄贴黄列传》则例纪载，旁搜博采而成。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

《明大政记》二十五卷，明雷礼撰……所辑者至武宗而止，仅二十卷。其世宗四卷，即范守己之《肃皇外史》。穆宗一卷，则谭希思所续编。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

《昭代典则》二十八卷，明黄光升撰……起元至正壬辰明太祖起兵，至穆宗隆庆二年而止，编年纪事，每条皆提纲列目。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

《宪章录》四十七卷，明薛应旂撰。所载上起洪武，下迄正德，用编年之体。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

《嘉隆两朝闻见纪》十二卷，明沈越撰……取世、穆两朝政绩，汇次成编，起正德十六年世宗即位，止於隆庆六年。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

《两朝宪章录》二十卷，明吴瑞登撰……辑嘉靖隆庆两朝，以续（薛）应旂之书，大抵钞撮邸报而成。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

陈建《明通纪》四十卷，又《续通纪》十卷。

（《千顷堂书目》卷四）

《肃皇外史》四十六卷，明范守己撰……记明世宗一代朝政，编年系月，立纲分目，颇见详备。

（《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四）

《世穆两朝编年史》六卷，明支大纶撰……所载自嘉靖元年至四十五年，凡四卷；自隆庆元年至六年，凡二卷。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

《国史纪闻》十二卷，明张铨撰。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八）

此外，沈国元《从信录》四十卷、《两朝从信录》三十五卷，许重熙《五陵注略》十四卷，乾隆时俱列入禁书。文秉《定陵注略》十卷，谈迁《国榷》一百卷，取材甚备，惜至今无刻本。其纪见闻者，以黄瑜《双槐岁抄》、李默《孤树裒谈》为较翔实，而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为既精且博，多能考正前人之失。

丙　清代官修之史

实录

清初修《太祖武皇帝实录》十卷，出自译文，不免鄙俚。故康熙时改修三朝实录，乾隆中复一再修改，而忌讳多矣。实录有满蒙汉三种文字，今尚能从满蒙文实录中，寻求未改之迹。有清实录之修，但录上谕而无纪事，且多首尾不备。《德宗实录》成于民国十年，尤为草率。自王先谦私钞实录，刻为《东华录》一书，学者始略知一代之事。朱寿朋《光绪东华录》，成书则在德宗实录之前。实录与圣训同修，互有详略，唯圣训梓行，尚有历朝起居注及国史馆所修国史，分纪、表、志、传。而传分大臣、昭忠、忠义、孝义、循吏、儒林、文苑、贰臣、逆臣、宗室王公表传、蒙古王公表传，史材之备，视明代有加焉。

《太祖实录》十三卷（崇德元年敕纂，康熙二十一年重修，雍正十二年敕加校订）。《太宗实录》六十八卷（顺治九年敕纂，康熙十二年重修，雍正十二年敕加校订）。《世祖实录》一百四十七卷（康熙六年敕纂，雍正十二年敕加校订）。《圣祖实录》三百三卷（康熙六十一年敕撰）。《世宗实录》一百五十九卷（雍正十三年敕纂）。《高宗实录》一千五百卷（嘉庆四年敕纂）。《仁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道光四年敕纂）。《宣宗实录》四百七十六卷（咸丰二年敕纂）。《文宗实录》三百五十六卷（同治元年敕纂）。《穆宗实录》三百七十四卷（光绪五年敕纂）。《德宗实录》五百六十一卷（宣统时敕纂）。

（《清史稿•艺文志二》）

圣训

太祖高皇帝圣训四卷（康熙二十五年敕编）。《太宗文皇帝圣训》六卷（顺治时敕编，康熙二十六年告成）。《世祖章皇帝圣训》六卷（康熙二十六年敕编）。《圣祖仁皇帝圣训》六十卷（雍正九年敕编）。《世宗宪皇帝圣训》三十六卷（乾隆五年敕编）。《高宗纯皇帝圣训》三百卷（嘉庆十二年敕编）。《仁宗睿皇帝圣训》一百十卷（道光四年敕编）。《宣宗成皇帝圣训》一百三十卷（咸丰六年敕编）。《文宗显皇帝圣训》一百十卷（同治五年敕编）。《穆宗毅皇帝圣训》一百六十卷（光绪五年敕编）。

（《清史稿•艺文志二》）

方略

有清军事，与一代相终始。官书纪其事者，曰方略，曰纪略，书成颁布，以纪武功。亦有未刊行者，如台湾郑氏之类。方略之修，始于三藩。乾隆时，始设方略馆，与国史馆并立，平时以军机章京兼任提调，以其典掌军机处档案也。每一军事告终，必撰方略，多以军机大臣总其事，先后所修，无虑数十种。

《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康熙二十一年勒德洪等奉敕撰）。《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康熙四十七年温达等奉敕撰）。《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来保等奉敕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五十四卷、《正编》八十五卷、《续编》三十三卷（乾隆三十七年傅恒等奉敕撰）。《临清纪略》十六卷（乾隆四十二年于敏中等奉敕撰）。《平定两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奉敕撰）。《兰州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六年敕撰）。《石峰堡纪略》二十卷（乾隆四十九年敕撰）。《台湾纪略》七十卷（乾隆五十三年敕撰）。《安南纪略》三十二卷（乾隆五十六年敕撰）。《廓尔喀纪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敕撰）。《巴布勒纪略》二十六卷（乾隆时敕撰）。《平定苗匪纪略》五十二卷（嘉庆二年鄂辉等奉敕撰）。《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编》三百六十一卷、《续编》三十六卷、《附编》十二卷（嘉庆十五年庆桂等奉敕撰）。《平定教匪纪略》四十二卷（嘉庆二十一年托津等奉敕撰）。《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八十卷（道光九年曹振镛等奉敕撰）。《剿平粤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同治十一年敕撰）。《剿平捻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同治十一年敕撰）。《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三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二年敕撰）。《平定云南回匪方略》五十卷（光绪二十二年敕撰）。《平定贵州苗匪纪略》四十卷（光绪二十二年敕撰）。

（《清史稿•艺文志二》）

方略之外，有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夷务始末之修，凡实录不便纪载者，皆备于此书。由史官纂修，其体裁在实录与方略之间，为备省览，故不颁行。

明史

顺治初，诏修《明史》，久而未成。康熙十八年，特设博学鸿儒科，中式者五十人，多山林隐逸之士，极一时人才之选，就东厂旧址设局纂修。四五年间，与修者或以事黜，或请假归。其时党见未除，是非未明，兴革之际，甚难著笔。故顾炎武力拒熊赐履修史之约。鸿博诸君所撰，未见采用，后多刻入私人文集。先后总裁《明史》者，叶方蔼、徐元文、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诸人。乃招万斯同入都，委以考订之事，先后二十四年，辑成《明史稿》，属笔者钱名世也。别为鸿绪撰横云山人《明史稿》三百十卷，雍正元年上之，再命史臣纂修，即就鸿绪所撰加以增省。帝纪兼及南渡三王，任其事者，杨椿为有名，至乾隆四年始克告成。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三十卷，目录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盖前后五、六修，历时几及百年，秉笔者多属名流，故体例详明，执笔不苟，推为唐以后良史，实惟斯同之功。然尚不无舛误，犹有明季门户之见，为清讳，不敢述建州事，则修史之难也。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盖自康熙十七年，用博学宏词诸臣分纂《明史》，叶方蔼、张玉书总裁其事。继又以汤斌、徐乾学、王鸿绪、陈廷敬、张英先后为总裁官，而诸纂修皆博学能文，论古有识。后玉书任志书，廷敬任本纪，鸿绪任列传。至五十三年，鸿绪传稿成，表上之。而本纪、志、表尚未就，鸿绪又加纂辑，雍正元年再表上。世宗宪皇帝命张廷玉等为总裁，即鸿绪本，选词臣再加订正，乾隆初始进呈，盖阅六十年而后讫事，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于康熙时，去前朝未远，见闻尚接，故事迹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后汉书》之修于宋、《晋书》之修于唐，徒据旧人记载而整齐其文也。又经数十年参考订正，或增或删，或离或合，故事益详而文益简。且是非久而后定，执笔者无所徇隐于其间，益可征信。非如元末之修宋、辽、金三史，明初之修《元史》，时日迫促，不暇致详而潦草完事也……执笔者不知几经审订而后成篇，此《明史》一书实为近代诸史所不及，非细心默观，不知其精审也。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一）

政书

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季条例，采条例而为各部署则例，新例行，旧例即废。故则例必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采则例以入会典，名为会典则例，或事例。

《大清会典》二百五十卷（起崇德元年迄康熙二十五年，圣祖敕撰。自康熙二十六年至雍正五年，世宗敕撰。雍正十年刊）。《大清会典》一百卷、《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六年履亲王允祹奉敕撰）。《大清会典》八十卷、《图》一百三十二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嘉庆二十三年敕撰）。《大清会典》一百卷、《图》二百七十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光绪二十五年敕撰）。

（《清史稿•艺文志二》）

世以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为三通。明王圻尝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四卷。乾隆中遂设三通馆，依三通例而稍变通之，先后修续三通、皇朝三通，合为九通。光绪末，刘锦藻倩人撰《皇朝续文献通考》三百二十卷，非其伦也。

《续通典》一百四十四卷（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二卷（乾隆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典》一百卷（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通志》二百卷（乾隆三十二年敕撰）。《皇朝文献通考》二百六十六卷（乾隆十二年敕撰）。

（《清史稿•艺文志二》）

《续通志》五百二十七卷（乾隆三十二年敕撰）。

（《清史稿•艺文志二》）

丁　清代私人撰述

清代史家林立，其著述不外考补，考以辨诸史之义，补以补修前代之史。而于当代史事，述者寥寥。盖清初庄史之狱，株连至广。乾隆中复有禁书之厄，学者怵目惊心，群趋考据，以避罗织，而纪载遂视为畏途矣。

谢启昆《西魏书》二十一卷。观察谢蕴山先生，曩在史局，编纂之暇，与阁学翁公议补是书。洎宛陵奉讳家居，乃斟酌义例，排次成编，为本纪一、表三、考四、列传十二、载记一。既蒇事，介翁公属序於予。读其凡例，谨严有法，洵足夺伯起之席，而张涑水、考亭之帜矣。昔平绘撰《中兴书》，其体例当类此，而隋志不著于录，则唐初已无传。观察之书，不独为前哲补亡，而封爵、大事诸表，精核贯串，又补前史所未备。

（钱大昕《潜揅堂文集》卷二四《西魏书序》）

陈鳣《续唐书》七十卷。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后唐兴，历三十年；后唐废而南唐兴，又历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统固未绝也……窃不自揆，更审其顺逆，著其正偏。上黜朱梁，下摈石晋及汉周，而以宋继唐，庶几复唐六十九年之祚。为帝纪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传三十六，凡七十卷。纠薛欧之体例，正马陆之乖违，广考群编，兼征实录，以上续刘昫《唐书》。续之名仿乎司马彪《续汉书》，而此更参用萧常、郝经等《续后汉书》例也。其十志则于经籍一类，多所收罗。各传则于忠义诸臣，尤深致意。经籍志以补薛、欧之缺，而忠佞不别列传者，人以类从，贤否自见也。纪传之后，略缀断辞，不曰论而曰述者，从何法盛《中兴书》例也。凡后述者，多旁采坠典遗闻，补本篇未备，所谓事无重出，文省可知也。参用史文，倘义可从事可据者，即仍其旧，所谓不以下愚自申管见也。

（陈鳣《续唐书•自叙》）

魏源著《圣武记》，取材多本官书，年月不甚具备，时有舛误，而笔势浩瀚，足以发挥所蕴，武事余记尤有见地。书经数改，足见其慎。排本出，始有《道光洋艘征抚记》，叙次不清，题为“洋艘”，疑坊肆取失名《夷舶入寇记》，托为源所作也。

魏源《圣武记》十四卷。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於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讫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或涉兵事，或不尽涉兵事，有得即书，未遑述作。晚寓江淮，海警沓至，忽然觸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排比经纬，切劘绎，先其专涉兵事者四十有七篇，及尝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三十余万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宁之月。

（魏源《圣武记•自叙》）

是记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随作随刊，未遑精审。阅二载重订于苏州，又二载复重订於扬州。如征苗、征缅甸及道光回疆，向止一篇者，今皆增为上下篇。其全改者如廓尔喀、俄罗斯等篇，其半改者如雍正征厄鲁特篇，其余诸记亦各有损益。至《武事余记》第十二、十三卷，旧多冗复，今移其琐事，散附各记之末，而更正其体例。是为《圣武记》第三次重订本，道光二十有六载，魏源识於扬州旅次。

（魏源《圣武记•后记》）

光绪初元，曾纪泽以王闿运善属文，熟知湘军事，因属之撰《湘军志》，闿运奋笔纪载。适入蜀，长教尊经书院，遂刻于蜀中，携书板还湘。闿运叙事，用史迁法，能尽人情状，其书盛行，誉者以为唐以后所无。然与官书颇牴牾，而抑扬稍过，予人以难堪；又事不甚备，或有罅漏，遽为曾国荃所恶，谓其颠倒是非，几成大衅。郭嵩焘调停其间，以书板畀国荃焚毁。闿运再入蜀，蜀中复刻之，后闿运刻入《湘绮楼全书》。海上书估射利者，易为巾箱小册，题名《湘军水陆战纪》，愈益风行。嵩焘兄弟皆恶军志，各有批本。崑焘孙振镛辑为《湘军志平议》，嵩焘与闿运之交未绝，虽诋闿运弄笔，失序江忠源诸事，辞尚和缓。崑焘欲挑众人之怒，竟谓闿运有意屈抑湘人，谩骂不已，安得谓之平乎？

是篇为湘潭王湘绮先生所著，初梫板于川蜀，原印不过数十本。衡阳唯程常有藏书，不轻得见。坊间翻刻，错为多，读者艰之，同学屡谋重刊，皆为先生所阻止。盖是书初出，曾伯见之，若有不释然者，故先生绝口不言。然海外流传已数万本，非仅钦其文章经济足备一朝掌故，其于将才之贤否，军谋之得失，与夫始终艰难胜败之数，莫不言之亲切，无所忌讳，实中国近今之信史也。顾蒙读《盾鼻余渖》载大埔之役，刘军由间道取道会宁、上杭，独先期至，相与画合围之策，败贼塔子嶴，殪逆渠汪海洋，与志言典军未阵而败者不合。间举所疑质之先生，先生喟然曰：“吁，左文襄之送克葊南归养亲也，敷张勋烈，以为闾里光宠，故夸大其词。吾闻于邓宝之亲历行阵，不可易也。”又松潘之役，志言周达武所部八千人惊几溃，莫测所由。及读宁乡廖先生荪畡所辑《武军纪略》，言军中悬釜待爨，朝夕不保。用罗公亨奎计，会全部所赍糗，尚支半月，各军匀济。檄近属供军，不十日粻刍填委，军之免於哗溃者一闻耳。得此二者参观互证，然后知曾伯之隘，左侯之夸，而儒素之相契，自有真也。庶几问一得三者乎。

（喻谦《湘军志跋》）

清代史学，共推钱大昕、王鸣盛，称为钱、王。

予弱冠时，好读乙部书，通籍以后，尤专斯业。自史汉讫金元，作者廿有二家，反覆校勘，虽寒暑疾疢，未尝少辍。偶有所得，写於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稍编次之，岁有增益，卷帙滋多。戊戌，设教钟山，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郭象、何法盛之事，盖深耻之也。夫史之难读，久矣。司马温公撰《资治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它人读未尽十纸，已欠伸思睡矣。况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劣，敢云有得。但涉猎既久，启悟遂多，著之铅椠，贤於博弈云尔。且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而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萧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諐，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曜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叶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自序》）

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此人所难能四也……别有《十驾斋养新录》廿卷，乃随笔札记经史诸义之书，学者必欲得而读之，乞刻於版。凡此所著，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析枝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

王鸣盛字凤喈，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坐滥支驿马左迁光禄寺卿。丁内艰，遂不复出……又《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于一史中纪志表传，互相稽考，因而得其异同。又取稗史、丛说，以证其舛误，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别撰《蛾术编》一百卷，其为目十：说录、说字、说地、说制、说人、说物、说集、说刻、说通、说系。盖仿王应麟、顾炎武之意，而援引尤博……嘉庆二年卒，年七十六。

（《清史•列传•儒林传•王鸣盛传》）

二纪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为孤竹之老马，置於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与。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

西庄先生，著述富有，同时后进，称其远侪伯厚，近匹弇州。而先生自任亦曰：“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然诸书皆已风行，而《蛾术编》则向未窥全豹也。己亥春，余从其乡张吟楼司马（鉴）处见之，乃先生外孙姚八愚茂才（承绪）藏本，凡九十三卷。假归尽读，如获拱璧，即欲付剞劂氏。会同邑迮青厓进士（鹤寿）见过，忻任勘校。以编中说刻、说系二门，已见《金石萃编》及《王氏家乘》，因钞“说录”至“说通”八门，为八十二卷，而每卷之中，间加案语。先生于前代诸儒，及近时亭林顾氏、东原戴氏，多所辨驳。而青厓所见，又与先生异同。予惟考据之学，言人人殊，要之是非不谬，俟诸后之论定，而各衷一说，亦足广学者见闻焉。爰并付梓，而为志其颠末云。

（沈楙德《蛾术编序》）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倡《六经皆史》之说，重史德、史意，不重史法。论方圆二体而重纪事本末，毕生精力萃于修志，盖视志即史也。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性耽坟籍，不甘为章句之学，从山阴刘文蔚、童钰游，习闻蕺山、南雷之说，言明季党祸缘起，奄寺乱政，及唐鲁二王本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秀水郑炳文称其有良史才。自游朱筠之门，筠藏书甚富，因得遍览群书，日与名流讨论讲贯。尝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丞署，廷丞甚敬礼之。震论修志，谓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以竟，侈言文献，非所急务。阳湖洪亮吉尝撰辑乾隆府厅州县志，其分部乃以布政司分隶厅州县。学诚均著论相诤，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县诸志，论者谓是非斟酌，非兼才学识之长者不能作云。所自著有《文史通义》八卷、《校雠通义》三卷，其中倡言立论，多前人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之原，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自谓卑论仲任，俯视子元，未免过诩，然亦夹 漈之伯仲也。又著有《实斋文集》。

（《清史•列传•文苑传•章学诚传》）

4.文学

甲　古文

明初宋王

明初，宋濂、王祎并称大家，濂弟子方孝孺能得濂之笔。

宋濂字景濂……金华……潜溪人……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进学士承旨，知制诰……（洪武）十三年，安置茂州。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虽白首侍从……而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其明年卒于夔，年七十二。

（《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太祖……用为中书省掾史……修《元史》，命祎与（宋）濂为总裁。祎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洪武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祎赍诏往……遇害。

（《明史》卷二八九《王祎传》）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从宋濂学……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燕兵入……欲使草诏……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

复古之文

李、何倡言复古，文宗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自李攀龙、王世贞起，文主秦汉，诗规盛唐，以与李、何相倡和，学者并称为何、李、王、李。明季陈子龙，犹遵王、李之教。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迁江西提学副使……削籍。顷之，卒……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嘉靖朝，李攀龙、王世贞出，复奉以为宗，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八岁能诗、古文。弘治……十五年第进士……擢陕西提学副使…卒年三十有九……梦阳主摹仿，景明则主创造，各树坚垒不相下。

（《明史》卷二八六《何景明传》）

李攀龙字于鳞，历城人……举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擢河南按察使……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

（《明史》卷二八七《李攀龙传》）

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擢南京刑部尚书……（万历）二十一年卒於家。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

（《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王、李之笔，古奥至不可句读。而后公安、竟陵冷峭之作，亦盛行於时。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与兄宗道、弟中道，并有才名。时称三袁……宏道……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天启四年，进南京吏部郎中，卒於官。先是，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矫以清新轻俊，学者多舍王、李从之，目为公安体……钟、谭者，钟惺、谭元春也……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

（《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袁宏道、钟惺、谭元春传》）

八家文之复兴

自王慎中、唐顺之倡为八家之文，专宗欧、曾，至归有光而言义法，其体益醇，力诋王、李。钱谦益取法有光，并力诋袁、钟。艾南英工为时文，亦标欧、曾之帜。

归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人称为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卒官。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觝排，目为妄庸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

（《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传•归有光传》）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一号蒙叟，晚自称东涧遗老。江南常熟人，万历庚戌进士及第，官礼部尚书。有《初学》、《有学》等集。

（卢见曾《渔洋感旧集•小传》卷一）

观先生之文，初变于历、启之交，规摹经营，不失累黍，其规矩绳尺，犹可寻也。已而学益博，思益深，气益厚。自唐宋以迄金元，精醟营魄摄合于尺幅之上，方轨横骛，而未知孰为后先。修词持论，崇尚体要，金科玉条，凜不可易。至于讽谕时政，磨切当世，或正而若反，或戒而若颂，微词谲谏，层见侧出，拟讥变化，虽作者亦或不知其所以然，此亦古人所未有也。

（瞿式耜《初学集•目录后序》）

艾南英字千子，东乡人……以兴起斯文为任……不第而文日有名，负气陵物，人多惮其口。始王、李之学大行，天下谈古文者悉宗之。后钟（惺）、谭（元春）出而一变。至是，钱谦益负重名于词林，痛相纠驳，南英和之，排诋王、李，不遗余力……入闽，唐王……授兵部主事，寻改御史……卒于延平。章世纯字大力，临川人……官柳州知府，年已七十……悲愤，遘疾卒。罗万藻字文止，世纯同县人……唐王……擢礼部主事。南英卒……数月亦卒。陈际泰字大士，亦临川人……以时文名天下。其为文敏甚，一日可二三十首……成进士，年六十有八矣……南行，卒于道。

（《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艾南英传》）

清初三家

三家之文，侯之文雄而俚，汪之文高而近于疏，皆不如魏之文醇肆得中。同时姜宸英则较雅而笔弱。黄宗羲为传状之文，记明末忠烈事，后来全祖望继之有作，皆关史事，不当以文论，而文亦奇恣可喜。

魏禧字冰叔，江西宁都人……其为文凌厉雄杰，遇忠孝节烈事，则益感激，摹画淋漓……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鸿儒，禧以疾辞……后二年卒于仪征，年五十七。

（《清史•列传•文苑传•魏禧传》）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顺治八年，中式副榜……为诗古文，倡韩欧学于举世不为之日。尝游吴下，将刻集，集中文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顺治十一年卒，年三十七……所著有《壮悔堂文集》。

（《清史•列传•文苑传•侯方域传》）

汪琬字苕文，江苏长洲人，顺治十二年进士……试博学鸿儒，列一等，授翰林院编修，纂修《明史》……以病乞归……卒年六十七……琬少孤，自奋于学，锐意为古文辞。古文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敝极。国初风气还醇，一时学者，始复唐宋以来之矩矱。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于六经，灏瀚流畅，颇近南宋诸家，庐陵、南丰，固未易言；接迹唐（顺之）、归（有光），无愧色也。其叙事尤善，一时公卿志铭表传，必以琬为重。

（《清史•列传•文苑传•汪琬传》）

桐城派

乾隆以后，盛行桐城方苞、姚鼐之文，辞务修洁，力避经史词赋语，善于抑扬顿挫，至梅曾亮而法度愈备，世人尊为桐城派。咸、同之际，其风尤盛。光绪之末，吴汝纶犹以之为教，而能工者鲜矣。

桐城方公……（雍正）九年……为中允……迁为侍读学士……寻迁礼部侍郎……乾隆十有四年八月十有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二。公讳苞，字灵皋，学者称为望溪先生，江南安庆之桐城人……公少而读书，能见其大。及游京师，吾乡万征君季野最奇之，因告之曰：“勿读无益之书，勿为无益之文。”公终身诵以为名言。自是一意穷经……其文尤峻洁。未第时，吾乡姜编修湛园见之，曰：“此人吾辈当让之出一头地者也。”然公论文，最不喜班史、柳集，尝条举其所短而力诋之。世之人或以为过，而公守其说弥笃。

（全祖望《鲒埼亭集》第一七《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铭》）

姚鼐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累迁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乞病归……时侍郎方苞以古文鸣当世，上接震川，同邑刘大櫆继之。鼐世父范与大櫆友善，范尝问鼐志，曰：“义理、考证、文章，阙一不可。”范乃以经学授鼐，而命鼐受古文法于大櫆。然鼐本所闻于家庭师友间者，益以自得，不尽用大櫆法也。所为文高简深古，尤近司马迁、韩愈。其论文，根极于性命，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而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氏，而理深于刘氏焉。

（《清史•列传•文苑传•姚鼐传》）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人，道光三年进士。用知县，援例改户部郎中。少时文喜骈俪，既游姚鼐门，与管同友善，同辄规之。始颇持所业相抗，已乃一变为古文辞，义法一本桐城，稍参以归震川。居京师二十余年，笃老嗜学，与宗稷辰、朱琦、龙启瑞、王拯辈游处，咸啧啧称赏其才，一时碑版叙记，率其手笔……咸丰六年卒，年七十一。

（《清史•列传•文苑传•梅曾亮传》）

与桐城涂辙稍异者，有张惠言、恽敬。其辞宏深，大要出周秦诸子，非有学者不能，世称为阳湖派。

张惠言字皋闻，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七年卒，年四十二……少为辞赋，拟司马相如、扬雄之文。及壮，又学韩愈、欧阳修。

（《清史•列传•儒林传•张惠言传》）

恽敬字子居，江苏阳湖人，乾隆四十八年举人……同郡庄述祖、庄献可、张惠言，海盐陈石麟，桐城王灼，先后集京师。敬与之友，商榷经义古文，而尤所爱重者惠言也……署吴城同知，嘉庆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一。敬少好为齐梁骈俪之作，稍长弃去，治古文。四十后，益研精经训，深求史传兴衰、治乱、得失之故，旁览纵横、名、法、兵、农、阴阳家言，较其醇驳，而折衷于儒术，将以博其识而昌其词，以期至于可用而无弊。会张惠言殁，敬闻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当并力为之。”……其文得力于韩非、李斯，与苏洵相上下，近法家言，叙事似班固、陈寿。而敬自谓其文自司马迁而下无北面。其论文，曰典，曰自己出，曰审势，曰不过乎物。论者谓国朝文气之奇推魏禧，文体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间者惟敬。苞之文，学者尊为桐城派。至敬出，学者乃别称为阳湖派云。

（《清史•列传•文苑传•恽敬传》）

其不依桐城法者，有龚自珍、魏源，力摹高古奇诡之文。维新以后，世争效之。

龚自珍字璱人，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升宗人府主事。十七年改礼部，寻告归……生平著作等身，出入于九经七纬、诸子百家，自成一家言……所为文，独造深峻，论者谓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峰，不可亵视；自珍文如徂徕新甫，相与揖让俛仰于百里之间，不自屈抑，盖一代文字之雄云。

（《清史•列传》卷七三《文苑传•龚自珍传》）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年顺天举人……二十四年成进士……补高邮州……咸丰六年卒，年六十三。

（《清史•列传》卷六九《儒林传•魏源传》）

乙　骈体文

明代工骈体文者甚鲜，明季陈子龙、李舒章、张宸始有佳制。清初陈维崧开其端，吴绮、陆繁弨、章藻功皆工斯体，自后台阁、签表、册立、祝祭之文竞尚之，称为一代典制。

陈维崧字其年，江苏宜兴人……补诸生……开博学鸿儒科……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与修《明史》……卒年五十八，时康熙二十一年也……所著……《迦陵文集》……骈体自喜特甚。长洲汪琬谓：“唐以前不敢知。自开宝后，七百年无此等作矣。”国初以骈俪文擅长者，推维崧及吴绮。绮才地视维崧稍弱，维崧导源于庾信，泛滥于初唐四杰，故气脉雄厚；绮则追步李商隐，以秀逸胜，盖异曲同工云。

（《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陈维崧传》）

吴绮字薗次，江苏江都人，五岁能诗，长益淹贯。顺治十一年拔贡生……授浙江湖州府知府……所作诗词骈体，合编为《林蕙堂集》。

（《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吴绮传》）

（陆）繁弨字拒石（浙江钱塘人）……工骈体文。年十五，作《春郊赋》，辞藻流美，笔不停挥。伯父圻以为王筠《芍药》逊其敏，正平《鹦鹉》让其工。时陈维崧、吴绮皆下世，繁弨自许俪语为海内无双。弟子章藻功等得其讲画，多足名家……著有《善卷堂诗文集》。

（《清史•列传》卷七○《文苑传•陆繁弨传》）

章藻功字岂绩，浙江钱塘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国初以骈体名者，推陈维崧、吴绮。藻功欲以新巧胜二家，然遁为别调，著有《思绮堂集》。

（《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章藻功传》）

乾、嘉中，孔广森、洪亮吉，最善骈俪之作，皆学人也。

孔广森字轩，山东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卒时乾隆五十一年，年三十五……骈体兼有汉魏六朝初唐之胜，江都汪中读之，叹为绝手。

（《清史•列传》卷六八《儒林传•孔广森传》）

洪亮吉字君直，江苏阳湖人……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嘉庆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十四年卒，年六十四。

（《清史•列传》卷六九《儒林传•洪亮吉传》）

君（洪亮吉）善于汉魏六朝之文。每一篇出，世争传之。以倦于钞写，兹友人为刊其乙集四卷。

（袁枚《卷施阁文乙集序》）

能摹晋、宋者有汪中，所谓惊心动魄之文。同、光时，共推王闿运，才大思精，格高韵古。然闿运不自贵其文也。

汪中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贡……生平于诗文书翰，无所不工，所作《广陵对》、《黄鹤楼铭》、《汉上琴台铭》，皆见称于时……五十九年卒，年五十一。

（《清史•列传》卷六八《汪中传》）

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及作《桂阳图志》，下笔自欲陵子长，读之乃顾似《明史》，意甚恶焉。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志、铭、小记、叙，则置于晋、宋之间，可以乱真。然尝自贵其有韵之文，以其本从诗出，如欲标榜吾文，非知己也。

（陈兆奎《王志》卷二《论文答陈深之》）

丙　制义文

八股

八股文亦随时而变，明之天、崇，清之同、光，皆尚墨卷，滥恶极矣。每艺初不过三四百字，至于末世，乃务冗长。故场中限字七百，过此者为逾幅，不收。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

其格律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亦曰从讲。又有原讲，亦曰考经。有结尾。承袭既久，以冗长繁复为可厌，或稍稍变通之，而大要有“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则一字不可易。

（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一）

名家

名家多以古文之法为时文，最著者方舟也。其以时文之法为古文，最著者张溥、陈际泰也。

今天下言举业，断自成化。至嘉靖，以守溪、荆川、昆湖、方山为四大家。

（艾南英《天傭子集•今文定序篇下》）

王鏊字济之，又字守溪，吴县人。成化甲午解元，乙未会元、探花。武英殿大学士，谥文恪，《明史》有传，有《王守溪文稿》。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唐顺之字应德，又字义修，又称荆川，武进人。嘉靖己丑会元，佥都御史，巡抚淮阳。谥襄文，《明史》有传。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瞿景淳字师道，又字昆湖，常熟人。嘉靖癸卯举人，甲辰会元，南京吏部侍郎。谥文懿，《明史》有传。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薛应旂字仲常，又字方山，武进人。嘉靖甲午举人，乙未会元，陕西提学副使。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归有光制举业，湛深经术，卓然成大家。后德清胡友信与齐名，世并称归、胡。友信博通经史，学有根柢。明代举子业最擅名者，前则王鏊、唐顺之，后则震川、思泉。思泉，友信别号也。

（梁章巨《制义丛话》卷五）

艾南英……万历末，场屋文腐烂，南英深疾之。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

（《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艾南英传》）

纪文达师曰：“国朝制义，自以刘黄冈、熊汉阳、李文贞、韩文懿为四大家。其继起足称后劲者，断推桐城方望溪。

（梁章巨《制义丛话》卷八）

刘子壮字克猷，黄冈人，顺治己丑进士，状元，翰林修撰，有《刘克猷稿》。熊伯龙字次侯，又字钟陵，汉阳人。顺治己丑进士，榜眼，翰林侍读学士，有《熊钟陵稿》。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李光地字晋卿，又字厚菴，又称榕村，安溪人。康熙庚戌进士，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贞。有《榕村制义》。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韩菼字元少，又字慕庐，长洲人。康熙壬子顺天举人，癸丑会元，状元，礼部尚书。谥文懿，有《有怀堂制义》。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方舟字百川，桐城人，康熙初诸生，有《自知集》。方苞字灵皋，又字望溪，桐城人，舟弟，康熙己卯解元，丙戌进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有《抗希堂稿》。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王步青字己山，又字汉阶，又称罕皆，金坛人。康熙甲午举人，雍正癸卯进士，翰林检讨，有《敦复堂稿》、《制义所见集》、《程墨所见集》、《考卷所见集》、《八法集》。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陈兆仑字句山，又字星斋，仁和人。雍正庚戌进士，太仆寺卿，有《紫竹山房制义》。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管世铭字韫山，又字缄若，阳湖人。乾隆甲午举人，戊戌进士，有《韫山制义》。

（梁章巨《制义丛话•题名》）

选家

选家重名，何焯学人，乃欲与天盖楼争得失，且谓八股为先朝未变之制，其重之若此。故康熙之初，废止八股，未久即复。

昔有明之季，时文古文，俱日趋于弊。艾千子先生起而维且挽之，其所选评今文定、待二集，以遵传注返醇朴为主，一时学者翕然从之，而文体为之一变。

（高晙《天傭子集序》）

戊辰……天如（张溥）、介生（周钟）有《复社国表》之刻……先君子（杜麟征）与彝仲（夏允彝）有《几社六子会义》之刻……六子者何？先君子与彝仲……周勒卣先生立勋、徐公先生孚远、彭燕又先生宾、陈卧子先生子龙是也……金沙（周钟）《名山业一选》脍炙人口……己卯……公……《秉文一选》为天下第一部书。盖吴下选手，亦虚无人，唯艾千子有艾选，溧阳陈百史先生名夏有五十大家之刻。他房行社稿试牍统於秉文，莫敢与之争衡者……复社之大局虽少衰，而吾松几社之文会则日以振……壬申，文选之刻……另刻《几社会义初集》……至丙子，刻《二集》；戊寅，刻《三集》；己卯，刻《四集》……至庚辰、辛巳间，刻《五集》……壬午……《六集》之刻……于是……有《求社会义》之刻……有《几社景风》之刻……有《雅似堂》之刻……赠言社亦有《初集》之刻……何我抑率其徒，有《昭能社》之刻。盛邻汝先生率徒为《野腴楼小题》之刻。王玠右先生率其徒……有《小题东华集》之刻……《七集》之刻，委于徐子丽、冲允贞……《诗义》之选，则委之王子胜……庚寅……刻《原社初集》一部……甲子春，原社有《二集》之刻。

（杜登春《社事始末》）

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世所顾忌……欲补辑朱子《近思录》及《三百年制义名知言集》二书……晚年点勘八股文字，精详反覆，穷极根柢，每发前人之所未及，乐不为疲也。有疑时文恐不足以讲学者，先君曰：“事理无大小，文义无精粗，莫不有圣人之道焉。但能笃信深思，不失圣人本领，即择之狂夫，察之迩言，皆能有得，况圣贤经义乎？”

（《吕晚村文集》附录《吕公忠晚村行略》）

弟小题选，岁内仅可刻成二百余首，必至来春始竣。即使刻完，亦必待老师（李光地）诸文，以为一集之心官元首，庶几使初学小生即窥寻六经风味也。

（何焯《义门先生集》卷四《与人书》）

近来时文，内中皆买入，前此刻诗文者皆受累，不无过虑耳。试质之老师，如不妨，则会场商之未晚。闾门近日火灾，宝翰楼书铺又烧去。坊间聘选，绝无其事。即无此亦萧索不堪，聘书事绝响矣。

（何焯《义门先生集》卷四《与人书》）

忠文仲子易亭先生，痛心家国之故，不应有司课试，今且老矣。而顾好为经义，积成巨编。噫，岂非先代典章损益几尽，而此犹为未变之制乎？

（何焯《义门先生集》卷一《杨易亭制艺序》）

坊刻时文，兴于隆万间，房书始于李衷……一十八房之刻，自万历壬辰钩元录始，旁有批点。自王房《仲选程墨》始，厥后坊刻乃有四种：曰程墨，则三场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则十八房进士平日之作；曰行卷，举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诸生会课之作。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六）

丁　诗

明初四家

明初四家惩元诗惟求清新，不重体格，故力摹唐宋诸大家。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居吴淞江之青邱……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放还……腰斩于市，年三十九。初，吴下多诗人，启与杨基、张羽、徐贲称四杰，以配唐王、杨、卢、骆云。基字孟载，其先蜀嘉州人……迁山西副使，进按察使……谪输作……卒……张羽字来仪，后以字行，本浔阳人……领乡荐……授太常司丞……坐事窜岭南……投龙江以死……徐贲字幼文，其先蜀人……洪武七年被荐……擢河南左布政使……下狱，瘐死。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传》）

李东阳曰：“国初称高、杨、张、徐。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余年来，亦未见卓然有过之者。”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

（《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传序》）

明七子

七子学盛唐，雍容雄浑，而遣辞不免空泛。

李梦阳……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梦阳尤甚。

（《明史》卷二八六《李梦阳传》）

献吉生休明之代，负雄鸷之才，僩然谓汉以后无文，唐以后无诗，以复古为己任，信阳何仲默起而应之。自时厥后，齐、吴代兴，江、楚特起，北地之坛坫不改。近世耳食者，至谓唐有李杜，明有李何，自大历以迄成化，上下千载，无余子焉。呜乎，何其也，何其陋也！……国家当日中月满，盛极孽衰，粗材笨伯，乘运而起，雄霸词盟，流传种。二百年以来，正始沦亡，榛芜塞路，先辈读书种子，从此断绝，岂细故哉！后有能别裁伪体如少陵者，殆必以斯言为然。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李攀龙、王世贞等称后七子，或称嘉靖七子，或称八子，世贞最为杰出。故云：“名虽七子，实惟一雄。”

李攀龙……与……谢榛……吴维岳……王世贞……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称七子。

（《明史》卷二八七《文苑传•李攀龙传》）

（李）于鳞举进士，候选里居，发愤读书，刺探钩擿，务取人所置不解者，摭拾之以为资。而其矫悍劲鸷之材，足以济之。高自夸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京以下，誓不污我毫素也。”宦郎署五六年，倡五子七子之社，吴郡王元美以名家胜流，羽翼而鼓吹之，其声益大噪。及其自秦中挂冠，抅白雪楼于鲍山华不注之间，杜门高枕，闻望茂著。自时厥后，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其徒之推服者，以谓上追虞姒，下薄汉唐。有识者心非之，叛者四起。而循声赞诵者，迄今百年，尚未衰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

（王）元美弱冠登朝，与济南李于鳞修复西京、大历以上之诗文，以号令一世。于鳞既殁，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位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操文章之柄，登坛设，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内，毁誉翕集，弹射四起。轻薄为文者，无不以王李为口实……迨乎晚年……论《艺苑巵言》，则曰：“作巵言时，年未四十，与于鳞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行世已久，不能复秘，惟有随事改正，勿误后人。”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钟谭

公安、竟陵，矫七子之弊，务为刻划、冷隽之作。

王李之学盛行，袁氏兄弟独心非之……宏道益矫以清新轻俊……目为公安体……钟惺、谭元春……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

（《明史》卷二八八《文苑传袁宏道钟惺谭元春传》）

中郎（袁宏道）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性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所谓深幽、孤峭者，如木客之清吟……以凄声寒魄为致……自钟谭而晦，竞于僻涩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也。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钱吴陈之派别

明末，钱谦益兼取苏、陆而轻七子，号为虞山派，领袖东南者四五十年。吴伟业则学元、白，号为娄东派，承其绪者太仓十子也。陈子龙规摹大历，近七子而无其浮响，号为云间派。扬其余波者，西泠十子也。

（钱谦益）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才气横放，无所不有……采苓之怀美人，风雨之思君子，饮食燕乐，风怀谑浪，未尝不三致意焉。太史公之论离骚也，必原本国风、小雅，其斯为先生之诗已矣。

（瞿式耜《初学集•目录后序》）

先生讳伟业，字骏公，姓吴氏。吴为昆山名族……崇祯……辛未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南中召拜少詹事……本朝……授国子监祭酒……间一岁……南还……卒于今康熙辛亥十二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三。

（《梅村诗集》附顾湄《梅村先生行状》）

尤以诗自鸣，悲歌感激，有不得于中者，悉寓于诗。居娄东以诗倡海内，海内宗之。

（陈廷敬《午亭文编》卷四七吴《梅村先生墓表》）

吴伟业选娄东十子诗，以（黄）与坚为冠，其九人为周肇、许旭、顾湄、王揆、王撰、王抃、王摅、王昊、王曜升也。

（《清史•列传》卷七○《文苑•传黄与坚传》）

陈子龙字人中，一字卧子，青浦人，崇祯丁丑进士……鲁王立，授兵部侍郎，兼侍读学士。事败，被获，投水死。

（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一）

卧子负旷世逸才，年二十，与临川艾千子论文不合，面斥之。其四六跨徐庾，论策视二苏。诗特高华雄浑，睥睨一世，好推崇右丞，后又模拟太白，于少陵微有异同。要亦倔强，语非由中也。初与夏考功瑗公、周文学勒卣、徐孝廉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诗故雁行，号陈李诗。继得辕文，又号三子诗，然皆不及。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五八）

陆圻字丽京……与陈子龙等为登楼社，世号西泠十子体。十子者，圻与同里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陈廷会也。

（《清史•列传》卷七○《文苑传•陆圻传》）

亭林之名世

明亡之后，人皆弃帖括而致力于诗，台阁亦以此为招，故诗教盛于一时。其卓然名世者，唯《亭林》一集，气象万千，镕经铸史，无一字虚设。感叹沧桑，令人流涕，与以国破家亡为诗料者又不同。《日知录•论诗》一则，其诗造诣，即此可以知之，盖学杜者也。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一）

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抒山长老所云：“清景当中，天地秋色。”庶几似之。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二）

朱王领袖南北

朱、王继虞山而起，领袖南北，力绝楚声，而皆学宋。金台十子与渔洋同声气，岭南三家别成一派，而与朱、王为友。惟屈大均与汪琬同声皆诋虞山。

朱彝尊字锡鬯，浙江秀水人……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科……除翰林院检讨……作《明诗综》百卷……彝尊诗不名一格，少时规橅王孟，未尽所长。中年以后，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益都赵执信论国朝之诗，以彝尊及王士禛为大家，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著《曝书亭集》八十卷……四十八年卒，年八十一。

（《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朱彝尊传》）

王士禛山东新城人，顺治十五年进士……迁刑部尚书……（康熙）五十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有八，所著有《带经堂集》……

（《清史•列传》卷九《大臣画一传档正编六•王士禛传》）

辇下称诗，有十子之目，谓田雯、宋荦、王又旦、丁炜、曹禾、曹贞吉、谢重辉、叶封、汪懋鳞及（颜）光敏也。

（《清史•列传》卷七○《文苑传•颜光敏传》）

陈恭尹字元孝……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自称罗浮布衣……其为诗激昂顿挫，足以发其哀怨之思。自言平生文辞，多取诸胸臆，仆仆道涂，稽古未遑也。卒年七十一，著《独漉堂集》。王隼取恭尹诗，合屈大均、梁佩兰共刻之，为《岭南三家集》。大均字介子，番禺人……工诗，高浑兀奡，有《翁山诗文集》。佩兰字芝五，南海人……有《六莹堂集》。

（《清史稿•文苑传•陈恭尹传》）

袁蒋赵张

乾、嘉诗人，袁、蒋、赵、张特起，矫康熙季年之荒率，倡为性情之说，务极警辟痛快。其弊遂流为浅俚，与温柔敦厚之旨，相去远矣。

袁枚字简斋，浙江钱塘人……乾隆……四年成进士……改知县……调江宁……卜筑于江宁之小仓山，号随园……所为诗文，天才横逸，不可方物。然名盛而胆放，才多而手滑，后进之士，未学其才能，先学其放荡，不无流弊焉……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七十余卷……嘉庆二年卒，年八十二。

（《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袁枚传》）

蒋士铨字心余，江西铅山人……乾隆十九年，由举人官内阁中书，二十二年成进士……授编修……记名以御史用……以病乞休，四十九年卒，年六十一……所为诗，气体雄杰，得之天授，变化伸缩，能拔奇于古人之外。至叙述节烈，读之使人感泣……与袁枚、赵翼，称袁、蒋、赵三家……论者谓袁诗多可惊可喜，蒋诗则多可味，不能轩轾。其诗古体胜近体，七言尤胜……著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诗集》二十七卷。

（《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蒋士铨传》）

赵翼字耘松，江苏阳湖人……举乾隆十五年乡试……以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擢贵西道……以母老乞归……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陔余丛考》四十三卷、《瓯北诗集》五十三卷、《皇朝武功纪盛》四卷，《簷曝杂记》六卷、《唐宋十家诗话》十二卷。其诗与袁枚、蒋士铨齐名，枚称其忽奇忽正，忽庄忽俳，稗史方言皆可阑入。士铨则谓其奇恣雄丽，不可偪视，人以为知言。嘉庆……十九年卒，年八十六。

（《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赵翼传》）

张问陶字仲冶，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山东莱州府知府。（嘉庆）十九年，卒于苏州，年五十一……诗尤工，尝作《宝鸡题壁诗》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一时传诵焉。在都与洪亮吉、罗聘相唱和，无虚日。后往见袁枚，枚谓之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见君诗耳。”其推重如此……著有《船山诗文集》，论者谓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问陶为最。

（《清史•列传》卷七二《文苑传•张问陶传》）

道光之复古

道光时，咏叹之作，多摹少陵五言，竞尚选体，诗事复盛，潘德舆、张际亮其最著者。旁枝有龚自珍，恣奇好怪，多为涩语。

潘德舆字四农，江苏山阳人，道光八年举人。十五年大挑知县，分发安徽，未几卒，年五十五……居京后，所与往来，若永丰郭仪霄、建宁张际亮、震泽张履、益阳汤鹏、歙徐宝善，穷精毕力，研悦劘切，尽一时之选……为文章入幽出显，沉痛吐露，诗精深奥窔，一语之造，有耐人十日思者。所著有《养一斋诗文集》二十六卷。

（《清史•列传》卷七三《文苑传•潘德舆传》）

余幼奉庭训，读汉魏李杜诗最洽，熟杜诗尤多。未冠，先子见背，操笔学诗，苦无指授，漫然弃幼所读者。案头有一部《精华录》，亦知其非绝境，然薰染数月，遂专趋中晚唐人。盖刘宾客、张司业、李昌谷、温飞卿、杜司勋、许丁卯，皆其所涉历者。已乃谓韩、苏为巨观，年少气盛，爱为尽言，殊自豪也。至二十六七岁，乃知以陶公为法，于诗渐辨好丑。近四十岁，稍就确实，以杜为宗，而精力不专，学问不广，子美之门墙，至今不能入，况堂室乎哉！

（潘德舆《养一斋集•自识》）

张际亮字亨甫，福建建宁人……道光十六年举于乡，会试复报罢……负经济才，磊落有奇气，所为诗，天才奇逸，感时记事，沉郁雄宕。嘉庆、道光以来作者，未能或之先也，著有《松寥山人诗集》、《娄光堂稿》。

（《清史•列传》卷七三《文苑传•张际亮传》）

李慈铭自谓得力于何、李，而其门有袁昶、沈曾植，遂开宋诗生硬一派。

李慈铭字爱伯，会稽人……光绪六年，成进士，归本班，改御史……卒年六十六。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著有《越缦堂文》十卷，《白华绛趺阁》诗十卷、词二卷，又日记数十册。

（《清史稿•文苑传•三李慈铭传》）

予二十年前，已薄视淫靡丽制。惟谓此事当以魄力气体补其性情，幽远清微传其哀乐，又必本之以经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专一代。疵其浮缛，二陆三潘，亦所弃也；赏其情悟，梅邨、樊榭，亦所取也。至于感愤切挚之作，登临闲适之篇，集中所存，自谓虽苏李复生，陶谢可作，不能过也。砚樵之评，实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诗而论，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而谓学温岐规沈宋乎？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一六册）

得香涛复，言予诗雄秀二字，皆造其极，真少陵嫡派，其火候在竹垞、阮亭之间。竹垞、阮亭七古，皆学杜也。此语殊误。阮亭七古，平弱已极，无一完篇，岂足语少陵宗恉？竹垞亦仅规东坡耳。若予此诗，儗之空同、大复，则殆庶乎？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一六册）

王闿运专摹晋、宋，《湘绮楼诗集》仅刻五七古及五律，平心而论，自是清末一大家。

唐人初不能为五言。杜子美无论矣，所称陈子昂、张子寿、李太白，才刘公幹之一体耳，何足尽五言之妙。故曰唐无五言。学五言者，汉、魏、晋、宋尽之。齐、梁至隋，别创律诗一派，即杜所云庾、鲍、阴、何，清逸苦心者也。

（陈兆奎《王志》卷二）

戊　词

明词

明代曲盛而词衰，渐至失传。隆、万以后，此风稍盛。程明善《啸余谱》十卷之作，平仄字数，均出臆定。自汲古阁刻行《宋名家词》六十一家，矩矱始备。朱彝尊撰《词综》三十六卷，自唐迄元，独缺明初，盖以难于著手之故。

明初词人，犹沿虞伯生、张仲举之旧，不乖于风雅。及永乐以后，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至杨用修、王元美诸公，小令、中调颇有可取，而长调则均杂于俚俗矣。然一代之词，亦有不可尽废者。

（王昶《明词综序》）

清词之盛

有清经学、小学、骈体文，俱为明代所不能及，而填词尤盛。盖文网过密，诗之所不能直言者，乃托为香草美人，以寄其幽忧之思。初卓人月撰《词统》十六卷，录隆庆、万历间词而不及天、崇。《倚声》继之，成于顺治十七年。《瑶华》又继之，成于康熙二十五年。合三集观之，可以知百年间词之变迁。

邹祇谟《倚声集》二十卷。近世如用修、元美、元朗、仲茅诸先生，无不寻流溯源，探其旨趣，而词学复明，犁然指掌。然如钱功甫、卓珂月（字人月）、沈天羽诸前辈，有成书而网罗未备；贺黄公、毛驰黄、刘公诸同志，有论断而甄汰未闻。仆乃与渔洋山人，综核近本，揽撷芳蕤，被以丹黄，申之辨论。为时不及百年，而为体与数与人，仿佛乎两宋之盛。

（邹祇谟《倚声集序》）

蒋景祁《瑶华集》二十二卷。国家文教蔚兴，词为特盛。《倚声集》上溯庆、历，比于诗之陈、隋。此集惟断自六七十年来，词人出处在交会之际，无不甄收，与《倚声》所辑时代稍别。

（蒋景祁《刻瑶华集述》）

顾贞观、纳兰成德《今词初集》二卷。清初选家最盛，选八股以射利，选古文诗词以通声气。顾贞观、纳兰成德亦有《今词初集》之选，所以主坛坫招宾客，而其间颇有抑扬，与者为荣，不与者为辱。徐嘉炎未得入门，而致怨于朱彝尊，足见一时熁热情事。士也罔极，二三其德，斯之谓矣。

（《五石斋题识》）

清初词家辈出，孙默所辑十七家最著。

《国朝名家诗余》十七家三十九卷。孙默字无言，号桴庵，休宁人，家于扬州。清初各家集中多有《送孙无言归黄山序》，日日言归，得序数十篇，诗数百篇，而卒未归。以康熙十七年卒，年六十六。见汪懋麟《百尺梧桐阁文集•孙处士墓志铭》。此本吴伟业《梅村词》二卷、龚鼎孳《香严词》二卷、梁清标《棠村词》二卷、宋琬《二乡亭词》二卷、王士禄《炊闻词》二卷、尤侗《百末词》二卷、陈世祥《含影词》二卷、黄永《南溪词》二卷、陆求可《月湄词》四卷、曹尔堪《溪南词》二卷、邹祇谟《丽农词》二卷、彭孙遹《延露词》三卷、王士禛《衍波词》二卷、董以宁《蓉渡词》三卷、陈维崧《乌丝词》四卷、董俞《玉凫词》二卷、程康庄《衍愚词》一卷，凡十七家三十九卷。初，默辑三家词，曰“丽农”、“延露”、“衍波”，刻於甲辰。合“南溪”、“炊闻”、“百末”曰六家，刻於丁未。合“含影”、“乌丝”、“蓉渡”、“玉凫”四家，刻于戊申，始名《国朝名家诗余》。至丁巳，又刻其余，始有十六家之称。“衍愚”又后来所刻。予别藏越闿《春芜词》二卷、《广陵唱和词》一卷，所未得者《红桥唱和词》一卷耳。盖默随时增刻，故世鲜全书。昔惟江南图书馆有《十六家词》，亦有缺卷，此本十七家为最完整可贵矣。清初，词尚绮语，清标、士禛俱悔少作，不以入全集。余人词集亦多零落，皆赖此以传，不可谓非一时之渊薮。后之君子，或有取焉。

（《五石斋题识》）

浙西六家多奉玉田，其词皆有格律。

龚翔麟《浙西六家词》十一卷。翔麟刻朱竹垞《江湖载酒集》三卷、李武曾《秋锦山房词》一卷、沈融谷《柘西精舍词》一卷、李分虎《来边词》二卷、覃九沈《黑蝶斋词》一卷，而殿以己作《红藕庄词》三卷，故曰六家。玉田词为当时好尚，朱、李皆以清真立教，附刻之所以张目也。明人填词，喜作艳语，清初犹然。自竹垞选刻《词综》，继刻《六家词》，词律始正，人皆知模南宋。万红友之功，亦不可没。

（《五石斋题识》）

纳兰成德，宰相明珠之子，而善倚声，学南唐二主，颇有俊语。与顾贞观投分最深，吴兆骞得由宁古塔释归，与有力焉。一时文士，以其势要而推之，徐乾学其座主也，至代刻《通志堂经解》，以要名誉。世遂以《饮水词》、《侧帽词》拟宋之秦观、柳永，殆非确论。《四库全书》不为论定，盖有微意。

性德纳喇氏，初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四年成进士，年十六……授三等侍卫，再迁至一等……卒年止三十一……尤长倚声，遍涉南唐、北宋诸家，穷极要眇。所著《饮水》、《侧帽》二集，清新秀隽，自然超逸……（顾）贞观字梁汾，无锡人，康熙十一年举人，官内阁中书……与（陈）维崧及朱彝尊称词家三绝。清世工词者，往往以诗文兼擅，独性德为专长，仁和谭献尝谓为词人之词。

（《清史稿•文苑传•一性德传》）

道光以后，竞尚填词，周之琦《金梁梦月》一集，称为名贵。

周之琦，河南祥符人，嘉庆十三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广西巡抚……同治元年卒。

（《清史•列传》卷四九《周之琦传》）

清季大家，应推临桂王鹏运、归安朱祖谋。专学草窗、梦窗，兼刻宋词，校勘极精，足正汲古阁《六十家词》之失。

王鹏运字幼遐，号半塘，晚号鹜翁。广西临桂人，同治九年举人……迁礼科掌印给事中……精研词学，为近代宗匠，生平悃款抑塞，悉寄於是。尝校定唐宋元名家之作，裒刻为《四印斋词》。

（《半塘定稿》附《小传》）

始予在汴梁，纳交君，相得也。已而从学为词，愈益亲……约为词课，拈题刻烛，于喁唱酬，日为之无间。一艺成，赏奇攻瑕，不隐不阿……予谓君词于回肠荡气中，仍不掩其独往独来之概……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其必名于后，固无俟余之赘言。

（朱祖谋《半塘定稿序》）

朱祖谋字古微，后改名孝臧，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人。光绪癸未二甲一名进士……累迁礼部侍郎……早岁工诗，及交王鹏运，乃专力为词，抗古迈绝，海内称宗匠焉。尝辑刻唐宋金元词为《彊村丛书》。其自著者，俱见《彊村遗书》中。

（朱祖谋《彊村语业》附《小传》）

其哀感顽艳，子夜吴趋。其芬芳悱恻，哀蝉落叶……觸绪造端，湛冥过之。信乎所忧者广，发乎一人之本身，抑声之所被者有藉之者耶？

（张尔田《彊村语业序》）

《词律》成书于康熙二十六年，自是四声及字句始有定则。杜文澜复加增订，采戈载之说，益严去上之辨。

世传《啸余》一编即为铁板，近更有图谱数卷，尤是金科。凡调之稍难谐，皆谱所已经驳正，但从顺口，便可名家。于是篇牍汗牛，枣梨充栋，至今日而词风愈盛，词风愈衰矣……用是发为愿力，加以校雠……考其调之异同，酌其句之分合，辨其字之平仄，序其编之短长，务标准于名家，必酌中于各制。有调同名别者，则删而合之；有调别名同者，则分而疏之；复者厘之，缺者补之。时则慎庵吴子，相为助阅于其初；苍崖姜君，更共编摩于其后。录之成帙，稍有可观，计为卷二十，为调六百六十，为体千一百八十有奇。其篇则取之唐、宋，兼及金、元，而不收明朝自度、本朝自度之腔。于字则论其平仄，兼分上去，而每详以入作平、以上作平之说。

（万树《词律•自序》）

张惠言选词，务以生涩为贵，词家始尚南宋。

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其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之伦，亦各引一端，以取重于当世。而前数子者，又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后进弥以驰逐，不务原其指意，破析乖剌，坏乱而不可纪。故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以至于今四百余年，作者十数，谅其所是，互有繁变，皆可谓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

（张惠言《词选•目录叙》）

己　戏曲小说

杂剧

明初杂剧，宁献王、周宪王开其端，宁王首撰《卓文君独步大乐天》，周王有《诚斋杂剧》三十一种，曲文流便，多写民间俗事。

献王助长陵靖难，以善谋称。及徙封豫章，颇多觖望。晚乃折节读书，开雕秘笈。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

宪园留心翰墨，谱曲尤工，中原弦索，往往藉以为师。李景文梦阳诗云：“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牛左史恒诗云：“唱彻宪王新乐府，不知明月下樊楼。”是也。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

自是以后，曲家最盛。以杂剧著名者，刘东生《娇红记》，日本有印本。康海《中山狼》，王九思《杜子美沽酒游春》，徐文长《四声猿》。刘，明初人；康、王，嘉靖时人。

太和正音谱曰：“刘东生之词，如海峤云霞。”又云：“镕意铸词，纤无尘气，可与王实父辈并驱。”

（王国维《曲录》卷三）

敬夫之再谪，以及永锢，皆长沙李西涯柄国时事。盛年屏弃，无所发怒，作为歌谣及《杜甫春游》杂剧，力诋西涯，流转腾涌。关陇之士，杂然和之。嘉靖初，纂修实录，议起敬夫，有言于朝者曰：“《游春》记李林甫固指西涯，杨国忠得非石斋，贾婆婆得非南坞耶？”吏部闻之，缩舌而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王渼陂词固多佳者，何元朗……云：“《杜甫游春》剧，金元人犹当北面。此剧盖借李林甫以骂时相者，其词气雄宕，固陵厉一时。然亦多杂凡语，何得便与元人抗衡？”王元美复谓其声价不在关马之下，皆过情之论也。

（王骥德《曲律》卷四）

对山亦忤于时，放情自废，与渼陂皆以声乐相尚，彼此酬和不辍。康所作尤多，非不莽具才气，然喜生造，喜堆积，喜多用老生语，不得与王并驱。所著《沜东乐府》，可数百首。

（王骥德《曲律》卷四）

按文人之意，往往托之填词。王九思《杜甫游春》，指李西涯、杨石斋、贾南坞三相。康对山之《中山狼》，则指李空同。李中麓之《宝剑记》，则指分宜父子。王辰玉之《哭倒长安街》，则指建言诸公。相传汤若士之《紫箫》，亦指当时秉国首揆，才成其半，即为人所议，因改为《紫钗》。

（焦循《剧说》卷三）

近之为词者，北调则关中康状元对山，王太史渼陂，蜀则杨状元升庵，金陵则陈太史石亭、胡太史秋宇、徐山人髯仙，山东则李尚宝伯华、冯别驾海浮，山西则常廷评楼居，维扬则王山人西楼，济南则王邑佐舜耕，吴中则杨仪部南峰。康富而芜，王艳而整，杨俊而葩，陈胡爽而放，徐畅而未汰，李豪而率。冯才气勃勃，时见纰颣。常多侠而寡驯。西楼工短调，翩翩都雅。舜耕多近人情，兼善谐谑。杨较粗莽。诸君子间作南调，则皆非当家也。南则金陵陈大声、金在衡，武林沈青门，吴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龙，而陈梁最著。唐、金、沈小令并斐然有致。祝小令亦佳，长则草草。陈梁多大套，颇著才情，然多俗意陈语，伯仲间耳。余未悉见，不敢定其甲乙也。

（王骥德《曲律》卷四）

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余举杨用修所称黄崇嘏《春桃记》为对，先生遂以春桃名嘏。

（王骥德《曲律》卷四）

徐文长本古乐府《木兰歌》，演为《雌木兰杂剧》，与《狂鼓吏》、《翠乡梦》、《女状元》，为四声猿。

（焦循《剧说》卷五）

清初，吴伟业撰《秣陵春》、《通天台》、《临春阁》三种。

吴梅村《通天台》杂剧，借沈初明流落穷边，伤今吊古，以自写其身世……《临春阁》杂剧，哀悱顽艳，不类《通天台》之悲惋。要其用意有在，于全篇结尾，从冯夫人口中特为点出，盖讽明末诸帅也。

（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

尤侗五种，《桃花源》、《黑白卫》、《吊琵琶》、《读离骚》、《清平调》，皆谱旧事，惟《钧天乐传奇》独有所指。

丁酉之秋，薄游太末，阻兵未得归。逆旅无聊，漫填词为传奇，率日一出，阅日而竣，题曰《钧天乐》。家有梨园，归则授使演焉。明年科场弊发，有无名子编为《万金记》者，制府以闻，诏命进览，其人匿弗出。臬司大索江南诸伶杂治之。适山阴姜侍御还朝，过吴门，函征予剧。同人宴之申氏堂中，乐既作，观者如堵，靡不咋舌骇叹。而逻者亦杂其中，疑其事类，驰白臬司。臬司以为奇货，既檄捕优人拷掠诬服，既得主名，将穷其狱，且征贿焉。会有从中解之者，而予已入都门，事亦得寝。

（尤侗《钧天乐•自序》）

桂馥有《后四声猿》四种，《放杨枝》、《题园壁》、《谒府帅》、《投圂中》。盖嘉庆时官云南永平知县，自伤老大而作也。

同年桂未谷先生，以不世才，擢甲科，名震天下，与青籐殊矣。然而远官天末，簿书薶项背。又文法束缚，无由徜徉自快意。山城如斗，蒲僰杂庭牖间。先生才如长吉，望如东坡，齿发衰白如香山，意落落不自得。乃取三君轶事，引宫按节，吐臆抒感，与青籐争霸风雅。独《题园壁》一折，意于戚串交游间当有所感，而先生曰无之。要其为猿声一也。

（王定柱《后四声猿序》）

传奇

明初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记》、《杀狗记》，世称《荆》、《刘》、《拜》、《杀》。其作者多不可考，曲本错误，亦经后人改正。

古戏如《荆》、《刘》、《拜》、《杀》等，传之几二三百年，至今不废。

（王骥德《曲律》卷三）

世传《拜月》为施君美作。然《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皆载在汉卿所编八十一本中，不曰君美。君美名惠，杭州人，吴山前坐贾也。南戏自来无三字作目者。盖汉卿所谓《拜月亭》，系是北剧，或君美演作南戏，遂仍其名，不更易耳。

（王骥德《曲律》卷三）

《荆》、《刘》、《拜》、《杀》，为剧中四大家。《荆钗》，柯丹邱作。《白兔》即《刘》也。《拜月》，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元，武林人，今名《幽闺记》。《杀狗》俗名《玉环》，徐仲由作。仲由淳安人，洪武中征秀才。至，藩省辞归。有《巢云集》。自称曰：“吾诗文未足品藻，惟传奇词曲，不多让古人。”

（焦循《剧说》卷二）

《荆钗记》一种，明宁王权撰。明郁蓝生《曲品》题柯丹邱撰。黄文旸《曲海目》仍之。盖旧本当题丹邱先生，郁蓝生不知丹邱先生为宁献王道号，故遂以为柯敬仲耳。

（王国维《曲录》卷四）

汤显祖有《临川四梦》。

临川汤奉常之曲，当置法字，无论尽是案头异书。所作五传，《紫箫》、《紫钗》，第修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还魂》妙处，种种奇丽动人，然无奈腐木败草，时时缠绕笔端。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颣，俛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辞复俊。其掇拾本色，参差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溪径，技出天纵，匪由人造。使其约束和鸾，稍闲声律，汰其剩字累语，规之全瑜，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喆。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王骥德《曲律》卷四）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临川人，万历癸未进士。所著《玉茗》四种，《还魂记》、《烂柯记》、《邯郸记》、《紫钗记》，以《还魂》为第一部，俗呼《牡丹亭》。句如“雨丝风片，烟波画船”，皆酷肖元人。惜其使才，于韵脚所限，多出以乡音，如“子”与“宰”叶之类，其病处在此，佳处亦在此。

（李调元《雨村曲语》卷下）

《玉茗四梦》，《牡丹亭》最佳，《邯郸》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则强弩之末耳。

（梁廷枏《曲话》卷三）

明季以阮大铖为最工，所撰有《双金榜》、《牟尼合》、《忠孝环》、《春灯谜》、《燕子笺》。

相传阮圆海作《燕子笺》是刺倪鸿宝。

（焦循《剧说》卷三）

《燕子笺》一曲，鸾交两美，燕合双姝，设景生情，具征巧思。《春灯谜》之十错认，亦似有悔过之意，隐然露於楮墨外。然其人既已得罪名教，即使阳春白雪，亦等诸彼哉之列，置而不论可矣，况其文章之未必能醉人心腑耶！

（梁廷枏《曲话》卷三）

清初，李笠翁有十种曲。

李渔音律独擅，近时盛行其《笠翁十种曲》。十种者，《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凤求凰》、《奈何天》、《比目鱼》、《蜃中楼》、《玉搔头》、《巧团圆》、《慎鸾交》。勾吴虞巍序而行之，称笠翁妻妾和谐，虽长贫贱，不作白头吟，另具红拂眼，亦可取也。世多演《风筝误》，其《奈何天》，曾见苏人演之。

（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下）

《笠翁十种曲》，自俱近平妥，行世已久，姑免置喙。近人惟绵州李太史调元最深喜之，谓如景星庆云，先睹为快。家居时，常令歌伶搬演为乐。其第十种名《比目鱼》，有自题诗云：“迩来节义颇荒唐，尽把宣淫罪戏场。思借戏场维节义，系铃人授解铃方。”太史谓：“读是诗，方知其绣曲心苦，盖追十种中命意，结穴在此也。”客有笑其偏嗜笠翁曲者，太史尝诵此诗答之。

（梁廷枏《曲话》卷三）

《长生殿》为谱董鄂妃事而作。

稗畦居士洪昉思升，仁和人，工词曲。撰《长生殿》杂剧，荟萃唐人诸说部中事，及李、杜、元、白、温、李数家诗句，又刺取古今剧部中緐丽色段，以润色之，遂为近代曲家第一。在京师填词初毕，选名优谱之，大集宾客。是日国忌，为台谏所论，与会凡数人，皆落职。赵秋谷时官赞善，亦罢去。秋谷年二十三，典试山西。回时，骡车中惟携《元人百种曲》一部，日夕吟讽。至都门，值《长生殿》初成，因为点定数折。昉思跌宕孤逸，无俗情，年五十余，落水死。毛西河《长生殿院本序》云：“洪君昉思好为词，以四门弟子遨游京师。初为《西蜀吟》，既而为《大晟乐府》，又既而为金、元间人曲子，自散套雅剧以至院本，每用作长安往来歌咏酬赠之具。尝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泪》剧，以寓其思亲之旨。应庄亲王世子之请，取唐人长恨歌事，作《长生殿院本》，一时勾栏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闻者，谓长安邸第每以演《长生殿》，为见者所恶。会国恤止乐，其在京朝官，大红、小红已浃日，而纤练未除。言官谓遏密读曲，大不敬。赖圣明宽之，第褫其四门之员，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诸官，则从此有罢去者。

（焦循《剧说》卷四）

钱塘洪昉思升撰《长生殿》，为千百年来曲中巨擘，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自有此曲，无论《惊鸿》、《彩毫》，空惭形秽。即白仁甫《秋夜梧桐雨》，亦不能稳占元人词坛一席矣。如《定情》、《絮阁》、《窥浴》、《密誓》数折，俱能细针密线，触绪生情。然以细意熨贴为之，犹可勉强学步。读至《弹词》第六、七、八、九转，铁拨铜琶，悲凉慷慨，字字倾珠落玉而出，虽铁石人不能不为之断肠，为之下泪。笔墨之妙，其感人一至於此，真观止矣。

（梁廷枏《曲话》卷三）

近今李笠翁渔十种填词，洪昉思升《长生殿》，亦大手笔，各有妙处。但李之宾白似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后人作何评论也。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

孔尚任制《桃花扇》，写南渡事，最易感人，所谓“南朝兴亡，尽在桃花扇底”是也。

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亦往往及之。又十余年，兴已阑矣。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予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桃花扇》钞本，久而漫灭，几不可识。津门佟蔗村者，诗人也，与粤东屈翁山善。翁山之遗孤，育于其家，佟为谋婚产，无异己子，世多义之。薄游东鲁，过予舍，索钞本读之。才数行，击节叫绝，倾囊橐五十金付之梓人。计其竣工也，尚难于百里之半，灾梨真非易事也。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

《桃花扇》笔意疏爽，写南朝人物，字字绘水绘声。至文词之妙，其艳处似临风桃蕊，其哀处似着雨梨花，固是一时杰构。然就中亦有未惬人意者，福王三大罪、五不可之议，倡自周镳、雷演祚，今《阻奸》折竟出自史阁部，则与《设朝》折大相迳庭，使观者直疑阁部之首鼠两端矣。且既以《媚座》为二十一折矣，复加入《孤吟》一折，其词义犹之家门大意，是为蛇足，总属闲文。至若曲中词调，伶人任意删改，为斯文一大恨事。然未有先虑其删改，而特在作曲时，为俗伶预留地步者。今《桃花扇》长者七八曲，其少者四五曲，未免故走易路。又以左右部分正间合润四色，以奇偶部分中戾余煞四气，以总部分经纬二星。毋论有曲以来，万无此例，即谓自我作古，亦殊觉淡然无味，不知何所见而云也。

（梁廷枏《曲话》卷三）

孔云亭原稿第十三出，直叙宁南谋逆，胁何忠诚公同叛，何公投江，逆流六十里，遇神获救诸轶事，左梦庚急以千金为云亭寿，哀其削去。云亭遂改哭主一出，生气勃勃，宛然为烈皇复仇。与史（可法）、黄（得功）鼎立而三，为胜国忠臣之最。信乎文人之笔操予夺权也。

（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三）

蒋士铨《藏园九种》，为《四弦秋》、《一片石》、《忉利天》、《雪中人》、《香祖楼》、《临川梦》、《桂林霜》、《冬青树》、《空谷香》。《临川梦》乃讥袁枚而作。

《藏园九种》，为乾隆时一大著作，专以性灵为宗，具史官才学识之长，兼画家皱瘦透之妙，洋洋洒洒，笔无停机。乍读之，几疑发泄无余，似少余味。究竟无语不炼，无意不新，无调不谐，无韵不响。虎步龙骧，仍复周规折矩，非凫西、笠翁所敢望其肩背。

（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

黄燮清《倚晴楼七种》，为《茂陵弦》、《帝女花》、《脊令原》、《鸳鸯镜》、《凌波影》、《桃溪雪》、《居官鉴》。

黄燮清原名宪清，字韵甫，浙江海盐人，道光十五年举人……调松滋（县）有政声，未几卒。燮清颖敏过人，才思秀丽，诗格不名一家。尤工倚声，所撰乐府诸词，流播人口，时比之尤侗。

（《清史•列传》卷七三《文苑传•黄燮清传》）

长平公主经烈皇手刃，断臂不殊。入我朝后，奉诏访原聘驸马周世显，照公主例赐婚……《芝龛记》有《感徽》一出，叙此事不甚周备。海盐黄韵珊谱作《帝女花院本》，本末较详，词笔逼近藏园，非芝龛可同日语也。

（杨恩寿《词余丛话》卷二）

小曲

诗之余为词，词之余为曲，曲之余为小曲，务以通俗为贵。钱大昕谓传奇之演绎，优伶之宾白，情词动人心目，虽里巷小夫妇人，无不为之歌泣者。实则小曲之感人，尤甚于杂剧、传奇，以其通俗也，然亦须有笔力者。

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贻我《吴中新刻》一帙，中如《喷嚏》、《枕头》等曲，皆吴人所拟，即韵稍出入，然措意俊妙，虽北人无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远也。

（王骥德《曲律》卷四）

元人小令，行於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行。《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自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鬏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干》、《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其语秽亵鄙贱，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而羁人游壻，嗜之独深，丙夜开樽，争先招致。而教坊所隶筝、等色，及九宫十二则，皆不知为何物矣。俗乐中之雅乐，尚不谐里耳如此，况真雅乐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

小曲者别于昆弋大曲也。在南则始于《挂枝儿》，如《贯华堂西厢》所载：“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我的驴儿受了苦。”一变为《劈破玉》，再变为《陈垂调》，再变为《黄鹂调》。始而字少句短，今则累数百字矣。在北则始于边关调，盖因明时远戍西边之人所唱，其辞雄迈，其调悲壮，本凉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气三千丈，百万雄兵腹内藏，要与皇家做个栋梁。男儿当自强，四海把名扬，姓名儿定标在凌烟阁上。”明诗云：“三弦紧拨配边关”是也。今则尽儿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变为《砑砑优》，《砑砑优》者，《夜夜游》也。或亦声之余韵“呀呀哟”。如《倒扳桨》、《靛花开》、《跌落金钱》，不一其类。又有《节节高》一种。《节节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时有之，《武林旧事》所载元宵节乘肩小女是也。今则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种小曲，做连像。所驮之人，以下应上，当旋即旋，当转即转，时其缓急而节凑之。想亦当时《鹧鸪》、《柘枝》之类也，今日诸舞失传，徒存其名。乌知后日之《节节高》，不亦今日之《鹧鸪》、《柘枝》也哉。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

文小槎者，外火器营人。曾从军西域及大小金川，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所唱之单弦杂牌子及岔曲之祖也。本名《小槎曲》，减称《槎曲》，讹为岔曲，又称脆唱。

（崇彝《春明谈往》）

果勒敏字杏岑，博尔济吉特氏，世袭子爵，官杭州将军。罢归，穷极无聊，日游戏园。颇通词曲，无聊时所编排子曲、岔曲甚多，能以市井俚语加入，而有别趣，于最窄之辙，押之极稳妥，此实偏才。亦能作诗，则打油类也，殊不可耐。凡歌唱类分十三辙，犹之韵也，如中东、言前、江阳、花发、由求、仁辰、灰堆、依期、簑波、姑苏、怀来、遥条之类。最窄之辙为捏邪（皆作叠雪不符，此二字皆仄声），戏界多忌此辙。果公有自编《大排子曲》，用此辙极俏，惜忘其名。所居在王府大街，即今之培元学校。

（崇彝《春明谈往》）

排子曲每段更换一调，故呼为杂排子，多至三十余种。常用之名，有《金钱莲花落》、《云苏调》、《南城调》、《倒推船》、《叠断桥》、《罗江苑》、《南锣》、《翠莲卷》、《数唱》、《快书》、《湖广调》、《靠山调》之类。开唱时必有数句，曰曲儿头，住头处曰卧牛儿。尾声非以快书，即以数唱儿结之，亦由慢而改紧。今之所谓单弦者，即拆之排子曲中之余也。他若《马头调》，即大七句，其曲甚长，并非只有七句，因其腔调仅七个，倒换用之而已。

（崇彝《春明谈往》）

小说

小说为讲史之遗，经文人润色，而为章回说部。相传为罗贯中所著者有《三国志传通俗演义》、《隋唐志传通俗演义》、《残唐五代传》、《水浒传》、《平妖传》。

罗贯中太原人，号江湖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录鬼簿•续编》）

《三国志演义》。明人作《琵琶记传奇》，而陆放翁已有“满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传《三国演义》，亦明人所作。然《东坡集》记王彭论曹刘之泽云：“涂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数钱，令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颦蹙有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云云，是北宋时已有演说三国野史者矣。又李义山《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似当日俳优已有以益德为戏弄者。

（沈涛《交翠轩笔记》）

《水浒传》。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其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

《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

（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

《金瓶梅》。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

《西游记》。旧志称（吴）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有闻。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时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猾，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要不过为村翁塾童笑资，必求得修炼秘诀，则梦中说梦。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二一）

今行世之批本四大奇书，原书多经修改。

四大奇书……如《水浒》……金圣叹加以句读字断，分评总批，觉成异样花团锦簇文字……再则《三国演义》……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较之《西游》，实处多于虚处。盖西游为证道之书……乃汪憺漪从而刻画美人，唐突西子。其批注处，大半摸索皮毛，即通书之太极、无极，何能一语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彭城张竹坡为之先总大纲，次则逐卷逐段分注批点，可以继武圣叹，是惩是劝，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殁后，将刊板抵偿夙逋于汪君苍孚，苍孚举火焚之，故海内传者甚少。嗟乎！四书也以言文字，诚哉奇观。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

《封神演义》，以幽渺之思，恣肆之笔，写郁勃之怀。所予者没而封神，所不予者则为兴朝佐命，盖千古愤世之作。王闿运颇赏之，其弟子宋育仁经生也，遂注释此书，衡量三教。

《封神演义》者，本拟《水浒传》、《西游记》而作，亦兼袭《三国志》。其文有《狼筅》，在明嘉靖以后，而俗间大信用之，至以改撰神号，至今言四天王哼哈、财神、温痘皆本之，已为市井不刊之典矣。余童时喜其言太极图有焚身之祸，盖意在讥明太宗杀方正学诸君。及其言猪狗佐白蝯总戎，以讥李景隆诸将，以为各有所指。然其文衍成数十万言，必有所命意，乃能敷演。而闻仲者，又以拟张江陵不学而跋扈也。其言姜环，又明斥梃击事。明人喜为传奇演义之言，而此独恢诡不平，多所指斥，大致以财色为戒。故独重赵公明兄妹，财为兄而色为妹，未有无财而能耽色者也。置之十绝之中者，戕生多端，中年尤在财色也。十绝破而杀仙，万仙诛而沐猴冠矣。此由庶人以至天子，不可以太极图自陷于落魄也。故必以太极图易草菅人，不可以太子入太极图，乃愤时嫉俗者之所为。大要言贤智皆助逆，谗邪皆为神，唯禽兽乃可通天，甚恶道学之词，疑李卓吾之所为也。昔疑其有金丹医方之说，尝欲评之，今乃知其仍为迂儒，故标其作意如此。至其神名，盖别有所本，非由此始，则无可考矣。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日）

《醒世姻缘》，或谓蒲松龄所作。以书中所述济南旱灾，与《聊斋文集》纪灾前后篇所述康熙四十二年旱灾，约略相同也。

杨复吉《梦阑琐笔》述：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

（《骨董琐记》卷七）

康熙五十三年严禁小说，书估不敢私刻贩卖。明季以来，小说盛行之风，自此顿衰。又四五十年，始有《红楼梦》之作，然只抄阅而已，作者阅者俱有避忌。又久之，始有刻本。

《红楼梦》。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此书自抄本起，至刻续成部，前后三十余年，恒纸贵京都，雅俗共赏。遂浸淫增为诸续部六种，及传奇、盲词等等杂作，莫不依傍此书创始之善也。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因以备知府第旧时规矩，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际，一一默写之，惟非真姓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其原书开卷有云：“作者自经历一番”等语，反为狡狯托言，非实迹也。本欲删改成百二十回一部，不意书未告成而人逝矣。余曾于程高二人未刻红楼梦板之前，见抄本一部，其措辞命意，与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处、减处、直截处、委婉处，较刻本总当，亦不知其为删改至第几次之本。八十回书后，惟有目录，未有书文。目录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等目录迥然不同。盖雪芹于后四十回虽久蓄志全成，甫立纲领，尚未行文，时不待人矣。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观刻本前八十回虽系其真笔，粗具规模，其细腻处不及抄本多多矣，或为初删之稿乎？

（裕瑞《策窗闲笔》）

同时，《儒林外史》亦盛行于南方。

先生姓吴氏，讳敬梓，字敏轩，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显者。先生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稍长，补学官弟子员，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安徽巡抚赵公国麟闻其名，招之试，才之，以博学鸿词荐。竟不赴廷试，亦自此不应乡举，而家益以贫。乃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口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夙构者莫之为胜。辛酉、壬戌间，延至余家，与研诗赋相赠答，惬意无间。而性不耐久客，不数月别去。生平见才士，汲引如不及，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缘此所遇益穷。与余族祖绵庄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曰：“此人生立命处也。”岁甲戌，与余遇于扬州，知余益贫，执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余返淮，将解缆，先生登船言别，指新月谓余曰：“与子别，后会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构句相赠，而涩于思，当俟异日耳。”时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殁矣。先数日，裒囊中余钱，召友朋酣饮，醉辄诵樊川“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异哉！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内阁中书舍人。其同年王又曾毂原适客扬，告转运使卢公，殓而归其殡于江宁，盖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诗说》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子三人，长即烺也，今官宁武府同知。论曰：“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淮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曰：“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窒其躬，传其学，天之于敏轩，傥意别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测之也。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传》）

明季，冯梦龙纂《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谓之三言。大约采宋人通俗小说，或加删改，增以明人及己所作。同时，凌濛初复编刻《拍案惊奇》及《二刻拍案惊奇》，谓之二拍。濛初盖湖州书贾也。

冯梦龙字犹龙，长洲人。由贡生选授寿宁知县，有《七乐斋稿》。明府善为启颜之辞，间入打油之调，虽不得为诗家，然亦文苑之滑稽也。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

蒲松龄拟唐人小说，而成《聊斋志异》，自谓“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其书取材《太平广记》等书所记狐鬼事而变化之，兼采邸报所记及里巷见闻。唐人小说一变而为宋人通俗小说，由文言而白话；再变而为《聊斋志异》，由白话而文言，摹经摹史，穷形尽相，刻画如生，风行最广而最久。续者不休，皆以聊斋为名，最为可笑。惟史襄龄《枕瑶杂记》三卷，曲折有致，能得其神似。

先生讳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柳泉其别号也。先生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然入棘闱，辄见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决然舍去，而益肆力于古文辞，奋发砥淬，与日俱新。而其生平之侘傺失志，濩落郁塞，俯仰时事，悲愤感慨，又有激发其志气。故其文章颖发苕竖，恢诡魁垒，用能绝去町畦，自成一家。而蕴结未尽，则又搜抉奇怪，著为《志异》一书，虽事涉荒幻，而断制谨严，要归於警发薄俗，扶持道教，则犹是其所以为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劘切，终始一节，无少间。乡先生给谏孙公为时名臣，而风烈所激，其厮役佃属，或阴为恣睢，乡里莫敢言。先生独毅然上书千余言以讽，公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新城王司寇素奇先生才，屡寓书，将一致先生于门下，卒以病谢，辞不往。（此妄言也，集中《与阮亭书》，有“十年前一奉几杖”语；《祭阮亭文》，有“缔结姻盟”语，可证辞不往之非。）呜呼！学者目不见先生，而但读其文章，耳其闻望，意其人必雄谈博辩，风义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概。及进而接乎其人，则循循然长者。听其言则讷讷如不出诸口，而窥其中则蕴藉深远，要皆可以取诸怀而被诸世。然而阨穷困顿，终老明经，独其文章意气，犹可以耀当时而垂后世，先生之不幸也，而岂足以尽先生哉！先生祖讳生汭，父讳槃。娶刘氏，增广生刘公季调女。子四人，孙八人，曾孙四人，五世孙才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以本年葬村东之原。又十年为雍正改元之三年，其孤将为碑以揭其行，以文属余，以余于先生为同邑后进，且知先生之深也。乃不辞而为之文，以表于墓。

（《聊斋文集》附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

纪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名，别有《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为《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或称纪五种。言鬼狐及因果报应，诋讲学家，及人情机诈，最喜说理，又《聊斋志异》之变体。后来俞樾《右台仙馆笔记》稍似之。

河间先生典校秘书廿余年，学问文章，名满天下……年近七十，不复以词赋经心，惟时时追录旧闻，以消闲送老……先生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伶元之传，得诸樊嬺，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惟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

（《姑妄听之》附盛时彦《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