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古文，从熟读古文入手。对于熟读古文还要背诵，有两种说法：一叫“死记硬背”，一叫“因声求气”。死记硬背就是为了记住它背出它而读，这样读就成为苦事。一叫“因声求气”，前边提到著名诗人陈衍五岁时，读《孟子·不仁者可与言哉章》，又读《小弁小人之诗也章》，“喜其音节苍凉，抗声往复，父自外归，闻之色喜，曰：‘此儿于书理，殆有神会。’”这样读书，体会到文辞的音节美，体会到原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从这里感到喜悦，不再认为读书是苦事。在喜悦中自然成诵，熟读背出，这就是桐城派讲的“因声求气”。“声”就是文辞的音节美，“气”就是作者所表达的气势，作者在表达思想感情时所形成的气势的抑扬疾徐顿挫。“因声求气”即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说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刘勰提出作者“情动而辞发”，这个“情”指思想感情，作者有了思想感情要表达出来写成文辞，读者看了文辞来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思想感情有时是含蓄的，经过沿波讨源的探索，一定可以使它显露出来。虽然古代的作者看不到，但是看了他的文辞可以看到他的心情。有的文辞写得较深，不容易体会作者的心情；只因认识的浅薄，这才体会不到，古人之所以提出熟读，就是要在熟读中反复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桐城派提出的“因声求气”就要通过熟读来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在桐城派提出“因声求气”以前，就有这样做的，这里称为“因声求气”说的先行者。
一 苏洵说
讲读书的，著名的有苏洵《上欧阳内翰书》：
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取《论语》、《孟子》、韩子（韩愈集）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未敢以为是也。（《嘉祐集》卷十一）
这里，苏洵讲他二十五岁才发愤读书，读了七八年。他是在会读古文以后再来读古书的。他开始读这些古书时，“入其中”，进入这些古书之中，即刘勰讲的“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进入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正像我们上面讲孔子讲仁的理论的认识，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所以“惶然”，有惶恐的意思，想不到孔子的思想达到这样的深远。再“博观于其外”，跟外界事物联系，是不是“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接触到“有杀身以成仁”，所以“骇然以惊”呢？这样，他的读书已经到了“立体的懂”，所以“其胸中豁然以明”了。这样来看世间事物，就有话要说，所以“胸中之言日益多”，“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那他的读书，“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达到了“立体的懂”，接受了正确的思想感情的感染，才有很多话要说了。
苏洵像
朱熹《朱文公全集》卷七四《沧州精舍论学者》，引了苏洵的话说：“予谓老苏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韩退之、柳子厚辈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韦中立书，可见其用力处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朱熹指出苏洵的“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只是“欲学古人说话声响”，即通过“学古人说话声响”来“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外而骇然以惊”，即后来桐城派“因声求气”说的先行者。
朱熹像
二 韩愈、柳宗元说
朱熹又讲到韩愈《答李翊书》、柳宗元《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也是这样，即也是像苏洵那样读书，“欲学古人说话声响”，也是“因声求气”的先行者，也是“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再来看看他们又是怎样像苏洵那样的读书的。
韩愈《答李翊书》：
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如是者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昌黎集》卷十六）
韩愈在这里讲的，只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即看书，不说读书，那朱熹怎么说他跟苏洵“亦是如此”，也“欲学古人说话声响”呢？因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非朗诵不可，只是观书，学不到古人说话声响的。按李汉《昌黎先生韩愈文集序》：“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比壮，经书通念晓析。”可见他年轻时是读书的，要“日记数千百言”，非苦读不行。再看韩愈在《进学解》里说：“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这两句是互文，即口不绝吟于六艺百家之文，手不停披于六艺百家之编。“口不绝吟”正说明他是朗诵的，不称诵而称吟，说明他的朗诵是有节拍的。他又讲“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正说明他的朗诵是分别“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的，所以称为“吟”。他这样的朗诵，是通过朗诵来学“古人说话声响”，跟苏洵一致。因此他讲的体会也跟苏洵相似。像韩愈讲的“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像上面指出的体会到孔子讲的仁字的理论意义，把它存在心里，于是对于世俗的见解不合于孔子所讲仁的道理的，就要“处若忘，行若遗”，加以排除。这就“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这正像苏洵的“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韩愈讲又进一步，“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即能够用圣人的正确观点来分别是非了。这正像苏洵讲的“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正确的意见是“固当然者”，本是应该这样的。韩愈讲，再后来，“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像水急流那样来了。即苏洵说的“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这样看来，韩愈讲的和苏洵讲的确是一致的。
再看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说：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柳宗元集》卷三四）
在这里，他是讲读书的，所读的书经史子集都有，以经为主，子史集稍采取之，是有分别的。再看他的《与韦中立论师道书》（见“融会贯通”节），对他所读的书，还要讲“本之”、“参之”的。那末朱熹讲他跟苏洵的读书“亦是如此”，定有道理的，不过柳宗元讲的体会，跟苏洵和韩愈讲的不同。韩愈和苏洵讲的是理论上的认识，柳宗元讲“本之”、“参之”的，是讲艺术风格上的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