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属于“因声求气”说的先行者，还没有提出“因声求气”来。到桐城派论文，才提出“因声求气”来。张裕钊《与吴至父书》：“故姚氏（鼐）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
一 姚鼐说
先看姚鼐及诸家讲到因声求气之说。姚鼐说：
大抵学古文者，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惜抱轩尺牍·与陈硕士》）
读古文务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终为门外汉耳。（同上）
文章一事，而所以致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气遣辞，理充于中，声振于外，数者一有不足。则文病矣。作者每意专于所求，而遗于所忽；故虽有志于学，而卒无以大过乎凡众；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具美，融会于胸中，无所凝滞，则下笔时自无得此遗彼之病已。（同上）
文韵致好，但说到中间见有滞钝处，此乃是读古人文不熟；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同上）
学文之法无它，多读多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启，必不能尽其神妙；然苟人辍其力，则天亦何自启之哉！（同上）
大抵文字须熟乃妙，熟则刮疡自明，手之所至，随意生态，常语滞意，不遣而自去矣。（同上）
深读久为，自有悟入。夫道德之精微，而观圣人者不出动容周旋中礼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章句声色之间，舍此无可窥寻矣。（《惜抱轩尺牍·与石甫侄孙》）
凡书少时未读，中年阅之，便恐难记，必须随手抄纂。（《惜抱轩尺牍·与刘明东》）
姚鼐讲的“因声求气”比苏洵更明确了，强调读书，分疾读和缓读，又称“只久之自悟”，要读得久，才有悟入。并认为“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通过久读熟读来悟入，即“要从声音证入”，否则“终为门外汉”。怎样“从声音证入”呢？即通过疾读缓读，理解古人名文的“命意立格，行气遣辞”，“兼收古人之具美，融会于胸中，无所凝滞”，到自己下笔写作时，就能做到“理充于中，声振于外”，在“命意立格，行气遣辞”上，吸收了“古人之具美”，自然“无得此遗彼之病”了。自己写作时，“中间忽有滞钝处，此乃是读古人文不熟”，还得靠熟读来补救。“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长，悟吾之短，自有进也”。那末要求文章的体势恰好，要有神味，都得从急读缓读中求得。要懂得文章的神妙，就靠“多读多为”，得到启发。“文章之精妙，不出章句声色之间”，通过多读熟读，即通过章句来体会声色，体会文章之精妙，这即是“从声音证入”。“从声音证入”，即通过熟读来理会文章的“行气遣辞”，即“因声求气”。理会了“行气遣辞”，懂得文章的“命意立格”，懂得文章的体势神味，懂得文章的神妙，使自己的写作也逐步进入这个境界，这是姚鼐讲的“因声求气”。他又认为少时记忆力最好，所以须熟读的书，要在少时读熟。中年阅书，就要靠笔记了。
二 梅曾亮说
再看梅曾亮的讲法：
夫观文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入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国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于是矣。（《柏枧山房文集·与孙芝房书》）
罗台山氏与人论文，而自述其读文之勤与读文之法，此世俗以为迂且漏者也。然世俗之文，扬之而其气不昌，诵之而其声不文，循之而词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不相称；若是者，皆不能善读文者也。文言之，则昌黎所谓养气，质言之，则端坐而诵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讳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难知之词，明允可谓不自讳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鲜。台山氏能信而从之，而所以告人者，亦如老泉之不自讳；吾虽不获见其人，其文固可以端坐而得之矣。（同上）
梅曾亮讲“因声求气”又有了新的提法，认为朗诵比看书的好处多，即用目用耳，“成于声而畅于气”，即“因声求气”。朗诵时，使我之气与古作者之气“浑合而无有间”，即通过朗诵来体会作者的“行气遣辞”，理会作者怎么用文辞来表达他的情意，理会作者“修辞立其诚”，所用的文辞，跟他所写的情事的丰杀厚薄缓急相称。古代传诵的名文，所写的文辞，它的丰杀厚薄缓急是与情事相称的，这就是它的行气遣辞。通过诵读，体会古人的行气遣辞，体会怎样使辞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相称，自己下笔时，也注意学习古人的行气遣辞，使所写文辞的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相称，这就是成功之作了。这就靠朗诵，就引了苏洵的讲读书与罗台山的讲读书了。
三 方东树、张裕钊说
再看方东树讲“因声求气”：
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沉潜反复，讽玩之深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距措置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法，达而臧；否则心与古不相习，则往往高下短长，龃龉而不合；此虽致功浅末之务，非为文之本，然古人之所以名当世而垂为后世法，其毕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语人者，实在于此。（《仪卫轩文集·书惜抱先生墓志铭后》）
张裕钊说：
古人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词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词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盖曰意，曰词，曰气，曰法，之（此）数者，非判然自为一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至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夫文之至者，亦若是焉而已。观者因其既成而求之，而后有某者某者之可言耳。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则务通乎其微，以其无意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讽诵之深且久，使我之心与古人合（犹浑合）于无间，然后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极其能事。若夫专以沉思力索为事者，固时亦可以得其意，然与夫心凝形释，冥合于言议之表者，则或有间矣。故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吾所求于古人者，由气而通其意以及其辞与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而辞气与法胥（都）从之矣。（《濂亭文集·与吴至父书》）
方东树讲的，又有新的说法，就是在诵读时要“沉潜反复”，即在熟读时要深入到作者的思想感情中去，这种深入，要经过反复多次，愈入愈深，所以称为“讽玩”，是反复探求的意思。这样，使朗诵的语气与作者用文辞来表达情意时的语气相通。作者在用文辞来表达情意时，在运思置辞迎距措置上跟语气有关，即在表达情思时，结合情思的变化，语气有抑扬长短沉郁顿挫等不同。读时体会到作者通过不同语气来表达的情思，即使读时的语气与作者表达语气的情思相通。就这点说，张裕钊讲得更全面。他根据韩愈讲的“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在诵读时，通过文辞音节的短长高下来体会作者的气，体会到作者的气，从而体会到作者的命意遣辞和作法。到自己写作时，已经掌握了古人气盛言宜的方法，就可以以情意为主，根据不同的情意使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跟情意相称，达到“运思置辞迎距措置”都恰当，“词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相称”，使写作得到成功。这样，“因声求气”，从朗诵进到写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