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风格”指读古文家的一家专集，如读韩愈一家，只就他在古文创作上的一家风格作些探索。再进一步，就他的韩门弟子来看，专就古文这方面看，继承他的古文写作的有李翱、皇甫湜、孙樵，看看他们三位的古文创作有什么成就。这样就从韩愈一家的古文风格转到探索韩门弟子的古文风格，成为对一个流派的探索了。
一 韩门弟子
1．李翱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李文公集提要》称：“翱为韩愈之侄婿，故其学皆出于愈。集中载《答皇甫湜书》，自称《高愍女碑》《杨烈妇传》不在班固蔡邕下，其自许稍过。然观《与朱载言书》，论文甚详。至《寄从弟正辞书》，谓人号文章为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词，恶得以一艺名之。故才与学虽皆逊愈，不能熔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观、刘蜕诸人有矜心作意之态。苏舜钦谓其词不逮韩，而理过于柳，诚为笃论。郑獬谓其尚质而少文，则贬甚矣。”
李翱论文，见《答朱载言书》：
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则曰文章辞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则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时者，则曰文章必当对；其病于时者，则曰文章不当对。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词之对与否，易与难也。《诗》（《邶风·柏舟》）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对也。又曰：“遘闵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对也。《书》（《舜典》）曰：“朕堲谗说殄行，震敬朕师（我憎恨谗佞之说绝君子之行，而惊动我众）”；《诗》（《大雅·桑柔》）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茂盛的桑叶柔软，在它下面得荫是均匀的，侯旬，唯均。捋采桑叶，桑枝稀疏，不能荫蔽，使在下的人受病）”，此非易也。《书》（《尧典》）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信恭而能让，显及四方之外，至于上下）”；《诗》（《魏风·十亩之间》）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往来自得貌）兮，行与子旋兮（将与你归去）兮”，此非难也。学者不知其方，而称说云云如前所陈者，非吾之敢闻也。
《六经》之后，百家之言，与老聃、列御寇、庄周、鹖冠、田穰苴、孙武、屈原、宋玉、孟轲、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枚乘、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并，乃能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能必传也。……陆机曰“怵他人之我先”，韩退之曰“唯陈言之务去”。假令述笑哂之状曰“莞尔”，则《论语》言之矣，曰“哑哑”，则《易》言之矣，曰“粲然”，则穀梁子言之矣，曰“攸尔”，则班固言之矣，曰“冁然”，则左思言之矣；吾复言之，与前文何以异也？此创意造言之大归。然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全唐文》卷六三五）
这里引了李翱的信，想说明三点：一是看李翱文章的风格；二是看李翱的文论是不是从韩愈来的，有什么新的见解；三是看他的论点是不是“理过于柳”；主要还是看他文章的风格。苏洵《上欧阳内翰书》里说：“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说明欧阳修的文章，风格接近李翱。李翱文章的风格，正如纪昀说的：“温厚和平，俯仰中度。”看这篇文论，文从字顺，近乎韩愈文章中的平易之作，不同于韩愈文章的奇险之作。再看他自己称许的《杨烈妇传》：
建中四年（783），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将盗陈州，分其兵数千人，抵项城县，盖将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会于陈州。县令李侃不知所为。其妻杨氏曰：“君，县令也，寇至当守；力不足，死焉，职也。君如逃，则谁守？”侃曰：“兵与财皆无，将若何？”杨氏曰：“如不守，县为贼所得矣。仓廪，皆其积也；府库，皆其财也；百姓，皆其战士也；国家何有？夺贼之财而食其食，重赏以令死士，其必济！”于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杨氏言曰：“县令，诚主也。虽然，岁满则罢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坟墓存焉，宜相与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为贼之人耶！”众皆泣，许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贼者，与之千钱；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贼者，与之万钱。”得数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杨氏亲为之爨以食之，无长少，必周而均。使侃与贼言曰：“项城父老，义不为贼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无益也。”贼皆笑。有飞箭集于侃之手，侃伤而归。杨氏责之曰：“君不在，则人谁肯固矣！与其死于城上，不犹愈于家！”侃遂忍之，复登陴。
项城，小邑也，无长戟劲弩高城深沟之固，贼气吞焉，率其徒将超乘而上。有以弱弓射贼者，中其帅，坠马死。其帅，希烈之婿也，贼失势，遂相与散走，项城之人无伤焉。（《全唐书》卷六四〇）
这一段叙述。虽不是重大事件，还是比较特殊的。李翱的文章写得文从字顺，是平易的，俯仰中度，不是奇险的，这是显示李翱文章的风格。
再看他的文论（上引《答朱载言书》），他认为：“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这就是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逗）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韩昌黎集》卷二二）李翱论文又认为“爱难”“爱易”皆“惟有所偏”，这即是韩愈《答刘正夫书》说的：“又问曰：‘文宜易宜难？’必谨对曰：‘无难易，惟其是尔。’”李翱提出“《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包括“相如”、“扬雄”，都是“学者之所师也”。这正是韩愈《进学解》里说的“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李翱又引韩愈的话“唯陈言之务去”。以上这些，都是从韩愈来的。但也有跟韩愈不一致的，如说“述笑哂之状”，前人用过的“莞尔”、“哑哑”、“粲然”、“攸尔”、“冁然”都不能用，要另外造出一个词来。这样说不够恰当，应该指出，各人的笑哂有各种不同的样子，要按照各个人特有的样子来写，借用前人的词，就不可能把笑者特有的样子写出来。倘笑者笑的样子正如前人所用的词，那就不妨借用，不必另造一个。可见李翱的话还不够圆满。因此说他“理过于柳”是不确的。柳宗元的理论文，最杰出的如《封建论》，韩愈也比不上，更不要说李翱了。
2．皇甫湜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皇甫持正集提要》：“其文与李翱同出韩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其答李生三书，盛气攻辩，又甚于愈。然如《编年纪传论》《孟子荀子言性论》，亦未尝不持论平允。”
他《答李生第一书》：
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于先之也，乃自然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又《答李生第二书》：
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谓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途，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全唐文》卷六八五）
《答李生第三书》：
……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此不知类也。凡比必于其伦，松柏可比节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此文章比也。（《全唐文》）
从皇甫湜答李生书里，可以看到李生是有不同意见的。像《第二书》里讲到李生认为“夫谓之奇，则无正矣”，湜认为“然亦无伤于正也”。李生认为“谓之奇，即非常矣”，湜认为“无伤于正而出（离）于常，虽尚之亦可也”。下面他就用“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见豕负途，载鬼一车”的话来作说明。这其实是不恰当的。怎样的奇才能无伤于正，出（离）于常亦可？这个奇是指文章的奇，文章是反映生活的，生活中有的事出于常人意想之外而合于事理，因为出于常人意想之外，是奇，是离于常，但又合于事理，是无伤于正，离常亦可。反之，那就不行了。“载鬼一车”，“龙血玄黄”，作为卜卦的卦爻辞是可以的，用来说明文章中反映生活的奇，就伤正失常了，因为它是生活中所没有的。比方记事，把事情的真相记出来，就合于正和常；求奇而不把事情的真相记下，便要伤正失常了，皇甫湜记韩愈事的文章即颇病于此。
在《第三书》里，湜称：“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为“不知类”，也不恰当。文章有的朴实无华，像松柏，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要讲文采的。像记事的文章，要求把事实确切记下来，事实怎样就怎样记，不能背离事实去追求虎变豹变。湜的记叙文的失败，于此恐也有关。湜又称“所言《诗》《书》之文不奇，举多言之也，易处多，奇处少尔。《易》文大抵奇也，易处几希矣”。李生认为《诗》《书》的文章，平易的多，怪奇的少；湜用《易经》的文章大抵奇来驳他。这也不够正确。《易经》的卦爻辞是占卜用的，《诗经》《书经》才是反映生活的，反映生活的文章应该易处多，奇处少，李生的话是对的。写反映生活的文章，是不能用卦爻那样的文辞来写的。
纪昀说湜的论文持论平允，他既求奇，持论又怎么平允呢？原来在理论上求奇与在记事上求奇不同，在理论上求奇，求自己的理论不同于别人，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还是可以的。如《孟子荀子言性论》，他就是反对孟子言性善，又反对荀子言性恶，却能言之成理，所以是可以的。他举出“文王在母不忧，在师不烦”，说明有的人性不是恶的；又引“越椒之生，熊虎之状，叔鱼之生，溪壑之心”，说明有的人性不是善的。“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于圣人，皆一偏之说也”（《全唐文》卷六八六）。他的求奇，即既反对孟子性善说，又反对荀子性恶说，却又认为：“即二子之说，原其始而要其终，其于辅教化、尊仁义，亦殊趋而一致，异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趋下，物诱于外，情动于中，然后之恶焉，是劝人汰心源，返天理者也。荀子曰：人之生不知尊亲，长习于教，然后知焉。人之幼不知礼让，长习于教，然后知焉，是劝人黜嗜欲求善良者也。一则举本而推末，一则自叶而寻根，故曰二子之说，殊趋而一致，异派而同源也。”他这样讲性，跟他老师韩愈的《原性》讲得不同。韩愈没有讲“即二子之说”，“殊趋而一致，异派而同源”，他的讲法不同于他老师之说，这即他的求奇，而言之成理，所以无伤于正，是平允的。
他又作《喻业》，用种种比喻来讲各家文章的风格，也是好的。如称“韩吏部（愈）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汙流不滞；然而施于灌溉，或爽于用。李襄阳（翱）之文，如燕市夜鸿，华亭晓鹤，嘹唳亦足惊听；然而才力偕鲜，瞥然高远”（《皇甫持正文集》卷一）。
湜的文章叙事尚奇崛，不能按照事实真相来写，叙述不明，就不行了。如《韩文公神道碑》：
……方镇反，……王廷湊屠衣冠，围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大蚖虺。先生奉诏入贼，渊然无事所行者。既至，召众贼帅前，抗声数责，致天子命，问辩而锐，悉其机情。贼众惧伏。贼帅曰：“惟公指”。公乃约之出元翼，归士大夫之丧，功可意而复。……
湜的文章尚奇崛，叙事不按照事实真相来记叙，使人看不明白。试引李翱《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来作对照：
……镇州乱，杀其帅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为节度使，诏公往宣抚。……遂疾驱入，廷湊严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馆，甲士罗于庭。公与廷湊监军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所为，本非廷湊心。”公大声曰：“天子以为尚书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实不知公共健儿语未尝及，大错。”甲士前奋言曰：“先太史（故镇帅王武俊）为国打朱滔，滔遂败走，血衣皆在，此军何负朝廷，乃以为贼乎？”公告曰：“儿郎等且勿语，听愈言，愈将为儿郎已不记先太史之功与忠矣，苦犹记得，乃大好。且为逆与顺，利与病，不能远引古事，但以天宝来祸福，为儿郎等明之……”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为节度使，后至中书令，父子受旌节……汝三军亦害田令公身，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乃欢曰：“侍郎语是。”廷湊恐众心动，遽麾众散出，因泣谓公曰：“侍郎来，欲令廷湊何所为？”公曰：“神策六军之将，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顾大体，不可以弃之耳，而尚书久围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耳，则无事矣。”（《皇甫持正文集》卷六）
看了皇甫湜的叙事，简而不明，不知所云，要看李翱的叙述才明白。在叙事上，李翱就这样胜过皇甫湜。说明皇甫湜求韩愈的奇崛，还没有学会韩愈的叙事。
3．孙樵
孙樵《与王霖秀才书》：“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孙樵集》卷二）皇甫湜学韩愈的奇崛，在叙事上没有学好。孙樵也学皇甫湜的爱奇，但能归于正，则胜于湜。他在上信中又说：
鸾凤之音必倾听，雷霆之声必骇心，龙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储思必深，摛词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趋怪走奇，中病归正。以之明道，则显而微，以之扬名，则久而传，前辈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卢仝）《月蚀诗》，杨司城（杨敬之）《华山赋》，韩吏部（愈）《进学解》，冯常侍《清河壁记》，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这里也是讲奇，要“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但又要“中病归正”。他看到尚奇的可能会“中病”，要“归正”，防制奇而失正，这就跟皇甫湜不同了。湜认为奇不会失正，不会“中病”，孙樵却看到了，要“归正”。他举出的韩愈《进学解》，前面在《比较》里指出《进学解》有“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是奇而归于正的，所以成功。
皇甫湜的讲奇，在叙事方面不免失正，再看孙樵怎样。他在《与高锡望书》里说：
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吏部修《顺宗实录》，尚不能当孟坚，其能与子长、子云相上下乎？……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饰者，乃特纪前人一时语以为实录，非谓俚言奇健，能为史笔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没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尝以俚言汩其间哉？……又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亦宜直书一时制度，使后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以秃屑浅俗，别取前代名品以就简编。又史家条序人物，宜存警训，不当徒认官大宠浓，讲文张字，故大恶大善，虽贱必纪，尸位浪职，虽贵必黜。……（《孙樵集》卷二）
孙樵对于史文的记载是有研究的，是超过皇甫湜的。他认为韩愈的《顺宗实录》还比不上班固，可见在史文上对韩愈也认为不够。对史中引用俚言，认为为了实录，所叙人物，大恶大善必书，也要实录。像上引皇甫湜叙韩愈的事就违背实录的要求。
按照孙樵文论的主张，再来看看他的文章，如《书何易于》：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河南。刺史崔朴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刺史惊问状，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易于为属令，当其无事，可以充役。”刺史与宾客跳出舟，偕骑还去。
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会盐铁官奏重榷管（指征税），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命吏刬去。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刬去，罪愈重。吏止死，明府公宁免窜海裔耶！”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
邑民死丧，子弱业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辄出俸钱，使吏为办。百姓入常赋，有垂白杖丈者，易于必召坐食，问政得失。庭有竞民，易于皆亲自与语，为指白枉直，罪小者劝，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狱无系民，民不知役。……
会昌三年（843），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易于治状者，且曰：“天子设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赋如何？”曰：“上请常期，不欲坚绳百姓，使贱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费不足，遂出俸钱，冀优贫民。馈给往来权势如何？”曰：“传符外一无所与。”“擒盗如何？”曰：“无盗。”樵曰：“予居长安，岁闻给事中校考，则曰：‘某人能督赋，先期而毕，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费。某人当道，能得往来达官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盗。’县令能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对，笑去。樵以为当世上位者，皆知求才为切。至如缓急补吏，则曰：“吾患无以共治”；膺命举贤，则曰：“吾患无以塞诏。”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继而思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全唐文》卷七九五）
这篇记何易于事，记录了何易于对上官的话，记录了何易于和属吏的对话，记录了孙樵与益昌民的对话。而皇甫湜记韩愈事，只作“抗声数责”、“词辩而锐”、“公乃约之”，究竟韩愈说了什么话，一句也没有记，违反史讲实录的要求。这篇记对事实作了具体记载，也胜过皇甫湜的记事不明白。孙樵又称“史家条叙人物，宜存警训”，这篇后面讲到何易于考评所以不高的话，带有感叹，归结到“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正符合他的“宜存警训”的要求。后来《新唐书》把何易于写入《循吏传》，正如孙樵所说。孙樵还写了《书褒城驿壁》，也符合宜存警训的要求，是传诵的文章。
就学习古文说，从学习传诵的名篇，到学习一家的集子，到学习一个流派在创作古文上的流变，这就看得比较广了。再进一步，就接触到一个时代的散文史的研究，再进一步就到历代散文史的研究了。这里本讲学习古文，从怎样学会阅读古文开始。学会阅读古文，可以通过阅读古书来学习古代的各种知识，不一定研究古文的写作和古文的艺术性，不过古人讲到学习古文的，总是跟古文的写作和探讨古文的艺术性结合，即总是从文学角度来讲的，所以这里也就在这方面做些介绍。
二 桐城派
清代的古文，最著名的有桐城派。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称：“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晋芳）、历城周编修（永年）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苞），今有刘先生（大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在乾隆末年，桐城姚鼐以写古文著名，他学习桐城方苞的古文，又向桐城刘大櫆受业。三人都是桐城人，又都以古文著名，又都对古文写作提出了一套理论，因此当时的程晋芳、周永年都对姚鼐称美桐城的文章，后来就称为桐城派。
1．方苞
方苞讲“义法”，他在《又书货殖传后》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文集》卷二）义即要有内容，法即要讲形式，两者像经线和纬线交织成布帛，组成文章。方苞讲义法，主张以义为主，法随义生。他《与孙以宁书》：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望溪文集》卷六）。
讲义法，具体到写人物，所记的事一定要跟人物的规模相称。像《史记》写《陆贾列传》，陆贾是办外交的，他出使到南粤，南粤王送给他许多财物。他怎样把财物分给他几个儿子，要儿子轮流供养他，都写了。因陆贾的事迹不多，从他给儿子分财物、要儿子供养里，可以看出他的为人，所以可以这样写。要是写萧何、曹参、张良，他们参预国家大事，要是把他们处理的事都记下来，那就太多，记不胜记，也不像传记了。
他在《书五代史安重海传后》说：
《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议论与叙事相间，盖四君子之传，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故于《伯夷传》叹天道之无知，于《孟荀传》见仁义之充塞，于《屈原传》感忠贤之蔽壅，而阴以寓己之悲愤，其他本纪、世家、列传有事迹可编者，未尝有是也。（《望溪文集》卷三）
他认为《伯夷》《孟荀》《屈原》等传主要是宣扬他们的道德节义，这是义。根据这个义，对这三篇传不能光编他们的事迹。光讲他们的事迹，他们的道德节义就隐而不显，所以在这三篇传里要发挥议论。这就是法随义转，根据义来确定法了。
方苞又认为义法对于古文辞的要求是“雅洁”，这是义。“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这是法。
方苞按照他对于义法的要求来作古文，他的古文，传诵的有《左忠毅公逸事》。左忠毅公，左光斗，谥忠毅，桐城人。明熹宗时，官佥都御史。熹宗昏庸，大权落入太监魏忠贤手里。忠贤勾结死党，陷害正人。光斗草奏劾忠贤三十二斩罪，忠贤诬陷光斗，逮捕下狱，用酷刑，死在狱里。这篇逸事是记史传中所不载的事。按照义法，要突出左光斗的为国爱惜人才以及受到酷刑后还念念不忘国事的精神，这是义，按照这个义来写是法。在爱惜人才上写：
先君子（指方苞父）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数人骑马跟着）出，微行（穿着平民衣服出来）入古寺。庑（廊屋）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貂裘）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一般考试，不是礼部试，因礼部试是弥封的，考生的名字封上，考官看不见的），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望溪文集》卷九）
接着写左光斗受酷刑后还念念不忘国事：
及左公下厂狱（由太监掌管的牢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这段描写，既突出了魏忠贤陷害左光斗的残酷，更突出了左光斗考虑国事，为国保护人才的精神，写得极为生动感人，是符合他的义法说的；在文辞上，也符合他讲究雅洁的要求。雅洁属于文辞的风格，方苞提倡雅洁。姚鼐把各种风格概括为阳刚阴柔两大类，方苞这篇《左忠毅公逸事》。照方苞的说法，文辞是雅洁的；照姚鼐的说法，属于阳刚之美，即风格是刚健的。
2．刘大櫆
刘大櫆是桐城人，他到北京，把他写的文章送给方苞，请他指教。方苞非常推重，极力赞扬，因此著名。后来姚鼐向他学习。方苞讲义法，也因清朝提倡程朱理学，他提出义法的义，即要求文章的思想性合于程朱所提倡的理学，适应清朝提倡程朱理学的要求。刘大櫆讲古文，不重在道理，重在古文的艺术性。他在《论文偶记》里说：“故义理、书、卷、经济者，行文之实；若行文自另是一事。”他把义理看作作文的材料，他重在讲作古文的艺术性，已见上“古文的艺术性”节。刘大櫆讲风格，与方苞讲“雅洁”不同。他在《论文偶记》里说：“文章品藻最贵者，曰雅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太史公雄过昌黎，而逸处更多于雄处，所以为至。”
刘大櫆的古文也有按他的理论写的，如《马湘灵诗集序》：
忆昔与湘灵同在京师，一日，日已晡，湘灵过余旅舍，余出酒肴共酌。时余兄奉之亦在坐。湘灵被酒，意气勃然，因遍刺当时达官无所避。余惊怖其言。湘灵慷慨曰：“子以我为俗子乎？”余谢不敏。湘灵命酒，连举十余觞，大醉欢呼，发上指冠，已复悲歌出涕。余见湘灵言之哀，亦泣涕纵横不自禁。湘灵乃谓余兄曰：“彼乃同心者。”因出其平生歌诗示余。余读之，风翻云涌。而喉间气郁不得舒。于是相对黯然，罢酒别去。
忽忽二十年，则闻湘灵已老病，不复能远游，或扁舟自放于九龙、三泖之间。间则归里，与缙绅之去位而里居者连为吟社，寻山钓水而已。嗟乎！以湘灵之才与其志，使其居于庙朝（宗庙朝廷），正言謇谔（正直），岂与夫世之此倡而彼应者同乎哉！奈何窘蹶浮沉，抱不能一施，遂为山泽之癯以老也。（《海峰文集》）
刘大櫆称赞司马迁的文章，“逸处更多于雄处”。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称：“诗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文章，如《史记》中所写的列传，其中就有写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把人家的郁结的胸怀写出，这种郁结引起司马迁的同感，写得悲愤激昂，这就形成雄健的风格；在“述往事”中极为生动形象，就有可能构成俊逸的风格。刘大櫆这篇也是这样，他在第一段写“余弃于时，而湘灵亦屡试不举，为同遇”。当时的士子，只有应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后才有官做，要是屡次考不取，就不免困顿。湘灵是有才能的，却困于科举，所以“意有所郁结”，大櫆也有同感，所以文章写出湘灵的悲愤郁结，写出湘灵的神态风貌，如写“湘灵被酒，意气勃然，因遍刺当时达官无所避。余惊怖其言”。余也是意有所郁结，对湘灵的愤激是深有同感的，但听了湘灵“遍刺当时达官无所避”，感到惊怖，这一句写出湘灵的言论是极为大胆锋利的。类似这样写出湘灵为人的特色，当即所谓逸。湘灵慷慨曰：“子以我为俗子乎？”这一笔，也是所谓逸，显示湘灵看重大櫆，看到大櫆的惊怖，所以说了这句宽解大櫆的话，是不是把他当作俗子的胡言乱语，一句话中有这样的含意。这篇里写湘灵的悲愤，如“意气勃然”、“大醉欢呼”、“悲歌出涕”，余“亦涕泣纵横不自禁”，类似这部分写出郁结悲愤的神情的，都属风格的雄处。就姚鼐的讲法，这篇有阳刚之美，属于刚健的风格。
3．姚鼐
方苞讲义法，重在理；刘大櫆讲作文之能事重在才能；姚鼐生在考证学极盛时期，提倡学力，把才能和学力结合起来谈。他《与陈石士书》说：“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启，必不能尽其神妙；然人辍其力，则天亦何自而启之哉！”（《惜抱轩尺牍》卷五）天启指天才说，实即写作的才能，力指学力，主张通过学力来取得写作的才能，认为写作的才能要靠学力来培养，不靠学力，才能也培养不出来，这是就才与学结合说。他在《与张阮林》里又谈到才与法的关系：
文章之事能运其法者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不能见古人纵横变化中所以为严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见之矣，而操笔而使吾手与吾所见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惜抱轩尺牍》卷三）
方苞讲义法，以义为主，是法随义转的。刘大櫆讲神气，以神为主，是气随神转的。姚鼐在这里讲才和法，才就是刘大櫆讲的文章的能事，从刘来；法就是义法的法，从方来。写作以文章能事为主，即以才为主，法随才转。法有一定之法与无定之法，究竟用定法或无定法，究竟照一般写法，还是纵横变化，由才来决定，即法随才转。法为才服务，所以说法是“所以达吾才也”。才要靠学，所以要“思之深功之至”，方能够纵横变化，来显示他的才。这是才与学、才与法的关系，说明姚鼐讲的，是方与刘的结合。
方苞讲义，刘大櫆讲气，姚鼐又把两者结合，讲意与气。意即义，气即刘讲气随神转的气。他《答翁学士书》说：
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而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意与气相御而为辞，然后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反复进退之态，采色之华。故声色之美因乎意与气而时变者也，是安得有定法哉！（《惜抱轩文集》卷六）
这里他提出意与气，意指文章的思想，即方苞所说的义，也即理。气指语言的生气，也即指文章的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这是刘大櫆提出来的。这样讲意与气合，也是方、刘两家学说的结合。意与气跟学和才也是结合的，学跟意有关，命意的是否正确是同学识有关的。气指文章的声音节奏，声音节奏的高下抗坠跟作者所表达情意有关，这是属于才分的事。这样，姚鼐讲的才与学合，才与法合，意与气合，是方苞与刘大櫆两家理论的结合。方苞讲风格，只注意文辞的雅洁。刘大櫆讲风格提出文贵奇、贵高、贵大、贵远、贵简、贵疏等，又推重雄与逸（见《论文偶记》）。姚鼐作了高度概括，归纳为阳刚、阴柔（见《复鲁絜非书》）。姚鼐的古文，是贯彻他的文论之作。
再看姚鼐的古文，比较传诵的《登泰山记》：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二十八日），与知府朱孝纯子颖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二十九日底）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赌具，当指骰子）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白青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唐高宗年号，656—661）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惜抱轩文集》卷十四）
这里把这篇全文引入，因为要用来说明姚鼐这篇古文是贯彻他的文论的，所以这样做。倘只引其中最精彩的段落，不能说明他的文论主张。他的文论提出学与才合、才与法合、意与气合。先看学与才合。写登泰山，只写上山所见景物，也可以写得生动形象，但显不出学问来。他这篇记，先记泰山南面有汶水，山北有济水，泰山南面山谷中的水都流入汶水，北面山谷中的水都流入济水，在南北的分界处有古长城。再讲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即郦道元《水经注》里所说的环水。东谷古谓之天门溪水。这些，一般登泰山的人所不注意的，不知道的，他都写出了，这就需要学问。像引郦道元讲的，那就要有《水经注》中的有关知识。当时考证学风极盛，他提出才与学合，正受考证学风的影响，所以他又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说法。那末怎么学与才合呢？他在《述庵文抄序》里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怎样不善用之呢？“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惜抱轩文集》卷四）。即在文中把考证的知识都写上，像把《水经注》中的原文都引入，再加考证那就变成了考证，不像游记文了。本篇把有关知识写进文中，没有繁琐考证，文辞还是雅洁的，这就是才，因此本篇可以作为他主张才与学合的例证。
写游记，写明日期、地点，经过的道路，游历的所见所闻的感受，这是一般的写法，所谓定法。本篇也是这样写的，这是有定法。可是本篇里先写泰山的南面北面有什么水，泰山的阳谷阴谷的水往哪里流，又引《水经注》的环水，又写他所没有经过的古所谓天门溪水，这就超出于一般写法，属于无定法了。结合定法与无定法来写，写得学与才合，这就是才，所以这篇又可以作为才与法合的例证。写登泰山，重点放在观日出，其次写泰山上的其他景物，再其次写泰山上较有特色的东西，这就是所谓意。本篇正是这样，重点写观泰山日出，写得非常精彩，成为这篇最动人、最形象生动的部分，写出了日出前后各种色彩的变化；再写风、写雪、写云、再重点写日，写西面的山峰，把日出前后的背景都写出了。再用比喻，如“白若樗蒱”、“如丹”，这是最用力写的。其次写登山后所见景物，“如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里用了两个明喻，即“如画”、“若带”两个隐喻，“负雪”即如负，“明烛”即如烛照。一连用了四个比喻，这即是博喻。再其次写泰山上较有特色的东西，如末段所写的，仿照《山海经》的写法又有不同。写登泰山，一定要突出泰山上最美好的景物，使读者如身入其境，这是意。所写的文辞又有“声音节奏高下抗坠之度”、“采色之华”，这是气，所以本篇又是意与气合的例证。
写登泰山的，后汉有马第伯《封禅仪记》，写登山之险，如：“仰视天门，窔辽（幽深高远）如从穴中视天。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挟，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捏石扪天之难也。”写得惊心动魄，这属于阳刚之美。姚鼐的《登泰山记》，没有这种惊险的描绘。难登处，只作“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而雪与人膝齐”，写得平易。总的看来，姚鼐的文章具有阴柔之美。方、刘、姚三家同属桐城派，方重义、刘重才、姚是义与才并重，三家各有所重，这是三家的差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