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风格”，是就一家的古文说的。“融会贯通”，是指通贯各家古文的写法说的，想用柳宗元的谈古文写作经验为例。
一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谈到过这一点：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lǎng朗，状光耀）、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集》卷三四）
柳宗元在这里首先提出“文者以明道”的主张，写文章不是追求文采，不是追求音节之美，是用来明道的。他年轻时，“以辞为工”，即追求文采，追求音节之美，即学习魏晋六朝骈文，魏晋六朝骈文是追求文采、追求音节之美的。他后来长大了，知道文以明道，抛弃了学骈文，学做古文，即散文，但他是用过学骈文的功夫的，因此他的融会贯通里面，也把讲究文采的音节之美融化在内。清代刘开在《与阮芸台（元）宫保论文书》里讲到这点，说：“自屈原、宋玉工于言辞，庄辛之说楚王，李斯之谏逐客，皆祖其瑰丽，及相如、子云（司马相如、扬雄）为之，则玉色而金声；枚乘、邹阳为之，则情深而文明。由汉以来，莫之或废。韩退之（愈）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锽石，以穷极声色。柳子厚（宗元）亦知此意，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这里指出屈原、宋玉的文章“瑰丽”，司马相如、扬雄的文章“玉色而金声”，即既有文彩又有声律之美。柳宗元的文章“善于造练，增益辞采，而但不能割爱”，即他也吸收了讲究文采和音律之美，在文章里还可以看得出来，即他的文章也吸收了屈原、宋玉以来讲究文采和音律之美的长处，还保留在散文里，所以称为“不能割爱”。
柳宗元长大后，认识到文以明道。那他怎样来使文以明道呢？他在那封信里作了说明：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吾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
在这里，柳宗元要用文章来说明道，因此他在写文章时，要讲究各种态度，能够有利于把道说明白，还要讲究各种方法，使文章能够接近他要说明的道。从讲究态度到方法，他从四方面来说明：一是从态度方面来说，写文章时用什么态度合适，二是从技巧方面讲，三是从根据什么讲，四是从参考什么讲。讲这些，都是为了使所写的文章能够接近道和说明道。
先就态度说，不敢掉以轻心，怕文章浮滑而不确切；不敢懈怠，怕文章松散而不谨严；不敢昏沉，怕文章昏暗杂乱；不敢骄傲，怕心气高傲而不切实。这里说明写文章时要注意防止以上这些不正确的态度，这些态度会妨碍恰好地用文来明道。这里正像《孟子·公孙丑上》讲的《知言》：“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即片面的言辞我知道它所受的蒙蔽，过头的言辞我知道它失足的所在，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它在哪里离开正道，躲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之所在。这四种毛病，跟写作的态度有关。因为掉以轻心，出以懈怠，加以昏沉，加以骄傲，就可能对道看得不全面，造成诐辞；看得过头，造成淫辞；看得不正确，造成邪辞；明知不对，因为骄傲，不肯认错，造成遁辞，这四种辞都不合于道。要文以明道，就要纠正这四种辞的缺失，就要注意写作时的态度。这样，把儒家讲正确认识道的端正态度也概括进去了。
态度端正了，还要讲究方法。有的道比较深奥，不深入进去说不明白，“抑之欲其奥”，抑制自己的粗心浮气，使思想能层层深入，接触到道的深奥处，才能加以说明。有的道比较隐蔽，“扬之欲其明”，要发扬它的意义使它明显，才能加以说明。有的道受到阻塞，“疏之欲其通”，要加以疏导使它通畅，经过疏导才可加以说明。有的道有节度，要一节一节来加以分析，“廉之欲其节”，要用严正的文辞来显示它的节度。廉指方正，即严正的意思。有的道清澄无滓，要“激而发之欲其清”，激是“激浊扬清”，即阻遏水势，使水中的泥沙下沉，使水清澄，要使文章像使水清澄那样来加以说明。有的道比较有分量，“固而存之欲其重”，要使文辞坚实来显示它的分量。这是用各种方法来使文辞能恰好地说明道。这里也接触到修辞的风格问题，像明显、深奥、通畅、清澄、坚实，都属于风格。这里又把各种修辞手法融会进去了。
用文辞来明道，还有取于作为典范的著作。“本之《书》以求其质”，根据《尚书》来求它的质朴，《尚书》保存着最古的历史文献，文辞朴素，所以从中求它的质朴。“本之《诗》以求其恒”，《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是抒情诗，具有永恒的感染力，所以从它求得永恒的感染力。“本之《礼》以求其宜”，上面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和”，即指恰到好处，所以根据《礼》来求它的合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春秋》是用褒贬的字来表示对事物是非的判断，所以根据《春秋》来求得对事物作出判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易经》是探求事物的变化的，所以根据《易经》来探讨事物的变化。这是对于《六经》说的，对经书表示尊重，所以称“本之”。
西汉帛书《周易》片断
“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范宁《春秋穀梁传序》称“《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杨士勋疏：“清而婉者，辞清义通。”厉其气，犹言锻炼文气，使简练而通畅。“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孟子》文章纵横博辩，《荀子》文章多用比喻，立论畅达。所以要参照《孟子》《荀子》的文章使枝条畅茂。“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庄子》的文章多用寓言，想象丰富，极为恣肆。参照《庄子》使文辞恣肆成为无端涯之辞。这里提到《老子》，只是陪衬作用。“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国语》的文章富有奇趣，参照《国语》，使文辞富有奇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离骚》的文章内容幽深、感情幽愤，参照《离骚》，使文辞内容幽深。“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史记》叙事精练，参照《史记》，使文辞简洁。这样，柳宗元的读书，着重在各种书在文辞创作上的特色，偏重在风格或艺术性上。如质朴、贴切、刚健、畅达、纵恣、幽深、简洁，都属于风格或近于风格；又如永恒的感染力、变动、趣味，也和艺术性有关。那末柳宗元通过“学古人说话声响”，来体会到文辞的各种风格和各种艺术性了。
这样，从写作古文的融会贯通来说，目的是在文以明道，就写作的态度说，把孟子的“知言”说融会进去了；就写作方法说，把各种写法和修辞手法融会进去了；就有所根据说，把不同内容的作为文章规范的儒家经书的写法融会进去了；就参考说，把文、史、哲三方面的重要著作的写法融会进去了；再加上开头讲的把文采和音节之美也融会进去了。这样可以说做到了融会贯通吧。
二
柳宗元在古文的创作上，又怎样贯彻他融会贯通的主张呢？是不是先看他的《愚溪诗序》：“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彻，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柳宗元集》卷二四）他称愚溪的水，“善鉴万类”，靠的是“清莹秀彻”。他写山水记，也是“善鉴万类”，他的山水记也是“清莹秀彻，锵鸣金石”。“善鉴万类”，也就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像他写的《小石潭记》，写潭石的各种形态；又像写“日光下彻，影布石上”（《柳宗元集》卷二九）的鱼影画；写“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的小溪的溪水；写鱼的“空游”和各种活动，这些写具体形象的正是“漱涤万物”，写各种情态的正是“牢笼百态”。这一切都要靠认真细致地观察，这就跟上文讲写作的态度结合。要是掉以轻心，易以怠心，出以昏气，作以矜气，这一切都会视而不见，也就不可能抓住它们的形象和百态加以描绘。再像《袁家渴记》补注：“东坡曰：子厚记云：‘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子厚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苏轼赞为入妙的句子，就是他吸收骈文辞采音节的句子。
再像《封建论》，要反对分封制，赞美郡县制，在当时，认为分封制是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所实行的；郡县制是秦始皇所创制的，实行郡县制，秦二世而亡。所以要反对分封制、赞美郡县制在当时是很有窒碍的，这个道理比较深奥不易说明。柳宗元从分封制怎样建立论起，层层深入，指出它的缺点，这就是“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指出郡县制的种种好处，说明秦二世而亡，由于“人（民）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柳宗元集》卷三）。这正是“疏之欲其通”。他在讲郡县制的优点时，讲到秦的二世而亡，指出“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讲到汉的七国之乱，指出“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讲到唐朝的藩镇叛乱，指出“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用来说明郡县制的优点，这样分秦、汉、唐三个朝代来说，分成“叛人（民）”、“叛国”、“叛将”来说，正是“廉之欲其节”。再归结到郡县制的好处，对于守宰，“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这正是“激而扬之欲其清”，从这里看来，他对于“抑之”、“扬之”、“疏之”、“廉之”、“激而扬之”各种写法，皆融会贯通了。
再看《封建论》，称：“周有天下，列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郡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这不正是“本之《书》以求其质”吗？叙述得比较质直。“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这不正是“本之《易》以求其动”吗？写出了政治上的变化。又说：“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这不正是“本之《春秋》以求其断”而作出的判断吗？又讲到汉朝“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这不正是根据制度来说明郡县制的合理，相当于“本之《礼》以求其宜”吗？接着说“继汉而帝者，虽万代可知也”，这不正是说明郡县制可以长久保存下去，相当于“本之《诗》以求其恒”吗？这样，他不是把典范著作的各种写作要求融化到他的古文中了吗？
柳宗元《论语辩》：“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柳宗元集》卷四）这样简练地作出判断，正像《穀梁传》解释《春秋》，文辞简练，这不正是“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吗？柳宗元《桐叶封弟辩》：“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柳宗元集》卷四）这里展开反复辩论，有像《孟子》《荀子》的辩论，不正是“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吗？
柳宗元《天说》：“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柳宗元集》卷十六）按这篇文章前面引韩愈论天，用果蓏、痈痔、草木来比，认为虫蛀果蓏、痈痔伤害人的血气、蝎子蛀树木，好比人的垦原田、伐山林、凿井，所以人是破坏元气阴阳的，天应该处罚人。柳宗元指出天、元气、阴阳是无知的，不会赏罚人的。人的功或祸都是人自己造成的，不是天的赏罚。这里“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等说法，跟《老子》《庄子》的论点相似，不正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吗？又《愚溪对》：“今汝独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虽欲革其名不可得矣。”这样来说取名愚溪的原因，不正有些“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吗？他的《惩咎赋》：“御长辕之无桡兮，行九折之峨峨。却惊棹以横江兮，沂凌天之腾波。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写得像《离骚》，这不正是“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吗？他的《段太尉逸事状》：“晞（郭子仪子郭晞为行营节度使）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段秀实，做都虞候）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叙事极精练，写人物极突出，不正是“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吗？
柳宗元的散文，目的是要明道，他看到道有的是比较深奥的，有的是一般人不明白的，有的是人们有误解的等。他要明道，先要端正态度去认识道，这就要去掉轻心、怠气、昏气、骄气，吸取了前人正确地认识道的经验。对道有了认识，又要采取说明道的方法，针对人们对道认识上的种种妨碍和缺点，纠正了孟子说的诐辞、淫辞、邪辞、遁辞的毛病，采用古人明道的各种方法，有所谓“抑之”、“扬之”、“疏之”、“廉之”、“激而发之”、“固而存之”，使人们都能够接受我所明的道。再要根据典范著作对不同题材的不同写法来写，参照前人有关文学、哲学、史学著作的成功的写作范例来写，这样“旁推交通”，实际上就是融会贯通前人在写作上的成功经验来写作，来取得古文写作上的成就。
柳宗元这样融会贯通来从事写作，所以他的古文确有韩愈所没有达到的地方。如《封建论》，对分封制和郡县制的评论，确实做了史的考察，层层深入，作出了不可动摇的结论。苏轼在《志林》里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样赞美，是完全正确的。再像他的“永州八记”，像他说的“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写出了永州山水的特色和各种情态，加上情景交融，通过景物来反映他的情思，给山水记开创了一种新的写法，这也是很突出的。光就这两点说，跟他吸取前人观察和写作的各种经验，融会贯通来从事写作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