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谈“比较”，主要就古文选本中的文章，从它们在命意、题材、结构等方面有相类似而可以比较的，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指出其中的得失，对我们鉴赏古文作初步的尝试。再进一步，是不是去读专集。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里讲到文章的风格，分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风格。同一作家写的作品，由于题材的不同，作家处境的不同，心情的不同，作家早期作品和晚年作品的不同， 可能具有不同的风格，这即属于作品的风格。一位成熟的作家，又有他自己的作家风格。一家风格即读一家的专集，看这位古文家的作品风格和作家风格。这里试以韩愈、欧阳修、苏轼为例分别作点介绍。
一 韩愈
先看韩愈文章的风格，《朱子语类》：“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中华书局，3303页）先看平易的，如《与孟东野书》：
与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悬悬于吾也。各以事牵，不可合并。其于人人，非足下之为见，而日与之处，足下知吾心乐否也。吾言之而听者谁欤？吾唱之而和者谁欤？言无听也，唱无和也，独行而无徒也，是非无所与同也，足下知吾心乐否也。（《韩昌黎集》卷十五）
韩愈像
这篇文章是写得平易的，文从字顺，无不达之意，风格是自然流畅的。
韩愈的文章有奇险的，如《南海神庙碑》：
省牲之夕，载旸载阴。将事之夜，天地开除，月星明穊。……海之百灵秘怪，慌惚毕出，蜿蜿虵虵，来享饮食。（《韩昌黎集》卷三一）
按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引刘大櫆曰：“此以所得于相如、子云者为之，故叙祠祀而《上林》《甘泉》之体，奔赴腕下，富丽雄奇。”这篇的风格摹仿司马相如、扬雄，所谓奇丽，与上一篇不同。
再像《送董邵南序》，马通伯校注：“刘大櫆曰：‘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及《送王含序》，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这篇的正意不直接说出，婉转地透露。董邵南应进士考试，屡次不得志，不能做官，便要到河北去投藩镇，所以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先说他去一定有合的，肯定他去。再加申说：“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说明他此去有合的理由，归到“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接下来一转，从“古”转到“今”，“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这一转，怕今与古不同，合不合就不一定了，再回到赠序，所以说姑且让你去试一下。这一转，就从“有合”转到不一定合了。“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乐毅）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这里提出“因子有所感”，因你的去而有所感，这个感是呼应上文，上文提到“古”“今”可能有所变化，因此提出吊乐毅墓，是吊古，“观于其市”是观今，倘再有像古代的屠狗者，指荆轲的朋友，指有才而不遇者，要劝那种人到朝廷来做官，那末不满意董邵南去河北投藩镇的意思就透露出来了。这篇序就通过转折和比喻，来透露正意，是含蓄的。按韩愈的文章，一般是雄奇的，这篇却是婉转的。
再像《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是矣。”以女与王氏。（《韩昌黎集》卷二八）
这篇里叙这件事，风格属于诙谐。这些都属于作品的风格。
韩愈作家的风格，正像苏洵讲的：“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嘉祐集》卷十一《上欧阳内翰书》）
这里苏洵以长江大河的浑灏流转，比喻韩愈文章的气势旺盛。韩愈《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气盛而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昌黎集》卷十六）所以用长江大河来比气盛。又称“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这是什么意思呢？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开合怪骇，驱涛涌云。”（《李文公集》卷十六）“驱涛涌云”即指韩愈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开合怪骇”，即指“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又孙樵《与王霖秀才书》，称韩愈《进学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读之如赤手捕长蛇，不施控骑生马”（《孙樵集》卷二）。这即有“万怪惶惑”的意思吧。又皇甫湜《韩文公墓铭》：“茹古涵今，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皇甫持正文集》卷六）。这里讲的“浑浑灏灏”，即指“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这里讲的“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当即指“鱼鼋蛟龙，万怪惶惑”。李汉《昌黎先生文集序》：“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风跃。”（《韩昌黎集》）这里也提到“蛟龙”。这样看来，说韩愈文章内容，有如“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可能是指：一像朱熹说的韩文有极险奇处；一像孙樵说的，韩文如《进学解》，内容卓越奇特说的。就《进学解》说，“抑遏蔽掩，不使自露”，即用并不奇险的文辞，来掩盖他奇特卓异的内容吧。试看韩愈的《毛颖（毛笔）传》：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蒙恬制毛笔，故称）南伐楚，次（驻扎）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夏《易》名）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指兔）。独取其髦，简牍是资，天下其同书。秦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毛），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束毛为笔）。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指笔管），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佛）、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市井货钱注记，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石，百二十斤，限定一天看完百二十斤重的文书，当时文书还用竹简木牍，较重），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陈旧而黑，指墨，唐时绛州贡墨）、弘农陶泓（陶器容水，指砚，唐时弘农贡砚）、会稽褚先生（楮皮制纸，指纸，唐时会稽贡纸）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试之，因免冠谢。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唯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孔子著《春秋》，到鲁哀公十四年春，叔孙子的车夫子商获麟而绝笔，不再写）。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兔毛），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韩昌黎集》卷三六）
这里对《毛颖传》引得较多，因为柳宗元有《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称：
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柳宗元集》卷二一）
柳宗元认为“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俳即戏谑，即为毛笔作传，是以文为戏。柳宗元也称“信韩子之怪于文也”，因为它像“捕龙蛇，搏虎豹”。这篇文章，从文辞看，没有什么险奇的。那末所谓“捕龙蛇，搏虎豹”，表现在哪里呢？柳宗元指出“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指出毛笔的功用。在这篇里讲的这方面的话，一般人没有想到的，显得突出，这可能就是指“捕龙蛇，搏虎豹”吧。那末所谓“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当也指内容的卓越奇特说的。《毛颖传》的另一个意义，即对“秦真少恩哉！”的感叹，所谓“以发其郁积”，即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说的，“诗三百篇，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篇也有发愤感叹的话，所以值得称美。
韩愈《答刘正夫书》说：“足下家中百物皆赖而用也，然其所珍爱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于文，岂异于是乎？”（《韩昌黎集》卷十八）那末所谓“鱼鼋蛟龙，万怪惶惑”，大概指“非常物”说的，即指文中的特殊的命意或观点，不同于常人之见，故使常人惶惑。又说“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指这种非常的命意或观点，在文中出于自然，使人不感到突出。这是韩愈古文的一家风格。韩愈的《原道》和《进学解》正体现了他的一家风格。换言之，韩愈文章的作家风格是刚健奇特的。
韩愈的《原道》，是批判道教和佛教的。他多用排比句法，使气势旺盛，像长江大河的奔腾。比如说：“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加道和释）；古之教者处其一（儒），今之教者处其三（加道和释）；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韩昌黎集》卷十一）这里用了“古之”、“今之”的排比句，用了“农之家一”、“工之家一”、“贾之家一”的排比句，再用“奈之何”的感叹句来作结。再像讲到古之圣人，教民以相生相养之道，说：“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在这里用了十七个“为之”，其中“寒然后为之衣”三句是一种排比句式，“为之工”以下八句是另一种排比句式，“相欺也”两句又是另一种排比句式；“害至”两句又是一种样式。多用排比句来加强气势，运用各种变化来显示错综之美。这正像长江大河的水，总的看来是奔流的，其中又有激湍漩涡种种变化。
在运用排比句中，又显出“万怪惶惑”来。严复在《辟韩》里引了《原道》的十七个“为之”句后，又引了《原道》里说的“如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然后驳斥道：“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必皆有羽毛、鳞介而后可，必皆有爪牙而后可。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其生，未及其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土木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久矣，又乌能为之礼乐刑政，以为他人防备患害也哉？”（《严复诗文抄》）严复的驳斥，从中使我们看到韩愈这段话里含有怪异的思想，即圣人跟常人不一样，无羽毛、鳞介而可以居寒热，无爪牙而可以争食，正如严复说的，“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这种奇异的看法，其实是符合实际的，即人的祖先原先是野人，与后来的人不同。又说圣人“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即认为发明衣的、食的都是圣人，这正是《礼记·乐记》里“作者之谓圣”的意思，不过《乐记》里的“作者之谓圣”是指制礼作乐说的，不指发明衣和食说的。韩愈把一切发明者都称为圣人，这也是一种突出的看法。这些特殊的看法，不正是所谓“万怪惶惑”吗？这种特殊的看法，又讲得很自然，不正是所谓“抑遏蔽掩”吗？
再就《进学解》的文辞看，也是多用排比句，像“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是排比句。再像“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是排比句。再像下文的“夫大木为杗（梁）……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也是排比句。这样多用排比句，来加强气势，使文如长江大河的奔腾，这就是韩愈文章的特点。
韩愈的《原道》像长江大河的奔腾，笔力刚健，代表韩愈文章的作家风格。但韩愈文章的不同题材的不同作品又有不同的作品风格，即在总的刚健风格里，还有不同变化。像《对禹问》，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称：“姚范曰：‘坚峭劲肃。’刘大櫆曰：‘议论高奇，而笔力劲健曲屈，足达其意。’”这里指出《对禹问》像山峰的“坚峭劲肃”，跟《原道》的像江河奔腾不同。但总的刚健风格是一致的，在刚健中，又有如江河奔腾或山峰劲峭的不同。
《对禹问》：“或问曰：‘尧舜传诸贤，禹传诸子，信乎？’曰：‘然。’‘然则禹之贤不及于尧与舜也欤？’曰：‘不然。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利民也深。’”（《韩昌黎集》卷十一）这里对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所以称为“坚峭劲肃”。但总的风格还是刚健的。做出了这个判断后，再问：“然则尧舜何以不忧后世？”答：“尧以传舜为忧后世，禹以传子为虑后世。”再问：“传之子而当不淑，则奈何？”“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这样又作了反复推论，作出解释。所以又说“笔力劲健曲屈”，即在刚健中又有立论曲折的特点。
再看韩愈的《获麟解》，《原道》是长篇议论文，《获麟解》是短篇说明文。文体不同。马通伯校注：“刘大櫆曰：‘尺水兴波，与江河比大，惟韩公能之。’”这是说，《获麟解》是短篇，也有江河奔腾的气势，保持了刚健的风格。如说：
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详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韩昌黎集》卷十二）
这里“咏于《诗》”三句是排比句，“不畜于家”两句也是排比句，“角者吾知其为牛”三句也是排比句，多用排比句显得有气势，所以有“尺水兴波”的比喻。但这篇说明文，因文体关系，又有它的特点，就是多转折。像开头提出“皆知其为祥也”，提出“知”和“祥”来；接下来转到“不可知则谓之不祥也亦宜”，即转到“不可知”和“不祥”；又转到“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即转到“知”和“祥”；又转到“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又转到“不祥”了。这样反复转折，实际是以麟自比，感叹无人了解自己。各种转折只是蓄势，经过蓄势，落到“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显得有力。这种转折，还是刚健的，即在刚健中又有多转折的特点。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是他的名篇，前面替许远辨诬的话说：
两家子弟材智下（主要指张巡子去疾上书朝廷，称“城陷而（许）远独生”，请追夺许远职），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睢阳食尽，远杀其奴以食战士），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患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计日）而知死处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韩昌黎集》卷十三）
这段为许远辨诬的议论，论断极为有力，正如长江大河的奔腾，具有雄直的风格，再像这篇里写道：
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耒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见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塔），矢著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段记事，写得悲壮慷慨，激动人心，风格是刚健的。再看上面指出韩愈文章的风格，有平易的，有险奇的，有婉转的，有诙谐的。这些文章的风格里有没有表现出韩愈作家的风格呢？看来还是一致的。平易的如上引《与孟东野书》，其中“吾言之”句与“吾唱之”句，“言无听也”四句，都是排比句，还是气势旺盛的。就内容说，对于“人人”，言之无听，唱之无和，独行无徒，这种思想跟一般人不同，也显得奇特，是符合韩愈作家的风格的。至于《南海神庙碑》，刘大櫆称为“富丽雄奇”，还是保留韩愈作家风格的刚健奇特的。就是《送董邵南序》，就它的用意讲，不直说，婉转透露，是柔婉的，就文体辞，一开头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一直到“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气贯注，风格还是刚健的。即就《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写骗婚一段，有类小说。但就全篇看，开头作：“君讳适，姓王氏，好读书，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举选。”以下叙他怀奇负气的经历，风格还是刚健的。
二 欧阳修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说：
……执事（指欧阳修）之文，纡余悉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嘉祐集》卷十一）
欧阳修像
这里苏洵讲欧阳修的文章风格：一是委婉曲折，二是条达疏畅，三是容与闲易。这既是文章的风格问题，也是写文章时的态度问题，试举一例。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宰相吕夷简在用人施政上有许多不公正处，范仲淹对他提了不少意见，被贬知饶州，余靖、尹洙上章论救，都被贬官。而身居谏职的高若讷却阿谀宰相，不进谏。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
……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但闻今宋舍人兄弟（宋庠、宋祁）与叶道卿（清臣）、郑天休（戬）数人者，以文学有大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洙）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
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余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仲淹）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余靖）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辩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
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耶？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耶？望之与章果不贤耶？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耶？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以来，迭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臣，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这封信可以用来说明欧阳修文章的风格特点，即委婉曲折，条达疏畅，容与闲易，所以近乎全部引入。这篇先讲自己对高若讷为人的认识，开始因为他没什么可称道，怀疑他不是贤人；接着听朋友说他是贤人，但因为他做了谏官，却没进谏，所以还在怀疑。接着听他议论正确，怀疑他是贤人。从怀疑他是不贤，到怀疑他是贤，写出对他为人的认识转变，是委婉曲折的。
再就范仲淹给宰相提意见被罢官一事说，范仲淹是对的，宰相是错的。宰相排斥贤人，作为谏官，他的责任就该明辨是非，向朝廷进谏。可是他不但不进谏，反而阿谀宰相，极力反对范仲淹的所作所为，欧阳修认为“是可怪也”。但没有直接对他提出批评，却研究他为什么这样做，认为他家有老母，怕一进谏也会贬官出外，连累老母；为了保官位，惧饥寒，顾利禄，不敢说话，那还可以谅解。现在不这样，毫无愧畏地起来诽谤范仲淹，说应该罢斥，用来掩饰他不谏的过错，那就不可谅解了。从他的为了保官位而不谏，转到诽谤贤人，这样的推测是婉转曲折的。不仅这样，再作进一步论述。照他说，范仲淹是不贤的，那末范仲淹几次升官时，应该进谏，说明他的不贤，不该进升。倘范仲淹是对的，那末宰相罢斥正人，他是谏官，应当进谏。不论认为范仲淹是不贤或是贤，他都不对。这里见出推论的深入。再引历史上的事来作比，推论今人和后人。历史上的贤人被害，后人自有公论。那他的阿附宰相，诽谤范仲淹，不但不能欺骗后人，还不能欺骗今人。
再进一步，指出御史台衙门出榜，百官不得越职言事。那末对范仲淹的罢斥，只有谏官可以进谏了。他身为谏官而不谏，又不辞职，面对余靖、尹洙因进言被罢斥，他还在诽谤范仲淹而不以为耻，真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欧阳修这样来指斥高若讷，说明已极愤激，但还是从一层层推论中得出这个结论，就一层层推论说是条达疏畅的；就内心极度愤激而说话还是从推论中来，像平心静气在讲道理，所以是从容闲易的。最后归结到《春秋》责备贤者，还对他抱一点希望，希望他改正错误，起来进谏，倘他坚持错误，那他可以把这封信揭发，来罢斥我。最后的话，还是婉转的，但自己甘心被斥，立场又是坚定的。欧阳修写了这封信，就被贬官为夷陵令，他写《与尹师鲁书》说：
……修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又闻夷陵有米面鱼如京洛，又有梨栗桔柚大笋茶荈，皆可饮食，益相喜贺。昨日因参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其余皆如昔时。
师鲁简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盖惧责人太深以取直尔。今而思之，自决不复疑也。然师鲁又云“暗于朋友”，此是未知修心。当与高书时，盖以知其非君子，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为何足惊骇？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师鲁又云“非忘亲”，此又非也。得罪虽死，不为忘亲，此事须相见，可尽其说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惧，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门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又有深相赏叹者，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旁，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无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骇也。然吾辈亦自当绝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闲僻处，日知进道而已，此事不须言。然师鲁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处之如何，故略道也。……
又尝与安道（余靖）言：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观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师鲁察修此语，则处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贬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为大，不为小。故师鲁相别，自言益慎职，无饮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语。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饮酒。到县后勤官，以惩洛中时懒慢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六七）
这封写给尹洙的信，信里读到怎样对待这次贬官的态度问题，即信里说的“师鲁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处之如何”，即尹洙认为欧阳修怀疑自己写信给高若讷这事做错了，因此发生怎样对待这次贬官的态度问题。假使认为自己做错了，对于这次贬官，就要自怨自悔，就要悔恨自己不该站在范仲淹一边，就要为了保持官位去阿附吕夷简了，这就发生了立场问题，所以要写这封信来辨明。先辨明没有自疑。自疑什么？疑“责人太深以取直”，再想，决没有，责备高若讷是对的，不过分。尹洙认为“暗于朋友”，即不认识人，欧阳修认为也不是，他早已知道高若讷不是君子，所以愤极而切责之。写到这里，话已说完了，但接触到对待这次的贬官，又转到外人认为罪出不测相吊，即老婢也惊怪，认为不该写信给高若讷。他因此辨明“此事古人日日有”，即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又转到有人认为这样说了话而贬官，是“忘亲”，即使母亲连累到贬所。尹洙替欧阳修辩护，说不是“忘亲”，他更指出，他说的话是正确的，因此得罪，“得罪虽死，不为忘亲”，这又转到言事得罪和“忘亲”的关系了。接下来又转，转到“又有深相赏叹者”，认为他言事得罪，为了正义而言事，不怕罢官，非常叹赏。他认为“亦是不惯见事人也”。他认为为了正义而言事，这是应当的，即使因此牺牲也是应当的，不必叹赏。话又转了，转到史册为什么要记下这类事，因为要警醒后世愚懦者使他们知道该说的话就应当说，不得避祸而不说。话到这里好像已经说完了，但就我们自处的态度说，话又转了，转到“吾辈亦自当绝口不可及前事也”，我们绝口不谈这事，避免自以为正义而贬官，自我标榜。话到这里又转了，转到有的名人，论事慷慨不怕死，到贬官后又忧愁怨恨，韩愈就是这样，要引以为戒。话又转了，转到有人贬官后，“傲逸狂醉”，自以为了不起，也要引以为戒，所以贬官后，要谨慎职守，不饮酒，更勤官。在这封信里，说的话，一转再转三转四转，真是“纡余委备，往复百折”了。
再看他的表达情思，指出“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为不合，以老婢惊怪交口议之为不合，又以深相赏叹者为不合，要说明这些都不合的理由，要纠正五六十年来，世间相师成风的错误看法，说明极明白晓畅使人信服，这里显出欧阳修文章的条达疏畅来，这跟他把事理看得明白，又善于表达是分不开的。欧阳修从小受到母亲的教导，所以他的为人正直，是从母教来的。因此他的言事贬官，是得到母亲的赞许的。所以他贬官到夷陵去，坐船经历江湖的风浪，“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一点没有怨恨忧惧。又说夷陵有美好食品，益相喜贺，好像不是贬官，这里反映了他的态度，文章的风格也显出容与闲易，即从容不迫，平易近人。欧阳修文章风格的特点，在这封信里都有了充分的表达。
欧阳修的文章，像《本论》《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在前面的“比较”里都已谈到过了，这里再谈谈《真州东园记》：
真为州（今江苏仪征县），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主管漕运的官，即把一地区粮食运往京都）之治所。龙图阁直学士施君正臣（昌言）、侍御史许君子春（元）之为使也，得监察御史里行马君仲途（遵）为其判官。三人者乐其相得之欢，而因其暇日，得之监军废营，以作东园，而日往游焉。
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园之广百亩，而流水横其前，清池浸其右，高台起其北。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敞其中以为清宴之堂，辟其后以为射宾之圃。芙蕖芰荷之的历（鲜明貌），幽兰白芷之芬芳，与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阴，此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屋脊）巨桷（椽子），水光日影，动摇而上下，其宽闲深静，可以答远响而生清风，此前日之晦冥风雨、鼪鼯鸟兽之嗥音也。吾于是（此）信有力焉。……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远近，嬉于水而逐鱼鸟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临之乐，览者各自得焉……（《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
欧阳修这篇记，和上面提到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三篇记的写法各不相同，这是值得探讨的。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相继罢去，他们推行的新政失败，欧阳修因上书谏争，被贬为滁州太守。他在《醉翁亭记》里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既称他意在山水，即在欣赏山水，怎么又说“寓之酒”呢？倘说借欣赏山水之美来下酒，那又怎么“饮少辄醉”，醉了就不能欣赏山水了。可见山水之乐还不能消愁，还要借酒来消愁。这点意思含蓄不露，说明《醉翁亭记》是写得含蓄的。又多用“也”字煞尾，有它的特色。《丰乐亭记》也是贬官滁州后写的，那是赞美宋朝的平定割据，完成统一，使民得到丰乐，心情又不同。这两篇记写景物都极为简约，用意各不相同。这篇记在写景物和用意上又有不同。
《醉翁亭记》《丰乐亭记》都写了自己往游的经历，《真州东园记》是他没有到东园，只听许元拿了东园图来，听他所讲的话来写的。他讲了东园的各种景物，所以写的景物多于前两记。又就“废营”改建为“东园”，把东园的美好景物，跟未建以前的“废园”作对比，写出今盛昔废的情景，成了这篇记的特色。这篇记里写的景物，如“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之舟”。这样把景物历举来写，把它们突出来，是本篇的一个特点。后文说：
真，天下之冲也，四方之宾客往来者，吾与之共乐于此，岂独私吾三个者哉，然而池台日益以新，草树日益以茂，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而吾三人者有时而皆去也，岂不眷眷于是哉！
这里写出“东园”是供四方之士共同游乐的，他们三人“有时而皆去”，去后的东园，只能靠来游乐的四方之士共同维护了。“池台日益以新，草树日益以茂”，在来游乐的四方之士共同维护下，才能这样，才能不再荒废。这点意思含蓄不露。因此，这篇里写景物是突出的，是用昔废今盛的对比手法写的，怎样使今盛而不再废这点意思是含蓄不露的。从这三篇记看，欧阳修写作是注意创新的，不是因袭的。在上面的“六观”里讲到历代作品的通变，各代名作都注意创新而不愿因袭，在这里，看到一人的作品也注意创新而避免因袭了。
三 苏轼
苏轼古文的风格，正如他的《文说》讲的：
苏轼像
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五）
又像他《答谢民师书》说：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能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六）
这虽是讲谢民师的文章，实际上也是讲他自己文章的风格。他的文章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又跟他能掌握求物之妙分不开。
他求物之妙，能如系风捕影，抓住物的妙处，不但了然于心，还能够了然于口与手，因此，他的文章能写出物的妙处。这种妙处，既通过观察体会了然于心，所以随笔写出，如行云流水，极为自然，所谓“文理自然”。物的妙处具有各种姿态，所以写出物的妙处，“姿态横生”。物的妙处又极其丰富生动，捕捉极其丰富生动的物的妙处，文思也极为丰富生动，所以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杨慎《三苏文范》卷七：“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而尤长于陈述叙事。《留侯》一论，其立论超卓如此。”苏轼文的风格，不同于韩愈文的“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万怪惶惑”，“而人望见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见前谈韩愈文）。苏轼文的如长江大河，有曲折变化之妙，使人开发神智，赏心悦目，而非畏避不敢迫视。苏轼文又不同于韩愈文有用词艰深的一面，同于欧阳修的文从字顺，趋于平易。但又不同于欧阳修文的“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容与闲易”（见前谈欧阳修文）。苏轼文在平易流畅，曲折变化中，如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四评苏轼《上梅直讲书》：“文态如天际白云，飘然从风，自成卷舒。”又如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十三评苏轼《放鹤亭记》：“叙次议论并超逸，歌亦清旷，文中之仙。”又如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七评苏轼《前赤壁赋》：“潇洒神奇，出尘绝俗，如乘云御风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视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挂之齿牙，亦不足入其灵台丹府（心）也。”即苏轼文又有得之自然，超逸清旷，潇洒出尘的一面。因为他既如系风捕影那样求得物之妙，所得自然超出于一般人所见，所以使人感到他的文章超逸清旷了。概括地说，苏轼文章的风格既有豪放清雄的，又有超逸清旷的。
苏轼的古文，就是议论文，也写得“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这个物指事物。如《教战守策》，这是一篇策论，论教民学习战守的，即教民学军训的。苏轼作品以善用比喻著名，这篇用普通的事作比较，用比喻更为深切著明。他说：
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重）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故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苏轼选集》）
苏轼看到宋朝积弱的原因之一，即从士大夫到民，都怕讲战斗。他要指出这种怕讲战斗的毛病，就用王公贵人讲究保养常苦多病，农夫小民终岁勤劳而未尝告病作比。这一比，就显出怕讲战斗的毛病，讲得深切著明了。
不仅这样，他更深刻地指出宋朝不讲战斗的危机。又说：
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在这里，显出他有远见，他已经看到后来金兵的入侵，北宋的沦亡，论事就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又说：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要挟）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已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苏轼对于当时怕讲战斗这件事，看到当前养成骄兵，欺压百姓而要挟上官，应该对人民给与军训来加以纠正，更看到国家的危机。这样看得深远，不正是“求物之妙”吗？物指事物，即教战守这件事，对这件事看得这样深远，这即属于“求物之妙”了。《苏长公合作》卷五引陈继儒说：“见析悬镜，机沛涌泉。”既指出他看问题有如明镜照影，非常清晰，又指出他的文思泉涌，这是确切的。
再像《日喻》，讲实践的重要，道理要通过实践才有深切体会，说：
生而眇（盲）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摸管乐器），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尽）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南方多没人（潜水的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苏轼选集》）
这篇《日喻》，先用两个比喻，“日之状如铜盘”，“日之光如烛”。他的巧妙，不停在这两个明喻上，又由铜盘转到“扣盘而得其声”，由声比钟；又由烛转到“扪烛而得其形”，由形比籥。这样由比形转到比声，由比声转到比形，叫做曲喻。这样既用了两个明喻，又用了两个曲喻，一连用了四个比喻，这叫博喻。接着用“没人”来比，那又不同于用比喻，用没人的日与水居积十五年而能没，说明通过长期实践才能懂得水性，说明通过长期的各种实践才能懂得各种道理，把这个不容易说明的道理，用“没人”来作比，把实践的重要讲得深切著明。苏轼的善用博喻，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苏轼》里加以发挥道：
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
钱锺书先生在这里是讲苏轼的诗，从《日喻》看，苏轼的古文运用博喻也是这样。
这样的古文，用思深刻，笔力劲健，富有想象，属于豪放清雄的风格。
苏轼《前赤壁赋》：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环绕），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这是怀古，是想象，写得也豪放清雄。但下面写到水与月：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古文观止》卷十一）
这里即景生情，表达的感情与柳宗元贬官永州所写的山水记所表达的感情完全不同。柳的《小石潭记》写那里“寂寥无人，凄神寒骨”，反映出一种寂寞凄冷的心情。苏轼在这里看到“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即水在流去，这是变，但又像不曾流失，这是不变；月或圆或缺，这是变，但又没有消失，这是不变，从这里悟出变与不变的道理。对人生也一样，有升沉得失是变，但在升沉得失中保存我的志事是不变。他被贬官到黄州是变，他在赋中说的：“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他在想望美人，这个美人可能指宋仁宗，希望仁宗再起用他，想能再有所作为，这是不变的。在这变与不变之间，从水与月的变与不变，又想到自然界的美景可以供人欣赏，来排解贬谪中的苦闷，显出胸襟超脱。这正像前引谢枋得说的：“潇洒神奇，出尘绝俗。”再像《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选集》）
这个短篇，实是篇散文诗。把月光比作“积水空明”，把竹柏影比作“藻荇交横”。《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东坡集录》卷九：“仙笔也。读之觉玉宇琼楼，高寒澄彻。”这样的古文跟《前赤壁赋》里潇洒出尘的写法，都具有超逸清旷的风格。
总的说来，苏轼的风格，正像他在《书吴道子画后》说的：
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苏轼选集》）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苏轼》里说：
他批评吴道子的画，曾经说过：“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从分散在他著作里的诗文评看来，这两句话也许可以现成的应用在他自己身上，概括他在诗歌里的理论和实践，后面一句说“豪放”要耐人寻味，并非发酒疯似的胡闹乱嚷。前面一句算得“豪放”的定义，用苏轼所能了解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用近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正是苏轼所一再声明的，作文该像“行云流水”或“泉源涌地”那样的自在活泼，可是同时又很谨严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这里讲苏诗风格的特色，也同样适用于苏轼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