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观》里提到观通变，已有比较的意思。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里说“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等，即认为黄帝唐尧时代的作品淳厚而质朴，虞舜夏禹时代的作品质朴而明晰，商周时代的作品华丽而典雅，是从各时代的文风来说的。这里讲的比较，是就具体作品来说的，通过比较来辨别作品的高下得失，有利于作出评价来。
一 命意同而辞有繁简
陈骙《文则》甲四里就有比较，说：“刘向（《说苑·君道》）载泄冶之言曰：‘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风吹草倒），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从来），而草为之靡。’此用三十有二言而意方显。及观《论语》（《颜渊》）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减泄冶之言半，而意亦显。又观《书》（《君陈》）曰：‘尔惟风，下民惟草。’此复减《论语》九言而意愈显。吾故曰是简之难者也。”在这里，作者认为越简越好，把三处讲同一个意思的话来作比较，作出愈简愈好的评论，所以称《君陈》的话愈简“而意愈显”。
再看原文，《君陈》是周公死后，周成王命令大臣名君陈的代周公办事，君陈原在周公领导下办事，成王对君陈说：“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能）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不能从圣人学好）。尔惟风，下民惟草。”（《尚书》卷六）这里在讲一般人见了圣人，也不能学圣人，是从教化角度说的。从教化说，你是大臣，你跟下民的关系，像风跟草。这里的意思即你是大臣，大臣跟圣人不同，大臣有政治权力，所以你对下民，更具有风吹草倒的力量，教化的效果更好。这个意思跟上文讲圣人的话结合起来，君陈一听就明白，所以不用多说。再看《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季康子是主张刑杀的，因此对他不能光讲风吹草倒，因为风吹草倒也可以比刑杀，用刑杀也可以使民畏伏，所以孔子不能讲“尔惟风，下民惟草”，一定要点明“君子之德”“小人之德”，即点明德教，不是刑杀，指出在上的德教也可以使在下的民服从。因为情况不同，不得不多说一些。再看《君道》：“陈灵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陈其亡矣。吾骤谏君，君不我听而愈失威仪。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是故人君之动，不可不慎也。’”（《说苑》卷一）泄冶说“吾骤谏君”，“骤”指屡次，他多次进谏，君不听。他所以用“陈其亡矣”的危言耸听，让陈灵公所亲信的人听到了这种危言去转告灵公，所以要说得特别详尽，点明“上之化下”，不提“君子之德”，因为陈灵公已经谈不上德了。说得这样详，也是情况的需要。这样看来，《文则》认为文章愈简愈好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文章要适应情况的需要来确定繁简，繁简是属于风格的繁丰和简约，只要用得合适，繁简都好。像以上三例，都表达得合适，都是好的，不能认为愈简愈好。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176页《左传》庄公十年：
“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按《说苑·善说》篇记东郭祖朝上书晋献公问国家之计，献公使告之曰：“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祖朝曰：“食肉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臣等之藿食者宁无肝脑涂地于中原之野与？”曹刿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尚含意未申，得祖朝之对庶无剩义。
钱先生在这里讲的，也是意同而辞有繁简，但跟上一例稍有不同。上例繁简之说，只是因上下文的情境不同而有异，这例的繁简牵涉到有无剩义，只有照繁的说法，才能把意义说得完足。
二 命意同而辞有差异
《左传》昭公二十年：
齐侯至自田（打猎），晏子倚于遄台。子犹（梁丘据）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醋、肉酱、盐、梅，调味品），以烹鱼肉，（燃烧）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使调味恰当），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国语·郑语》：
（桓）公曰：“周其弊败乎？”（史伯）对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周幽王）……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阴阳和而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指阴阳相配），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加强）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专同。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这里的两篇都是讲“和”与“同”，讲同一个意思，但写法有同有异。就同的方面说，都用烹调来作比。《左传》讲烹调要水火和调味品用得恰当；又用音乐来作比，用五音的调配得当来比。《国语》也用“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来作比，这跟《左传》相同。
更重要的，这两篇里讲的“和”与“同”，用意不在讲烹调五味和调配音乐，这两个不过是比喻，主要的用意在于对君主的不正确的意见提请改正，使它改得恰到好处。对这个主要的意见，《左传》里明确提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个提法，提得明确，把所以要讲究“和”而反对“同”的理由，也在文中明确讲了。《国语》里只说“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讲得没有《左传》明白，这是《国语》不如《左传》处。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237页《左传》昭公二十年：
《淮南子·说山训》：“事固有相待而成者：两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处陆则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异而后成”；高诱注全本晏子语。晏、史言“和”，犹《乐记》云：“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之合爱者也”；“殊”“异”而“合”，即“待异而后成”。
这里，对“和”与“同”又提出了新的说法。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264页：
……《考证》：“《李斯传》记（赵）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见其面，故号曰朕。’”……赵高乃遽以通合于几、兆（预兆）之“朕”，从而推断君人之术。科以名辩之理，此等伎俩即所谓“字根眢论”，……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二谓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殊中肯綮，尚未周匝。……《礼记·礼运》孔子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郑玄注：“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春秋繁露·离合根》论人主“法天之行”：“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立元神》与《保位权》两篇中语略同。《管子·霸言》：“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壘也”，又《心术》：“人主立于阴”；《邓析子·无厚》：“为君者，灭影匿形，群下无私”，又《转辞》：“明君之御民……故神而不可见，幽而不可见”（按二“见”字之一或为“知”字）；《申子·大体》：“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窜端”谓不露端倪，“匿疏”谓必掩疏隙；《鬼谷子·谋篇》：“故圣人之道阴，而愚人之道阳。……圣人之制道，在隐与匿”，又《摩篇》：“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胜而人不畏也；圣人之谋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物，故曰明。”……《关尹子·一宇》：“吾道如处暗；夫处明者不见暗中一物，而处暗者能明中区事。”《韩非子》尤三致意焉。《主道》：“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扬权》篇：“上因闭内扃，从室视庭”；他如《二柄》篇论人主当“掩其情，匿其端”，……盖“主道”在乎“夜行”，深藏密运，使臣莫能测度，乃九流之公言，非阉竖之私说。……莎士比亚剧中英王训太子，谓无使臣民轻易瞻仰，见稀，则偶出而众皆惊悚；柏克谈艺，论晦出能起畏怖，亦举君主深居九重为证；波沃尔谓帝王尊威亦颇由于隐秘，故有以日藏云后为纹章示意者。用心异于赵高之蓄心，而命意则同乎赵高之陈意矣。……赵高之心阴欲二世“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如“亢龙有悔”也，而其言则阳劝二世“天德不可为首”，如“群龙无首吉”尔；……乃心固欲二世虽号“皇帝”而实为“皇”不为“帝”（参见《汉书·高帝纪》下“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颜师古注）。
钱先生在这里指出，赵高教二世使群臣但闻声而莫见其面，以下引各好多书中的各种说法，都是这个意思，即命意相同而各种说法不同。钱先生又指出：“用心异于赵高之蓄心，而命意则同乎赵高之陈意矣。”即这里引的各家各种说法，命意与赵高的说法相同，也即命意同而说法不同。还有一点即命意同而用心不同。就命意说，赵高跟各家的说法相同，即君主要隐蔽起来处在暗处，让群臣在明处，这样，群臣的一举一动，君主都看见，君主可以作出处理。群臣看不见君主，更显出君主的威严。各家这样讲，是在讲君主怎样运用权术来驾御臣下，用意在尊君，在宣扬君主专制，在把君主神化。赵高这样讲，要使二世皇帝高高在上，脱离臣下，即使二世皇帝“为‘皇’而不为‘帝’”。《汉书·高帝纪》“尊太公曰太上皇”句颜师古注：“师古曰：‘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赵高说这话的用意，要二世皇帝做傀儡皇帝而没有实权，实权归赵高掌握。钱先生在这里又指出陈澧说的“赵高语本于申、韩之术，秦亡由此”。就是赵高的说法是一种权术，运用这种权术，会造成秦朝的灭亡。照赵高的说法，他的用心，要二世成为傀儡，大权归他掌握，这样，秦朝假使不为农民起义推翻，也要落到赵高手里，也要灭亡。再说，赵高讲的本于申、韩之术，即使君主神化，即君权绝对化。《韩非子·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君主即使不肖，臣子也不敢侵犯，也要顺着他。这跟孔子讲的话相反。《论语·宪问》：“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即犯颜谏诤，要对君主提意见，怎么提意见呢？就在上面讲的“君子和而不同”，就要“和”。韩非却要对君主顺，君主不肖也要顺从。《论语·子路》里孔子指出君主倘然“唯其言而莫之违”，“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秦二世时，权操在赵高手里，是“不善而莫之违也”，所以秦朝就灭亡了，应了孔子的话。说明赵高讲的或申、韩讲的要君主神化，即封建专制，会造成亡国。反对君主神化，反对封建专制，提倡“和而不同”，有民主精神，才是进步的思想。
三 命意同而故事不同
《礼记·檀弓下》：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坐在车上，手靠在车前横木致敬）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你）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乃）曰：“然。昔者吾舅（公公）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卷一）
柳宗元《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黑体白纹），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风干后作为药物），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治风瘫、关节炎、淋巴腺结核、恶疮等病），去死肌，杀三虫（人体内的寄生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其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汝）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田赋），则何如？”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之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谓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卷九）
这两篇文章，命意相同，但反映的生活不同。文章是反映生活的，所以柳宗元的文章，虽然命意是从《檀弓》的一篇来的，他在文中还点明是从孔子的话来的，并不因此减低了它的价值，反而因它反映的生活，比《檀弓》的一篇更为深刻，生活面更广，因而它的影响更为深远，胜过《檀弓》的一篇。《檀弓》的一篇，讲一家三代都被虎害死，还不迁居，因为那里没有苛政，说明苛政猛于虎，这是有力的说明。但苛政怎样猛于虎，没有具体的描绘。柳宗元这篇就不同了，对苛政作了具体的描绘，讲到赋税的病民，指出“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这样写还不够，还写赋税逼得农民“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还不够，还写“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再把捕毒蛇和交纳赋税相比，指出前者“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通过这样对比，更显出苛政猛于虎的罪恶来。这样，这篇的命意虽然从《檀弓》来，但由于它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檀弓》，所以还是成为传诵的名篇。
四 命意相似而有差异
命意相似而有差异，指提法稍有不同，用意是一致的。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古文观止》作《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文选》卷四一）
司马迁因为李陵投降匈奴后，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被汉武帝判罪，受了腐刑。受刑以后，他要发愤写完《史记》，所以说了上面的一段话，指出从周王到韩非，包括《诗》三百篇，都是“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提出发愤著作说。虽然吕不韦在迁蜀以前命门客替他著书，韩非在韩国就著作了《说难》、《孤愤》，不过他要借来说明自己受刑后的发愤著书，所以这样说。因此他重复提到“左丘无目，孙子断足”，正结合他自己受腐刑说的。
唐朝韩愈写了《送孟东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古文观止》卷八）
这段讲“不平则鸣耳”，提法和“发愤之所为作”不同。但“发愤之所为作”，指“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与韩愈讲的“郁于中而泄于外”是一致的，所以提法虽不同而命意相似。但由于提法不同，因而提到各种不同的物各有各的不平则鸣，这样就与“发愤之为作”不同了。但两者也有类似处，“发愤之所为作”，举出从文王到韩非，即圣贤人来。“不平则鸣”，也举出“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这也是两者有相似处。不过就“贤圣发愤之所为作”，所举的人，不如“不平则鸣”所举的人多，讲“不平则鸣”，历举各个时代的人，又举出各种不同的鸣，如“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还有“以道鸣”，“以其术鸣”，“以其所能鸣”，“以其诗鸣”。这样，虽然命意相似，写得有变化，就显得不同了。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古文观止》卷十）
这段讲“穷而后工”，提法与“发愤之所为作”及“不平则鸣”不同，但用意相似。这里也讲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写人情之难言”，跟“发愤之所为作”，与“郁于中而泄于外”是一致的。但由于提法不同，论点也有变化。既讲“穷而后工”，就从为什么“穷而后工”谈起，谈到穷跟工的关系，这就跟“不平则鸣”的从“不平”来讲不同了。再说，就“不平则鸣”来讲，讲到“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讲到历代的善鸣者有什么人，讲到他们以什么鸣，使“不平则鸣”这篇的论点，不同于“发愤之所为作”，成为新的创作。到“穷而后工”，就结合梅尧臣的诗来讲，讲他“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聘书），为人之佐”，即写他的穷。这就写得跟“不平则鸣”的历举各代善鸣者的写法不同了。不过在不同之中又有相似的。韩愈讲“不平则鸣”，归到“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这是对孟郊说的，不知他将来能得意而为唐朝歌诵呢，还是不得意而自鸣其不幸。欧阳修的讲“穷而后工”，也联系到梅尧臣，“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这跟韩愈对孟郊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希望他得意而为朝廷歌诵功德，不要老是穷困感叹。这样，这两篇文章的论点有相似的，也有变化。总的说来，以提法不同而有变化为主，所以不是摹仿而是创作，都成为名篇。可见命意相似的，只要有新的提法，写得有变化，也都可以成为名篇。不过这两篇也有些欠缺，如韩愈讲“不平则鸣”，却希望孟郊得意而“使鸣国家之盛”，倘孟郊得意了，就谈不上不平了，他得意而“鸣国家之盛”，更谈不上“不平则鸣”，违反了全篇的论点了。欧阳修提出“穷而后工”，使梅尧臣得意了，用于朝廷，那他由穷变达，即不穷了。那他“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违反“穷而后工”的论点了。这是这两篇在理论上都有不圆满的地方。
这点不够圆满的地方，司马迁的“发愤之所为作”也有，即吕不韦叫门客写《吕氏春秋》，是他在秦国掌权的得意时代，不在迁蜀以后；韩非的著书，不在囚秦以后；《诗》三百篇也有男女相悦的情歌，并不都是“发愤之所为作”的。这些不能不认为在逻辑上不够严密。
五 目的同而命意不同
欧阳修有的文章是摹仿韩愈的，像韩愈写《原道》，主要是辟佛教，欧阳修写《本论》，也是辟佛教，两篇的目的同，但命意不同，所以欧阳修的一篇还是成功之作。
李耆卿《文章精义》：“韩退之非佛，是说吾道有来历，浮图（佛）无来历，不过辨邪正而已。欧阳永叔非佛，乃谓修其本以胜之，吾道既胜，浮图自息，此意高于退之百倍。”这里把韩愈的《原道》跟欧阳修的《本论》比，两者都是反对佛教的。《原道》指出他讲的道，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相传的道，有一个道统；佛讲的道没有类似这样的道统。他讲的道是君臣、父子相生相养之道，佛讲“必弃而（汝）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所谓清净寂灭者”（《古文观止》卷七）。他认为不正确，即辨邪正。《本论》指出：“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义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缺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补其缺，修其废，使其政明而礼义充，则虽有佛，无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势也。”（《古文辞类纂·论辨三》）从充实内部来抵制佛教，所以说他见识高过韩愈。
按这两篇的目的都是辟佛，但命意不同。韩愈主张用政治力量来加以排斥，所谓“人（民）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见《古文观止》）。即勒令和尚还俗，烧掉佛经，把庙宇改成民居，用儒家之道来教导他们。当时有不少人相信佛教，他这种主张是行不通的。就这方面说，确实不如欧阳修讲的，从根本上修明政教，改善人民生活，减轻赋税来得好。但《原道》用儒家之道与佛教道教比，提出《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出儒家之所谓仁、义、道、德与道家、佛教比，显出儒家的学说更适合于当时的政教。就这方面说，《原道》还是受到古人的推崇，不是《本论》所能代替的。陈兆崙《欧文选序》：“永叔之摹韩，几于寻声答响，望形赴影矣，而不病其袭，则其说是于老苏之书，所谓态者是也。”（《紫竹山房文集》）这里指出欧阳修的摹仿韩愈，好在像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讲的，欧阳修文章的风格柔婉与韩愈的风格刚健不一样。按就《本论》跟《原道》看，主要是命意不同，其次才是风格不同。因此摹仿而没有摹仿的痕迹，成为创作。就风格说，从上引的“人其人”几句看，很有决断，虽立论不一定恰当，还是表示刚健的风格。再看《本论》中：“及三代衰，王政缺，礼义废，后二百余年而佛至乎中国，由是言之，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缺废之时而来，此其受患之本也。”这样说，风格是柔婉的。欧阳修的文章，所以成功，还是在命意的创新上。
六 事同而所记稍异
叙述同一件事的，李耆卿《文章精义》：“《国语》不如《左传》，《左传》不如《檀弓》，叙晋献公、骊姬、申生一事，繁简可见。”这里讲晋献公宠爱的骊姬害死太子申生这一件事，有三种记载，认为记得最简的最好。说记得最简的最好，上面已经指出他的说法不确，可以不管。记这事不止三种，有五种，今录下。
1．《礼记·檀弓上》：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何不）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盍行乎？”世子曰：“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我何行如之（行将何往）?”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即狐突）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为我君出谋划策），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
《国语》书影
按这篇的主旨是讲世子申生是“恭世子”，即非常恭顺的世子。他的恭顺表现在两点：一，骊姬诬陷他要弑献公，他不肯去辨明。因为一辨明，骊姬有罪要废谪，但献公离不开骊姬，所以他不愿去辨明，这是恭顺。二，狐突早劝他避到别国去，免得受害，他不听。到受了诬陷，他宁愿自杀，还是想狐突出来辅佐献公，为国打算，所以称恭顺。这一篇，不是在记骊姬诬害申生的事，是在说明申生是恭世子。就这个命意说，这篇是写得好的，好在充分说明了他所以是恭世子的理由，理由很具体。
2．《左传》僖公四年：
（骊）姬谓大（太）子曰：“君梦齐姜（太子母），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送祭过的酒肉）于公。公田（打猎），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用酒浇地，地高起）。与犬（以肉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大子，子辞（辩明），君必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
《左传》这篇是记事，对骊姬害死申生的事作了全面的叙述，跟《檀弓》的只说：“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不同。因此，不能说《檀弓》胜过《左传》。但《檀弓》的主旨在说明申生为“恭世子”，不在记申生怎样被害的事，所以也不能说《左传》这篇胜过《檀弓》，这两篇的性质不同，不能用叙事的详略来分优劣。《檀弓》里有申生“使人辞于狐突曰”的一段话，《左传》里没有。这段话说明申生将死前还关心国事，关心“君老，子少”，即关心献公和骊姬生的儿子奚齐，要狐突出来辅助他们，这正突出申生的恭慎，这些话在《檀弓》这篇里是必要的。在《左传》这篇记事里就不一定必要了，因为《左传》里没有提到“恭世子”的话，没有称他恭慎，这些话跟申生被害而死关系不顶密切，所以就不说了。
3．《国语·晋语二》：
骊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梦齐姜，必速祀而归福（送祭肉来）。”申生许诺，乃祭于曲沃，归福于绛，公田，骊姬受福，乃置鸩（毒）于酒，置堇（乌头，毒）于肉。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骊姬与犬肉，犬毙；饮小臣酒，亦毙。公命杀杜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
杜原款将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曰：“款也不才，寡智不敏，不能教导，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弃宠求广土而窜伏焉，小心狷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无所讼之也，故陷于大难，乃逮（及）于谗。然款也不敢爱（惜）死，唯与谗人钧（均）是恶也。吾闻君子不去情，不反谗，谗行身死可也，犹有令名（好名声）焉。死不迁情，强也，守情说（悦）父，孝也；杀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遗爱，死民之恩（死在人民怀念中），不亦可乎？”申生许诺。
人谓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释，必归于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恶，取笑诸侯，吾谁向而入。内困于父母，外困于诸侯，是重困也；弃君去罪，是逃死也。吾闻之，仁不怨君，智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释，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智；逃死而怨君，不仁；有罪不死，无勇。去而厚怨，恶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将伏以俟命。”骊姬见申生而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国人乎？忍父而求好人（取好于人），人孰好之？杀父以求利人（求利于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恶也，难以长生。”骊姬退，申生乃雉经（吊死）于新城之庙。将死，乃使猛足言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听伯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国家多难，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以至于死，虽死何悔。”是以谥为共（恭）君。
这篇比《左传》的一篇，多出杜原款劝申生自杀的话，多出骊姬促申生自杀的话，多出申生使人告狐突的话，即把《檀弓》里申生告狐突的话也加进去了。上面指出《左传》里没有记载申生死后谥为共君，所以不载他告狐突的话。《国语》里记载了申生“谥为共君”，所以记下了他告狐突的话。不过这两段话里，有点小的不同：《檀弓》里说“吾君老矣，子少”，《国语》里没有“子少”。这点差别，说明《檀弓》的作者，认为骊姬把申生害死以后，一定要使她的儿子奚齐继承君位，奚齐还小，所以要狐突出来辅佐奚齐。《国语》的作者，认为骊姬把申生害死以后，也不可能使她的儿子奚齐继承君位，因为申生还有弟弟夷吾、重耳会继承君位的，所以不提“子少”了。
再看《左传》里不提杜原款和骊姬的两段话，申生讲的话也比《国语》里记的简单，为什么？《左传》里写申生自杀，一是不愿自明，因为“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体会到献公的离不开骊姬，自明以后，献公要失去骊姬，会感到痛苦。他不愿献公感到痛苦，不肯自明。他又不肯逃走，认为他带着弑父弑君的恶名，没有地方可逃，显出他的洁身自好。这样，从他的性格看，除了自杀，没有路好走。因此，他的自杀，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用不到人劝，也用不到人逼迫，所以杜原款和骊姬的话都没有必要，都不载，这是《左传》胜过《国语》处。从申生的性格来看，这两段话都不是必要的。
《国语》的记载有一处也与《左传》不同。《左传》讲太子到曲沃去祭，祭后把酒肉送给献公，是酒肉早已送去了。到骊姬诬陷申生时，申生不在旁边。《国语》作“公至，召申生献。公祭之地，地坟，申生恐而出”。好像酒肉没有送去，献公要召申生来献酒肉。公祭之地时，申生在旁边，看到“地坟”，就逃出去了。这段记载，以《左传》为可信。因为申生早已把祭后的酒肉送去了，所以用不到“召申生献”。骊姬在酒肉里下了毒，也不愿申生在旁，所以“召申生献”和申生在旁的记载，不合理。《国语》里记了“申生恐而出”，再写“申生奔新城”，大概怕申生不肯死，所以加上杜原款的劝他死，骊姬的逼他死的两段话。再说申生已经逃到新城，即曲沃，那末骊姬要见申生，一定要到曲沃去，骊姬既诬陷申生，怎么又敢到曲沃去见申生，这也不合理。因此，《国语》的写法，两处都不合情理。它加进去的两段话，从申生的性格看，也没有必要，因此《国语》写得不如《左传》。
再看《史记·晋世家》对这件事的记载，为了节省篇幅，不再全引。在谈《史记》之前，先看看《穀梁传》的记载：“骊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于为君！’”《史记》写的又有了发展。《史记》作：“献公从猎来还，宰人（管膳食的）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人小人死。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母子避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骊姬这段话，《左传》《国语》《檀弓》里都没有，是从哪里来的呢？钱锺书先生《管锥编》166页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韩非子·解老》曰：‘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斯言虽未尽想象之灵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据往迹、按陈编而补缺申隐，如肉死象之白骨，俾首尾完足，则至当不可易矣。《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为过也。”钱先生这段话，深刻地指出以上记言的不同。《史记》中记骊姬的一段话，正是司马迁的设想，完全符合骊姬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情境，这是好的。《史记》里也没有杜原款的劝死和骊姬逼申生自杀的话，说明这两段话是多余的。这样看来，史书中记载人物事件，也要考虑人物性格。记载骊姬害申生的事，以《左传》写得最好，最能突出申生的性格。《史记》根据《左传》来写，作了补充，补充骊姬的一段话，有助于刻画骊姬阴险的性格，也是好的。《国语》多出的两段话，有损于申生的性格，是不好的。《檀弓》主旨不在记事，在说明，所叙述的话作为说明的例证，也是好的。
七 事同而语有复叠与简约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272—273页《史记会注考证·项羽本纪》：
“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考证》：“陈仁锡曰：‘叠用三无不字，有精神；《汉书》去其二，遂乏气魄。’”
按《汉书·项籍传》作“楚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军人人惴恐”，“膝行而前”，删去两“无不”字。
钱先生接着说：
按陈氏评是，数语有如火如荼之观。贯华堂本《水浒》第四十四回裴阇黎见石秀出来，“连忙放茶”，“连忙问道”，“连忙道：‘不敢！不敢’”，“连忙出门去了”，“连忙走”；殆得法于此而踵事增华者欤。马迁行文，深得累叠之妙，如本篇末写项羽“自度不能脱”，一则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再则曰：“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三则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心已死而意犹未平，认输而不服气，故言之不足，再三言之也。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记错父曰：“刘氏安矣！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叠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汉书》却作：“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索然有底情味？
八 事同而记有疏密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274页：
《容斋随笔》卷一谓《史记·卫青传》“校尉李朔一节五十八字，《汉书》省去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记》为朴赡可喜”；虞兆隆《天香楼偶得》驳则谓《随笔》“非定论”。
按《史记·卫青传》作：
……乃诏御史曰：“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汉书》删“以千五百户”）；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额侯（又删“以千三百户”）；骑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获王（又删“公孙”），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窌侯（又删“以千三百户”）；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又删“以千六百户”）；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又删后两个“校尉”），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又删“以千三百户”），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又删两个“以千三百户封”）；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又“豆如意”下多出“中郎将绾皆”，“关内侯”下多出“沮、息、如意”）。”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看，不在于《史记》朴赡可喜，是在于记载的疏密问题。按照《汉书》的记法，只要记明封什么侯就够了，不用记户数，那末，封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为什么不删，封户数少的三百户记了，封户数多的“千三百户”、“千五百户”为什么反而删去，就不合理了。“公孙贺”删去“公孙”，光留个“贺”字，不知姓谁，更不恰当。《史记》里不记“中郎将绾”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都记封侯和户数，“中郎将绾”没有封的户数，所以《史记》不收。《汉书》收了，又没有姓，也是疏漏。这样看来，《史记》密，《汉书》有疏漏。钱先生说：
……《汉书》删去两“校尉”，明净胜于《史记》原文未可尽非；《史记》下文亦云：“将军李沮、李息”，而不云“将军李沮、将军李息”也。《汉书》删去三“以千三百户封”，洵为败缺，当于“为从平侯”下，增“食邑各千三百户”，则点烦而不害事，犹《史记》下文言李沮、李息、豆如意云：“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也。
九 事同而记有详略改动
《朱子语类》卷十一：
问：“读《通鉴》与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盖正史每一事关涉处多。只如高祖鸿门一事，本纪与张良、灌婴诸传互载，又都意思详尽，读之使人心地欢洽，便记得起。《通鉴》则一处说便休，直是无法，有记性人方看得。”（中华书局，196页）
《史记·项羽本纪》叙鸿门宴：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通鉴》作“项羽”，下同），至鸿门（又无“至”），谢曰：“臣与将军戮（又作“勠”）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又无“项王项伯”数句）。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汝）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又无此句），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又无“樊”）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又无“甚急”），今者（又无“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又无此三字）卫士欲止不内（纳），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又无“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又无“西向”），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长跪）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又无“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又作“其上”），拔剑切而之。项王曰：“壮士，能复（又作“复能”）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又无“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又无此四字），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又作“以待将军”），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又无此二句）。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又作“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又作“将军”）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又无此二句）。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又无此二句）。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又“为”作“方为”），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又无“乃令……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从“当是……里”又作“鸿门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又无“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又下有“趣霸上，留张良使谢项羽，以白璧献羽，玉斗与亚父”）沛公谓张良（又无“张”）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谨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又作“将军”）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又作“亚父”）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又作“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又作“将军”）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通鉴》里记的鸿门宴，完全根据《史记》，但是文字有删节，有改动。《史记》以文章著名，司马光编《通鉴》，为什么不照用《史记》原文，却要加以删改呢？这主要是两书体例不同造成的。《史记》是纪传体，其中写人物传记部分，属于传记文学，所以对人物要作文学描写，是历史跟文学的结合。《通鉴》是编年体，以记事为主，重在记事，要减少文学描写部分，因此对《史记》中有的描写，就作了删节。像《史记》里记项王、项伯、亚父、沛公、张良的坐位几句，就传记文学讲，记这次宴会，是要写明坐位的。就记事讲，主要记事件，各人的坐位不重要，所以删了。再像有的描写，如《史记》“交戟之卫士”，描写卫兵是两人手持戟相交的；樊哙“披帷西向立”，写明他立的方向；《通鉴》主要在记事，光说“卫士”，怎样的卫士就不管了；光说“披帷立”，立的方向就不管了。再看对话，项庄进去，说：“君王与沛公饮”，就传记文学说，开口是要这样说的，不可能一进去，招呼也不打，就说“军中无以为乐”的。但就记事说，这句打招呼的话，就可从略了。再像张良说“甚急”，表达张良的心情，是必要的。就记事说，重在记事，这两字也可从略了。再像樊哙讲话：“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说了刘邦对秦国的东西丝毫不取，其中最重要的，是皇宫，所以加上“封闭宫室”；就记事说，丝毫不取已经包括“封闭宫室”在内，这四字也可删了。樊哙又说：“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替刘邦派兵守关作了解释，这也必要。就记事说，这个解释，上文鸿门会前刘邦已经向项伯作过解释，项伯已经向项羽说过，不必重复，也删了。樊哙对刘邦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这是针对刘邦说的“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的解答。就记事说，这个解释也可从略。下面张良问刘邦带什么礼物来，刘邦说带了白璧玉斗的话，按照当时的情形，是应该有这样的问答的，就记事说，这些送礼物的事，下面都有了，这些问答的话也可从略了。以上这些删节，当是传记文学与记事文不同所造成的。
司马光像
《资治通鉴》书影
还有称呼的不同，《史记》是按照当时人的称呼来写的，当时人称“项羽”“项王”，当面称“大王”，所以文中称项羽为“项王”，张良樊哙称项羽为“大王”。只有刘邦跟项羽地位相似，称项羽为“将军”。当时人称刘邦为沛公，文中也称“沛公”。当时尊称范增为“亚父”，文中有时称“亚父”，从当时的尊称，有时称“范增”，作为一般叙述，张良称范增为“大将军”，称他的职位，因张良不是项羽手下人，可以不用他的尊称。《史记》对人的称呼，是有这样的讲究的。《通鉴》里不称“项王”，改称“项羽”，但对刘邦还是称“沛公”，不称刘邦，这里显出司马光尊重刘邦，所以对刘邦不称名；不尊重项羽，所以不称“项王”，直呼其名，称为“项羽”。樊哙称项羽为“大王”，《通鉴》改为“将军”；张良在替刘邦献礼物时，称项羽为“大王”，称范增为“大将军”，很合适。《通鉴》把“大王”改为“将军”，因此不能称范增为“大将军”，称为“大将军”变成范增高于项羽了，又不便直呼其名，因改为“亚父”，其实“亚父”是项羽手下人对范增的尊称，比“大将军”的称呼更尊崇，张良不是项羽手下人，不可能称范增为“亚父”。又张良樊哙是刘邦手下人，地位低于刘邦，也低于项羽，不可能跟刘邦一样，称项羽为“将军”。这是司马光在改变称名时出了破漏。
司马光改《史记》，也有改得好的。如“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通鉴》改作“加彘肩其上”，加了一个“其”字，表示彘肩加在盾上，很明确。没有这个“其”字，也可以理解为盾加在彘肩上，总之不如加“其”字明确。樊哙说：“而听细说”，《通鉴》改为“而听细人之说”，意义更为明确，也是改得好的。
《汉书》把鸿门宴写在《高祖本纪》里：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羽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先入关能破秦，与将军复相见。今者有小人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毋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范增起，出谓项庄曰：“君王为人不忍，汝入以剑舞，因击沛公杀之，不者，汝属且为所虏。”庄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因拔剑舞。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哙因谯让羽。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置车官属，独骑，与樊哙、靳强、滕公、纪成步从间道走军。使张良留谢羽。羽问：“沛公安在？”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去，间至军，故使臣献璧。”羽受之。又献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
《汉书》这一篇也是删节《史记》的那一篇，但删得更多。《通鉴》是编年体，以记事为主，它的删节，可以说是限于体例。《汉书》也是纪传体，也写人物传记，那就不该以记事为主大加删节了。就鸿门宴这篇说，《汉书》不仅删得不如《史记》，也不如《通鉴》了。如《史记》开头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说这话，好像替自己辨解，说自己准备攻击刘邦，是因为听了刘邦手下曹无伤的话。有了这个开头，所以篇末写“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首尾呼应。《汉书》这篇，删去了沛公诛杀曹无伤的话，首尾不相呼应。再说，这件事，项羽讲出了曹无伤，等于把在刘邦手下替自己做工作的人泄露给刘邦，说明项羽这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刘邦回去立即杀了曹无伤，显出刘邦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这也跟两人的性格有关。《汉书》删去了刘邦杀曹无伤的话，好像刘邦也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了。
《史记》里讲明项羽、刘邦、范增、张良的坐位，《汉书》里删去了，说明《汉书》也着重记事，所以删。《史记》称：“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汉书》删去了三举玉玦，删去了“默然”，光说“数目羽”，这就显得不够，光是用目光示意，跟三次举玉玦来要项羽下决心，是不同的，一删就减轻了分量。《史记》里写张良出来找樊哙，告诉他形势的危急，樊哙表示要进去“与之同命”。《汉书》里写作“樊哙闻事急，直入”。樊哙在军门外，对于宴席上的事，看不见，听不到，从哪里“闻事急”呢？就记事说，也没有讲清楚。《史记》写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汉书》作“直入”，好像军门口没有守卫，樊哙可以“直入”了。《史记》里写樊哙“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使项羽吃惊，称他为壮士，赐给他斗酒彘肩。《汉书》里光说“怒甚”，樊哙的生动形象没有了，使项羽吃惊也没有了，只因他“怒甚”而“壮之”，也不可解了。《史记》里写樊哙责备项羽的一段话，辞严义正，使项羽无话可说，改变了鸿门宴上沛公的处境，转危为安。《汉书》里也没有了。
再像《史记》写“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说：“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提到“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成为后世成语，《汉书》里这些都没有了。最后《史记》作“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汉书》里把“竖子不足与谋”这句删了。这句表面上指斥项庄，骨子里是指斥项羽。因为范增要项庄在席前舞剑，击杀沛公。项庄听从了，是在席前舞剑，可是项伯也拔剑起舞，保护刘邦，使项庄不能击刘邦，这不是项庄的过错，范增不该指斥他。范增要指责的是项羽，范增三次举玉玦要项羽下决心杀刘邦，项羽不应，所以这话骨子里是指斥项羽。这当跟后来项羽疏远范增有关。像这样的话，既显示范增的性格，又写出项羽跟范增的关系，是比较重要的。《汉书》把这样重要的话都删了，所以不如《史记》。当然，《汉书》里也有写得胜过《史记》的，下面也要谈到。
《朱子语类》里谈到还可参看别人传里有关的记载，也不妨看看。先看《史记·高祖本纪》：
沛公从百余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樊哙传》：
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酒酣），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肩（《汉书》作“屏”）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又无“铁”）盾入到营。（又作“初入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又有“也”）。”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又无“尽”）。项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又无“一”），与樊哙等四人步从（又无“与”“樊”），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又作“从山下走归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项羽（又无“项”）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无）樊哙奔入营，诮让项羽，沛公事几殆（又无“事”）。
《汉书·项籍传》：
明日，沛公从百余骑至鸿门谢羽，自陈封秦府库，还军霸上，以待大王，闭关以备他盗，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赖张良樊哙得免，语在《高纪》。
《史记》把鸿门宴写在《项羽本纪》里，《高祖本纪》里就不必再写，只须交代一下就行。从上文看，上文写项羽准备进攻刘邦，得到项伯替刘邦说话，项羽决定不进攻，所以接下来写刘邦到鸿门来谢项羽，项羽说明为什么想攻刘邦，再说刘邦怎样得解脱回来就完了。因项羽提到了曹无伤，所以写刘邦回去杀曹无伤作结。这里重复提到曹无伤，因他跟项羽要进攻刘邦有关，不能不提。对于刘邦怎样解脱归来，只提了以樊哙、张良故，主要是樊哙，所以把樊哙写在前面。在《项羽本纪》里，称项羽为项王，这篇里只称项羽。因为《项羽本纪》里以项羽为主，项羽是称西楚霸王的，所以称为“项王”。《高祖本纪》里以刘邦为主，所以不尊称他为“项王”，改称“项羽”。
《高祖本纪》里提到“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主要是靠樊哙，所以在《樊哙传》里也讲到了鸿门宴。樊哙是在鸿门宴上，刘邦形势危急时入营解救的，所以先要交代刘邦怎样去赴鸿门宴，在宴会上形势怎样危急，这些只是交代，下面才写樊哙怎样入营门，引起项羽注意。樊哙怎样饮酒食肉，主要写樊哙怎样替刘邦讲解，辞严义正，使项羽无话可说，使刘邦的处境转危为安。就鸿门宴看，主要是写在《项羽本纪》里，《樊哙传》里写的，也不如《项羽本纪》写得生动精彩，即就樊哙部分说，《项羽本纪》里写得也比《樊哙传》精彩。这样写是对的。要是把樊哙的事，在《樊哙传》里作了生动精彩的描写，在《项羽本纪》里只作了交代，那就把鸿门宴这事的精彩描写分散了，有一部分写在《项羽本纪》里，有一部分写在《樊哙传》里，两处写鸿门宴都写得不完整，这就没有一个完整的鸿门宴了。所以宁可把对樊哙的精彩描写也写在《项羽本纪》里，使鸿门宴的精彩描写集中在《项羽本纪》里，这样更好些。在《樊哙传》里点明没有樊哙的奔入营指责项羽，刘邦几乎危险，这就突出樊哙的功绩。
《汉书》把鸿门宴写在《高祖本纪》里，在《项籍传》里只作了交代。因为班固把《项羽本纪》改为《项籍传》，项羽的地位变了。鸿门宴既是有关刘邦的大事，就不便写在《项籍传》里，只好写在《高祖本纪》里，在《项籍传》里只能作些交代了。写沛公到鸿门来谢项羽，说明自己不敢背德，项羽意解。只是范增要杀沛公，“赖张良樊哙得免，语在《高纪》”。点明鸿门宴写在《高祖本纪》里。按鸿门宴是项羽设宴招待刘邦，是项羽为主。在鸿门宴上，刘邦的生命掌握在项羽手里，所以司马迁把鸿门宴写在《项羽本纪》里是正确的，班固把它写在《高祖本纪》里是主客倒置。不仅班固把鸿门宴删得失去了许多精彩描写，就是他把鸿门宴从《项羽本纪》改到《高祖本纪》里也是不合适的。但他已把《项羽本纪》改成《项籍传》了，把项羽的地位改得跟陈胜一样，那末鸿门宴又好像不适宜写在《项籍传》里了。其实班固把《项羽本纪》改为《项籍传》是不正确的。班固沿袭《史记》，把吕后列为《高后本纪》，因为刘邦死后，大权掌握在吕后手里，所以列为本纪是对的。秦亡以后，大权掌握在项羽手里，由项羽号令天下，分封诸侯，司马迁列为《项羽本纪》是正确的。倘因为项羽没有做皇帝，不能列入本纪，那末吕后也没有称帝，为什么可以列为本纪呢？
春秋鲁僖公四年（前656），齐伐楚，盟于召陵，有《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史记》五种记载。同一事件，记载各有不同，这跟各书的写作目的不同有关。
《春秋》僖公四年：
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这是《春秋》的记载。《春秋》是鲁国的国史，记事以鲁国为主，又尊重周天子。以鲁国为主，所以把这事记在鲁僖公四年。尊重周天子，所以称“王正月”，王指周惠王。正月，指周朝所颁布的历法的正月。以鲁为主，所以称“公会”，即鲁僖公会合诸侯。齐侯即齐桓公，宋公即宋桓公，陈侯即陈宣公，卫侯即卫文公，郑伯即郑文公，许男称呼不详，曹伯即曹昭公。《春秋》的称呼，是按照周天子的封爵称的，鲁国君封公爵，所以称公；齐国君封侯爵，所以称侯；郑国君封伯爵，所以称伯。当时周天子已经号令不行，各国君都自己改称，如齐君称公，陈君也改称公。但《春秋》尊崇周天子，还是按照旧的封爵来称呼。“次于陉”，驻扎在今河南郾城县境。屈完，楚大夫，前来结盟。召陵，在今河南郾城县东。《春秋》的记事，极简单，类似标题，含有尊崇周天子的意味。它的用词也有含义，见《公羊传》《穀梁传》的说明。
《左传》僖公四年对这事作了记载，着重在详尽地记录这件事：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指北方），寡人（楚子的谦称）处南海（指南方），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雌雄相诱称风，马和牛是两种，不会雌雄相诱的）。不虞（料）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即姜太公）曰：‘五侯九伯（即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九州之长，即诸侯之长），女（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践履所及的疆界）：东至于海，西至于河（黄河），南至于穆陵（在楚地，今湖北麻城县西有穆陵山），北至于无棣（在今河北卢龙附近）。尔贡包茅（楚国产的成束的菁茅，是滤去酒糟用的）不入，王祭不共（供，周王祭祀滤酒糟用的菁茅不供给），无以缩酒（滤酒糟），寡人是征（征求）；昭王南征而不复（周昭王往南方渡汉水时，当地人给他一只用胶水胶成的船，船到中流解散，昭王被淹死），寡人是问（责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岂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昭王时，汉水一带不归楚君管辖，楚国不能负责）。”师进，次于陉。
《左传》书影
夏，楚子（楚成王，周天子封楚君为子爵，因称）使屈完如（往）师。师退，次于召陵。
齐侯陈（排列）诸侯之师，与屈完乘（乘兵车）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诸侯的谦称）是为（诸侯难道是为我而来），先君之好是继（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来的），与不谷同好何如？（问楚国跟我共同友好怎样？）”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您惠临为敝国的国家求福），辱收寡君（承蒙接纳我国国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今河南叶县南有方城山），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屈完及诸侯盟。
《左传》里详尽地记载了齐伐楚盟于召陵的事，要了解这件事实的情况，就要看《左传》。光看《春秋》，好像只看到大事标题，不可能了解具体情况。
《公羊传·僖公四年》也讲这件事，用意又不同。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溃者何？下叛上也。国曰溃，邑曰叛。遂伐楚，次于陉。其言次于陉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尊屈完也。曷为尊屈完？以当桓公也。其言盟于师，盟于召陵何？师在召陵也。师在召陵，则曷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多次）病中国（中原）。南夷与北狄交（南夷指楚灭邓国、谷国，北狄指狄灭邢国、卫国，交乱中原），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贴荆（使楚贴服），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以前齐桓公率领诸侯替邢国、卫国筑城），后此者有事矣（后来齐桓公率领诸侯替杞国筑城），则曷为独于此焉？与桓公为王，序绩也。
《公羊传》记同一件事，记得跟《左传》不同。《左传》是记录这件事的经过。《公羊传》主要不在记录这件事的经过，在说明《春秋》用词的含义，在说明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比方《春秋》作“蔡溃”，用“溃”字是什么意思呢？是人民反抗国君，即人民不肯抵抗齐桓公率领诸侯之兵来攻，投向齐桓公这边去了。《春秋》作“次于陉”，驻扎在陉地，是什么意思呢？是有所等待，等楚国派使人来。楚国派使人屈完来，为什么不称“楚使”，光称“楚屈完”呢？尊重屈完，把他的地位看得跟齐桓公的地位相当，即把他的地位看得像楚成王那样，才可以跟齐桓公相当。为什么作“盟于师，盟于召陵”，用了两个盟呢？表达楚国服从齐桓公的高兴。作“屈完来”是什么意思呢？是赞许以桓公为主，是楚国派人来，不是桓公去，桓公在以前或以后，也率领诸侯替被夷狄侵略的侯国筑城，都不这样记，何以独对这件事这样记呢？赞许桓公为主，做了使楚国服从的工作，记叙他的功劳。这样说，主要不在记叙这件事的经过，主要在说明《春秋》记叙这件事中的用词，都有含意，在说明这种含意。
更重要的，在说明这件事的重大意义。“何言乎喜服楚”?为什么说喜欢楚的服从？“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楚国在天下有王者，别的侯国都服从了，楚国是最后服从；天下没有王者，楚国先起来背叛。王者指有权威使诸侯服从的天子，当时周天子已经没有权威，号令不行，所以楚国先起来背叛。楚国成为南夷，与北狄一起，结合起来侵略中原地区的诸侯，像楚国灭掉邓国、谷国，北狄灭掉邢国、卫国。当时把楚国看成南夷，跟北狄一致，不承认其是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建立的侯国被夷狄灭掉，“中国不绝若线”，华夏民族的不灭绝像根线一样，很容易断的。一断，华夏民族建立的侯国，被夷狄灭亡了，就要受夷狄的奴役了。齐桓公起来挽救中原华夏民族所建立的侯国，排斥夷狄的侵略，使楚服从，这是代替周天子执行王者的事业。这是极力推崇这件事的重大意义。
再看《穀梁传·僖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溃之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浅事也。侵蔡而蔡溃，以桓公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陉。遂，继事也。次，止也。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楚无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来会桓，成之为大夫也。其不言使，权在屈完也，则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来会诸侯，重之也。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师，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屈完曰：“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返），菁茅之贡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贡不至，则诺。昭王南征不反，我将问诸江。”
《穀梁传》跟《公羊传》相似，主要在解释《春秋》中的用词，但又有不同。《公羊传》里主要是指出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即排斥夷狄的侵略，保护中原华夏所建立的侯国，不至被夷狄所奴役。这个意思，在《左传》和《穀梁传》里都没有。在解释《春秋》用词的意义，《穀梁传》和《公羊传》也不一致。《穀梁传》解释“蔡溃”，“溃之为言，上下不相得也”，即君民的意见不一致，还不认为民背叛君。又说“侵，浅事也”，对伐来讲，侵比较轻点，即不占领蔡的土地，不掳掠蔡的人民，蔡服了就退兵，说明是合于正道。称“楚屈完”，楚国的官制跟诸夏侯国不同，没有大夫，称“楚屈完”，把他看成诸侯国的大夫。不称“使”，因他有权代表楚国决定一切。这是不是正确？“非正也”，不正确，因为臣子不能自专，所以称为非正。称“屈完来”，是“内桓师也”，以齐桓公的军队为内，屈完归向齐桓公。“于师，前定也”，屈完在齐桓公的军队里结盟，是事前决定的。“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屈完在召陵和齐桓公等结盟，见得齐桓公是得意的。“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说齐桓公得意，其实是不得意，齐桓公的得意是很少的。楚国服从了，这是使桓公得意的；但楚成公不来，只派屈完来。屈完责问齐桓公为什么派兵来，齐桓公提出两个理由，屈完只承认一个，对另一个拒绝，所以认为桓公的得意是很少的。这说明《穀梁传》主要在解释《春秋》中用词的意义，不在记事。他的解释，又跟《公羊传》不一致，所以可与《公羊传》并存。
《史记·齐太公世家》：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陉。
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
《史记·楚世家》：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
《史记》是通史，所以只能根据《左传》来记事，《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作解释的话都用不上。《左传》是记春秋时代的编年史，所以记得较详。《史记》是记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通史，不能记得像《左传》那样详，要加以压缩。《左传》的记事，还要按照《春秋》来记，比方《春秋》称“侵蔡”，《左传》也称“侵蔡”，《史记》就不受这个限制，称“伐蔡”，因为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攻入蔡国，所以从历史记事的角度，就称“伐蔡”了。再像《左传》称“楚子使与师言曰”，根据《春秋》，楚国被封为子爵，所以称“楚子”，《史记》就称“楚成王”。《左传》里写楚子说的“君处北海”几句话，在《史记》里就省成“何故涉吾地”了。管仲的回答比较重要，所以《史记》里引用较多，但也省去“无以缩酒”句。《左传》里记齐侯对屈完的话，《史记》里节缩为“桓公矜屈完以其众”，从这里看出《史记》怎样压缩的。对屈完的答话，比较重要，又较多地保存着。
《春秋集注》书影
这件事，主要是记录在《齐太公世家》里，《楚世家》里只附带记一下，就更简了。《楚世家》里称“侵楚”，用“侵”字，就楚国来说，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没有攻入楚国，没有发生战争，所以用“侵”字。就这件事说，主要是管仲责问楚国不向周朝进贡包茅，楚王承认错误，答应进贡，就和齐桓公及诸侯结盟，所以《楚世家》里就记了这件事。又《左传》根据《春秋》，把这件事记在鲁僖公四年。《史记·齐太公世家》以齐为主，所以把这件事记在齐桓公三十年。又《楚世家》以楚为主，所以把这件事记在楚成王十六年。又《史记》所记，可以补《左传》的不足的，如《史记》称“楚成王兴师问曰”，又称“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楚成王是起兵来跟齐桓公对抗的，这点在《左传》里没有记载。
就以上对同一事件的五种记载看，《春秋》的记载类似大事标题，或简明的提要，不过在这个标题里的用词都有讲究，一个词都不轻下。这是可供学习的，我们在定标题或提要时，也要学习这种用词的谨严。就记事说，以《左传》为最好。《左传》的记事，不仅最为详尽，更好的是写对话，写楚成王和管仲的对话，楚成王提出“风马牛不相及”，是个很好的比喻。雌雄相诱为风，只有雌马和雄马相诱，雌牛和雄牛相诱，雌雄的牛和马是不相诱的。这话成为名句。管仲的对答，有根据，有理论，有历史知识，结合实际情况，不是一般人能说。再像齐桓公和屈完的对话，即显示齐桓公的骄傲，更显出屈完的坚强不屈，这样写对话是很成功的。
就记录这件事的意义说，《公羊传》写得最为深刻。《论语·宪问》篇里，记下子路认为管仲和召忽两人都奉事公子纠，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死了，管仲不死，还辅相齐桓公，说明管仲不忠。不忠的人，算不上有仁德吧。子贡因此也认为管仲恐怕不是仁人。孔子却认为管仲辅相桓公，联合诸侯，匡正天下，使百姓到今受到他的好处。假如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要被夷狄所奴役了。称管仲为“如其仁，如其仁”，赞美管仲的仁德。孔子从华夏民族排斥夷狄的侵略，不受夷狄的奴役，赞美管仲。这个意思，《公羊传》在这篇里作了充分的发挥，别的篇里对这点都没有触及到。所以就思想性看，《公羊传》这篇写得最深刻。可以从《公羊传》这篇里学习它怎样通过事件来探索事件的深刻意义。《公羊传》《穀梁传》对《春秋》记事的用词作了深入探索，在这方面，可以供我们作注释和文章赏析的参考，注意对赏析的文章中重要的词要作深入的探索，来提高我们的赏析力。对《史记》的两篇说，可供我们在改写和压缩的写法上作些研讨。这样看来，对同一件事的几种不同写法，都可供我们探讨。
《礼记·檀弓》篇：
战于郎（春秋鲁邑，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鲁哀公十一年，齐国攻鲁，鲁与齐军在郎地作战）。公叔禺（yù雨）人遇负杖（兵器）入保（堡垒）者息。曰：“使之虽病也（使民劳役虽极困累），任之虽重也（使民纳税虽重），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邻重（童）汪踦（qi期）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不以童子礼葬，以成人礼葬）重汪踦，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
《左传》哀公十一年：
公叔务人（昭公子）见保（守城堡）者而泣曰：“事充（劳役多）政重（赋税重），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公为与其嬖僮（童）汪锜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
这是记同一件事的两篇，内容相同，记法也大同小异。前一篇是《檀弓》篇里记的一件事，是完整的。后一篇，是《左传》里记“齐鲁清之战”的一大篇中的一个插曲，是从一大篇中摘出来的，所以稍有不同。前一篇是完整地记一件事，所以一开头就交待是什么事，是“战于郎”，当时鲁国人对于“战于郎”这件事都很清楚，所以说“战于郎”就够了，不用说跟谁战，在什么时候战。后一篇是从一大篇中摘出来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在一大篇里都已讲明，所以不用交代，这是两篇的不同处。又两篇所根据的材料来源不同，所记的人名写法有异。如前一篇作“公叔禺人”，后一篇作“公叔务人”，又称“公为”；前一篇作“邻重汪踦”，后一篇作“嬖僮汪锜”，“重”“僮”即“童”，是写法不同，把这个童子（指未成年人）的名字也写得不同。邻指邻居，嬖指嬖爱，也不同。古人写文章，所根据的材料不同，也写得不同。有像“负杖入保者息”，指背着兵器进入堡垒休息的士兵；“保者”指守卫城堡的士兵，也稍有不同。
再看记录的话，前篇作：“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这里的“使之”“任之”的“之”都指民，即“负杖入保者息”的战士，当时的战士即民。“使”指使用民力，即服劳役；“任”指使民负担，即负担赋税，意义比较明确。后一篇作“事充政重”，用意相同，似不像前一篇的明确。前一篇点明“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亡，不可”，这是公叔禺人说的，称“公叔”一定是鲁哀公一族的人，即贵族，即属于君子或士，这就点明他在这次战争中非死不可，表达了甘于牺牲的决心。后一篇作：“上不能谋，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用意相同，加上“何以治民”，是为了“治民”而死，这就比前一篇的为了谋国卫国而死差一点。这样看来，在记录语言上，前一篇写得更明确，更正确，也更好些。
十 一事而说有异
《朱子语类》卷十一：
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中华书局，192页）
一事而说有异，可以比较。《左传》成公五年：
五年春，原、屏放诸齐（赵婴兄赵原、赵屏因赵婴与赵庄姬私通，放逐赵婴到齐国去）。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晋国贵族栾氏不作乱）。我亡，吾二昆其忧哉（我流放出去，二兄赵原、赵屏会受害）！且人各有能有不能（指自己虽淫而能保护两兄），舍我何害。”弗听。婴梦天使谓己：“祭余，余福女（汝）。”使问诸士贞伯。贞伯曰：“不识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祸淫，淫而无罚，福也，祭其得亡乎（认为神会使淫的人得祸，祭神也会得到流亡）?”祭之明日而亡（流放）。
又八年：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晋国贵族栾氏、郤氏可作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赵武，赵庄姬之子，庄姬，晋成公女）。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夏商周）之令（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邪僻之王），赖前哲以免也。《书》（《康诰》）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返）其田焉。
《史记·晋世家》：
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史记·赵世家》：
屠岸贾者，始有宠于（晋）灵公。及至于（晋）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晋灵公无道，赵盾进谏，灵公要杀他，他在卫士的保护下逃跑了。他手下的赵穿杀了灵公，他回来没有办赵穿弑君之罪。晋国的太史记下了‘赵盾弑其君’，因为他的逃跑没有逃出晋国，他又不办赵穿罪，所以写他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此）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快逃走），朔不肯，曰：“子（你）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不向晋君请示）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晋）成公姊（当作女），有遗腹，走公宫匿。
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袴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汝啼哭），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抱被），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确实）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无）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按照《左传》所说，鲁成公四年（前587），晋国的赵婴跟赵庄姬私通，赵庄姬即赵朔的妻子，赵朔谥庄，故他的妻称庄姬。那时赵朔当已死。成公五年，赵婴的两兄赵原、赵屏，即赵同、赵括，因赵婴和庄姬通奸，把赵婴放逐到齐国去。成公八年，赵庄姬因赵同、赵括把赵婴放逐出去，即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要造反。庄姬是晋成公女，晋景公是她的兄或弟，所以她可以向晋景公诬告。晋景公听了，杀了赵同、赵括。赵武是赵朔和庄姬所生，晋景公是赵武之舅。赵朔已死，赵婴被放逐，赵同、赵括被杀，所以庄姬回到娘家，其子赵武就住在晋景公宫中。赵同、赵括被杀后，赵家的田产没收，分给祁奚。韩厥对晋景公说，赵家像赵真、赵盾父子，对晋国有功，不该没收他家产业，于是立赵武，把赵家的田产还给他。照《左传》所讲，那末在成公四年赵武早已出生。《左传》写成公八年，晋杀赵同、赵括，又把赵家的产业分给赵武。据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据《赵世家》韩厥劝晋景公复立赵武，应在两年后晋景公患病时。”即在晋景公十年时。据《赵世家》晋景公复立赵武时，赵武已十五岁，即晋景公十年，赵武十五岁，那末晋景公八年，晋杀赵同、赵括时，赵武已十三岁了。这就跟《赵世家》讲的保护赵氏孤儿的说法不同。照《赵世家》说，赵同、赵括被杀时，赵武还是在庄姬腹内的遗腹子，说赵朔也在那时被杀，就跟《左传》讲的不一样了。
《左传》成公八年：“（赵）武从（庄）姬氏畜于公宫”句下，孔颖达疏称：“《史记·赵世家》又称：有屠岸贾者，有宠于灵公，此时为司寇，追论赵盾弑君之事，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而灭其族。案二年传，栾书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同、括为庄姬所谮，此年见杀，赵朔不得与同、括俱死也。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又说云，公孙杵臼取他儿代武死，程婴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晋侯有疾，韩厥乃请立武为赵氏后，与《左传》皆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
孔颖达在疏里对《史记·赵世家》里讲赵氏孤儿的事作了辨别考证，证明是司马迁妄说，不可从。这是对的。不过司马迁在《赵世家》里讲的赵氏孤儿的故事，一定是有所据的，可能是民间的传说。这种民间传说，不一定合于历史真实，是民间借古喻今的一种创作。这种创作，借赵家被屠杀的故事，集中概括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屠杀忠良的罪行，也塑造了救护忠良后嗣、甘于牺牲的义士。因此，元代纪君祥根据赵氏孤儿的传说，创作了《赵氏孤儿》杂剧，成为传世的名作。
十一 人而传有同异
《史记》和《汉书》中有关汉朝人物的传记，《汉书》往往根据《史记》中的传记再加改定，《汉书》中所改往往不如《史记》，这在前面已讲到了。但《汉书》中的传记，也有胜过《史记》的。这跟上面讲“立体的懂”里讲“部次条别之法”有关。如贾谊，《史记》列在《屈原贾生列传》里，把屈原和贾谊两个合传。司马迁写这篇合传的用意，因为屈原和贾谊，都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都被贬谪，又都以辞赋著名，所以都在两人传里录了他们所著的辞赋，这是按照他的部次条别之法来这样编成合传的。班固在《汉书》里替贾谊立了专传，不仅因为屈原是战国时代人，不能收入《汉书》，更因为班固替贾谊立专传，认为贾谊除了写他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贬谪及是著名的辞赋家外，还有很杰出的成就。对这些很杰出的成就，《史记》里没有给与应有的叙述，《汉书》里作了充分的发挥。在这方面，《汉书》就超过《史记》了。
《汉书·贾谊传》称：“是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僣儗，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诛。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数欲匡建。”这是总说当时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到贾谊的陈政治疏，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大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使贾谊成为一位杰出的政论家。下面引了他的陈政治疏。就重要的说，有治安策。指出封建诸侯国的弊病，“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因侯国差错造成忧患），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因侯国的叛乱而祸国殃民。他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主张让侯国把他们的国土分封他们的诸子，国分得小了，就可避免叛乱了。又指出“天下之势方倒悬”，“足反居上，首领居下”。指出匈奴侵掠，汉反“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即匈奴居上，汉居下。他提出制服匈奴的策略。又指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秦俗日败”，沿袭到汉朝，“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耻”，“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他因此提出“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的主张。又提倡学校，指出“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问道”。“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又主张以礼义为治，称：“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云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危机和问题，提出各种解决的办法，是有深识远见的。这些远见卓识，《汉书》里作了详尽的记载，《史记》里却因限于部次条别之法，没有作详尽的记载，这是《史记》不如《汉书》的地方。
十二 事异而记法同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210页《左传》成公十六年：
“楚子登单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虏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按不直书甲之运为，而假乙眼中舌端出之！纯乎小说笔法矣。……甲之行事，不假乙之目见，而假乙之耳闻亦可，如迭更司小说中描写选举，从欢呼声之渐高知事之进展，其理莫二也。西方典籍写敌家情状而手眼与左氏相类者，如荷马史诗中特洛伊王登城望希腊军而命海伦指名敌师将领，塔索史诗中回教王登城望十字军而命爱米妮亚指名敌师将领，皆脍炙人口之名章佳作。然都无以过于《元秘史》卷七中一节者，足使盲丘明失色而盲荷马却步也，兹撮录之。“成吉思汗整治军马排阵了，乃蛮军马却退至纳忽山崖前，缘山立住。彼时札木合亦在乃蛮处。塔阳问：‘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是甚么人？’札木合说：‘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欢喜来也。……’塔阳说：‘似那般呵，离得这下等人远者。’遂退去跨山立了。又问：‘那后来的军，如吃乳饱的马驹绕他母喜跃般来的是谁？’札木合说：‘他是将有枪刀的男子杀了剥脱衣服的……二种人。’塔阳说：‘既如此，可离的这下等人远者。’又令上山去立了。又问：‘随后如贪食的鹰般当先来的是谁？’札木合道：‘是我帖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你如今试看。’塔阳说：‘可惧！’又令上山立了。又问：‘随后多军马来的是谁？’札木合说：‘是诃额仑母的一个儿子，……吞一个全人呵，不勾点心。……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五百步。……’塔阳说：‘若那般呵，咱可共占高山上去了。’又问：‘那后来的是有谁？’札木合说：‘是诃额仑最少的子……’于是塔阳遂上山顶立了”。有问则退，随对而退，每退愈高，叙事亦如羊角旋风之转而益上。言谈伴以行动，使叙述之堆垛化为烟云，非老于文学者安能辨是？《左传》等相形遂嫌铺叙平板矣。
按《左传》写的，把晋军战前的一切活动布置，都通过楚王眼中看到，伯州犂口中说出，使后来的人知道。这是很难得的资料。再看《元秘史》写的，成吉思汗军马的活动，通过乃蛮的塔阳问、札木合答来表达。在问答中，不光问成吉思汗的军马怎样行动，还用了比喻，如“狼将羊群赶至圈内”、“用人肉养的四个狗”、“如吃乳饱的马驹绕他母喜跃般来的”，用了这样的比喻，更加强了形象性，更显得鲜明生动了。
十三 内容异而首尾呼应同
钱锺书先生《管锥编》228页《左传》昭公五年：
“楚子欲辱晋，大夫莫对，薳启强曰：‘可！苟有其备，何故不可？……未有其备，使群臣往遗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首言有备则可，中间以五百余字敷陈事理，末言无备则必不可，而反言曰：“何不可”，阳若语绍，阴则意违。此节文法，起结呼应衔接，如圆之周而复始。《中庸》“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一节，结云“道其不行矣夫！”首尾钩连；以断定语气始，以疑叹语气终，而若仍希冀于万一者，两端同而不同，弥饶姿致。若《大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节，《乡饮酒义》“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节。《公羊传》桓公二年“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节，僖公十年“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节，庄公十二年“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节，《战国策·赵策》三“胜也何敢言事”节，首句尾句全同，重言申明，此类视《左传》《中庸》，便苦板钝。如《檀弓》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而曰尔何无罪欤？”《穀梁传》僖公十年，“里克所为杀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乎？’……故里克所为弑者，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将杀我也！’”此类掉尾收合，稍出以变化，遂较跌宕。《孟子·梁惠王》章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回环而颠倒之，顺下而逆接焉，兼圆与叉（见《毛诗》卷论《关雎》五），章法句法，尤为致密。试拈《楚策》三陈轸曰：“舍之，王勿据也；以韩侈之智，于此困矣。……舍之，王勿据也；韩侈之智，于此困矣”；顺次呼应，与《孟子》相形，风神大减。……《左传》《孟子》《中庸》《穀梁传》诸节，殆如腾蛇之欲化龙者矣。
《管锥编》书影
钱先生在这里指出“兼圆与叉”，“圆”指首尾呼应，作圆形；“叉”指首与尾的呼应又有些参差，不完全相同，称“丫叉句法”。如《史记·老子传》：“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前面讲飞、游、走，下面承接成了走、游、飞，跟前面不一致，这即指丫叉句法。这里讲的首尾要呼应是圆，呼应的话又要有些不一致是叉，兼圆与叉，才有风神，有圆而无叉，风神大减。钱先生指出这点，是值得加以体会的。像《左传》里楚子欲辱晋，薳启强认为有备则可，无备则不可，反说“何不可”，这就跟开头说可丫叉了。这样丫叉，才符合薳启强的真情实感，倘开头说可，结束也说可，就不符合他的情意了。再像《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开头的话用肯定句，结尾的话用感叹句，从肯定到感叹，才真切地表达了孔子的心情，倘再用肯定句，就不能表达孔子的感叹了。再像《孟子·梁惠王》所记，王问何以利吾国，孟子针对王问利来说，所以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提利，后提仁义。接着说明仁义的重要，经过说明，孟子认为梁惠王应该认识到仁义的重要了，所以结尾说：“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先提仁义，后提利，只有这样说，才符合孟子的想法。因此，兼圆与叉才符合人物心情的真实感受。
十四 拟分类状物而有变化
韩愈的《画记》被推为摹仿《周礼·考工记》和《尚书·顾命》而出以变化的成功之作。先看《考工记·梓人》：
梓人为筍虡（木工做挂乐器的架子）。天下之大兽五：脂者（牛羊类），膏者（豕类），裸者（虎豹等毛短的），羽者（鸟类），鳞者（龙蛇类）。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用牛羊豕作三牲来祭）。裸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虡（把虎豹、鸟、龙、蛇等刻在挂钟的木架上）。
外骨（龟类），内骨（鳖类，因甲外有肉缘故称）；却行（蚰蜒），仄行（蟹类），连行（鱼类），纡行（蛇类）；以脰鸣者（蛙用项鸣），以注鸣者（蟋蟀），以旁鸣者（蝉），以翼鸣者（甲虫），以股鸣者（一种虫），以胸鸣者（蜥蜴），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刻（把各种小虫刻在祭器上）。（《周礼》卷四一）
这里先是分类，分为大兽和小虫。大兽再分为五，称“脂者、膏者”等。把小虫再分为三：一种以骨分，分外骨、内骨；一种以行分，分却行、仄行等；一种以鸣分，分以脰鸣、以注鸣等。这篇就是这样分类的。此外是状物，如脂者、膏者是状物，说外骨、内骨，却行、仄行等也是状物。
又《顾命》：
一人冕（戴礼帽）执刘（大斧类），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大斧），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戣（戟属），立于东垂（边）；一人冕执瞿（戟属），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矛属），立于侧阶。（《尚书》卷六）
韩愈的《画记》就是仿照《梓人》和《顾命》写的，但写得有变化，所以成功：
杂古今人物书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戴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戴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徒而驱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钺植者七人，甲冑执帜植者十人，负者七人，偃卧者二人，……妇人以孺子载而可见者六人，载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戏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对者、怒相踶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戴服物者、戴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韩昌黎集》卷十三上）
这篇《画记》主要是记人和马，下面还有记牛、橐驼、驴、犬、羊、狐、兔、麋鹿，记旃车，记弓矢等兵器、s记人数，如“骑而立者五人”等。这样写，仿照《顾命》。《顾命》是先写人数，再写执什么兵器，再写立在何处。《画记》里记人，先写人怎样活动，如“骑而立者”，再写人数，如“五人”。《画记》里把人的活动分为多少种，像“骑而被甲戴兵立”，“骑且负”，“骑执器”等，每种下加“者”字来做区别，这就跟《顾命》的写法有不同。这种不同，由《顾命》里写人的活动简单，到《画记》里写人的活动复杂，是适应内容的不同来变的。不仅这样，《画记》里记人物的活动，为了避免呆板，写法也有变化，如其中的“一人骑执大旗前立”，这句的写法就跟上下文不同，要是改作“骑而执大旗前立者一人”，就和上下文一致了。作者在这里有意改变写法，避免呆板。正由于这样写，仿照《顾命》而又有变化，不是单纯的摹仿了。
再看写马的部分，写出马的各种形态，用“上者、下者、行者、牵者”等，用“者”字来分别各种形态，这是仿照《梓人》的“脂者、膏者、裸者”等的写法。《梓人》这样写比较简单，《画记》里写马的各种形态就比较复杂。再说，《画记》里记人和马都有个总结，如“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记马也有类似的记法，这又是结合画的特点，不同于《梓人》的记法。因有这样的变化，这就使这篇《画记》，虽有摹仿又有变化，使它成为成功之作。
十五 拟对问自解而有创见
《文心雕龙·杂文》篇称：
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食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
自从宋玉作了《对楚王问》，通过一问一答来申说自己的志愿以后，人家就纷纷仿效。东方朔仿作《答客难》，扬雄仿作《解嘲》，班固仿作《答宾戏》，这四篇都选在萧统的《文选》里，被认为是较好的。后来的仿作，像《杂文》篇里讲的，有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崔寔《答讥》，蔡邕《释诲》，郭璞《客傲》，曹植《客问》，庾《客咨》，都没有选进《文选》。就这四篇选进《文选》的看，后三篇是不是虽摹仿而也有创新呢？
先看宋玉《对楚王问》：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和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古文观止》卷四）
宋玉用音乐来比，认为低级的音乐《下里巴人》，和着唱的有数千人；中级的《阳阿薤露》，和着唱的有数百人；高级的《阳春白雪》，和着唱的不过数十人。更高级的歌，和着唱的不过数人而已。接下去他自比凤凰，在高天飞翔，把群众比作小雀，是不可能了解凤凰的。这篇是高自称许，用来贬低群众。但因为他用问答体来写，通过别人问自己答来表达自己的志愿，这种体裁对后来很有影响，所以被肯定。
再看东方朔的《答客难》：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居）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过义，……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耶……”东方先生喟然长息，仰而应之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贤与不肖，何以异哉！……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文选》卷四五）
东方朔仿照宋玉的一篇写的，内容变了，认为时代不同，士人的遇不遇也不同了。在战国时代，各国君主急于求贤，故士人可以一说而得卿相的位子。到了大一统时代，上下和同，虽有贤才，无所立功，只能处在下位，但还应该修身。这篇虽用一问一答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内容是全新的，不是摹仿，是创作，所以是成功的。
再看扬雄的《解嘲》：
客嘲扬子曰：“吾闻上世之士，……生必上尊人君，下荣父母，……纡青拖紫，朱丹其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处不讳之朝，……然而位不过侍郎，擢才给事黄门，意者玄得无尚白乎？（扬雄著《太玄》，玄是黑，有人认为《太玄》无用，所以说玄得无尚白吗？）何为官之拓落也？”扬子笑而应之曰：“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文选》卷四五）
以下也讲时代不同，战国时“得士者富，失士者贫”，所以士子得意。到了汉朝大一统，“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命意跟《答客难》相似。不过在文辞上有可取处。如说：“客徒朱丹吾毂，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朱丹指红色，车子漆红色，指官高。从红转到赤，从赤变到赤族，即灭族，用了双关格。再像说大一统时，人才多一些少一些都无所谓，作“乘（四）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工于用比喻格。又全篇用了不少典故，即工于用对偶格、引用格，在这些方面有特色，所以也是被肯定的。
再看班固的《答宾戏》：
宾戏主人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后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时而独彰……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务，著作者前列之余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带绂冕之服，……卒不能摅首尾，奋翼鳞，……徒乐枕经籍书，纡体衡门，……意者且运朝夕之虑，定合会之计，使存有显号，亡有美谥，不亦优乎？”主人逌（音攸，宽舒貌）尔而笑曰：“若宾之言，所谓见世利之华，暗道德之实，守窔奥之荧烛，未仰天庭而睹白日也。”（《文选》卷四五）
接下来也讲时世不同，显晦不一，跟彼一时、此一时的说法一致，但有新的提法。即指出战国时取得富贵的人，“朝为荣华，夕为憔悴，福不盈眥，祸溢于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赖乎？”于是宾第二次提问：“敢问上古之士，处身行道，辅世成名，可述于后者，默而已乎？”主人提出有德有能的人建功立德，“用纳乎圣德，烈炳乎后人”。这篇有新的提法：一是客人提问两次，主人回答两次，打破以前的只限于一问一答；二是指出战国时的立谈取卿相靠不住，要功德并重才可靠。有这两个新变，所以是好的。
再看韩愈的《进学解》：
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毕，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先生之于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劳矣。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姚，舜姓，姒，禹姓，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浑浑无涯。周诰殷盘（《尚书》中的周书、商书），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古文观止》卷八）
下面先生提出人的才能有大小，他的才能小，“投闲置散，乃分之宜”。用来解答弟子的提问，借弟子的提问来发牢骚。
这篇《进学解》，跟《答客难》《解嘲》等文比，又有新创。一是先由国子先生勉励学生勤学力行，一定有前途，然后引出学生的嘲笑。这跟以前各篇一开头就有客人嘲笑的不同。二是以前各篇大都从彼一时、此一时，时代不同立论；这篇从人的才能有大小立论，命意不同。三是以前各篇或从立德立功方面立论，这篇突出国子先生即韩愈在理论上、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在理论上即宣扬儒家学说来排斥佛教道教，在文学上突出的是推重《庄子》《史记》。在韩愈以前，刘勰的《文心雕龙》评论诸子散文，不突出《庄子》，评论史传文学，不突出《史记》，刘知几《史通》评论史书，推重《汉书》而贬低《史记》，到了韩愈，才突出《庄子》《史记》的杰出成就。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第467页特别推重，称：“韩愈《进学解》：‘下逮《庄》《骚》，太史所录’，《送孟东野序》复以庄周、屈原、司马迁同与‘善鸣’之数，……文章具眼，来者难诬，以迄今兹，遂成公论。”三是《进学解》提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清代刘开《与阮芸台宫保（元）论文书》称“韩退之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宏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金石，以穷极声色……宋诸家叠出，乃举而空之，……于是文体薄弱，无复沉浸浓郁之致，瑰奇壮伟之观”。这里指出韩愈论文讲究沉浸浓郁的突出成就。《进学解》仿照《答客难》《解嘲》，其中提出这三点来立论的突出成就，是以前这类文章所没有的，所以它是有创新的名文。
十六 对问与七事分叙的因袭与创新
同样仿照对问和列举几件事来分别叙述，有的是因袭，有的是创新，关键在内容和命意上。钱锺书先生《管锥编》第637页：“枚乘命篇，实类《招魂》《大招》，移招魂之法，施于疗疾，又改平铺而为层进耳。”先看《楚辞·招魂》：
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对曰：“掌梦，上帝其命难从，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文选》卷三三）
上帝要巫阳去招魂，先占卜一下魂在何处，再去招。巫阳说招魂是掌梦管的，上帝要他先占卜，这个命令难从，因怕后来的人只求占卜，不能再用巫阳了，因此就去招魂。这一段即两人对话。下面讲招魂，向东南西北四方招魂，再要魂返故居，说故居堂榭怎么好；再讲室内有多少美女怎样好；再写那里的饮食怎样美好；那里的音乐歌舞怎样美好；最后讲到梦泽中去打猎怎样好。钱先生认为枚乘《七发》讲两人对问列举七件事来分别叙说，就是从《招魂》来的。
枚乘《七发》：“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曰：‘惫，谨谢客。’”（《文选》卷三四）从两人一问一答开头。下面分事来写，一事讲音乐的美妙，“‘太子能强起听之乎？’太子曰：‘仆病未能也。’”二事讲各种美味，太子也未能起尝；三事讲骑射的好处，太子也未能去骑；四事讲游观景物及观赏歌舞，太子也未能观赏；五事讲打猎，太子有起色；六事讲观海涛，太子未能起观；七事讲请方术之士来讲要言妙道，太子起来，“霍然病已”。这篇《七发》，分七事来启发太子，其中列举音乐、美味、骑射、游观、打猎等，跟《招魂》的写法，有相似处。钱先生指出《招魂》列举各种美好事物是平铺，《七发》改为层进，如听了讲打猎，太子有起色，即进了一步；听了要言妙道而病愈，更进了。《七发》虽仿照《招魂》，从招魂改为治病，从平铺改为层进，内容也有不同，像《七发》中讲观涛一节，极为精彩，是全新的。因此《七发》是属于创新的名篇。
枚乘创作《七发》后，摹仿《七发》的不少，收在《文选》里的有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两篇。《七启》（《文选》卷三四）写玄微子在隐居，镜机子去看他，下面分叙七事：一事讲美味，“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二事讲服饰，“玄微子曰：‘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三事讲打猎，“玄微子曰：‘予乐恬静，未暇此观也。’”四事讲宫馆园林，“玄微子曰：‘予耽岩穴，未暇此居也。’”五事讲音乐歌舞，“玄微子曰：‘予愿清虚，未暇此游也。’”六事讲游使，玄微子称善。七事讲圣道，玄微子兴起，“愿返初服，从子而归”，不再隐居了。
再看张协《七命》（《文选》卷三五），写冲漠公子在隐居，殉华大夫去看他，下面也分叙七事。一事讲音乐，要公子去听，“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二事讲宫观园林，要他去住。“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三事讲打猎，要他参加，“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四事讲宝剑，要他佩带，“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五事讲骏马，要他去驾御，“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六事讲美味，公子曰：“余病未能也。”七事讲太平德化，“公子蹶然而兴”，“请寻后尘”，跟着大夫走了。
这两篇虽然选入《文选》，从一问一答到分列七事来叙述，列举的内容和设想，摹仿的痕迹太显，都不成为成功之作。真正成为成功之作的，当推柳宗元的《晋问》：
吴子问于柳先生曰：“先生晋人也，晋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则吾愿闻之，可乎？”曰：“可。”（《柳宗元集》卷十五）
接下来讲晋之山河，表里险固，为一事。吴子认为“表里山河，备败而已，非以为荣观”，“愿闻其他”。先生讲晋之金铁，甲坚而刃利，为二事。吴子认为“夫兵之用，由德则吉”，“况徒以坚甲利刃之为上哉”！先生讲晋之名马其强可恃，为三事。吴子认为“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请置此而新其说”。先生讲晋之北山，其木材可取，为四事。吴子称君子“不患材之不己有”，以材为不足患。先生讲晋之河鱼，可为伟观，为五事。吴子以为“一时之观，不足以夸后世”，“姑欲闻其上者”。先生讲晋之盐宝，可以利民，为六事。吴子曰：“此可以利民矣，而未为民利也。”先生曰：“愿闻民利。”吴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所谓民利，民自利者也。”先生言晋文公霸业之盛，“推德义，立信让”，“其遗风尚有存者。若是可以为民利也乎？”吴子曰：“近之矣，然犹未也。”先生称晋有尧之遗风，“故其人至于今俭啬，有温恭克让之德”，“愿以闻于子何如？”吴子称“美矣善矣”，“举晋国之风以一天下，如斯而已矣”。为七事。
这篇《晋问》，也是一问一答，也是列举七事来讲，但它是创新而非因袭。一是命意新，以前各篇，《七发》是借七件事来启发太子，使太子病愈；《七启》《七命》是借七件事来启发隐士，使隐士抛弃隐居生活。《晋问》不同，问晋地有什么好处，可以福国利民，意义更为深远。二是《七发》等讲的启发，理由不够充分，如所举六事都不能使吴太子振作起来，听了要言妙道，却“霍然病已”，要言妙道讲的是什么，没有内容，只有空话，这就缺乏说服力。再就讲了七事，说其中有的事物使太子听了有起色，为什么也不清楚，因此这七事的有进层，也比较空，缺乏说服力。《晋问》不同，吴子的问话是在逼进的，如第一事讲表里山河，吴子认为光有山河险固不可靠；第二事讲甲坚刃利，吴子认为徒有坚甲利刃也不可靠。下面讲名马、木材、河鱼、盐宝，讲到可以利民，是进一步了。吴子还不满意，提出“为民利”。于是讲到晋文公的德教，就更进一步了。但吴子认为霸者之教还不够。于是讲到尧的德教，即王者的德教，可以推广到天下，就更进一步。这样层层深入，又是新的写法。再像以前的一问一答，总是甲问乙答，《晋问》不同，像第六段讲晋之盐宝，可以利民，吴子认为“未为民利”。接下先生问“愿问民利”。即在甲问乙答外，又加入乙问甲答，这又是一种新变。因此从命意到内容到形式，《晋问》都有创新，是创造的成功之作，从这里看到新变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