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是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而且是中国思想上一个特点。这是读过中国历史的人总要承认的。这种思想的承上起下的关键人物，当然要算孔夫子。孔夫子在他的言论里，处处都露出复古的彩色，这是读过孔夫子的书的人总要承认的。我们现在把下面数段话来证明：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子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
上面数段话，不过从《论语》中举其显明者，然孔子的复古思想，已可概见。不但是唐、虞、夏、商、周一切的政治礼法风俗及其他的社会制度是好，就是一切的古学都要“学而时习之”。连了在梦里也要想见周公。这样的极端的复古，放大起来就是一切的文化，都要依法前人。而依法前人，是愈古愈好。他特别的尊崇帝尧就为这个原故。因为孔子本身是这么崇古，所以崇拜孔子的人总是崇拜皇古，而是崇拜皇古的人也必崇拜孔子。我们试看孟子，他的民贵君轻固然是从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推衍而来（廉江江瑔《读子巵言》云：孟子唾骂杨墨而无一言及老子者，盖老子乃其师也），然因为他崇拜尧舜的文化，所以他一则曰：“乃所原则学孔子也。”再则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三则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四则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其实，我们也许要说因为了他这么崇拜孔子，所以特别主张复古。比方他说：
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
其最明显的是：
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若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又说：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因为以知性则知天，所以性就是天。尧舜是性者也，所以舜尧就是天。这与孔子所谓“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不但只有相同，且进一步把尧舜来作天看待，其尊崇尧舜可以想见。舜尧以后，若禹若皋陶，则只见得舜尧的黄金世界而知之；他们却不能因见而行之。再沿到汤则只能闻而知之；所以说：舜尧，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从此以后，五霸则愈趋愈下，至于孔子也不过闻而知之。闻而知之，虽不能行，也不失其为圣；但是孔子以后，能够“闻而知之”也不可多得，可为慨叹，孰过于此？
总而言之，孔孟的意想是：历史事实上的变更，是退步的，而不是进步的。她从尧舜的黄金时代，而退至汤武的升平时代；更由汤武的升平时代，而退至五霸的混乱时代。这种的日趋日下的境况，不只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包括了道德以及社会一切的制度和动作。其实，是文化的全部。因为皇古是胜于过去，而过去又胜于近代，所以补救之方，就是能够效法愈古则愈好，这可以说是孔孟复古的根本理论。
但是劝人去复返皇古，就是劝人不要反古。同时自己既自命自己为独一无二的闻知皇古的人，就是告诉人们不要反对我自己所说的古道。这样推衍而来，结果是否认一切与己不同的言论和动作，所以排除异己的成见最深，而容纳他人的意见，成为论理上所不许。其原因是因为把过去的法则来做目标，总是绝对的，因为这种法则是决没有可变为较好的法则。是要她变，只有变坏。愈变坏，则愈要复古。回头是岸，就是他们的劝告。一个不晓游水的人，若是走下大海去，则愈下愈深，愈深则愈危险。说来说去，总是要速点转头向岸走，才有生机。本来岸上也许是很危险的，而且在岸上也许有性命之虞，不过这种已成陈迹的岸，还有谁能够去证明在岸上是不好呢？只是有“我“知道，这是孔子和孟子的回答。跟着“我”罢！这是孔子和孟子的劝告。要是不跟着“我”呢，则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个信条，一经宣布，则无论是谁，都要信仰“我”的道。不信我，就是攻乎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结果是孔家一切的伙伴，都不能相信孔子以外的道。要是她又得了政治或他种实力去保护，那么反道成为自身不能保的事情。万一因不能自持而为异道所惑，则不是含默不言，必极力辩护，藉以遮掩天下。孟子，像吾们上面所说之于老子，已有这种趋势；而其最显明的例，还是像宋代的陆象山。
陆象山开口就自命为儒家。比方：他和侄孙濬书中说：“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然平心来说，陆氏自己的学说，受过佛老的影响，处处流露。然他在致曹立之的书里却说：“佛老遍天下，其说皆足以动人，士大夫鲜有不溺焉。”又说：“……武帝之事四夷，非之何必日与胡和亲为哉？此等皆黄老言之误也。”但是在王顺之书里又说：“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多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又与曹立之书云：“杨朱、墨翟、老、庄、申、韩虽不正，其说自分明。”所谓各家有各家之说，以及其说自分明，就是承认佛老之价值。他又说：“我无事只好似一个全无知无能的人，及事到方出来，又却似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正是老子“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意旨。又如：“道非争竞者可知，惟静退者可入。”这又是佛老的清净之旨。佛老的重要意旨是清净无为，陆氏已身体而力行，那么佛老的魂已上了他身，他还是要扬言斥佛老！
从这种的门户偏见，再推衍去，就是乘在汽车上去提倡东方的精神文化，建起洋楼式的孔教会，穿着百数十元的洋布衣服，戴起罗斯福式的洋眼镜……而去讲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遗教。
所谓排斥异己，就是排外。排外应用在某一种学派上，是排斥于这学派以外的学派。若应用到一个国家或民族上，就成为排斥这国家或民族以外的一切国家及民族。排外不但是由排斥异己的学说，推衍而来，而且是孔家一种信条。孔子说：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除了皇朝的中国以外，一切的民族国家不是南蛮北狄，必是东夷西戎。他们是没有开化的，他们是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他们也配不上来说这种的关系。万一他们也有了君，有了臣，还不若我们皇朝大国之没有，因为惟有大国皇朝像我们这样，才能够有这名能副实的东西！
这样的排外趋赴极端，则一切的外来的东西，都是不好，不值得仿效。而且为皇朝的面子起见，是不应当仿效的。我们试看《战国策·赵二》里所载群臣之劝赵武灵王勿采胡服的言论，便能知道。武灵王本来是一个很有振作的人，采用胡服本来不算做什么重要的事，而群臣中竟把来做一件不得了的事来，大加反对，他们的理由是：
奇服者志淫，俗辟者乱民。是以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礼也。
又如：
当世辅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礼之制也；修法无愆，民之职也，三者先圣之所以教。今君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
这一类的言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司空见惯的，而犹是东西文化接触以后，排外来的文化的偏见，特别利害。比方：康熙的时代，杨光先上书反对依西洋的新历，而恢复旧法，到了他自己做钦天监正，却又不明推算之理数。结果是不免于舛误而入狱，到了遇赦以后，他还是不自悔，而著《不得已》书。今略摘一段，以示其排斥外来的东西之大概：
是以西洋邪教，为中国之人而欲招徕之，授引之，自贻伊戚。无论其交食不准之甚，即准矣，而大清国卧榻之旁，岂容若辈鼾睡乎？盖从古至今，有不奉彼国差来朝贡，而可越吾疆界者否？有入贡陪臣不回本国，而呼朋引类煽惑吾人民者否？江统《徙戎论》盖蚤烛于几先，以为羽毛既丰，不至破坏人之天下不已。兹著书显言东西万国及我伏羲与中国之初人，尽是邪教子孙，其辱我天下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不辞。异日者，设有蠢动，还是子弟拒父兄乎？还是子弟卫父兄乎？卫之义既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请问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俱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于积薪，而祸至之无日也。……世或以其制器之精奇而喜之，或以其不婚不宦而重之。不知其仪器精者，兵械亦精，适足为我隐患也；不婚不宦者，其志不在小，乃在诱吾民而去之。如图日本、取吕宋之已事可鉴也。《诗》曰：“相从雨雪，先集微霰。”又《传》曰：注“鹰化为鸠，君子犹恶其眼。”今者海氛未靖，讥察当严，揖盗开门，后患宜毖。宁使今日詈予为妒口，毋使异日神予为前知，是则中国之厚幸也。
光先还知到西洋的历法、仪器、兵械之精于中国，而足以为中国之隐忧。然因为传统的排外思想太深，弄到他忘记了我们若不虚心去学人的好处，就使我们不准西洋人在国内居住，西洋人随时都可到中国，侵夺我们土地。此外又像艾孺略（julins aleni）所著的《职方外记》及南怀仁（veliriert）的《坤舆图说》，本来是地理学上很大的贡献，而可以帮助于中国智识眼界；然所谓当代硕学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提要》意把他当做古代小说看，而其原因，胡礼垣说得颇详，略录于下：
纪公曾于内庭管理《四库全书》，阮公曾建设学海堂于广东各省。南北学士，莫不资法于二公。二公博览群书，不愧一代之文宗。今者艾孺略、南怀仁等重涉重洋，来诣吾邦，二公表面勉为敬崇，而不用其说。其意以为我中华《一统志》，卷帙五百，至详且尽，安用此浅近之《地球说略》《舆地图说》等为？又以为尧舜之时，已创历法，垂四千年而不变，彼琐琐之说，恶足以易之？（《康说书后》，看《胡翼南文集》卷十三）
然其最妙的，还是天下闻名的王壬秋的《陈夷务疏》反对设立同文馆。今摘录于下：
言御夷者，皆谓识其文字，通其言语，得其情伪，知其山川，阨塞、君臣治乱之迹，及其国内虚实之由；其最善者，取其军食以济我师，得其器械以为我利。今设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独以为无益。……火轮船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血刃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湘绮楼全集》卷二）
义和团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结晶品。他们的肚子能够抵抗枪炮的自信，不外是以这种思想来做他们的护身符。无奈肚子终是为枪炮所征服。义和团的自信，应该给中国人一个最好的教训，但是抱着皇古像抱着佛脚的中国人，委实是不易教训的。他们之信仰孔子，正如孔子之信仰皇古。复古是孔子的精神所在，也许是性命所托，信孔也是他们的精神和性命所在。因此我们见得满清推倒以后，复古的运动，还是继续不断的发生。复古的运动，总是与尊孔的运动相连带而来；所以尊孔就为复古，而复古也就是尊孔。民国以来的向后转的口号和言论，是随处可听见的，而特别是欧战以后。我们为篇幅所限，现在再举出一二个例来看看罢：
西洋之教人为善，不畏之以上帝，则畏之以法律；离此二者，虽兄弟比邻，不能安处也。逮夫僧侣日多，食之者众，民不堪其重负，遂因三十年之战倾覆僧侣之势力，而以法律代上帝之权威。于是继僧侣而兴者，则为军警焉。军警之坐食累民，其害且过于僧侣，结果又以酿成今日之战。经此大战之后，欧人必谋所以弃此军警亦如昔之屏弃僧侣者焉。顾屏弃军警之后，其所赖以维持人间之平和秩序者，将复迎前曾屏弃之僧侣乎？抑将更他求乎？为欧人计，惟有欢迎吾中国人之精神，惟有欢迎孔子之道。
我们特地的抄出这段话，因为她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先生在他的大著德文本（也有英文本）《中国国民之精神及成争之血路》里的言论。我留德时，在柏林及来比锡的旧书店里，还能容易找得，而对于东方文化的研究，兴趣较浓的比较年岁较深的学者，还能道及辜先生的著作，并且听说因为受了欧战激刺过深，而发生点神经变态的人，在好几年前，也给了辜先生以相当的同情。不过他们说：欧战不过是欧洲历史上一种变态，现在已逐渐返复常态了，所以变态心理的相信辜先生的人，也许是没有了！
其实辜先生以为西洋的文化，不外是宗教法律的代替，是我们不敢赞同的。难道西洋人没有道德吗？三十年的战争，既不是中世纪的僧侣倾覆的主因，而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也不见得能够打倒辜先生所谓继续僧侣而起的军警。
辜先生的音乐本来是为西洋人而奏的。西洋人之听辜先生的音乐的人，固然不多；中国人之能知道辜先生的音乐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十余年来，中国人所谓有系统的东西文化的研究而发行为专书的，恐怕还是一位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据他自己说，是在民国六七年间。经过了三四年后，他遂将其研究所得，在民国九十年间在北京大学即山东济南教育会会场讲演，由这些讲演而编成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先生把世界的文化分为三种：一为中国的文化，二为印度的文化，三为欧洲的文化。这三种文化的差异据梁先生说是：
（1）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2）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3）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世界文化只有这三种，也许文化本身只有这三种。这是梁先生告诉我们的。并且不只是世界的文化只有这三种，而且文化的发展的时期，也是必经过这三种文化。照梁先生的意见，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条路——西洋文化的路。——这是文化发展的第一时期。第二的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路，而特别是指明孔子之道。第三的时期，是印度文化的时期，而特别是佛教化的文化。梁先生以为这三个时期是人类文化发展所必经的途径，文化的趋势也是这样朝向的。
人类文化的发展的趋向途径，固然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中国人对于文化上所应持的态度，据梁先生说，是有下面数条的途径：
第一、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梁先生说：“这三条，是我这些年来研究这个问题之最后结论，几经审慎，而后决定，并非偶然的感想。”梁先生固然是这样说，然阅者看了上面的文化发展的途径由西洋而中国，由中国而印度，阅者总会问道：为什么梁先生又极端反对印度的路径呢？梁先生的回答是：文化发展的程序，固然这样，然而要达到印度文化的地位，必先走完了中国文化的态度中所应走的途径。梁先生说：
本来印度人那种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非可遍及于平民，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生计有安顿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唯有在以后的世界，大家的生计，都有安顿，才得容人人来作，于自己于社会，均没妨碍。这也是印度文化在人类以前文化中，为不自然，而要在某种文化步段以后，才顺理之证。
简单来说：印度化的程度太高了！现在第二条路还走不到，还讲什么第三条路。所以把印度化来解决我们现在的困难，是不合时宜的。不合时宜，所以要丝毫不容留的去排斥它。
梁先生承认这三种——西洋、中国、印度——文化的最初发生，都是顺装的——就是跟着第一条路。不过这三个地方的文化，在他们慢慢的走的历程中，都走了错路，或是走了曲路。西洋和印度二者都折入第三条路——印度化或是宗教化的路。——而中国却跑曲入第二条路——中国化的路。梁先生说：他们总走错路，或曲路，因为他们不待走完了第一条所应走的路，所以不但是西洋的中世纪和印度跳得太远；就是中国也因第一条路尚未走完，而躐等的进入第二条路。这样的不循文化发展上所应当经过的途径而躐等跳级的文化，梁先生叫做“文化早熟”。早熟是一件不好的东西，所以无论是在中世纪的欧洲也好，在中国在印度也好，他们总是早熟，他们总是走了歧途，走入暗路。
不过在欧洲，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乃始拣择批评的重新走第一条路，把希腊人的态度又拿出来。他这次当真走这条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类文化所应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学、德莫克立西，都由此成就出来。即所谓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
梁先生以为西洋人现在已走了正路，而且就走完了第一条路。走完了第一条路，便转入第二条路——中国化的路——再转而入第三条路。这样的一路走，“就无中国或印度文明输去给西洋人，西洋人自己也能开辟他们出来”。“若中国则绝不能，因为他态度殆无由生变动，别样文化即无由发生也，从此简直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所以唯一的办法，照梁先生的意见，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设使梁先生说到这里而停止，我们也许赞成，不过梁先生的全盘接受，是带着二个条件：一是根本的改过西方文化，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二是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完全采纳西洋文化的带着这二个条件的原因，据梁先生说：
西洋人也从他的文化而受莫大之痛苦。若远若近将有影响于世界的大变革，而开辟了第二路文化。从前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忧虑，此刻似乎情势不是那样，而旧时富强的思想，也可不作。那么如何要鉴于西洋弊害而知所戒，并预备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实现。
所谓西洋文化受莫大之痛苦，根本上的改过，梁先生没有充分的解释。但是所谓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梁先生却特别是指着孔子的道。梁先生在自序里说：
我又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条路来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至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作孔家生活的缘故。
这是梁先生的复返孔子的生活的自白。然而梁先生又告诉我们道：
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路，放得极宽泛，极通常，简直去容纳不合孔子之点都不要紧。
我们为了明白梁先生的思想大概起见，所以上面除了将梁先生自己的主张指出外，并没有加以批评。其实梁先生的意旨是很不容易找出的，怪不得张君励先生说，他对于梁先生的学说，“苦索难明”。为了篇幅关系起见，我们不能详细的将梁先生的学说来批评，我们现在只能提出下面数点来，指明梁先生的思想不清楚，及其错误。
梁先生以为西洋、中国、印度的文化的差异，是由于一者是以意欲向前，一者持中，一者向后，是完全错解了意欲的真谛。意欲是无论何时何处，都是向前直赴的。它并没有持中，也没有向后。意欲是像炉中的火，有了一点火，则热度总是向上升；只有没有火的时候，才没有热。同样，意欲之所以成为意欲，就是因为它是向前的，活动的；惟有完全没有了意欲，才没有向前的动作。同样，一切的文化所走的途径，都是向前的，决没有向后的。前人创造了一点东西，后人于学了前人所做的东西以外，又添了多少上去。这样的累进不已，后人不但像复古一般人所说，不如古人，其实是常常胜过古人，而且应当胜过古人。在某种文化圈围之内，其文化重心也许偏于某一方面，结果他方面的演进，也许比较的不及这方面，也许其演进比较缓点，然他们决不会不过去。所以一切文化的差异，只有程度或量上的简单和复杂的差别，却没有质上的差异。
梁先生以为文化的发展时期，是由西洋化而中国化，由中国化而印度化。又以为文化的种类，只有这三种。梁先生既预知将来到这么准确，我们要问于印度化之后，又有什么化？还有没有第四的时期？抑或文化是循环的？梁先生最含混的地方是，他的“文化早熟学说”。他承认印度，也许包括中国化是未来的文化，然他又没有法子去说明为什么印度化的文化，及中国化的文化，能够在几千年前已经发生，于是不得不说他们是早熟。因为早熟，所以不合乎现世的需要。为中国文化的目前计，不得不采纳西洋文化。然在西洋文化还未完全采纳之时，就是第一条路还未走完之前，又要采纳中国固有的文化，这岂不是错上加错吗？梁先生也许说：我们可以放宽孔子的路，去容纳不合孔子之点。但这样的返复孔子的文化，并非孔学的真面目，而是一种中西调和的办法。这就是说：我们要保留孔子，同时我们又要全盘接西化。然而梁先生已告诉我们：西化是第一条路，第一个时期，孔化是第二条路，是第二的时期，“道不同不相为谋”，难道提倡孔子化的梁先生没有听过吗？其实，像吾们上边所举出孔子排外的态度，是决不能容纳外来的东西，何况要和孔子之点不合的东西呢？总之在文化发展的路程中，梁先生既承认我们是因为走入孔子之路，而有今日之错，梁先生于我们于未学完西化以前，又要我们复古，自相矛盾，熟甚于此！
照梁先生的文化发展的三时期——由西洋化而中国化，由中国化而印度化——是一切文化发展所必经的时期。所以西洋人现在已走完了第一时期，则假使没有中国文化之输去西洋，西洋人也会自己进到第二时期，再转到第三时期。这样看起来，西洋人之学中国化或是采纳孔教化是非必要的。反之中国人之全盘西化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文化，若“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长此终古”，而没有法子去进到第三条路，或是复返第一条路（西化的路）。其实事实上，中国千余年来，并非没有趋赴第三条路（印度化的路）。梁先生也说过，现在还有不少人去提倡佛教，所以梁先生所谓中国折入第二条路，而没有法子走上第三条路，是事实上所否认。同样，梁先生已说过最初的人类文化，都是循着第一条路，西洋、印度、中国均如此。西洋人在中世纪折入第三条路，而和印度一样；惟有中国人折入了第二条路。然西洋人既能因文艺复兴而拣择批评的重新复返第一条路，而逐渐的走完了第一条路；为什么中国又不能从第二条路而复回第一条路呢？就使梁先生以为中国人因为折入第二条路，不上不下；她既离第一条路所已经走了多少的地位不远，结果是停顿不变，然为什么同西洋一样的折入第三条路的印度，也不像西洋的能够有所变动，而再复返第一条路呢？其实，梁先生所谓文化早熟而折入第三及第二条路，以及西洋经过了千余年后，又复回第一条路的弯弯曲曲的转折，正是引导吾们入于非非的地位。
我们上面曾说过：梁先生愿意放宽孔子的路来容纳西洋文化，同时梁先生又见得可怜的西洋人，当此物质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应当走上孔子的道。这种的论调，本来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折衷论调。然这种折衷办法，根本上像我们前章所论，是不能行的。梁先生自己也不承认折衷办法之可能（看原书二九二—二九三页）。梁先生且郑重声明：“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说继续着走完第一条路的西洋文化，就是孔子的文化。梁先生老实是根本上打破了他所划定的文化发展的时期的秩序；根本上把未来的时间的需要，和目前的需要，分开不清楚；把西洋人的需要和中国人的需要的不同处，分不出来。
上面不过将梁先生自己的话，去驳他自己的话。其实梁先生的文化发展的三个时期，根本上是否妥当，还是疑问。西洋文化里的物质的进步，是否有止境，是否能有止境，也是疑问。梁先生的自序里说：他自己从二十岁后，折入佛家一路——就是梁先生心目中最高的路。——到了民国九年，殆改变上孔家路——就是梁先生心目中目前中国人所需要的生活。梁先生自己说没有出过国门一步，我们以为设使梁先生而到了外国住过几年，恐怕梁先生也许放弃了孔子的生活，而做西洋人的生活，而跑上西洋的路。
预知是很难的。时间上的西洋化的末路和孔子化的复兴固不易预告，就使而能预告，梁先生劝中国人去做孔子的生活是与全盘采纳西洋文化不能同时并行的；而况根本上孔教化，像我们上面所说，是不能和西化相容的。
梁先生把文化来分做三方面：一为物质的文化，二为社会的文化，三为宗教的文化。这三方面正暗合他所谓世界三种文化——西洋文化（现代的）、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包括欧洲中世纪的文化）。——他的意见是：物质文化应当最先发生，而且要发展至一定的程度，然后再进而解决社会文化。到了社会文化弄成熟后，再进而做宗教的生活，及宗教的文化。他的文化发展三个时期，也是根据于此。正如东方的圣人说：仓廪足而知礼义，梁先生再加一句说：知礼义而后知鬼神。然而他却忘记了所谓文化本身上，是包括这三方面以及一切的言语种种。在每一种文化，都可寻出这各方面，而各方都有密切连带的关系。每一方面的波动，都要影响到他方面。比方：我们若要保存孔子的文化，则不能不保存他的家庭制度、君主专制，以及一切与这种有关系的制度。我们若以为民治是好过君主专制而采纳，则对于孔子的尊君不得不加以反对。因为西洋化是向前直往的，而孔子却要我们去做皇古的生活。这种向后转的口号和劝告，不但是不能容于向前演进不已的西洋文化之下，就是证之中国本身的文化的发展，我们也觉得她是不对的。《礼·礼运》岂不是告诉我们吗？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
《易·系辞》里又岂不是记载过吗？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这些的记载，都是证明文化是向前演进的，都是证明后人因前人之创造而改变之、增加之，遂使文化累进无已。孔子却要我们去返复皇古，这岂不是要我们做原始人的生活吗？
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向前的，这不但是在孔家学说未发达以前是这样，就是在孔家至尊一统以后，也是这样。不过因为孔家的生活是返复皇古的生活，而且因为它和了政治的势力互相携手，结果是中国受了孔家化的支配。孔家既要他们去做皇古的生活，他们处于孔家淫威之下，相信中国以外的东西，既是为孔家所不许，就是相信在本国内的别种学说，也为孔家所禁忌，结果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逃出孔子所划的圈子。外人以为吾人之文化，自始至终，总若停而不进，就因此故。其实我们若详细去研究，则唐宋的文化，若谓比之秦汉而不及，这是无论何人，都不承认的。所以孔教在中国固然能借政治之势力，使中国的文化就其所指止之范围，然复古的生活，终不外是与孔子的梦见周公一样。质言之，孔教在中国的成功是在其消极方面，而非其积极方面。然而消极方面的阻止新的文化的创造，及外来文化的输入，已使我人今日陷于这么危险的地位，假使吾人而真去实行其积极方面的皇古生活，那么吾人恐怕老早已处于沦亡的地位。
总而言之，折衷的办法既是办不到，复古的途径也走不通。他们的最大缺点是：前者昧于文化的一致与和谐的真义，而后者昧于文化发展变换的道理。前者以为文化的全部，好像一间旧屋子，我们可以毁拆他，看看那几块石或是木料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方面的分析，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而文化本身上，并没有这回事。后者以为环境时代是不变的，所以圣人立法，可以施诸万世而用于四海；他们却忘记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不过是这种时代和环境的出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