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前,李大钊先生在其所著《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里,劈头就说道:(民国七年七月《言治季刊》)
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是也。
从这根本的差异上再推衍到他种差异,据李先生的意见,则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又有了下面的不同之点:
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说明,一切文化都是动的,所以文化的特性是变动。因为一切文化都是动的,所以把动与静来做某二种文化的根本差异,不但不妥当,抑且不通,因为世界没有静的文化。文化之所以形成,固是赖于动,文化之由一代传到第二代,也赖于动。比方:言语是一种文化,言语的创造及发展,当然是赖于动力。后代的人,学习言语,也是要赖动力。又比方:一种建筑,她的最初创造,固赖于动力,但是我们若要照样的丝毫都不改变而再造一座,也免不得要动力。世间只有已经消灭及只能放在博物院来作古董,而完全不适我们的需要的文化,才可以叫做静的文化(参看第三章第三节)。
所谓根本上的动静的文化的差异,既不能成立,就是从这种根本的差异,而推衍出的各种差异,也是不妥当的。比方:李先生说,东方的文化为自然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为人为的文化,这也是一个大错误。一切文化,都是人为;文化而是自然的,安能叫做文化?又如:李先生说一为因袭,一为创造,也是说得不通。一切文化都是创造的,除非吾们承认这些文化是神所给与我们,才能说不是人类的创造品。她的起源固非人类所创造,然人类若欲因袭而传之后代而为目前的需要,人类也要他们自己照样的去造做出来才好。所以因袭并非坐而享受,并非无须造作;所谓因袭,不外是我们不加不减照样的去做前人所做的东西罢。
所以这样的来分别东西文化的异同,我们应当不要忘记至多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种类上的差异。其实,文化本身上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种类的不同。所以我们认定像伧父君在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里所说下面一段话,是错误了文化的根本观念。
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
这是心理变态的东方人的自慰话,这是东方人的夸大狂!
总而言之,文化本身上既只有程度的差异,没有种类上的不同,把某个圈围的文化,来和别的圈围的文化,来寻出根本上的性质不同,是决不能给我们以澈底的了解。我们若要明白东西文化的差别,只能于程度上观察。但是文化的程度上的差异,不但是限于中国文化和西洋的比较,就是现代的西洋文化和中世纪的西洋文化,也有这种的不同。其实,殷商时代的中国的文化,与周秦的文化,若把来比较起来,也非没有这种的差异。
我们已经说过,周秦时代的中国文化,并不低下于欧洲古代的希腊文化,而中世纪的西洋文化,也不见高于汉以后的中国文化。这是专就文化本身的实在情况来说,而非其发展的目的和趋向方来看。然从十五六世纪以后,欧洲的文化遂起了重大的变化,而成为近代的西洋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它是世界文化的趋势及其目前的需要,所以我们叫做近代文化。本章所谓的近代文化,就是此意。从文化的根本观念的研究的成分的分析来看,现代各种普通的文化特质,在中世纪或古代并非没有,然就文化的程度或量的方面来看,则中世纪的欧洲文化,或所谓中国的固有文化,若把来和现代的西洋的文化比较,则其差别则正有天壤之殊。质言之,现代的欧洲文化,把来和十二世纪的文化的差异,与十二世纪的文化,把来和四五世纪的差异,则现代之异于十二世纪,比之十二世纪之与四五世纪的差别,太利害了。然而为什么现代西洋文化和中世纪的文化的悬殊,到这么利害呢?换言之,近代文化的变换为什么到这样利害呢?
要解答这问题,我们又不能不从文化的根本的观念上着想。我们已说过,文化是人类适应时代环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结果,所以文化是人类的创造品,而人类创造文化的成绩的程度如何,又要靠着人类的努力如何。坐着不动,而对于世间一切,都没有振作的念头的人,不但不会创造新文化出来,连了旧文化也保存不住。这一层我们可以设一个最平常的例子来说明。比方:一个人辛苦的去置了一种产业,或是赚了百万家财,这种家财和产业,假使他的子孙,不努力去发展,而增加其产业财产,或是不努力去维持,则坐食江山,不但发展不来,保存也是不住,结果是家财荡尽。文化也是这样。我们祖宗,二千年前所创造的文化,在今日能够在二千年后留传者,并非什么祖宗“在天之灵”“赐福后世”,而是我们自己的努力的造作,而非祖宗的努力。祖宗已在二千年前死去,他怎能为二千年后的子孙努力呢?
所以每一代的文化,都赖每一代的人的努力扩张和更新。更新固要我们的努力,保存因袭也要我们自己去努力。其实我们所谓固有文化的总和,决非一个祖宗造出来,也非一代的祖宗造出来。因为它不是一个祖宗造出来,我们专只去崇拜这个祖宗,是我们对不起别的祖宗。因为它不是一代的祖宗造出来,我们只去崇拜一代的祖宗,是对不起别代的祖宗。
我们读历史的传说听说燧人教民钻木取火,而开熟食之纪元。所以谈起熟食,要谢谢燧人。然历史的传说又告诉我们:神农教民耕稼,难道我们只会崇拜取火的燧人而不崇拜耕稼的神农吗?我们读中国史,知道汉朝注重经学,宋朝注重理学,难道我们只晓得宋学是我们祖宗的创业,汉学却不是祖宗的遗业吗?
然而这种的觉悟和认识,若放大起来,而应用到文化的各方面,则所谓排除异己的观念,决不能存在。而我们的思想及生活方式,决不能任何一人及一代所垄断,所以我们若承认这个整个文化,是并非一人一代所造成,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文化
并非一人一代的努力。
它既不是某一人或某一代的努力,则每一个人都有变换这一种文化和创造新的文化的责任,而使每一代的文化,都应该比前一代的文化进一步与高一级。
这种每一人的责任心的认识和觉悟,就是个性的认识和觉悟;而每一人都努力去担负这种责任,则个性必定尊重,必定发展。主张尊重和发展个性的学说,是
个人主义。
这种的个人主义,在古代希腊的哲人也主张过。他们的流行语,是个人是万物万事之量。他们对于个人的地位,极力提高,而使个人能够在文化上有所贡献。卡士曼(cushman)在其所著的《西洋哲学史》里说:
这些哲人,是直接引起希腊文化上的变动的人。他们是希腊启明时期的中坚。这些哲人与希腊文化的重要关系至黑格儿而始大白,从前的历史家,都不大视他们(看瞿译上册第五九页)。
到了苏格拉底把哲人的个人是万事万物之量,改为人类全体为万物之量,而他的弟子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更张大其说,个人主义因之而衰。照柏氏的意见,社会国家及文化的发生,是因为人类天然的需要,而且社会国家的发生,是先于个人。所以惟有在社会国家里,才能有个人存在的余地。结果,个人不外是社会国家的附属品。同样,亚里士多德也觉得社会国家是先于个人,而且重要于个人,因为他以为国家是一个整的个体,而包括文化的一切,个体不过是国家的一部分,正像一个人,假说他的全个身体已毁坏,则他的脚手,也不能存。其实个人不外是国家的一种工具,用以促进国家的目的罢。
罗马时代的初年,据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主权。但是罗马逐渐的成为帝国,帝皇的权力,日日增加,而个人的自由,也逐渐的丧失。到了中世纪的时代,个性简直是没有法子去发展。一切的威权,都是在上帝手里。一切的文化,像政府,像法律等,都是上帝的创造品。上帝不但是万能,而且是万有。在中世纪的人们,不论是教父,无论是帝王,没有不承认这个上帝的存在,没有不遵守上帝的命令。
但是上帝究实是超乎这世界的,他并不亲身的降世来治理一切,他也不亲口的发出命令。他的命令,他的万有,是赖着他的代表,他的使者,来代他说明,代他管理。但是那一个是他的使者呢?教父的回答是教会,而一般帝王的亲信,却说是帝王。然而无论属那一个,从个人方面看去,他们总是个人主义的窒碍品。要是人们承认教会是地上的天国,上帝的使馆,则教皇所说一切,就是上帝的意旨。要是人们承认帝皇是上帝的治人间的使者,则帝皇一切的动作,都是上帝的动作。
但是中世纪的世界,照一般最流行的观念来说,是二元的世界。他们的信仰是,关于人生一切的精神事情,是应当给与教会;而关于人生一切的俗事,是应当给与帝王去管理。世俗和精神二件事,从文化的立脚场看去,不但是有了密切的关系,简直是分开不来。他们硬要把来分开,结果是教皇和帝皇的争执,成为中世纪的流行现象,而这时代的个人,终没有法子去超脱这二种势力之下。因为他们既承认上帝的威权是绝对的,则上帝的使者的威权,也是绝对的,而所谓绝对的信仰和服从上帝,也不外是绝对信仰和服从他的使者。
我们应当承认在九、十及十一世纪,是教会势力澎涨的时代。但是正因为了这个原故,而使教会势力的崩痕露出来。设使教会而能自足的不超过帝王的威权,二者互相扶携,则中世纪的世界,也许延长至现在,而欧洲今日的文化,也许不会进步这么利害。像我们中国一样的保存其单调文化,至于近代。但是教会因一方面欲把在原则上自己所承认的帝皇的威权,搜到自己的手里,而成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致失自己的信仰。一方面又因十字军的东征和元朝的西侵,而成了一种新局面。这二面都可以说是促成近代个人主义的主因。
这种个人主义,又是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力。
我们已说过,教父自己承认关于治理一切俗事的威权,是应该在帝王手里,而关于精神的事情,是应该属于教会。这种见解,是最初的教父所共认的。他们的根据是耶稣曾说过:我的国家是在天。然而最初教会的人们,也因为基督教是罗马所视为异教,他们这时的愿望,不外是要求教会的脱离于帝国统治之下。罗马崩裂,教会权势日日增加,一般教皇,遂做进步的要求,以为教会是神圣机关,不受帝王之管理,而可以脱离帝国,然帝国却不能脱离教会而独立,因为教会于神圣事业之外,还可以管理俗事。这样一来,教会遂想抱揽一切,其结果是连了君主像关于婚姻事情,也要受教会的管理。因为教会太猖獗了,免不得发生种种反响,结果是发生出十四世纪的(avignon)的把戏。好堂皇的教皇,有些历史家说,被了法国的君主放入衣袋里了!
教会统治全欧的计划,既已成了梦想,阻止欧洲个性发展一个大窒物,已逐渐崩坠。我们还不要忘记,教会的势力固消灭,帝王的权力又继之而起。帝王像教皇一样的说他是上帝的使者,他的命令就是上帝的命令。到了十六世纪之末,及十七世纪之初,像英国皇帝詹姆士第一更进一步来说:所有的君主,都是上帝。然而君主势力澎涨的时候,也是个人主义萌芽的时候,因为君主若压迫太甚,则个人不得不起而反抗。其实宗教的改革,已经推翻千余年来以教会为上帝的使馆的观念,而返到个人与上帝可以直接交通。所谓个人与上帝可以直接交通,就是反对教会所垄断的上帝意旨。上帝既实在是寻不见的东西,教会的意旨就是上帝的意旨。现在个人既能和上帝直接交通,直接承受上帝意旨,则个人之意旨,就是上帝之意旨。所以宗教改革,不但是只推翻教会专制,其实是连了信仰上帝,也成了问题,而结果是:
信仰自己。
这种信仰自己的观念一发生,不但是教会统治自然崩坠,就是君主专制也要崩坠。因为君主就是上帝的使者的观念既打破,君主是上帝的谎话,也要打破。因为人人都是上帝了,要把君主的上帝,去压迫他人的上帝,是等于上帝自己压迫自己。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因此,政治上的个性自由,也因之而生。
上面是说教会想统治一切的精神和俗事,而激引教会的崩坠和宗教上的个性信仰自由,再由宗教上的自由,引起政治上的个性自由。我们现在再说十字军的东征和元朝的西侵,而引起现代的个人主义。
十字军的发生,也可以说是由于教会的统治和侵略的欲望,教会不但是在欧洲内部要统治一切,且要伸手到外边去。因此遂号召十字军去东征。从拯救圣地方面来说,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本已达到,但从他方面看起来,教会的势力,却因此而丧失不少。第一,因为十字军的东征,在欧洲一般的忠实信徒,都被杀死不少,致教会失了不少精华。第二,没有从军而留在欧洲的人们,是表示他们对于宗教的信仰,没有这般从军者那样热烈和忠心,其实他们也许是教会的仇敌。现在教会的强有力者既皆效力疆场,正是他们发展一个好机会。这个机会,一方面使他们能做强有力的组织,以对抗教会的压迫,一方面可以使他们的个性上逐渐发展,而引起后来的个人主义。
至于元朝的西侵之影响于欧洲人的个性发展上,也很明白。据一般历史家的意见:中国的印刷、火药及指南针之输入欧洲,是在元帝西侵的时候。印刷的影响是:打破教会教土及贵族垄断智识界,而使书册文字流传于民间,其结果是思想上得以解放,而脱羁教会和贵族的统治思想。火药的影响是:打破武士制度,使部落的贵族的势力减少,而输之于平民,以开民治的途径。指南针的影响是:使航海家能够远渡重洋,而辟新世界。这些的影响,不过只述其重要者,其实元朝的西侵,而使全欧震动,对于欧洲人的狭见打破不少,而对于个人个性的发展上,如冒险东游,可以叫做个人主义发展的原因。
我们已经说过: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洋文化发展的主因,因为惟有解放个人一切的解放和压迫,然后各个人始能尽量去发挥个人的才能。文化的创造和发展,是赖于各个人的才能和努力。设使在某一个文化圈围里,个个人都努力来尽量发挥其才能,则这个文化圈围的文化,必定进步得利害。反之,假使在某一个文化圈围的个人,为了某种势力所压迫,或是随波逐流而无所振作,则这个文化圈围的文化,决没有法子去发达。因为文化是人类的创造品,要是人类而不努力去创造,怎能发生得文化来?
从欧洲的历史来看,中世纪与希腊时代的文化,所以停滞而不发展,都是因个性受了压迫,而没有发展的可能。同样中国文化所以到这么单调,这么停滞,也是由于个性的束缚。个性之所以不能发达的原因,大要有三:一为万物神造说,二为自然生长说,三为伟人天生说。万物神造说在中世纪最为流行。自然生长说,在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找得出;老子所谓无为而无不为,也属于这一派。至于伟人天生说,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而且是孔子、孟子所主张最力的。中国人叫君主做天子,也不外是这派罢。
这三种学说既为个性发展的窒碍,而个性不发展又为文化停滞的原因。质言之,这三种学说是和文化的发展处于对峙的地位,假使我们而能明白这一点,则本章所谓个人主义是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因,也可了然。
我们现在可以把一个实例来说明。
谈近代西洋文化发展史的人,总免不得要记得意大利的加里雷倭(galileo)。加氏是生于一五六四年。哥伦布已发见了新大陆。宗教改革的中坚人物马丁路得差不多死了二十年。欧洲人的个性发展,正是如潮如涌。加里雷倭也不过新时代中一个先锋。然吾们试看他之所以被禁,不外是不愿去盲从天地神造之说,而发挥其个性之所能。加氏是近代西洋文化史上一个大恩人,然教皇之所以特诏他到罗马讯判者,是因为
(1)他相信歌白尼以为日居中心,地球绕之而行的学说;
(2)他教授了不少门徒,以传播这种学说;
(3)他曾为文说太阳有斑点;
(4)他答辩根据《圣经》而反对的人,以为宗教和科学可以相容而不悖。
后来因为他著妥勒梅及歌白尼两大宇宙之谈话,遂引起罗马教皇的惩罚。惩罚的条文有三:
(一)加氏须亲草誓愿书,此后不再离经叛道,而攻乎异端,万一而不能实行,则愿受无论何种的刑戮。
(二)终身禁锢,不得自由。
(三)每星期须读七条悔过圣诗以自忏。
加氏后来因疾而死,但是连到死后,教皇也不准人家为他公葬立碑。我们试想在自由思想已经开于十六七世纪,教会之排除异己,尚且若此之甚,若在中世纪而出一像加氏者,则教会之待遇,将又何如?
“我虽不再说地球是能自动,无奈地球是自动的。”这是加氏受教皇被迫而承认上面所举三条条件以后所说的话。以事实上是动的地球,硬要人家说是不动,抹杀真理,一至于此。在这种环境势力之下,而想文化的进步,何异望梅止渴?
万有神造势力之下的个性比较发达的人,所遭的场遇固如此,在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孔家势力之下的个性比较发达的人,所处的境遇,也是这样。我们且看数十年前对于西洋的文化比较做过多少实地的观察的郭嵩焘寄给李鸿章一封信,便能了然。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迫,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来,条具其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有其大者远者,当使臣民喻知之。道天津,亦为中堂陈之,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口,噤不得发。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来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无一人引为疚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值,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若,曾劼刚以家讳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我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如其何心也。办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之而奖饬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鸮张无识之气,鼓励游民,以求一逞,又从而引导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举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哗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一不相谅,窜身七万里外,未及二月,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矣……
所谓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就是个性的表现,然像嵩焘这样的人,因为受了传统思想所摈弃,免不得也要“幡然自悔其初心,而不复再为陈论”,个性之难表彰,文化之难于上达,可以想见!
文化的停滞,既由于传统思想的压迫个性的发展,则提倡个人主义,不但在消极方面,可以打破传统思想;在积极方面,可以促进文化的进步。西洋近代文化之所以能于三二百年内发展这么快,主要是由于个性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提倡。
西洋各国提倡个人主义者甚多,比方:十七世纪的弥尔敦(john milton)在其所著的(areopagitica),对于个人的言论,自由的主张,以及反对政府对于人民的压迫,可以说是后来英国个人主义的先河。此外如洛克如边沁对于个人自由上均极力主张,而十九世纪的弥尔及斯宾塞尤为特出。弥尔的关于个人主义的最重要的著作,厥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自由论》(严译为《群己权界论》)。斯氏的个人主义最先发见他的《社会的静》一书,后来在其所著的《个人对国家》一书更极力张大其说,而成为个人主义上的最有威权的著作。
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是基于个人的个性自由上。主张个人主义最力者,要算哲斐孙。后来著名的著作家像托洛(thoreau)更极力主张这种学说。他以为除了我个人让给了多少权利与政府外,没有政府能压迫我个人的身体和损害我的财产。理想的社会,是在这社会里,个人要有很高和独立而不受他人牵制的权力。
法国的《人权宣言》的出发点,也是从个人的利益方面着想,而有名的著作家之主张个人主义的也很多。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他的《美国民治论》,拉布雷(laboulaye)在他的《国家及其界限》,米雪尔(michel)在其《国家的观念》,对于个人主义上,均有充分的说明。
德国学者主张个人主义者也很多。个人的自由意志,是康德思想的中坚。个人本身上有了他的目的,他并不是生来而为国家牺牲一切的。斐希特(fichte)也极力反对国家对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加以过度的压制。黑格儿也处处为个性辩护,他在他的《历史哲学》里,指出个性的沉没,是中国文化没有发展的最大原因,他很对的说:中国只有家族,只有团体,没有个人,没有个性。但是德国人之主张个人主义最力者,还是洪波德(w.v.humboldt)。洪氏在其所著的《国家的功用的范围》一书里,说国家所应当最注意的点,在乎国民个性的势力,尽量发展,因为人类的真正目的,是使各人自己的能力,能发展到最完全的境地。
上面不过将数位比较著名的主张个人主义者,来做例子,西洋人之主张个人主义者。还有好多。而且西洋人的个性的发展,是处处都可以找出来,这是凡到过西洋各国,或和过西洋人接触的人,总要承认的。因为他们的个性上能够尽量发展,其贡献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上,也很利害。德国人有一句俗话道:德国的学说之多,是等于德国的博士的数目。换言之,在德国有了一个博士,就多了一种学说。德国的博士本来比任何国都要多,要是每个博士都有了自己的学说,那么学说之多,可以想见。学说多,就是表明德国人在思想上所表现的个性很强,而思想的发达,也很利害。其实德国人何止只在思想的贡献不少,他们无论在文化那一方面的贡献,都很利害,而其原因,不外是个性比较特别发达。德国固然如此,整个西洋,也差不多是这样。
我们返观我们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的停滞,到这么地步,也是因为个性太束缚了。李卓吾总算做在中国历史上个性比较坚强的人,然为了这样,才被当时的摈斥;也是为了这样,才能大胆的说道:“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子之议论为议论,此所以无议论也。”议论固如此,文化亦何独不然?所以二千年以来的文化,则孔子之文化。我们可以说二千年来是有文化,也可以说是差不多没有文化。说她是有,因为有了孔子的文化,说她是没有,因为这些文化,是二千年前的文化,并非二千年来所创造和发展的文化。
因为了只有孔子的议论,而孔子的议论,又是伟人天造的议论,是排除异己的议论,所以除了孔子以外,没有别的个性可以发展。结果是文化既没有法子去跳出孔子的文化圈围,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没有诞生的可能。
有些人也许要问道:那么杨朱、陈仲子的学说,也不能叫做个人主义吗?本来春秋战国之世,传统的思想,既失其效力,思想方面所表现的个性,并非没有。杨朱和陈仲子就是一例。但是个人主义的主张,却找不出来。杨朱岂不是告诉我们吗?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险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简直是极端的为我主义。我们试想某种文化的形成,是要赖了多少人的努力创造,假使人人而不愿去损一毫来益他人,还有什么文化的可能?其实,杨朱只是一个最会享受文化的懒惰人,他说:
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把最显明的话来解释这段话,便是像今日一般的尽量去享受西洋人的洋楼、汽车,以及一切的生活便宜,而极端反对去创造这些生活上的便宜的需要。试问设使人人都像杨朱那样,世间还有那一个来制造汽车,建筑洋楼?结果是这些东西无从发生了!
至于陈仲子的学说,也不能叫做个人主义。她只是一种消极的任我主张罢。消极的任我,也造不出文化来,因为他并不是积极将自己之所能尽量发展,而有所贡献于文化。
杨朱的极端的为我,和陈仲子的消极的任我主张,本来是我们所不赞同的,然像这种的学说,自从孟子和赵后把来做禽兽和当杀以后,再也没有人去提倡了。
在孔家思想统治之下,中国决没有法子去产生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没有法子去产生,中国文化的改变,至多只有皮毛的改变,没有澈底的主张。我们试想,西洋文化之输入,已有三百年的历史,然中国仍照旧的不澈底去改革固有的病弊,而采用西洋文化,不外是中国人仍旧的醉生梦死于孔家的复古文化。
本来西洋的个人主义之介绍于中国的历史,已在满清尚未推倒以前。严复所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及弥尔的《群己权界论》应当对于中国思想上,有莫大的影响。无奈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其原因也不外是由于排除异己的成见太深。一直到了民国四五年以后,开始有了些人作了断片的个人主义的言论。比方:陈仲甫先生在他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新青年》一卷四号)内,有一条说明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此外又如胡适之先生,于民国七年所写的《易卜生主义》之影响于中国思想界,也很显明。
适之先生自己也说:
这篇文章(《易卜生主义》),在民国七八年间,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胡适文选》第八页)
我以为仲甫先生既没有积极的提倡个人主义,适之先生的介绍,也不外是一方面和断片的介绍。然这样的轻轻一试,已有这种成绩,要是中国人而能尽力从这条路上做工夫,则将来的效益,当无限量。可惜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已深入脑髓,结果是轻轻的一针注射的个人主义,敌不住什么堂皇的思想统一的注射,结果是我们仍是照旧的只会游手好闲的享受西洋的汽车和洋楼,没有自己有所振作的决心。假使我们而照旧的这样做去,用不着日本费了出派兵舰之劳,我们自己不久总要卖身卖国来买西洋货和日本货,配不上来说什么西洋化,或是日本化呵!
我们的结论,是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但是澈底的全盘西洋化,是要澈底的打破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垄断,而给个性以尽量发展其所能的机会。但是要尽量去发展个性的所能,以为改变文化的张本,则我们不得不提倡我们所觉得西洋近代文化的主力的:
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