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人近来对于南北文化的研究的兴趣，好像是日日浓厚。翻译的论文如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杨筠如君译日人桑原骘藏的《由历史上观察的中国南北文化》（参看该刊一卷二号），著作者如《新亚细亚杂志》一卷三期张振之君的《中国文化之向南开展》，讲演者如张溥泉先生最近为宁粤和平奔走而来粤在岭南大学的讲演（按同时来岭南讲演者为蔡元培先生，惟蔡先生所讲乃教育问题）。此外又如梁园东君在《新生命》杂志三卷十二期所发表的《现代中国的北方与南方》。
桑原氏的大意是中国的文化最初是繁盛于北方，逐渐趋向南方发展，而特别是永嘉乱后，其南趋的速度，比前较为利害。南宋以后，南方的文化竟驾乎北方的文化。桑原的论文固然从各方面如人口、都市、物质来证明中国的文化的重心是由北方趋向到南方，然其大部分及最重要的证据及材料，是注重所谓文运及人才方面。所谓文运及人才，能否代表文化的全部，我们暂且不必讨论。我们在这处所要注意的点，就是桑原的论文并非说明南北文化的异同。他的目的，不外是指出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向及其重心的趋向，是由北方而南方。张振之先生的论文和桑原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暗相符合，所以看过桑原文章的人，可以不必看张先生的著作。
张溥泉先生的讲演的大意，大致和张振之先生及桑原的意见相同。他以为由历史上看去，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是由北方而南方。其发展的速度，从秦始皇筑成万里长城以后，更为显明。始皇想杜绝匈奴的南下牧马，使其帝业在中国垂诸万世而不朽，因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之筑，政治上固阻止外族之南趋，以扰乱中国，文化上却阻止中国文化之向北发展。且当时中国文化最繁盛之区，乃在北方，向北发展既为长城所阻，唯一的发展方向，就是南方。
历史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固由北方而南方；但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却是由南而北。张先生在这处所指明的特别是近代的政治运动。张先生本来是在政治舞场上活动的人，这次讲演，也是以政治方面为立脚点。加以在他讲演的时候，正是日本占据沈阳以后，他看看日本数十年来在满洲的经营，日本的存心叵测，以及中国东北之危机，免不得要勉励一般青年，以为今后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建设上，应当着力于东北。同时他又看看日本的侵略蒙古，及北边的俄国与蒙古为邻，边境的危机，日迫一日；蒙古百里无人烟的沃土，既无人开垦，中国人，特别是远隔千里的南方人，对于蒙古及北方的情况，隔膜太深，免不得又要叫起一般青年，切勿等闲去看待这些疆土。最后，他又看看中国人在南洋一带近来的情况日趋日下，中国人在南洋殖民的危机，据他自己说：在好多年前已经见及。趋向南洋的发展，既是一种没有希望的梦想，今后从南方移殖南洋的数百万侨胞，又将如何处置。所以今后唯一的方法，是向北走。因此之故，向北走不但是一种已有端绪的事实，而且是我们今后所应行的途径，以及所应特别注意的方针。
张先生固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的由北方趋于南方，及由南方趋于北方二种趋向，然他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二种文化的趋向的异同之点如何，并且他所注重的点是政治方面，而政治的运动和政策，在文化的全部看去，只能算做文化的一方面罢。
梁园东先生也承认在历史上看去，中国文化的发展是由北方而到南方。其所以由北而南的原因，并不大像张继先生的注重于政治方面，却注重于经济方面。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关系，北方的经济生活没有南方这么容易，所以北方总要依赖南方。文化向南发展的原因，也在于此。梁先生说：
北方所以统治南方，是因为北方经济供给不及南方。为维持统治阶级的地位，北方必要取南方，南方却不必统治北方已可维持。
他又说：
自欧洲势力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南部数省，起了极大的变化，无论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文化上，无不有极重大的改变。现在中国的南方和历史的南方所有的差异，较之现在北方和从前北方所有的差异，大不止倍蓰。现在的北方，寻不出多少社会原素和历史上的北方不同，但是南方却不然，因是南北的关系也就变了。
因为南方的文化起了重大的变化，所以历史上的北方统治南方，也因之而停止。但是现在的南方，固不受北方的统治，至于北方，据梁先生的意见，各省若联合起来，南方也没有法子去控制北方。梁先生的结论是：中国南方及北方的畛域，是不当有的，因为中国的民族，有了像儒家的思想，来做他们的共同意识，所以“由北而南，或重北轻南的封建遗训不应有，即连由南方或由北方统一的思想，也不应有，根本是南北的畛域观念即不应有”。
梁先生好像感觉到南北文化的异点。比较在上面所举出的文章的研究，较为深刻。但是他也没有说出南方文化是什么，北方文化是什么。因为了他看不出这一点，所以他以为南方文化起了变化以后，北方虽已失了控制南方的能力，然北方若团结起来，仍能和南方互相对抗。
我因为了国人对于这个题目的研究，还在萌芽时代，所以特地的将上面数位的意见，略为介绍。同时也藉以表示这些见解，是和我个人对于南北文化的观察，根本上有了不同的地方，然我亦并不因此而蔑视他人的见解。
二
原来历史上的南北之分，并非找不出的，不过其所分别，大概不是文化的全部，而是片断的和部分的。传说帝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其歌曰：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之影响于人民的生活，而得舜的赞美，也可以说是针对北风。然南风之来，不但南方人能够享受，北方人也能够享受；而且在传说的帝舜的时候，所谓中国的南方，简直是没有开辟的蛮夷，所以帝舜的南风歌，在南北文化上看去，当然没有什么意义的。
又如《诗经》的“以雅以南”，除了说明中原的乐和南方的乐，别没有多意义。《易经》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和《论语》的“雍也可使南面也”。没有什么意义。《中庸》的“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及《孟子》说：“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均不过从性格及学问方面来说，于南北文化的全部的差异，也没意义。此外如南朝北朝，南宗北宗，南音北音等名词，均不过说明文化的部分罢。
对于南北文化比较的有系统的言论，恐怕明代的邱濬总值得我们的注意。邱氏生长海南，海南人素称为“海邦鳞介”，所以在邱氏的著作，处处见其为南方有多少辩护的口气，而注意于南北文化的趋向，及其特殊处。邱氏少年的《五指山》咏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之句。长年游京师，又有《南溟甸赋》之作，均是为南方文运辩护而作。他尝以为“三代以至于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看张文献《曲江集序》）。然自曲江张文献以后，逐渐南趋。其论中国南方文化的发展，及其发展的原因，有一段很中肯的话，今摘录于下：
是以三代以前兹地（指岭南）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国。是时也，南蛮之习未改也，椎结世服之风未革也，持章而适兹无所用也。魏晋以后，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于南，与夫或宦或商，恋其土而不忍去，过化渐染，风俗丕变，岁异而月不同，今则弦诵之声相闻矣；衣冠礼乐，班班然盛矣；北学于中国，与四方髦士相颉颃矣；策名天府，列官中外，其表者则又冠冕玉佩，立于殿陛之间，行道以济时矣。（《广州府志》书序）
他又认为南北因地理之不同，而影响于文化。他说：
天下之山，皆发源于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为岭；天下之川，皆委于东南，流行而止，渟涵以为海。广南居海之间，受天地山川之尽气，气尽于此而重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独异于他邦。其植物则郁然以馨，其动物则粲然以文，是皆他处所未尝有者也。得其气之专而纯，则又朴而茂，秀而皙，气淳直而俗尚随之，浑然天地间小堪舆也。……广郡地志，唐以前仅附于史，宋以后始有成书，然而略而未详章也。入皇朝以来，百年于此，天地纯然之气，随化机而南流，钟于物者犹若钟于人者，则日新月盛，其声明文化之美，殆与中州无异焉。（《广州府志》书序）
邱氏很明白指出中国文化由北而南的趋向，又指出南北因地理的不同，而影响于人物之各异。而所谓“气尽而重泄之”，又是推料南方文化之将兴。重泄的文化，当然是由南方而趋到北方，这正与他的“遥从海外数中原”的意相合。不过邱氏既不指明地理上的差异而影响于南北文化的异点如何，而所谓重泄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又没有明言。其实，他的全副精神，是想使世人知道，南方的文化，是逐渐要和北方的文化并驾齐驱，并且邱氏所说的文化，大约也不外指乎文运人材及相业而言，而人材相业与文章，我们已说过，只是文化全部里的部分罢。（此外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所说，南北风化之失及学者之病，均是断片的说明罢）
到了晚清之世，梁启超先生著《中国古代思潮》对于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上，特别注意。他和邱文庄同样的指明南北因地理上的不同，而影响其文化，不过他更进而指明南北的不同的要点，梁先生说：
欲知先秦学派之真相，则南北两分潮，最当注重者也。凡人群第一期之进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达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学术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长为政治之本，敬老年，尊先祖，随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优，故常达观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然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又其发达较迟，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谓为野蛮，故其对于北方学派，有吐弃之意，有破坏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梁先生的南北差异观，学者多为采用。比方谢无量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小史》里，应用这种差异于政治思想。此外应用这种差异于他方面者也不少。平心来说，梁先生这种的分别，未尝没有可取之处，不过我们研究南北文化的人，对于梁先生的观念，应有几点注重者，略举于下：
第一，梁先生虽承认南北因地理的不同，而影响到文化全部的差异，然他所列出的差异之点，是注重在思想方面，而思想方面，只能算做文化的全部之一部分。
第二，梁先生所说的，仅限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这数百年固然占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然在中国历史的全部看去，只能算作一个很短的时期。原来春秋战国的文化，是由过去数千年累进而来，这数百年间，因政治上的紊乱，及思想上的发达，固然可以连带到文化的全部，然这种影响，是否使中国在这时期的文化，起了重大的变化，同时是否能使南北文化因之差异，均是疑问。
第三，因为梁先生所说的只限于春秋战国，所以他的南北区域的分别，是以黄河和扬子江。其实，汉以后的南北逐渐已包括珠江流域，而扬子江变为中国的中部，而非南部。
第四，梁先生把孔子和老子来作北派之魁及南方之魁，质言之，南北之差异，即孔、老之差异，这一点我们以为也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孔子本来是老子的弟子，而他们的学说的关系，却处处可考。其实，不少的日本学者，并且不相信老子是南人，假使此说而证据确实，则孔、老为南北大魁之说，更是没有成立的可能。
三
我们以为中国只有一种文化，而没有所谓孔、老的文化的差异，更没有所谓因孔、老的差别，而生出南北文化的不同。所谓南方文化，不外是北方文化。所谓北方文化，也就是南方文化。这种文化，简单来说，可以叫做孔化。我们叫做孔化，而不叫做老化，是因为孔子上承唐虞三代的余绪，而下为后世中国文化的标准，老子除了在思想上和孔子有了程度的差别外，其思想之影响于文化者，如否认繁复的物质文化，均能于孔子的思想中找出。夏曾佑说得好：“孔子一身，直为中国政教之原，中国之历史，即孔子一人之历史而已。”
中国的全部文化，既可以以孔子来做代表，而孔子的根本原则，又不外是一以贯之的道。“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是孔子对他的门人曾子所说的，孔子自己虽没有明白说出这种道是什么，但据曾子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原来忠原于孝，而恕发于仁。孝是指下对上所当尽的义务，仁是指上对下的德性。人类一切的关系，都可归纳于这二种观念里。一切的人类的关系，也是从这二种观念推衍出来。实行这二种观念的根本团体，就是家庭。家庭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所以一切社会的组织，都以家庭为起点。
家庭放大而成为国家，但是国家所依赖的原则，也是与家庭所依赖的原则一样。故《孝经·士章》里说“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大学》里说：“为人君止于仁。”由此类推，而至于治天下的原则，也不外是这样。《大学》里说：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徙，是以君子有洁矩之道也。
此外国家之有君主，天下之有帝王，也犹家庭之有家长。君主之于人民的关系，也犹家长之于子弟的关系。家长对于子女有绝对之威权，所以君主之于人民也有绝对的威权。数千年来变了多少朝代，然专制政体，终无变更者，并非无因。
不但是政治和家庭的组织和制度，是基于这种“一以贯之”的道，就是文化的他方面，也是以这种道为依归。在宗教上的拜祖先，是出于孝敬父母祖先的观念。孝敬父母，不但是在父母生时，就是死后，也要孝敬，于是拜祖先上一切的需要，像仪式、像神位、像时期、像庙祠，均因之而产生。
孝敬父母，不但可以生出宗教上的各种动作，而且可以生出婚姻、丧祭上各种动作和制度。父母死后，应该守丧三年，应该丧得其地，于是风水的习俗，因之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多子多孙的大家庭因而发生，于是多妻制度得以容许。
因为要孝敬父母，所以“父母在，不远游”。结果是自足自供的农业村落，宗族乡居，因之发达，而在经济及法治各方面，现出特殊的性质。这样的类推而到文化的各方面，都有了密切的连带关系，而形成中国的特殊文化。
上面不过略将孔子的一以贯之的道的影响于中国文化的数方面来说。他这种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万世而可用，因此不但中国的北方是受制于这种道所形成的文化之下，就是南方也受制于这种道所形成的文化之下；不但是秦汉的人们是生活于这种文化之下，就是唐宋的人们也何尝不生活于同样的文化之下。
从孔子的道而形成的中国文化，所以能够这么普遍，这么永久的存在于中国的原因，大约不外由于他能够得到政治势力上的保障和宣传。孔子给了治者以统治的理论，而治者给孔家以实力的保护。两相扶携，互为利用，结果不但能使孔教及其形成的文化，能垂诸二千余年而不变，而且能随中国版图的范围的扩充，而传播愈广。中国的文化本来是策源于西北，中国的版图的发展既是由西北而东南，则其文化的发展的趋势，由西北而东南也是这样。
不但这样，满清入关以后，东三省逐渐同化于汉族文化，结果不但是文化的趋向是由北而南，而且是由南而北了。此外过去的西蜀也是中原的圣人所目谓蛮夷的地，然因版图的逐渐扩大，而且同化于所谓孔子化，可知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但是由北而南的，不过以所谓汉族的本部而言，则由北趋南的发展，较为显明。然其所以南趋的原因，就是像上面所说：
中国的文化，是策源于北方的。
因为她的策源地是在北方，我们叫她做北方文化，也未尝不可。所以所谓中国的“固有”的文化，在性质上是没有南北之分，就是在程度上的南北之分，除了在南方三数省的土音上，较为复杂外，在文化的大体上，是没有很大的差别的。南北因为了地理气候上的不同，在文化有不少的影响，乃当然之事，比方：北方食麦，南方食米，然北方人所尊奉以为文化上的一切的标准的孔子，南方也何尝不是这样呢？因此之故，这种孔家化不但是时间上像百余年前的黑格儿，在其所著的《历史哲学》早已见及，没有差异的变化，就是在空间上，她也何尝有东西南北之分呢？
这样说起来，南北文化的观念简直不能成立吗？是又不然。我记得是民国十三年五月间，河南省长李倬章发表了一篇很有趣的言论，其最足以使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段：
自古以来，只有北方人统治南方人，决没有南方人统治北方人。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南方孙中山最为接近，知南方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乃不惜用苦肉计，提倡新文化，改用白话文，藉以破坏北方历来之优美天性，与兼并思想。其实，白话文简直是胡闹，他们说《红楼梦》《水浒》是好文章，试问不会做文言的人，能不能做这样一类的文字？至于新文化，全是离经叛道之言，我们北方人，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我们阅了上面这段妙文，也许免不得要捧腹。这位堂皇的一省所长的顽固及错误处，不待说了。不过他觉得新文化是离叛夫子之道，并非虚语。他虽弄错了所谓白话文的新文化是提倡自孙中山先生，但是他心目中的新文化，是和南方有密切的关系，而把新文化和南方相提并论，并非完全无稽之言。总之，李省长是错中偶合罢。
原来所谓南北文化的差别，照我们上面所说，既不能在所谓中国的固有文化中找出，而所谓南北文化的真谛，不外是：
新旧文化。
然所谓新旧文化，又不外是：
中西文化。
上面已说过，所谓中国的固有文化，可以叫做北方文化，因为她的策源地是在北方，再由北方而趋到南方。所谓新文化的策源，却差不多是在南方，再由南方而影响及趋向到北方。所以这新文化或是西洋文化，可以叫做南方文化。我们当然承认这种南北文化的差别上，只是注重在文化的策源上，却没有注重在文化发达上。因为从文化的繁盛上看去，不但是新文化的全部的重心，逐渐已趋于扬子江口的江浙一带，就是中国固有的旧文化的重心，也是趋在扬子江口的江浙一带。所以乾隆游江浙时，免不得要叫道：“江浙为人文渊薮。”
我们这种的结论，也许会引起一般人问道：所谓北方的文化，是中国本来固有的文化；而所谓南方的文化，却是一种舶来的西洋文化。把一种中国固有的文化，因其策源于北方，而叫做北方文化，还可说得去；把一种从西洋运过来的西洋文化，因为从南方输入来，而叫做中国的南方文化，其实是西洋文化，顾名思义，安能把来和策源于北方的固有文化，相提并论，而为中国的南北文化呢？
我们的回答是：严格的中国文化，其实是本来的中国土人的文化。我们所谓中国汉族的文化，本来是汉族从西方带来的文化。这个西方的所在，究竟是在那里，学者尚没有一定的证明，不过所谓汉族本来不是住在中国的本部，是从别处移来中国，这是无论何人，都承认的。汉族既是由别处移来，汉族的最初文化，是汉族自己创造出来，抑或是汉族从他族和他处仿效来呢？要是从他处仿效而来，那么汉族的文化，并不是其本来的文化；要是自己创造出来，然后移来中国，那么从西方那边移到中国，有没有受过他处或他族的文化的影响呢？要是受过他族他处的影响，那么所谓汉族的文化，也非是完全的本来的文化；要是不是，她仍是一种从外输入的一种文化，而非中国的本来固有文化。其实绝对的本来固有的文化，是没有的。这是一般人类学家所承认的。所以所谓固有的文化，本来是不妥当的。我们叫她做中国文化，因为她也许是中国人所独创造的。但是中国人若能仿效他人的文化，而自己又能同样的创造出来，她也是中国人的文化。就使不必是中国人自己去运她过来，或仿效过来，而是外边人把她输入来，而能影响到中国文化，然后再由中国人去模仿和创造她，也可以叫做中国文化。
这样讲起来，所谓西洋文化，若是的确为中国人所需要，的确是从南方介绍进来，那么叫她做南方文化，和所谓旧的北方文化相对峙，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现在中国所谓固有的文化，尚深入一般人的头脑里，同时西洋文化的接受，尚为一般人所踌躇的时期，我们自然有一种这种新文化是外来文化而非中国的文化的偏见，但是设使过了千数百年后，中国人完全是西化了，而且将这种西洋文化，再来发展下去，比较现在，还要进步得多，再过了千数百年后，有谁还要来告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文化呵！我们应该不要她。要是那时的我们，而听了这位卫经附道的先生，去排斥了这些文化，而复返我们的所谓固有的文化，我们转身一看，我们觉得这二千年来，是没有文化了，我们六七千年来的历史，中断了二千余年了。
其实我们不但到那时，不会转身向后，而排斥一切的西洋文化，我们现在已做不到了。我们现在想写一本中国从古代到今日的小说史，鲁迅是我们免不得要采入的，然而这位《狂人日记》的鲁迅怎样说呢？“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样的鲁迅，在卫道先生看起来，怎能配作中国小说家？然而西洋人又告诉我们，著《阿q正传》的鲁迅是中国小说家呵。《申报》的五十年纪念，叫蔡元培先生写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他老先生觉得所谓中国哲学，是五十年来所没有的，然蔡先生竟然交出一篇洋洋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史》！
平心来说，设使我们始终不变我们数千年来的顽固夸大排外的态度，我们终没有法子去走出这惟有束手待毙的圈子。二百余年来的经验，已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而最近来的东北风云，不外是甲午庚子所种下的种子的果实。要是今后我们还是把这些西洋的文化不当做我们自己的东西，而提倡之，模仿之，发展之，我们终没有法子去西化，至多只能享受西洋货，而今后的中国前途，更是不堪设想。
从西洋输入来的西洋文化，一到我们的手里，这便是我们自己的。因为了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我们目前的急需的，为什么我们不努力去提倡，去发展呢？它既是我们自己的，而她的最初的发祥地又是南方，那么叫它做南方文化，像叫中国的文化做北方文化，又有什么不妥呢？但是它究竟是不是策源于南方呢？
四
要答上段最后一句的疑问，应当看看我们西化的历史，并且要将西洋文化全部分析起来，看看它所包含的各方面，或是是最紧要的数方面的趋入和接受，是否最先在南方。
我们先从政治方面说起。所谓西化的政治方面，南方而尤是广东，乃其策源地，这是无论何人，都要承认的。太平天国的崛起，是受过西洋宗教的影响，而其策源是以两广为根据地。我们若不以成败来断定事实，而以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则太平天国之起，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不可多见的事，而且其影响于后来的政治改革上，也是事实上所不可掩的。
至了近代的政治上的维新运动，其策源于南方更为明显。所谓政治上的维新运动，在近代所最堪注意的，一为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一为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这二人的不同处很多，但是他们同是生长南方，而且其所以维新的动机，是由于多少的西化。梁任公在他的《康有为传》里有下面一段话：
其时（康氏三十岁左右）西学初入中国，学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策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进步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这是康有为后来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起点。他的“公车上书”也是从这种激动而来。但是康有为究竟是出于“十三世为儒”的旧家，旧思想既深入脑海，新思想却正如任公所说，“来源浅觳，汲而易竭”。我们并不以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绳康氏，因为根本上，中国的病症太深，要像康有为的变法，成为明治维新的结果，简直是一种梦想。所以就使戊戌变政而成功，其所得之结果，也未必好罢（维新运动再起的梁启超也有可记的价值）。
孙中山先生却不是这样。他的西化，究竟是否澈底，是别一问题，然他的西化，却是直接得来的。并且因为他没有家传旧学来做底子，所以他的西化较易。他早年上李鸿章的书，虽然像康有为欲以政治的原有势力，来改变政治的缺点，然后来这种思想，完全抛弃，而从事于感化平民的下层工作。他不到北京去运动，而专门在南方活动的原因，无非是因为南方的西化较深，而下手较易。我们试看历史，革命军的发难，如丁未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廉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戊申河口之役、庚戌广州新军之变，及最著名的黄花冈七十二烈士赴难之役，通通是在南方。此后所谓护法政府，帝制的推倒，北伐军的成功，均策源于南方，足以表明在政治上的地位来说，南方的一二省，足以左右全国。那么南方不但为近代政治运动的策源地，而且是政治运动上的重心呵。
在西方化的政治的运动上，南方乃其策源地，略如上面所说。至于中西交通以后的商业及经济方面来说，南方也是中西贸易的策源地，而且占中国经济上的重要位置。《货殖传》说：“番禺一都会，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在宋时，广东对外贸易，占全国百分之九十八九。至明末葡人航海东来后，南方的广东、福建等，更占了经济上的重要位置。而数十年来政治运动上的经济来源，也是依赖于南方。就以现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南方的广东、福建恐怕还是占优先的地位。
宗教上的宣传的策源地，也可以说是在南方。唐时的景教，及元时的天主教，均由北方传入，然不久均归于绝灭，其原因大概是陆路上的交通，跋涉太难，而且北方人的旧思想太深，不易激动。直到明末利玛窦东来以后，始能广传。利氏遂初来澳门，然后在肇庆、韶州二府住了十五年之久。他在广东无论在宗教及科学的宣传的成绩，虽不及后来在北京之利害，然对于中国言语、文字、风俗、人情，以及对于宗教宣传上所能有的预备，均在这十五年里弄好。此外如在广东和其弟子所译的《几何原本》，犹其余事。旧教上的利玛窦和其弟子，固以南方为根据地，新教的马礼逊也以南方为起点，所以西洋宗教在中国的策源地，均是南方。
在新思想上，也可以说是从南方起点。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康梁一辈，固不待说，孙中山先生，以及极力反对曾袭侯的“先睡后醒”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澈底西化的胡礼垣的思想，不但他们本是南方人，而且以南方的环境来做他的思想的背景。此外如严复的翻译西籍，及西洋思想的介绍，梁任公先生有一段的记载道：
……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司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复其首也。
留学生之介绍西洋思想，固是福建的严复为首，留学生之留学外国，也以南方为首。容纯甫先生及其二位朋友之留美，固不待说，容先生在其自传里，有一段记载，足为上面所说的话证实，录之于后：
当一八七一年之夏，予因所招学生未满第一批定额，乃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足其数。时中国尚未有报纸，以传播新闻，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计划，故预备学校招考时，北方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费生中，南人十居八九。（中译《西学东渐记》）
留学生之人数，总以南方为多。留学的目的本来是西化，中国留学生是否对于中国的西洋化上，尽了他们的责任，是别一问题，然中国以往的西洋化之得力于留学者，乃不可掩之事。
留学生之影响于中国的新文化，乃当然之事。然中国人民之向外移殖而影响于新文化，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但人民之向外移殖，大约以南方人为最先和最多。他们到了外国，住了好多年，返国者当然移回多少的欧美化，就是终身在外者，也免不得与国内有不少的关系，而直接上或间接上，有所影响于新文化。
城市运动，差不多可以说是现代文化一种特色，然中国的旧城市的改革，也是策源于南方的广州。广州不但是开中国新城市的纪元，而且是现在中国人管理下的最西化的城市，这是研究中国城市，及城市政府的人们，没有不承认的。
有些人说：新文化的运动是在民国七八年间的《新青年》派的人们，而这些人，既不是南方人，而运动的起点，也非南方。其实，这一次所谓新文化运动，不外是文字上的改革，白话文既不外是文化的各方面之一方面，而这次的白话文的成功，要说是和南方人完全没有关系，也非至言。梁任公的改变古文式的文章而做比较通俗的文章，以及黄遵宪在近代白话诗运动上的位置，是研究近代白话文运动的人，所不可忽视的事实。胡适之先生在其《四十自序》及《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二文里，对于这些事实，也非没有不承认的。
此外又像近中国妇女的参政运动，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南方乃其策源地，足为我们的见解证明而可以叙述者尚多，但是看了上面的话，也可以知其概罢。
原来文化的各方面，都是互相关系的。一方面的波动，常常影响到他方面。南方之所以为新文化的策源地，正像北方之为旧文化的策源地，是由地理及各种环境所造成。文化的传播范围，本来是和人类空间的范围，正为正比例。所谓北方的文化，从其文化的圈围来看，即也是南方的文化；而所谓南方的文化，从现在的文化趋向来看，也逐渐的成为北方的文化。这样说起来，所谓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名词，要是能够成立，不外是从策源地上来看，他们的真正意义是时间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
新的文化和旧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