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书屋夜话录》，是清代名医王旭高所著。王旭高生于清嘉庆、同治年间（约1798—1862年），字泰林，江苏无锡人。幼从其舅父高锦庭习疡科，后专内科。著有《医方证治汇编》、《退思集类方歌括》、《增订医方歌括》、《薛氏湿热篇歌括》、《医方歌括》、《医学刍言》、《西溪书屋夜话录》等书。其临床医案，由虞山、方耕霞搜集编次，整理成《王旭高医案》，分为四卷二十六门，复加按语，每门后又附有小结，颇能窥见王氏的治疗经验。
王氏勤求古训，博采众议，上承《内经》、《难经》及仲景之说，旁参明清诸家之言，取诸长而并蓄，融化于一炉。其《医学刍言》一书，即是饱览诸家著作，参以己得而成。它扼要地论述了临床常见病（证）的辨治原则，其中“六淫治法”一篇就是一例。如其论治“火”则分“实火虚火”、“三焦之火”、“五脏六腑火”，并谓：“实火宜苦寒，黄芩、黄连、山栀、黄柏，甚则大黄；虚火宜甘寒，鲜地黄、沙参、元参、麦冬、石斛、梨、蔗汁……上焦火，黄芩、桑皮、甘草；下焦火，黄柏、知母。”这些清火的见解，反映了王氏医学的特点之一。
《西溪书屋夜话录》，可以说是王氏的医学代表作，该书把肝病分为肝气、肝风、肝火三大类，然后分别进行论述，提出疏肝、柔肝、缓肝、泻肝、抑肝、熄风、养肝、温肝、化肝以及补母泻子、培土泄木、泄肝和胃、清金制木等法，并认为“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而异名，其中侮脾乘胃，冲心犯肺……种种不同，故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从而，使王氏成为后世治疗肝病的楷范。可惜的是，该书从其体例来推敲，似有残缺不全之处，故周镇谨在书后跋曰：“此篇说理精当，想其原书卷帙必多，不仅此一篇也。”其说自有所见，而非泛泛之论。
王氏《西溪书屋夜话录》所以能有较大的成就，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影响有关。他生于清代温病学说成熟的时代，对其甘寒养阴，平肝滋胃，忌刚药喜柔润的方法不无影响，而又对魏柳洲、叶天士的温病学说亦有所借鉴，所以他的《西溪书屋夜话录》在治肝的观点上，另辟蹊径，成为历代治疗肝病的一部专著。为了提供读者参考，现选录其文如下：
（一）“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异名。其中侮脾乘胃，冲心犯肺，挟寒挟痰，本虚标实，种种不同，故肝病最杂而治法最广。姑录大略于后。”
1.提要 本段为全篇之纲，首提肝病有肝气、肝风、肝火之分，并示肝病有干犯他脏以及本虚标实种种不同的证治，提纲挈领，重点突出。
2.词解
（1）肝气：属于生理、病理的名词，也可作为证候名。属于生理的指肝脏之气；属于病理的，指肝之气机不和，出现疏泄不利的种种病证。
（2）肝风：病理名词，亦作证候名。《内经》亦称肝风。王氏这里所指包括肝阳化风和风阳内动。方耕霞说：“夫肝之所以生风，由肾水不足灌溉，致木燥火生，火生风起。”
（3）肝火：病理名词，亦作证候名。多指肝气郁久化热，或情志过极所出现肝火等证而言。
（4）侮脾乘胃：肝属木，脾胃为土。“肝病必犯土，是侮其所胜也。”也就是说，肝气横逆，亦可以致脾胃病变，其中，侮脾可致脾失运化，表现为恶心干呕，脘痞不食，吐酸水涎沫。
（5）冲心犯肺：心肺两脏同居上焦，肝气横逆肆无忌惮，则能乘心侮肺，而见心、肺的证候，故曰肝气上犯。
3.评注
（1）关于肝气、肝风、肝火“同出而异名”的问题，是指肝气、肝风、肝火之名，都是从肝的病理角度提出的。由于“气、火、风”都为肝用太过所致，始于气郁，化而为火，盛则为风，故曰：“郁则为肝气，发则为肝火，盛则为肝风。” “气、火、风”都是从厥阴肝经而来，始于气机不和，故曰“同出”，当然同出不等于没有差异，其中区别又在于：阻滞于内都是气，冲抗于上皆属于火，升及头巅或旁走四肢则为风，故曰：“异名”。王氏这一论点，有机地阐明了气、火、风三者的内在联系，对临床治疗肝病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2）关于“本虚标实”的问题。“本虚标实”，是肝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共性规律。本虚是指肝阴阳气血不足，标实是指在本虚基础上继发的寒、瘀、痰、风、火等不同证型。如阳亢之体，源于水亏，肝脏体阴不足而阳用有余，有余则肝阳上亢，这就说明了阳亢是一个标证，至于阴亏才是本证。论治就应本着“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权衡标本缓急。如阳亢急剧，予以平肝潜阳，阳亢平息后，用滋阴之法即是治本。这里仅举例而言，说明解决本虚标实的矛盾，是肝病诊治过程中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一法曰：疏肝理气。如肝气自郁于本经，两胁气胀或痛者，宜疏肝，香附、郁金、苏梗、青皮、橘叶之属。兼寒加吴萸，兼热加丹皮、山栀，兼痰加半夏、茯苓。”
“一法曰：疏肝通络。如疏肝不应，营气痹窒，络脉瘀阻，宜兼通血络。如旋覆花、新绛、归须、桃仁、泽兰叶等。”
“一法曰：柔肝。如肝气胀甚，疏之更甚者，当柔肝，当归、杞子、柏子仁、牛膝。兼热加天冬、生地，兼寒加苁蓉、肉桂。”
“一法曰：缓肝。如肝气甚而中气虚者，当缓肝，炙草、白芍、大枣、橘饼、淮小麦。”
“一法曰：培土泄木。肝气乘脾，脘腹胀痛，六君子汤加吴茱萸、白芍药、木香。即培土泄木之法也。”
“一法曰：泄肝和胃。肝气乘胃（即肝木乘土），脘痛呕酸，二陈加左金丸，或白蔻、金铃子。即泄肝和胃之法也。”
“一法曰：泄肝。如肝气上冲于心，热厥心痛，宜泄肝，金铃、玄胡、吴萸、川连。兼寒，去川连，加椒、桂；寒热俱有者，仍入川连，再加白芍。盖苦、辛酸三者，为泄肝之王法也。”
“一法曰：抑肝。肝气上冲于肺，猝得胁痛，暴上气而喘，宜抑肝。如吴萸汁炒桑皮、苏梗、杏仁、橘红之属。
1.提要 本段提出肝气证治的治疗八法。
2.词解
（1）柔肝：叶天士提出：“肝为刚脏，非柔润不能调和。”凡用酸收、咸软或甘缓等药物组成方剂，以戢敛肝阳，或培补肝肾之阴，皆属柔肝之剂。
（2）泄肝：泄与泻义通，泄肝即泻肝，但后世所指泻肝，多寓意于清泻肝火，又有别于王氏所讲泄肝之意。这里“泄肝”，系指苦降、辛开、酸敛合法，实是叶天士所创制肝安胃法，以其酸收以敛肝，苦降辛开以平调胃之寒热，因此说“泄肝”寓有和胃之意。
（3）抑肝：抑肝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包括平肝、镇肝，以镇降上亢之肝气风阳。狭义是指抑肝胆升浮之火。王氏所指即为后者，如吴萸汁炒桑皮、苏梗皆属辛降；杏仁苦降，橘红平降，即抑肝之制方。
3.评注 肝气一证，有因郁怒伤肝，有因土不荣木，有因心火气盛，有因金不制木，有因饮食不节，有因寒暑失常。病因不同，病候各异。或自郁本经，或侮脾乘胃，或冲心犯肺，或挟痰挟食，或兼寒兼热，或虚实各异。病候有异，治法各不相同。王氏治疗肝气八法，层次井然，现具体评释如下：
（1）疏肝理气：此王氏开手之法，宜于肝气初起，自郁本经。由于病始于郁，郁则气滞，故首重理气。理气首宜辛开，应不损胃，不耗气，不伤阴，故方取香附、郁金、青皮、苏梗、橘叶等品，虽理气而不伤血。
（2）疏肝通络：经主气，络主血。气郁本经不愈，由经入络，营热则痹，络瘀则痛。若疏肝不应，胁痛不除，且刺痛而固定不移，为“络脉瘀阻”，治宜疏肝通络。此法实源于仲景所制之旋覆花汤，但对瘀阻较重之证，则有病重药轻之嫌，而王清任的活血通络之法，又补充了王氏不足。
（3）柔肝：药味有气味阴阳之别，有动静刚柔之分。叶天士对柔肝药的见解，他认为某些温补药（包括血肉有情之品），性虽温而其质柔润，无刚燥之弊，是柔剂中的温药。温补而不呆滞，故曰温柔。而某些滋阴药（包括养血之品），性凉而质柔，是柔剂中的凉药，故曰阴柔。王氏在这里所列柔肝药，即属温柔，而魏玉璜之“一贯煎”乃为凉柔之方。
（4）缓肝：“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这句话指的是中气不足，土不培木，则肝失养而急，故宜用甘药补脾缓肝。所以王氏说：“肝气甚而中气虚者，当缓肝”。“缓肝”之意不是单纯用甘味，而是在甘缓之中，略佐酸收，取酸甘化阴之义，从而使肝体得柔，而肝急之症得以缓解。
（5）泄肝和胃：肝为刚脏，胃为盛阳，肝木乘土，可表现于肝气横逆犯胃之证，治当泄肝和胃。泄肝重在泻火，左金丸可清肝泻火；和胃重在降逆化痰，而二陈汤亦切合于病情。二方合用，肝胃同治，故王氏用左金丸和二陈汤，必要时加川楝子平肝，白蔻和胃，以加强其泄肝和胃之力。但值得提出的是，临床因肝气乘胃，肝胃不和者，见症颇多，有阴阳虚实寒热之异，因此，不可以一法以概全貌，《临证指南医案》木乘土门，宜参看之。
（6）泄肝：肝气横逆上冲于心，以致热厥心痛，宜急泄肝气以降冲逆，否则节外生枝，甚或危及生命。何谓泄肝？王氏认为“苦、辛开、酸敛合法”，如乌梅丸为厥阴主方，故亦曰苦辛酸合为泄肝主法。其实，苦辛相合，能降能开，心胃相通，和胃即可治心，佐以酸寒入肝以酸泻之，且肝气逆则胃首当其冲，仲景谓制木先安土，即属此意。由此可见，王氏泄肝是指泄肝安胃法而言，此法治肝气冲心，应分清在气和在血，需要辨证而施治。
（7）抑肝：抑肝是指抑肝下气，以安肺金。王氏这里所指抑肝，比较局限于苦辛降气，不足以概括肝气上冲于肺的证治，即便是见到“猝得胁痛，暴上气而喘”，所列药队，也有病重药轻之嫌。
综合上述，王氏肝气证治八法，确是审证求因的治本之法，他首论肝郁，继而由经及络，由气及血，后又述及侮脾乘胃，冲心犯肺诸变证治。其所主八法，疏肝无偏寒偏热之异，通络而不峻猛，柔肝重在温柔，缓肝意在甘缓以建中，补脾气以泄木，重苦辛合法以和胃，用药在甘辛酸苦平之间审度，无咸凉湿燥阴凝之弊，可见其调治肝气心灵手巧之一斑。
（三）“肝气一证，虽多上冒巅顶，亦能旁走四肢。上冒者，阳亢居多，旁走者，血虚为多。然内风多从火出，气有余便是火。余故曰肝气、肝风、肝火，三者同出而异名，但为病不同，治法亦异耳。”
“一法曰：熄风和阳。如肝风初起，头目昏弦，用熄风和阳法，羚羊、丹皮、甘菊、钩藤、决明、白蒺藜，即凉肝是也。”
“一法曰：熄风潜阳。如熄风和阳不效，当以熄风潜阳，如牡蛎、生地、女贞子、玄参、白芍、甘菊、玉竹，即培土宁风法，亦即缓肝也。”
“一法曰：养肝。肝风走于四肢，经络牵掣或麻者，宜养血熄风，生地、归身、杞子、牛膝、天麻、制首乌、三角胡麻，即养肝也。”
“一法曰：暖土以御寒风。如《金匮》近效白术附子汤，治风虚头重眩苦极，不知食味。是暖土以御寒风之法。此非治肝，实补中也。”
1.提要 本段提出肝风证治及论治四法。
2.词解
（1）内风多从火出：内风亦即肝风，与外邪引起的外热、外风有别。叶天士说：“内风乃身中阳气变动。”气有余便是火，肝气有余易化火动风，故曰内风多从火出。
（2）滋阳明，泄厥阴：阳明系指足阳明胃，厥阴系指足厥阴肝。肝为刚脏，胃为盛阳，厥阴之气上干，阳明之气失降，故滋阳明，泄厥阴，意即滋胃泄肝。滋胃包括滋胃阴、养胃气，泄肝包括清肝、平肝等法。《临证指南医案》中滋阳明，泄厥阴之法，在具体应用上仍然很广，应细心研究，方有收益。
3.评注 肝风一证，多由肝火发展而来，但火有虚火、实火之分，风有虚风、实风之别。虚多阴血不足，实多阳亢有余。是以上冒者阳亢为多，旁走者血虚为甚。王氏肝风证治，即宗此说提出，具体分析可有：
（1）熄风和阳和熄风潜阳：古人把肝风与风阳常常混称，实则有虚实之异。一为阳亢风动，意即肝阳过亢引动肝风，升及头巅，上冒头目，故又称风阳；一为厥阴化风，意即血虚（或阴虚）引动肝风，俗称“肝风证”，其含义较狭。前者多实，有冲激之象；后者多虚，有阴血不足之征。二者标本虚实不同，有在气在血分之异，虽然两者皆以熄风为目标，但前者宜“和阳”，和阳即凉肝之意，宜于肝风初起，肝阳亢盛，肝阴未伤之证，药如羚羊、丹皮、甘菊、钩藤、决明子、白蒺藜等，平肝木之炎盛，解标证燃眉之急；后者则宜潜阳，具有滋肝之意，宜于风阳过亢，肝阴已伤，并进一步劫伤阴血，向虚证转化，如凉肝不应，即宜考虑潜阳，药用牡蛎、生地、女贞子、玄参、白芍、阿胶、菊花等，滋肝以熄风，潜阳以固其本。由此可见，王氏所指熄风和阳和熄风潜阳之法的应用，是肝风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同病理阶段的基本治疗原则，前者重在治标，后者重在治本，临床应用时，应注意标本缓急。
（2）培土宁风与暖土御风：“脾为阴土，得阳始运，胃为阳土，得阴自安。”肝风震起，侮脾乘胃，势所必然。其常见病证有二：一是胃阴不足，中虚纳少，胃阴虚而肝风更为肆虐；一是脾胃阳气虚弱，外则遭风寒之邪侵袭，内则易为肝肾浊阴上泛，症见不知食味，风虚头重苦极，风虚即指中气虚弱，头重眩晕而言，且脾气愈虚而寒风愈加肆虐。两者在治疗上绝不相同，前者宜培土宁风，意在滋阳明，泄厥阴；后者宜暖土以御寒风，大建中、附子理中、近效白术附子汤等方皆可使用。应当指出的是，凡脾胃虚弱而致肝风上眩，皆有挟痰、挟湿、挟寒、挟热之别，治疗宜辨证而施，才能有效地应用于临床。
（3）养肝：营血不足，肝木失养，肝风旁走四肢，经络牵掣，甚则麻木，可用王氏养肝法，意即养肝血以熄风。使用本法时，应注意与湿热内蕴，流窜经络，引动肝风者相鉴别，后者因脾主四肢，脾虚而湿热盛，应注意健脾。
综合上述，王氏肝风证治，立法有五，宜各随其寒热虚实而调治，但征之临床，仍不足以概括肝风证治中的复杂变化，故宜适当参考书目，扩大视野，增加新的治法。
（四）“肝火燔灼，游行于三焦，一身上下内外皆能为病，难以枚举。如目赤颧红，痉厥狂躁，淋秘疮疡，善饥烦渴，呕吐不寐，上下血溢是也。”
“一法曰：清肝。如羚羊、丹皮、黑栀、黄芩、竹叶、连翘、夏枯草。”
“一法曰：泻肝。如龙胆泻肝汤、泻青丸、当归龙荟丸之类。”
“一法曰：清金制木。肝火上炎，清之不已，当制肝，乃清金以制木火之亢逆也。如沙参、麦冬、石斛、枇杷叶、天冬、玉竹、石决明。”
“一法曰：泻子。如肝火实者，兼泻心。如甘草、黄连，乃‘实则泻其子也’。”
“一法曰：补母。如水亏而肝火盛，清之不应，当益肾水，乃‘虚则补母’之法也。如六味丸、大补阴丸之类，亦乙癸同源之义也。”
“一法曰：化肝。景岳治郁怒伤肝，气逆动火，烦热胁痛，胀满动血等证，用青皮、陈皮、丹皮、山栀、芍药、泽泻、贝母，方名化肝煎，是清化肝经之郁火也。”
“一法曰：温肝。如肝有寒，呕酸上气，宜温肝，肉桂、吴萸、蜀椒。如兼中虚胃寒，加人参、干姜，即大建中法也。”
1.提要 本文提出肝火证治七法。
2.词解
（1）燔灼：用火烤叫燔灼，在这里是指肝火对津液精血的消灼而言。因火性上炎，如烈火焰烧，充斥一身上下内外，及于三焦腠理肌肤而为害。
（2）乙癸同源：肝为乙木，肾为癸水。肾藏精，肝藏血，同源而异名，皆生成于津液。
3.评解 肝疏泄气血，其为用也，于机体无处不达。肝寓相火，相火宣布在三焦，所以气郁化火，肝火燔灼，即可游行于三焦腠理，又可充斥于一身内外上下。冲逆于上则目赤颧红；扰乱肝魂则狂躁；灼伤肝阴则痉厥；扰及心神则不寐；侵犯心营，血热沸溢则病疮疡，上下溢血；火盛伤阴则烦渴；充斥胃脘则善饥；胃逆则呕吐；下伤肾阴及膀胱则淋闭，是以见症多端。治疗之法，据王氏的经验是：
（1）清肝、泻肝、化肝：此三法乃王氏治疗肝火的常规之法。其中区别在于：肝火燔灼于上于外，治宜清中带透，即为清肝；肝火充斥于上下表里内外，以在下在内为主，需苦寒直折其炎盛，故曰泻肝；若郁怒伤肝，气逆动火，治宜理气凉肝，即为理气之中，佐以苦寒酸寒以泄折肝经郁火，故曰化肝。三法均遵“热者寒之”的原则，清泄之中而分别佐以不同之法，可见王氏用方，确有法度。后世治肝火之法，多遵此配伍应变于临床。
（2）清金、泻火、补母：肝火燔灼之症，在运用上述清肝、泻肝、化肝诸法以后，一般肝火应得到化解，但亦有“清之不应”或“清之不已”者。治疗上宜知常达变，采用从他脏论治。1清金制木：肝火上炎，运用清肝诸法后，其火仍不能清，可考虑清金制木之法。因肺属金，若金不制木，则木火之气必亢，为此，清金之中即有制木之义。清金之法，宜用清润之品，如王氏所用沙参、麦冬、石斛、天冬、玉竹、枇杷叶等，稍佐石决明以为潜阳于下之计。本方临床应用时，犹可加入菊花、丹皮、山栀子等药，清中带透，恒疗效有所提高。2泻子：肝火亢极，泻本脏不效，应考虑实则泻其子之法。心属火而木生火，故心为肝之子，所以肝火旺则心火必亢，故泻心火即能泻肝火之亢。临床上凡肝火实证皆可佐以泻心火之法。王氏举甘草、黄连为泻心火之方，临床常选用黄连导赤散，重则可用大黄黄连泻心汤。亦可将此方佐入清肝之中，如龙胆泻肝汤中的木通、车前子、泽泻利小肠湿热，也具有泻子之义。有肝火炽盛，虽导赤泻心不嫌其峻，甚至兼泻胆火。3补母：若水亏导致肝火盛，清金仍不能平木，宜考虑虚则补其母之法。肾为水，为肝木之母，肾水亏则肝阴不足，阴不潜阳，阴虚火旺，宜滋阴补水以涵肝木。王氏所举六味地黄汤、大补阴丸等方，皆为正治之法。夫水亏则源涸，木拔则苗萎，另一方面，肾又寓火，肾火衰则肝阳亦虚，可致肝阳虚衰，亦可采用补母之法，用温补肾阳之品，达温壮肝阳之用，则肝之虚火自退。
（3）温肝：肝家虚寒，外现虚火，形似火热之症，治疗上非苦寒可以直折，非甘寒、咸寒可以戢敛，唯宜温肝之法。临床上可选用仙灵脾、仙茅、肉苁蓉、巴戟天等温润之品。王旭高以前，少有人论及温肝法，而王氏能予提出，可算是别有卓见，但所选之药如肉桂、吴萸、蜀椒为其对药，不免辛燥有余，不足为用；若中虚胃寒时，始可用大建中汤，因仅从温建中气，使脾阳得运，肝火自熄，毕竟比较局限，笔者认为：宜于温润之中，佐以辛甘养阳，必要时伍以酸收咸软之品以养阴，不单纯温阳，而于阴中求阳，这样方为稳妥。
总之，肝火证有虚有实，实则泻之，热则凉之。由本脏自病者，于清散、清下、清化之中权变，由他脏波及者，宜分别佐入清金、泻子、补母诸法。若肝寒，或虚火时炎，温建中气之外宜重在温肝之阳。
（五）“一法曰：补肝。如制首乌、菟丝子、枸杞子、杏仁、萸肉、芝麻、沙苑蒺藜。”
“一法曰：镇肝。如石决明、牡蛎、龙骨、龙齿、金箔、代赭石、磁石。”
“一法曰：敛肝。如乌梅、白芍、木瓜。”
此三法，无论肝气、肝风、肝火，相其机制，皆可酌情选用。
1.提要 本文提出肝病证治中的应变三法。
2.词解
（1）补肝：虚则补之，凡其有补益肝脏气血阴阳的治法，均可称之为补肝法。王氏这里所指的补肝法，是针对肝血不足而立。与临床习惯所指养肝、滋肝，具有同一意义。
（2）镇肝：含有镇静之义。镇肝主要目的是潜阳熄风，多用于肝阳、肝风而证偏实者。
（3）敛肝：运用酸味药物以养肝阴，使阴充则阳自敛，风自熄，故曰敛肝。多用于肝阳上亢重症，药味多滋腻厚味。
3.评解 王氏提出补肝、镇肝、敛肝三法，可在肝气、肝风、肝火证治中“相其机宜”，灵活应用。因肝病气、风、火诸证的共同病理基础常常是在血不制气，阴不潜阳，继发于阴血不足的基础上，所以血虚甚者宜补肝，王氏这里所指补肝较局限于补肝血，且所举药味，枸杞偏温，用之当慎。阴虚甚而不潜阳，则宜敛肝，实则补肝阴以敛阳，乌梅、木瓜、白芍皆为常用之品。至于镇肝法，实是熄风潜阳重剂，系肝风证治中，较熄风潜阳更重一些，故立法重在潜镇，于此可见，王氏用药颇能丝丝入扣。
（六）“一法曰：平肝。金铃子、蒺藜、钩藤、橘叶。”
“一法曰：散肝。木郁则达之，逍遥散是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即散肝是也。”
“一法曰：搜肝。此外有搜风一法。凡人必先有内风而后外风，亦有外风引动内风者，故肝风门中。每多夹杂。则搜风之药，亦当引用也。如天麻、羌活、独活、薄荷、蔓荆子、防风、荆芥、僵蚕、蝉蜕、白附子。”
1.提要 本文提出肝脏本身病变的特殊性，而表现不完全同于肝气、肝风、肝火的三种治法。
2.评解
（1）平肝：“惊则平之”。平，谓平顺，平降上冲之气，是针对肝实证而言，既有别于重镇的镇肝法，也有别于熄风和阳的凉肝法。其区别还在于：镇肝法所主治症最重，平肝次之，凉肝又次之。王氏只取川楝子、橘叶以平肝气；钩藤、蒺藜以解欲动之肝风，取药简捷平稳，但仅属平肝轻剂，临床要视症情轻重，予以加减化裁。
（2）散肝：“结者散之”，凡肝脏气血郁结，宜散肝法。因导致肝气郁结的病因很多，故散肝法的内容亦较广泛，诸如散肝风热，散肝风湿，散肝风气，散肝风寒，散肝热，散肝毒等等不同。这里王氏所指散肝法，主要是指疏散肝脏气血，“疏其气血，令其条达，而致和平”。其立法：一遵《内经》“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的原则；二据“木郁达之”，亦即令其条达，组织成方。至于逍遥散，系肝郁血虚的代表方，不能作为辛散的代表方，因而散肝法应有新的内容。
（3）搜肝：意即搜风法。肝风为内风，系“身中阳气变动”所致，但也有外风引动内风者，或先有内风而后外风侵袭，外风与内风合邪，窜犯空窍经络。内外风“每多夹杂”，故搜风之药亦当引用，有时外风去则内风自平，故用天麻、羌活、防风、荆芥、薄荷、蔓荆子、僵蚕、蝉蜕、白附子等品。凡症见四肢麻木，口眼歪斜，肌肤不仁，半身不遂等症，皆可应用。但毕竟本法偏于搜剔外风，若阳亢风动较剧，当宜慎用，或配伍平肝熄风之剂，谨防其劫燥伤风之弊。更为重要的是，常宜结合养血之品，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所以单纯搜风之品，只可暂用而不可久用。
（七）“一法曰：补肝阴。地黄、白芍、乌梅。”
“一法曰：补肝阳。肉桂、川椒、苁蓉。”
“一法曰：补肝血。当归、川断、牛膝、川芎。”
“一法曰：补肝气。天麻、白术、菊花、生姜、细辛、杜仲、羊肝。”
1.提要 本文提出补肝四法。
2.评解 五脏六腑皆有气、血、阴、阳，肝脏亦不例外。在肝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肝脏可表现出气、血、阴、阳之不足，一方面不足会导致另一方面有余，本着“虚则补之”的原则，补其不足即是泻其有余，故有补肝阴、补肝阳、补肝气、补肝血的不同。王氏列举药队不足之处，其补肝阴宜与前述滋肝、养肝、柔肝诸法对比活看，其补肝阳不免过于辛燥，亦宜合温肝法权衡应用，应以温润为主，其补肝血，宜与养肝法配合应用，非川芎、川断所宜，补肝气中仅杜仲、羊肝有补肝之用，他如天麻、细辛、白术、菊花皆无补意，实祛风之品。不过王氏能分别提出补肝之气、血、阴、阳，这在当时来说，确是一个进步，对执“肝无补法”之论者，恰是一个较好的回敬。
总之，王旭高《西溪书屋夜话录》肝病证治，虽其理论部分大部残缺，但从其实用价值来讲，仍不失其为肝病证治专篇。其结构比较周密，立法比较严谨。先以肝病本身寒热虚实的不同形症为纲，以肝气、肝风、肝火为目，步步深入，紧密结合临床实际进行研究。既注意到肝病本身的变化规律，也揭示了相关脏腑的影响，于标本、先后、缓急或隔一、隔二等法中求治法。王旭高其所以具有如此真知灼见，与当时温病学说的成熟，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我们从柳选《环溪草堂医案》及《王旭高医案》的对比之中就不难看出，他在很大程度上师承叶氏，立法不拘成方，用药以清灵见长。事实上王氏的《退思集类方歌括》是以徐灵胎《伤寒类方》为蓝本，其《医方歌括》只是概括《兰台轨范》通治诸方。而最能反映王氏学术思想的，当推《西溪书屋夜话录》。但细读起来，该篇仍有不足之处。1叙证过简，语多重复罗列，如“培土宁风……”一节，总共43字，重复者达23字之多，其云补肝、柔肝，皆只是名异实同；2有些治法举例用药欠当，如抑肝法，列举桑皮、苏梗、杏仁、橘红等品，远不能概括抑肝之治。而且，在所有治肝药队中，竟不列柴胡，这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不足；3个别地方论理欠清，如“肝火证治”中温肝法，非指实火，当是下焦阳虚，浊阴激动龙雷之火上浮所致，但作者交代不清，不免使读者有支离破碎之感。这也可能与该书残缺不全，理论部分存者很少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