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至明代的文字学和训诂学，比起音韵学方面的成就，颇有逊色。但是，为了全面地叙述学术发展，我们也不能略去不谈。现在提出几种主要的著作来谈一谈。

（一）《字林》

《字林》是晋弦令吕忱所撰 〔71〕 。这一部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北魏文字训诂学家江式曾经上表推荐它。唐张怀瓘《书断》也认为这书是《说文》之流。《唐六典》载唐代科举要考《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可见《字林》的价值仅次于《说文》。《字林》大约在宋元之间已经亡佚了。现存有任大椿所辑《字林考逸》八卷，陶方琦《字林考逸补本》一卷。从各书所引《字林》之多，也可以证明这书曾经是受到非常重视的。

据后人考证，《字林》也是五百四十个部首，次序与《说文》无异，那么，它有什么特点能与《说文》并驾齐驱呢？据现有的材料看来，《字林》大约有下列几个特点：（1）《字林》收字较多，《说文》只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字林》收了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四字；（2）《字林》收了一些异体字，如《说文》的“蜡”（zhà），《字林》作“ ”，《说文》的“珌”（bì），《字林》作“ ”，《说文》的“ ”，《字林》作“薑”；（3）《字林》的小篆写得好，张怀瓘说：“小篆之工，亦叔重之亚也”，可能是写得有特色，与《说文》不同；（4）注释当然也有不同，可供参考。

（二）《玉篇》

《玉篇》是梁大同九年（公元543）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所撰。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孙强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陈彭年、吴锐、丘雍等重修。现存的《大广益会玉篇》，已经不是顾野王的原本；另有《玉篇》残卷来自日本，可能是顾氏原本，刊于《古逸丛书》内。

据唐封演《闻见记》所载，《玉篇》共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字；现存的《玉篇》共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一字，大约是孙强、陈彭年等人陆续增加的。《字林》比《说文》多三千四百七十一字；《玉篇》原本比《说文》多七千五百六十四字，今本多一万三千二百零八字，这是合乎字书的发展规律的。

《玉篇》之于《字林》，也像《字林》之于《说文》，字数增加了，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当然，《说文》与《玉篇》的价值不同，各当其用，不能互相代替。如果为了追寻本义，仍当以《说文》为宗；但是许慎不可能预见四百年后的新词新义，因此，从一般用途上看，《玉篇》的使用价值反而高于《说文》。唐孙愐《唐韵序》说：“及案《三苍》《尔雅》《字统》《字林》《说文》《玉篇》……并列注中。”序中以《玉篇》与《尔雅》《说文》相提并论，其价值可想而知。

《玉篇》的部首与《说文》相同者五百二十九部，不同者十三部，共五百四十二部。部首的次序则与《说文》大不相同。除开始的几个部首和最后的干支部首与《说文》一致以外，其他都是重新安排的。顾氏似乎想要把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例如卷三所包括的是人部、儿部、父部、臣部、男部、民部、夫部、予部、我部、身部、兄部、弟部、女部，但是他并不能始终维持这个原则。

作为一种字典，《玉篇》比《说文》改进的地方颇多。第一是先出反切，这是很合理的，因为读者遇见一个字首先要求读出它的声音来。第二是引《说文》的解释，这是《玉篇》的有利条件，许慎时代没有更早的字书可引。第三是尽可能举出例证。例证是字典的血肉，没有例证的字典只是骷髅。第四是对例子加以必要的解释，这对读者也有很大的帮助。第五，注意到一词多义的现象。当然不是每一个字都具备这五点，但是顾氏在这些方面比以前任何字书都好得多。例如：

噎，於结切。说文云：“饭窒也。”诗曰：“中心如噎。”谓噎忧不能息也。

吮，食允、徂兖二切。欶（shuò）也〔按，今本误作“敕也”，据《说文》改正〕。史记曰：“吴起卒有疾疽者，起为吮之。”

诉，苏故切。讼也，告诉冤枉也。论语曰：“公伯寮诉子路。”亦作“愬”。

极，渠忆切，栋也。书曰：“建用皇极。”极，中也。又至也，尽也，远也，高也。

我们要善于读《玉篇》，才能体会它的体例：有时候，它没有明引《说文》，其实也是根据《说文》，如“吮，欶也”，“极，栋也”；它没有明引古训，其实是根据古训，如“噎忧不能息也”出自服虔《通俗文》，“极，中也”出自《书·洪范》“建用皇极”伪孔传。

《玉篇》和《说文》虽同属字书，但是它们是不同类型的。《说文》以说明字形为主，讲本义也是为了证明字形，所以只讲本义，不讲引申义；《玉篇》以说明字义为主，所以不再像《说文》那样说“从某，某声”，同时也不限于本义，而是把一个字的多种意义罗列在一起。这样做，实际上已开后代字典的先河。《玉篇》在这一方面有它的创造性。

（三）大小徐的《说文解字》

徐铉，字鼎臣；徐锴，字楚金。他们兄弟二人都是研究《说文解字》的专家，后人称为大小徐。徐铉奉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校定许慎《说文解字》，校定本完成于雍熙三年（公元986）。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许慎《说文解字》，通称大徐本。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书成于大徐本之前 〔72〕 ，所以大徐本还受小徐本的影响 〔73〕 。

我们从大徐的《进说文表》和小徐《系传·祛妄篇》知道，《说文解字》在唐大历年间（8世纪）经过李阳冰的擅改。但是，李阳冰改动的地方并不很多（《祛妄篇》所批判的不过五十多处），而他提倡《说文》的功绩则不可埋没。当年的情况正如小徐所说：“自《切韵》《玉篇》之兴，《说文》之学湮废泯没。”李阳冰坚持写篆书，学《说文》，在继承文化遗产上是有功的。当然二徐的功劳也是很大的。李阳冰的书今已亡佚，二徐的书更显得重要了。

大徐本《说文》有两点值得称道。第一是他做了精心校订的工作。正如大徐本后面所附雍熙敕牒所说的：“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讹谬实多。六书之踪，无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渐恐失其原流。”大徐这样判别是非真伪，也就是对后人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第二是他写了《说文新附》。这不是一部单行的书，而是把附加的四百零二个字分别插入各部的后面。他补充字的标准有三个：（1）许慎自己的注解中本来就有某字，而字条中却没有此字，显然是“漏落”的，应该添上；（2）《说文》中虽无此字，但经典相承有此字，也应该补充；（3）当代常用的字，虽不见于经典，也应该附加。这件事受到后代学者们的非议，如钱大昕在《说文新附考·序》中说：“大半委巷浅俗，虽亦形声相从，实乖苍雅之正。”其实这正是大徐的功绩：不但补充许氏的疏忽是应该的，甚至“浅俗”的字，只要已经通行，也是应该附加的。我们今天看《说文新附》，能够考知汉以后唐以前产生的新词、新字，大徐的功绩不是降低了（如钱大昕所惋惜的），而是更大了。

许多人以为小徐学问胜于其兄（如《说文解字系传》原跋所说），主要是由于小徐有他的创见。差不多每条都有“臣锴曰”，表示了他自己的看法。大徐可以说是述而不作，小徐则有述有作。当然小徐的“作”也不是凭空杜撰的，而是有根据的。例如：

央，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内。大，人也。央 （旁）同意，一曰久。臣锴曰：凡大字皆象人之正立也。故央字从大，取其正中也。 字象四出，故曰与 同意。

间，隙也。从门，从月。臣锴曰：夫门当夜闭，而见月光，是有间隙也。

就这两个例子看来，小徐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许慎《说文》，这是大徐所比不上的。

就版本的观点上说，二徐各有得失。小徐沿袭旧书，往往记录异文，大徐则校改较多，有些地方是改错了的。两书比较着看，并且结合唐人注疏所引《说文》，才可以恢复《说文》的真面目。

（四）孔颖达《五经正义》与李善《文选》注

注疏也算训诂之学。在这个时期内，我们只择要叙述两家：第一是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第二是李善的《文选》注。

孔颖达生于隋代，入唐，累官国子司业，迁祭酒，尝受太宗命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正义》，而其中的《春秋正义》实际上是《左传》的注释。这五个“正义”现在作为“疏”的形式载入《十三经注疏》中；孔疏在《十三经注疏》中占重要的地位，对后代训诂有很大的影响。“疏”是阐述“传注”的；孔颖达是经古文家，于《周易》用王弼注，于《尚书》用伪孔安国传，于《毛诗》用毛传和郑笺，于《礼记》用郑玄注，于《春秋左传》用杜预注。这样，使原来这些注也扩大了影响。孔颖达作疏的长处在于以五经融会贯通，特别是善于以本书证本书。例如《礼记·曲礼上》：“户外有二屦。”孔疏：“此一节明谓室有两人，故户外有二屦。此谓两人体敌，故二屦在外。知者，以《乡饮酒》无等爵，宾主皆降，脱屦于堂下，以体敌故也。若尊卑不同，则长者一人脱屦于户内，故《少仪》云：‘排阖脱屦于户内者一人而已矣’是也。”《乡饮酒》和《少仪》都是《礼记》的篇名，这样做，使各篇互相印证。后世作“正义”的人往往仿效这种方法。

李善是唐高宗时代（7世纪）的人，是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李邕的父亲。他从曹宪受文选之学。现存的《文选》有李善注本和五臣注本 〔74〕 。后来历代有人揭发五臣窃据李善注，巧为颠倒 〔75〕 。至于李善的注则非常渊博：他引用了诸经传训一百余种，小学三十七种，纬候图谶七十八种，正史杂史之类将近四百种，诸子之类一百二十种，兵书二十种，道释经论三十二种，诏表笺启诗赋颂赞等文集将近八百种（《文选》所收的文章不计在内）。这些书籍多已亡佚，所以《文选》的注成为很重要的一种文献。即以训诂而论，李善注与五臣注相比，也显示了优越性。李善的老师曹宪本来就是精通小学的，李善由于师承的关系，所以引用小学的书多至三十七种，而自己所注释又多平稳无疵。我们应该吸收李善注的优点来改进我们的注释古书的工作。

（五）《匡谬正俗》

《匡谬正俗》八卷是唐颜师古所著。师古是颜之推的孙子，精于训诂学。他曾为《汉书》《急就章》作注，前者的贡献很大。《匡谬正俗》未完成，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颜扬庭把它编为八卷，上表献给朝廷。《匡谬正俗》够得上称为学术著作，既有确实的根据，又有卓越的见解。现在摘录数条，以见一斑。

〔御〕《周书·牧誓篇》云：“弗御克奔，以役西土。”孔安国注云：“商众能奔来降者，不迎击之，如此则所以役我西土之义” 〔76〕 。徐仙音“御”为五所反。按“御”既训“迎”，当音五驾反，不得音御。《商书·盘庚》云：“予御续乃命于天” 〔77〕 ，《诗·鹊巢》云：“百两御之”，训解亦皆为“迎”，徐氏并作音“讶”，何乃《牧誓》独为“御”音？又与孔氏传意不同，失之远矣。

〔草创〕襄二十一年：“子羽与裨谌乘以适野而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 〔78〕 按《论语》称孔子云：“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是谓裨谌发虑创始，为之辞意，世叔寻讨而论叙之，子羽、子产修饰，润色，然后成耳。草创者，犹言“草昧”，盖初始之谓矣。又曰“草”者“藁草”，亦未成之称，安在适草野则能，在都邑则不就？若然者，“讨论”岂寻干戈乎？“润色”岂膏泽乎？此亦是后人所加，非丘明本传也。

〔 〕《食货志》云“藏 ”，谓绳贯钱，故总谓之“ ”耳。文云“算缗”，亦云以缗穿钱，故谓贯为“缗”也。而后之学者谓“ ”为钱，乃改为“镪”字，无义可据，殊为穿凿。按孔子云“四方之人 负其子而至”，谓以绳络而负之。故谓 褓耳，岂复关货泉耶？

〔两量〕或问曰：今人呼履舃屐屩之属，一具为“一量”，于义何耶？答曰：字当作“两”。诗云：“葛屦五两”者，相偶之名，屦之属二乃成具，故谓之“两”；“两”音转变故为“量”耳。古者谓车一乘亦曰一两，诗云“百两御之”是也。今俗音讹，往往呼为车若干量。

〔仇〕怨偶曰“仇”，义与“讐”同。“尝试”之字，义与“曾”同，“邀迎”之字，义与“要”同，而音读各异，不相假借。今之流俗，径读“仇”为“讐”，读“尝”为“曾”，读“邀”为“要”，殊为爽失 〔79〕 。若然者，“初”字训“始”，“宏”字训“大”，“淑”字训“善”，亦可读“初”为“始”，读“宏”为“大”，读“淑”为“善”邪？

由上述的一些例子看来，颜师古所纠正的古人的谬误，有字义方面，如“御”与“草创”；有字形方面，如“ ”；有字音方面，如“仇”；有字形兼字音方面，如“两”。《匡谬正俗》虽然篇幅不多，但是所包括的方面很广，而且说理精到，为后代学者所一致推崇。

自然，《匡谬正俗》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解释“底”字说：“问曰：俗谓‘何物’为‘底’，‘底’义何训？答曰：此本言‘何等物’，其后遂省，但言直云‘等物’耳。‘等’字本音都在反，转音丁儿反。”他的证据是不足的。又如他认为上古“丘”、“区”同音，又驳郑玄“予”为古“余”字之说（指“我”的意义而言），也都是站不住脚的。但这些都是小疵；和同时代的人比较，颜师古的文字训诂学还是杰出的。

（六）《干禄字书》《佩觽》《复古编》

《说文解字》一类的字书，虽具有正字法的作用，但还不算正字法的专书。唐宋以后，汉字的形体渐渐混乱失真，于是不断地有正字法的专书出现。这些书大致都是以正体与俗体并列，使人知所取舍；或者辨别形似的字使人不至于写别字。其中较好的几部，如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郭忠恕的《佩觽》、宋张有的《复古编》等，都是对汉字书法规范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干禄字书》的影响较大，是科举时代的字体标准。书中分为俗、通、正三体，所谓“俗”，如“衷”作“ ”，“兒”作“ ”；所谓“通”，指沿用已久，正式通行了的字，如“采”、“採”通，“阪”、“坂”通；所谓“正”，自然是对“俗”来说的，如“泒”正作“派”，“苐”正作“第”等。这种规定，成为正楷。

（七）《类篇》《龙龛手鉴》《篇海》

宋元时代，有三部字书值得提一提：第一部是宋王洙等所编的《类篇》；第二部是辽僧行均所编的《龙龛手鉴》；第三部是金韩孝彦所编的《篇海》。

《类篇》，旧本题司马光奉敕撰，实际上成于修韵官王洙等人之手，司马光不过奏进此书罢了。当时《集韵》增字颇多，和《玉篇》颇有出入，所以敕撰《类篇》，让它跟《集韵》相辅而行：一部是韵书，一部是字书，正好互相为用。《类篇》的部首完全依照《说文》，这也跟《玉篇》不同。

《龙龛手鉴》成于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在检字法上颇有创造性。它先将二百四十二个部首按平上去入四声分为四卷，平声包括金部等九十七部，上声包括手部等六十部，去声包括见部等二十六部，入声包括木部等五十九部。每部之中，再按平上去入四声安排各字，例如金部平声有“锋”、“镛”等，上声有“锁”、“巨”等，去声有“鉴”、“锯”等，入声有“铎”、“凿”等。

《篇海》的全称是《四声篇海》，是以《玉篇》《类篇》《龙龛手鉴》为基础编成的，共分为五百七十九个部首，后来韩孝彦之子韩道昭（即《五音集韵》的作者）改并为四百四十四部。这些部首是按三十六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同一字母的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为先后。至于每部之内的字则是按笔画多少来排列的。

《龙龛手鉴》和《篇海》都开字书音序检字法的先河。

在今天看来，这三部书在文字学上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在当时它们的影响是大的。刘鉴《切韵指南》里有“五音篇首歌诀”，《康熙字典》里有“检篇海部首捷法”和“检篇卷数法”，却是教人查《篇海》部首的，可见《篇海》曾经盛行一时。

（八）《字汇》《正字通》

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字书是清初的《康熙字典》，而《康熙字典》的前身则是《字汇》和《正字通》。

《字汇》是明梅膺祚所作，书成于万历乙卯（公元1615）。《字汇》在字书方面最大的改进是对于部首的改革。上文说过，关于部首，有两种迥不相同的原则：第一种是六书原则，这个原则要求严格地按照汉字的意符来决定部首的多少和顺序。按照这个原则，《说文》的五百四十部是合理的；第二种是检字原则，这个原则要求部首减少，根据通行字体，并且按照音序或笔画来排列，以达到便利的目的。梅膺祚是按照后一种原则来安排部首的。如根据前一种原则来批判他，可谓牛头不对马嘴。梅膺祚并非不懂“六书”的人，试看他在《字汇凡例》中说：

偏傍艸入艸，月入月，无疑矣。至“蔑”从 也，而附于艸 〔80〕 ；“朝”从舟也，而附于月 〔81〕 。揆之于义，殊涉乖谬。盖论其形，不论其义也。

可见他合并部首是一种大胆革新的举动。

音序排列法本来也是一种进步的排列法。韵书在实际上起了字书的作用，它的检字法比《说文》《玉篇》更便利一些。到了《篇海》，可以说音序排列法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地步；但是由于语音不统一，一般人又没有音韵学的知识，仍然不便于实用。梅膺祚认为笔画排列法比音序排列法更为方便，所以他在把《说文》五百四十部与《篇海》四百四十四部合并为二百一十四部以后，还将部首“以字画之多寡循序列之”。他把全书按地支分为十二集，子集是一二画的部首，丑寅两集是三画的部首，卯辰巳三集是四画的部首，午集是五画的部首，未申两集是六画的部首，酉集是七画的部首，戌集是八九画的部首，亥集是十画以上的部首。每部中的字也是按笔画多少排列的（先少后多）。这种检字法之所以胜于其他检字法，是由于它适应了汉字的特点。后来《康熙字典》的部首数目和笔画排列法完全依照《字汇》，连按地支分集也照抄了。这就说明了《字汇》在部首的合并上和检字法上，都是值得采用的。当然，从今天看来，《字汇》的检字法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它在当时则是最进步的。

梅膺祚的收字原则是正确的。他在凡例里说：“字宗《正韵》，已得其概，而增以《说文》，参以《韵会》，皆本经史通俗用者，若《篇海》所辑怪僻之字，悉芟不录。”

梅膺祚的正字法观点是正确的。他既不徇俗，又不泥古。他提出了“从古”、“遵时”、“古今通用”三个原则：

（1）从古——古人六书，各有取义，递传于后，渐失其真。故于古字当从者，纪而阐之。例如：“凡”，俗作“凢”；“兆”，俗作“ ”；“岡”，俗作“崗”；“幼”，俗从“刀”；“兔”，俗作“兎”。

（2）遵时——近世事繁，字趋便捷，徒拘乎古，恐戾于今。又以今时所尚者，酌而用之。例如：“力”，古作 “不”，古作 “之”，古作 “夙”，古作 “兵”，古作“ ”；“膺”，古作“ ”。

（3）古今通用——字可通用，好古趋时，各随其便。例如：从古從今，沈古沉今， 古形今，蓋古盖今，蜨古蝶今。

实际上，一般人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来写字的。梅氏在正字法上作出了贡献。

《字汇》还给读者很多实用的知识。首卷有“运笔”一项，教人写字的笔顺。例如：

止，先 ，次丄。按篆作 本三画，今依俗作止。

毋，先乚，次 ，次 ，次一。

兆，先儿，次 。

必，先 ，次 ，或先 ，次 ，次 。

書，先 ，次 。

門，先 ，次 ，次 ，次 。

卷末有“辨似”一项，教人辨认字形相似的字。例如：

氾汜　氾与汎同，从卩 〔82〕 ；汜音似，水決复入为汜，又水名。

肓盲　肓，音荒，膏肓；盲，音萌，目无瞳子。

刺剌　刺音次，讽刺；剌音辢（辣），乖戾。

段叚　段，音团去声，体段，片段；叚，真假之假从此。

趺跌　趺，音孚，趺坐；跌，音迭，足失据。

锺鐘　锺，量名，又酒器；鐘，鐘磬。

这种通俗工作是有益的。

《正字通》是明张自烈（一作列）所撰，前面的“国书十二字母”，则是清廖文英所续加。此书的部首和排列法都依照梅膺祚《字汇》，但比《字汇》征引稍博。《康熙字典》是直接以《正字通》作为蓝本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提到它。但是，它本身又是以《字汇》为蓝本的，所以不必详细讨论了。

这两部书一向是被学者们所排斥和轻视的。例如朱彝尊说：“小学之不讲，俗书繁兴，三家村夫子挟梅膺祚之《字汇》、张自烈之《正字通》，以为兔园册，问奇字者归焉，可为齿冷目张也。” 〔83〕 我们以为：《字汇》和《正字通》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引书不载篇名而且引文有误等 〔84〕 ，但是它们在普及语文教育方面，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本来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著作：一种面对专家；另一种面对群众，各当其用。我们不能只重视前者而轻视后者。“兔园册”虽然“不登大雅之堂” 〔85〕 ，但是它直接服务于人民群众，为当时的人民群众所欢迎。今天，我们应该对梅膺祚、张自烈的著述重新估价。

本章的结语

这一个时期语言研究的特点是音韵学占了优势。这个语言学发展方向对后代小学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人们已经意识到有声语言的重要性，而文字只是语言的代用品。

文字的创造，是人类文化发达的重要标识之一。上古时代有这样一个传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86〕 文字是人民群众的创造，当然不是某一个人所发明的；但是，上古人把这一创造看成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件大事，可见文字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从此以后，人们逐渐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概念，而不必经过有声语言的中介。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而是所谓“表意文字”，更加助成这种错觉。等到反切发生了，韵书出现了，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语音是语言的重大要素，不研究语音就无从研究语言。语音的研究对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沈约等人在诗文中讲究声律，甚至以为：“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 〔87〕 这样推崇声律，大有“天雨粟，鬼夜哭”的情味。这是一个新阶段。这不是回到无文字的时代去，而是从文字的基础上更提高一步，教人们不要只看见文字，而不看见文字所反映的声音。

反切受了梵文拼音原理的影响，韵书受了反切的影响。至于字母和韵母之学，更是明显地来自devanagari（梵文字母）。譬如说：梵文每一类塞音的次序都是：（1）不送气清，（2）送气清，（3）不送气浊，（4）送气浊，（5）鼻音。守温三十六字母差不多完全依照这个排列法，除浊音按汉语实际不能分为两类外，其他都照办了。等韵（包括字母、韵图等）不但打进了韵书，而且打进了字书中去。《广韵》后面附有《双声叠韵法》《辨字五音法》《辨十四声例法》《辨四声轻清重浊法》，《玉篇》后面附有《五音声论》《九弄反纽图》，《龙龛手鉴》后面附有《五音图式》 〔88〕 ，《字汇》后面附有《韵法直图》《韵法横图》，《韵会》和《篇海》又按三十六字母排列，可见这个时代音韵学在语音研究中的确占了优势了。

音韵学盛行以后，给清代学者的影响是很大的。不但研究古音的人直接受到等韵的影响；即以研究训诂的人而论，清儒如王念孙父子等之所以能不受字形的拘束，直接从声音方面去研究词义，也未尝不是受了这个时期音韵学的影响。

注　释

〔1〕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说：“〔卫宏古文官书〕每字下反切甚详，则东汉初已有切字，郑氏经音所本。世谓始于孙炎，非笃论也。”按，这种书的反切是否后人所加，已不可考。辑佚书只能作为次要参考材料，不能据为定论。

〔2〕 　王国维跋马国翰辑杜林《仓颉训诂》说：“所引《仓颉训诂》皆张稚让书，非杜伯山书。”

〔3〕 　参看胡以鲁：《国语学草创》第一编。

〔4〕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第一编第十四节。

〔5〕 　这里所谓切韵，就是反切。

〔6〕 　参看陈澧：《切韵考》卷六。

〔7〕 　莫友芝《韵学源流》说：“音韵之道有三：曰古韵，曰今韵，曰反切。”他把等韵归到反切部分去讲，是有道理的。关于等韵为反切服务，参看下文。

〔8〕 　今本《尔雅》（四部丛刊本）后附《尔雅音释》不是孙炎所作。

〔9〕 　刘盼遂《文字音韵学论丛·反切不始于孙叔然辨》说，《经典释文》所引孙氏《尔雅音》共六十五条，陈澧只引了五十二条。

〔10〕 　章炳麟以为这是陈澧的意思，其实陈氏没有说每一个声母只限用一个反切上字。

〔11〕 　陈澧：《切韵考》卷六。

〔12〕 　参看林焘：《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国语文》1962年3月号，第1321—1336页。

〔13〕 　但是这个系统也不可能是一时一地的实际语音，参看下节。

〔14〕 　莫友芝：《韵学源流》，罗常培校点本，第10页。

〔15〕 　莫友芝：《韵学源流》，罗常培校点本，第10页。

〔16〕 　例如，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英国伦敦博物院所藏《切韵》残卷三种、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等。

〔17〕 　如果根据法国巴黎图书馆所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切韵》残卷，只有一百九十三个韵。这是因为俨酽两韵字少，所以不另立。这都没有影响到语音系统。

〔18〕 　戴震：《声类表》卷首。

〔19〕 　陈澧：《切韵考》卷六。

〔20〕 　章炳麟：《章氏丛书·国故论衡（上）》，第18页。

〔21〕 　陈澧：《切韵考》卷六。

〔22〕 　这里所谓三等，指真三等，包括同一反切下字的二四等字在内。下同。

〔23〕 　依小徐本《说文》及王筠《说文句读》。

〔24〕 　依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曷末应合为一韵。

〔25〕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今之学士，语亦不正，古独何人，必应随其讹僻乎！”

〔26〕 　据四部备要本。四部备要据楝亭五种本校刊。

〔27〕 　今本《广韵》入声卷首韵目也写作帖韵，但卷内韵目写作怗韵。卷首想是照抄《集韵》的。

〔28〕 　《切韵指掌图》相传为司马光所作，其实是伪托。除各种证据外，现在又多一个证据：它所根据的是后代误本的《集韵》。

〔29〕 　《广韵》卷首注云“之纯切”。此依卷内“谆”字注。

〔30〕 　有少数例外，如“江，古双切”，“戈，古禾切”，“耕，古茎切”。

〔31〕 　只有少数例外，如“痕，胡恩切”。

〔32〕 　如“改，己亥切”，“旰，居案切”，都是以三等字切一等字。

〔33〕 　只有青迥径锡四韵是例外。如“青，仓经切”。

〔34〕 　只有严凡、俨范、酽梵、业乏的归并情况有所不同。见下文。

〔35〕 　今本《广韵》文欣同用、吻隐同用、俨与琰忝同用、范与豏槛同用、酽与艳 同用、梵与陷鉴同用，是因《集韵》而误。当依戴震《考定广韵独用同用四声表》校正。

〔36〕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第482—483页。

〔37〕 　王伯良《曲律·论韵第七》：“又周江右人，率多土音，去中原甚远，未必字字订过。”

〔38〕 　这也是王伯良的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而所定之谱，则至今为北曲之准绳。”

〔39〕 　我在《汉语史稿》中，认为《中原音韵》有二十四个声母，但是尚嫌证据不足。现在仍依罗常培定为二十声母，疑母有残留的痕迹，不算在二十声母之内。

〔40〕 　见万树：《词律》卷十四，中华书局版，第15页。

〔41〕 　所引和凝以下各词均见于《词律》。

〔42〕 　有极少数可疑的情况，例如“仰”“养”不同音、“交”“骄”不同音。这些组的字，在《中州音韵》和《词林韵释》里都是同音的。

〔43〕 　只是把知彻澄并到照穿床禅，把娘并入了泥。

〔44〕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第506—507页。

〔45〕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第505—506页。

〔46〕 　宋濂在自己的序里也说：“复恐拘于方言。”这与周德清的情况不同：周德清以北曲为调查研究的对象，只要认真严肃而又有一定的审音能力，就能把工作做好；乐韶凤、宋濂等人纯任主观，那么方言的影响就势所难免了。

〔47〕 　本节里没有讲《增韵》，因为与其说它是韵书，不如说它是字书。

〔48〕 　相传《切韵指掌图》为司马光所作，那是靠不住的。它大概是13世纪的作品。

〔49〕 　据张麟之《韵镜》序，为避翼祖讳（敬），才改名《韵鉴》。

〔50〕 　杨倓以此为基础所著的韵图名为《切韵类例》，书今已佚。孙觌《鸿庆居士集》有《切韵类例·序》。据孙序所说，《切韵类例》有四十四个图，确是跟《韵镜》差不多。

〔51〕 　书名见张氏前序。

〔52〕 　至少是极其近似，例如禅母与邪母。

〔53〕 　实际上是第21、22两图。

〔54〕 　实际上是第23、24两图。

〔55〕 　寒韵只有开口，桓韵只有合口。

〔56〕 　此外还有个别二等字。其实仙韵只有真三等，所谓四等和二等都只是依照韵图的说法。

〔57〕 　《韵镜》没有标明字母名称，但是标出唇舌牙齿喉，熟悉三十六字母的人一看就知某字属于某母。《七音略》则标明字母，更好查了。

〔58〕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第50—66页。当然在这一方面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例如关于“半舌音”的说明，牵涉到高本汉对日母的拟音是否正确的问题。

〔59〕 　罗常培先生的《释内外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以为内转的元音较后而高，外转的元音较前而低。这是他改传统的八内八外为七内九外，又以果宕两摄改隶外转，以 摄改隶内转的缘故。这样改变传统说法才得到的结论，未可据为定论。

〔60〕 　据此，《七音略》把东鱼两韵都认为开口呼。

〔61〕 　还有来日二母相通也是一种类隔，参看《切韵指掌图》所附邵光祖《切韵指掌图检例·辨来日二字母切字例》。这里不细述。

〔62〕 　邵光祖《切韵指掌图检例·辨广通侷狭例》云：“支脂真谆萧仙祭，清宵八韵广通义”。“萧”是多余的，因为萧是韵纯四等，其中并没有三等字；除去萧韵也够八韵了。《四声等子》在这里正是没有提到萧韵。

〔63〕 　据邵光祖《检例》，只说照系三等字作为反切下字；但据《切韵指南》，则来日三等字也算在内。

〔64〕 　据邵光祖《检例》则是钟阳蒸鱼登麻尤之虞齐盐诸韵，那显然有部分错误，因为登韵是一等韵，齐韵是四等韵，都不可能有三四等交切的情况；麻韵虽有三四两等，实际上没有用四等字切三等字的。今参照《四声等子》改正。

〔65〕 　这是指《切韵指掌图》和《四声等子》来说的。《韵镜》《七音略》《切韵指南》则“箭”“面”都在开口图内。

〔66〕 　根据高本汉的研究，这是主要元音的不同。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第245—259页。但是这还不能完全作为定论。再说，这里讲的是学术发展的过程，当时的一般人实在是不懂为什么分四等。

〔67〕 　参看《类音》卷二，第四页。又见王力《汉语音韵学》第85页所引。

〔68〕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第146—157页。

〔69〕 　但是它也已经打乱了入声系统与浊母系统。例如“结”“裓”作为平声字，阳平字一律作为清母字。

〔70〕 　潘耒《类音》以 ，i，u，y为相配的四呼，与此正相近似，见王力《汉语音韵学》，第142页附图《四呼全分音表》。

〔71〕 　这是根据《隋书·经籍志》。但《魏书·江式传》又说是晋世义阳王典祠令任城吕忱所撰，吕忱的官职不同，想是先后任职不同的关系。

〔72〕 　徐锴死于开宝七年（974）。

〔73〕 　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叙》说：“二徐为许氏功臣，信矣。而小徐发明尤多，大徐往往因之散入许说，此其失也。”陈銮《说文解字系传·叙》说：“而铉书后成，其训解多引锴说，而锴自引经，铉或误为许注。”

〔74〕 　五臣是：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

〔75〕 　如唐李匡义《资暇集》。

〔76〕 　《尚书》孔安国《传》是伪书，但是颜师古对此问题的判断仍是正确的。

〔77〕 　今本《尚书》“弗御克奔”作“弗迓克奔”，“予御续乃命于天”作“予迓续乃命于天”，可能就是根据《匡谬正俗》而改的。

〔78〕 　按，“二十一年”当是“三十一年”。《左传》原文是：“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

〔79〕 　按“邀”字有古尧、於霄二切。颜师古以为应读古尧切，故不与“要”同音。

〔80〕 　 ，工瓦切，羊角也。说文：“蔑，劳目无精也。从苜、从戌，人劳则蔑然也。”又：“苜，目不正也，从 ，从目（模结切）。”

〔81〕 　《说文》：“朝 ，旦也，从倝（古案切），舟声。”

〔82〕 　应该说从 （乎感切）。依《说文》，“氾”与“汛”亦非同字。

〔83〕 　朱彝尊：《汗简跋》。

〔84〕 　清吴任臣著《字汇补》，其中包括补字、补音义、较讹，专以补正梅氏之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正字通》说：“征引繁芜，颇多舛驳，又喜排斥许慎《说文》，尤不免穿凿附会。”

〔85〕 　《五代史·刘岳传》：“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

〔86〕 　见《淮南子·本经训》。

〔87〕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此据《文选》所录。

〔88〕 　这个“图式”已被后人删去，只是在序文中提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