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的研究，从宋代就开始了，因为当时影响不大，所以留到这里一并叙述。古文字学的极盛时期在清亡以后；我们之所以不放在最后一章叙述，因为最后一章讲的是洋为中用，而古文字学则主要是中国原来的学问，没有受到（至少是没有明显地受到）西洋学术的影响。
古文字大致可分为金文和甲骨文两大类，金文是古铜器上的文字。关于古铜器，很早就有人研究。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都是研究铜器的，但是没有把器上的文字加以研究。真正研究金文的，始于宋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彜款式法帖》。当时的金文研究还是很粗疏的。甲骨文的发现在公元1899年，这是新的发现，所以甲骨文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金文的出土，清代比宋代多了十倍以上，清高宗敕编《西清古鉴》等书，促进了金文的研究。由于甲骨文的出土，与金文互相印证，清末到现代学者们对金文的研究，大大地超过了前人。最近八十多年来，是甲骨文金文勃兴的时代，也是古文字学最发达的时代。
自从甲骨文出土以及金文大量发现以后，汉字字形的研究跨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学者们的眼界放宽了，不再墨守着一部《说文解字》不敢越雷池一步了。一方面，《说文》说对了的地方，甲骨文、金文再加一层佐证；另一方面，《说文》说错了的地方，甲骨文、金文也给它来一个反证。出土的文物是最忠实的证据，我们今天掌握了这两份宝贵材料，在古文字的研究上比前人幸运多了。
（一）甲骨文的研究
据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从公元1899年到公元1949年，五十年之间，中外学者研究甲骨文者共二百八十九人，中国占二百三十人。他们写成的专著、论文、报告等，共有八百七十六种。主要的著作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名原》，罗振玉的《殷虚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王国维的《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虚书契前编集释》 〔20〕 ，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
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三千年前的祖国文字进行识字的工作。现存的甲骨文单字有三千个左右，直到今天为止，被认识的不到一半。但是，时代距离那样远，能认识千字以上已经是很大的成绩。甲骨文专家们是怎样进行甲骨文研究而达到识字的结果的呢？大致说来，有这样的几个原则：
（1）以《说文》为证。例如“宁”（古“贮”字），《说文》作 甲骨文作 就知道是“宁”字。又如“鳳”，《说文》作 从鸟，凡声；古文作 二形。甲骨文作 与 相似；又作 正是从凡。
（2）与金文互证。例如“锡”，金文作 等，甲骨文正作 等。又如“车”字写法很多，其中有一种，在金文作 在甲骨文作 都是象轮毂辕轭之形。当然也有既以《说文》为证，同时又以金文互证的。
（3）从甲骨文本身归纳。这是一个科学的有效的方法，甲骨文专家们经常使用这个方法。例如“甲”字，《说文》作 但是甲骨文一律作 〔21〕 ，没有作 的。又如“丁”字，《说文》作 但是甲骨文作 或者是作 〔22〕 ，没有作 的。又如“十”字，《说文》作十，那是甲骨文的“甲”字；在甲骨文中“十”字一律写作 归纳的方法适用于出现频繁的字，材料越丰富，可信的程度越高。
（4）从字的形象来判断。例如甲骨文有 都象一只手按着一个人让他跪下，所以罗振玉断为“抑”字。“抑”在《说文》写作 （重文作 ），以为从反印（隶作 ），其实是不对的。又如人就食为“即” 食毕返身而去为“既” 两人相向对食为“卿” 也都是从形象来判断的。
（5）从文化史上来考证。例如“宫”字，甲骨文作 作 因为远古穴居， 象连环穴。《说文》所谓“宫，从宀 省声”，那是附会的说法。又如《说文》“玉”字下云：“象三玉之连， 其贯也”，说得很对。但是，既然是贯，自然可以露出两端，因此，我们可以推知甲骨文中的 也是“玉”字， 则是“珏”字了（参看下文王国维的《说珏朋》）。
研究甲骨文的，这里重点叙述罗振玉、王国维和郭沫若三个人。
罗振玉（公元1866—1940），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在甲骨发现的初期，罗振玉所藏的最多。他从他所收藏的甲骨里，选出了三千多片，拓墨影印，成为《殷虚书契前编》二十卷（公元1910），后来重编为八卷（公元1912）。《殷虚书契后编》二卷出版于公元1916年，《殷虚书契续编》六卷出版于公元1933年。又有《殷虚书契菁华》（不分卷），出版于公元1914年。他的甲骨文研究，则有《殷虚贞卜文字考》（公元1910），《殷虚书契考释》（公元1914）等。对于甲骨文的搜集、著录和流传，罗氏的贡献最大。在研究方面，罗氏也有许多很好的见解。一方面是由于他掌握的材料多；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方法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第一章第四节里所举的“行”、“为”二字，本节里所举“宁”、“鳳”等字，都是罗氏的创见，这里不再举例了。这里顺便提及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这书主要是依照罗振玉的说法，少数地方加入著者自己的见解。由于它是分类编纂的，给予读者很大的便利。
王国维（公元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曾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他早年治哲学，中年转攻文学，所著有《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中年以后，又治古文字学及历史。他的文集有《观堂集林》和《海宁王忠慤公遗书》等。
王氏和罗氏都是封建时代的人物，但是王氏具有现代科学的头脑，他眼光比较敏锐，思虑比较周密，成就更为突出。罗氏的古文字学，实际上受他的影响。《观堂集林》分为艺林和史林；艺林部分就是关于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的研究。这里只讲他在甲骨文方面的成就。
现在试举两个例子：
《释物》
卜辞云：“丁酉卜即贞后祖乙， 十牛四月”，又云：“贞后祖乙 物四月”，又云：“贞 十勿牛。”前云“ 十牛”，后云“ 物”，则“物”亦牛名；其云“十勿牛”，亦即物牛之省。《说文》：“物，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案，许君说甚迂曲。古者谓杂帛为“物” 〔23〕 ，盖由“物”本杂色牛之名，后推之以名杂帛。《诗·小雅》曰：“三十维物，尔牲则具”，传云：“异毛色者三十也。”实则“三十维物”与“三百维群”，“九十其犉”句法正同，谓杂色牛三十也。“由杂色牛之名，因之以名杂帛，更因以名万有不齐之庶物，斯文字引申之通例矣。” 〔24〕
《释禮》
《说文》示部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 ， 亦声。”又 部：“ ，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案，殷虚卜辞有 字，其文曰：“癸未卜贞 。”古 玨同字，卜辞玨字作 三体，则 即 矣。又有 字及 字， 又一字。卜辞 字或作 其证也。此二字即小篆 字所从之 。古 一字，卜辞“出”，或作 或作 知 可作 矣， 又其繁文。此诸字皆象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故《说文》曰：“ ，行礼之器”，其说古矣。惟许君不知 即玨字，故但以从豆象形解之，实则 从玨在 中，从豆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也，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 若 〔25〕 ，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其初当皆用 若 二字；其分化为醴禮二字，盖稍后矣 〔26〕 。
王氏的见解精辟，于此可见一斑。
郭沫若（公元1892—1978），字鼎堂，四川乐山人。他是文学家、历史学家，同时又是古文字学家。关于甲骨文方面的著作，有《甲骨文字研究》（公元1931，1962年修订再版），《殷契余论》（公元1933），《卜辞通纂》（公元1933），《殷契粹编》（公元1938）等。在他的历史学论著中，也常常谈到甲骨文和金文。
郭氏颇多新颖之说，有些问题还是有争论的，但是不失为一家之言。郭氏在罗、王之后，容易认识的字差不多都肯定下来了，对于比较难认的字大家的意见不容易一致，那是很自然的事。但是，郭氏每一种见解，都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郭氏的最大特点是能联系社会发展史来研究甲骨文字。现在试举几个例子：
《释辰》
辰乃耕具（说详《甲骨文字研究》辰字下）。卜辞中辰字变体颇多，然其最通用者为 农字所从者亦均是此形。 即石字，卜辞磬字作 从此作，象形（王国维有此说，见《戬释》十八页）。磬为石器，故知辰必为石器。殷代文字还在创造的途中，其象形文字所象之物必为当时所实有。辰既象石器之形，则当时耕具犹用石刀，当可断论 〔27〕 。
《释 》
字象双手在土上操作之形，应该就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圣字 〔28〕 ，象只手在土上操作。许慎说：“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曰圣，从土从又。读若兔窟。” 〔29〕
《释犁》
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卜辞中有很多犂字，作 即象犂头，一些小点象犂头启土，辔在牛上自然就是后来的犁字。这可证明殷代是在用牛从事耕种了 〔30〕 。
《释衆》
卜辞“衆”字作“日下三人形”，如 象多数的人在太阳底下从事工作 〔31〕 。殷末周初称从事耕种的农夫为“衆”或“衆人”，正象农民在日下苦役之形…… 〔32〕 。
这种观点是罗、王二氏所不可能有的。即使有些地方还未能成为定论，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
（二）金文的研究
金文与甲骨文都是古文字，因此，古文字学家一般总是兼通甲骨文和金文的。在甲骨文未出现以前，金文的研究早已开始了。宋代的薛尚功不值得去叙述，清代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倒是值得一叙的。
吴大澂（公元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江苏吴县人，同治进士。著有《愙斋集古录》《说文古籀补》《恒轩金石录》等。
《说文古籀补》刊于光绪九年癸未（公元1883）。如书名所显示的，吴大澂想要根据金文来补充许慎《说文》所不及。书中有许多精到的见解，在甲骨文没有出土以前，能做到这个地步是难得的。试举几个例子：
《释帝》
帝，金文作 等。吴大澂说：“如花之有蒂，果之所自出也。”力按，以甲骨文 等证之，“帝”确是“蒂”的本字 〔33〕 。
《释旦》
《说文》：“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金文旦字作 吴大澂说：“象日初出未离于土也。”力按，由此可见小篆从古文演变的痕迹。
吴大澂以外，关于金文的著录，有罗振玉的《殷文存》《贞松堂集古遗文》《贞松堂吉金图》，容庚的《颂斋吉金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刘体智的《善斋吉金录》，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等。关于金文的研究，有王国维的《史籀篇疏证》以及《观堂集林》中有关金文的论文，林义光的《文源》，刘心源的《古文审》，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金文续考》《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余醳》，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等。容庚的《金文编》，把金文按《说文》部首排列，孙海波的《古文声系》，把甲骨文金文按古韵二十二部排列，都是便于查阅的。
现在简单地叙述王国维、郭沫若二人的金文研究。
王国维研究金文，正如他研究甲骨文一样。上文所述的研究甲骨文的方法，差不多完全适用于金文。王国维正是这样从多方面论证，做出许多精确的论断来的。例如：
《释中》
《说文解字》 部：“中，和也。从口上下通。 籀文中。”案，此字殷虚卜辞作 作 作 颂鼎作 小盂鼎作 其上下或一斿，或二斿，或三斿；其斿或在左，或在右，无如 字作者。田齐时之禾子釜作 其斿略直，与籀文相似，而上下四斿亦皆在右。罗参事《殷虚书契考释》云：“古中字斿或在左，或在右，象因风而或左或右也。无作 者，盖斿不能同时既偃于左，又偃于右。”其说至精。然则此字当为传写之讹矣 〔34〕 。
《释天》
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殷虚卜辞，或作 盂鼎、大丰敦作 其首独巨。案《说文》：“天，颠也。”《易·睽·六三》：“其人天且劓。”马融亦释“天”为凿颠之刑 〔35〕 。是“天”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卜辞、盂鼎之 二字所以独坟其首者，正特著其所象之处也。殷虚卜辞及齐侯壶又作 则别以一画记其所象之处，古文字多有如此者。如 字， 字之上画与 字之下画皆所以记其位置也 〔36〕 。又如“本”字，《说文》注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朱”字注云：“赤心木，从木，一在其中。”“末”字注云：“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盖本末均不能离木而见，故画木之全形，而以一识其所象之处 〔37〕 。
《说玨朋》
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商书·盘庚》曰：“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于文“寶”字从玉、从贝，缶声。殷虚卜辞有 字及 字，皆从宀、从玉、从贝，而阙其声。盖商时玉之用与贝同也。贝玉之大者，车渠之大以为宗器 〔38〕 ，圭璧之属以为瑞信，皆不以为货币；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玨，于贝则谓之朋。然二者于古实为一字。玨字殷虚卜辞作 作 或作 金文亦作 皆古玨字也。《说文》：“玉，象三画之连， 其贯也。” 意正同。其作 作 者， 皆象其系，如“束”字上下从 也。古系贝之法与系玉同，故谓之朋。其字卜辞作 作 金文作 作 作 又公中彝之“贝五朋”作 抚叔敦盖之“贝十朋”作 戊午爵乃作 甚似玨字。而朋友之“朋”卜辞作 金文作 或作 或从 或从玨，知“玨”“朋”本一字，可由字形证之也 〔39〕 。
从上面这些例子看来，金文的研究常常是跟甲骨文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而且是互相证明的。
郭沫若的金文研究仍然保持着他的甲骨文研究的特点：除了其他许多与众不同的意见之外，最突出的一点是联系社会发展史来看问题。这里试举两个例子：
《释父》
父本斧之初字，古文作 象手持一物之形。其所持之物，许书以为杖，近人罗振玉以为炬。案：此实是石器时代之石斧也。古者男子均称父，盖谓以斧从事操作之人，与母之以乳从事抚育者为对。斧字从斤，以父为声，乃后起字矣 〔40〕 。
《释鬲》
盂鼎：“锡夷 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令 ：“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臣与鬲有别，二者相同。所谓“人鬲”当即《尚书》之“民献”。献字汉人多作“儀”，如《大诰》之“民献有十夫”，《尚书大传》作“民儀有十夫”。又《泰山都尉孔宙碑》“黎儀以康”，《斥彰长田君碑》“安惠黎儀”，《堂邑令费凤碑》“黎儀瘁伤”，所谓“黎儀”亦即《皋陶谟》“万邦黎献”之“黎献”。前人以为殆《今文尚书》作儀，古文作献……余意今文家殆以支部儀字写鬲字之音，而古文家则误读鬲之象形文为献也。古器之献乃二部所构成，下体为鬲，上体为甑或釜。故其象形文则鬲低而献高，鬲单而献复。……古文鬳献同字，凡鬳器之铭均以献为之。字形如此类似，古文家误鬲为献，事所宜然 〔41〕 。
古文字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的关系非常密切。王国维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等著名论文，本是在古文字上作出的研究，然而其结果则属于历史学范围。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序文里明白宣称：“余治殷周古文，其目的本在研究中国之古代社会。”他在《甲骨文字研究》序文里说得更透彻些：“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
就语言学本身来说，古文字学是非常重要的。汉语语源的研究，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等等，都要靠古文字学来帮助解决。古文字学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还剩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其中包括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以及一些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出土的材料越来越多，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周密，将来古文字学的研究，是可以远远地超过今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