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所谓“古音”，指的是先秦古音；这里所谓“古音学”，指的是对上古语音的研究。
中国古代语言学家们，对于语言，一般是缺乏发展观点的；对于语音的历史发展，观念更加模糊。尽管有时候也提到古今语音的不同，如《释名·释车》：“车，古者曰车，声如居。……今曰车，声近舍”，但是这只是注意到一些个别的、孤立的现象，没有作为整个语音系统的发展来看。历史观点一天不建立，古音学就一天不能产生。古音学的建立，首先应该归功于明代的陈第。他的历史概念是鲜明的，他对宋人的《诗经》叶音说的批判，具有很大的冲击力量。
陈第（公元1541—1617），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他是明万历年间的秀才，后来在蓟州镇守边疆十年，很尽了一番力量。所著有《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读诗拙言》等书。他的宣言是：“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大家知道，清代古音学以顾炎武为首创者，而顾炎武就直接受陈第的影响；顾氏在他著的《音学五书·音论》一开头就引陈第《毛诗古音考》和《读诗拙言》的几大段议论，可见顾氏对陈氏的推崇。陈第已经肯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同一个字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域，读音一定是统一的，不会像宋人（朱熹等）所猜测的那样，以为字没有固定的读音，可以由诗人随便规定“叶音”的。这个原则很重要，它为古音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清代的古音学家，值得叙述的有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七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顾、段、二江；而影响最大的，只有段玉裁、江有诰二人。
顾炎武（公元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是明末清初的经学大师。关于古音学的著作，有《音学五书》（《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此外还有《韵补正》，是为纠正吴棫的《韵补》而作的。
顾氏在语音学上最大的贡献有两点：
第一是离析《唐韵》。宋人如吴棫、郑庠等也曾企图研究古韵，但是他们拘守着《唐韵》，把每一个韵部看成是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把韵部归并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则像陈第那样，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氏则是先把某些韵部拆成若干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起来。例如麻韵分为两半，一半并入歌韵，一半并入鱼韵。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历史发展。
第二是以入声配阴声。顾氏注意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和阴声字押韵，又注意到一字两读（如“质”又音致，“觉”又入效韵），所以他认为除缉盍等韵以外，《唐韵》以入声配阳声都是配错了的。入声配阴声这个原则是后代古音学所公认的。
顾氏运用归纳法，按照《诗经》的用韵，把古韵分为十部：
（一）东冬钟江；
（二）脂之微齐佳皆灰咍；
（三）鱼虞模侯；
（四）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
（五）萧宵肴豪幽；
（六）歌戈；
（七）阳唐；
（八）耕清青；
（九）蒸登；
（十）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陈第、顾炎武定下了古音学的总原则，直到后来所有的古音学家们都没有违反这些总原则，所根据的材料又是一样的，那末，为什么后来越分越细，古韵并不止分为十部呢？原因有三：
第一，没有贯彻离析《唐韵》的原则。例如虞韵本当分为两类，其一归“鱼”，另一归“侯”。顾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对于韵例的看法有分歧。例如《诗·邶风·静女》三章：“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顾氏以为此章以平上去通为一韵，但是段玉裁认为单句不入韵，江有诰认为单句与单句押韵，双句与双句押韵。
第三，是承认不承认合韵。例如《诗·秦风·小戎》三章叶“群”、“ ”、“苑”。如果认为合韵，则文部与元部可以分开；如果像顾氏认为不是合韵，而是同韵，则不能分开了。
江永（公元1681—1762），字慎修，清代婺源人。他是康熙年间的秀才，博古通今，除经学之外，精通天文、乐律及音韵之学。在音韵方面，所著有《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戴震是他的弟子，《古韵标准》是戴震参订的。
江永把古韵分为十三部，与顾氏不同之点在于：（1）幽部与宵部分立 〔42〕 ；虞韵之半归幽部；（2）真部与元部分立；（3）侵部与谈部分立。
江永研究古音的最大特点是讲究音理。他说：
细考《音学五书》亦多渗漏，盖过信“古人韵缓不烦改字”之说，于“天”、“田”等字皆无音。《古音表》分十部，离合处尚有未精，其分配入声多未当。此亦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每与东原叹惜之 〔43〕 。
“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成为一句名言。《诗经》中不可能没有合韵的情况，正如今天ao、ou可以通韵，an、in可以通韵一样。如果没有音理作为指导，一味系联，似密而实疏，并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方法。江氏精于等韵学，以音理作为基础来研究古音，与顾氏在观点方法上有了分歧，所得的结果自然不一样了。
江氏古音学的最大贡献有两点：
第一是区别侈弇。拿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区别开口元音和闭口元音（侈是开，弇是闭）。汉语的语音，从古到今，都有a系统与ə系统的对立。江氏区别幽、宵两部，因为宵部是a系统，幽部是ə系统 〔44〕 ；区别真、元两部，因为元部是a系统，真部是ə系统 〔45〕 ；区别侵、谈，因为谈部是a系统，侵部是ə系统 〔46〕 。这一发现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以入声兼配阴阳。江氏叫做数韵共一入。江氏《四声切韵表》以开合等呼相配成表，非常细致。虽然个别地方还欠正确 〔47〕 ，但是大体上是合理的，后来江有诰的《入声表》还不能超出他的范围。他以昔韵兼配支、耕两部，质韵兼配脂、真两部，职韵兼配之、蒸两部等，实际上是以入声为枢纽，而把阴声和阳声联系起来。后来戴震仿照这个办法，成为九类二十五部的配合（参看下文），朱骏声也仿照这个办法，以为鼎的分部同解，坤的分部同履，升的分部同颐，等等。孔广森实际上受到江氏《四声切韵表》的影响，才创为阴阳对转的理论的。
戴震（公元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是江永的弟子，经学、小学都受江永的影响。在音韵学方面，他的著作有《声韵考》和《声类表》。他的等韵学不及江永，但是在古音研究上，他也有一些好的见解。
戴震把古韵分为九类二十五部。其分类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为他把入声独立出来了，同时又采用他的弟子段玉裁的支脂之三部分立之说，自己又把祭泰夬废四韵独立起来成为一部。但是戴震又说：“若入声附而不列，则十六部。”这十六部跟江氏的十三部相比，则是增加了脂部、之部和祭部。
戴氏古音学的最大贡献有两点：
第一是把入声独立起来。这对于后来黄侃的二十八部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承认上古的入声字是收音于-p、-t、-k的，非独立则于音理上讲不通。
第二是把祭泰夬废四个韵独立起来。这四个韵无论从谐声系统说，从《诗经》用韵说，都是和脂部不发生关系的。
戴氏的缺点是把歌戈麻看成阳声，祭泰夬废看成阴声。后来孔广森把歌戈麻看成阴声，黄侃把祭泰夬废看成入声，才是对的。
段玉裁的古音学，见于他所著的《六书音均表》 〔48〕 。他把古韵分为十七部。与江永的十三部比较，多了脂部、之部、侯部、文部。脂之两部从支部分出，侯部从幽部分出，文部从真部分出。
段氏古音学的最大贡献有四点：
第一，支脂之分立，侯幽分立，真文分立，都是段氏的创获。于此更见《切韵》的存古性质，段氏受《切韵》的启发，同时细心观察形声字的偏旁与《诗经》的用韵，终于证据充分地把这些韵部分开了，后来也就成为定论。
第二，段氏开始把古韵的韵部按韵母的性质来排列，十七部分为六类：第一类是之部；第二类是宵幽侯鱼四部；第三类是蒸侵谈三部；第四类是东阳耕三部；第五类是真文元三部；第六类是脂支歌三部。这样，邻韵的概念清楚了，合韵就不是漫无标准的了。
第三，段氏建立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本来，宋徐蒇在他的《韵补序》中已经讲到谐声跟韵部的关系，他说：“如霾为亡皆切，而当为陵之切者，由其以貍得声……”江永也讲到这种关系，如云“熨蔚从尉，沸费从弗”（《四声切韵表》凡例）；但是明白地作为一个原则肯定下来，则始于段氏。后来朱骏声就依照这个原则来编他的《说文通训定声》，以声符为小韵部。当然这不能绝对化，因为造字时代距离《诗经》时代已经很远了，但是，作为区别同韵字的一个原则，基本上还是可用的。
第四，段氏认为古无去声，这也是一种新的发现。当然，把去声字和入声字的读音完全混同起来是不对的；但是，指出中古时代大部分去声字来自入声（按，即收音于-p、-t、-k），则是正确的。
段氏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把屋声、谷声、卜声、木声一类的字都归入了幽部，其实是应归侯部的。第二个缺点是把至部字认为是真部的入声。戴震曾经指出这第二个缺点 〔49〕 ，而段氏坚持不改。但是这第二个缺点是不大的，既然可以异平同入，至部配脂部固然可以，配真部也未尝不可以。王念孙可能是受了段氏这个地方的启发，才悟出一个独立的“至”部来。
孔广森（公元1752—1786），字众仲，一字 约，号顨轩，山东曲阜人，乾隆进士。他也是戴震的弟子，从小就受经于戴震。经学方面的著作有《礼学巵言》《经学巵言》《公羊通义》等；音韵学方面，他著有《诗声类》和《诗声分例》。
孔广森分古韵为十八部，与段氏十七部不同之点在于：（1）冬部从东部分出；（2）合部从侵谈分出；（3）真文合并。此外，段氏真部入声字，孔氏改隶脂部。
孔氏古音学的最大贡献有两点：
第一，冬部从东部分出。这件事虽然没有得到一致的公认，但是证据相当充分。冬部与侵部接近，东部与阳部接近，而冬与阳则不相通。
第二，阴阳相配的事实虽不是孔氏首先发现的，但是阴阳对转的理论则是孔氏首创的。孔氏明白地指出入声是对转的枢纽，这种理论也是可取的。
孔氏的缺点是主张古无入声。他似乎承认合部是入声，却又把它归入阴声类去。孔氏是山东人，受了地域方言的影响，以致有了这个错误的结论。
王念孙（公元1744—1832），字怀祖，学者称石臞先生，江苏高邮人。他也是从小受业于戴震。他的最大成就在训诂学方面（见下节），但是，他对古韵也有很大的贡献。音韵学方面，他的著作有《诗经群经楚辞韵谱》，见于《高邮王氏遗书》内。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一有古音二十一部表，所述的就是王念孙的古音学说。
王氏分古韵为二十一部，表面上似乎是从戴震的二十五部减去收-k尾的入声五部，再把至部从真部入声里分出来；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简单。如果这样了解，那是把王念孙的功劳给埋没了。
王氏古音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至部、祭部、缉部、盍部都应该独立。这种独立，与戴氏的入声韵部独立不同。他是以“同声必同部”的原则为标准的，所以至部、祭部包括去声和入声，而不像戴震所分的，单纯是去声。这种分法，实际上与段氏古无去声的理论相为表里。他把收-t、收-p的入声字都独立起来了，而收-k的入声字没有独立起来，这是按《诗经》用韵和谐声偏旁客观归纳的结果。
他把从“屋”、从“谷”、从“木”、从“卜”……的字都改隶侯部，原来段玉裁是把它们归入幽部的 〔50〕 。他自己以为是他的特点之一，但是孔广森、江有诰、朱骏声不约而同地也都把它们归入侯部了。归入侯部是对的。
江有诰（？—公元1851），字晋三，安徽歙县人。他是王国维所谓“自奋于穷乡孤学” 〔51〕 。他只看见过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的书，后来才看见孔广森的书；至于戴震、王念孙的音韵学说，他在著书时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他的研究结果与王念孙基本上相同。可见如果材料相同、方法相同，研究结果决不会有很大分歧的。
江有诰所著有《音学十书》，现在流传的只有：（1）《诗经韵读》；（2）《群经韵读》；（3）《楚辞韵读》；（4）《先秦韵读》；（5）《唐韵四声正》；（6）《谐声表》；（7）《入声表》；（8）《等韵丛说》 〔52〕 。
江有诰把古韵分为二十一部。比较王念孙的二十一部，少了“至”部，多了“冬”部。后来江有诰的朋友夏炘作《古韵二十二部集说》，把王、江二氏的古韵学说熔为一炉。
看来江氏的古韵学并没有什么特色；但是，正如段玉裁所说的：“晋三集音学之成。” 〔53〕 所谓“集成”，并不是简单地兼采众家之长，而是自己先辛勤地走一遭，真正懂透了，而且有很深厚的修养，卓越的见解，足以判断各家的是非。别人不能集音学之成，而江有诰能集音学之成，可见不是偶然的。段玉裁自己是杰出的古音学家，但是他对江有诰则揄扬备至（见《江氏音学序》）。他对江氏的鉴定，应该是最恰当的。
江有诰的古音学主要贡献有三点：
第一，在清代古音学家中，他最深入、最全面地作了研究，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用大量的材料来说明问题。《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这四部书，把先秦所有的韵文（包括散文中的韵语）都搜集在一起，这样巨大的工作是前人没有作过的。把原文抄下来，这不但便利读者，而且使读者能更清楚地看见古人的韵例，更确切地知道二十一部的分立是证据确凿的。
第二，他和江永一样精于等韵学，但是他比江永的条件好得多。在他的时代，古韵部已经差不多算是分定了，他再从等韵来分析，就更有科学价值。他说某入声韵是某平声韵的入声，是从三方面来证明的：第一是一字两读；第二是谐声偏旁；第三是先秦韵文押韵。他的入声表不但解决了平入配合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四声相配的问题。这就等于给先秦语音系统作了韵图 〔54〕 ，使我们看见语音系统的全貌，从而推知语音演变的脉络。如果要拟测古音，也非依照这个系统不可。
第三，他的《谐声表》也很重要。按照“同声必同部”的原则，必须有了谐声表，然后某字归某部，才算固定下来。段玉裁也做过谐声表，但那是按照十七部做的，现在已经过时了，而且有些声符不一定归得妥当 〔55〕 。因此，江氏的《谐声表》，对后代研究古音的人来说，参考价值是很高的。
章炳麟、黄侃对王、江的古韵分部还有所修正。章炳麟另立队部，共成二十三部。黄侃分为二十八部。实际上是在王、江的二十二部的基础上再加戴震所立的没、锡、铎、屋、沃、德六部。黄侃的二十八部之说，曾经有一个时期影响很大。
黄氏的优点也就是戴震的优点；阴阳入三声分立，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具体到古韵分部，黄氏的缺点就大了。他拘泥于他所提出的、不合逻辑推理的所谓“古本韵”理论 〔56〕 ，让萧部没有入声韵相配，以致与阴阳入三分的原则不合。再者，他没有像江有诰那样做出谐声表，我们不知道没、锡、铎、屋、沃、德六部所包括的是哪些字 〔57〕 。这样，二十八部的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
章炳麟的队部倒是很有参考的价值。他在《文始》中说：“队脂相近，同居互转。若‘聿’、‘出’、‘内’、‘术’、‘戾’、‘骨’、‘兀’、‘郁’、‘勿’、‘弗’、‘卒’诸声，谐韵则《诗》皆独用；而‘自’、‘佳’、‘ ’或与脂同用。” 〔58〕 可见他是把“ ”、“佳”、“ ”等声的字算作队部平声的。可惜到了后来他就改变了原来的说法，以为“队异于脂，去入与平异也”。王力研究南北朝诗人用韵，受到启发，看见《诗经》中脂、微有分用的情况，所以把微部从脂部中分出来。王力所分出的微部，其中正包括着“自”声、“佳”声、“ ”声的字，不过其范围比章氏的队部要广得多。章氏晚年准备并冬于侵 〔59〕 ，王力采用了章氏晚年的意见，又参照了章氏早年队部有平声的意见，在他原来的二十三部中增微减冬，仍为二十三部 〔60〕 。后来王力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又主张阴阳入三声分立，分为古韵二十九部，即在上述二十三部以外，再加入声六部 〔61〕 。古韵学的成就，主要不在于越分韵部越多，而在于越来越把语音系统弄清楚了。
上古声母的研究，比起韵部来，要冷清得多。原因是声母研究的条件不如韵部研究的条件好：韵部研究有大量韵文作为依据，而声母研究只能依靠谐声偏旁、声训及异文。谐声字同偏旁的不一定同声母，声训也不一定同声母，而异文的材料又不多。因此，古声母研究的成绩不算很大，只有下面的五点大致可以肯定下来。
（一）古无轻唇音；
（二）古无舌上音；
（三）古娘母归泥母，古日母与泥母同类；
（四）古喻母四等与定母同类；
（五）古喻母三等归匣母。
一、二两项是钱大昕的发现 〔62〕 。钱大昕（公元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人。他的发现为古反切所证实；直到《切韵》时代，重唇和轻唇仍旧不分，舌头与舌上不分。三项是章炳麟的发现 〔63〕 。他说娘日二纽归泥；娘归泥没有问题，本来《切韵》中的泥娘就是不分的。至于日母，只能认为上古日母近似泥母，还不能完全混同。四、五两项是曾运乾的发现 〔64〕 。曾运乾，湖南人，曾任大学教授。他的理论应该修正一下：不是喻四归定，只是喻四在上古接近定母。罗常培也发现在《经典释文》和《玉篇》中，喻三和匣母还是不分的 〔65〕 。
章炳麟认为古音有二十一纽，黄侃认为古音只有十九纽 〔66〕 。一味把古纽合并，恐怕并不符合真实情况。但是，黄氏以照系二等并入精系，则很有参考价值；照系二等在上古音系中，的确和精系相近，如果不相同的话。
清儒在古音研究中，存在着两个相当普遍的错误观点。第一是复古思想。顾炎武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 〔67〕 江永批评他说：
愚谓此说亦大难。古人之音虽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既久，岂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譬犹窑器既兴，则不宜于笾豆；壶斟既便，则不宜于尊罍。今之孜孜考古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笾豆尊罍，非若今日之窑器壶斟”耳。又示之曰：“古人笾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后之摹仿为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废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强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谁从之？ 〔68〕
江氏的批评非常正确。但是，段玉裁在《江氏音学序》中仍然说“陆氏分配之误”，江有诰所著有《唐韵四声正》《唐韵再正》等，是古非今的观念仍旧牢不可破。直到章炳麟还说：
今世语言讹乱，南朔异流，终之不失古音与契合唐韵部署者近是。夫欲改易常言，以就三代之音，其势诚未可也。若夫金元虏语，侏离而不驯者，斯乃财及幽并冀豫之间，自淮汉以南亡是。方域未广，曷为不可替哉？ 〔69〕
这种主张是违反历史潮流的，因而是应当批判的。
第二是滥用“一声之转”的说法。一声之转，实际上就是双声。一声之转又有两种。一种是钱大昕所谓“声随义转”。他说《诗·小雅·小旻》以“集”字与“犹”、“咎”、“道”押韵，是因为“集”训为“就”，就读“就”音；《诗·大雅·瞻卬》以“鞏”字与“后”押韵，因为“后”字的古音同“户”，而“鞏”训为“固”，就读“固”音 〔70〕 。这种说法不自钱氏始：江永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江氏以为《诗·秦风·小戎》的“苑”字跟“群”、“ ”押韵是因为“苑”字在别的地方有“蕴”字的意义，这里也可以读为“蕴”（於粉切） 〔71〕 。其实“声随义转”的理论是错误的；颜师古已经批判过，“宏”训为“大”并不就读“大”，“仇”训为“雠”并不就读为“雠”。另一种是“双声假借”。钱大昕以为《易·屯卦》以“民”与“正”为韵，因为“民”“冥”双声，“民”读如“冥”；《易·观卦》以“平”与“宾”“民”为韵，因为“平”“便”双声，“平”读如“便” 〔72〕 。朱骏声继承了这种说法。例如他在“鞏”字下面说：“《诗·瞻卬》叶‘鞏’‘后’，按，读如‘垢’也” 〔73〕 ，在“宗”字下面说：“《诗·公刘》叶‘饮’‘宗’，按，读‘簪’也；伪《伊训》叶‘洋’、‘彰’、‘常’、‘祥’、‘殃’、‘庆’、‘宗’；《周书·武寤》叶‘疆’、‘宗’、‘公’、‘饗’；《吕览·权勋》叶‘行’、‘宗’、‘众’、‘望’、‘终’；按，读如‘臧’也。”这样保留声母，改变韵母来押韵，那就无所不通，实际上走上了陈第所批判的宋人“叶音”的道路。
清代的古音学虽然成绩很大，但是为时代所局限，仍然有一些唯心的东西，是应该指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