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语言学又称静态语言学，这是对某一具体语言的静态描写，而不管它的历史演变。按照这个定义，扬雄的《方言》，也可以认为是描写语言学，但是，《方言》只限于部分词汇的零星记录，人们还不能从此看出当时语言的全貌，特别是语音方面缺乏叙述。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大都语音情况，但是作者不是从语言学观点，而是从词曲学观点来看问题。清初樊腾凤的《五方元音》记录了17世纪北京的语音系统 〔50〕 ，黄谦的《汇音妙悟》（1800）记录了18世纪福建泉州的语音系统，像这类的书不算太少，但是记录的人不是经过语言学训练的人，甚至不是经过等韵学训练的人（如《五方元音》以“凤羊”切“方”），而且他们的书也只是为了扫盲的目的，不是为了语言学的目的。因此，真正描写语言学的产生，是在普通语言学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学者们之所以一向不重视描写语言学，是受了复古主义的影响。小学是经学的附庸，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像顾亭林那样梦想着：“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但是，清儒对于唐韵也认为非正，哪里还甘心研究清代的语音呢？章炳麟等人之所以研究方言，无非想证明方言中存在着一些“古”的东西，那仍然是历史语言学观点，不是描写语言学观点。直到普通语言学传到中国，学者们的眼光才有了转变，能对现代语言进行静态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用的是崭新的一套。譬如说，记音的方法不再是用反切的旧方法，而是利用音标了。在解放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中，由于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提倡，曾经有一个时期把力量完全放在方言调查上。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也逐渐有人在做了。
在此之前，有些外国传教士也曾为了传教的目的，甚至为了侵略的目的，调查过我国的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多数没有经过严格的语言学训练，他们的著作，可信程度是不高的。高本汉自己所调查的方言，可信程度较高，但是偏于黄河流域，即以黄河流域而论，他只调查了几处，也还是不够的。
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中国描写语言学的较早的重要著作。他实地调查了江苏、浙江两省的三十三处方言。他的调查以语音为主，同时还调查了三十处七十五个词的词汇，二十二处五十六个用的助语词。此外还附录了“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语音部分分为四章：（一）吴语声母；（二）吴语韵母；（三）吴语声调；（四）声韵调总讨论。前三章所列的声母表、韵母表、声调表，主要是表现了《广韵》、“国音”（按指普通话）、吴音三方面的对应，特别着重在古音系统与现代吴音系统的对应。表中以“国音”排在吴语三十三处方言的上面，而声、韵、调都按照下面的三个标准来分类：
（1）今吴音声母，今吴音韵母，今吴音声调类。这一栏又分为两行：第一行是吴音的最大公约数，第二行是吴音的最小公倍数。
（2）古母，《广韵》韵，古四声。古母依照三十六字母的名称，但照穿床审各分二类。《广韵》依照二百零六韵，古四声也依照《广韵》。
（3）分合条件。例如见母今开合为k，今齐撮为tɕ；鱼虞两韵l母与tz系在苏州为i；g，n系在苏州为y； 1 系在苏州为u2 。古上声清上在苏州为阴上，浊上如果是次浊文言，则变阴上或阳去，其余一律读成阳去。
其次，在每一类都举了一些例字。每一表后面都有详细的讨论，最后还来一个声韵调总讨论。
这种做法，是比较富于科学性的。特别是分合条件一栏很重要，有了这一栏，才能说明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后来人们所作的方言调查报告，虽然不再标明“分合条件”，但是凡是拿《广韵》的音系来对比的，都注意到古今音的对应规律。这书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现代吴语的研究》出版后，对后来的方言调查起了很大的影响。《广韵》对比的办法一直到解放前没有人改变过。甚至“北风跟太阳”的故事也被广泛应用着（罗常培《厦门音系》与赵氏自己的《钟祥方言记》都用了）。
赵元任的第二部调查方言的著作是《南京音系》（科学杂志13卷8期），第三部调查方言的著作是《中山方音》。
赵元任第四部调查方言的著作是《钟祥方言记》（1936年写成，1939年出版） 〔51〕 。这书分为三章：第一章是语音的分析，记录了钟祥方言的十七个声母，三十六个韵母和四个声调，并加以描写性的说明；第二章是本地音韵，分析了声母跟韵母的关系（主要是声母跟四呼的关系），介母跟韵母的关系，声母跟声调的关系，声母、韵母、声调之间的关系，还有单音字全表和同音字汇；第三章是比较音韵，先是跟同音比较，其次是跟广韵比较。《钟祥方言记》比起《现代吴语的研究》来，在方法上有了明显的进步。第一，著者把“语音”和“音韵”分开了：“语音”只是客观的描写，“音韵”则是声、韵、调相互间的关系；第二，著作拿前两章来作纯粹静态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历史 〔52〕 。这样，描写语言学的性质就较浓厚。
罗常培关于方言调查的著作有《厦门音系》（1931）和《临川音系》（1936）。《厦门音系》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语音的分析，第三章是本地的音韵，第四章是比较的音韵，第五章是特殊词汇，第六章是标音举例。从第二章到第四章，完全是《钟祥方言记》的架子 〔53〕 。但是罗氏的治学态度是谨严的，其中也有不少的创造性。例如《临川音系》声调的分析利用了实验语音学。讲本地音韵时，先撰“临川韵镜”，再谈“临川方音的通性”，也能别开生面。
董同和关于方言调查的著作有《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1948年，《集刊》第十九本81—210页）。此书的特点是以记录成段的话为主，颇有参考的价值。
前历史语言研究所一共进行了六次方言调查。已经发表的只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这是第六次调查的报告，调查时间是1936年，直到1948年才出版。这是一次相当大规模的方言调查，参加者是赵元任、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总共有六十四个调查点，每一点都写一个报告，所以篇幅很大。最后还有一个综合报告。在综合报告中，有：（甲）综合材料；（乙）湖北特点及概况；（丙）湖北方言地图。其中以方言地图为最重要，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有方言地图的著作。
解放前的方言调查，有两个共同的缺点。第一是侧重在语音方面，对词汇、语法重视不够；第二是夹杂着历史语言学的东西，不是纯粹的描写语言学。这两点可以说是受了高本汉《方言字典》的影响。高本汉为了研究古音，他那样做是对的。我们调查方言不是为了研究古音（至少不是主要目的），就不一定要拿古音来比较，徒然涂上一层复古主义的色彩。历史语言学味道最浓的是《现代吴语的研究》和《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是纯然静态描写的。其次是《厦门音系》，书中虽有描写语言学的独立章节，但是仍然着重在跟《广韵》对比，而且没有跟“国音”对比，显得厚古薄今。在《钟祥方言记》与《临川音系》里，历史语言学的味道虽然冲淡了，对于《广韵》仍然不舍得割爱 〔54〕 。实际上，完全不提及《广韵》也可以进行很有科学价值的方言研究工作，196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昌黎县志所编的《昌黎方言志》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言调查需要很多的准备工作。前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进行方言调查之前，先准备了一个调查用字表。人们不需要调查几万字的读音，只调查一些有代表性的字，就可以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赵元任等在进行湖北方言调查时，所用的调查用字表包括六百七十八个单字。选字的标准当然从音系出发，而音系又跟《广韵》有关。在今天我们虽然不需要人人熟悉《广韵》才进行方言调查，但是准备调查用字表的人则必须熟悉《广韵》。这又是辩证的看法：搞描写语言学的人在著作中应该尽可能不涉及历史语言学，但是他们必须具备历史语言学的知识，然后描写语言学才搞得好。
灌制音档，也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调查步骤之一。灌制音档有许多好处：可以带回研究机关来仔细推敲，又可以请专家来听听，核对自己的记录是否正确。
中国人自己所做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开始于李方桂所写的《龙州土语》（1935年调查，1940年出版）和《武鸣僮语》（1935年调查，其中音系部分曾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其余部分尚未正式出版）。但是这两部书都偏重于语音方面和故事方面，没有能对少数民族语言作全面的描述。他的《莫话记略》（194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石印本）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音韵，第三章是故事，仍然没有涉及语法等方面。李氏在序里说：“因为这书主要的目的是供给材料，所以比较、历史、文法上的各种研究都另文讨论。”可见他自己也承认这还不是全面的研究。但是，李氏曾受过严格的语言调查的训练，他的著作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
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的音韵和语法，其实音韵也可以归入语法的范围。解放以前，依照这个原则去做的，有罗常培的《贡山俅语初探》（1942年铅印本），马学良的《撒尼彝语研究》（1946年写成，1951年出版），高华年的《彝语语法研究》（指纳苏语，1943年调查，1958年出版），金鹏的《嘉戎语研究》等 〔55〕 。袁家骅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1946年油印版，1953年出版），虽然以民歌为主，其中也有一个专章叙述音系与语法。
实验语音学也可算是属于描写语言学的范围。中国第一个搞实验语音学的人是刘复。他的《四声实验录》讲了实验声调的方法 〔56〕 ，讲了与声调有关的乐理 〔57〕 ，记录了十二种方言（北京、南京、武昌、长沙、成都、福州、广州、潮州、江阴、江山、旌德、腾越）的声调。这书在理论方面虽然相当高明，但是在实践方面做得很差。许多声调曲线都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如北京的声调曲线就不应该是那样）。在调类方面，也有些错误（如长沙平声有两种，而说只有一种；广州入声有三种，而说只有两种，甚至说成都的“东”字可以读成入声！）。刘复作实验时身在国外 〔58〕 ，也许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发音人，以至产生这些缺点。他归国后，在北京大学创立语音乐律实验室，发明声调推断尺，积极提倡实验语音学。中国实验语音学是由他建立了一定的基础的。继刘氏的《四声实验录》而作的，有王力的《博白方音实验录》（法文本）。王力利用假颚和浪纹计实验了博白的元音和辅音，再用浪纹计实验了博白的声调。但是他的书影响不大。
描写语言学在某些方面是接近自然科学的。调查方音需要一双有训练的耳朵，如果听音不准确，记录的可靠程度就不高。实验语音学正是调查语言的好工具，但是如果实验的经验不丰富，实验的方法不熟练，仍然是会失败的。解放以前，中国的描写语言学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是，由于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人都有很好的语言学修养，刘复则有较好的语音乐律实验的经验，描写语言学可说是有了良好的开端了。
最后，我们在这里附带谈一谈中国解放前的普通语言学。解放前，中国的语言学者对于普通语言学，是通过外文原本来学习的。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曾经指定palmes的《语言学引论》作为主要参考书。方光焘、王力、岑麒祥等人曾经在大学里教过“语言学”，编过讲义，但是都没有写成书。
沈步洲写过一部《言语学概论》，质量不高，流传不广。倒反是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里面介绍了不少普通语言学的知识 〔59〕 ，可惜译名过时了，现在的人不容易看懂了。
本章的结语
西方的语言学说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语言学是封建主义的文化；西学东渐以后，直到解放前，中国的语言学的主流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而属于封建主义文化的语言学还同时存在着。这两种文化发生矛盾，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它们是互相排斥的。黄侃为章炳麟的《国故论衡》作赞说：“方今华夏雕瘁，国闻沦失，西来殊学，荡灭旧贯，怀古君子，良用衋伤！”可见“怀古君子”们是要用“国故”来跟“新学”对抗的。在最初的时候，也曾经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阶段，或者称为“中西合璧”的阶段。例如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引《说文》：“曾，词之舒也” 〔60〕 ，《孝经·天子章·正义》：“盖，辜较之辞” 〔61〕 ，《论语·公冶长·正义》：“弗者，不之深也” 〔62〕 ，又在讲句读时把中国传统的句读与西洋语法的句读融为一炉 〔63〕 。又如杨树达《高等国文法》的“总论”中大讲其“古代之文法学” 〔64〕 。胡以鲁在他的《国语学草创》中，一方面介绍西方的语言学说，另一方面也介绍了他的老师章炳麟的语言学。但是，“中西合璧”是做不好的，正如刘复所嘲笑的“风琴与洞箫合奏”一样，显得十分不和谐。后来杨树达索性继承乾嘉学派的事业，去搞他的“小学”去了。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等人搞古音拟测，搞方言调查，与章、黄一派分道扬镳，几乎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直到1947年，王力发表了他的《新训诂学》 〔65〕 ，其中讲了“旧训诂学的总清算”，提出了“新训诂学”，才算跟旧派宣告了决裂。
新派也有自己的弱点。在“小学”作为经学的附庸的时候，小学家几乎都是经学家，个个博闻强记，于学无所不窥。顾江戴段和王氏父子自然不用说了，即从章炳麟、黄侃而论，其中国史料知识渊博，远非新派所能望其项背。在封建时代，并没有所谓专门家，有的只是“博学鸿词”，所以著名学者的学问都是全面的。章炳麟的《国故论衡》上卷论小学，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学，实际上是以一身而兼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黄侃写了《音略》，同时也写了很有价值的《文心雕龙札记》 〔66〕 。王国维在学术上和章黄是不同道的，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那就是博通小学、文学批评、史学和哲学。新派的语言学者一般总是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之内。资产阶级提倡学术分工，本来也有它的进步性，但是必须先博而后能专。曾经有一个时期，似乎所谓语言学只有方言调查，或者再加上古音拟测，不但把中国传统的“小学”置之不顾，连现代语言学也研究得不全面，更谈不上渊博了。
总的来看，这一个时期的中国语言学是向前发展了的。语言学者受过现代科学的训练，有了比较清醒的科学头脑，懂得科学地分析问题，不致犯逻辑上的明显错误，这些都是远胜前人的地方。忽视了这一点就会得到中国语言学退步的结论，那是不合乎事实的。
注 释
〔1〕 《纳氏文法》是nesfield所著的《英语语法》，民国初年，中学多采用作为课本。
〔2〕 “界说”与“定义”都等于英语的definition，这只是译名的不同。
〔3〕 《马氏文通》校注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上册，第60—78页。
〔4〕 《马氏文通》校注本，中华书局1954年版，上册，第96—103页。
〔5〕 但与法语语法也不完全符合。
〔6〕 《马氏文通》校注本，第119—121页。
〔7〕 《马氏文通》校注本，第263—287页。
〔8〕 同上，第234—241页。
〔9〕 参看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上册，第9页。
〔10〕 《马氏文通》校注本上册，第118页。
〔11〕 《马氏文通》校注本上册，第106页。
〔12〕 《马氏文通》后序，校注本上册，第5页。
〔13〕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55—58页。
〔14〕 同上，第49页。
〔15〕 同上，第34—35页。
〔16〕 同上，第250—264页。
〔17〕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18〕 参看《新著国语文法》第124页。“关系内动词”大约是受了杨树达的影响。
〔19〕 参看《新著国语文法》第53页。
〔20〕 当时他以为六朝时代才产生系词，时代定得太晚了一点。但是，上古没有系词，这个意见，他至今还是坚持的。
〔21〕 《中国语法纲要》是用王了一的名义写的，1957年改名为《汉语语法纲要》。
〔22〕 《中国语文概论》，1950年改名为《中国语文讲话》，1955年改名为《汉语讲话》。
〔23〕 这两部书的前身是西南联合大学的《中国现代语法讲义》（1940—1941）。
〔24〕 《汉语语法论》在1957年有修订版。修订的地方很多，例如把“范畴论”移到“造句论”（原名“句法论”）的前面，把讨论词类的一章从“绪论”里抽出，加以重写，插在“构词论”里，把原有的“句法论”、“范畴论”、“句型论”三编改为“构词法”、“范畴论”、“造句法”等编。
〔25〕 例如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第一章“总论”讲到“言语之起源”、“言语之变迁”、“言语之类别及国语”、“国语之缘起及其发展”等，都是与其他各章不发生关系的。而且他所讲的主要是中国古代的理论，不是西洋一般语言学的理论。
〔26〕 这书有中文译本，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合译，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7〕 中文译本名为《汉语词类》，张世禄译，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8〕 高本汉《汉语》（the chinese language, an essay on its nature and history, 1949），第33页。
〔29〕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第396—398页。
〔30〕 这是依高本汉的考证。陈澧《切韵考》则认为仙韵开口有一类，合口有两类。
〔31〕 喻母四等在越南借词中实际读ʑ。现在说是 ，是依照高氏的《方言字典》。
〔32〕 j本指声母颚化，这里兼指某种弱音
〔33〕 高氏也认为上古有韵尾-b，但是只和入声韵尾-t相当。
〔34〕 高氏没有立韵部的名称。鼍部是我们替他立的名称。在我的《汉语音韵学》中称为瑞部。
〔35〕 《汉语》第76—101页。
〔36〕 这又是一个生造的例子。
〔37〕 李氏的第一篇文章见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第二篇见于同刊第三本第三分，第三篇见于同刊第五本第一分。后两篇都是用英文写的。
〔38〕 原题为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见于哈佛大学的《亚洲研究杂志》第五卷，第三四期，第203—233页。
〔39〕 罗氏的第一篇文章见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第二篇见于同刊第二本第三分，第四篇见于同刊第八本第一分。《唐五代西北方音》是一部书，1933年出版。
〔40〕 《切韵音系》是1945年写的，经过两次修改，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41〕 《古音说略》（1947）、《诗韵谱》（1948）都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
〔42〕 《上古音韵表稿》见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43〕 赵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第537页译作“所辩驳的”。
〔44〕 见赵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第504页，译者注（一）。
〔45〕 参看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第75—79页。
〔46〕 重韵的根据是反切不同。董同龢、李荣、陆志韦都认为三四等有重韵，但是，问题相当复杂，三家所分也各有不同。例如董同龢并不认为侵韵有重韵，而李陆都认为侵韵有重韵。陆氏以为仙韵开口的“延”、“辇”、“扇”是一类，“连”、“善”、“战”、“列”是一类；李董却认为“延”、“辇”、“列”、“扇”、“善”、“战”都是同类，只有“乾”、“焉”等字另成一类。陆氏以为仙韵合口“员”、“免”、“恋”、“劣”是一类，“缘”、“兖”、“绢”、“悦”见另一类；李董却认为“缘”、“兖”、“绢”、“悦”、“恋”、“劣”都是同类，只有“员”、“权”、“免”等字另成一类（但李认为“免”是开口）。
〔47〕 参看王力：《上古汉语入声和阴声的分野及其收音》，载于《语言学研究与批判》第二辑，196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48〕 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论》：“季宋以降，或谓阖口开口皆同等，而同母同收音者可分为八，是乃空有名言，其实使人哽介不能作语。”
〔49〕 载于《岭南学报》九卷一期（1948），又收入他所著《汉语史论文集》（1958）内。
〔50〕 樊腾凤是尧山（今河北隆尧县）人，但是他所记的当是北京音。
〔51〕 赵氏在序里说：“钟祥居湖北的正中心，方言是西南官话之一种，比武汉派的湖北话又多带一点普通化的色彩。现在给钟祥语言作一个较详细的记录跟分析，差不多就是把中国中省中部的代表语言记下来了。”
〔52〕 只有《同音字汇》中列有《广韵》一栏，但是并不按照分合条件。
〔53〕 赵元任《钟祥方言记》的序里说：“……或者可以给人做一个其他方言记录的样本吧。”罗书显然是受了赵书的影响。
〔54〕 白涤洲遗著《关中方音调查报告》（1933年调查，1954年由喻世长整理出版）值得在这里提一提。此稿似乎是纯粹的描写语言学，书中第七章“关中方言与古音的比较”是整理者写的。
〔55〕 金鹏的《嘉戎语研究》是用法文写的，原题etude aur le jyarung，载于《汉学》杂志上。
〔56〕 《四声实验录》原由群益书局出版，解放后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版的“内容提要”说：“这是一本否定四声存在的专著。”这句话是错误的，刘复并没有否定四声的存在。
〔57〕 在乐理方面，刘复讲得很透彻。他由于对音乐的爱好（他的兄弟刘天华是一个天才音乐家），讲得那样津津有味，以致喧宾夺主，超出了声调实验所需要的知识范围。
〔58〕 《四声实验录》原是刘复在巴黎大学的学位论文。
〔59〕 胡以鲁是章炳麟的弟子，留学日本。
〔60〕 《马氏文通》校注本，第310页。
〔61〕 同上，第358页。
〔62〕 同上，第306页。
〔63〕 参看何容：《中国文法论》，第170—182页。
〔64〕 《高等国文法》，第13—23页。
〔65〕 王力：《新训诂学》，见《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第173—188页。后来收入《汉语史论文集》（第277—289页）。
〔66〕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发行，已绝版。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多处引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