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这与经济基础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先王之道”被认为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即使是提倡变法的王安石,也主张“当法其意”(《上仁宗皇帝书》)。要法其意,也就必须通《经》。通《经》必先识字;识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非通过这个手段不能达到通《经》的目的,也就无从确知“先王之道”。张之洞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训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 〔1〕 这种指导思想贯穿着将近二千年的中国语言学。
在五四运动以前,没有产生描写语言学,因为在复古主义作为主流的时代里,当代语言的静态描写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实际上搞一些当代音系的概述的人,也不承认那是与古违异的东西,例如修订《五方元音》的年希尧,在序文中先斥“沈韵”为“囿于一方之音”,然后称该书为“五方”的“元音”(正音),可见他并不承认是一种静态的描写。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使《切韵》的作者不敢以一时一地之音的面貌出现。《中原音韵》是作为“曲韵”出现,而不是作为语言学的书籍出现的。鼎鼎大名的清儒所著的语言学杰作,没有一部不是为经学服务的,与描写语言学正是背道而驰的。
在五四运动以前,也没有产生历史语言学。搞古代语言不一定就是搞历史。小学家把古代语言(主要是先秦语言)放在一个平面上研究,忽视了它的历史发展。段玉裁偶然讲一讲古今词义的异同,已经是凤毛麟角,他没有系统地讲语言的发展规律,也够不上称为历史语言学。音韵方面,自清儒以后,历史观点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清儒排斥今音,崇尚古音,仍然不是进行语音史的研究。直到马建忠,他仍然没有发展观点:他把韩愈和司马迁、班固排在一起。他说:“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则时运升降为之也。”又说:“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不如法者,则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 〔2〕 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意思是说语法是一种千古不变的规范,合乎古者则合法,不合乎古者则非法。五四以后,中国人知道了历史语言学,高本汉在历史语言学上给我们一些好的影响。王力写了《理想的字典》一文 〔3〕 ,其中提出历史字典的主张,并且在他的《中国语法理论》里常常谈到语法的变迁。但是,直到解放以前,还不能产生一部汉语史。原因很简单:二千年来不曾关心的事情,一个早上是赶不出来的。
在五四运动以前,也没有产生语言理论。像《荀子·正名》那样透辟的语言理论,后世没有嗣响。《释名》的作者也算追求语言理论,但是没有成功。宋邵雍《皇极经世》所载的《天声地音》,看标题好像要讲一些秘密,其实是很不精明的声母韵母配合表。江永《音学辨微》第十辨无字之音,第十一辨婴儿之音,第十二论图书(指河图、洛书)为声音之源。除第十二条是牵强附会外,第十条和第十一条本来是属于语言理论范围,但是江氏谈得都不好。王念孙“就古音求古义,不限形体”是一个很好的语言理论,可惜没有专文发挥。章炳麟《国故论衡》有《音理论》和《语言缘起说》,题目非常吸引人,然而《音理论》无非重复江永三十六母可以“补苴”为五十母的论调;重复明人二呼不能有八等的论调,等等,殊无可取;《语言缘起说》虽有个别地方可取(如言名词先于动词),但是杂以声训之说,亦多唯心之论。总之,中国语言学既为经学附庸,似乎是不需要很多的语言理论的,所以没有朝这一方面发展。
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不以语法为对象,而以文字为对象。其所以不以语法为对象,因为汉语的语法是比较简单的 〔4〕 。虚词可以作为词汇的问题来解决,句法则古今的差别不大,古代汉语句法问题可以通过熟读领悟来解决。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梵语音韵曾经影响我国的音韵学,而梵语语法却没有促使汉语语法学的产生;又说明了为什么直到十九世纪末年,马建忠才从西方移植了“葛郎玛”。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令人有这样的印象,以为文字可以直接表示概念;文字的研究,与通经直接发生关系。古人错误地认为:音读和训诂都是从文字生出来的;研究了文字,音读和训诂也跟着解决了(所以张之洞说:“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这说明了为什么二千年中,《说文》始终处于“小学”的统治地位。文字的价值的越估,直到民国初年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举例来说,章炳麟作《文学总略》,还斤斤于“文”、“ ”之辨,以为“凡 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 ” 〔5〕 。在西洋,语言学与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在中国古代,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把中国语言学分为四个时期,其中只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代到清代末年,这是封建主义文化的阶段。苏联语言学家有所谓“科学前”的语言学,“科学前”这个提法是否妥当,可以再仔细斟酌,但是这个阶段和后一阶段的界限是那样黑白分明,至少可以说在学术观点和方法上是迥然不同的。第二阶段从1899年到1949年,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阶段。这五十年间,中国语言学的主流是资产阶级的语言学。
按四个时期来说,第一个时期是经学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以疏解经义为目的,最重点的两部书——《尔雅》《说文》——都被认为是羽翼六经的。第二个时期是佛学与理学时期,在这一时期,经义虽也还算重要,但主要不在于字义的辨析,而在于章句的阐述,于是语言学的重点转移到音韵学上,以与文学上的声律、哲学上的佛教相配合。第三个时期是经学复兴时期,经学家们遥承“汉学”,作风与“宋学”迥然不同。这时去古已远,需要考证的东西很多,清儒在研究方法上超越前人,“小学”硕果累累;到了清末以后也可以说“去古更远”,因为有了甲骨的出土,铜器的增加,我们有条件认识汉人所未识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也比汉人多了解远古的语言。第四个时期是西学东渐的时期,这个时期,是以资产阶级语言学为主流,语言学的领域扩大了,方法改进了,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我们看见,从第二个时期起,每一个时期都克服了前期的某些缺点,把中国语言学推进了一步。在第一时期,汉儒对于音节还不能分析为音素;到了第二时期,韵图中不但有了声母、韵母之分,连韵头、韵尾也在“等”与“摄”中分析出来了。第一二两期都没有离开应用语言学的性质,语言学的著作一般都很像课本,学术研究性不强。到了第三期的清儒手里,才算真正搞起科学研究来了,具体表现在搜集和鉴别材料,充分掌握材料,用观点来处理材料,得出一些科学的结论,发前人所未发。可惜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最突出的是从打破文字的束缚走到另一个极端,轻视文字的社会性,常常歪曲文字所表达的概念,来迎合自己的主观臆断。到了第四个时期,中国语言学吸收了西方语言学的优点,把这一门科学现代化了,使它有了崭新的面貌。但是,应当指出,当我们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难免同时承受了它的糟粕。最明显的事例就是高本汉用他的主观主义方法来引导我们观察材料,用他的实用主义方法来引导我们去处理材料,使我们在科学研究中常常得不出可靠的结论。理论脱离实践,是资产阶级学术的特点,解放前的五十年中,语言学界对语文教育不关心,与封建时代的“小学”为语文教育服务对比起来,反而逊色。
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语言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首先是语言学的队伍扩大了,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中国语言学不致于迷失方向。新中国的语言学是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明确了,科学研究就不致于脱离实际。现在已经获得的主要成绩是:简化汉字,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并为少数民族制定或修改了拼音文字;语法知识深入到学校中去,语法研究也逐渐在广大语言学界展开,比解放前更能注意汉语特点,特别是注意语音和语法的联系;汉语方言调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有一跃千里之势,已经有了一些很有分量的论文 〔6〕 。汉语史和语言理论方面也发表了一些论文或专著。
瞻望前途,有这样一些远景:(一)在充分研究了中国的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之后,结合着已有的普通语言学知识,概括了语言的发展规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中国人自己的,有创造性的语言学理论;(二)在上述的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以及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体系;(三)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汉语史;(四)编出一部历史性的汉语大词典;(五)总结前人研究《说文》的成果,写出一部“新说文解字”;(六)绘出全国方言地图;(七)用最先进的方法进行语音实验;(八)发展现代实用语言学,如机器翻译、汉字信息处理等。其他还有许多研究工作,全国语言学工作者都会协调地努力完成。到那个时节,中国将成为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语言学也将在世界语言学领域中居于先进的地位。
参考资料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
赵元任:《钟祥方言记》。
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卷二。
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
注 释
〔1〕 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序》。
〔2〕 见《马氏文通》例言,校注本上册,第9—10页。
〔3〕 王力:《理想的字典》,国文月刊33期(1945),第2—27页。
〔4〕 我们不能以语法的复杂和简单来判定语言的优劣。正如不能以多音节和单音节来判定语言的优劣一样。
〔5〕 《章氏丛书·国故论衡中》,第53页。
〔6〕 例如,《中国语文》1962年5月号所载马学良、喻世长的《我国汉藏语系语言元音的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