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述了庄子的出生地及其时代。关于其时代，我想稍许掺杂一些其他事项加以阐述。
如果说庄子时代比孟子要略晚，那就必须视为大致是在战国中期。战国中期在思想界可谓一个非常发达的时代。后世学者把这个时代称为九流百家时代，它被认为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在后世的中国产生了许多思想，在世界各地也有诸多思想诞生，普遍认为这些思想的萌芽悉数发生于这个时代。
周王朝在春秋战国之前建立，存续了约八百年时间。然而，周朝到中期遭受夷狄攻击，王室权力，即王权逐渐衰弱，不复旧日荣盛。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一个高度统一的权威一旦衰弱，自由思想就会产生。尤其像王权，因为其权力至高无上，如果崩溃，那自由思想理所当然会蓬勃发展。
1．反间是神纪
要说在那个时代产生了怎样的思想，显而易见，首先产生的是军人能凭借武力统治天下的战争意识。当时被称为大国的国家都在积蓄兵力，除了兵马之外，他们还专注于储备武器和军粮，以此来追逐统一天下的美梦。因此也出现了一批帮助实现这一霸主梦想的人士，这就是所谓兵家，孙子和吴子等就属于兵家，他们也基于各自的主张著书立说。
这些人说了些什么呢？大概是起兵十万，出征千里，争一日之胜以统治天下。然而，单靠战争来争胜负，那绝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因为我养三万雄兵，敌人也会养兵五万，如果我养五万雄兵，敌人又会养兵十万，这样就会造成各方靠实力角逐争胜，靠武力解决问题。于是我发觉，兵家最后所思考的是，比起养精蓄锐，倒不如利用反间，侦察敌方内部详情，借此来攻击敌方弱点。
《吴子》《孙子》等书籍也留存至今，尤其是《孙子》，它一直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陆军大学用作教科书，最近又颇受实业家们喜爱。《孙子》中有一篇《用间篇》，讲述了采用间谍的各种方法与策略。它把间谍分为五个种类。第一叫乡间，采用当地人探知对方消息。第二叫内奸，利用敌方官吏来做谍报。第三叫反间，把敌方间谍策反过来为我所用，来探知敌情。此外有生间和死间，各有其用途。孙子最后论及争取策反敌人间谍的反间苦肉计是最不花钱的好方法。在此篇末尾，孙子总结称“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
就这样，兵家最后认为将计就计、利用敌人间谍的反间计是最佳方法，然而，有人使用反间计，就会有人使用反反间计，试图用这样的思想来统一天下，本来就是梦中之梦。
2．苏张之辩
其次出现的是纵横家，他们唇枪舌剑，纵横捭阖，急切地处理战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当时的中国形势就如同当今世界形势，各诸侯国利害得失各异，争吵不息，而纵横家身处其间，凭借巧妙辩论，谋划统一天下之计。其中就有著名的苏秦、张仪等。他们所撰书籍现已不存，但韩非子写有《说难》，相当巧妙地阐述了游说家的精心准备和苦心谋略。
纵横家讲述如何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毋庸赘言，当然需要能说善辩，但巧舌如簧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擅长言辞固然十分重要，但还必须更好地了解对方心理。了解对方心理后再考虑如何令自己的说辞适应对方喜好，这才是雄辩之妙。韩非子列举出游说的多种困难。
比如说对方是贪得无厌之人，对这种人直截了当谈论仁义道德，他不会接受你的游说。假如对方人格高洁，无论你怎样向他解释行贿或用计之妙，肯定也会遭到拒绝。另外，不能简单地将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也存在表面正直背后却十分卑劣之人。对这种人若以为说辞正确就会被采纳，那你可能大错特错了。这种人表面上看似会采纳对方论调，但背后大概会对你敬而远之。也有恰好相反的情形。多变的场合造成游说的困难，韩非子举出了许多有趣例子。
3．胡可伐
从前，郑国有个国君名叫武公，他野心勃勃，打算征讨夷国，为此，他首先将自己女儿嫁到夷国，即采用所谓的婚媾策略。然后，武公召集一干部下商议，说他想用武力夺取某国，但首先要商讨一下夺取哪个国家为好。这时，有个名叫关其思的忠臣出来献策，他献言称，考虑到当今形势，没有什么国家比夷国更对我国构成威胁，故而，首先讨伐该国为好。然而，武公当即下令将关其思斩首，然后说：“如今夷国与我们郑国是通姻的亲戚国家，我怎么能征讨它？”武公将此事严辞诏告天下。
听闻此讯，夷国方面以为：原来武公如此信任我们，以后也就没有必要对郑国抱有疑心了。于是，夷国撤走了与郑国的边防，但武公却乘隙轻易夺取了夷国。这个事例是说关其思真心向郑武公进言，但不知道重要对手——郑武公的内心想法，为此，其游说以失败而告终。
4．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某地有两家人毗邻而居。一天夜晚，由于大雨，两家之间的围墙坍塌了。这时，儿子提醒父亲说：“假如今夜不修复围墙，夜贼就会进入。”不久，邻人的父亲也来忠告，说不立即修复这堵墙的话，小偷就可能进来。当夜，小偷果然进来，偷走了这家人的全部财物。然而，这家父亲竟是一边表扬自家儿子非常聪明，能给自己发出忠告，预知小偷会来，一边对邻人父亲疑心忡忡：盗窃是不是邻家那个父亲所为？这个事例告诉我们：相同的话语也会被赋予不同的解释，不了解对方心事就可能招致出乎意料的结果。
5．余桃啖君
还有一例。卫国有个嬖人 名叫弥子瑕，颇受卫国国君宠爱。某时，他陪侍在卫君身旁，家里来人说弥子瑕母亲得病。这可不得了，未等卫君准许，弥子瑕便乘坐卫君车舆回家探视。根据该国规定，未预先请示就乘坐国君车舆者当杀。 不过，卫君听说此事，却褒扬弥子瑕是个孝子，称其明明知道按律当诛，仍为患病母亲匆忙赶回，孝心可感，令人佩服。
又有某时，弥子瑕与卫君一起散步，见桃子已熟，便试吃一口，感觉桃子十分香甜，就把剩下半个呈献给卫君。卫君对此也十分满意，极力称赞道：“弥子瑕很爱我，顾不上自己吃，就把半个桃子给了我。”然而，当弥子瑕年事渐高，人老色衰，卫君对他态度骤变，转而批评弥子瑕曾擅自乘坐他的车舆，还把吃剩的桃子给他吃，把原先的赞誉当作了诛戮弥子瑕的借口。
依据上述故事来看，如果不懂得对手心理始终都在变化的道理，人们就会犯下意想不到的错误。有人认为，想要游说首先就要读懂对方心思，对于游说者而言读心术最为必要。但这种论调也颇可笑，千万人就有千万颗心，那么多心果真能全部读取吗？而且，单单靠读取人心就能一统天下了吗？总而言之，这种论调无疑不久就会破灭。
在上述兵家和纵横家之后，出现了思维条理比较严谨的法家一派。在法家人士当中，既有前面所说的韩非子，也有比他稍早的齐国管仲（管子）。法家推崇依据法律来治理天下，他们的主张大都较为正确，因为今日世界各国也都是法治国家。
6．法家主张
最早提倡法治的是商鞅，他极端专注于法律，崇尚法律至上。为了把法律概念灌输给普通百姓，商鞅做了种种努力。他认为，在法律意识普遍不强的情况下，首先必须采取措施让人们信奉法律。于是，商鞅颁发布告，说某时某地有一根木杆，谁将此杆搬到另一地点就赏一万两金子。 起初谁也不信，因为搬移那样一根木杆根本不可能换取一万两金子。然而，有个好事者按照要求搬移了那根木杆，商鞅立即给予他一万两黄金。于是，百姓初次了解到了法律的宝贵。
某时，商鞅又颁布命令：将灰烬丢弃在路上者斩首示众。和搬移木杆一样，大家都认为丢弃灰烬不太可能会被斩首，有人就轻视这个布告，故意将灰烬丢弃在路上，但商鞅立即将此人斩首。于是，人们方才明白法律的恐怖。法家思想就是靠举出信赏必罚的事实来治理天下。
除了上述的商鞅之外，法家中还有申不害、慎子等，他们形形色色，各自建立学说，而将这些学说集大成者就是先前所说的韩非子。韩非子强烈主张“二柄”，认为二柄是人君之宝，失去它就无法治理国家。那么，“二柄”究竟是何物？就是刑罚与恩德。法家认为，只有两者俱备，人君才能治理世界，否则就无法治国。
从前某地有个居心叵测的家伙，他对国君说：“刑罚受人民讨厌，那就由我来实施，恩德是人民想要的，最好由国君您来赐予。倘若如此，被人憎恶的就仅我一人，而受人赞颂的就是国君您了。”此人措辞巧妙，劝说高明，国君终于动心，将一切刑罚委托此人处理，自己只管施行恩德。然而，百姓却因此丝毫不惧怕国君，只听命于这名男子了。
韩非子还教导说：“人君绝不可将自己的想法显现在外。”楚庄王喜欢纤腰美女，但这一旦成为大家的审美标准，年轻女子便都想把腰弄得纤细，有人为此不吃饭，甚至出现了饿死的人。齐桓公喜欢美味食物，这一旦成为评判标准，据说易牙等小人甚至杀死自己的孩子，烹子献糜以奉承齐桓公。总之，人君不可将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若把喜憎表露在脸上，必然会招致虚伪谎言。所以，韩非子倡言，人君把一切成算藏于胸中为好。
上述诸事大体上是法家主张。不管如何，法是事情发生后的善后之举。赏善惩恶，赏之前先有善，惩之前先有恶，所以，实施赏罚之前已存在善恶行为，从根本上而言，法家主张无法治理天下。
7．兼爱说与自利说
此外，当时还盛行墨子的兼爱说与杨子的自利说。
依据兼爱说可以得知，世上之所以产生纷争，是由于人们只爱自己，不知爱惜他人。父亲只知爱自己而不知爱子女，就会产生父子之争。兄长只爱自己而不知爱弟弟，就会产生兄弟之争。夫妻之争、君臣之争或者朋友、同僚之争等都是出于这一缘由。所以，墨子倡言，要如同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若能如此，世间也就平安了。
杨朱等人的学说恰好与此相反。毕竟人心难测，墨子说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但被爱之人是否真的开心，这也是个问题。比如说我喜欢饮酒，因为墨子说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于是我把酒馈赠给别人，而得此馈赠者假如不喜欢喝酒，那他无疑就会为如何处置酒而苦恼。这么想来，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这种兼爱说就难以成立。归根结底，真正了解自己者不会是他人。因此，只有认真思考自己之事，选择自己想要之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只有彻底自利，才能使天下万民得到满足，这就是杨朱自利说的根本立场。
然而，自利说也是只考虑自己好，但它没有说明，考虑自己好和考虑别人好这两者发生冲突时该如何是好。另外，只对自己行方便的这个自我也在时刻发生变化。今日之我与明日之我必然不同，今年之我与明年之我也未必相同。这么一来，人就算谋求自利，满足自我，也不会考虑明日之事，也不会考虑明年之事，只会陷于刹那主义。刹那主义不可能对天下统一产生作用。结果，自利说也难以成立。
庄子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是百花齐放，各家意见纷杂。庄子必须与这些思想做抗争，表明自己的主张。在九流百家之中，当时最为有力、统治天下大半思想的是孔子学说，所以，对于想要主张自己学说的庄子而言，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要与孔子对抗，其次是与孔子尊崇的尧舜对抗。因而《庄子》里能见到许多对圣人的非难言辞。
8．《庄子》之书与寓言、重言、卮言
这里必须首先说明，《庄子》一书内容丰富，写有许多事情，但原文是否都是庄子所撰其实不得而知。另外，即便是被认定为庄子所著的篇章，其内容是否全部由庄子亲撰，这也不易断定。
流传至今的《庄子》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和《杂篇》十一篇，总计三十三篇。只有《内篇》每篇都带有标题。第一篇为“逍遥游”，第二篇叫“齐物论”，第三篇叫“养生主”，第四篇为“人间世”，第五篇为“德充符”，第六篇为“大宗师”，第七篇为“应帝王”，篇名根据内容而定。之后的《杂篇》和《外篇》，篇名有“骈拇”“马蹄”“庚桑楚”“徐无鬼”等，取每篇文章开头的两三字作为题目，题目和内容未必密切相关。
据以往学者研究，带有题名的《内篇》大抵由庄子亲自审定，没定标题、取文章开头的两三字来命名的部分，恐怕是后人从庄子杂著中选编而成。《外篇》和《杂篇》大体是敷陈《内篇》，加以解说，因而，也不能说其中毫无关联。即便不是庄子亲自编写审定，肯定也是基于庄子思想确立起来的学说。一般认为《刻意》《缮性》《让王》《盗跖》《说剑》《渔父》诸篇较怪，所以我打算从略，将其当作资料。下面，我不打算仅从学问角度加以论述，而是准备选用部分内容进行综合陈述，相信不会有碍理解庄子思想。
其次要说明的是庄子的措辞，实际上庄子时常说些被认为是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不知是庄子本人抑或后人所说，庄子在撰文时采用了寓言、重言和卮言，所写文章中九成为寓言，大约十分之七是重言，卮言是他每日必写。
寓言是什么？它是指把自己想说的话假托他人之口，让别人来说的方法。这么做效果更好。比如，孩子结婚时，父母若自己夸奖孩子，别人未必相信，如果让父母之外的人来夸奖，别人就容易相信。假托他人之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就是寓言。虽说是假托，但因为是人之常情，感觉也并不为过。
重言又是怎样的方法？它近乎寓言，只是尽可能假借昔日伟人之口，让他们替自己说话。这么一来，就可以说这并非自己所说，而是古代伟人所言，从而使话语具有分量感，人们自然就容易相信。庄子的重言大多采用的是孔子、老子、尧舜等人的话语。当时的中国名人辈出，采用重言并不缺乏人选。
卮言则相当难懂，简言之，它就是采用随机应变的灵活方法。卮为一种酒具，斟满酒它就会倾斜，空杯时则仰面朝上。因为卮并非固定不变，人们就用它来比喻某人说话前后未必相符，但能随机应变，说出一些讨人喜欢的话语。
庄子每日都使用卮言，他自己又说：“和以天倪，因以曼衍。”这话也相当晦涩难懂，天倪是自然的分际，曼衍是指事物无限延续，比如说在向人解释某事时，可以花费一定时间讲一些无关轻重的闲话。长时间聆听者即便起初想反对，但仍会回归自然的分际，等待对方自然停顿再慢慢解说。这即是卮言。
庄子大致采用这种形式来推进讨论，所以，到何处为止是庄子本意，到哪里为止是别人的说法，这一点难以把握，我们也有必要因以曼衍，慢慢思考，对此不必着急。
也有文章把老子和孔子当作与庄子同时代的人，我认为最好停止对历史的种种穿凿附会，应品味这些对话中所展现的庄子思想，这是我后面论述的一个要点。
2 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说难》
3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韩非子·说难》
4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韩非子·说难》
5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韩非子·说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