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39年到1788年，虽然塞尔维亚境内的战争已经结束，但匈牙利王国内的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帝国内的塞尔维亚人还没有停战。1739年之后，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教民即拉雅的处境持续恶化。大牧首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其统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事实上，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不可能是纯粹的神职人员，因为土耳其人经常让他们负责民事管理。然而，如果说塞尔维亚教会充满了政治色彩的话，那么他们的对手法纳尔人也带有些许宗教色彩。18世纪时，法纳尔体系的恶劣行径已经在巴尔干地区充分体现出来。拜占庭大牧首已经沦为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在政治事务上绝对的奴役工具。他对所有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叛乱分子实施教会禁令，并劝服他们服从这种“仁慈”的统治。拜占庭大牧首在宗教上专横残暴，这也弥补了他在政治上的卑躬屈膝。如果说人们从政治角度必须接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那么在信仰上则必须接受希腊的宗教，这是法纳尔体系的基本思想。巴尔干半岛的所有斯拉夫教会都必须服从希腊神学。巴尔干地区的物品也惨遭毁灭。斯拉夫人的教会和民族也被强行希腊化。希腊的牧首和牧师取代了所有宗教部门中任职的斯拉夫人。因此，牧师和他们所管控的村庄里的斯拉夫人之间并不了解彼此。学校里的老师只教希腊语。古老的斯拉夫语书籍和手稿都被无情地销毁。希腊人将其礼拜仪式和文明强加给斯拉夫民族本来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他们还用暴力破坏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感情，销毁了该国的文字记录。希腊人的做法虽然是出于宗教偏见，但也过于残酷。然而，法纳尔体系并不是由纯粹的狂热分子执行，而是由贪婪的世俗教会执行。通过罚款和征收税收，世俗教会从可怜的斯拉夫人民手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大牧首以下的所有教会岗位都公开出售。为了赚回本钱，成功的投标者不惜牺牲他们的会众。在某些情况下，神职人员不仅利用职务之便抢劫男子，而且将妇女置于其掌控之下。于是，人们有时为了迎合主教便用妇女贿赂他们。法纳尔体系希望通过强行希腊化达到目的的做法十分合理，因为希腊当时的文明程度非常高。法纳尔人建立教育机构，出版仿写的文学作品，同时将希腊文化传播到从未为人所知的地区，但希腊化的执行手段极其残忍、腐败且无理，结果令人对其目的的可取性产生了怀疑。如果法纳尔人试图借助希腊人的智力和道德优势使希腊的礼拜仪式和文化占上风，那希腊化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也会更加合理。

18世纪初，法纳尔政策在除塞尔维亚以外的整个巴尔干半岛地区实施。虽然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纷纷进行了抵抗，但这种抵抗都是徒劳的。希腊语仍在这些地区稳步传播。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法纳尔政策给人们带来的这种压迫感。一位希腊主教命令一位保加利亚牧师从圣公会马厩运走马粪。牧师拒绝了这一命令，结果惨遭主教的执事毒打，最后逃向卡迪。执事们赶到时才发现这位保加利亚牧师已经在卡迪的保护下成了一名成熟的伊斯兰教徒。在马其顿，牧师和会众都开始学习希腊语。于是，古老的斯拉夫语的礼拜仪式遭到摧毁。乡村地区也变得愈发贫困。民众因抵抗该制度，生活变得更加痛苦，最终促使奥斯曼帝国苏丹支持法纳尔人。民众在奥赫里德的主教辖区发动了第一次进攻。该辖区虽然是希腊主教区，但并不归君士坦丁堡管辖。第一个以政治阴谋为由提出废除这项制度的人惨遭杀害。1737年之后，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成功获得了伊佩克主教区的提名并将该职位拍卖。1767年，拜占庭大牧首塞缪尔 成功废除了奥赫里德主教区。1766年，他还废除了伊佩克的主教区。在被土耳其人征服之后，塞尔维亚人也开始遭受宗教压迫。1557年，塞尔维亚大维齐尔成功解除了这种压迫。塞尔维亚人顽固抵抗，却没有产生丝毫效果。所有塞尔维亚主教都被罢黜。许多低级神职人员被驱逐出境。那些空缺的职位被公开出售给出价高者—条件是买主必须讲希腊语。随教会腐败而来的当然是财政压迫。宗教和教育也惨遭重创。幸运的是，对塞尔维亚人来说，法纳尔体系只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严格执行过。1804年，塞尔维亚人发动了起义 ，他们采取的第一批措施就是驱逐希腊牧师，并将塞尔维亚教会还给当地牧师，同时宣布君士坦丁堡独立。奇怪的是，塞尔维亚教会虽然没有中断的国家教会，当时也有大量虔诚的教徒，然而在20世纪初，其宗教影响却不及其他巴尔干斯拉夫教会。这可能是因为塞尔维亚教会在中世纪的政治倾向过于突出。在科索沃战役和17世纪逃往匈牙利王国期间，塞尔维亚宗教的政治倾向表现得愈发明显，但法纳尔政权无疑使塞尔维亚宗教遭受了更大的屈辱。三十年来，爱国的塞尔维亚人一直将主教和神职人员视为外国的吸血鬼和放纵派，即土耳其人雇来压迫和奴役斯拉夫人的希腊人。

希腊人对塞尔维亚人实行系统性的宗教压迫，而土耳其人则对塞尔维亚人实行无系统的政治压迫。两者同时发生。在土耳其人统治塞尔维亚的最初几个世纪里，拉雅或者基督徒总体上受到了很好的对待。即使有压迫发生，也是野蛮的帕夏或卡迪针对部分地区或人群的。拉雅的不满主要是伊斯兰教徒将优越感强加在基督徒身上。譬如，拉雅被禁止骑马。如果有土耳其人从旁边经过，拉雅就必须从骡子或驴的背上下来。在和平时期，这类规定只是遭到外界不满。真正的危险在于，即使基督徒遭到土耳其人的谋杀，妇女遭到土耳其人的侵害，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也不会为基督徒提供任何保护。只要帕夏不干涉，拉雅就任由土耳其人摆布。拉雅在18世纪时的处境确实如此。帕夏无法干预这些事务，因而塞尔维亚人的遭遇变得更加悲惨。拉雅与西帕希达成了良好的工作协议。拉雅向西帕希缴纳税款，从而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贝尔格莱德帕夏领地的西帕希总共不超过一千人。但随着大批加尼沙里军的士兵的到来，塞尔维亚人又开始面临新的压迫。18世纪时，加尼沙里军的士兵的形象已经逐渐恶化。在不再招收进贡儿童之后，加尼沙里军便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世袭团体，而且在利益和偏见方面变得越来越自私和狭隘。加尼沙里军的士兵和军队里的其他士兵争吵作战，并且推翻了多个奥斯曼帝国苏丹。为了避免他们担任君士坦丁堡禁卫军带来的危险，奥斯曼帝国苏丹将军中比较不安分的士兵分散到各个省份。考虑到塞尔维亚比较遥远，奥斯曼帝国苏丹便将最不安分守己的士兵派到那里。到18世纪末，加尼沙里军的士兵的压迫已经使塞尔维人无法忍受。加尼沙里军的士兵不懂法律，也不惧怕帕夏，反而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压迫西帕希和拉雅。加尼沙里军的首领自封为达希，并且对卡迪或者帕夏的权威不屑一顾。达希经常带领若干随从闯入塞尔维亚人的村庄，宣布自己是村庄的主人，然后射杀领头的居民，强迫其他人为自己建造堡垒并借此将该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此外，达希还压榨拉雅的钱财，召集村里的美女组建后宫。在这一时期，拉雅命运不济，生活悲惨，也没有任何职业能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试想一下，一位贫穷的塞尔维亚牧师被法纳尔人赶出教区后，决定进入修道院，他在那里勤勤恳恳数年，掌握了希腊文并根据图书馆的手稿写了一篇关于波格米勒派的论文。论文完稿之后，法纳尔官员便赶到修道院将手稿和论文付之一炬，然后带领希腊人进入修道院。这位塞尔维亚牧师在绝望中逃到山上做了海杜克。在那里，精力充沛的帕夏的手下会不断地骚扰海杜克。最终，这位塞尔维亚牧师放弃做海杜克，然后用剩余的战利品买了一块地，自此安顿下来，娶妻生子。某天早晨，达希进入村子，将这个拉雅的土地给了自己的随从并将这位拉雅的女儿据为己有。拉雅绝望地扑向达希，最终却遭逮捕并被处死。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塞尔维亚人身上，而塞尔维亚人所遭受的压迫比这种痛苦要严重成千上万倍。

18世纪的加尼沙里军

塞尔维亚人先于其他巴尔干民族获得自由。其中的缘由十分有趣。和其他地方相比，塞尔维亚人有着更稳定的民族生活和强烈的地方感情。塞尔维亚的生命是多元化的。它的优势不在于任何一个国家机构，而在于成百上千的自由的自治村庄，在于仍然忠诚爱国的克尼兹们，也在于使塞尔维亚人想起自由的海杜克。虽然塞尔维亚近年来才开始遭受压迫，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却是早已存在的。塞尔维亚教会也促进了民族团结，因而法纳尔政权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摧毁。同样，帕夏和西帕希从来没有像压迫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那样压迫塞尔维亚人的民族精神。在黑山和塞尔维亚山区，自由依然存在。然而，加尼沙里军的残暴使这种自由慢慢消失了。塞尔维亚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都没有消亡，只是需要压迫使他们团结起来。

巴尔干地区任何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内部起义都未曾受过外部政治进程的影响。虽然塞尔维亚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国家要小，但也有必要介绍一下18世纪末东方问题 的进程，因为它们对塞尔维亚产生了影响。匈牙利王国南部的塞尔维亚人的处境受到的影响最大。他们直接受奥地利大公国统治者的控制，同时受匈牙利王国马扎尔政府的控制。虽然都是利益集团，但奥地利大公国和匈牙利王国仍有不同。奥地利大公国统治者及其战争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士兵。因此，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地区便脱离了匈牙利王国控制，转而直接由奥地利大公国统治者统治。这些地区被称为“军事边界”。大量的塞尔维亚人就在此定居。奥地利大公国统治者答应牧首阿尔森三世给予塞尔维亚人对正统宗教的自由崇拜的权利，同时允许他们在总督的领导下建立民族自治政府。然而，奥地利大公国统治者不仅没有遵守自治协议，反而试图通过发展东仪天主教会来破坏塞尔维亚人的正统宗教。东仪天主教会虽然采用希腊仪式，但与罗马天主教有相通之处。许多塞尔维亚人接受了这一信仰，成了东仪天主教会的信徒。危险随之而来。1704年，帕克拉茨的南斯拉夫民族牧首职位出现空缺。老牧首阿尔森三世发现担任该职位候选人是东仪天主教会信徒，他耗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收买了反对派，将牧首职位给了一个正统的塞尔维亚人。以上叙述说明了塞尔维亚人与奥地利大公国统治者之间的困境。匈牙利王国南部的塞尔维亚人直接受匈牙利王国马扎尔政府控制，因此处境更加糟糕。与奥地利大公国相比，匈牙利王国实行的政策相对比较简单，也没有那么微妙。匈牙利王国统治者希望塞尔维亚人信仰天主教，而不是向东仪天主教妥协。查理六世 证实塞尔维亚人享有所有古老的特权，同时同意匈牙利王国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除罗马天主教徒外，任何人在匈牙利王国拥有土地都属于非法。查理六世急于与匈牙利王国和解，因此没有制止马扎尔人对塞尔维亚人的大规模压迫。1735年，塞尔维亚人的起义惨遭镇压。在整个18世纪，激进的马扎尔牧师一直热衷于改变他人的宗教信仰，从而使许多塞尔维亚人信仰天主教。然而，马扎尔牧师的这一做法似乎并不带有去民族化的意味，亦即并非使塞尔维亚人马扎尔化。这种强行同化的政策在18世纪的匈牙利教士中并不为人所知。如果这些传教士真的带有民族化的目的，那么匈牙利王国议会将更加全力支持这些传教士的做法。从匈牙利人的角度来看，结果会对他们更有利。和往常一样，这项强行同化政策虽然极大地激怒了塞尔维亚人，也削弱了他们在匈牙利王国的民族和宗教地位，但并没有将其完全摧毁。于是，塞尔维亚人向奥地利大公国统治者寻求庇护，以对抗马扎尔人。毕竟他们的求助也不是完全没有用。

在1737年到1739年的连年战争 中，贝尔格莱德最终沦陷。此后，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人穿越多瑙河移居此地。玛丽亚·特蕾莎早年赞成匈牙利王国的政策，同意限制塞尔维亚人的特权。但到了1745年，在塞尔维亚教会大会的强烈抗议和军事需求的压力下，玛丽亚·特蕾莎决定安抚塞尔维亚人并恢复他们的往日地位。为此，玛丽亚·特蕾莎于1747年成立“伊利里亚法庭代表团”来保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很快，该委员会便与匈牙利王国议会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塞尔维亚人于1750年到1756年进一步移民到俄罗斯帝国南部而非奥斯曼帝国 。1774年，俄土战争 结束。自此，匈牙利王国的塞尔维亚人迎来了美好时代。第五次俄土战争使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和威望大大增加。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世 也承认俄罗斯帝国有权保护奥斯曼帝国内基督教臣民的宗教利益。这一让步让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雄心勃勃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 感到震惊。玛丽亚·特蕾莎认为可以欺骗并利用奥地利大公国的塞尔维亚人，煽动他们在塞尔维亚发起反对土耳其人的叛乱，但约瑟夫二世宽厚仁慈，又富于真知灼见，驱散了笼罩在匈牙利王国境内塞尔维亚人头上的乌云。

此时，我们可以轻易地总结出多瑙河以北的塞尔维亚人定居的一般结果。塞尔维亚人与其他被奥地利人和马扎尔人同化或压迫的外来民族有很大区别。“他们精力充沛，充满激情，对国家和信仰充满热情。”他们怀着期待的心情望着多瑙河，梦想着有朝一日多瑙河两岸都能获得自由并回归塞尔维亚。毫无疑问，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王国的塞尔维亚人之间一直有交流。南斯拉夫民族的种族概念尚存，而统一的民族概念也随着这种交流逐渐形成。例如，从1718年到1739年，贝尔格莱德地区划归奥地利大公国的做法成功促进了宗教团结。贝尔格莱德有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塞尔维亚牧首，而卡洛维茨则有一位匈牙利王国的南斯拉夫人的牧首，这两个官职于1731年合并。同样，塞尔维亚教会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在18世纪中叶不断加强。匈牙利王国的塞尔维亚教会牧首为校舍和学校提供了经费。塞尔维亚人远比我们想象的富有，因为他们与匈牙利王国南部的人们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在约瑟夫二世的大力支持下，塞尔维亚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进展。匈牙利王国南部的塞尔维亚人将约瑟夫二世视为善良的守护者和保卫者。1781年，约瑟夫二世颁布的《宽容特许令》进一步保障了匈牙利王国南部塞尔维亚人的宗教权利。1790年，在约瑟夫二世驾崩之后，匈牙利王国出现了很多针对塞尔维亚人的互相矛盾的立法。最终，“伊利里亚代表团”被废除。塞尔维亚人及其教堂和学校则保存下来，塞尔维亚人获得了和匈牙利王国普通公民一样的政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人最重要的举措就是保护教育事业。这一措施见效颇快。许多优秀的塞尔维亚学者都来自匈牙利王国南部，尤其是塞尔维亚国民教育的创始人奥勃拉多维奇和诗人约瓦诺维奇。第一个塞尔维亚文学社团在布达-佩斯成立。著名的武克·卡拉季奇重新创制了塞尔维亚民族的语言，同时出版作品并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卡洛维茨从事研究工作。此外，匈牙利王国南部的神职人员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塞尔维亚最好的牧师和主教都是从匈牙利王国招纳而来的。在塞尔维亚获得自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教育中心一直都在多瑙河以北地区。

约瑟夫二世对塞尔维亚人推行和解政策。这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的瓜分奥斯曼帝国计划的一部分。1781年，约瑟夫二世与俄罗斯帝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 签订秘密协议并在协议中概述了这一计划。关于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我们只关心奥地利大公国方面。按照该计划，约瑟夫二世将拥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黑山和塞尔维亚部分地区。1787年，为实现该计划，战争爆发。约瑟夫二世的政策极大地感动了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曾与多瑙河以南的同胞互相交流。因此，约瑟夫二世被塞尔维亚人的这两个分支尊为拯救者和保护者。起初，塞尔维亚人入侵奥斯曼帝国遭到失败。但到1789年，随着贝尔格莱德沦陷，土耳其人开始处处失利。多瑙河两岸的塞尔维亚人为奥地利人英勇作战并给予他们极大的帮助，但这场战争以和解告终。塞尔维亚人的希望随之落空。奥地利大公国在战争中一无所获。1792年，迫于大不列颠王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压力，奥地利大公国不得不在《西斯托瓦条约》 中放弃战利品。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人获得大赦。他们的公民权也得到扩展。到目前为止，奥地利大公国对塞尔维亚人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俄罗斯帝国，但俄罗斯帝国继续发动战争并最终征服了奥斯曼帝国。因此，俄罗斯帝国获得了权力和威望。而奥地利大公国则一无所有。即便如此，塞尔维亚人还没有意识到是伟大的斯拉夫信念在保护着他们。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进行最终反抗时，塞尔维亚人的第一次援助申请是向奥地利大公国提出的。奥地利大公国原本可以再次控制塞尔维亚，结果因为自身选择错失了这次机会。奥地利大公国的一名有才干的政治家曾表示对失去这一宝贵机会感到十分遗憾。奥地利大公国虽然在一个世纪内三次占领贝尔格莱德，但最终拒绝了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 的提议，放弃了贝尔格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