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书体总论

书体之变化——秦八体书——汉六体书——后汉三体书——王莽六体书——南北朝王愔古书三十六种——梁庾元威一百二十体书——唐五体书——唐玄度论十体书——唐张怀瓘十体书断——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宋僧梦英十八体书——宋宣和论书——明赵宦光论九体书——又论真草隶篆

书法以年代之久远、地域之辽阔、人才之众多，因而孳乳浸多，变化无穷。其声音之变迁、意义之沿革，无论矣。即形状之蜕化，亦颇惊人。自伏羲画卦、仓颉造字以后，形状即日渐繁复。有因时代不同而蜕变者，有因地域不同而变化者，有因实际需要而改造者，有因装饰美观而发明者，有因用具不同而另成形者，有因偶尔感兴而创获者，有因假托而故为奇怪者。故同时并存之书体，多至一百余种。然书法之目的，究以实用为转移；美术之探讨，终属少数。故历代书体多因实际之需要而改革，并因实际之需要而存在。其无实际之需要者，仅供文人学士之观玩，不但不能流行于世，而且多昙花之一现。故时至今日，已有许多书体不存于天壤间，仅于古人论书体中一睹其名耳。

今将历代所存书体之名列举于下：

秦八体书：

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

汉六体书：

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后汉三体书：

古文、篆、隶。

王莽六体书：

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书。

南北朝宋王愔《文字志》古书三十六种：

古文篆、大篆、象形篆、科斗篆、小篆、刻符篆、摹篆、虫篆、隶书、署书、殳书、缪书、鸟书、尚方大篆、凤书、鱼书、龙书、麒麟书、龟书、蛇书、仙人书、云书、芝英书、金错书、十二时书、悬针书、垂露篆、倒薤书、偃波书、蚊脚书、草书、行书、楷书、藁书、填书、飞白书。

梁庾元威一百二十体书：

悬针书、垂露书、秦望书、汲冢书、金鹊书、玉文书、鹄头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幡信书、飞白篆、古颉书、籀文书、奇字、缪篆、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云书、星隶、填隶、虫食叶书、科斗书、署书、胡书、蓬书、相书、天竺书、转宿书、一笔篆、飞白书、一笔隶、飞白草、草书、古文隶、横书、楷书、小科隶，以上用纯墨书。玺文书、节文书、真文书、符文书、芝英隶、花草隶、幡信隶、钟鼓隶、龙虎篆、凤鱼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篆、虫篆、云星篆、鱼篆、鸟篆、龙篆、龟篆、虎篆、鸾篆、龙虎隶、凤鱼隶、麒麟隶、仙人隶、科斗隶、云隶、虫隶、鱼隶、鸟隶、龙隶、龟隶、鸾隶、蛇龙文、隶书、龟文书、鼠书、牛书、虎书、兔书、龙草书、蛇草书、马书、羊书、猴书、鸡书、犬书、豕书，以上皆用色彩书。其外复有大篆、小篆、铭鼎、摹印、刻符、石经、象形、篇章、震书、倒书、反左书等。又有宗炳之九体书，即：缣素书、简奏书、笺表书、吊记书、行押书、檝书、藁书、半草书、全草书。

按《法书要录》仅一百零九种，亦不知遗去何种。其所分种类虽似甚多，其实仍不外篆、隶等之变化。如今之广告字、图案字、西洋之花字母，只于装饰上用之，非日常所能应用者，故其种类可以任意变化，而其流行亦仅限于一时，不能久远也。

唐五体书：

古文（废而不用）、大篆（石经载之）、小篆（印、玺、幡、碣所用）、八分（石碣、碑碣所用）、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书）。

唐唐玄度论十体书：

古文（仓颉所造）、大篆（周史籀书）、八分（后汉王次仲作）、小篆（秦李斯作）、飞白（蔡邕创）、倒薤篆（仙人务光创）、散隶（晋卫恒作）、悬针（后汉曹喜作）、鸟书（周史佚作）、垂露书（曹喜作）。

唐张怀瓘十体书断：

古文、大篆、籀文（周太史籀作）、小篆、八分、隶书（秦程邈作）、章草（汉史游作）、行书（后汉刘德昇作）、飞白、草书（后汉张伯英作）。

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

龙书（伏羲作）、八穗书（神农作）、篆书（仓颉作）、云书（黄帝时作）、鸾凤书（少昊氏作）、科斗书（高阳氏制）、仙人行书（高辛氏作）、龟书（尧作）、钟鼎书（夏后氏作）、倒薤书（汤时仙人务光作）、虎书（周史佚作）、鸟书（文王、武王时作）、鱼书（周）、填书（周媒氏作）、大篆（周史籀作）、复篆（史籀作）、殳书（书于兵器）、小篆、仙人篆、麒麟书（孔子弟子作）、转宿篆（宋司马作）、虫书（鲁秋胡妇作）、鸟迹书（六国时传信用）、细篆书（李斯作）、小篆书（李斯作）、刻符书（李斯、赵高并善）、古隶书（秦程邈作）、徒隶之书（同上）署书（汉萧何作）、藁书（行草书）、气候时书（汉司马相如作）、芝英书（六国时作）、灵芝书（汉武帝时作）、金错书（古钱用）、尚方大篆（程邈作）、鹤头书（汉朝诏板所用）、偃波书（同上）、蚊脚书（尚书诏板用之）、垂露篆（汉曹喜作）、悬针书（同上）、章草（汉杜伯度作）、飞白书（汉蔡邕）、一笔书（张芝作）、八分书（后汉王次仲作）、蛇书（魏唐终作）、行书、散隶书（卫恒作）、龙爪书（晋王羲之作）、行隶（钟繇作）、八体书（二王重变行隶及藁体）、草书（晋王羲之作）、虎爪书（王僧虔作）、鬼书（亦曰雷书）、外国胡书（形似小篆）、天竺书（梵王作）、花书（河南山胤作）。

宋僧梦英十八体书：

古文、回鸾篆（史佚作）、雕虫篆（秋胡妻作）、飞白、薤叶篆（即倒薤篆）、璎珞篆（刘德昇作）、大篆、柳叶篆（卫瓘作）、小篆、芝英篆（汉陈遵作）、龙爪篆（王羲之作）、悬针篆、籀文、云书（卫恒作）、填篆、剪刀篆（韦诞作亦曰金错书）、科斗篆、垂露篆。

宋宣和论书：

篆书、隶书、正书、行书、草书、八分书。

明赵宦光论九体书：

古文、古篆、大篆、小篆、缪篆、奇篆、分隶（八分散隶相合）、真书、草书。

又论真草隶篆书：

真书：正书——欧、虞、颜。

楷书——右军《黄庭》、《乐毅》。

蝇头书——《小麻姑》、《文赋》。

署书——如“苍龙白虎”之类。

行楷——《季直表》、《丙舍帖》、《兰亭》。

草书：行楷——二王诸帖之稍真者。

行草——二王帖中稍纵者，孙过庭《书谱》。

章草——章帝《辰宿列张帖》、索靖《出师表》。

藁草——颜平原《争座位》、《祭侄》二帖。

狂草——张芝、张旭、怀素诸帖。

隶书：飞白——蔡邕（飞而不白——似隶。白而不飞——似篆）

分隶——用笔背分。

汉隶——钟元常诸帖。

唐隶——似古而不雅。

徒隶——六朝碑文。

篆书：古文——三代。

雕戈文——雕虫篆刻。

籀篆——《诅楚文》、《钟鼎款识》。

大篆——《石鼓文》。

小篆——峄山、会稽诸碑。

缪篆——唐、宋、元人所作，玉筋篆——周伯琦。

飞白篆——貌隶骨，杂用古今之法，赵宦光作。

刻符——秦、汉红文印章。

摹印——汉白文印。

自晋以后，书法多用真行草三种，习篆者甚少，习隶者亦不多。故二者几于中绝。及至清朝邓石如以后，习字者于真行草之外兼攻篆隶魏各种，近则钟鼎龟甲，亦极流行，诚唐、宋书家之所梦想不到者，更以美术装饰图案广告之应用，字体之变化亦日渐增加，故书法于今日于纯粹美术方面及应用美术方面均有长足之进步，将来尚有无量发展之希望也。

第二章　书体分论

甲骨文——甲骨之由来——甲骨之发掘——甲骨之收藏——甲骨文之著述——甲骨之书法及书家——金文——金文之由来——金文之盛行——彝器之种类——金文之著述——金文之书法及书家——金文之字帖——石鼓文形状——历史——文字——辩论——著述——翻刻——存字——临写——文意——拓本——印本——集联——写法——用笔——小篆——小篆之由来——《说文》之重要——李篆之存废——汉代之篆书——近世小篆之书家——小篆之书法——分隶——隶之由来——分隶之争——汉隶之习法——汉隶代表十五种——习隶之阶段——近代隶书之书家及书法——正楷——正楷之由来——钟王之势力——小楷之种类——正楷之流弊——魏碑之重要——魏碑之代表——魏碑之书法——隋碑之价值——魏碑之复兴——魏碑之参考书——唐之书家——初唐四家——颜柳——颜书之价值及字帖——宋之书家——苏黄米蔡——元之赵子昂——明之书家——清之书家——行草——行书之重要——行书之由来——行书之种类——历代之书家——草书之由来——章草——今草——书谱——草圣——草书之书法

今之习书者既须博古通今，则对于中国数千年书学之历史、流派之变迁、各体之方法，均须融会贯通，有充分之了解与夫具体之观念，而始能判其优劣，定其取舍，庶不致目迷五色，误入歧途。然欲于本书之内，详述一切，非本书目的所在，故只能略述历代字体之大概，学习之方法与夫字帖之购求，以供学者入门之用，若求渊博，当另编专书。今之所述，自古及今，不特叙述便利，且可得历史上之系统焉。惟甲骨文时间最早，而出世最晚，此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者矣。

一、甲骨文

甲骨文亦曰“龟甲文”，亦曰“贞卜文”，又曰“殷契文”，更曰“殷墟文”，前二者以物质名之，后二者以产地言，中则其用途也。其发见之时间甚晚，去今不过三十年，而书家之书写则不过十余年耳。现虽未能普通，然将来定能发展，故不惮详述其发见之历史焉。

清代光绪二十五年（西历一八八九年）在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中，忽然发见古代之龟甲兽骨，上刻文字，后经考定为殷代文字，在文字学上、考古学上、历史学上、古代社会学上均有极大关系。安阳本为一大平原，多种棉麦，东西北三面有洹水环流，按《竹书统笺》、《相州图经》及《史记》所载，其地本为殷墟，或为殷之旧都及接近旧都之场所。其初于洹水之岸偶然发现甲骨，后遂入于古董商之手。有范某搞百余片至北京出售，为福山王懿荣所得。继有赵执齐得数百片，王氏亦以高价收买之，且命秘其事。故前后所出，皆归王氏。翌年，王氏死拳匪之难，至二十八年所藏之甲骨千余片尽归刘鹗。定甲骨文为殷之时代，全为王氏之识见。

王氏所藏既尽归刘氏，更以赵执齐之奔走，共收得甲骨三千余片。其后，方药雨所得亦归刘氏，所藏已达五千片。于光绪二十九年（西历一九〇三年）选其中之千余片墨拓影印为《铁云藏龟》一书行世，而甲骨文字之名，始高唱于世。一方于安阳继续发掘，又有仿刻之伪物，一时古董店称盛，前后出土，何止万片。现仍继续学术的发掘事业，出版《安阳发掘报告书》数册。

刘氏后以事流于西陲，所藏之甲骨，亦从而散逸，惟《铁云藏龟》一书，足以永留天地间。此书初版仅有拓片，最近始有罗振玉之《释文》出版。罗氏之着手研究为光绪三十二年官于京师之时。以后先托山东古骨客商于河南地方购求，一岁之间所获逾万。次使其弟罗振常、妻弟范兆昌自至洹阳采掘，所得又倍于前。整理其搜集品，于民国元年（西历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拓其文字，影印为《殷墟书契》（前编），所收达二千一百六片。又于民国三年影印《殷墟书契菁华》一卷。现存兽骨文字最大者之八片及小骨六十片为《铁云藏龟之余》于民国四年出版。民国五年，更于前编之不备者，选千余片成《殷墟书契后编》。其后，彰德长老会之牧师得甲骨五万片，摹写其中之二千三百六十九片，将形状绘图，于民国六年印行《殷墟卜辞》。

民国七年，《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出版。至民国十四年，王襄之《簠室殷契征文》、《簠室殷契征文考释》各十二编印行，所收甲骨凡一千一百二十五片，分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等文字之十二类。至民国十五年，叶玉森又得刘铁云旧藏，选二百四十五片印行《铁云藏龟拾遗》。以上所述以搜集影印为主，至于最初着手研究之人为孙诒让。孙氏就《铁云藏龟》研究其文字，于光绪三十年著《契文举例》二卷。惟仅据《铁云藏龟》考证，其说不免武断，然为研究殷墟文字之开山，其功不可没。次之则罗振玉之《殷商贞卜文字考》一卷于宣统二年出版。至民国三年，更著《殷墟书契考释》上中下三卷，所收形声义均可知者约五百字，形义可知而声不可知者约五十字，形声义皆不可知，而见于古金文者，约二十余字，分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辞等类凡六万言。甲骨文字与施于礼器之金文不同，乃以刀刻之日用文字，字画颇省略，故不易读，罗氏书出，始稍稍可读。至民国五年，罗氏复举其难释者千余，公刊《殷墟书契待问编》。其后民国十二年，罗氏之门人商承祚依据罗氏之改定稿，从《说文》之顺序，排列甲骨文字，著《殷墟文字类编》十四卷。其书依字画通检，颇便读者。

王国维据《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而著《考释》，又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殷商制度论》、《三代地理小记》等书，多所发明。而王襄又据刘、罗、王三家之书及甲骨拓本，仿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之例，著《簠宝殷契类纂》。殷墟文字依是等诸人之研究，已大略可读，而难于识别者尚多。近郭沫若亦从事于此，著《甲骨文字之研究》，更著《中国古代社会之研究》，于文字上之研究以外，阐明当时之社会状态。

日本人对于甲骨文字亦有相当之研究，在明治四十三年，文学博士林泰辅氏曾公布其研究于《史学杂志》，其后与井仙郎俱刊行《龟甲兽骨文字》二卷。

甲骨文字于《考释》以外，又引之入书，其字因用刀刻，故两端尖锐，又以运刀便利多取直画，转折之处，亦多用直角，故锋利峭拔，另具风格，与金文之以圆浑朴厚见长者迥异。书写之时，笔画务求挺拔，结体略成长方。用笔须紫毫或狼毫，羊毫太软，且不易出锋不可用。

二、金文

金文即钟鼎文，以钟鼎所用，多系青铜，故又名金文。而以其多祭器也，故又曰吉金文字。此种文字多为铭文，自一字至数百字不等，铸于钟鼎之上，其字圆润浑朴、挺劲峭拔，大小长短，分间布白，奇肆有趣，而又丰韵天然，毫无斧凿痕，使人愈玩愈觉可爱。但自秦至宋，钟鼎彝器虽间有发现，然为数甚少，其影响于学术界者至微，至宋之欧阳修《集古录》出，始渐为世人所注重，至宣和而极盛其后因宋亡，钟鼎彝器多供金人戎马之用，因而遗弃消亡。沉寂数百年，至清代末叶，因考古学之影响，士大夫竞为金文之研究，同时钟鼎彝器之出土者日众，而研究者亦愈精，著录之多，甲于前代，而写之者亦日增，至今日书家之于钟鼎已如菽粟布帛，家喻而户晓矣。

金文之时代自商殷至晚周约一千三四百年之间，彝器之种类至夥。

祭器——六彝：鸡彝、鸟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

六尊：牺尊、象尊、壶尊、著尊、大尊、山尊。

炊器——鼎、鬲、甗、鍑、鏊。

酒器——尊、彝、舟、罍、卣、壶。

酒觞——爵、觚、觯、角、单、 。

食器——敦、盉、瓿、豆、簠、簋。

盥器——匜、洗、盘。

乐器——镈、钟、錞、镯、铙、铎、钲。

兵器——剑、矛、戈、戟、戚、弩、机。

量器——钟、钫。

金文之著录以宋清两朝为盛，今不暇详加说明，仅据王国维之《宋代金文著录表》及《国朝金文著录表》择要列之于下：

（一）宋朝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吕大临《考古图》、王黼等《宣和博古图》、赵明诚《金石录》、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王俅《啸堂集古录》、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薛尚功《历代钟鼎款识》、无名氏《续考古图》、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

（二）清朝

内府《西清古鉴续鉴》、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曹奎《怀米山房吉金图》、吴荣光《筠清馆金石文字》、吴式芬《攗古录金文》、徐同柏《从古堂款识举》、朱善旆《敬吾心室彝器款识》、吴云《两罍轩彝器款识》、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吴大澂《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集古录》、端方《陶斋吉金录续录》、刘喜海《长安获古编》、罗振玉《殷文存秦金石刻辞》、邹寿祺《周金文存》、容庚《宝蕴楼彝器图录》、《金文编》、王国维《观古堂金文考释》、《澂秋馆吉金文图》。此外又有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王国维《毛公鼎考释》、《散氏盘考释》、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

关于金石著录之书，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然此学尚有待于发明者甚多，而研究之方法，亦有待于另辟新途径。初学者先购一种习之，稍有兴味，再随习随购他种可也。今将钟鼎中文字多而为一般所习用者列下：

毛公鼎——文字最多，且平正易学。

散氏盘——故宫原拓本，价二十五元，雄伟豪纵，不可一世。

盂鼎——金文中别体，其捺颇似章草，锋利可喜。

虢季子盘——紧凑精悍。

齐侯罍——奇肆不可方物。

王孙钟——秀丽织细，有似铁线，形状最美，颇近图案。

克鼎——稳重雄厚，有英雄气概。

曶鼎——古朴茂密，如泰山华岳，巍然不可犯。

颂鼎——圆润浑朴，如精金美玉。

以上各帖，艺苑真赏社均有集联本。

三、石鼓文

三代金文存于今者不可胜数，三代真石文存于今者只有石鼓文。关于石鼓文之考证辩论，甚为繁冗，因非本书目的所在，故不具录，只择要记之而已。

（一）石鼓之形状

石鼓之名，始见于唐初，共十枚，乃取天然之圆石，截其上下，略成鼓形，其大小不甚一律，高约二尺，直径约一尺有奇，石质甚粗。

（二）石鼓之历史

石鼓在唐以前尚未发见，唐时初置凤翔野中，韩退之力倡保存之说。郑余庆遂移置凤翔孔子庙中而亡其一，后向傅师求于民间得之。宋朝置于辟雍，后入保和殿大观中，又徙开封，贵重之遂以金宝其字。宋亡，金人辇之燕京，置之王宣抚家，后为大兴府学。迭经变迁，元虞集于荒草中取出，置于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疏棂而扄之，至今尚存。

（三）石鼓之文字

其文为四言，颇似《诗经》之《雅颂》。其字与其他金文不类，而结体笔意极近于《诅楚文》及《秦公敦》。但时代较早。历代学者多认为史籀所书，然亦无确据。

（四）石鼓之辩论

历代对于石鼓之辩论甚多。谓周宣王之鼓者，韩愈、张怀瓘、窦臮也。谓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者，韦应物也。谓秦氏之文者，郑樵也。谓宣王而疑之者，欧阳修、朱熹也。谓宣王而信之者，赵明诚也。谓成王之鼓者，程大昌、董逌也。谓宇文周作者，马子卿也。驳马子卿者，王厚之也。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然率多臆度之辞。

（五）石鼓之著述

关于石鼓之著述，除散见于各家著述中者，有《石鼓文音训》、《石鼓文正误》、《石鼓文定本》、《石鼓续》、《石鼓文纂释》、《石鼓文考证》等书。

（六）石鼓之翻刻

宋天一阁复刻本，存字较多。阮文达重摹本、清宗室盛昱覆阮氏本，然笔画细弱无力。济南图书有何道洲模刻本，更不足观。近有好事于西湖之西冷印社仿制石鼓，拓本未见，不知其如何也。

（七）石鼓之存字

据《帝京景物略》，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明存字三百二十五字，今天一阁本存字约四百四十六。宋拓本存字约四百，而明拓本则仅存二百六十一，且多漫漶。今当更少矣。

（八）石鼓文之临写

临写石鼓者虽甚多，然专门名者，惟吴昌硕一人，但笔意豪迈，结体奇肆，于石鼓文之雍容闲雅者不类，学吴者又加甚焉，去石鼓文益远矣。

（九）石鼓文之大意

石鼓文字虽经多人之考订，然不可识者尚多。其大意：

1．狩战。第一鼓为出狩之预备，第三为战之开始，第四为战之残酷，第七为战之终了。

2．营邑。第六鼓开拓山野，第五鼓修治汧水。

3．渔获。第二鼓渔于汧水，获物丰富。

4．太平。第九鼓则水静道平，为太平景象。

5．不明。第八鼓第十鼓以存字太少，不甚明了。第十鼓有大祝等字，似为祭祝之辞。

（十）石鼓文之写法

笔画在金文与小篆之间，较金文为规矩，较小篆为方扁。起笔必用藏锋，收笔必用垂露。笔画挺劲而不直率，姿态温柔而不弊软，结构稳当而不板滞。行笔勿太速，太速则鼓努为力；勿太迟，太迟则艰涩不润。苟能精此一种，则上习金文，下习小篆，均可迎刃而解矣。学者须直习原刻本，切不可用《天一阁本》，更不可习《吴昌硕临写本》。

（十一）习石鼓文之用笔

羊毫、紫毫均可用。

四、小篆

小篆因托迹于山石，故所存极少，今可见者只泰山九字与琅琊十三行而已。篆至石鼓已渐变方整。进而为《诅楚文秦公敦》已与小篆相差无几。秦始皇统一天下，因战国文字纷乱遂由李斯删定，去其与秦篆不合者，由此大篆遂一变而为小篆，去豪纵雄放而变为规律匀整矣。因秦祚不永，而汉隶继兴，小篆之流行不广，后代又以限于功令，拘于二王，对于小篆遂无人过问。至唐仅有一李阳冰以为足继斯翁，然今日视之，殊伤板滞。清代邓石如出始开篆隶之风，但不久又均趋于金文，而小篆终不盛。

小篆碑刻既少，习者仅有，而小篆仍能存于天壤间，不致泯灭无闻者，则幸有许慎之《说文解字》，斯书不但为字学之祖而亦小篆之功臣，故今日欲通小篆、欲习小篆，则惟一宝库，惟一捷径，即先习《说文解字》是。初学者但备一段玉裁之《说文解字注》可矣。

此外尚有足为小篆之助者，则为秦权秦量之刻字。其文为当时诏书，其字则方整，因用刀刻，故近于甲骨文，与李斯碑刻之字不类，但其结体篆法则相同，学者得之亦可以得小篆真面目之一种，较之后代摹刻者胜多矣。

秦刻李篆凡六，今存者只有二种，分述于下：

（一）尚存者：

1．《泰山刻石》。原石在泰山顶，今移龛泰安岱庙中，今只存九字，拓本碑帖店均有。旧拓本有存二十八字者，有宋拓五十三字者为最多。

2．《琅琊台刻石》。本有十三行，今拓本只中间十行，宋拓本尚可见，存八十余字，字较泰山为小，而特纯厚。

李斯以小篆名于千古，其所传者仅此而已，尚足以考其笔法，见其规矩，较之优孟衣冠固胜万万也。

（二）不存者：

1．《峄山刻石》。原石久佚，宋淳化间，郑文宝以徐铉所授本刻于长安国学。其后李处巽获刘跂所摹本刊于建邺，申屠駉以家藏旧本刻于会稽学宫。其字率皆只存形貌而精神结体俱失，不足法也。拓本易得，印本亦多。

2．《会稽刻石》。碑凡二百九十六字，原在浙江会稽秦望山，故又称《秦望山碑》，宋时尚存，而欧阳修、赵明诚俱未之见。元至正间，申屠子迪以家藏旧刻刻于路学，即今之所传也。其字与《峄山碑》相似，恐亦出于徐郑之所摹拟也。

3．《芝芣刻石》。久佚，无摹本。

4．《碣石刻石》。仅存双钩本。

小篆至汉末已渐近于隶，笔画亦渐由圆润而变为方整，至东汉之《嵩山三阙》用笔结体已与斯篆完全不同，更至三国之《天发神谶》及《禅国山》二碑，则犹如楷书中之魏碑，已将由篆变而为楷矣。故锋利方峭，适与斯篆反矣。欲习小篆除备李斯二碑及《说文解字注》外，可另购吴愙斋或杨沂孙所书之《说文部首》习之，则不但用笔可得门径，即于《说文》亦可得入门之方也。

小篆书法与石鼓相似，惟字体较瘦长，用本书所制之九宫格省其两旁二格书之，过长亦不妙。笔则软硬俱可。篆字书法未发达时代，有所谓玉筋篆、铁线篆者，笔画均匀毫无变化，书者乃胶笔烧尖，以求齐整，此法万不可用，笔意毫无，成何字体乎？

五、分隶

分隶之争，既纷纭而纠结，隶楷之混，又混沌而难明，若详征和博引，当另俟专书，今姑就公认之说，以划“分”、“隶”、“楷”三者之界限，而便学者之探讨焉。

隶始于秦之程邈，变小篆之圆笔而为方笔，变小篆之长体而为方体，简洁便利，以供徒隶之用，故曰隶书，此亦不过传说如此，隶书究为程邈所造与否？隶书之命名究因便于徒隶与否？皆未经确切证明者也。秦代之金石文字无作隶体者，隶体始见于西汉，其字方整，迨至东汉，余风犹存，质朴之极，遂需美观，而挑法以出，乃有八分之名。说者谓八分始于蔡邕，但东汉之碑已率多挑法，非伯喈所创可知。后人对于八分之名又复穿凿附会，加许多曲说亦殊无谓。八分之弊，挑法过重，书写费时，只宜于碑刻而不适于日用，故又去挑法而成楷书，但仍沿隶名，至晋未改。至唐而楷书大盛，另有所谓“唐隶”者，法虽八分而俗劣已极。自唐而后，分隶中绝，偶有作者，亦无足观，直至清代邓石如虽能觅绝千古，但其隶仍以得于唐者多，而得于汉者少。其后风气既开，学者蜂起，始复汉隶之正规。故今日所谓“隶书”实包含东西汉隶书、八分书及唐隶之全部。而所谓“八分书”亦曰“分书”。则指汉隶之有挑法者于唐隶之全部。所谓“汉隶”则指东西汉有无挑法之分隶而言。现在一般之所谓隶书似已专指汉隶，唐隶已无侧入之资格矣。

汉隶之存于今者，无虑数百种，其彰彰在人耳目者，亦不下数十种之多，而各碑又自有其独特之面貌，与夫优异之笔法，学习之法，亦颇不易。昔人多主从《史晨》入手，以其纯厚稳妥也。然究少豪放开张之趣，今则多主从《张迁》入手，以其气象伟岸也。余亦从《张迁》入手，继虽涉猎诸家，但颇喜《封龙山》以其用笔既豪爽稳重，而结体又落落大方，绝无《曹全》之小家子气，故愚意以为最宜初学。今将最著名、最流行而又最便初学者列之于下：

（一）《封龙山颂》。字大径寸，用笔闲雅，结体方正，他碑多扁，此碑独长，从容不迫，最便初学。

（二）《张迁碑》。用笔古朴，结体雄浑，如英雄豪杰，不饰边幅，而文采风流，自奕奕逼人，碑阴尤雄壮可爱。

（三）《衡方碑》。笔酣墨饱，方正古朴，用笔则万豪齐力，入木三分，结体则泰岱峙立，巍然独尊，学之足以医贫弱之病，而益豪纵之气。

（四）《范式碑》。温然如忠厚长者，岸然如伟人硕士。

（五）《鲁峻碑》。磅礴郁积，如猛狮凶虎，不可控制。唐玄宗之《泰山铭》、邓石如之隶书，均为此派云礽。

（六）《乙瑛碑》。用笔宛转，结体俏丽，已开唐隶法派，惟文雅之气迥非唐隶所能望其万一也。

（七）《史晨碑》。温纯典雅，如精金美玉，无瑕可指；如大家闺秀，举止端庄，绝无巧笑龋齿之态，而自然可爱。

（八）《曹全碑》。如小家碧玉，非不宛转流媚，但气魄薄弱，过于拘束；初学若从此碑入手，恐有裹足难放之弊，不可不慎。

（九）《孔宙碑》。宽手散足，飘飘若仙；潇洒流利，如不食人间烟火；习之最足医俗，隶中逸品也。

（十）《尹宙碑》。与孔宙并称二宙，异曲同工，温雅和平，即之如春。

（十一）《西狭颂》。用笔结体，均似毫不着力，如李广将兵，不施刁斗，但自亦能攻敌陷阵，为剑拔弩张者所不及。

（十二）《郙阁颂》。优游安闲，高视阔步，郑板桥似从此脱胎。

（十三）《礼器碑》。笔书最细，如干将莫邪，锋利无比，习之非聚精会神，力注笔尖不可。

（十四）《石门颂》。笔如曲铁，力可回牛，盘旋飞舞，纵情所之，此非悬腕提笔，莫能为力。

（十五）《景君碑》。用笔既方圆并用，结体亦篆隶相参，由此可探讨篆隶蜕化之迹也。

以上十五种，虽不足以尽汉隶之大观，然学者苟能浸馈此十五种而有得焉，再及其余亦足以自豪矣。此十五种者又可分为数类。自《封龙山》至《鲁峻》之五种，笔画较粗，字体雄壮，足以开拓胸襟，增加腕力，最便初学，可列为第一阶级。自《乙瑛》至《尹宙》之五种，笔画较细，结体秀丽，敛豪放之气于温纯之中，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也，是为第二阶级。又恐为规律所缚，不能解脱，间用《西狭》、《郙阁》以疏散之，又虑其松漫难聚也，以《礼器》、《石门》、《景君》救之，庶乎刚柔得中，粗细适宜，兼采众长，独抒面貌而隶书成矣，是为第三阶级。然三级既毕，固非十年之力不为功也。

近代隶书与钟鼎同盛，翁覃溪、阮文达尚有东汉风采。邓完白号称大家，力有余而韵不足。翟云升虽著《隶篇》，而书乃俗不可耐。钱泳以唐隶入手，虽遍临汉隶，而力弱不胜。陈曼生天资横溢，失之好怪。伊墨卿笔健横空，流于板滞。何蝯叟力能曲铁，头重脚轻。杨藐翁飘飘若仙，太不沉着，乃流于海泒。姚元之、巴慰祖、桂未谷风流儒雅，仍未能脱唐隶气息。故欲习隶者，则直习汉隶可矣。

隶书肥厚者宜用羊毫，锋利者可用紫毫。横头要藏头露尾（即蚕头燕尾）。尾之挑法须自然送出，不可鼓努为力，更不可跳跶轻浮，与拗折飞舞，犯之即流于俗。转笔——由横转竖，如 ——提笔直下，不可出一横肩。点须稳重，若一弄巧，便失大方。舞尾横肩，飞脚巧点，皆唐隶之俗习，一涉笔端，便不可救药，戒之，慎之。

六、正楷

正楷一曰楷书，又曰真书，原名隶书。盖楷书与隶书原为一物，不过体势稍变，日趋便利耳。变之既久，二者遂似大有径庭矣。正书之祖，自当推钟元常。而元常以前，如《高君阙》、《高颐碑》、《杨震碑》、《吴葛祚碑》均与正书相近，以一事之变必非突然率由于逐渐蜕化而来，故钟元常虽善正书，并非由其独创也。其遗迹只有《力命戎辂宣示》、《荐李直表》诸帖，一再重抚，不足征信。至于《上尊号受禅表》则为隶体，只相传为元常书耳，无确据也。至晋则王羲之、献之父子相继，书法为百代冠冕，然竟无碑刻，《黄庭乐毅》均不可据。至于《兰亭序》不特右军杰作，亦且为千古绝品，其倾倒书坛，领袖群英，致英雄盖世之唐太宗赚窃于生前，殉葬于死后，崇拜可谓至矣，但其真面目竟毫未遗留于人间，而翻刻之多，至一百余种，种各各不同，何从而得其真相耶？然自唐以来，几于人无不习《兰亭》者，恍如捕风捉影，岂不可笑？至于其他法帖所刻，真者少而赝者多，且多行草，以如此煊赫百代，书坛称圣之大家，竟无可信之真迹以资后人之研究，岂不可惜？子敬承继书统，克绍箕裘，但其所遗，亦只《洛神十三行》、《保母墓志》之小楷，而已翻刻不知几十百次，其不足为凭与《兰亭》等。书道正统，向称钟王，又称二王只能供人之景仰，而不能供人之研习，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前乎钟王之分隶篆籀甚至甲骨，吾人俱能见之，后乎钟王之六朝隋唐，吾人亦能见之，独于此书道之枢纽，书家之贤圣，而竟不能见，岂非一大可怪之事乎？虽时至今日，钟王之势力，仍蔓延未绝，大字虽不必学之，而行草及小楷，仍未出其范围。行草当于行草篇中论之。至于流行之小楷，不外下列数种，学者任取一种习之可矣。

《三希堂小楷八种》、《宋拓王右军黄庭经》、《珂罗版黄庭经》、《王右军道德经》、《翁藏玉版十三行》、《宋拓十三行》、《宋拓宣示表》、《宋拓曹娥碑》、《宋拓黄庭经》、《宋拓洛神赋》、《宋拓破邪论》、《宋拓东方朔画赞》。

自唐至清数代以来，上以书法取士，下以书法干禄。康有为云：“苟不工书，虽有孔墨之才，曾史之德，不能阶清显，况敢问卿相？”于是人人“白摺”，家家“大卷”。匀整板滞，千篇一律；故昔日之士大夫，他体书可不工，小楷不能不工，不但利禄关系，亦且习俗相沿，今则自兴学校，而此道无复有讲者矣。终身练“白摺”，以“白摺”为取人才之标准，故属荒谬绝伦。然书法不讲，糊涂缺误，其于处事上亦不免有意外之障害，矫枉每易过正，昔日之过重，与今日之过轻，均未免有流弊也。

晋人小楷，其分间布白，大小长短，均按字之自然，不强使之归于一律，故于整炼之中，有奇逸之趣。唐人以下便以平正整齐、大小相等，为唯一之标准，俨如刻板，毫无生趣。万不可学。小楷用笔以刚柔相济，五紫五羊，七紫三羊等为佳。

钟王既无可楷模，不能不求之碑刻。自晋至隋，南朝碑刻极少，北朝碑刻盛于元魏，为正书之极则。晋代碑刻今传世仅有三种：《爨宝子》、《枳阳府君》与《赵府君阙》。爨、赵为方笔，杨为圆笔。至于南朝则以刘宋之《爨龙颜》、《刘怀民》，梁之《瘗鹤铭》为“三杰”，而尤以《瘗鹤铭》为南方刻石之代表。

北朝碑刻，当楷隶递变之时，极沉着茂密之致，开隋唐正书之先河，如万马争奔，如万花齐发，各具异态，各擅胜场。如入波斯之市，如行山阴之道，正书至魏，已叹观止，后有作者，无或能出其右矣。今试罗列有名而便于初学之碑名于下：

《刁遵墓志铭》。碑虽残缺，而余字尚清晰可学，有恢廓气象。

《崔敬邕墓志》。字亦清晰，雄浑可爱。

《司马昞墓志》。精雅绝伦，且一字未损。

《李璧墓志》。内圆外方，纵横自在。

《马鸣寺根法师碑》。峻整疏朗，笔短而意长，与苏东坡相近。

《高贞碑》。峻爽伟高，令人不敢狎视，笔虽板正，而意态自活。

《刘玉墓志》。温润如处女。

《李超墓志》。丰神峻爽，有斩钉截铁之概。

《张黑女墓志》。秀逸委婉，精气内含。

《高湛墓志》。精雅秀媚。

《敬史君显俊碑》。纯熟圆润，如百炼之钢。

《李仲璇孔子庙碑》。平正之中时参篆意。

《王偃墓志》。篆隶楷三体俱备，而能融化无痕。

《修太公庙碑》。雄浑古朴。

《高盛残碑》。长身玉立，亭亭儒雅。

《报德像碑》。精洁孤峭。

《定国寺慧昭修寺颂》。用笔平正，结体整饬，字体稍巨，宜于大楷。

《天柱山铭》。用笔圆润，时参隶意，有岩岩气象。

《唐邕写经碑》。温纯敦厚，如正人君子，时参篆隶，变化无方。

《泰山经石峪》。字大数尺，雄浑雅健，无一毫剑拔弩张气象，且用笔圆润，锋芒内敛，是非特魏碑中之极则，实千古书法之冠冕也。

《嵩高灵庙碑》。方峻遒丽，与《爨龙颜》分峙南北。

《石门铭》。奇逸多姿，为康南海所自出。

《张猛龙碑》。峻整锋利，有森然不可犯之势。

《龙门造象》。种类繁多，诸体具备，尤以《杨大眼》为最有名。

《元氏墓志》。近年出土，种类更多，《元诠》、《元始和》、《元彦》、《元略》、《元钦》、《元羽》、《元显隽》、《元珽》等四十八种，俱有可观。

《吊比干文》。方正宽闲，规度秩然。

魏碑之多，实难综述，普通所习，则尤以《刁遵》、《马鸣寺》、《高贞》、《张黑女》、《天柱山（郑文公）》、《经石峪》、《石门铭》、《张猛龙》、《龙门二十品》、《吊比干》等为多。以上各碑有印本可购。

魏碑方笔多，圆笔少。习方笔笔须稍硬，若用纯羊毫则疲软无力。又多笔笔出锋，转折钩挑点捺俱有圭角。初学须先求其用笔之意，作点画撇点之练习，俟基本方法稍有把握，再进而求结体。魏碑结体与晋唐不同，如《爨宝子》、《嵩高灵庙》多与晋唐之结体相反，而自有奇异之趣。普通多寓板正严整于奇肆变化之中，故能出奇制胜而规距森然如不可犯，不似唐人之空言结构，而千篇一律也。

魏碑以后，即为隋碑。隋碑虽不多，实足以上束六代，下启唐风。若《龙藏寺》，若《苏孝慈》，若《董美人》，若《姬氏墓志》，若《宁赞》等莫不雄快峻劲，爽健端凝，殊足以为百世楷模。较魏碑为严整，较唐碑为自由。精神饱满，锋芒毕露，而有古朴浑厚之趣，无浇薄纤弱之习，故欧阳《集古录》与《南海》、《广艺舟双楫》均极称之。

魏碑自唐以后无习者，直至清朝末叶始复大盛。阮元倡之于前，世臣继之于后，长康更大张旗鼓。其中大家以张廉卿与赵撝叔为最。廉卿工力精纯，内圆外方，其锋厉雄壮之气，更不可及。挥叔宽闲自在，能用魏碑方体写行书，尤为绝诣。

学者对于魏隋之碑，若欲深加研究，可购包世臣之《艺舟双楫》与康有为之《广艺舟双楫》读之。

唐初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大家，其体均继承隋碑，或失之板滞，或失之纤弱，不免有每况愈下之概。欧体板正，以便于干禄，故风行数百年，书道之坏，多由于此。其有名之《九成宫》、《化度寺》均翻刻太多。故今日实无再习欧书之必要。若必欲习欧书，不如直接习魏碑之方整者，不但笔有变化而帖易得也。虞书仅存《夫子庙堂》亦多翻本。褚书《圣教序》久为世重，然笔画软弱无力，较之《龙藏寺》相去不啻天壤。薛稷书久已无存，是唐初四家具无奉以为师之必要，学者不可不抉破范围，剔除俗见也。

中唐以颜真卿、徐季海、柳公权为三大家。鲁公书雄浑伟壮，如正人君子，衣冠俨然，不可狎犯。骨力开张，气魄浩大，最宜初学，足以扩充腕力，开拓胆气。但不可失之过肥，肥则俗浊，碑刻传世甚多，其可习者：

大楷。《中兴颂》（最大）、《八关斋》、《元次山》、《颜家庙》、《大麻姑仙坛》、《颜勤礼》、《东方朔画赞》。

中楷。《多宝塔》。

小楷。《小麻姑仙坛记》。

其中以《大麻姑仙坛》及《颜勤礼》为最可学，至于颜体殊不宜作小楷，况《小麻姑》是否真迹，尚属疑问。颜体习者普通以为须用羊毫，殊不知用羊毫只能书臃肿之颜体而不能书骨肉俱备之颜书也。

徐季海以《不空禅师》为最著，然丰肥圆满，无夭矫不群之致。柳公权与颜书并称颜柳有平分天下之势。骨力遒劲，力矫肥厚之弊，然未免筋骨太露，略无含蓄。最著之帖曰《玄秘塔》多为初学所用，余以为与其学柳之骨瘦如柴，不如学颜之骨肉匀停者为佳也。

宋以苏、黄、米、蔡为四大家。苏东坡宽闲厚重，有长者之风。其碑刻有《寒食帖》、《赤壁赋》、《醉翁亭记》，然多遭党禁被磨去重刻。黄山谷瘦硬通神，雄放飘逸如文人名士，峻介自高，不受羁束，然博大不及苏书，传世多法帖而少碑刻。米南宫天才横溢，不宜初学，恐失之狂易也。行书多而正书少，碑刻仅《颜鲁公庙碑》而已。蔡君谟清气顿挫，体态妖娆，有温厚之风，无粗豪之气。有《万安桥记》、《画锦堂记》。翁覃溪曰：“唐以前正楷，皆笔笔自起自收，开辟纵擒，起伏向背，无千字一同之理者。至宋乃有通体圆通之书。”书法日衰，盖由于此。

元之赵孟頫为颜、柳、欧、赵四大家之一，超宋迈唐，直承右军。元明以来，书坛之势力至今未衰。婉媚秀丽，自然可爱，惟乏古朴之气，缺大雅之风，使后之学者，只取秀媚，不求骨力松软疲弱，不能自振，最易误人，一涉笔端，则油腔滑调，将终身无复沉着浑厚之观。彼虽为一代名流，百世大师，然为书道之正轨计，不能不加以深恶痛绝也。

明人才非不迨古人，惟囿于帖学，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如祝枝山、文徵明、张二水俱在帖学中讨生活。董玄宰、王觉斯虽称大家，对于金石碑刻，均未梦见，习俗之中人，环境之限人，可谓甚矣。清之刘墉、钱澧、何绍基、王文治、梁同书、姚鼐、翁方纲继承帖学，未脱唐贤习气。直至邓石如、包世臣始冲破此数百年之桎梏去帖学而习魏碑。

今之学者对于正书，先学颜书三四年后，如不求上进，只图应用，则可肆力小楷。若欲深造，直取魏、隋碑中之清爽峻洁而为心之所喜者学之，唐以下之正书，束之高阁，不必寓目可也。

七、行草

书法各体之中，以行书最为便利。篆隶无论矣，即正楷亦不免拘谨费时，而草书虽更便利，然过于豪纵，难于辨识，稍一不慎，便生谬误，故古人有匆匆不及草书之言。惟行书既无篆隶之繁重，亦无正楷之拘羁，又无草书之狂放。随意挥洒于接世应用上有无上之便利，故行书之流行极广。不但书家即普通操觚之士，能正楷者，无不能行书。籀篆隶草，平日之应用机会甚少，故必须专门研习。至于行书则无在而不有练习之机会。故历代以来，工行书者亦随在皆是。

行书据云西汉之末，有颍川刘德昇始创此体。其后钟繇、胡昭俱传其法。至王羲之父子而臻其极。自唐以后，此道大昌，直至今日，其道更盛，良以其节省时间，便于书写，乃自然之趋势也。行书之体，较正楷稍为自由，较草书稍为规矩，间乎真草之间，大略可分为三种：

真行——行书之近于真字者。如集王羲之书之《圣教序》、《半截碑》、李北海之《云麾将军碑》等，与真字相差无几者也。

行书——此乃正式之行书，如右军之《丧乱帖》、《孔侍中帖》、《快雪时晴帖》、大令之《地黄汤帖》以及丛帖中历代书家之书札，多为行书。

行草——行书之近于草书者，如右军之《游目帖》、大令之《中秋帖》，丛帖中此体亦甚多。

自唐初之欧、虞、褚、薛以及颜、柳、徐、李；宋朝之苏、黄、米、蔡；元之赵子昂、鲜于枢；明之文徵明、张二水、唐寅、王铎、董其昌、徐天池；清之刘石庵、王梦楼、梁山舟、铁保、笪重光、张船山、翁覃溪、翁同龢、邓石如、郑板桥、赵之谦、何子贞等，它体纵有工与不工而行书则无不工者。今试取《故宫周刊》观其前代名人书札真迹，无不游行自在，潇洒可爱者。初学者先习《圣教序》与《半截碑》，继取宋人中与性之相近者习之可矣。用笔不宜用羊毫，以其疲软无流利之气也。

草书有章草与今草之分。章草相传为汉黄门令史游所创。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建中初杜度善草书，见称于章帝，诏使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其书字字区别，不相连接，最末一笔，必按笔为捺是其特征。今草既行，章草遂微。其书法仅于丛帖中偶一见之。

今草乃汉张芝所创，上下牵连，与章草不同。章草即隶书之捷，今草又章草之捷也。迨乎东晋王逸少父子乃集草书之大成，为千古之轨范。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首行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至称为“一笔书”。今之所存偶有一二真迹外，以《十七贴》为最著，至唐则有孙过庭，其《书谱》于草书上占重要之位置。

唐有张旭善草书，颓然天放，纵横奔驰，不可羁勒，世称草圣。继之者为怀素，回旋进退，超乎变灭，不可方物，亦为草书大家。故二人所作之草一名“大草”，又名“狂草”，颇难识别。今《故宫周刊》中有《怀素自叙帖》可参考。

草书因书之不易，识之甚难，故普通社会不能流行，书家兼习者虽多，独擅者甚少。书时必用长锋劲毫，手去笔头愈远愈好，悬腕提肘，立而书之。自然盘旋飞舞，纵横使转，一气呵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