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人喜欢谈洋务，除郭嵩焘及几个对于西洋有比较深刻认识的人外，他们所谓洋务包括几项很具体的东西：大炮、洋枪、轮船、火车等物。当时“文化”二字尚未发明（中国以前也用文化二字，是文治教化的缩短，往往与武功相对而言，和现在人所谓文化略有不同），所以当时的人也不知有甚么中西文化。民国初年我们对于西洋的知识日益增加，渐知西洋人自有其特别的文化，于是高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有些人以为西洋文化是“动”的，中国文化是“静”的，还有些人以为“东西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在“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不断的寻求真理”。（《胡适文存三集》卷一，《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种解释似乎把中西文化的不同看成先天固定的分别，两方面心理的构造有根本的异点，西洋如此，中国人如彼，有如英国诗人吉卜灵（r．kipling）的名句所咏：

oh！east is east，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1)

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合历史事实的。历代的记载告诉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静”的时期，也都有“动”的时期；都有“不思不虑”的时期，也都有“寻求真理”的时期。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唐内教授（professor r．h．tawney）说：

所谓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传统主义实在不是中国独有的特点，而文化史上的一阶段，就是欧洲也曾经过的。迅速地经济变转的事实，继续不断地经济进步的理想，并不是西方历史固有的音调，而是近四世纪的产物。如果一个欧洲人对于中国人所表现的守旧性不能了解的话，他倘能和他的祖宗见面，一定要发生同样的感想。在差不多一千年的中间，西方的农夫工匠的技术变革的微小，和在中国所见到的一样。在前者，犹如后者，一般人把以往的黄金时代而不把将来的可能性看作他们行为的标准与现在的规度；他们无条件地接收他们所承受的环境，视疾病疠疫为当然；对于那些矻矻不休地在那里以艺术改进自然的人们，并不感觉兴趣，如果他们不疑惑他们与恶魔合伙作祟就算好了。在欧洲又如在中国一样，政治混沌、强盗充斥、内乱、饥馑，都是很普通的现象。（land and labor in china ，pp．19-20）

由此观之，中西文化不是“种类”的区别而是“程度”的区别。冯友兰先生说：

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为他是近代或现代底。有人说西洋文化是汽车文化，中国文化是洋车文化。但汽车并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车与无汽车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异也。（《别共殊：新时论之一》，《新动向》一卷七期）

冯先生的看法实在比以前的“动”、“静”的说法高明多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不同不仅在汽车之有无，而且在社会经济政治的组织与理想。冯先生在另一个地方指出中古的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本位，现代的生产方式是以社会为本位。在生产家庭化的社会里“一个人的家是一个人的一切，因为他有了家才有了一切；他若无家即无一切。我们亦可了解，何以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一切道德皆以家为出发点，为集中点”。（《说家国：新时论之四》，《新动向》一卷十期）

我国自秦汉以至清末的经济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生产家庭化的阶段，无怪中国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对于政治不发生浓厚的兴趣，好似“一盘散沙”一样的无组织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的政治能力”，或“中国的文化根本不是一部政治文化”，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组织是中古式的。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在汉代、唐代也曾放过灿烂的光辉，汉唐的政治文化与同时代的欧洲比之，恐怕要胜一筹。

然而话又说回来了。为甚么欧洲近几百年来有偌大的进步，而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进步，但进步像那样的迟缓？

这是不容易答的问题。

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一篇论西洋文明的文章里说历史上的“自然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原来很少见。只有埃及与巴比仑的一个时期，希腊在二百年的期间，西欧自“文艺复兴”以来。他找不出自然进步的特别原因，除非是由于几个“极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的努力。他的结论是：如果克皮勒（kepler）、格里由（galileo）、牛顿（newton）不幸而幼年夭殇，现代的西洋文化或者就不会发生（见in praise of idleness and other essays ，pp．163-164）。罗素似乎把进步看成历史上偶然的事迹，不可以常理解释的。和罗素同一意见的学者有好几个。

如果罗素的话是对的话，那么，中国与西洋在近数百年内有幸有不幸。欧洲幸而出了几个大科学家，中国不幸而没有产生大科学家。大科学家的产生是偶然的，但我们要问：为甚么中国没有偶然地产生几个大科学家呢？为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明了中国与欧洲的地理经济环境及学术风气。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欧洲有极长而且曲折的海岸线及其南北的两个内海，使国际贸易可以达到任何区域，甚至于使有几个国家专依航海为生。到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差不多成为海盗世界，几个大探险家都是海盗的首领，他们的目的在求黄金白银和香料。然而这班海盗和海盗带来的商人开辟了无数新地，开拓了人的眼界，抬高了人的想象力。在欧洲本部也有几个繁荣商业中心的出现，商业的交流很自然地孕育了竞争和模仿的种子，很自然地使人民时常移动，于是几个国家交相为师，交相为徒。这都是适宜于科学发达的环境。我们不能忘记欧洲在中古的时候人口少而资源多，这种情形正足以激起“工艺发明”（technical invention）。产业革命接着起来，生产方法改变了，生产能力加增了。

经济的进步当然影响到社会政治。商业发达的结果是中产阶级的出现，中产阶级的出现即封建社会的崩溃，民族国家的产生，于是整个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都改变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了“文艺复兴”对于希腊政治哲学、罗马政治组织、法律系统及抽象国家的尊崇之发见。这些发见的重要性是不可埋没的。

中国没有欧洲那么幸运。我们的地理环境不如欧洲的优越。我们的版图超全欧（俄国除外）而过之，而我们的天然交通的便利远在欧洲之下。而环绕着我们的各民族，其文化都在原始或近原始的态度中，不但不能给我们所需要的刺激和模仿的榜样，而且助长了我们民族妄自尊大的心理。

本来中国传统思想也缺少进步的种子。儒家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家的“绝圣弃智”、“清静无为”都是反对进步的哲学。儒道二家的思想深入人心，遂使我们对于古代的一切是尊崇的，对于独创的见解是抑制的。我们又有甚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于是我们鄙视“物质”而崇尚“精神”，其结果是知识是书本的知识，与实物不发生关系，知识阶级变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废物。在这种土壤中自然科学的种子是不能发荣滋长的。当欧洲十七世纪的上半叶，较确切一点说，从一六〇六年至一六七五年的中间，正是科学抬头的时候，望远镜发明了、新天文学出现了，格里由、牛顿的工作大成了。在同一时期的中国也有许多大学者的出现。他们——黄宗羲、顾炎武、颜元、阎若璩——用新的方法去研究旧的学问。但他们的方法虽也是科学的，但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书本而不是实物。中国近世学术和西洋近世学术在这五六十年的中间划分了，中西文化也在这五六十年中间分道了。自秦汉以来在物质上虽不能说完全没有进步，但进步的速度究竟是低微的可怜。在同治初年稍明时势的人已经知道非发愤模仿西洋不足以图存，但还有许多顽固之流抱残守缺，以模仿为可耻。他们以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奉夷人为师”（倭仁语），是绝大的耻辱。

不幸的很，我们与西洋正面接触的时候正当国内有巨大的变乱，十余年太平天国的革命把国家元气消耗殆尽。内外交攻，国家的存亡岌岌不可终日，从此政治经济的发展处处受不平等条约的支配，而国人在此种局面下很自然地有两种病态心理：媚外与仇外。中外关系不能走上正轨，使我们对于西洋文化的接收在事实和心理两方面都发生很大的障碍。又不幸的很，当外来势力向我们猛进的时候，我们又是在满清统治之下。一切对外失败的痛恨，归咎于内政之不当，归咎于统治阶级的昏庸，归咎于满清政府之腐败。如果当时统治者不是满清而是汉人，情形或者可以根本不同。在汉人的统治下，同盟会也就不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过去的历史很明白地指示我们革命是浪费的，因为每当革命“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复有年。故吾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数年”（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见《饮冰室文集》）。这些事实是同盟会诸志士所深知的。他们也知道在强敌压境，国势危急的时候，革命足以消耗元气，减低国家对外的力量。然而他们毅然决然不顾一切而革命者——当然还有别的根本问题，如建共和政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与有力焉。清廷腐败已达极点，故辛亥革命成功非常迅速。但满清被推倒之后，接着就十几年的军阀割据及混沌的内战。在内乱的过程中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又莫名其妙地延迟了许多年。

到现在我们政治经济都是摹仿西洋的，但我们社会本质（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及生活观念大体上还没有改变。我们的瓶是新的，而瓶内所盛的酒是旧的。有许多生活的观念与现代的新制度是冲突的，是扞格不入的。现代的国家是法治的国家，而我们传统的儒教的政治哲学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主义。法律——无论是宪法，是普通的法律或命令——在西洋一字有一字的拘束力，而我们不论政府与人民都视法律为具文，为官样文章，以致法律与生活不能呼应。我们没有浓厚的国家观念、坚强的政治组织，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并不感觉国家的重要及坚强政治组织的需要。坚强的政治组织势必用其组织以干涉人民的生活，而我们旧社会的政治理想不是干涉而是放任，不是积极有为而是消极无为，不是为民兴利而是与民休息。在这个社会里风俗习惯代替了法律，绅士代替了法官，除纳税上粮外，人民与政府很少发生直接关系。

这一种社会在闭关自守的时候是可以维持生存的，但自海禁大开以来情形大变了。外来势力侵入中国好似野牛闯进古董店一样，把架子上的汉瓦宋瓷撞得粉碎。旧社会受了西洋力量的袭击而呈崩溃的现象，但旧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自辛亥以来历次革命的使命不仅在取得政权（实际上西方所谓“政权”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要创造政权。我们要树立一个中央政府，不是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而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物质的条件（如交通）不够，心理的基础（如国家观念）欠缺。我们要打倒私人的军队、官吏的贪污，而建设国家的武力、廉明的政治。我们不但要有新的制度，而且要有新的法律观念，新的行政观念，新的政治道德。制度是可从外国借得来的，而观念及道德非自己养成不可。因为中国面积之大，人口之多，交通的不便，教育之不普及，所以我们的理想与事实，计划与实施，往往“圆凿方枘，鉏铻难入”。

自清末到现在，我们推行新政治、提倡新教育的结果，不能说完全失败。把这一次的抗战与甲午中日战争相比较，就可以看出在这四十余年的中间，中国政治的统一、国民的国家意识确有显著的进步。甲午之役是李鸿章与日本之战，是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据梁启超所说：“刘公岛降舰一役，当事者致函日军，求放还两广一舰，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李鸿章传》）当时各省对于战争漠不相关的态度，于此可见。而此次抗战则为中国历史上自来所未有的全民抗战。

我们虽然有了显著的进步，但到现代化的距离还是很远。二千余年所养成社会政治风气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但我们确信中国所以落后的原因并不是中华民族之不如人，而是许多历史、地理、经济的原素所构成的。中华民族是个优秀而大有作为的民族。此后我们能不能在世界上占重要的地位全视我们之努力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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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诗人最著名的诗歌《东西方民谣》中的第一句，大意为：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期！──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