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千余年的政治目标是统一。自秦始皇合并天下以后，统一为中国政治的常态，分裂是政治的变局。政治统一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最珍贵、最光荣的遗产。虽然这个遗产的实质，就现在的眼光看来，还有很多地方不甚整齐，不甚坚固，但这是因为这个遗产的量数过巨而物质上条件又不够的原故。我们此时一定要认清楚政治统一是中华民族神圣的使命，一贯的精神，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以完成这个使命，贯彻这种精神。

以往的统一有如欧洲中古时代的耶稣国（christendom）。耶稣国有宗教以为其统一的基础，有教皇以为其统一的联系。中国过去的统一有共同的文化以为其基础，有皇帝以为其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时候，我们曾有外来的异族，把我们全部或一部分的政权剥夺过去，但我们的文化高超，故不旋踵而都为我们所同化了。其中例外惟有蒙古，而蒙古人在中国政治的权威不到百年就崩溃了。我们的文化力量的伟大是没有人能否认的。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自豪。以往的异族所带来的文化根本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抗衡，其同化是自然的。现在的异族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如果我们还存着同化他们的梦想，我们就太不自量力了。

中国固有文化的最大的缺点在鄙视物质。中华民族自秦汉以降崇尚空谈，上等社会把艺术（广义的）视为匠人的工作。我们理想的士大夫是一无所能的书呆子。书呆子的生活与一般人的生活是脱节的。清代自顾炎武至颜李，鉴于当时学者“游谈无根”，提倡所谓“致用之学”。“致用”云者是“经世之务”，当然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系的。他们攻击宋学就因为宋儒空谈而不切实际，如颜元所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程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可惜清儒所提倡的致用依然离不开破烂的纸堆，而走入考据饾饤的圈子里。于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思想网罗的坚固而不容易冲决了。

鄙视物质的结果是科学之不发达，没有科学的结果是国穷民困，政治的组织不能精密，国家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统一的理想不能贯彻。但我们确信，我们具有蒋百里先生所谓之“天然统一性”。我们二千年来表彰某某、罢黜某某，固足以窒息创作的精神，然亦自有其功劳。表章罢黜的结果是文化的统一。我们虽经过异族的侵入，但我们始终觉着我们与胡人不同；我们虽有不断的分裂，但我们始终觉着统一是政治的正轨。这都是文化统一的结果。有了这种“同类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kind）和这种“统一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unity），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一个国家，虽然是比较散漫松懈的国家。如果我们没有这两种意识，我们或者要像欧洲一样的列国分立。以后我们努力的目标是如何加强统一的基础，使中国在世界上能占一相当的地位。

加强统一的基础最重要的工作是经济建设。政治统一没有经济的后盾是空虚的，是表面的。美国在南北大战以前，名义上是一个国家，其实是几十个半独立邦的结合，各邦有其本身的利害，这些利害往往是与国家整个的利害相冲突的。南北大战就是利害冲突的表现。到大战以后，交通工业发达起来，东西南北在经济上取得严密的联系，然后真正统一的基石才竖立起来了。现时美国虽然还是个联邦，但联邦政府（即中央政府）的权力日趋扩大，无论那一个邦如果现在要脱离联邦而独立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其实各邦也绝不存独立的妄想。

国家是不能离开人民的。人民的同意是国家存在的重要条件。每一个国家都包括有“强制”和“同意”（coercion and consent）两方面。没有国家能缺少强制的原素的，更没有国家能离开人民的同意而存在。即在极端专制、极度独裁的国家里，政府也必有一部分人民，或者一个社会阶级的同意，同意的强度容有大小，同意的方式容有积极或消极，但其为同意是一样的。在一个专制或独裁的国家里同意的强度比较小，方式比较消极。反之，在一个民治的国家里同意的强度比较大，方式比较积极。因此民治的国家不容易发生内乱，所以强制的原素也比较的淡薄；专制或独裁国家时常有变乱及革命的危险，所以强制的原素也比较浓厚。中国在二千余年的专制局面下，人民素无政治兴趣。“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的心理是一种消极同意的心理。所谓消极同意就是不反抗的意思。但如果政府不顾人民的疾苦，横征虐敛，民不聊生，就会有反抗的发生。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兴替都以此为关键。此后的国家不能完全建筑在消极的同意上。我们如果要国家兴盛起来，人民对于国家积极的拥护也是不可少的。

在普通的情形下，无论哪一个国家，一般人民对于政治的兴趣都是薄弱的。一般人民总以为政治是几个政客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切身的利害，所以置之不理，即注意也是片断或一时的。这也很自然。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业，他不能用全部精神去应付政治。在中国人民对于政治的趣味更为脆薄。这是因为（一）中国传统的思想就是根本不主张人民对政治发生兴趣。我们的政治哲学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就是说人民只有盲目的服从。（二）中国人民的知识实在是太低。中国自古及今就没有一种真正的教育制度，只有很少数的人有读书识字的机会，而大部分的人民是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的。像这样的人民如何对于政治能发生兴趣。（三）中国的人民太穷。很大一部分的人民的生活徘徊在饥饿线上，救死而恐不赡，奚暇参加政治？有此种种原因，所以一般的人民与政治发生关系的时候极少，除非是完粮纳税，服工役，或不幸而打官司。

但却有一部分的中国人对于政治有极浓厚的兴趣。这就是所谓士大夫的阶级。他们之所以有政治兴趣者无他，盖政治是他们的利薮和不劳而获的捷径。他们不能像农民那样的春播秋耨，手足胼胝；他们不能如工人那样的劳筋苦骨，终日矻矻。他们的生活可以说与实际生活不发生关系，因为如此，所以他们的生活、行为、思想、言论无不是空虚的。“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李塨语）像这一类的人自然没有远大的眼光，创作的精神，和改革的勇气。我们不能希望一个贫血的社会阶级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虽然也有些士大夫以“来自民间”自诩，但他们在民间所过的生活绝对不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的知识与实用分离，言论与实行分离。他们为维持其自身的利益很容易地忘记了人民的利益，忘记了人民的利益即等于忘记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二千余年来中国政治的不健全大部分是由于士大夫阶级本身的不健全。

提高人民的政治兴趣，使大多数人民对于国家有浓厚的积极的观念，是我们政治上一件最基本的工作。按西洋的经验，政治的范围愈广，行政的部门愈多，人民对于政治的兴趣愈浓（看cole：a guide to modern politics ，pp．510-515）。我国以前的政治是消极无为的政治，政府与人民的接触点甚少，人民对于政治的兴趣，当然也不能浓厚。自清季以来政治的领域渐渐地扩大了，人民对于政治的兴趣无疑地也有了相当的增高。

虽然，人民对于政治的兴趣即有相当的增高，而仍然没有机会去发挥其兴趣，则有兴趣实与无兴趣等。所谓民主化的政治就是一方面使人民有选举的权利，一方面使其有被选的机会，以参加实际政治。我们在这里用不着讨论关于民主政治的理论及民治与独裁的优劣，这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万非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我们所注意者仅此一点：惟有民治始能使人民对于政治有积极的兴趣，惟有人民对于政治有积极的兴趣，然后统一的基础始能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