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之贪污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是无可讳言的。我们的政治史上充满了贪官污吏的活动。其间如有一二比较廉洁自持的官吏，就可被称为一代的贤良。二十四史的《循吏传》中所表扬的人物大部分是以廉洁而被选入的。廉洁是作官最低限度的操守，本无可以特别颂扬之处。某笔记小说有寓言说，有个官吏死，冥王案治其罪，其魂曰：“我无罪，我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于庭，并水不饮，不更胜君？于廉之外，一无所闻，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然在中国的政治上，廉吏竟同凤毛麟角一样的稀罕，亦可见我国政治道德水准之低了。
贪污风气，由来已久，汉元帝时《贡禹》上言：
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服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武帝临天下，尊贤用士，阔地广境数千里……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违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居官而置富者为豪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此！
按《贡禹》的说法，汉代贪赃的风气，是由于武帝时犯法赎罪，入粟得官的制度。他的看法对与不对，我们暂且可以不管，我们所注意者是武帝以后，贪赃已经很盛行了。两汉是以吏治著称的，尚且如此，其他各代，不问而知了。
因为贪污的盛行，所以历代对于贪官污吏，均有很严厉的法律。《日知录》说：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元史》，至元十九年，敕中外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
明代的法律尤为严厉。赵翼《廿二史札记》：
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又按《草木子记》：“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述，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革。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务房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然法律虽严，墨吏仍然很多，中叶以后，其祸更不可收拾。官臣如王振、李广、刘瑾、魏忠贤等，无不是广纳苞苴，司官入觐，皆例索数千金至数万金不等。科道出使归，亦例有重贿。刘瑾时给事中周爚堪事归，淮安府知府赵俊许贷千金，既而不与，周爚回来恐怕不能应付，计无所处，至桃源自刎死（《明史·许天锡传》）。刘瑾败后，籍没之数，据王鏊《华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余万两，其他珍宝无算计。”刘瑾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魏忠贤的力量远过于刘瑾，史虽不称其籍没之数，然想必可观。贪污并不限于宦官，“凡势之所在，利必随之”。如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没时，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三百柜（《明史》本传）。严嵩为相二十年，他的贪污事迹，更是笔不胜书。据杨继盛劾嵩谓：
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将弁贿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贿嵩，不得不掊克百姓。
王宗茂说：
文吏以赂，而出其门则必剥民之财；武将以赂，而出其门必军之饷。陛下藏帑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可支数年。
周冕说：
边臣失事，纳赇于嵩，无功可受赏，有罪可不诛。
董傅策说：
边军岁饷数百万，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注，文选郎万，职方郎方祥，人称为文武管家。
总以上各疏，就可以见严嵩贪污范围之大了。
清代惩治墨吏，法律亦严，而贪污的流行，亦不下于明代。乾隆中叶为清代最盛的时候，而权相和珅的贪婪罔忌，足以骇人听闻。迨其季世，更不堪问了。
民国以后，官场的黑暗，较之清季，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央大吏、地方军阀，莫不有数百万或数千万的财产，如非贪污，何以致此？国民政府以来，励精国治，力除贪污，但积弊已深，绝非一朝一夕所能挽回的。贪污的事实仍然到处皆是。此后国家向现代化的路上迈进，建设及经济事业增加，贪污的机会当然要随之而加多。而且从前贪污的方法只有几种，例如贿赂、侵蚀公款等等，现在经济组织复杂化，贪污的花样也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政府的官吏可以因其地位或消息灵通的关系，而有许多作弊发财的机会。以前的政府消极无为，贪污的害处还小，此后的政府要积极有为，贪污的害处就大了。我们要建国，如果有贪官污吏的存在，建国的前途是不可乐观的。我们举一个例子以证明贪污对经济事业的影响。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李鸿章奏请试办招商局，到现在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我们的敌人——日本——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维新。他们的工商业到现在可以与欧美抗衡，他们的轮船畅行于“七海”。而我们的招商局却越办越糟。十几年前国民政府组织了个“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责令该局将账目资产交出彻查。我们如果把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书翻开一看，就可以明白为甚么中国经济事业之不发达了。一个人做了局长，他的子侄亲戚都变成局中的职员，弄得弊端百出，黑幕重重，没一年不亏空，而局中的人却大发其财。例如壬戌（一九二四）至丙寅（一九二八）五年内，历年的亏折总额计四百三十七万余两。然沪局发给职员的酬劳金共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余两。招商局每年的修理费约六七十万两，大部分的修理是由内河厂承办的。丙寅年内河厂的修理费为三十一万四千余两。内河厂是招商局的附属机关，“内部办事人员当然与该局办事者关系甚密”，但当委员会函调账籍备查的时候，“该厂忽以账房失踪，账簿遗失呈报，内中情形不问可知矣”。（报告上册第五十九页至第六十页）
像这样的经营，经济事业当然是不会发达的。中国以前政府所经营的事业所以失败的原因就是引用私人，侵蚀资金，办事的人毫无胡适之先生所谓之“保管的责任心”。“保管的责任心”如不发达，将来的经济事业也是没有希望的。
为甚么中国的贪污是这样的普遍呢？
有些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官吏的待遇太薄。顾炎武就是这样说：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顾氏所说的当然是明代的事实。明代的俸给本是历代最薄的，如一品大员每月只有俸米八十七石，九品只五石。后来虽兼给钱钞，计米一石抵一千钞一贯，但又有各种折色的办法，实际收入是微乎其微了。清代京官的待遇依然是低薄的可怜。一品的官每年俸银一百八十两，禄米一百八十斛，以下依品秩有差，至于九品唯俸银三十一两，禄米三十一斛而已。因为太薄了，所以后来又有恩俸，就是说每人都有双份的俸银。双份的俸银也不能算是优越。试思一个大学士每年仅有三百六十两银子的收入，将如何维持生活？所以京官不能不仰给于外官的馈赠。馈赠的名目有甚么“别敬”、“冰敬”、“炭敬”等。如果一个京官不滥收礼物，不过事敲索，尚不失为一个廉吏。其不廉者则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小京官无有许多的馈赠，只有向钱号揭债，并多方营求，以冀外放。以债台高累的小京官，一旦做了外官，还能希望他一芥不取吗？外官的待遇比京官好的多了。外官于正俸之外，有所谓养廉。养廉的数目因缺而定，故同为总督，闽浙总督的养廉每年一万三千两，而云贵或陕甘总督均为两万两。总督以下的官吏也有相当数目的养廉。但当时外官的费用浩大。除每节须向上级长官及京官致“敬”外，又要聘请幕友，即修理衙署也要自己负担。但当时地方官对于财政向取包办主义，每年每一个地方向国库所缴的赋税有一定额数，此外的余数可以置之私囊。这还是大家认为正当的收入，取之不为伤廉。至于不正当的收入就无法估计了。由此观之，官吏待遇薄固然为构成贪污的一个原因，而财政上没有确立的制度，正足以为贪官污吏开方便之门。
现在官吏的待遇，如与社会一般的情形之比，不得算是过薄，但贪污的风气依然不能廓清。贪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与社会组织、经济环境、民族的道德观念等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家族制度——一个人要负担全家几辈子的生活，甚至于亲戚乡里都要沾点利益——使官吏欲廉不得，欲洁不能。农业社会里发财的机会有限，遂使政治为营利唯一的活动场所，所以有如蒋廷黻先生所说：“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于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都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中国近代史》第四〇页）在政治道德上我们旧时以“清、慎、勤”为最高的官箴，实际上能做到这三个字本来就很少，不过分的贪污就是“清”了。“千里作官只为财”是一句很普通的俗语，“升官发财”更是极普通的应酬话。可见官、财二字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理中是分不开的。
公务员没有保障也是构成贪污的一个原故。宦海沉浮，本无一定，在位的时候尽可轰轰烈烈，一旦失势或不免要受生活的威胁。为未雨而绸缪，自然要尽量剥削，以供将来的享受。英国学者瓦拉斯（graham wallas）说英国在十九世纪以前官场也甚龌龊，但自文官制度确立以后，公务员有了保障，在职与去职以后的生活都不成为问题，所以政治就清明了。至于国会议员如果要舞弊必须与公务员打成一气，但公务员的位置既由考试而来，自不需要议员的声援而与之合作，所以议员也不能舞弊了（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pp．270-271）。
人性是脆弱的，生非圣贤，谁能财货当前而不动心。最重要的是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以养成大公无私的习惯。科学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虽不能绝对的阻止舞弊，总可以使作弊的机会减少。惩戒贪污的法律也不可少。法律的效用不在“严”而在“必”。我们现行惩戒贪污的条例不为不严，不为不完备，然因不能切实执行，有力量的人可以任所欲为而法律不敢过问，结果有法律等于无法。我们常说：“杀一可以儆百”，其实这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一百个人犯罪而仅对于其中之一个加以处分，则其余的九十九将存侥幸的心理。惩戒贪污当从大官入手，大官如不贪污，小官自然不敢为非。《记》曰：“大臣法，小臣廉。”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
进一步说，法律没有舆论的后盾则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中国每一朝代都有其惩贪污的法律，然而贪污仍然充斥者，就是因为社会对于贪污并没有深刻的恨恶，对于廉吏也没有真诚的爱敬。大部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总觉得揩国家的油并不算了不起的罪恶，甚至于对于善揩油而致富，有的人们发生无限的羡慕与钦佩。假使你做官多年而依然两袖清风，大家不认你为大傻瓜，就认你是不谙世故的矫情者，或竟不会相信你的两袖清风是真的，这是很普遍的社会心理。我们应该矫正这种心理，我们应该疾恶如仇，爱善如命，一切cynical (1) 的态度都是不健全的。我们要使廉洁的官吏深知廉洁之可贵，贪污的官吏深知贪污之可耻。这种社会的赞许与憎恶的力量比法律或者还要伟大。
总之，贪污在中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欲挽颓风，非在人事及制度两方面兼程并进，同时努力，不能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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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为“见利忘义”。──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