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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政治风气之一——名教、倾轧、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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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先生曾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各有其生活风气,此生活风气是由穷年累月积累而成的”。他指出来:“英国人的风气是沉默寡言,长于计算,注重事实,不尚理论……各人政治上的信仰都很坚定;不论其为保守党,或自由党抑是工党,遇有国难当前,都能抛弃各党的成见,共同应付政治上的难局。”法国人的性情“喜谈抽象原则”,在“公务方面多偏重形式,行政的手续非常麻烦”,政党林立,好闹意见。德国人的性格很彻底,“对于每一个问题必有(知?)其所以然之故,非寻根追底,问到最高源头不可”。因其生活过于军事化,所以“最长于听命令,不长于平等合作”。(《立国之道》第三一一页至第三一四页)

张先生以为:“一国的国民生活习惯,与一国的学术政治军事现象有密切关系。本来西方人是先有了某种生活习惯,然后才产生某种政治法律制度与文化现象;所以两方面是一致的,是殊途同归的。而我们的困难问题即在一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而他方则有几千年所沿袭的旧习惯;两方面是不一致的,是冲突的。”中国人的旧习惯,据张先生的观察,是“勇于私图”、“巧于趋避”、“退有后言”、“恩怨之私”及“通融办法”等。有了这些习惯所以就是“大家拼命鼓吹欧美的法制,或某种主义,其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实是一大疑问”。(同上,第三一六页至第三一九页)

我们对于张先生的看法是极端赞同的。自前清末年到现在,一般人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种的改革看的太容易了。每看见西洋人有甚么新颖的主义,新颖的运动,新颖的制度,我们就想马上搬到中国来,以为如此如此,我们便可以富强起来。这种办法显然的对于某种主义、某种运动或制度的真义及背景没有深刻的考虑和了解,结果是机械的或割裂的模仿,盲目的提倡。忽而模仿其民治,忽而模仿其共产,忽而希望模仿其独裁制度。旧的逐渐破坏,而新的却杂凑起来,没有一贯的条理。这固然是望治过切,急不暇择的结果,而也是对于本国的需要太不明了,以致只抄袭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仅模仿其制度而不培养这种制度后面的精神,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其结果是理论与事实扞格不入,计划与实施凿枘难通。我们如果要采取某一种政治制度,我们要拿定主意,向前推进,同时要使教育政策与政治政策互相呼应,生活与制度适相配合。

本来一个国家的政治风气与其社会经济文化是分不开的。一个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的生活情绪自然也比较紧张、积极;各个人的“个性”、“人格”也比较发达,其创始心(initiative)和责任心也比较浓厚;但同时因为社会的组织紧凑,分工细密,人与人间的错综互赖的关系极其亲切,所以合作的精神也比较充足。这一般人的生活习惯自然可以影响到政治风气。反之,在一个农业或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社会里,一般的生活情绪当然会比较的松懈、消极,得过且过,责任心和创始心也比较单薄。中国尚是以农立国,其生活习惯有一般农业社会的特点。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在未工业化前不能改变。这种说法就等于承认在最近二三十年以内中国的政治根本不能走上现代化的路上。无疑地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的亟务,无疑地在经济现代化的状态下,政治现代化的进度自然可以加速。但以中国的情形论之,除非政治能上轨道,经济发展的前途不无严重的障碍。中世纪以后的欧洲是循着“l'économique prime la politique” (1) 的程序而发展的,所以有了十六世纪的商业革命才有了“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的出现,有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才有真正的民治,才有了现代化的行政。中国没有这一段的历史。当欧洲携其现代式的武器打到我们的门口的时候,我们的政治经济还是“中古”式的。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经济制度大体上并没有脱离“中古”的色彩,我们的政治表面上是新的,而事实上依然是旧的。事实不允许我们把经济政治建设分为截然两事而规定先后的程序。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须兼程并进,双管齐下。

政治风气的改变为政治建设的基本工作。改变政治风气就是改造生活观念。我们要彻底了解我们的旧习惯、旧思想,甚至于旧道德已经大部分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了。一切传统的生活习惯都要经过新的估价,估价的标准是国家民族的生存。凡是不合于这个标准的都应该在改造或排斥之列。

试举例说明:中国人对于文字有无限的尊崇。胡适之先生以为古人所谓“名教”就是崇拜写的文字有宗教。“这个宗教我们信仰了几千年,却不自觉我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宗教”。(见《胡适文存》三集,一卷九一页至九三页)

崇拜文字原不是一件坏事。但把文字看成万能却有很大的流弊,其在政治上所发生的不良影响至少有三点:

第一,是胡先生所指出来的口号标语政治。口号标语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是“心理上的过瘾”。我们有许多义愤,一腔热血,无处发泄,于是在口边、墙头上发泄出来。一经发泄,便心平气静,再不想在实际上做工夫了。

第二,是把文字与行为看成一件东西,如果有事该办,我们政府的办法是,一纸公文命令下级机关“遵照办理”,下级机关也照例一纸呈覆,此事就算已经照办了。唐内(professor tawney)教授的观察是,中国政治上的最大缺点是言论乃实行的终点。这是一个外国学者的善意批评。

第三,重视文字的结果是重视名词。我们喜欢用新名词,以为有了名词就有了实质。在政治上我们喜欢立新机关,挂新招牌,至于这些新机关有无必要,则非其所过问了。

从这三点看来,中国人之崇拜文字实足阻碍政治的现代化。这种风气不除,中国的政治将永远沉沦在“官样文章”的烂纸堆里。

中国的政治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玩意儿,凡是士大夫的生活习惯都可以蔚为政治风气。咬文嚼字是士大夫的本色,所以文字遂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政治工具。借文字以挑拨是非是士大夫的惯技。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内战是文人学士挑拨出来的。中国士大夫最喜欢以慷慨激昂的笔调,写剀切动人的文章,读者也不问其议论之是否妥当,不问其与国家社会的利益是否冲突,只要文章好,就会群相附和,认为不刊之论。大凡慷慨激昂剀切动人的言论,多半是偏谬而不负责任的言论,作之者只图一时的痛快淋漓,而没有计到其对于国家的社会有极坏的影响。

宋兴隆年间吕本中斥当时不负责任的献言者说:“大抵献言之人,与朝廷利害绝不相关,言不酬,事不济,则脱身去耳,朝廷之事,谁任其咎?”汤思退也说:“此皆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误国,以邀美名,宗社大计,岂同戏剧?”这都是一针见血之论。用慷慨激昂的文字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是士大夫的特长。惟有绝对不负责任的言论始可以博得其他士大夫的同情,于是一二人的私言遂一变而为天下的“清议”。中国一般人缺少西洋人所谓“道义的勇气”(moral courage),所以清议是没有人敢犯的。就是秉国钧者也不能不受清议的支配。南宋是如此,清末也是如此。李鸿章在清末的政治家中不能不算是第一流人物。他主政最久,得君甚专;他知道外国人有他们的特长,救国的方法只有拼命效法西洋、模仿西洋,但他这种主张是为当时清议所不容的。

甲午中日的战争,李鸿章知道中国是不容易胜利的,所以他说:“日本走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确有把握。”但当时士大夫多是主战的,李鸿章终不敌清议而出之一战。这一次的战争大可以证明蒋廷黻先生的话:“文人的高调,除误国家大事以外,别无作用了。”

局外人唱高调原是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各国的反对党莫不以攻击政府为其职志。但在西洋各国高调的危险性小,在中国高调的危险性大。欧美各国的国民知识高,且有政治训练,反对党尽可唱其高调,国民不致盲从。中国就不同了,我们的国民知识既低,又缺少政治的训练,且有许多野心家、失意军人、政客——时时刻刻地利用士大夫的高调以发展其个人的阴谋。中国历史上因士大夫的高调而影响于国家的安危的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数了。

与唱高调有连带关系是挟私倾轧的风气。例如王安石的新政的失败,固然是因为当时大人先生们的头脑太顽固,对于新政不能了解,而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对于王安石个人的恩怨和忌妒的心理。所谓“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唐介语),所谓“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御史中丞吕诲语),都是对于王安石个人的攻击,与他的政策毫无关系。而无聊文人还要妄托苏洵的名义,伪作《辨奸论》以诋诬毁谤安石的人格,就更不成话了。通达如苏轼也不免挟私倾轧的嫌疑。他的《上皇帝书》里所说:“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等语,都是危言耸听,有意离间。可见倾轧的恶习,即正人君子亦所不免,况其下者哉?

在平时挟私倾轧不过是一个人的事业失败,关系还小;至于在国家存亡间不容发之顷,置国是于不顾,大闹其门户之见,关系就大了。我国历代的党争差不多都是发生于一个朝代的末季,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一个朝代的末季,往往群小当道,即有所谓“正人君子”者起而抗议,于是党争就起来了。汉末的“党锢”及明末的东林是两个很好的例子,而尤以东林党祸的影响为最大,时间为最久,所显露出来中国士大夫的弱点为最多。

东林书院在无锡城外,是宋朝著名理学家杨时(龟山)讲学的地方。明万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吏部主事顾宪成罢官南归,约了几个同志,如高攀龙、钱一本等,就在东林旧址讲学。后来那些“抱道忤时”的士大夫及退居林下的失意官僚们都跑到东林来了。顾宪成本是个政论家,故于“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东林遂成为一大政治力量。当时朝中又有齐、楚、浙三党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他们争论的焦点在所谓“国本论”、“三王并封”、“建储议”、“福王之国”、“楚太子狱”、“科场案”、“辛亥京察”、“丁卯京察”、“忧危竑议”、“妖书”以及“梃击”、“红丸”、“移宫”等三大案,以现代的眼光看来,都不是甚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东林诸公却闹得天翻地覆。但在万历年间的党争,东林的人物虽不免迂阔之讥,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尚值得我们的称赞。到天启初年,东林人物入主朝政,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本着和衷共济的精神,为国家做一番事业。且当时沈阳已经失守,清兵节节进犯,大家顾全大体,也应该捐弃私见,共同应付政治上的难局。但东林的壁垒森严,成见太深,并且还要算以往的旧账,三党不得不与魏忠贤勾结起来,以对付东林了。东林那一伙书呆子既没有政治手腕,而自己又以省的界限分为许多小组织,内部不能团结,其失败是当然的。崇祯朝内有流寇的猖獗,外有北来的强敌,国家情势岌岌可危,而东林及三党置国事于不顾,拼命的闹家务,殊太不成话了。自万历到崇祯闹了五六十年,流传了好几代,我们对于他们的毅力虽不能不佩服,而对于他们的不知轻重尤不能不深为痛惜。一直到北京、南京、杭州、桂林相继失守,这个党争还没有闹完。

明朝亡了,东林与三党的仇恨又继续连绵到清代来。汉人的弱点亦赤裸裸地暴露于异族的面前。顺治朝有冯铨与陈名夏的倾轧,冯是魏忠贤的余孽,陈是东林的子孙。康熙朝有李光地与陈梦雷的互讦事件,熊赐履嚼签子的事件,徐乾学倾害汤斌事,高士奇倾害索额图事,都充分地证明中国士大夫厚颜无耻。康熙是一代的英主,把汉人的弱点看的很清楚,故意利用汉人的互相倾轧来刺取汉人的情形。所以他曾对人说:“蛮子哪有一个好人。”他又说:“你们相倾相害,满洲谁害汝?”他这几句话流露了他看不起汉人的态度,而士大夫人格的破产于此也可见其大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根据李光地的《榕村语录》,对于这几桩事有很清楚的叙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风气是中国士大夫所蔚成的,中国政治风气的弱点也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点。他们受文字的流毒过深,他们的生活习惯也逃不出文字的圈子。他们重视文字,所以他们喜欢“官样文章”,喜欢“纸上谈兵”。他们的高调是借文字以图个心理上的痛快。我们不能说他们缺乏国家观念或民族意识,即就明末而论,士大夫为国家民族而牺牲者不知凡几,他们可泣可歌的事迹也不知有多少。他们的毛病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知小节不识大体。

生活习惯本是不容易改变的。美国学者鲁滨逊(james h.robinson)说过:

人类和普通动植物一样,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与祖先生活无异。必有强烈的经验逼迫着他们,方能使其有所变革,并且每易藉端回复到旧习惯。因为旧习惯比较简单粗陋而自然——总之,更与他们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现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义自骄,以为人类是天生好乱的动物,幸有远见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与事理相背驰。殊不知人类天生是保守的,好作茧自缚,阻挠变革,畏怖变革,致使他们自生存以来,差不都全部时期,处于一种原始的状态中,而至今犹有人在这种近代社会中,维持各种野蛮的习惯。(the mind in the making )

鲁滨逊在这一段文章里所谈的是世界人类所共同的问题。人类天生富于保守性,故对于一切变革都要阻遏与反对。而生活习惯的变革尤为困难。中国人的保守性自来比别的民族为强烈。近几十年来,在物质方面我们的进步虽然迟缓,但不能算是完全没有成绩。我们的教育还是侧重书本而忽略了做人、做公民的大道理。有许多还不配做良好公民的人们居然成为社会的负责者。如此混下去,国家民族的前途是不可乐观的。我们当前的亟务是改变旧的生活观念,培养良好的政治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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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为“黄金经济政策”。——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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