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之一

井田制度在三代时曾否实际存在，学者纷纭其辞。南海康有为（长素）先生曰“制土藉田实为孔子定制，但世多是古而非今，故不得不托先王以明权，且以远祸矣。井田，孔子之制也。”（《孔子改制考》卷九，页二十一，庚申年京师重刊本，）胡适之先生则以井田为孟子“凭空虚造的理想的乌托邦”（参看《胡适文存》第一集，卷二，页二四七至二八四）。郭沫若先生则以为在周金中“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且综合已发现之周金的材料可断言“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的施行”（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页二九九至三〇五），而以为或为先秦学者据罗马之都邑田野划分法而创立之说（同书，追论及补遗十七页）。凡此种种，今姑置不具论。盖以自经济影响言之，井田制度曾否在三代时实际施行，尚未见十分重要。就令无此事实，然有此思想，有此传说，则亦已为后世土地改革之所取法。汉之限田、名田、代田，建武（武帝时年号）之际之度（见汉志），王莽之王田（前汉书王莽传），晋之占田，后汉之露田（魏志列传），齐之给授田（隋志），唐之口分永业田（唐志），宋之限田（宋志），清雍正中年之井田（皇朝文献通考），太平天国之均田（天朝田亩制度及日本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等等制度，何莫非以此传说上之井田制度为蓝本也。至如横渠先生（张载）更欲“与学者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推先王之遗法，明当今之可行”[朱熹皇朝（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四]，是则欲以私人之力量，为井田之试验。故知井田制度只就其古来之传说，思想之本身而考究之，亦不无相当之价值，固不必因其有无历史上的真实性而忽之也。今兹之作，盖欲就其古来各家之学说而研究之，诸家附会揣测之说，亦多在讨论范围之内，良以所注重者在其思想，而不在其历史上之证据也。爰定凡例如下：

（一）关于井田制度最重要之典籍，为孟子，王制，周官，公羊，谷梁，韩诗外传，汉书食货志，司马法诸书，本文即就以上诸书所载比较而解释之。

（二）井田之制，有谓起于三代前者。杜佑通典云：“昔黄帝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井，凿井于中。”钱塘溉堂考古录云：“井田始于黄帝，洪水之后，禹修而复之。孔子所谓‘尽力乎沟洫’也，沟洫既定，不可复变，殷周遵而用之耳。”但三代以前识于此。之历史究已渺茫不可考，故仍以断自三代起为合。

（三）本文详于孟子而略于其他各家。井田之说，孟子先言之：其他各书，疑皆演绎孟子而成（理详后）；则孟子之说在历史方面似较重要，故亦详述之。此其故一。孟子泛论三代，其言虽简约，然可辨证之处甚多，非若他书之限于周制，此其故二。王制井田之说，释之者有清谈泰王制井田算法解一卷载在金陵丛刻中。周礼井田之说，考之者有清朱克己井田图考两卷。此二子之作，皆穷经年之力而成。详尽蔑以复加。此外则他家之考证亦多。故不复再为论列。至若公谷韩诗……各书之言，终莫能逃孟子周官之范围，且亦乏新义，故亦不必细论。若孟子之论，则成为千古之聚讼；以科学之方法，析疑发覆，端待后人，不揣浅陋，亦欲稍识孟子之说之真义，而得以解释之。今兹之作，乃其发凡。详于孟子而略于他家，此其故三。抑且各家之说，既由孟子而来，则孟子之说既明，他家之说亦可思过半。此其故四。

（四）本文原为著者在清华大学经济班上之学期论文，所注重者乃经济之思想，至于历史上之考据，则以时间及学力所限，未得多及云。

（五）本文仓卒草成，错误必多。且为读书札记性质，芜杂 驳之处，所在多有。大雅君子，尚望进而教之。

廿年五月六日，初稿。

一 孟子说

孟子井田之说，见于滕文公问为国章。此外北宫锜问（万章下），与“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梁惠王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梁惠王上）等数语，亦可为互证。兹先将孟子所论之三代井田制度（贡、助、彻法）分述如下：

甲，贡法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朱子注云：“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是为十取其一。龙子曰“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盖谓不问乐岁凶年，均取足此常数也。然阎若璩（百诗）则以为龙子所言乃战国诸侯之贡法，而非夏后氏之贡法，阎氏曰：“藉令乐岁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赋何以有上上错乎？”（参看四书释地三续）是以禹贡解孟子者也。任启运亦曰：“龙子所讥之贡是后世弊法，非禹本制，看夏谚兴歌休助，当时何曾有取民之虐来？”（四书约旨孟子卷三页四）则反证之理由尚欠充足耳。

禹贡甸服（即田赋之事）之法谓：百里赋纳总（禾本全曰总），二百里纳铚（刈禾曰铚），三百里纳秸（半藳去皮曰秸），事（服也，于纳总铚秸外又使之服输将之事也）。四百里粟（谷也），五百里米，盖量地之远近，以定赋之轻重精粗。今附：

（注）禹贡本论尧制，然托为禹所手定之书，故亦可通夏制。又崔述（东壁）曰：“按五十而贡即禹贡之咸则三壤成赋中都也，禹承尧舜之后，故法皆因其后，与汤武承先世之业而崛起一方者不同，故凡经传所传夏礼，即唐虞之礼。此外无所谓夏礼也。”（考古续说卷一页十七）

按：贡法似无公田，故不能谓为井田制度。

乙，助法

孟子述助制曰：“殷人七十而助。”赵岐注曰：“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其说仅就字面解释，将贡助彻之区分混而为一，自是错误。朱熹注曰：“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黄葵峰所言亦略同。可知一夫授田七十亩，所耕则为七十八亩又七五。归于公者恰为九分之一，因其在私田之外，助耕而得，故名曰助。但与“其实皆什一也”一语不符。后儒喜为古人辩诬，故有种种解说，如任启运曰：“九一以田之形言，什一以岁入之数言。”（四书约旨孟子卷三）焦漪园曰：“九一以区数说，九区之中，把一区养君子，而野人收其八区。什一以分数说，十分之中，把一分赋君子，而野人得九。”桂含章曰：“九一以田之区数说，什一以田之亩数说。”以九一说是指田之区数，理固可通，但何以解说田之亩数乎？故知其为牵强附会之说无疑也。朱子曰：“窃料商制，亦当以十四亩为卢田，一夫实耕公田七亩，是亦不过什一也。”然仍为十一分之一，仍非什一。况卢舍之说已为后人痛驳无余（注），故朱子说亦不能成立也。

（注）吴昌宗引诗疏，读礼疑图两书驳论，断定朱子所说，只根据韩诗外传与汉书食货志而言，文多不具录。任启运亦曰：“愚谓为庐必因地形稍高爽处，万无在田中之理，且如朱子之说，则夏公无公田，民皆露处耶？”问得甚有理。余详后。

然孟子以为周人亦用助法，故曰：“诗云：（小雅大田之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朱子注云，“此详言井田形体之制，乃周之助法也”。盖所取仍为九一，与“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一语相合。孙诒让曰：“周虽行彻，不妨兼存助法。”不为无见。（说见后）

由上观之：助法取民为九一，所谓“九一而助”是也。所谓“其实皆什一也”者，意殆约略言之也欤？

丙，彻法

孟子曰：“周人百亩而彻。”彻之解释甚多。今略举各家之说于下：

（一）彻取说 赵岐孟子注曰：“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耕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虽异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彻犹取人彻取物也。”依此而言，则是贡，助，彻，均无分别也，故知其不确。

（二）彻助同义说 金鹗求古录释彻法曰：“助彻皆从八家同井起义，借其力以耕公田，是谓之助。”通八家之力以共治公田，是谓之彻，其说与朱子相近。惟朱子通力合作指八夫同井而言，金氏则指公田而言，是其差别之点也。黄葵峰说与金氏亦同，曰：“百亩者八夫各授私田百亩，又共授公田百亩也；彻者八家通出其力，以合作公田，惟据公田百亩所登之谷而收之于官也”，均以为彻有公田，实为错误。观于孟子之言曰：“惟助为有公田”，则彻无公田可知矣。（参看崔适三代经界通考）

（三）合作均分说 合作均分说崔适主张最力，且矛盾之处尚少，然实源于朱子，故详论之，朱子曰：“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又云：“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通私田百亩为十一分，而取其一”。两说均误，今请先辩正前说。依任启运言：“孟子明言上农所食之别，若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则勤惰无分，安得复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别？其不为许子齐物之论几希。”则可知合作均分之说决不能存在矣。崔适亦曰：“果用彻而通力作之，计亩分之与，则八家共耕此九百亩之田，而君与民共分其粟，中外一也，安能指某田为公，而某田为私？果用助，而中为公田外为私田欤，则八家各自耕其百亩，而代耕上之十亩，十亩之粟以奉上，百亩之粟以自食，判然不相通也，又安得谓之通力而作，计亩而分乎？”（三代经界通考）。故知朱子之说，不但不能存在，且亦自相矛盾也。至于后说，亦不可通。考庐舍之说，源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云：“古者公田为居，并灶葱菲尽取焉”。韩诗外传又演述谷梁传而有以下之记载：“中田有庐，疆场有瓜，古者八家而井，田方百里为一井……其田九百亩……公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各得二亩半”。班固因之作食货志云：“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为庐舍。”赵岐从其说，注孟子五亩之宅，谓：“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以为宅”。又注方百里而井一节云：“公田八十亩，其余二十亩以为庐井宅园圃家二亩半也”。何休注公羊，范甯注谷梁，宋均注乐纬，咸与班志同。按孟子言，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是百亩皆属公，何得以二十亩为民之庐舍也？八家同养公田，何得各取十亩治之也？且若公田仅八十亩，则八夫其耕田八百八十亩，以八十亩奉上，是亦不过十一分之一耳，仍非什一也，或又有强解所谓什一，乃为十与一之比者，更觉牵强。诗甫田郑笺云：“九夫为井，井税一夫”，是郑亦谓公田百亩，而非八十亩矣。又据金鹗邑考云：“五亩之宅，皆在邑中，犹今之村落然。诗所谓‘中田有庐’者，乃于田畔为之，以避雨与暑，大不容一亩，必无二亩半之广，在公田之中也。”是则以普通常识观之，二亩半为庐舍之说亦站不住也。今于讨论彻之真义之际，附带谈论及之。

（四）通计税额说 姚文田周官辨非曰：“彻之名义，似较彻取之义，尤为了当。然其制度何若，终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是知彻无常额，惟视年之凶丰，此其与贡异处。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无烦更出敛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尽力于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敛时则巡野观稼，令百一十亩通计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异于助。故左传云：‘谷出不过藉。’然民自无公私缓急之异，此其与助异处……谓之彻者，直是通盘核算，犹彻上彻下之谓，并非通融之义，于此求之，则彻法亦可想见。”（见求是斋自订稿）信如其言，则公田之存在，尚觉多事，反不如（七）说之直接了当耳。

（五）通年之上下地之远近说 孙诒让籀膏述林卷一彻法考曰：“周定赋之法，与贡助不同者有二；司稼云：‘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此以年之丰凶为税法之差也。载师云：‘凡任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皆无过十二’，此以地之远近之税法之差也。盖无论井田与不井之田，皆以此二法通计之，以较其羸朒而之敛法，是谓之彻。彻之云者，通乎年之上下，地之远近，以为敛法。”孙氏训彻为通，然在通征税之方法，而不在通贡助之制度。吾人对其以周官解释孟子其方法正当与否，不能无疑耳。

（六）通贡助而为一说 郑玄周礼匠人注曰：“以载师职及司马法论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以诗春秋论语孟子论之，周制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朱子乡遂用贡，都鄙用助之说，实本于此。然崔适三代经界通考云：“按：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之田，待粟既熟，而后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别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助则不能为彻，彻亦不能复为助也。……税其田之谓贡；不税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谓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此贡助彻之法也。十夫有沟，八家同井，其经划之形势然耳。使沟间之田不税，而但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贡；使井中之田有税，而不藉之以耕，亦不得谓之助。贡，助，彻，之名分于法，不分于形势。既谓之彻矣，安得复有所谓行贡法行助法者哉”。又曰：“朱子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余按：谓乡遂十夫有沟是也，谓用贡法则不合；谓都鄙用助法是也，谓通力而耕，计亩而分，则混助于彻。余欲易其文云：‘乡遂用彻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亩为公田，外八区为私田’，庶为分明易晓。”（孟子事实录下卷）是以贡，助，彻，三者截然不同——盖崔氏之意以为彻者乃“合作均分”之谓也。孙诒让籀膏述林卷一彻法考云：“夫孟子综论贡助彻之法而以为‘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明彻之为法必善于贡，而不及助，则其立法之大要与行法之细目，必较然别异，非徒沿夏殷旧制可知，说以一代税法之正乃不行于王畿，而唯行于邦国，其义亦有难通者，非所敢信也”，亦可为此说不能存在之证据。

附注：清人东垣何贻霈著成周彻法演四卷（载畿辅丛书内）亦主彻为通贡助为一之说。此书用周官王制司马法各书演绎彻法之一切制度，极为详尽。

（七）彻去公田九夫一井说 时人陈顾远云：“我尝考‘彻’字有通字的意思，和‘去’字的解释；‘通’和‘去’在现时很不相同，然古时当无大异，所以孟子只说‘彻者彻也’，可见‘彻’和‘通’和‘去’字义上原没有多大分别。那么，彻的意思，大约是指把井田制度取消而通之为散地，每夫受田百亩，没有公田。这彻字起初或作为动词用，后又变动词为名词，成为一种制度上的称号。我虽没有正面充分的证据，却有一个较有理由的反证。彻法是一夫受田百亩，以十亩所收，归之于官，乃十分取一。所以论语‘盍彻乎’一语，鲁哀公便答道：‘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是明指十取一而不足。……照这说：五十，百亩，既没有什么分别，不是彻和贡名异而实同吗？彻和贡的大要处，本是一样；不过贡是计五亩之入以贡上，彻是百亩里头取出十亩以为君耕，还带有井田制度一点余味。其不能成为井田制度的原故，因井田制度里头，八家同井，中有公田；这里公田已彻，变成九家，每家从百亩内取出十亩助耕公家，只好说是一夫所有的赋田了。”（孟子政治哲学页八六至八七）考陈说源于任启运之说，任之言曰：“……至周而人益众。无田可给，不得不举公田授之民，而于百亩之中，各取其十亩之入以为彻，故孟子曰：‘惟助为有公田’，则周无公田，断可知也。但此时君民相爱，故凶丰皆上下相通，到得后来，民心渐狡，于是百亩之内，名以十亩与君，而私其丰饶，上其瘠薄。君之所入日薄。于是鲁宣公躬行田亩，取其十亩之最丰饶以为例，而民亦无辞。其后哀公又不复计岁之丰凶，而但以田定赋，此彻法之所以变为校岁之贡，而为什而取二者也。”（四书约旨）又云：“周无公田，诗曰‘雨我公田’何也？商制公田在私田外，周制于百亩中取其十亩之入，则公田即在私田中”。（同书）又曰：“解彻法者，谓耕则通力合作，收则计亩均分，就同井而通计，此断非也。孟子明言上农下农所食之别，若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则勤惰无分，安得复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别？其不为许子齐物之论几希！此同井中或一人以兵戍出及有疾病死丧，则此八家通力助之，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疾病相扶持’也。其余则否。然则名彻何也？以通乎上下而名之也。贡之法，校岁为常，特于省敛之时，权为损减；彻之法，则与年上下：年丰则君民同其有余，年凶则君民同其不足也。看贡字助字都从君民起义可见。”（同书）则以为彻之征税方法，为通年之上下[参看（五）说]，而与贡之校岁为常者不同也。

由上观之彻之真义，究未易骤明。以上各说，互有长短，未可尽非。求一较惬人意的解释，余意仍以为最后一说是也[（七）]。

或曰：“孟子不云乎：‘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考之朱注云：‘周所谓彻法者盖如此’。是则彻法之义，孟子已明告吾人，本不必硬为求解矣。”曰：“是不然！孟子此说，是否即为彻法，尚待考证。如任启运曰：‘言请者，孟子就滕言滕，言为滕计，当如此耳，非周原有是定法也。’注：‘周所谓彻法，盖如此’，是朱子约略计度之词，原非正意。（四书约旨孟子卷三）又曰：‘若谓请野节原是彻法，孟子要行彻法’，则‘盍彻乎，一语可了，何烦辞费乎？’（同书页八）可知孟子此说，未能遽即断其为彻法之解释也。至朱注理论上之不通，已详前第（六）说，兹不具述云。”

以上述贡、助、彻之大意已毕，今请更讨论其附属发生之问题。

其一曰：“三代之所谓贡，助，彻，三法，其授田之亩数不同者何欤？”关于此问题，后儒有种种解说：或曰：“夏时民多，殷渐少，周时至稀，故授田有多寡”。或曰：“夏政宽简，一夫百亩，只税其五十亩，殷政稍急，增税七十，周政烦，亩尽税之”。或谓：“夏时洪水方平，可耕之田尚少，故授田止五十。殷时渐广，周大备，故日增。”考之实际，各说多不可通。盖井田工程繁密，有一定之沟洫经界，若“取十夫有沟百夫有洫之地，而划之为九夫之井：取方里而井之地，而易之以十夫之沟百夫之洫，势必尽坏以前之封疆涂畛而别造之，民之扰不可胜言矣。又取他夫之田以益此夫，而复别取他夫之邻田以益他夫，递移递益，举天下之众，皆嚣然而不得宁，尚得为王政乎？”（崔东壁语，见三代经界通考）考蔡邕独断谓：“夏尺十寸，殷九寸，周八寸。”是可为三代尺度不同之证。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东田即诗之南东其亩也，言南则以庐在其北而向南，言东则以庐在西而向东。一说古帝都西北，垦田偏在东南；周，秦，汉，偏居西，中原称东土，故云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孔疏谓：“古者八寸为尺。以周尺八尺为步，则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则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52亩71步有余，与此百四十六亩三十步不相应。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计之，则古之百里当今123里115步20寸，与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应，经文错乱不可用也。”而陈澔谓：古步实为六尺四寸，周步实为五尺一寸二分。周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计之，则古者百亩，当今东田156亩25步1寸60分寸之4，与孔疏当今东田152亩71步有余不相应，疏义所算亦误。由此推论，则三代井田面积之不同者，实因尺度之差，与亩法之异。今据陈澔所说，古步实为六尺四寸，周步实为五尺一寸二分推算之。假定夏制一百六十步为一亩，则夏之五十亩恰当周之一百亩。假定殷制一百十五步为一亩，则殷之七十亩当周之一百亩而稍强。孟子之言盖以周之尺与步为准，而推算夏殷亩法，以其成数言之耳。是可见三代授田之亩数，名虽异而积实同也。

其二曰：“井田之法必方乎？”任启运曰：“程子张子尽之矣！方者有之，要不方者居多也。盖方是法不是形。古之九数，第一曰方田，以其事最重，而算亦最难，故为第一。若其田果方，则执度以往足矣，安用算乎！如今之法，横五尺，纵五尺，谓之一步，何尝不方？横七丈七尺五寸，纵亦如之，谓之一步，何尝不方？究其所谓方者，乃以东西并折半，南北并折半（如东十弓西二十弓则折作东西各十五），而以纵与广交乘之，算方而田不方，故谓之方田也。或疑古井田未及江南，此江南法，不可以论古，则齐、鲁、燕、赵、晋、卫诸境，余尝历之，其高高下下与江南无异。惟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差异耳。而江南之圩田，其平广更胜于北，盖从古此地即从古，此山川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广野平畴，其脉必自山出。大约中出者必中高，边出者必边高，断未有百十里直如丝平如砥者也。孟子方里云云，亦举一方以为例耳。如天子规方千里以为甸服，而周畿内自陕而入河南，其地斜长而曲，以开方法计之，则西都约方八百里，八八六百四十，东都约方六百里，六六三百六十；总计之，得方千里耳。孟子言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古人所谓方者大约如此。汉儒沟洫之图，只是画个硬局，与棋枰相似，其实天下安有此地哉！”（四书约旨孟子卷三页九）

任氏又曰：“古人立法，必度土之宜，因地之利，如左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其疆里之大不同也。如左氏异义，或九鸠当一井，或九度当一井；如今折平相似，是人不必皆百亩。周礼园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如今荡塘山竹地科则不同，赋不皆什一也，百亩什一，亦举平土以见例耳。”是言百亩什一，为当时（周）税法之常，然亦度土因地，而有出入者也。推之贡、助两法，亦何不然？

其三曰：“三代之贡助彻法，是否通行天下乎？”曰：“似不然！”崔东壁考古续说曰：“世儒皆谓成汤代夏，改彻为助；武王克商，改助为彻。余按诗大雅公刘篇云：‘彻田为粮，度其文阳，豳居允荒。’则是周之彻法，始于公刘，不始于武王也。公刘当夏商之世，而已用彻，则是诸侯各自顺其土宜，初未尝取五畿之法，强天下使皆从之也。民既相安于彻法矣，是以文武皆因之而不改。……然则商之用助亦当如是。相土上甲微以前，本用助法，故汤因之不改，非取贡法而改之为助也。”孙诒让云：“助本殷之正法，而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是夏时已有公田，为助法之权舆；彻为周之正法，而笃公刘亦云：‘彻田为粮’，郑笺释为什一之税，是亦彻法之权舆。盖公刘当夏之末造，虽未有司 载师之法，而其肇端，实在彼时。逮文武周公更斟酌损益之，而其法大备矣。知助法之不必始于殷，则可知彻法亦不必始于周，而周虽行彻，不妨兼存助法，亦无足异矣。九服之大，彊索不同，周承二代而贡助两法容有沿袭而未能尽革者，先王以俗教安，不欲强更其区畛，故周诗有公田之文，非谓周邦国尽为公田也。”（籀庼述林卷一页五）故知贡助彻三法，不过各为夏商周三代税法之正宗，未必通行天下也。且知贡法未必始于夏，助法不必始于殷，而彻法亦未必始于周；而曰夏贡，殷助，周彻者，则以三法各为一代之正宗，其规制在当时始最周详，故各以归之夏商周耳。

又近代学者，又以为井田之制，并非土地公有，而仅为贵族私有制。故种田之农夫，乃为佃民，而非田主。其测想之正确与否，著者未敢遽下定论。且此已涉及历史上之考据，超出本文范围以外，故不多及。

以上之枝叶问题，既已讨论完毕，则传说上之三代井田制度亦可得其大概。以下再言孟子以后之各家井田学说。

二 王制说

孔颖达礼记正义引汉卢植说谓：“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但经陈寿祺辨正，以为卢说出于史记封禅书，据封禅书，文帝时所作王制，乃本制，服制，兵制，非王制也。且史记谓文帝所作王制乃关于巡守封禅之事，今王制中既毫无提及封禅，而说巡守者亦只有一端，可见二者只是名目偶同，并非一书。俞樾云：“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者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将作春秋，先修王法，斟酌损益，具有规条。门弟子与闻绪论，私相纂辑而成此篇。”王是否指素王，实未易定言。王制是否由孔子“先修王法”所定之法制，亦难知之。唯为“七十子后学者”的儒家“斟酌损益”之记，则无疑问。至其出书年代，疑亦后于孟子。故其所言之田制，亦完全根据于孟子，毫无新义也。兹将此书中关于田制之记载抄录于下，而与孟子所载之说比较之：

“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此则与孟子北宫锜问一章，几乎一字不易。

又曰：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十万为亿）亩；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按此节首句实源于孟子。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即此制也。以下各句乃演释首句而成，毫无新义。王制又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税……夫圭田无征。”二语均不见于孟子。周礼：士田亦有征，士田即圭田也。故又与王制异。

此外王制中有关于当时（周）四海内地远近里数之统计，可资参考。（“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与“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两节均为此等记载。）

又王制所载尺度里数，所云“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均不可信，已详前。

孟子北宫锜问一章朱子注曰：“愚按此章之说（谓班爵禄之制），与周礼王制不同（按王制班爵禄说与周官制亦不同），盖不可考，阙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时，去先王未远，载籍未经秦火，然而班爵禄之制，已不闻其详，今之礼书，皆掇拾于煨烬之余，而多出于汉儒一时之传会，奈何欲尽信而曲为之解乎？”斯为得之。

三 周官说

周礼之来历，人人言殊：贾公彦以为周公所作（仪礼序及序周礼废兴），皮锡瑞以为孔子所作（三礼通论），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至姚际恒著周礼通论十卷始断定其为西汉末年之书，康长素先生更断言其为刘歆所伪托（伪经考卷三上页二十三至二十四）。各说中自以姚康两说为是，盖周官经六篇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传亦无之，至王莽时（即哀帝时）刘歆始列序著于录略。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则其出书年代，晚在孟子之后，可断言无疑也。周官所言井田制较他书独详，然与孟子公谷王制之说多相反。今略论之：

小司徒：“乃经土地而并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

匠人：“为沟洫……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以达于川，”按，郑注曰：“田一夫之所佃百亩。”又曰：“九夫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又曰：“此畿内采地之制……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不田税夫。”是则郑氏之意以为此即贡法也。然贡法无“井田”，故愚意以为此即彻法。

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按：此处言十夫有沟，与上匠人所载“九夫一沟”之说不同。郑康成注则谓：遂人所言乃乡遂行沟洫之法，匠人所言乃采地行井田之法。郑樵通志力排其说，然其言更多舛错。清朱克己云：“窃谓十夫有沟，犹云千亩之地有沟耳。沟本九夫所有，而云十夫者，盖一井九百亩，东畔为沟，自西而东，积至九井，共九沟，其极东一井，逼近浍水，井间三遂之水，直可入浍，故不复设沟。则是十井九十夫之地，仅有九沟，非十夫有沟而何？至于洫浍川亦然……然则遂人匠人之文，虽若有详略疏密之不同，而其为井田之法则同，盖匠人主分数，遂人主积数，读者但勿以辞害意，则知周家田井之制，实通行于天下，而无乡遂采地之别矣。”（朱克己陈基合订井田图考卷上页三十一）（按：朱氏另有郑氏沟洫井田图说辨附载图说七幅载在下卷可参考。）朱氏之说，亦颇有理。惟以为井田之制实通行于天下，则不无可疑之处。井田之地，必须于平地为之，若高原下隰之地亦为井田，则窒碍诸多，未见其可也。郑司农众释小司徒云：“井牧者，春秋所谓井衍沃，牧隰皋者也。”——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 掩书土田之法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瀦，周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可知古之井田但行于衍沃之地，非谓尽天下之地皆井也。郑玄注亦谓：“隰皋之地，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当一，是之谓井牧。”是只以井牧为标准，而山林薮泽之地，其制又各有不同也。马氏文献通考亦以郑（玄）说为是，故曰：“行助法之地（此指匠人‘九夫有沟’而言），必须以平地之田，分划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环之，列为井字，整如棋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为之疆理。行贡法之地（此指遂人‘十夫有沟’而言），则无论问高原下隰，截长补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谓沟洫者——不过随地之高下而为之蓄泄。……是以匠人之田……必有一定之尺寸，若遂人止言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为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间，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依马氏之说：则遂人所言，乃为不划井田而但制沟洫之制度。似比“井田通行天下”之说为较近理。

至于授田之法，周礼言之特长，为以前各书所无，亦可见当时经济思想之进步。今略述如次：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注：“莱谓休不耕者，郑司农云：户计一夫一妇而赋之田。其一户有数口者，余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之以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

以上为三等授田法之大概：此外尚有以阶级而分之制度，其所授亩数为普通农夫田五分之一，如载师内之士田、贾田、官田是也，又有无税之田，如藉田（见天官甸师），加田（夏官司勋），等等是也。今均不事细述。

至于田制之行政，约略言之，则为遂人司井田间之交通，近人司井田间之水利，草人稻人司生产畅导之责。此外有五正（如卿正党正），四大夫，三师，二小司徒，一大司徒，其职在分配农地。今顺及之。

四 公羊传说

公羊至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齐人胡毋子所写定（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其释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曰：

“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何休注曰：‘时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履亩案行，择其善亩，谷最好者税取之’）古者什一而藉。（何休注曰：什一以借民力，以什与民，自取其为公田）。古者曷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颁声作矣。”

毛西河四书剩言（卷四页十）曰：“公羊传：‘多于什一，大桀小桀；少于什一，大貉小貉’则似反从孟子语袭入之者。”盖定论也。

此外尚应注意，则公羊之释“初税亩”，只及税制，而不及田制耳。

五 谷梁传说

唐杨士勋谓谷梁为谷梁赤所作。徐彦公羊传疏则谓谷梁乃是谷梁氏之著竹帛者题其亲友，故曰谷梁传，当为传其学者所作。四库全书总目谓：疑徐彦之言为得实，但谁著于竹帛则不可考。阮元谷梁传注疏校勘记序则引郑氏“谷梁为近孔子，公羊为六国时人”之说，而断定谷梁先于公羊。又谓其书非出于一人之手。陆德明释谷梁传注疏序（按，序为杨士勋所撰）谓：“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径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谷梁。传孙卿，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按此二人均汉初人），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综合以上各说观之，当知谷梁之书至汉初始写定。谷梁之释春秋“初税亩”一语则兼及田制，其言曰：

“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集注：悉谓尽其力。）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徐邈注“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谓：“除去公田之外，又税私田之十一。”是此时公田与井田之制仍在，其说当不可信。孔广森注谓：“去公田而九家同井，每亩税取其什一。”是则公田虽废而井田仍在，且税法亦由九一而减为十一，更不足信。鲁宣公时当无井田制度存在，故知谷梁公羊均以孟子之井田制解春秋“初税亩”三字也。

胡适之曰：“依我看来，‘初税亩’不过是鲁国第一次征收地租。古代赋而不税，赋是地力所出，平时的贡赋和用兵时的‘出车徒给徭役’都是赋。税是地租——纯粹的land tax。古代但赋地力，不征地租。后来大概因为国用不足，于赋之外另加收地租，这叫做税。孟子不赞成税（他曾希望‘耕者助而不税’），但他又主张‘国中什一使自赋’。这可见赋与税的分别，宣公初行税亩，故春秋记载下来，其实和井田毫无关系的。”其言颇为切当。（参看胡适文存一集卷二页二七一）

六 韩诗外传说

汉文景时韩婴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外传言井田制云：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为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义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构造怨仇，而民相残。伤和睦之心，贼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败谷巨，于仁道泯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此则忧时之论而托古以见意也。至其“余二十亩共为庐舍”一语，乃由演述谷梁“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两语得来。

七 汉书食货志说

汉书食货志之言曰：“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已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疆也。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鸡豚狗彘，毋失其时。女修蚕织，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曰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班固汉书晚出，故其井田论尤为赅博，盖乃参酌孟子韩诗外传与周礼而成。其所言民受田归田之幸，尤为以前各书所无。且对于耕种方法，言之独详。由是可见井田之说，至汉时而大备。据胡适之言，汉代的井田详说，除食货志外，尚有下列两家：（一）何休公羊解诂。这又是参考周礼、孟子、王制、韩诗、食货志做的。他不取礼的三等授田法，一律每人百亩，但加了一个“三年一换主易居”的调剂法。（二）春秋井田记。后汉书刘宠传注引此书，所引一段多与何休说相同。（从何休公羊解诂一行起，均用胡适之原文。）

八 司马法

司马法一书，四部正讹谓为真伪相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断定其为后人伪造无疑。又谓其篇首但间袭戴记数语。可见此书之成，更在戴记之后。然司马法今存之五篇，于井田制度毫未置喙。其论井田制者只见于逸文。逸文者，乃佗书所引，多不见于五篇中者也。（附注：汉志：“原书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他书所引，亦有不见五篇中者，皆逸文也。”）

其言曰：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四匹马匠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谷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

又曰：

“成方十里出革一乘。”（原注：“案有脱讹字”）

又曰：

“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从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从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百家，（愚按：此应为千字，想系印误）。革车十乘，士百人，从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从二千人。”（录自张澍二酉堂丛书道光元年初版）

此则行井田之制，而寓兵于农也。由上观之：可知自井以上，有以四进者，有以十进者。说者谓以四进者为政治上之小单位，所以便军事上之贡赋。以十进者为政治上之大单位，所以谋封建授受之便利。世又以为此为文王治岐之法云。

（原载《广东留平学会年刊》第二三期，19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