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说第五十次，也是最后一次，克拉夫特警长，我没有。”
“可你也听到格兰杰先生的话了，医生。这是唯一一种可能！”
“你今早还觉得这是一起谋杀案呢。”
“啊！因为我没有聪明到能想出这样一种解释。看，现在。”
很明显，克拉夫特的耐心正在消失。他和我坐在那辆大警车的前座，在路上飞速奔驰着，驶向韦恩莱特的大宅。
我们把h.m.和他的轮椅安置在后座，他的椅子被折叠着放在过道里，h.m.本人则坐在后排。他那对粗胳膊交叠在木桶般粗壮的胸脯上。车窗开着，风吹起了他那秃脑袋两边的两撮头发，看起来仿佛长了角。车行两英里，他一言不发。一直都是克拉夫特警长担任发言者。
“这说得通，你看不出来吗？”他坚持着，那只正常的眼睛转向我，“这里面没有任何一点能被反驳。有三行脚印，”他演示道，“去往悬崖边——”
“认真开车吧！”
“好吧。他们的脚步停在了杂草附近，大概四英尺远的地方，那是悬崖上唯一一小片杂草。你的脚印停在你趴在地上向下看出去的地方。的确，这几串脚印是平行的。你的脚印距离他们的有六英尺远，这也是真的。”
“很好！”
“但是，”克拉夫特指出，“你也听到格兰杰先生的话了。那把枪掉在了草丛里，那是你完全可以伸手去用拐杖够到的地方……”
“什么拐杖？我从来不用拐杖。你去打听打听。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一个摇摇欲坠、行将就木的干瘪老化石吗？”
这时，我想我听到了从车后座传来的声音——刻意吸鼻子的声音以及微小的表示赞同的声音。但克拉夫特满脑子都是其他的事。他专注地看着前方的路。
“顺带一提，医生。我刚想起来。”克拉夫特清了清嗓子，“一月份，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您几乎每晚都来给他看病，连续三个星期。您还没发来账单呢。我们欠您多少钱？大概？”
话题转换得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让我惊讶。这一刻，没有什么是比这让我更不关心的事。
“我的好克拉夫特，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还没时间去考虑这些。问汤姆吧，他可能知道。”
“他可能也不知道，”克拉夫特说，“这么久以来，他跟你一样头脑不清又疯疯癫癫，他也很少寄账单来，还经常寄错人家。我这是在为你着想！”
“听着：我不需要什么钱。”
克拉夫特握紧了方向盘。
“或许不。但你要是不用别人帮忙的话，就活见鬼了。这个审讯——你知道——是星期三。你作证的时候是要宣誓的。这你也知道吧？”
“当然了。”
“审讯的时候，你要说的也跟你告诉我们的一模一样？”
“为什么不呢？我说的都是实话。”
“听着，”克拉夫特说，“陪审团几乎肯定会判定是协定自杀。他杀了她，然后自杀。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会增加一条附加意见说你篡改了证据。这样的话（现在你明白了吗？），我们就不得不以伪证罪逮捕你。”
这是一个精妙的思路，我必须承认我之前从未想到。
我已经过了那个会享受因为说实话而遭遇冷酷对待的年纪了。对年轻人来说，这样似乎很崇高，尽管我从来都不明白那是为什么。就像伽利略，如果能因此得到安宁，我情愿跪下来，否认地球在转动。但这次我面对的是个私人问题。
“你的意思是，”我说，“你不想逮捕你的债主？”
“差不多是这么回事，”克拉夫特承认道，“如果你能说实话，就会省了我们所有人的麻烦！”
“我保证，所以帮帮我吧，我会说出实情，全部的实情，只说实情。”
克拉夫特充满怀疑地盯着我。看得出他或多或少有些疑惑，并且感觉来到了一个死胡同，因为他知道我不是个爱撒谎的人，可现在又有明显的证据，去证明事情是他们说的那样。所以我不怪他。如果我是他，我也不会相信自己的。他向后座转去。
“您怎么看，先生？”他问，“像格兰杰先生说的那样，这是唯一一种可能。”
“呃……这，”h.m.咆哮着，“‘唯一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词，让我一直以来无法相信这件事。”
“您不相信它，因为它是唯一一种可能？”
“是的，”h.m.简单回答道，“我真希望马斯特斯也能听到你这么说。”
“可您听说过，有会飘在空中的谋杀案凶手吗？”
“噢，我的孩子！你不了解我的过去。我还见过死了又没死的家伙呢。我见过用同一双手伪造出两串不同指纹的人。我还见过有人能把阿托品[1]弄进无人触碰过的玻璃瓶里。”他吸了吸鼻子，“至于会飘在空中的凶手嘛，我正期待着有天能见到一位。也算是让我这个老头子被扔进垃圾桶之前，有个完美的结局了。”
“什么垃圾桶？”
“别管了，”h.m.怒视着我，“听着，医生。我们假设你说的都是实话。”
“谢谢。”
“星期六晚上你去向悬崖边的时候，注意到了有把枪躺在那儿吗？”
“没有。”
“那么，要是有这么一把枪的话，你觉得你会注意到吗？”
“我不知道。”当时的画面再次浮现，生动而痛楚，“我没心情去注意任何事。在我印象中没有枪，但我不能保证。”
“好吧，聊点儿别的。”h.m.放开交叠在胸前的胳膊，指向克拉夫特，“自动手枪的子弹发射后会有弹壳留下，警方有发现任何掉落下来的弹壳吗？”
“没有。但您看——”
“我懂，我懂！又是犯罪学基本知识之一吧。发射过的弹壳不会直线滚出，它们会伴着巨响向高处弹出，方向偏右。它们可能早就弹到海里了。你们看过悬崖边了吗？”
“没有，先生。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潮水已经涨得很高，大概有三十英尺。我知道尸体肯定已经被冲走了。所以至于两个小小的黄铜弹壳……”
“尽管如此，你们有去看看吗？”
“没有，先生。”克拉夫特犹豫了一下，“说到犯罪学基本知识，您怎么看格兰杰一家？”
“我挺喜欢那个女孩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一般不太信任那些激动地说自己对男孩们一点兴趣都没有的少女。这通常意味着，事实恰恰相反。就像——”
h.m.短暂闭了一会儿眼睛。嘴角向下弯去。他再次交叉起了那粗壮的胳膊，向后坐了坐，将眼神定焦在前方的道路上。当他再次张口的时候，语气缓和了许多。
“我说，孩子。我们离通往贝克桥的那条路还远吗？我实在太想看看韦恩莱特太太跟别人亲热的那间画室了。”
克拉夫特大吃一惊。
“很近了，”他回答说，“如果您想看的话，我们到时候可以停下。”
“停一下吧。注意！”h.m.的语气带着抱怨，“我一丁点都不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会看到什么，或者要去干什么。很可能一无所获。但是我还是很想去看看。”
通向贝克桥的那条路横穿整个村庄，以一条捷径与巴恩斯特普尔主路相接，十分狭窄。从这里你也可以走另一条路去向埃克斯穆尔荒地。我们转向这条夹在两排高高的丘墩之间的肮脏小道之上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多了。树木高而瘦，青苔蔓生，背对阳光而立，被枝干滤过的光线斑驳而柔软。这条路吞噬了我们。有什么东西猛地冲过了落叶堆。沿着这条蜿蜒的路开了大概五十英尺远的时候。克拉夫特突然一个急刹车。
“呵？”他嘟囔道。
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向树下的我们走来。他戴着顶宽檐帽，穿着破旧的西装，脏兮兮的衬衫扣子紧紧地系到喉咙处，没打领带。他的白胡子茂密地向下垂着，一部分是棕色的，好像被香烟烧过似的。这个发型衬托着他的个性。他一边慢慢走来，一边好像在对着那些树发表什么感言，内容冗长，难以辨别。
“一位十分不错的客人，”克拉夫特说，“这位是威利·约翰逊。”
“噢？你是说那个被韦恩莱特家解雇了的园丁？最好拦下他，孩子，和他聊聊。”
这完全没必要。约翰逊先生看到我们便停了下来，静止在原地。然后他尊严十足地向我们走来，手里晃着一根马六甲木手杖，这个手杖一向被认为是绅士甚至雅致品位的象征。当然，他喝了不少酒。倒是没醉，只是啤酒明显已经灌满了他的血管，他的眼神透露着这一点。他挺直了脖子，向克拉夫特致意。
“我要投诉，我要。”他说。
克拉夫特耐心而疲惫。
“好了，听着，威利，莱顿的警官说他已经听够你的抱怨了。”
“这次不会，不会的，这次是——”约翰逊先生寻找着措辞，“这是盗窃。是的，先生，盗窃。他偷走了。”
“他偷了什么？”
“啊！”约翰逊先生吸了一口气，好像他即将脱口而出的就是整件事里最为黑暗而罪恶的那部分。他举起手杖，想用它碰碰自己的鼻子，却并未成功，这让他有些恼火。“有四英尺长，他偷走了。那位先生会发现的，他会的！”
“谁？”
“韦恩莱特先生，失去了最美好的妻子的那位。很多人同情他。但是我一点都不。我看他面带狡猾和丑陋，他觉得你们发现不了。”
“你喝醉了，威利。酒醒了再来找我。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约翰逊先生激动地抗议说自己没喝醉。这时h.m.出来打圆场。
“听着，孩子，你一定在这一区住很久了吧？”
这句话触动了我们这位线人作为本地人的骄傲感。他宣称自己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二十多岁，然后是三十多岁，然后又是五十多岁。
“你知道这条路前面的那间画室吗？嗯。那是谁的房子？”
“老吉姆·韦泽斯通的房子，”约翰逊先生立刻回答道，“他在八年前还是十年前去世了。他把这座房子租给了一个搞艺术的家伙，那人在房子里自杀了，艺术家不都这样。”
“是，那现在它是谁的？”
“房产公司，律师什么的。谁会愿意住在那里？连水都没有，还有艺术家在那儿自杀过？”约翰逊先生冲路上吐了一口口水，“修缮那个地方得花上一百镑，而且谁会愿意住在那里？”
h.m.想从口袋里找出一个银币以示慷慨，但是翻了半天，只有一张十先令[2]纸币。他在克拉夫特的惊诧和约翰逊怀疑的震惊中，将这张纸币扔了过去。
“这十先令够你买不少啤酒的，威利。”克拉夫特警告说。
“啤酒？”对方带着自尊反问道，“我要去看电影。”（每周莱顿都会有一场电影放映）“是部教育片，是关于那些将基督徒绑在木杆上烧死的罗马人的。女的都不穿衣服。”他补充道。他十分感激，啤酒几乎都要从他眼里溢出来了，“祝您今天过得愉快，克拉夫特先生。也希望您度过非常愉快的一天，先生。我希望您在我们这里待得高兴，而且待得久一点。”
“你小心一些！”克拉夫特冲他喊道，“有那么一天，你会遇见奇怪的东西，然后知道要小心的！”威利不屑于回头。“他没事的，”警长说，“醒醒酒就好了。但我还是希望你没给过他那钱。画室离这里不远了。”
事实上，画室的入口离主路只有二百英尺远。尽管那条小路没什么人走，但我曾多次经过这座房子，它看起来一直无精打采。可远远不比现在我一眼瞥到它在黄昏中的样子更加沮丧。
它四面没有围墙，离路还有一点距离，是一座用白漆粉刷过的谷仓状的房子，如今是脏脏的灰色。屋顶是倾斜的，北面曾是玻璃，但是大部分都没了，只剩碎片和缝隙，剩下的部分都已经变得十分肮脏，甚至完全变黑了。
两扇朝向路面的沉重大门，空间大到几乎能开进卡车。拐角处有一个小门，一条蔓草杂生的小道引向门口的两级台阶。这一定就是莫莉当时看到瑞塔·韦恩莱特的地方，那个暮色渐深的春日黄昏里，穿着红毛衣的瑞塔双手环绕着某人的地方。
房子的一层没有窗户，二层的两扇窗户被木板挡上了——至少如我们从侧面看到的那样。离我们稍远一些的右侧是一个巨大的石头烟囱。画室后方是一片绿得几乎发黑的松树。如果你是个爱异想天开的人，或许会觉得瑞塔的鬼魂就在这里游荡。我记得离大门很近的地方有一小片风铃草。
克拉夫特猛地向前开了一阵，又关闭了发动机，于是潮湿而温暖的寂静包裹住了我们。
正是那时，我们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尖叫声。
尖叫声不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正是令人恐惧的原因。这个尖叫声似乎是出于身体上的疲惫，或者被恐惧侵蚀了神经，它几乎不像是干瘪的嗓子中能勉强发出的声音。这声音并没有让这黄昏中画室的氛围更轻松一些。它引出了痛苦，当然还有恐惧。伴它出现的还有微弱、模糊、让人感到绝望的捶打声。据我们判断，声音来自房子二层一扇被挡上的窗户里面，也就是面朝画室时左边的那扇。
我们不得不把h.m.留在车里，尽管他在大吼大叫着。可我们实在没时间带上他。克拉夫特在车边逗留的时间也不过才够他从车旁的口袋里掏出手电筒而已。
“大门，”他回头说，“没锁，我觉得。”
然后我们便出发去寻找他们了。
大门是用质地很不错的风干橡木制成的，确实没上锁。尽管有人给它系上了搭扣，外面挂着一个大锁，但锁只是松松地挂着。我们推开那扇门，进去了——地板与地面齐平。
房子潮湿而陈腐。但是由于天窗足够大，我们能看得很清楚。房子的结构终于从阴影中显现出来。它有一个大大的房间，也就是画室，后侧还有厨房和储藏室。大门上方是一个像画廊一样的空间，房间内还有一个房间。因此，没有正经的楼上楼下之分，只有在我们头顶这个靠着墙面分隔出来的房间。右手边，那曾经被漆白的楼梯，将人一路引到那扇关闭的门前。
虚弱的呻吟声或是幽幽的呜咽声从上面传来。
“就是这里。”克拉夫特说。
他打开手电筒，在跑上楼前四处照了照。画室的地面是砖头铺的，像一间农舍。大壁炉的黑色喉舌向着右手边的墙张开着，地上凌乱地摆放着一些破旧的家具。
“别害怕！”克拉夫特叫道，“我们来了！”
楼梯尽头的门锁着。但门上有个（崭新的）钥匙，克拉夫特转动了它。门悄然无声地开了。就在此时，我们听到屋内传来警惕的呜咽声，地板上传来一阵动作急促的声音。
“是谁？”一个女人的声音。
“别怕，”克拉夫特重复道，“没事的，小姐，我是警察。”
他将手电筒的光向屋内投去。眼前的景象转换让人瞠目。在克拉夫特的手电筒和被遮盖的天窗四周缝隙里透出的亮光中，你可以看到，这个房间不但配有全套家具，而且都是极好的家具。
手电筒的光移动并停留在了一个女人——或者说，女孩——身上，她正努力缩进墙边日本柜的角落里躲避我们，柜子上的螺钿[3]花纹用其反射回的光线向我们眨着眼。光线升到她脸上，女孩用手臂遮住眼睛大喊起来。
她身上的一切都是都市的，而非乡村的。她精致的高跟鞋被干掉的泥巴包裹着，棕色的长筒袜已经严重抽丝。她身上穿着的那件白线包边的开衩绿色连衣裙也溅满了泥点。她个子矮小，不到五英尺高，但身材却十分标致，凹凸有致，得以一见是我的幸运。让我想起“迷你维纳斯”这个词，但想到她现在的处境，我暂时搁置了这一想法。
是什么让她这样颤抖，且颤抖的频率如同抽搐一般，就好像那不仅仅是出于恐惧。更是一种生理缺陷。克拉夫特向前走了一步，她立刻后退，用手挡住眼睛，试着从缝隙里偷看我们。
“别动！”克拉夫特要求道，可他自己都踉踉跄跄的，“我说过我是警察！你是安全的，你明白吗？你——你是谁？”
女孩哭了起来。
“我是巴里·苏利文太太。”她回答道。
注释：
[1]阿托品（atropine），一种抗胆碱药物，有刺激或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
[2]先令（shilling），英国旧辅币单位，1英镑等于20先令，此单位已在1971年货币改革中被废除。
[3]螺钿，指将贝壳磨制成薄片作装饰镶嵌在器物表面的制作工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