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曾经冒昧地对本书的读者说过几句话[1]。据我所知，我的这一大胆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现在请读者允许我在第三卷的前面再说几句话，主要是为本卷的延期出版做些解释和道歉。
本卷包括《战争论》这部书的第七篇和第八篇。这两篇可惜都是未完成稿，只是粗略的草稿和试作。我们不打算把它们搁置起来不与读者见面，因为即使它们处于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也还是令人感兴趣的，因为通过它们至少可以看出作者想要走的路。但是这两篇需要仔细的校阅。承蒙厄策尔[2]少校先生的好意，他承担了这项工作，但由于他公务繁忙，这一工作中断了很久，因此让已经完稿的第四卷先于第三卷出版似乎更合适一些，因为第四卷的内容是1796年战局[3]，也是作者开始研究的本来的战史部分，而且很多方面的人士已经表示希望能尽快地看到遗著的这一部分。
我们曾希望此后第三卷能与第五卷同时出版，但这一点还是没有做到。我们两次中断了遗著的自然顺序，这是必须请求读者原谅的。
本卷除了《战争论》中未完成的两篇外，还附录了数篇文章。这几篇文章虽然不是《战争论》的一部分，但与《战争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我们希望它们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是作者1810年、1811年和1812年为有幸给王储殿下[4]授课而撰写的，其中第一部分是作者向王储的保育官冯·高迪[5]将军先生提交的授课计划，第二部分是作者在结束这门课程时所撰写的全部内容概览。我在第一卷的前言中已经说过，在这篇文章中有《战争论》全书的胚芽，仅此一点大概就足以引起大多数读者的特别兴趣。承蒙王储殿下恩惠，允许发表这篇文章，在此我要再次向殿下表达我最恭顺的感激之情。
玛丽·冯·克劳塞维茨
1833年12月5日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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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布吕歇尔身患眼疾，无法指挥，因此没有进行猛烈的追击。——译者注
[2]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仑因未考虑到布吕歇尔会驰援英军而大败。——译者注
[3]指本书第一卷首版前言。——译者注
[4]厄策尔（franz august o′etzel，1784—1850），普鲁士少将。1825—1835年任普鲁士军事学院地形学和地理学教官。1847年晋升少将。——译者注
[5]战局（der feldzug），指交战双方在一个战区的一个时间段内（大体从一年的开春到次年冬季来临时）的军事行动。作者在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二章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译者注
第七篇
进攻（草稿）
第一章
从与防御的关系看进攻
如果两个概念构成了真正的逻辑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其中一个概念成了另一个的补足部分，那么实际上从其中一个概念就可以得出另一个概念。即使我们有限的才智不能一眼就看清这两个概念，不能仅根据它们的对立就从其中一个完整的概念得出另一个完整的概念，但是其中一个概念无论如何会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另一个概念，而且足以使我们了解另一个概念的很多部分。因此我们认为《防御》一篇前几章中触及进攻的各点就已经足以让我们了解进攻的这些点，但并不是在进攻的所有问题上都是这样。思想体系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因此当概念的对立不是像在《防御》一篇前几章中那样直接存在于概念的根基时，我们自然就不能从《防御》一篇所论述的内容中直接推论出对进攻所要论述的内容。换一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事物，因此对于从较远的立足点已经概略考察过的事物，自然应该再从这一较近的立足点加以考察。这将是对思想体系的一个补充。在这样做时，对进攻的论述往往又有助于我们对防御有新的认识，因此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大多会遇到我们在研究防御时探讨过的相同问题。但是我们不打算按照大多数工兵教科书的做法，在谈论进攻时回避或者否定我们在研究防御时所找到的所有积极的价值，我们也不打算证明针对每个防御手段总会有某个不可或缺的进攻手段，因为这是违背事物本性的。防御有其强项和弱项，即使它的强项不是不可战胜的，但战胜它们是要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的。从任何立足点都必须看到这一点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就会自相矛盾。此外，我们也不打算详尽探讨攻防手段的相互作用；每个防御手段都会引起一个进攻手段，但后者往往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至我们不必为了解它而现从防御的立足点转到进攻的立足点；其中一个手段自然会产生于另一个手段。我们的意图是，在探讨进攻的每个问题时，指出那些进攻所特有的、不是直接产生于防御的情况。这种论述方式想必会让我们在本篇撰写一些在《防御》篇中没有对应内容的章节。
第二章
战略进攻的本性
我们看到，战争中的防御（即也包括战略防御）根本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也就是说，防御不是完全的忍受，而是一种相对的忍受，因此贯穿着或多或少的攻势因素。同样，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不断地与防御混合在一起。然而两者的区别在于：没有反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反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进攻就不是这样，突击或进攻行动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本身并不需要防御，但是进攻受制于时间和空间，不得不把防御作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是因为：第一，进攻不可能连续不断地一直进行到最后结束，而是要求有停顿，在进攻者自己停止进攻的这段平静时间，防御状态就自动出现了；第二，进攻部队身后的、其生存所必需的空间不是总能通过进攻本身受到保护，而是必须加以特别的保护。
因此，战争中的进攻行动（特别是战略上的）是进攻与防御的不断交替和结合，但是此时不能把防御视为对进攻的有效准备和提升，也就是说不能把它视为一个有作为的因素，而只能把它视为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是部队遇到的纯粹困难[1]所引起的阻力，是进攻的原罪[2]，是进攻的致命伤。我们之所以说防御是一种阻力，是因为如果防御不能为进攻做些什么，那么仅是它造成的时间损失就肯定会减少进攻的效果。但是在任何进攻中都包含着的防御部分是不是也可能对进攻产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呢？既然人们说，进攻是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那么似乎可以从中得出结论：防御对进攻不会产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因为只要人们还有足够的力量用于较弱的作战形式，那么这些力量想必更足以用于较强的作战形式了。一般来说，也就是从主要方面来看，这是正确的，我们将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进行更详细的探讨，看看进一步的规定；但是我们不应忘记，战略防御之所以具有优越性，部分原因恰恰在于如果在进攻本身中不掺入防御，那么进攻是无法存在的，而且它掺入的是一种很弱的防御；进攻不得不处处拖带着的防御内容是防御中最糟糕的因素；靠这些因素是无法保证整个进攻部队的安全的。这样人们就理解了为什么防御的这些因素实际上会成为削弱进攻的一个因素。在进攻中出现防御薄弱的时刻，正是防御中的攻势因素应该采取行动和积极介入的时刻。在一天战斗之后通常随之而来的12小时的休息时间里，防御者和进攻者的处境是多么不同啊！防御者是在他选定的、非常熟悉的、准备好了的阵地中，而进攻者是像盲人一样摸索着进入一处行营。或者在较长休息期间，攻防双方有可能要求重新筹备给养或等待援兵等，此时防御者是在其要塞和储备物资附近，而进攻者却像是树枝上的鸟儿孤立无援。但是每次进攻都必然以防御结束；至于这一防御会有什么特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如果敌军已经被消灭，那么当时的情况可能很有利；但如果敌军没有被消灭，那么当时的情况也可能很困难。尽管这一防御已经不再是进攻本身的一部分，但是它的特点必然反过来影响到进攻，并一同决定进攻的价值。
上述这一考察的结论是：每次进攻时，人们必须考虑到进攻中必然会出现的防御，以便清楚地认识到进攻面临的不利之处，并对此有所准备。
相反，从另一方面来看，进攻本身完全是始终如一的，而防御是有很多阶段[3]的，也就是说越要穷尽“等待”这一因素给防御带来的好处，防御的阶段就越多，于是就出现了彼此极为不同的防御形态，这一点我们在《抵抗的方式》[4]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由于进攻只有一个行动的因素，进攻中的防御只是一个缀于其上的无生命的重物，因此在进攻中不应出现在防御时才出现的不同阶段。当然进攻在威力、突击速度和力量上有巨大的区别，但这一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方式上的。人们当然可以设想，进攻者为了更顺利地达到目标，有时也选择防御的方式，例如部署在一处有利阵地中，等待敌人的进攻，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以至我们在对概念和事物进行分类时无须考虑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向来是从实际出发的。因此在进攻时没有抵抗方式所提供的那种升级现象。最后，进攻手段的内容通常只有军队。除了军队外，人们当然也要把进攻者在敌人战区[5]附近、对进攻有显著影响的要塞计入进去。但是要塞对进攻的这种影响随着进攻者的推进会变得越来越弱，而且可以理解，在进攻时自己的要塞从不会起到在防御时那样的重要作用（防御时要塞往往成为主要的手段）。至于民众的支持，只有在居民对进攻者的好感多于对其自己的军队时，进攻者才会得到它。最后，进攻者也可能有同盟者，但只是特殊的或偶然的情况使然，而非出于进攻的本性[6]。因此，如果说我们在防御时可以将要塞、民众抗争和同盟者纳入抵抗手段的范围，那么在进攻时就不能这样做。防御时能运用这些手段是防御的本性使然，而在进攻时很少能运用这些手段，即使能运用，也大多是出于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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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4.，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1770—1840）的长子。——译者注
[2]冯·高迪（friedrich wilhelm leopold freiherr von gaudi，1765—1823），男爵，普鲁士中将。1809年4月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任命为王储的保育官。——译者注
[3]原文“die blosse schwere der masse”，指部队在进攻时因遇到疲劳、补给、待援等困难而不得不停顿，从而转为防御状态。——译者注
[4]原罪（erbsünde），宗教用语，指按基督教的说法，人天生即有的罪恶。本句的意思是说防御是进攻本身所固有的不利因素。——译者注
[5]阶段（stufen），原义为“台阶”，也可译为“层次”“程序”。——译者注
[6]指本书第二卷第六篇第八章。——译者注
第三章
战略进攻的目标
战胜敌人是战争的目标，消灭敌军是手段。无论是在进攻中还是在防御中都是如此。防御通过消灭敌军导致进攻，进攻导致征服一个国家；因此征服一个国家是进攻的目标，但是征服一国不必是占领其全部国土，而是可以限于占领一部分国土、一个省份、一个地区、一个要塞等等。所有这些在媾和时都有可能作为政治筹码，从而拥有一个充分的价值，进攻者要么可以保有它们，要么可以用它们交换其他东西。
因此，战略进攻的目标可以从占领全部国土起向下有无数个层次，直到占领一个最不重要的地方。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进攻停止了，就会出现防御，因此人们可以把战略进攻想象成一个有一定界限的单位。但是如果我们务实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根据实际现象研究一下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在现实中，进攻活动（进攻的意图和举措）往往不知不觉地以防御为终点，正如防御计划以进攻为终点一样。统帅很少或者至少不是总能够预先准确地规定要占领什么，而是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进攻常常把统帅带到比他预想的更远的地方，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后，他的进攻往往又获得了新的力量，但是人们不能把休整前后的行动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有时统帅停止进攻的时间比他预想的早，但他并未放弃进攻计划，并未转入真正的防御。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成功的防御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进攻，那么反过来，成功的进攻也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防御。如果人们想正确地运用我们对进攻所做的一般论述，就必须注意这些层次变化。
第四章
进攻力量的削弱
进攻力量的削弱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进攻者在具体情况下能否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决定他能否正确地判断应该做什么。
绝对力量之所以会削弱，是由于：
1. 进攻者要达到占领敌人国土的进攻目标，这种削弱大多在第一次决战后出现，但进攻并不随着第一次决战的结束而停止；
2. 进攻的部队需要派出力量占领自己身后的地区，以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和维持生存；
3. 进攻者在战斗中的损失和疾病减员；
4. 进攻者远离补充来源地；
5. 进攻者需要派出力量围攻、包围敌人要塞；
6. 进攻者在努力程度上逐渐懈怠；
7. 盟友退出。
但是在这些削弱进攻力量的因素对面，也有一些可以加强进攻力量的因素。很明显，只有把这些不同的因素加以对比，才能得出总的结论。例如，进攻力量的削弱可能部分或全部为防御力量的削弱所抵消，甚至小于防御力量的削弱。不过后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人们不应总是将双方在战场上的全部部队进行比较，而是应该对双方在最前面的或者在决定性地点对峙的部队进行比较。例如法军在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的情况，联军在法国的情况，法军在西班牙的情况。
第五章
进攻的顶点
进攻者在进攻中取得的战果是既有优势的结果，正确理解的话，就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相加形成优势的结果。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指出，进攻的力量会逐渐衰竭。在这一过程中，进攻者的优势有可能增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势会减弱。进攻者像买东西一样购得一些在媾和谈判时应起到些作用的好处，但这些是他不得不以其部队为代价才得到的，是犹如付出现款才购得的。如果进攻者能够把自己日益减弱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媾和为止，那么其目的就达到了。有的战略进攻能够直接导致媾和，但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使进攻者到达其力量刚好能够保持防御和等待媾和的一个点。在这个点的另一边，等待进攻者的可能是局势的骤变，进攻者可能受到反击。这种反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突击的力量大得多。我们把这个点称为进攻的顶点。由于进攻的目的是占有敌人的国土，于是从中得出结论，推进应一直持续到优势用尽为止，这就推动进攻者趋向目标，也容易使他超过目标。如果人们考虑到，在比较双方力量时需要考虑特别多的因素，那么就不难理解，在某些情况下，确定交战双方谁占优势是多么困难，一切往往取决于非常不可靠的想象力。
也就是说，一切都取决于能否以一种细致入微的直觉[1]来觉察出进攻的顶点。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看似的矛盾——既然防御比进攻有力，那么人们应该认为进攻从来不会走得太远，因为只要进攻这一较弱的作战形式还足够强，那么人们肯定认为防御这一较强的作战形式会更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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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战区”（kriegstheater）这一概念，作者在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二章中有专门论述。——译者注
[2]意思是说，进攻者不是一定有同盟者。——译者注
第六章
消灭敌军
消灭敌军是达到目标的手段。对此应该如何理解呢？应付出什么代价呢？对此可能有下列不同的看法：
1. 只消灭那些为达到进攻目标而必须消灭的敌军；
2. 或者只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消灭敌军；
3. 上述第2点的前提是在进攻时，保存自己的军队成为要务；
4. 从第3点又可引申出一点，就是进攻者只在时机有利时为消灭敌军而采取一些行动。在进攻对象一方[1]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一点在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
摧毁敌军的唯一手段是战斗，当然是通过两个方式：1. 直接的；2. 间接的，通过多个战斗的组合。因此，如果说会战是主要的手段，那就是说它并不是唯一的手段。攻占一座要塞、一块国土，这本身已经是对敌军的一种破坏，而且还能够导致对敌军更大的破坏，也就是说它也可能成为间接破坏敌军的一个手段。
占领一个未设防的地区，除了具有直接达到某个目的的价值外，还可以被看作是对敌军的一种破坏。把敌人诱出他所占领的地区，与我们占领一个未设防地区差不多，因此只能把它与占领未设防的地区同样看待，而不能把它视作一个真正的战斗成果。这些手段大多被高估了，实际上它们很少具有一次会战的价值，而且在采用这些手段时总是要担心人们忽略这些手段会使他们自己陷入不利的境地。但是由于采用这些手段时付出的代价小，因此它们很有诱惑力。
人们处处都只应把这些手段看作是较小的赌注，它们也只能带来较小的利润，适合在条件受限和动机较弱的场合使用。在这种场合，它们显然比无目的的会战要好，因为没有目的的会战即使获胜，人们也无法充分利用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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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takt des urteils”，直译为“判断时的分寸感”。——译者注
第七章
进攻会战
我们对防御会战所谈的内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进攻会战。
为使读者认清防御的本质，我们在研究防御会战时只考察了防御特性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会战。但是这样的防御会战是很少的，大多数的防御会战是半遭遇战[1]，此时防御的特点已经所剩无几。但是进攻会战的情况不是这样，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其特点，而且由于防御者此时未处于其真正的防御状态，进攻会战就可以更大胆地保持其特点。因此，即使是在特性不很明显的防御会战中，以及在真正的遭遇战中，各方在会战特点上总还是有些区别的。进攻会战的主要特点是包围或迂回，同时发起会战。
实施包围的战斗本身显然有大的好处，这是一个战术上的问题。进攻者不能因为防御者拥有对抗包围的手段就放弃这些好处，因为只要防御者的这一手段过于依赖防御的其余条件，防御者就无法使用这一手段。防御者为对包围者进行有利的反包围，就必须位于一处经过挑选和构筑良好的阵地中。更为重要的是，并不是防御能提供的所有好处都确实能得到运用；大多数防御只是一种可怜的应急，防御者大多处于一种非常窘迫和危险的境地，边等待出现最糟糕的情况，边在半路上迎向进攻者，于是利用包围甚至转换正面进行会战，本来是交通线位置有利时即应采取的手段，却往往成为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占优势时采取的手段。马伦戈会战[2]、奥斯特利茨会战[3]、耶拿会战[4]就是这样。在马伦戈会战中，进攻者的基地与防御者的基地相比尽管不占优势，但由于距离边境近，大多规模很大，因此进攻者已经可以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至于侧面进攻，即转换正面进行的会战则比包围更有效。有人认为在进行战略包围时，一开始就应该像布拉格会战[5]那样，与侧面进攻结合进行，这一看法是错误的；战略包围与侧面进攻很少有共同之处，结合起来进行是一种十分危险的行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述战区进攻时还会进一步说明。如果说在防御会战中，防御者的统帅需要尽量推迟决出胜负和赢得时间（因为一场在日落时仍未决出胜负的防御会战通常就是防御者的一次胜利会战），那么在进攻会战中，进攻者的统帅则需要加快决出胜负。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进攻者操之过急，就会面临很大的危险，因为这会导致兵力浪费。进攻会战的一个特点是进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对手的情况没有把握，实际上是摸索着进入陌生的环境（例如奥斯特利茨会战、瓦格拉姆会战[6]、霍恩林登会战[7]、耶拿会战、卡茨巴赫会战[8]）。进攻会战越是这种情况，进攻者就越是应集中兵力，就越是应多迂回，少包围。胜利的主要果实要在追击中才能得到，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十二章中已经说过。按照事物的本性，追击在进攻会战中较防御会战而言更是整个行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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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原手稿中，此处后面有一句话：“根据第三篇（观点）对该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具体是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在一个标有“几篇作为素材的研究性文章”的纸袋中，有一篇以“关于胜利的顶点”为标题的文章，看似是对本章（这里只是份草稿）的修改。现将该文章附印在第七篇结束处。——编者注
[2]即防御者。——译者注
[3] “遭遇战”一词，作者用了法语“rencontres”。——译者注
[4]拿破仑于1800年5月17—20日自北向南翻越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入上意大利，之后于6月14日在马伦戈（marengo，今意大利亚历山德里亚省首府亚历山德里亚的一部分，位于博尔米达河畔）附近率领28,000人打败梅拉斯率领的3万奥军，取得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译者注
[5]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即今捷克南部摩拉维亚地区东部小城斯拉夫科夫[slavkov]）击败俄奥联军，迫使奥皇于当月26日签订《普雷斯堡和约》（frieden von pressburg），结束第三次反法联盟战争。——译者注
[6]又称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1806年10月14日，拿破仑率法军主力约10万人在耶拿（jena，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城市，位于萨勒河左岸）附近击败霍恩洛厄指挥的普鲁士和萨克森联军5.3万人。同日，双方在均不知晓当日耶拿会战的情况下，法军达武元帅率领约2.9万人在奥尔施泰特（auerstedt，今德国图林根州一小镇，西南距耶拿约25公里）附近击败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军主力约5万人。在追击中，普军纷纷投降。在这两场会战中，法军伤亡约1.5万人，普军伤亡和被俘3.3万人。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偕全家逃往东普鲁士。拿破仑于当月27日进入柏林。——译者注
[7]1757年4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鲁士军队分四路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攻入波希米亚，向布拉格（prag，今捷克共和国首都，位于伏尔塔瓦河畔）实施战略包围。奥地利卡尔亲王仓促集结部队，在布拉格东部利用地形构筑阵地。5月6日，弗里德里希二世对奥军右翼发起进攻，并迂回到奥军背后，奥军撤至布拉格城内，被普军包围。——译者注
[8]1809年7月5—6日，拿破仑率法军在维也纳附近的瓦格拉姆（wagram，即今奥地利下奥地利州小城德意志-瓦格拉姆）战胜卡尔大公率领的奥军。11日，奥皇求和。同年10月，奥地利被迫签订《美泉宫和约》（frieden von schönbrunn），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结束。——译者注
第八章
过河
1. 进攻方向线被一条较大的河流切断，这对进攻者来说总是件很不舒服的事情，因为过河后其退路大多会受限于一座桥梁。如果他不想紧靠这条河流停留，那么他接下来的所有行动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进攻者还考虑向对岸之敌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或者他预计敌人可能向自己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战斗，那么他就会面临大的危险。因此，一位统帅如果没有很大的精神和物质优势，是不会让自己处于这种境地的。
2. 由于进攻者面临这种单纯以过河为目的的过河后的困难，防御者也就有可能确实对江河进行防御。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假设防御者不把这种江河防御看作是唯一的应急手段，而是很好地组织这种防御，以至即使江河防御本身失利，还有可能在江河附近进行抵抗，那么进攻者就不仅要考虑对手通过江河防御对他进行的抵抗，而且还要考虑上面第1点中所说的江河给防御者所提供的全部好处。我们看到，这两个要考虑到的问题使统帅们在进攻时对一条设防江河总是有很多的敬畏之心。
3. 我们在前一篇看到，在一定条件下，真正的江河防御确实可以取得好的战果，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以往的经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取得这些战果的次数其实比理论所预言的还要多得多，因为人们在理论上毕竟只考虑到了实际摆在那里的困难，而在实施中，在进攻者看来，通常一切都比实际的更困难些，因此也就成为其行动的一个巨大障碍。即使我们现在谈的是一次不求大规模决战、并非全力以赴的进攻，我们也可以说，进攻者在实施中遇到的一些小的、在理论上根本无法计算出来的障碍和偶然事件对他仍是不利的，因为他是行动者，会首先与这些障碍和偶然事件发生冲突。人们只要想一想伦巴第[1]那些本身并不大的河流却常常能够被成功守住，就会明白这一点了。如果说在战史上相反也有一些江河防御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是因为人们有时要求这一手段发挥完全被夸大了的效果，这一效果完全不是基于这一手段的战术本性，而是基于这一手段在历史上为人所知并被过分夸大了的效果。
4. 只有当防御者犯了错误，将其整个希望寄托于江河防御，使其处于一种一旦防御被突破就面临大的困境和某种灾难的境地时，江河防御才能被视为一个对进攻者有利的抵抗形式，因为突破一道江河防御当然比赢得一次通常的会战更容易。
5. 从迄今所述内容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进攻者不寻求大规模决战，那么江河防御会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是如果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干劲十足，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那么如果防御者错用了这个手段，就可能为进攻者带来实际的价值。
6. 无法被迂回的江河防御是极少的，无论是就整个防线而言，还是特别就某个地点而言。因此，对兵力占优势和立足于大规模打击的进攻者来说，他总是有办法在一个地点佯动，而在另一个地点过河，然后以优势兵力和不顾一切的推进（由于兵力占优势，使不顾一切的推进成为可能）来抵消战斗初期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因此，以超过敌人的火力和勇敢来驱逐敌人的一支主要的哨所[2]守军，对一条设防的江河进行一次真正的战术强渡，是极少或者根本不会出现的。“强渡”这一表述永远只能用在战略上，表示进攻者在规定的河段内一个少量设防或者根本没有设防的地方不顾所有不利条件过河。这些不利条件是防御者认为进攻者在过河时应该面临的。进攻者所能采取的最糟糕的做法是在相距较远、无法共同实施打击的多个地点真正过河，因为防御者是不得已分兵的，而进攻者这样是主动分兵，从而放弃了其天然的兵力集中的优势。1814年，贝勒加德[3]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输掉了明乔河会战[4]。在这次会战中，双方军队凑巧同时在不同的地点过河，而奥地利人的分兵程度比法国人的大。
7. 如果防御者与进攻者在河的同一边，那么不言而喻，进攻者从战略上战胜防御者的手段有两个：一是无视防御者而在某个地点过河，即在过河这一手段上超过防御者；二是通过一场会战。在采取第一个手段时，基地和交通线的情况应该是首先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人们经常看到，专门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比总的情况能更多地起到决定性作用。谁懂得选择更好的哨所阵地，谁组织得更好，谁的部下能更好地服从，谁行军更快等，谁就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与总的不利条件抗争。至于第二个手段，前提是进攻者拥有进行一场会战的手段、条件和决心。而当进攻者拥有这些前提条件时，防御者一般不敢轻易进行这样的江河防御。
8. 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尽管渡过一条河流本身很少有大的困难，但在所有不求大规模决战的场合，进攻者出于对渡河一旦失利的后果和后续情况的担心，当然还是容易停下来的，以至他要么让防御者留在河的这一边，要么在必要时渡河，但是之后紧靠河流停下来。双方长时间隔河对峙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在大规模决战的场合，一条河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对象，它总是会削弱和妨碍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是防御者误把江河视为一道战术上的屏障，没有进行真正的江河防御，而只是把江河防御作为自己抵抗的主要行动，以至进攻者得到轻易进行决定性打击的有利条件。当然这一打击绝不会立即导致对手彻底大败，但是这一打击会体现在每一个对进攻者有利的战斗中，这些战斗会使对手总的处境变得非常恶劣。1796年奥地利人在下莱茵地区[5]就是这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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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0年6月，法国的莫罗将军率莱茵军团向奥地利和巴伐利亚联军发起进攻，在伊萨河与莱茵河之间占领阵地。7月，双方停战。11月，谈判破裂，拿破仑宣布28日结束停战。12月3日，奥地利约翰大公准备向霍恩林登（hohenlinden，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小城，西距慕尼黑34公里）法军阵地发起进攻，但在发起进攻之前遭到法军右翼两个师从翼侧的袭击，结果败退。——译者注
[2]1813年8月的布布尔河之战后，布吕歇尔东撤，以避免与拿破仑会战。拿破仑派麦克唐纳追击。26日，法军渡过卡茨巴赫河（die katzbach，即卡什扎瓦河，奥得河的一条支流，长84公里）。布吕歇尔乘法军立足未稳，分三路发起进攻，将法军击溃。29日，联军在追击中歼灭法军第5军的皮托师，重新推进至布布尔河。——译者注
[3]伦巴第（die lombardei），历史上指意大利整个西北地区，包括皮埃蒙特、热那亚和瑞士的提契诺州，面积远大于今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译者注
[4]作者所用的“哨所”（posten）概念涵盖的范围远大于一般的哨所，不仅指“哨兵或警戒分队所在的处所”，有时也指一处要塞或一座城市。——译者注
[5]贝勒加德（heinrich joseph johann graf von bellegarde，1757—1845），伯爵，奥地利元帅、政治家。先后在萨克森和奥地利军中任职。曾任奥地利宫廷军事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6]1814年2月，奥地利的贝勒加德伯爵追击欧仁指挥的法军。在过明乔河（der mincio，意大利北部波河的一条支流，长194公里）时，与回过头来过河的法军遭遇。双方激战后，奥军退至明乔河东岸，法军重回西岸。在这次激战中，奥军兵力本来占优势，但由于分三路过河，兵力过于分散，没有取得胜利。——译者注
第九章
对防御阵地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足够详细地讨论了防御阵地能在多大程度上迫使进攻者要么向它进攻，要么停止前进。只有起到这种作用的防御阵地才是有用的，才适合全部或部分消耗掉敌人的进攻力量，或者使它不起作用。从这种情况来看，进攻者对防御阵地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手段能抵消防御者的这一有利条件。但并不是所有防御阵地都是这样。如果进攻者发现不用进攻防御阵地也可以追求其目标，那么进攻防御阵地就是他的一个错误。如果他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就无法追求其目标，那么他应该自问，能否通过威胁防御者的翼侧而将其引出阵地。只有当这一手段无效时，进攻者才应决定进攻一处良好的阵地。此时进攻者从侧面进攻阵地，通常困难会少一些。至于应该选择哪个侧面，则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位置和方向，即取决于能否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威胁敌人退路和保障自己退路之间可能无法兼顾，此时自然应首先考虑威胁敌退路，因为此举本身是攻势属性，也就是说是与进攻相适应的，而保障自己的退路是守势属性。但是对一处良好阵地中的顽强之敌发起进攻是件糟糕的事，这是肯定的，在此应该将其视为一个主要的事实。当然不乏这种会战，而且不乏这种会战获胜的例子，例如托尔高会战[1]、瓦格拉姆会战（我们不以德累斯顿会战为例，因为对这场会战中的对手，我们还不能称其为顽强的对手）。但是总的来说，这种防御阵地受到进攻的危险是很小的。如果我们再看到，在无数的事例中，即使是最果敢的统帅对良好的防御阵地也是敬而远之，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种危险是不存在的。
但是人们不能把我们这里所谈的会战与常见的会战混为一谈。大多数的会战是真正的遭遇战[2]，在这种会战中，虽然其中一方是停住的，但他是停在一处没有准备的阵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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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下莱茵地区（der niedrrhein），指莱茵河下游两岸地区，大致包括今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西部及其与荷兰接壤的地区。——译者注
[2]1796年战局初期，奥军驻德意志战区的下莱茵军团右翼在科布伦茨以北采取守势。法军茹尔当的左翼部队渡过莱茵河和希克河（die sieg，莱茵河右岸一条支流，长155公里），向东进攻，迫使奥军退至拉恩河（die lahn，莱茵河右岸的一条支流，长245公里）后面进行防御。——译者注
第十章
对设防营垒的进攻
十分轻蔑地谈论防御工事及其作用，曾经风行一时。法国边境像哨所线[1]一样的防线屡屡被突破，冯·贝沃恩[2]公爵在布雷斯劳的设防营垒中输掉会战，以及托尔高会战等很多战例导致人们轻视工事及其作用。而弗里德里希大帝通过运动和攻势手段取得的胜利，更加重了人们对一切防御、一切阵地战斗，特别是一切防御工事的轻视。如果数千人受命防御长很多普里的国土，或者防御工事不过是颠倒过来的交通壕，那么它们当然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就会出现危险的缺口。但是如果人们像常见的空谈家那样，把这种对防御的轻视扩大到对构筑工事这一观念本身的轻视（滕佩尔霍夫就是这样做的），难道不是自相矛盾，甚至是十分荒谬的吗？假如防御工事不适于加强防御者的力量，那它们还有什么用呢？不是这样的！不仅是理智的思考，而且还有无数的经验表明，对一处构筑良好、有足够兵力且防守严密的防御工事，必须视为一个一般来说坚不可摧的点，进攻者也是这样看的。如果说单个防御工事就已经能有这样的效果，那么人们就不应怀疑，对进攻者来说，进攻一处设防营垒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设防营垒的兵力较少，这是设防营垒的本性决定的，但是守军利用有利的地形障碍和有力的防御工事仍可抗击优势之敌。弗里德里希大帝尽管可以用两倍于皮尔纳营垒守敌的兵力进攻该营垒，但是他认为进攻该营垒是不可取的。后来不时有人坚称当时弗里德里希大帝本来是可以攻破皮尔纳营垒的，这一说法的唯一根据是当时的萨克森部队状况很糟糕，但是这当然丝毫不能证明防御工事没有效果。同时，那些事后认为该营垒不仅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很容易就被攻克的人在当时是否会定下进攻该营垒的决心也是个问题。
我们认为，进攻一处设防营垒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攻势手段。只有当工事是在匆忙中构筑，尚未完工，用以加强工事的、位于其接近地中的障碍物还很少的时候，或者像常见的那样，整个营垒只是初具规模，仅完成一半的时候，进攻营垒才是可取的，甚至还是轻易战胜对手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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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七年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会战。在1760年战局最后阶段，奥军统帅道恩率主力在托尔高（torgau，今德国萨克森州北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畔）西北高地利用地形构筑坚固阵地。11月3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前后夹击奥军阵地。激战后，奥军于夜间退回托尔高，次日继续退向德累斯顿。——译者注
[2]“遭遇战”一词，作者用了法语“rencontres”。——译者
第十一章
对山地的进攻
从第六篇第五章及其以后的几章[1]中，我们已经足以了解山地在总的战略关系中的角色，无论是在防御时，还是在进攻时。我们在这几章中也试着阐述了山地作为真正的防线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从中已经得出了结论，知道了进攻方面会如何看待山地的这一作用。因此，对山地这一重要内容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多少要说的了。当时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就一场次要战斗或一场主力会战而言，对山地防御的看法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在进行次要战斗时，只能把对山地的进攻看作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为此时所有因素都对进攻者不利；但是在进行主力会战时，山地对进攻者是有利的。
因此，如果进攻者拥有发起会战的兵力和决心，就应该在山地与对手作战，而且一定能从中得到好处。
但是我们在此也不得不再谈一下这个问题。上述结论很难得到他人的认同，因为这个结论不仅与个人印象有矛盾，而且初看上去还与一切战争经验相抵触。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还看到，一支正在推进、准备进攻的部队不管是否寻求一次主力会战，都会把敌人没有占领位于他和自己之间的山地视为一件莫大的幸事，于是总是急急忙忙地先敌去占领这一山地，而没有认识到这一行动与进攻者的利益本是矛盾的。在我们看来，进攻者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但是人们要在这里更仔细地区分不同的情况。
一支迎向敌人、准备发起一次主力会战的部队，当它要翻越一处未被占领的山地时，自然会担心敌人在最后的时刻恰好封锁那些它想利用的隘口；假如防御者封锁了这些隘口，进攻者就不再拥有防御者在占据一处普通的山地阵地时通常为进攻者提供的那些好处。此时防御者已经不再是展开过大，不再是无法确定进攻者要走哪条道路，而进攻者却不再能针对敌人的部署来选择自己的道路了。因此在这种山地会战中，进攻者不再具备我们在第六篇中所说的一切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有可能位于一处坚不可摧的阵地中。这样一来，防御者就有可能拥有利用山地进行主力会战的手段。这当然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人们考虑到防御者在最后一刻进入并欲扼守一处良好山地阵地时将会遇到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当他事先完全没有占领这个阵地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一防御手段是完全靠不住的，也就是说，进攻者所担心的那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尽管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是担心这种情况发生却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担心是很自然的，但又是相当多余的。
进攻者此时担心的另一件事情是防御者以一支前卫部队或一条前哨链进行临时性的山地防御。这个手段也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才符合防御者的利益，但是进攻者很难估计此举在多大程度上对防御者有利或不利，于是就会担心遇到最糟糕的情况。
此外，我们上述的这一点见解并不排除一处阵地由于地形的山地特点而完全成为坚不可摧阵地的可能性；在山地以外也有这样坚不可摧的阵地，例如皮尔纳、施莫特塞芬、迈森[2]、费尔德基希；正因为这些阵地不在山地，其作用就更大。人们当然也可以设想在山地本身找到这样坚不可摧的阵地（例如在高高的台地上）。在这种阵地上，防御者可以摆脱山地阵地常见的不利条件，但是这样的阵地毕竟是极为少见的，而我们只能考察大多数的情况。
我们正是在战史中看到山地是多么不适于进行决定性的防御会战，因为杰出的统帅们要进行这种会战时总是宁愿在平原上部署部队。在整个战史上，除了在革命战争[3]中，没有其他在山地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战例。在革命战争中，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应用理论和推论导致了人们在本应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地方运用了山地阵地。1793年和1794年在孚日山脉，以及1795年、1796年和1797年在意大利就是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指责梅拉斯在1800年没有占领阿尔卑斯山脉的通道[4]，但这是欠考虑的批评，可以说是根据表面现象进行的幼稚的批评。假如拿破仑是在梅拉斯的位置，恐怕也不会去占领这些通道。
一次山地进攻的部署绝大部分是战术属性，我们认为在此只需对山地进攻的一般情况，即那些与战略关系最密切并且与其交汇的部分做以下说明：
1. 由于部队在山地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一有紧急情况要求分兵即可离开道路，由一路变成两路或三路行进，而是大多只能拥塞在长长的隘路上，因此部队一般应该一开始即沿多条道路推进，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在一个较宽的正面上推进。
2. 针对防御者展开很宽的山地防御，进攻者当然应该集中兵力。在这里，进攻者包围整个敌军是不可想象的。进攻者要想取得大的胜利，就应更多地采取突破敌防线和挤压敌两翼部队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大范围切割敌军的方法。沿敌人的主要退路快速和不停顿地推进，应是进攻者此时自然的追求。
3. 但是如果进攻者要对山地中兵力较为集中的敌人发起进攻，那么迂回就是进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因为正面突击会遇到防御者最有力的抵抗。但是迂回必须更多以真正切断防御者退路为目的，而不是以战术上的侧面或背后进攻为目的，因为即使是从背后发起进攻，如果防御者不缺少兵力，那么借助山地阵地仍能够进行顽强的抵抗；只有让敌人担心失去退路，进攻者才有望以最快的速度取得战果。这种对失去退路的担心在山地中产生得更早，效果也更大，因为人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用手中的剑杀出一条血路的。但是进攻者单纯的佯动在此不是一个充分的手段，它最多是把敌人引出阵地，但不会带来任何特别的成果，因此进攻者必须以确实切断敌人退路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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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哨所线”（kordon）这一概念，作者在本书第二卷第六篇第二十二章中有专门论述。哨所线多沿边境或越冬营地设置，主要起到警戒和防护的作用，需要时也可用于进攻，常被形象地称为“拉长了的要塞”。以往有的中文译者将该词译为“单线式防御”，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重要地段也可设置多重哨所线（作者就曾以中国长城为例），而且哨所线既可用于防御，也可用于进攻。——译者注
[2]冯·贝沃恩（wilhelm august herzog von bevern，1715—1781），公爵，普鲁士将军。参加过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三次西里西亚战争。1757年任驻西里西亚普军司令。——译者注
[3]指本书第二卷第六篇第十五、十六、十七章。——译者注
[4]迈森（meissen），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位于德累斯顿西北，易北河左岸。——译者注
第十二章
对哨所线的进攻
如果在哨所线的攻防中包含着一次主力决战，那么哨所线就会让进攻者得到真正的好处，因为哨所线的正面过宽，比直接的江河或山地防御更不符合一次决定性会战的要求。1712年欧仁的德南[1]哨所线就可以算是这种情况[2]，那一次他的损失与一次会战失败的损失完全一样。假如当时欧仁集中部署兵力，那么维拉尔[3]恐怕就很难赢得这一胜利了。如果进攻者不具备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所需要的手段，那么即使是哨所线，只要扼守它们的是敌军主力，进攻者也要对它敬而远之。例如即使是维拉尔，1703年时也没敢进攻路德维希·冯·巴登-巴登[4]扼守的施托尔霍芬[5]哨所线[6]。但是如果哨所线只是由一支次要部队占据着，那么自然一切就取决于进攻者能用于进攻的兵力的大小。此时进攻者遇到的抵抗大多不激烈，胜利成果的价值当然也就比较小。
围攻者的围攻环线[7]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将在《对战区的进攻》[8]这一章进行论述。
所有哨所线式的部署（例如得到加强的前哨线等）总是有易被突破的特点。但是如果突破者不是为了继续推进并从中求得决战，那么突破这些部署就只能给他带来较小的成果，这样的成果在多数情况下不值得人们为其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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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命战争（revolutionskrieg），也称法国革命战争，指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之间的战争（1792—1802）。——译者注
[2]1800年5月，拿破仑率法军分五路从大圣伯纳德、小圣伯纳德、辛普朗、圣哥达、塞尼等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北意大利。当时奥地利的梅拉斯将军没有派兵防守这些山口。——译者注
[3]德南（denain），今法国诺尔省一城市，位于斯海尔德河畔。——译者注
[4]1712年7月，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期间，欧仁亲王率领奥地利、英国、荷兰联军围攻法国北部的朗德勒西等要塞，并为保护自己的交通线和基地（马尔希延要塞），从德南到索曼建起一条长6公里的防线，由阿尔比马尔将军率荷军防守。24日，法军将联军大部分兵力吸引到朗德勒西，由维拉尔元帅率领一支部队袭击德南，攻破了这条防线。——译者注
[5]维拉尔（claude louis hectorde villars，1653—1734），公爵，法国元帅，曾参加路易十四对外进行的历次战争。1712年曾率法军攻破德南防线。——译者注
[6]路德维希·冯·巴登-巴登（ludwig wilhelm von baden-baden，1655—1707），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元帅，曾参加第五次奥土战争（1683—1699）。——译者注
[7]施托尔霍芬（stollhofen），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小镇莱茵明斯特（rheinmünster）的一部分。——译者注
[8]又称比尔—施托尔霍芬线（die bühl-stollhofener linie）。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边区伯爵路德维希・威廉・冯・巴登-巴登针对法军在莱茵河畔新建的路易斯堡要塞，于1701年自莱茵河至黑林山脉建立起一条长10公里的哨所线。1703年4月，法军元帅维拉尔试图以炮轰和迂回突破该线，但由于边区伯爵率主力24,000人防守，未能成功。——译者注
第十三章
机动
1. 我们在第六篇第三十章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尽管防御者和进攻者都可以采取机动，但是机动的进攻本性总是多少大于其防御本性，因此我们想在这里进一步探讨机动的特点。
2. 机动与大规模战斗强攻并不对立，而是与直接从进攻手段衍生出来的进攻对立，即使只是针对敌交通线和退路的一次行动，或者一次牵制性的进攻，等等。
3. 如果我们把握住机动这个词的习惯用法，那么就可以知道，机动的概念中包含着一种通过诱使敌人犯错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由不采取行动，也就是由均势产生的效果。机动好比下棋时的头几步棋，是双方在力量均衡时的一种赌博，以便形成一个通往成功的幸运机会，然后将这一机会作为对对手的优势而加以利用。
4. 实施机动的其他考虑（应将其部分视为行动的目标，部分视为行动的根据）主要是：
（1）试图切断或限制对手的给养供应；
（2）与己方的其他部队会合；
（3）威胁对手与其国土腹地或与其他军团和军的联系；
（4）威胁对手的退路；
（5）以优势兵力进攻对手的个别地点。
上述这五个考虑有可能体现在具体情况下的最小的细节中，从而使这些细节成为一定时间内一切都围着它转的东西。这时，一座桥梁、一条道路、一个工事往往扮演主要的角色。它们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与上述五个考虑中的一个有关。对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容易阐明的。
（6）一次成功的机动给进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给积极行动的一方（当然也可能是防御者）带来的结果是得到一小块地方、一座仓库等。
（7）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概念，它们看上去像是不同的机动，人们可能用它们推导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但是这四个概念其实都是（而且必须被看作是）事物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第一组对立的概念是包围和在内线上活动，第二组对立的概念是保持兵力集中和将兵力分散成多个哨所。
（8）对于第一组对立的概念，人们决不能说其中的一个总的来说有资格优先于另一个而被人们运用。部分原因是如果人们致力于其中一种行动方式，那么自然会导致另一种行动方式成为其自然的平衡物和真正的药剂；部分原因是包围与进攻本性相同，留在内线与防御本性相同，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包围能给进攻者带来更多好处，在内线活动能给防御者带来更多好处。哪种形式最适合，就应优先用哪种形式。
（9）对于另一组对立的概念同样不能说其中一个优于另一个。兵力较多的一方可以把兵力分散扩展到多个哨所，这样可以在很多方面为自己创造战略生存和行动的方便条件，还可以保全其部队的力量。兵力较少的一方则不得不更多地保持兵力集中，力求通过运动来弥补由于兵力较少而可能带来的损失。较大的机动性是以较强的行军能力为前提的，因此兵力较少的一方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这就是最后的结论。如果我们总是能够保持前后观点一致，想必自然会处处遇到这个结论，因此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这一结论视为检验我们论证的逻辑性的试金石。1759年和1760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对道恩的战局，1761年他对劳东的战局，以及1673年和1675年蒙泰库科利对蒂雷纳的战局[1]始终被认为是兵力较少的一方最巧妙地利用这种机动方式的典范。我们的见解主要是根据这些战局得出的。
（10）正如不应滥用上述两组四个对立的概念而得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一样，我们也要提醒不应赋予其他一般条件（例如基地、地形等）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重要性和决定性的影响。追求的好处越小，地点和时机上的细节就越重要，泛泛的和粗线条的东西就越不重要，它们一定程度上在小的算计中是没有位置的。1675年，蒂雷纳背后紧靠莱茵河，把兵力部署在宽3普里的正面上，而退却时要用的桥位于其右翼的最外侧[2]。如果用一般的观点来考察，还有比这更荒谬的部署吗？但是他的举措达到了目的，因此这些举措被认为有高度的技巧和智慧并非没有道理。人们只有更多地注意细节并根据它们在具体场合想必拥有的价值来评价它们，才会理解这种成功和技巧。
（11）因此我们深信，对机动来说，没有任何类型的规则可供遵循；没有任何方法和一般原则可以决定这一行动的价值；在最具体和最微小的情况下，从容的活动、准确、有序、服从和镇定可以让人找到手段，去获得可被感知到的好处；在这场竞技中能否取得胜利，主要取决于上述这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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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围攻环线（die zirkumvallationslinie）是围攻部队围绕要围攻的城市或要塞构筑的工事，以防止受围者突围或对围攻者发起进攻。在没有另外设置保护围攻环线（die kontravallationslinie）的情况下，也可用于抗击受围者的解围或增援部队。——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无《对战区的进攻》一章，涉及对战区发起进攻的专述只有本篇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译者注
第十四章
对沼泽地、泛滥地和林地的进攻
沼泽地，也就是无法直接通过只有少数堤坝路从中穿过的草地，会给战术进攻带来特殊的困难，正如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指出的那样。沼泽地很宽，无法靠火炮将敌人从对岸赶走，也无法设计出自己跨越沼泽地的方法。战略上的后果就是人们试图避免向沼泽地发起进攻，而是绕过它。如果被开垦的程度很高（就像在有些低洼地带那样），以至形成无数通道，那么防御者的抵抗虽然仍相对较强，但是对进行一场绝对的决战来说就比较弱了，也就是说完全不适合了。相反如果低洼地由于泛滥而水位升高（像在荷兰那样），那么抵抗就可以增强到绝对抵抗，从而使任何进攻都不会成功。荷兰在1672年的情况表明，当时法军在攻克和占领位于泛滥线以外的所有要塞后毕竟还有5万人（先由孔戴，后由弗朗索瓦·卢森堡指挥），却未能攻克这条泛滥线，尽管防守这条线的也许只有2万人。如果说布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鲁士人针对荷兰人的1787年战局是与此完全相反的结果（普军以几乎势均力敌的兵力和很小的损失攻克了这些泛滥线），那么人们应从防御者由于政见不一而分裂的状况和指挥不一致中去找原因。但是最明确的是，这次战局的成功（就是穿过最后一道泛滥线，一直推进到阿姆斯特丹城下）是以一个极小的事实为基础的，以至人们不能根据这个战例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极小的事实就是哈勒姆湖没有设防，公爵正是借助这个湖绕过了防线，从背后抵达了阿姆斯特尔芬[1]哨所。假如荷兰人在这个湖上有几艘舰船，公爵就绝不可能抵达阿姆斯特丹城下，因为他当时已经无计可施[2]了。至于这样的话会对媾和有什么影响，与我们这里要谈的内容无关，但是这样一来普军肯定不会突破最后一道泛滥线。
冬季当然是泄洪这一防御手段的天敌，1794年和1795年法国人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严寒的冬天才是这样。
我们同样把难以通行的林地算作加强防御的一个有力手段。如果林地的纵深不大，那么进攻者可以沿彼此邻近的几条道路穿过它，抵达更有利的地区，因为防御者在单个地点的战术力量不会大，林地从不像江河或沼泽地那样被想成是绝对无法通过的。但是如果像在俄国和波兰那样，一大片地区几乎到处都是林地，进攻者的力量很难走出去，那么他的处境当然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只要想一想，进攻者在给养上要与多少困难做斗争；在昏暗的森林中，进攻者面对到处都有可能出现的对手，要感受到自己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是多么不容易，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这肯定是进攻者有可能陷入的最糟糕的处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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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荷兰战争（1672—1678）期间，1673年，德意志的蒙泰库科利进行机动，渡过莱茵河，占领波恩，顺利与奥兰治公爵的荷兰军队会合，形成兵力上的优势，迫使蒂雷纳退出荷兰。1675年，蒙泰库科利为占领斯特拉斯堡，与蒂雷纳相互机动达四个月。7月27日，蒂雷纳在萨斯巴赫会战中阵亡，法军暂时退出阿尔萨斯。——译者注
[2]1675年6月初，法国元帅蒂雷纳在奥滕海姆附近渡过莱茵河，进至奥芬堡附近。为阻止蒙泰库科利，蒂雷纳将右翼延伸至奥滕海姆附近的莱茵河畔。这时蒂雷纳只有一座桥梁可作退路，而且位于其右翼的最外侧。——译者注
第十五章
对一个战区的寻求决战的进攻
有关这个题目的大部分问题在第六篇已经谈过了。只要反过来看，对那里的论述就是对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一个独立战区的概念与防御的关系总是比它与进攻的关系更密切。对进攻的一些要点（进攻的对象、胜利的影响范围），我们已经在本篇探讨过了，而关于进攻本性的最根本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到《战争计划》一篇才能予以阐明。尽管如此，还是有几点需要在这里就加以说明。我们打算还是从意图大规模决战的战局谈起。
1. 进攻的最直接的目标是一次胜利。对于防御者因其防御地位的本性而拥有的各种好处，进攻者只能通过兵力优势来抵消，必要时要以由于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给部队带来的微弱的优越感来抵消。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这种优越感的作用估计过高，其实这种优越感持续不了多久，经不住实际困难的考验。可以理解的是，我们此处的前提是防御者与进攻者一样行事无误和恰当。我们之所以做这一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袭击和出敌不意的含混想法。人们通常认为袭击和出敌不意是进攻取得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如果没有特别的和具体的条件，袭击和出敌不意是无法实现的。关于真正的战略上的袭击，我们在其他地方[1]已经说过了。如果进攻者缺少物质优势，那么就应具备士气优势，以弥补进攻这一作战形式的劣势。如果进攻者在士气上也没有优势，那么进攻就没有了动力，就不会成功。
2. 如同谨慎是防御者真正的保护神一样，大胆和自信是进攻者的保护神。这并不是说两者可以缺少对方的特点，而是说谨慎与防御有更密切的关系，大胆、自信与进攻有更密切的关系。这些特点之所以是必要的，只是因为军事行动不是数学演算，而是一种在黑暗或者最多是昏暗的领域中进行的活动。在这里，人们不得不信赖那些最适合带领他们达到目标的指挥官。防御者在士气方面表现得越无力，进攻者就越要大胆。
3. 要想取得胜利，就要让敌人的主力与自己的主力作战。进攻者对这一点的疑问比防御者少，因为进攻者是寻找通常已经停在阵地中的防御者。不过我们在《防御》一篇中曾断言，如果防御者已经做出了错误的部署，那么进攻者就不应去寻找防御者，因为进攻者可以确信，防御者会来找他，这样他就有了有利条件，即在防御者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与之作战。这时一切都取决于进攻者是否选择了最重要的道路和方向。我们在讨论防御时搁置了这一点，并且让读者参阅本章，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做必要的说明。
4. 至于什么是可以进攻的较近的目标（胜利的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这些目标在受到进攻的战区内，并在很可能出现的胜利的影响范围内，那么通往这些目标的道路就是进攻者突击的自然方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进攻的目标通常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有其意义，因此对胜利总是要和进攻目标联系在一起考虑；因此对进攻者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抵达进攻目标，而且是要成为胜利者，因此他突击的方向不应指向目标本身，而应指向敌军前往这一目标所要走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就是我们最先要进攻的对象。进攻者如果在敌军抵达进攻目标之前向它发起进攻，切断敌军与这个目标之间的联系，并在这一处境下打败敌军，就可以取得大得多的胜利。例如，假设敌人的首都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防御者没有把兵力部署在首都与进攻者之间，那么进攻者直取首都就是不正确的。更好的办法是将前进方向指向敌军和首都之间的交通线，并在那里寻求胜利，一旦取得这一胜利，敌人的首都也就唾手可得了。
如果在进攻的胜利影响范围内没有大的目标，那么敌军与最近的大目标之间的交通线就是具有特别重要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进攻者都要自问：如果我在会战中有幸获胜，我应利用这一胜利做什么？回答是：这一胜利可以让他取得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突击的自然方向。如果防御者是部署在这个方向上的，那么进攻者这样做就是正确的，要做的无非就是去那里寻找他。假如防御者的阵地太坚固，那么进攻者就应尝试从其阵地侧面通过，也就是说要化拙成巧；如果防御者在这个方向上，但没有在对进攻者来说合适的位置上，那么进攻者仍应选择这一方向，一旦前进到与防御者的平行位置，而防御者没有侧向前出，进攻者就应转向敌军与进攻目标之间的交通线，以便在那里寻找敌人；假如敌军完全停了下来，那么进攻者就应回身转向他们，以便从背后对其发起进攻。
在进攻者可选择的通向目标的所有道路中，大的通商要道永远是最好和最自然的。如果这些道路有过大的弯曲段，进攻者自然应放弃这些路段，另选较直的道路（即使是较小的道路），因为退却路过于弯曲总是很让进攻者担心的。
5. 进攻者在寻求大规模决战时绝没有分兵的理由。如果他还是这样做了，那么大多数情况下要视为进攻者由于概念不清而犯的错误。进攻者各路部队前进时的整个宽度只要能保证同时发起进攻就行了。如果防御者自己分了兵，那么这对进攻者来说更多是带来了好处，当然进攻者此时也可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佯动，这些佯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战略佯攻[2]，目的是确保这些好处，为此而进行分兵就是有理由的。
如果进攻者总归是有必要分成多路部队，则应对此加以利用，组织战术进攻中的包围，因为包围这一形式对进攻来说是自然的，若无紧急情况不应错过。但是这种包围应保持战术本性，因为在大规模战斗时，如果进攻者进行战略包围，完全是浪费力量。只有当进攻者十分强大，以至可视为稳操胜券时，人们才能原谅他的战略包围行动。
6. 但是进攻也需要谨慎，因为进攻者也有要保护的背后和交通线。进攻者应该尽量通过其前进的方式进行这种保护，也就是说进攻者的背后和交通线恰恰应由进攻部队本身来保护。如果进攻者不得不特别指派一部分部队来完成这个任务，即要从进攻部队中分出兵力，那么这自然会削弱突击本身的力量。由于一个规模较大的军团通常至少以一日行程的宽度前进，因此如果交通线和退却线偏离行军正面的垂直线不是太多的话，军团的正面大多就可以保护它们了。
进攻者在这方面面临的危险程度，主要是依对手的位置和特点而定。在一切都面临大规模决战氛围压力的情况下，防御者一般没有多少余力对进攻者的背后和交通线（退却线）采取行动；因此进攻者一般不必对此过于担心。但是如果进攻者已经停止了前进，其本身逐渐越来越多地转入防御状态，那么保护后方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越来越成为一个主要问题。由于进攻者的后方就事物的本性来说比防御者的后方薄弱，因此防御者早在转入真正的进攻以前，甚至当他自己还在不断地放弃国土时，就已经可以开始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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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姆斯特尔芬（amstelveen），今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南部一城区。——译者注
[2]“无计可施”一词，作者用了法语“au bout de son latin”。——译者注
第十六章
对一个战区的不求决战的进攻
1. 即使进攻者的意志和力量不足以进行一场大的决战，但他针对某个小目标发起战略进攻的特定意图还是可能存在的。如果这一进攻成功，那么随着这个小目标的到手，整个局势就会出现平静和均势；如果进攻者在进攻中遇到一些困难，那么总的前进在得到这个小目标以前就会停止。这时取而代之的是寻机发起攻势或战略机动。这就是大多数战局的特点。
2. 构成这种攻势目标的进攻对象是：
（1）一个地区。占领一个地区可以得到的好处是：便于得到给养；必要时也可以征收战争税；有利于保护本国的一个地区；在媾和时可作为交换物。有时军队荣誉这一概念也与占领一个地区联系在一起。在路易十四世统治时期，法军统帅们的战局中就不断出现这种情况。占领一个地区后，能或不能守住是有很大区别的。通常只有当这个地区与自己的战区相邻，构成自己战区的一个自然补充部分时，占领者才有可能守住它。只有这样的地区才能在媾和时作为交换物，对其他地区则通常只是在一个战局期间加以占领，冬天时就要离开。
（2）一个重要仓库。如果一个仓库不重要，那么它大概也就不会被看作一次决定整个战局的攻势的目标。占领仓库本身虽然使防御者失去仓库，使进攻者得到仓库，但是进攻者从中得到的主要好处在于防御者因此而被迫后退一段距离，放弃一个他原本可以保有的地区。因此，夺取仓库其实更多是手段，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把夺取仓库当作目的提出来，只因为它是行动最近的和明确的目标。
（3）一个要塞。我们将用专门的一章来讨论夺取要塞的问题，读者可以参阅那一章[1]。根据那一章阐述的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无法以完全打垮对手或者占领其国土的一个重要部分为目的的进攻战争和战局中，要塞总是最主要和最理想的进攻目标。从而也就容易解释，为什么在要塞众多的尼德兰，一切考虑总是围绕着占领这个或那个要塞进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根本不是要逐步占领整个省份，而是把每个要塞看作本身似乎具有某种价值的单独的要素。进攻者在对要塞采取行动时，关注更多的似乎是方便与否以及是否容易，而非要塞的价值。
然而围攻一个并非完全不重要的要塞，始终是一个大的行动，因为它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在并不总是关系到全局的战争中，对花费大量资金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因此这样的围攻在这里已经是一次战略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了。要塞越是不重要，或者围攻者越是不认真，围攻的准备越是差，一切越只是计划顺带[2]着进行，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就越会变小，就越适合以很小的兵力和意图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战局增添荣誉，整个行动往往降为纯粹的装模作样，因为作为进攻者的一方毕竟是想做些什么。
（4）为得到战利品，或者只为军队的荣誉，有时仅仅是出于统帅的虚荣心而进行一次有利的战斗、小规模的会战，甚或一次会战。只有那些对战史完全无知的人才怀疑这种情况会出现。在路易十四世时代法国人进行的战局中，大多数的攻势会战都是这种类型。但是更有必要的是指出这些东西并非没有客观重要性，它们不是单纯满足虚荣心的游戏，而是对媾和有十分确切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们能使进攻者相当直接地达到目标。军队的荣誉、军队和统帅的士气优势在起作用时，是肉眼看不见的，却始终贯穿于整个军事行动。
这样一次战斗要达到目标，当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胜利的希望相当大；第二，即使战斗失利，受到的损失也不会太大。当然人们对这种在有限条件下为有限目标而进行的会战与那种纯粹由于精神上的软弱而没有利用胜利的会战是不能混淆的。
3. 上述进攻对象除了第（4）项以外，都可以不经过大的战斗就得到，而且进攻者通常寻求不经过大的战斗即得到这些对象。进攻者不经过决定性的战斗而得到对象的手段，都是针对防御者在其战区内的利益的，包括：威胁防御者的交通线（无论是与给养有联系的部分，例如仓库、富庶的省份、水路等，还是与其他部队和重要地点有联系的部分，例如桥梁、隘口等）；占领敌人无法将我们从中赶走的以及位置于敌不利的坚固阵地；占领重要城市、富饶的地带和可能诱发当地民众造反的不安定地区；威胁敌人弱小的盟友；等等。如果进攻者确实切断了防御者的上述交通线（而且采取的方式是防御者不付出大的代价就无法恢复），如果进攻者准备占领上述那些地点，那么就会迫使防御者在更后面或侧面进入另一处阵地，以保护其上述目标并放弃一些较小的目标。这样防御者就让出了一个地带，一座仓库、一处要塞就失去保护了，就会导致前者被攻占，后者被围攻。这时有可能发生较大或较小的战斗，但是这些战斗不是进攻者所寻求的，也不应把它们当作目的，而只应当作一件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因此战斗的规模和重要性都不会超过一定的程度。
4. 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行动，是防御者的一种还击方式。在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只有当进攻者的行动线很长时才应采取，相反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则更多是符合事物本性的。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进攻者交通线很长的情况虽然很少，但是此时对防御者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要给进攻者造成多大损失，仅是袭扰和减少进攻者的给养往往就已经能起到作用了。如果进攻者的交通线不长，那么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换用延长与敌人战斗时间的办法。因此，保护战略翼侧成为进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如果进攻者与防御者之间发生了旨在保护自己翼侧和威胁对方翼侧的斗争，那么进攻者就必须用自己的兵力优势来弥补自己固有的不利。如果进攻者还有足够的能力和决心敢于对敌人的一支部队或者主力本身进行一次大的进攻，那么通过让对手面临这种危险就能让进攻者自己受到最好的保护。
5. 最后我们还要想到，在这种战争中，进攻者比其对手还有一个大的有利条件，即进攻者比防御者更能根据对方的意图和能力更准确地判断对方。预估进攻者会有多大的进取精神和胆量，比预估防御者是否准备采取些大行动要困难得多。实际上，选择防御这种作战形式通常就已经证明人们不想采取什么积极行动；此外，大规模还击的准备与一般的防御准备之间的差别，比抱有大企图的进攻准备与抱有小企图的进攻准备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最后，防御者不得不较早地采取其举措，而进攻者则有据此再行动的后手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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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本书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译者注
[2]“佯攻”一词，作者用了法语“fausses attaques”。——译者注
第十七章
对要塞的进攻
关于对要塞的进攻，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从筑垒作业方面来加以研究，而是准备从三个方面研究：第一，与进攻要塞有关的战略目的；第二，如何从诸多要塞中选择要进攻的要塞；第三，保护围攻的方式。
使敌人失去一处要塞会削弱其防御能力，如果该要塞构成敌人防御的一个重要部分，则更是如此；进攻者占领要塞，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便利，例如可以把它用作仓库和补给站，用它保护周围的地区和舍营地等；当进攻者最后要转入防御时，要塞就会成为这种防御的最强大的支柱。要塞在战争进程中与战区的所有这些关系，我们在《防御》一篇中论述要塞时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对那些论述内容反过来看，就是对要塞进攻的应有说明。
攻占要塞的问题在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局中与在其他战局中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在前一种战局中，对攻占要塞总应看作是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此时人们还要在其他地方进行决战，可是对一些要塞又不能不围攻，因此只好在决战之前对它们进行围攻。只有当决战已经完全结束，危机和力量的紧张状态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也就是说，当平静的状态已经出现时，攻占要塞才能起到巩固已占地区的作用。这时攻占要塞虽然还需要艰辛努力和耗费力量，但大多不会面临什么危险。进攻者在危机中围攻一处要塞，会极大地增大这一危机，对进攻者是不利的；很明显，没有什么行动能像围攻要塞那样如此严重地削弱进攻者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行动能像围攻要塞那样肯定会使进攻者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优势。但在有的情况下，进攻者只要想继续前进，就只能攻占某个要塞，此时则应将围攻要塞视为对进攻的一个有力推进；围攻前决出的胜负越少，危机就越大。关于这方面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探讨。
在目标有限的战局中，攻占要塞通常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攻占要塞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小规模攻占行动，与其他攻占行动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 攻占要塞是一个有明确限定的小行动，不需要花费较大的力量，因此不必担心一旦失败会使战事倒退。
2. 要塞在媾和时可以作为很好的交换物。
3. 围攻要塞是对进攻的一个有力推进，或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它不像进攻中的其他推进行动那样会使力量不断受到削弱。
4. 围攻是一种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行动。
由于攻占要塞具有上述优点，因此攻占敌人的一个或多个要塞通常就成为那些无法设定更大目标的战略进攻的一个内容。
在难以决定围攻哪个要塞时，做出选择的根据是：
1. 要围攻的这个要塞在攻占后应便于守住，这样在媾和时就可以把它作为高价值的交换物。
2. 攻占手段的多少。手段少时只能围攻小的要塞，确实攻占一个小要塞，比在一个大要塞前失利好。
3. 要塞的坚固程度。要塞的坚固程度与要塞的重要性显然并不总是成正比。如果放着一个不是很坚固的要塞不去攻占，却把力量浪费在一个非常坚固但不重要的要塞上，那么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了。
4. 要塞装备和守军的强弱多寡。如果要塞守军少、装备差，那么攻占这个要塞自然就更容易；但是在此必须指出，守军和装备的强弱多寡必须同时计入一同决定要塞重要性的那些因素，因为守军和装备直接是敌人作战力量的一部分，不能与筑城工事同等看待。因此，攻占一个有众多守军的要塞有可能比攻占一个工事特别坚固的要塞更值得付出代价。
5. 运输攻城辎重的难易。大多数围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缺乏攻城辎重，而缺乏攻城辎重大多是由于运输困难。1712年欧仁围攻朗德勒西[1]和1758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围攻奥尔米茨[2]失利就是最突出的例子。
6. 保护围攻的难易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保护围攻有两个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通过围攻部队的防御工事（设置一条围攻环线）；二是通过一条所谓的监视线。第一个方法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了，尽管有一个重要理由仍明显支持它的存在。这个重要理由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护围攻，进攻者的大部队就不会再因分兵而受到削弱了（这种削弱对围攻者肯定是很不利的），但是进攻者的大部队还是会以其他方式受到很明显的削弱：
（1）进攻者环绕要塞的位置通常要求部队相对于自己的实力部署得过于展开。
（2）要塞守军（还应把他们的实力计入前来解围的部队）除了最初与我军对峙的部队以外，一般不再分兵，在这种情况下可把它看作位于我方营垒中间的一支敌军，但是它受到要塞城垣的保护，不会受到损伤，或者至少是不可制服的，其行动效果从而得到很大的提高。
（3）对一道围攻环线的防御只能是最绝对的防御，因为正面向外的环形部署是所有部署形式中最弱和最不利的，最不便进行有利的出击，因此围攻环线内的部队只能在其工事中拼死抵抗。容易理解的是，这种防御占用兵力对防御力量造成的削弱可能比使用一支监视部队造成的削弱大得多（组建一支监视部队也许会使大部队减少三分之一的兵力）。如果我们再看到，自弗里德里希大帝以来，人们普遍偏好实施所谓攻势（其实人们并非总是处于攻势）、运动和机动，而不喜欢防御工事，那么我们就不会为围攻环线完全不再时髦而感到奇怪了。不过，在围攻环线的防御中，战术抵抗能力的削弱绝不是其唯一的缺点。我们在提出这个缺点的同时之所以立即列举了一些对围攻环线的偏见，是因为这些偏见与这个缺点关系十分密切。一道围攻环线实际上只能保护整个战区中被它围起来的那个地区，其余所有地区，如果没有专门派出分遣队保护，就等于或多或少地让给了敌人，而如果派兵保护又要分兵，而这正是人们要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围攻者对围攻所必需的运输已经总是担心和感到困难了，如果攻城部队的规模比较大，对攻城辎重的需求量比较大，而敌人在城外的兵力又很多，那么用围攻环线来保护运输就只有在尼德兰那样的条件下才是可以设想的，即由靠得很近的要塞和要塞之间设置的战线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保护战区的其余部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交通线的长度。在路易十四世时代以前，人们还没有将部署一支部队与战区的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中，部队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来到正好附近没有敌军的某个要塞前，就停下来对其进行围攻，直到带来的围攻辎重用尽，或者前来解围的敌军靠近。围攻环线在当时是符合事物本性的。
将来大概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又用到围攻环线，也就是说在与上述情况类似时才有可能用到。如果城外的敌人很少，如果战区的概念与围攻本身的概念相比几乎消失，那么进攻者在围攻时保持其力量集中就成为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力量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赢得围攻的能量。
路易十四世时期，在康布雷和瓦朗谢讷附近的围攻环线没起到什么作用，前者由孔戴防守，被蒂雷纳突破；后者由蒂雷纳防守，被孔戴突破[3]。但是人们也不能忽视，在非常多的其他战例中，解围部队对围攻环线是敬而远之的，甚至当被围攻者迫切需要解围，而且其统帅是非常敢作敢为的人物时也是如此。例如1708年，维拉尔就没敢进攻里尔[4]城前围攻环线内的联军[5]。弗里德里希大帝1758年在奥尔米茨以及1760年在德累斯顿附近尽管没有设置真正的围攻环线，但部署了一个与围攻环线基本一致的防御体系，具体说是以同一支部队进行围攻和保护围攻。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奥尔米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的部队距离那里较远，但当他在多姆施塔特尔[6]附近损失了运输队以后，他对这种做法后悔了；1760年他在德累斯顿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他轻视帝国军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急于占领德累斯顿。
最后，围攻环线的一个缺点是：围攻者在失利的情况下很难保住攻城用的火炮。而如果双方的决战是在距被围攻地点一日或数日行程的地方进行的，那么一旦失败，围攻者还可以在解围之敌抵达前撤围，即使运输量庞大，也大致能赢得一日行程的时间。
在部署监视部队时，优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应将其部署在距被围攻要塞多远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这个距离的是地形条件或是攻城部队要与之保持联系的其他军团和军的位置。此外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监视部队距离要围攻的要塞较远，可更好地保护围攻，而距离较近时（不超过数普里），更便于监视部队和围攻部队之间的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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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本篇第十七章。——译者注
[2]“顺带”一词，作者用了法语“en passant”。——译者注
[3]朗德勒西（landrecies），今法国诺尔省一城市，位于桑布尔河畔。——译者注
[4]奥尔米茨（olmütz），即今捷克东部城市奥洛穆茨（olumouc）。——译者注
[5]孔戴和蒂雷纳都是法国的统帅。1649年起，以孔戴为首的贵族集团与当时的首相马扎林发生冲突。孔戴率部队反抗政府，政府派蒂雷纳讨伐。1655—1657年，双方在法国北部作战，互相围攻，互有胜负，最后孔戴被击败，逃往西班牙。此后孔戴又率西班牙军队同法国政府军作战。1659年，法、西缔结和约，孔戴恢复名誉，返回巴黎。路易十四世亲政后，孔戴又被重用。——译者注
[6]里尔（lille），今法国诺尔省一城市，靠近比利时。——译者注
第十八章
对运输队的进攻
对一支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是一个战术问题；假如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先要证明对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是可行的（而这只有根据战略上的理由和因素才能做到），我们在此对这一问题本来是根本没必要谈的。对这个问题可谈的很少，若不是可将对运输队的进攻和防御合在一起谈，而且对运输队的进攻更重要的话，我们在讨论防御时就已经可以谈到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300～400辆车的中等规模运输队（不管车上装载的是什么）长半普里，一个大的运输队长数普里。人们怎么能够设想以通常指定护送的少量部队能保护这么长的运输队呢？除这个困难外，运送这么大量的物资，行动不便，前进缓慢，而且总要担心发生混乱；最后，关键是要对运输队的每个部分进行局部保护，因为一旦它的某个部分被敌人追赶上了，整个运输队就会立刻堵塞在路上，陷入混乱。如果人们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自然就会问：怎么可能对这样一支运输队进行保护呢？这样一支运输队怎么可能进行防御呢？或者换言之：为什么不是所有受到进攻的运输队都被制服了呢？为什么不是所有本应受到保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受到了进攻呢？很明显，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例如滕佩尔霍夫建议的通过不断地让运输队行进和停顿以缩短队伍长度的极不实用的办法，或者沙恩霍斯特提出的比这好很多的把运输队分成几路以缩短队伍长度的办法），对克服运输队过长这一根本缺点来说，帮助都不大。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大部分运输队由于其拥有的战略条件就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安全保障，远优于其他暴露在敌进攻面前的部队，这一普遍存在的安全保障也使运输队拥有的较少防御手段能够发挥大得多的作用。这一战略条件就是：运输队总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军队的后面，或者至少是远离敌军。结果是，敌人只能派出小部队去进攻它们，而且这些小部队还必须有大的预备队保护，以防其翼侧和背后因受到赶来的敌人的其他部队的进攻而损失掉。如果人们再考虑到，正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重，进攻者很难把它们弄走，大多只能满足于砍断挽具、牵走马匹、炸毁弹药车等，整个运输队虽然会因此而受阻和陷于混乱，但不会真正失去，那么就会更多地认识到，这样一支运输队的安全更多是依靠这些普遍存在的条件来保障的，而不是依靠其护送部队的抵抗。如果再加上护送部队的抵抗（他们通过果敢地扑向敌人虽然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是能干扰敌人的进攻步骤），那么对运输队的进攻最后看来并非容易和万无一失，而是相当困难和结果难料的。
是还有一个要点，就是敌军或者敌军的一支部队可能报复对其运输队发起进攻的对手，用事后的一场大败来惩罚其行动。人们在很多情况下，正是由于有这种顾虑才未敢进攻运输队，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以至认为运输队之所以未受到进攻，是因为有部队保护，并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如此令人生畏。人们只要想一想1758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围攻奥尔米茨后穿过波希米亚的著名的退却，就会明白我们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时，普军有一半兵力分成多支小队，保护一支由4000辆车组成的辎重队。是什么阻止了道恩去进攻这支辎重队呢？是因为他害怕弗里德里希大帝用另一半部队扑向他，将他卷入一场他不希望发生的会战。是什么阻止了劳东在齐施博维茨[1]更早和更大胆地进攻一直在他侧面的普军运输队呢？是因为他害怕受到惩罚。劳东的部队距其主力10普里，而且其与主力的联系已经完全被普军切断，因此劳东认为，如果丝毫没有受到道恩牵制的国王[2]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大败的危险。
只有当一支部队的战略处境使它不得不反常地从侧面甚至从前方运送物资时，这些运输队才确实面临大的危险，从而成为对手的一个有利的进攻目标（如果对手的处境允许他为此派遣部队的话）。同样在1758年战局中，奥地利军队在多姆施塔特尔成功地抢夺了普军运输队，说明这种行动能够取得十分完美的战果。通往尼斯的大路在普军的左侧，国王[3]的兵力用于围攻奥尔米茨和组建针对道恩的部队，以至奥军的分遣队根本不必担心自己的安全，可以从容地进攻普军的运输队。
1712年，当欧仁围攻朗德勒西时，他从布尚[4]经德南，也就是自其战略部署的前面运输围攻所需物资。为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十分困难的护送，他采取了哪些手段以及他陷入了哪些困难（这些困难导致战事发生于其不利的骤变），是众所周知的。
因此我们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进攻无论从战术上看是多么容易，但是出于战略上的原因是难以做到的，只有在敌人的交通线十分暴露的特殊情况下，才有望取得大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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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8年8月14日，欧仁亲王率奥地利、英国和荷兰联军围攻里尔。马尔伯勒率一支监视部队在围攻环线上保护围攻部队的安全。维拉尔率领法军赶来解围，沿围攻环线运动，意图寻找弱点进攻，但联军工事坚固，维拉尔不敢贸然进攻，结果里尔的守军投降。——译者注
[2]多姆施塔特尔（domstadtl），即今捷克小镇比斯特日采河畔多马索夫（domašov nad bystřicí），西南距奥尔米茨约20公里。1758年6月30日，奥军在该地附近攻击普军的补给运输队，迫使弗里德里希二世放弃围攻奥尔米茨。——译者注
[3]齐施博维茨（zischbowitz），今捷克奥尔米茨附近一村庄。——译者注
[4]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第十九章
对舍营敌军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没有谈这个问题，因为不能把一条舍营线看作是一个防御手段，而只能将其视为部队所处的一种状态，而且是战备程度很低的一种状态。关于这种战备状态，我们就不再谈什么了，因为我们在第五篇第十三章中已经谈过了。
但是我们在此讨论进攻时，应该把舍营敌军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进攻目标，因为一来这种进攻是一种很特殊的进攻方式，二来对这种进攻可以看作是一个特别有效的战略手段。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对敌人单个舍营地或者分驻在数个村落中的一支小部队的袭击（因为为此而进行的部署完全是战术属性的），而是对较大舍营地中一支大部队的进攻，以至进攻目标不再是袭击单个舍营地本身，而是阻止敌军集结。
对一支舍营敌军的进攻就是对一支没有集结的军队进行袭击。这种袭击如果使敌军未能抵达预定的集结地，而是迫使它在后方较远的地方另选一个集结地，那么就可被视为成功。敌军集结地后移的距离，在危机状态下很少在一日行程以内，而是通常可达数日行程，因此由此造成的地段损失并不小，这是进攻者所得到的第一个好处。
这一旨在对整个敌军进行的袭击，当然开始时可以同时是对数个单独舍营地的袭击，但自然不是对所有或很多舍营地的袭击，因为仅后者就需要以进攻部队扩大正面和分散兵力为前提，而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因此，进攻者只应袭击敌人的那些位于数路进攻部队前进方向最前面的舍营地。即便如此，进攻者对多个单独舍营地的袭击很少能全部取得成功，因为一支大部队的接近是很难不被人察觉的。但是对这种进攻方法是绝不可忽视的，我们把由此而产生的战果算作这种袭击的第二个好处。
第三个好处是能迫使敌人进行局部战斗，并有可能让他受到大的损失。一支较大的部队不是以营为单位在主要集结地集结起来的，而是通常先集结为旅或师甚或军，而这些大部队是无法极其迅速地赶往集结地的，当进攻者的几路部队接近他们时，他们就不得不分别应战。如果进攻者的几路部队兵力不是很大，那么应战者有可能获胜，但是即使是获胜，他们也损失了时间，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应战者总的趋势是要在后方再找集结地，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很好地利用这次胜利，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应战者的这些部队也可能被打败，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时间组织有力的抵抗，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因此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进攻者能够很好地计划并实施一次袭击，那么他就可以通过这些局部战斗得到大量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将成为总战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最后，第四个好处（也是整个行动的结果）是使敌军在一定时间内出现混乱和沮丧，从而让敌人很难使用终于集结起来的部队，并且通常会迫使遇袭者放弃更多土地，转而进行另一个行动。
以上就是对敌人舍营地进行一次成功袭击所能取得的特有战果，也就是通过一次袭击使对手无法不受损失地在预定地点集结其部队。不过，成功是有很多程度的，因此战果有时很大，有时几乎不值一提。而且这种袭击即使很成功，取得的战果很大，但毕竟很少能取得一次主力会战获胜时的成就和效果。这部分是由于这种袭击成功后得到的战利品很少像主力会战获胜后得到的那么多，部分是由于这种袭击成功后对士气的影响不会像主力会战获胜后那样被人看重。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总的结论，以免对这种袭击有过高的期待。一些人认为它拥有最大的攻势效果，但是正如上述详细考察和战史告诉我们的那样，情况绝非如此。
1643年洛林公爵[1]在图特林根[2]附近对兰曹[3]将军指挥的法军舍营地所采取的行动，是最耀眼的袭击之一[4]。法军有16,000人，损失了指挥官和7000名士兵。这是一次彻底的大败，原因是法军未设任何前哨。
1645年，蒂雷纳在梅尔根特海姆[5]（法国人称之为马林塔尔）附近遇袭[6]。就其结果而言，当然也应该看作是一次大败，因为蒂雷纳的8000人中损失了3000人，但这主要是由于蒂雷纳被误导，用集结起来的部队进行了一次不合时宜的抵抗，因此人们不能经常指望这种袭击取得与1643年洛林公爵类似的战果。1645年梅尔根特海姆之战的战果与其说是袭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是遇袭者对一次小规模会战考虑不周造成的，因为蒂雷纳本可避开战斗，在其他地方与他在较远地方舍营的部队会合。
第三个著名的袭击是1674年蒂雷纳对大选帝侯[7]、帝国将军布农维尔[8]和洛林公爵指挥的在阿尔萨斯的联军进行的[9]。蒂雷纳的战利品很少，联军的损失不超过2000～3000人，这对于一支5万人的部队来说不是决定性的。但是联军认为不能再在阿尔萨斯继续抵抗，于是退过莱茵河。这个战略结果正是蒂雷纳所需要的，但是人们不应从袭击本身去寻找原因。蒂雷纳更多是袭击了对手的计划，而非对手的部队。此外，联军统帅们有分歧以及部队靠近莱茵河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其余原因。总之，这次袭击值得更仔细地加以研究，因为人们通常把它理解错了。
1741年，奈佩格[10]袭击舍营地中的国王[11]，但是全部成果仅是使国王不得不用他没有完全会合在一起的兵力并且以相反的正面向他发起莫尔维茨会战[12]。
1745年，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劳西茨袭击舍营地中的洛林公爵[13]。由于他对最大的舍营地之一（亨内斯多夫[14]）进行了真正的袭击，因此赢得了主要战果，奥军损失了2000人。总的战果是迫使洛林公爵穿过上劳西茨返回波希米亚，当然弗里德里希大帝未能阻止他沿易北河左岸又返回萨克森，以致假如没有凯瑟尔斯多夫会战的话，弗里德里希大帝就不会取得大的战果。
1758年，斐迪南公爵[15]袭击法国人的舍营地，其直接结果是法军损失了数千人，不得不部署在阿勒尔河[16]后面。而这次袭击对士气的影响可能更深远一些，也许影响到法军后来让出整个威斯特法伦[17]。
如果我们要从上述不同的战例中得出一个关于这种进攻效果的结论，那么只有前两个例子可以与胜利的会战同等看待。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部队的规模都不大，而且当时作战时一般不设前哨，这十分有利于袭击获得成功。其他四个战例虽然都应该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动，但是就其战果而言，显然不能与胜利的会战相提并论。在这些战例中，只是由于对手的意志和性格软弱，袭击者才取得了总的战果，而在1741年的那个战例中，由于遇袭者的意志和性格并不软弱，所以袭击者并未取得总的战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曾计划以这种方式袭击在弗兰肯的法国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次袭击完全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当时拿破仑不在军中，法军的舍营地拉得很长。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普军有很大的决心和很快的速度，就有望让法军多少受到损失，并把他们赶过莱茵河。但普军当时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假如普军有更多的打算，例如渡过莱茵河，以追求更多好处，或者力求得到大的士气优势，以至法军在这一战局中不敢再出现在莱茵河右岸，那么这些打算是完全没有充分理由的。
1812年8月初，当拿破仑让其部队在维捷布斯克一带做停顿时，俄国人曾想自斯摩棱斯克去袭击法军的舍营地。但是在实施时，俄军失去了这样做的勇气。这对俄军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法军统帅所率的中央部队兵力不仅比俄军的中央部队兵力多一倍以上，而且这位法军统帅是有史以来最果断的统帅；让法军损失一些普里的空间根本决定不了什么，而且俄军在附近根本没有合适的地带让他们为扩大战果而推进到该地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这些战果的安全；法军进行的这个战局也不是一个行将结束的战局，而是一位进攻者欲彻底打垮其对手的第一步计划。因此，袭击法军舍营地可能让俄军得到的小利与俄军的任务相比是极不相称的。这些小利不可能弥补俄军与法军在兵力和态势上的差距。但是俄军的这个企图表明，有关袭击这一手段的模糊观念是如何有可能误导人们完全错误地运用它。
以上我们把进攻舍营敌军作为战略手段进行了阐述。这一手段的本性就在于，其实施不仅是战术的，而且部分又是属于战略的。这种进攻一般在较宽正面上进行，实施进攻的部队在会合以前即可投入作战，而且大多也会成功地投入作战，以至整个进攻行动是由若干战斗组成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还要简单地谈谈如何最自然地组织这种进攻。
组织这种进攻的第一个要求：对敌舍营地正面的进攻要有一定的宽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袭击多个舍营地，并切断其他舍营地的退路，从而至少使敌人陷入预期的混乱。至于几路进攻部队的数目和间距，则取决于具体的情况。
第二个要求：各路部队的进攻必须向心状地指向一个预定的会合地点，因为对手或多或少是以一次会合而结束的，进攻者也应该这样。这个会合地点应该尽量就是敌人的连接点，或者是在敌军的退却线上，当然最好是在某一地形障碍切断了敌人退却线的地方。
第三个要求：各路部队在与敌军相遇时，必须坚决、勇敢、大胆地对敌军发起进攻，因为这时总的态势对进攻者有利的，这里正是冒险的用武之地。结论是：各路部队的指挥官在这方面必须拥有大的自由和指挥权限。
第四个要求：针对先于自己部署的敌军，战术进攻计划应该总是立足于迂回，因为只有分隔和切断敌军才有望带来主要战果。
第五个要求：各路部队应由各兵种组成，而且骑兵不可过少，甚至如果把整个骑兵预备队分配给各路部队，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如果人们认为骑兵作为预备队在这一行动中能起主要作用，那将是一个大的误解。遇到的第一个防御极佳的村庄、极小的一座桥梁、最不起眼的一片丛林，都会挡住骑兵预备队的行动。
第六个要求：尽管一次袭击的本性在于进攻者不能让自己的前卫部队前进得过远，但这只适用于在接近敌人时。如果战斗确实已经在敌人的舍营线内打响，也就是说，进攻者已经得到了期望从真正的袭击中得到的东西，那么各路部队就应该让各兵种的前卫部队尽可能远地前出，因为这些前卫部队可以通过其较快速的运动大幅增加敌人的混乱。只有这样，进攻者才能在这里或那里截获敌人仓促退出舍营地时通常落在后边的行李辎重、炮兵、差遣人员和掉队人员。这些前卫部队应该成为迂回和切断敌退路的主要手段。
第七个要求：最后必须规定一旦部队失利时的退路和集结地点。
* * *
[1]指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2]布尚（bouchain），历史上法国北部的一个要塞，位于斯海尔德河畔。——译者注
[3]又称卡尔四世（karl 4.，1604—1675），名义上为洛林公爵（1625—1675），但由于法军的几次占领，实际担任公爵的时间分别是1625—1634年，1641年，以及1659—1670年。——译者注
[4]图特林根（tuttlingen），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南部一城市，位于多瑙河畔。——译者注
[5]兰曹（josias rantzau，1609—1650），伯爵，法国元帅。三十年战争期间曾在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军中任职，1635年转入法军任职。——译者注
[6]三十年战争期间，洛林公爵于1643年11月24日袭击图特林根附近的法军，法军统帅兰曹负伤被俘，图特林根的守军于次日投降。——译者注
[7]梅尔根特海姆（mergentheim），即今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东北部城市巴特梅尔根特海姆（bad mergentheim），位于陶伯河畔。——译者注
[8]在三十年战争中，梅西伯爵率领巴伐利亚军队于1645年5月5日在梅尔根特海姆附近击败蒂雷纳指挥的法军。法军有四位将军、100名其他军官以及2600名骑兵和步兵被俘。——译者注
[9]指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von brandenburg，1620—1688）。——译者注
[10]布农维尔（alexander2. hyppolite von bournonville，1620—1693），公爵，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元帅。三十年战争期间曾在多国军队中任职。——译者注
[11]1674年，神圣罗马帝国向法国宣战，蒂雷纳率法军转战于阿尔萨斯，于12月29日袭击米尔豪森附近的帝国军队和勃兰登堡军队，迫使联军退出阿尔萨斯。——译者注
[12]奈佩格（wilhelm reinhard graf von neipperg，1684—1774），伯爵，奥地利元帅。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期间任西里西亚战区奥军司令。——译者注
[13]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译者注
[14]1740年秋冬，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鲁士军队攻入西里西亚。1741年4月，奥军统帅奈佩格进抵格拉策尼斯河畔的尼斯，切断了普军与布雷斯劳和柏林的联系。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得不急忙集结分散在各地的部队，于10日在莫尔维茨（mollwitz，即今波兰村庄穆瓦约维采）向奥军发起会战，最后奥军失败。——译者注
[15]指卡尔·冯·洛林（karl alexander von lothringen，1712—1780），奥地利元帅、奥属尼德兰总督，奥皇弗朗茨一世之弟，曾参加奥土战争，以及对法国、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战争。——译者注
[16]亨内斯多夫（hennersdorf），又称卡托利施-亨内斯多夫（katholisch-hennersdorf），即今波兰小镇卢班的一部分卢班地区亨利科夫（henryków lubanski）。1745年11月23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普军在此战胜奥地利和萨克森联军中的萨克森军队。——译者注
[17]即布伦瑞克公爵。——译者注
第二十章
牵制性进攻
对“牵制性进攻”的语言上的理解是，为了将敌人的兵力调离主要地点而对其所在地区发起的进攻。只有当这是进攻者的主要意图，而不是借机进攻和攻占敌人所在地区时，这一行动才是特殊的行动，否则它仍是一次普通的进攻。
当然牵制性进攻毕竟还是要有一个进攻目标的，因为只有这个目标的价值才有可能促使敌人向那里派出部队；此外，在行动没有起到牵制作用的情况下，攻占这个目标也是对为此所动用力量的一个补偿。
要塞、重要仓库、富庶和大型城市（特别是首都），征收各种税赋以及得到敌国不满臣民的支持，都可以是牵制性进攻的目标。
牵制性进攻有可能是有利的，对此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它肯定不总是有利的，甚至经常是有害的。对牵制性进攻的主要要求是：将敌人从主要战区吸引走的兵力应多于我方用于牵制性进攻的兵力。如果牵制性进攻吸引的敌人兵力仅与自己投入的兵力相等，那么它就没有起到真正牵制性进攻的作用，行动就成了一次从属进攻。甚至对一次由于情况有利、有望以少量兵力取得特别大的战果（例如轻易地占领一处重要的要塞）而部署的从属进攻，也不一定再称之为牵制性进攻。如果一个国家在抵抗另一个国家时受到第三国的进攻，人们当然习惯上也把这来自第三国的进攻称为牵制性进攻，但是这种进攻与一般进攻的区别只是方向不同，因此没有理由给它起一个特别的名称，因为在理论中，人们用专门的名称只应表示专门的事物。
很明显，要想以少量的兵力吸引敌人较多的兵力，必须具备特别的条件，以便让敌人有这样做的动机。因此，随便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一个迄今未到过的地点，还不足以达到一次牵制性进攻的目的。
如果进攻者派遣一支1000人的小部队前往主要战区以外的敌方某一地区去征收税赋等，那么当然可以预见，如果防御者也向那里派出1000人，那么他是无法阻止进攻者的这一行动的。防御者要确保这一地区不受袭扰，就不得不派去更多的兵力。但是人们要问，防御者是否可以不去保护这一地区，而是同样派出一支这样的分遣队前往进攻者相应的地区，从而取得平衡呢？如果进攻者想从这种行动中得到好处，就必须事先确定在防御者的地区可以比防御者在他的地区得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可以对防御者的地区造成更大的威胁。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一次投入兵力很少的牵制性进攻就肯定能牵制比自己多的敌人兵力。相反，投入牵制性进攻的兵力越多，从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少，这是牵制性进攻的本性使然，因为防御者的5万人在保卫一个中等地区时，不仅能够成功地针对5万人进行防御，而且也能针对更多些的敌人进行成功的防御。因此，如果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较大，那么它能否得到好处是很值得怀疑的。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越大，只要进攻者还是想从中得到些好处，那么就越要求其他条件更确切地有利于牵制性进攻。
这些对牵制性进攻有利的条件可能是：
1. 在不削弱主要进攻的情况下，进攻者拥有可用于牵制性进攻的部队；
2. 防御者的多个地点非常重要，并会受到牵制性进攻的威胁；
3. 防御者的臣民们对其政府不满；
4. 受到这种进攻的是一个可以提供较多战争物资的富饶地区。
如果人们要采取一次符合上述条件、有望成功的牵制性进攻行动，就会发现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要点：每次牵制性进攻都会给本无战争的地区带来战争，从而总是多少会唤起敌方原本沉寂的作战力量。如果对手拥有民兵和全民武装的手段，而且已经做好战争准备，那么牵制性进攻造成的这种结果就更能让人感受到。如果一个地区突然受到敌人一支部队的威胁并且事先未做任何防御准备，那么这一地区内的所有力量就会围绕在能干的官员们周围，所有人就会提供和利用可能的非常手段抵御这场灾难，这是完全符合事物本性的，也是为经验充分证明了的。这样一来，在这里就产生了新的抵抗力量，而且是那种接近于人民战争并且很容易唤起人民战争的抵抗力量。
每次采取牵制性进攻时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以免自掘坟墓。
英军1799年对荷兰北部的行动[1]和1809年对瓦尔赫伦岛[2]的行动[3]，作为牵制性进攻来看，只是由于这些部队除此以外派不上其他用场，才勉强可以说是正确的。然而毫无疑问，英国人的这些行动增加了法国人的抵抗总量。假如英国人在法国本土登陆，也会引起这种后果。以登陆行动威胁法国海岸，当然能给进攻者带来很大好处，因为这毕竟能牵制法军的大量部队去防守海岸。但如果真的用一支大部队登陆，那么只有当登陆者能指望得到一个反对本国政府的地区的支持时，才是可行的。
战争中进行一次大规模决战的可能性越小，牵制性进攻就越是可行，当然从中可能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小。牵制性进攻只是一个让过于停滞不前的大部队运动起来的手段。
牵制性进攻的实施
1. 牵制性进攻有可能包括真正的进攻，因此伴随实施的特点就是勇敢和快速。
2. 但是牵制性进攻的意图也可以更多是虚张声势，此时它同时是佯动。至于此时应运用哪些特别手段，只有熟悉有关情况和人的特点的智者才能提出。此时必须让兵力非常分散，这是事物的本性所在。
3. 如果实施牵制性进攻的兵力较多，而且退路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点上，那么部署一支可支援各路进攻部队的预备队就是实施牵制性进攻的一个重要条件。
* * *
[1]阿勒尔河（die aller），德国威悉河右岸的一条支流，长260公里。——译者注
[2]威斯特法伦（westfalen），历史上今德国威悉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地区。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分为很多小邦。1757年冬，法军在汉诺威选帝侯国境内进入越冬营垒。1758年2月，普鲁士斐迪南公爵袭击法军营垒，法军退过阿勒尔河，由于担心退路被切断，在3月底继而退过莱茵河，放弃了全部威斯特法伦。——译者注
[3]在第二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约克率领英俄联军35,000人于1799年8月在荷兰北部登陆，初战告捷，但于9月18日在贝尔根（bergen，今荷兰北荷兰省一小镇，濒临北海）败于法军，最后从海路撤退。——译者注
第二十一章
入侵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所能谈的几乎只限于解词。我们发现近代的著作家们经常使用这个词，甚至自负地认为用它可以表示某个特别的东西——法国人就不停地使用“入侵战争”[1]一词。法国人用这个词来表示每个深入敌国腹地的进攻，并想把这种进攻作为稳扎稳打进攻（仅在边境附近蚕食敌人）的对立面，但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用词混乱。一次进攻是应该只在边境附近进行，还是应该深入敌国；是应该首先致力于夺取要塞，还是应该首先寻找和不停地追击敌大部队的核心，这不是一个语言表述方式能决定的，而是要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对此至少在理论上不会有其他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深入敌国推进可能比在边境附近的行动更有步骤，甚至更为谨慎，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深入敌国推进无非恰恰是一次有力进攻的幸运结果，因此与进攻没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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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瓦尔赫伦岛（walcheren），今荷兰泽兰省的一个半岛，在1871年筑坝以前为一岛屿。——译者注
附录
关于胜利的顶点[1]
胜利者不是在每场战争中都能彻底打垮对手，经常而且大多都会出现一个胜利的顶点，这是为大量经验充分证明了的。由于这个问题对战争理论特别重要，并且几乎是所有战局计划的依据，同时由于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就像一束阳光能反射出奇光异彩，似乎有很多的矛盾，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更仔细地加以研究并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胜利通常已经产生于所有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所形成的优势。毫无疑问，胜利能增加这种优势，否则人们就不会追求和以大的代价换取胜利了。胜利本身毫无疑问能增加这种优势，胜利的后续影响也会增加这种优势，不过胜利的后续影响不会把这一优势增加到最极致，而只是大多能增加到某一点。这一点在胜利过后可能很快就能达到，有时甚至会如此之快，以至一次胜利会战的全部后续影响可能仅限于增加了士气上的优势。我们要研究的就是这之间的联系。
在军事行动的进程中，军队不断遇到增加和减少其力量的因素，因此关键在于拥有力量优势。由于对每个减少一方力量的因素都应视为增加另一方力量的因素，因此双方在前进和退却时，无疑都会遇到由增加力量因素和减少力量因素组成的这两股洪流。
我们只要研究在其中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同时说明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一方在推进时，导致其力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是：
1. 敌军受到的人员损失，因为其人员损失通常比我们的大。
2. 敌人在仓库、补给站、桥梁等非有生作战力量方面受到的损失，而我们根本没有这种损失。
3. 从我们踏上敌人国土的那一刻起，敌人就开始丧失国土，因此也就丧失补充新的作战力量的源泉。
4. 而对我们来说则是得到了部分这些源泉，换句话说，得到了以敌养己之利。
5. 敌人的各部分之间失去了内在联系，无法正常活动。
6. 对手的盟友弃之而去，其他盟友则转向我们。
7. 最后，对手丧失了勇气，有的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一方在推进时，导致其力量削弱的原因是：
1. 我们被迫围困、冲击或监视敌人的要塞；或者敌人在我们获胜前虽也采取了这些行动，但在退却时已将这些部队调回大部队。
2. 从我们踏上敌人所在地区的那一刻起，战区的本性就改变了，成了有敌意的地方；我们必须占领它，因为只有我们占领它，它才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它毕竟会处处给我军这整部机器带来困难，而这些困难必然会削弱这部机器的运行效果。
3. 我们日益远离自己的作战力量源泉，而对手日益接近其作战力量源泉。这使我们无法及时补充已经消耗的力量。
4. 受到我们威胁的国家面临危险，引起其他强国保护它。
5. 最后，对手由于面临的危险大，会更加努力，而胜利的一方由于已经获胜，其努力程度会降低。
所有这些好处和不利有可能并存，在某种程度上犹如两个路人相遇后继续按相反的方向各走各的路。只是最后一次相遇是真正的对立，无法擦肩而过，是互相排斥的。仅这一点就已经表明，胜利的效果可能非常不同，它们可能把对手压制下去，或者也可能促使对手投入更大的力量。
我们想试着对上述各点做些说明。
1. 敌军在一次大败后的损失可能在最初时刻最大，然后日益减少，直到与我方的损失形成一个平衡点，但是敌人的损失也可能与日俱增，这取决于不同的处境和条件。人们只能泛泛地说，素质较好的军队会更常出现前一种情况，素质较差的军队会更常出现后一种情况；除了军队的素质以外，政府的素质在这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在战争中区分上述两种情况是很重要的，以便不会在真正应该开始行动的时候却停止不前（或者出现相反的情况）。
2. 敌人在非有生作战力量方面的损失同样可能有增减，这取决于其物资储存地的位置和状况。不过这个问题就其重要性来说，在今天已经不再能与其他问题相提并论了。
3. 第三个好处必然会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增加，但是一般来说，只有当部队已经深入敌国，也就是说已经占领了敌人1/4～1/3的国土时，才应考虑这一好处。此外，这时还要考虑这些地区涉及战争方面的内在价值。
同样，第四个好处也会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增加。
但是对上述这两个好处要指出，其对正在作战的部队的影响很少能迅速让人感觉到，而是比较缓慢和间接地产生作用，因此不应为得到这两个好处而把弓拉得过紧，也就是说，不应让自己陷于任何过于危险的境地。
至于第五个好处，也是只有当部队已经前进较多距离，同时敌国国土的形状给我们机会将其中一些地区与其主要部分分开时，才应考虑。这时，这些地区就像被捆紧的四肢一样，通常不久就会失去生机。
第六个和第七个好处至少很有可能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增加。对此，我们下面还要加以说明。
现在我们转而谈谈力量削弱的原因：
1. 对敌人要塞的围困、冲击和包围，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增加。仅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进攻者的力量削弱，对部队一时的兵力数量就有极大的影响，以至在这方面的力量削弱很容易就抵消掉所有的好处。当然，现在进攻者已经开始用很少的兵力冲击要塞，甚至只是用更少的兵力监视它们；敌人也不得不派守军防守这些要塞。尽管如此，要塞仍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安全的要素。要塞守军通常半数是由此前未参战的力量组成；在防御者交通线沿线的要塞前，进攻者往往不得不留下比守军多一倍的兵力；进攻者只是要正式围攻或者通过绝粮迫使一个大要塞投降，就需要动用一个小的军团。
2. 进攻者在敌国内建立一个战区的必要性必然会随着部队的前进而加大。由此而引起的力量削弱即使对部队一时的兵力数量不会产生大的影响，但对部队的长期状况还是会产生比第一个原因更大的影响。
在敌国国土上，只有我们占领的那部分国土才可以被看作是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在这些战区，我们要么是在城外留下小部队，要么是在最重要的城市或兵站等地不时留下守军。不管我们留下的守军是多么少，这毕竟较大地削弱了我们的作战力量，但这还是最次要的。
每个军团都有战略翼侧（其交通线两侧的地方）；由于敌人的军团也有战略翼侧，因此我们感觉不到翼侧的弱点，但是只有在本国时才是这样；一旦进入敌国，我们就会感觉到翼侧的弱点，因为在交通线很长而又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即使敌人对我翼侧采取最小的行动，他也有望得到一些战果，而在敌人的国土上，我们到处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行动。
我们推进得越远，战略翼侧就越长，由此产生的危险也就越大，因为不仅这种翼侧很难得到保护，而且敌人采取行动的干劲也正是由于我方交通线很长和没有安全保障才被激发出来。我方一旦退却，如果失去交通线，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令人担忧的。
所有这一切都使正在前进的部队每前进一步都会增加一份新的负担，以致这支部队如果刚开始前进时没有非常大的优势，就会逐渐感到其计划越来越受阻，其突击力越来越弱，最后感到其处境不安和令人担心。
3. 部队与来源地（自身不断削弱的部队必须从这里不断得到补充）的距离随着部队前进而加大。一支出征的军队就像是煤油灯发出的光亮，滋养它的灯油越少，距我们视线的焦点越远，光亮就越小，直到完全熄灭。
当然，被占领地区的财富可以大幅减少这个难题，但不可能完全消除，一是因为总有大量东西必须自本国补充，例如兵员；二是因为一般情况下，敌国提供的不如本国提供的迅速和可靠；三是因为临时产生的需求无法像在本国那样很快得到满足；四是因为各种误解和错误无法像在本国那样可以及早地被发现和得到纠正。
如果一国君主不亲自率领他的军队（这在最近的战争中已经成为一种风气），那么他就远离了军队，于是来回请示所带来的时间损失也是一个新出现的很大的不利，因为一位统帅的权限再大，也无法独自决定其广阔活动范围内的所有事项。
4. 政治关系的变化。如果胜利引起的这些变化变得对胜利者不利，那么胜利者越是前进，其面临的不利变化就越多；同样，如果这些变化对胜利者有利，那么胜利者越是前进，其面临的有利变化也就越多。在这里，一切取决于现有的政治联系、利害关系、习惯做法、前进方向，取决于君主、大臣、宠臣和情人等等。人们一般只能说，一个有较小盟友的大国被战胜后，这些盟友通常很快会与它脱离关系，然后胜利者在这方面将随着每次战斗获胜而变得更强；但是如果战败的国家比较小，并且其生存受到了威胁，则会有很多国家做它的保护者，此前曾经帮助胜利者撼动这个小国的其他国家，如果认为胜利者这样做太过分，则会反悔。
5. 引起敌人更激烈的抵抗。敌人有时会由于惊恐和懵乱而放下手中的武器，有时又会受控于爆发的情绪，而争先恐后地拿起武器，以至在第一次大败后，其抵抗反而比之前激烈得多。从人民和政府的特点、国土的自然情况以及国家的政治联系中，人们可以推测出很可能出现的情况。仅是后面这第4点和第5点就会使人们在战争中的不同场合制订出非常不同的计划。有的人由于胆怯和所谓按部就班的行事风格而失去最好的时机，有的人则行动鲁莽，好似一个人扑通一下跳入没顶的水中，之后却狼狈不堪和惊恐万状，就像我们见过的刚被别人从水里拉上来那样。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胜利者在危险过去以后，在为巩固胜利而正需要做出新的努力时，往往会出现懈怠。如果我们总的看一下这些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因素，无疑会得出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对胜利的利用和在进攻战争中的前进会使进攻开始时拥有的或者通过胜利取得的优势受到削弱。
这里我们必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此时是什么驱使胜利者继续追求胜利，继续在攻势中前进呢？这还能真的叫作利用胜利吗？在已得到的优势还根本未减少之前就停止行动不是更好吗？
对这些问题当然应该这样回答：拥有兵力优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或是打垮敌人，或是至少夺取敌人的部分国土，以便让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这样做虽然对部队一时的状况没有什么好处，但毕竟对推动战争和媾和有利。即使我们要彻底打垮对手，也必须想到，也许前进的每一步都会削弱我们的优势，但是从中不是必然就得出“我方优势在对手失败之前肯定消失”的结论。对手有可能在我方优势消失之前失败。如果我们利用最后极小的优势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没有运用这点优势就是一个错误。
人们在战争中拥有的或者赢得的优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必须运用这一手段去达到目的。但是人们必须了解优势能够达到的那个点，以便不超过这个点，否则收获到的就不是新的好处，而是耻辱。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对此我们无须列举特别的战例加以说明；这方面的大量现象更多是要求我们探寻其内在的原因。只是自拿破仑出现后，我们才看到文明国家之间那种优势可以一直保持到对手失败的战局。在拿破仑出现以前，每次战局都是以胜利的军队试图赢得一个能与对手保持平衡的点而结束的。一旦赢得这个点，胜利的活动就停止了，或者为达到这一平衡点，有时甚至还要退却。胜利的这一顶点接下来还会在所有那些无法以打垮对手为战争目标的战争中出现，而且总会有大多数战争是这样。因此，由进攻到防御的转折点是各战局计划的自然目标。
如果进攻者的行动超出了这个目标，那么这不仅是对力量的一种无效运用，不再能带来战果，而且还是对力量的一种有害运用，会引起敌人的反击，而且根据一般的经验，这些反击往往能达到超出寻常的效果。进攻者的行动超过顶点的现象是如此普遍，看上去是如此理所当然和容易为人们内心理解，以至我们可以不必详细地论述其原因。无论如何，进攻者在刚占领的地区缺少有关设施和组织，加上其受到的较大损失与期待得到的新战果之间在内心形成的强烈反差，是进攻者的行动超过顶点的最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经常高涨到自负程度的情绪，另一方面是消沉沮丧，精神力量通常在这里不寻常地、活跃地交织在一起。进攻者在退却时的损失会由于这一原因而加大。如果他得以逃脱，只是不得不把夺到的东西归还，而没有丧失自己的国土，通常就已经要谢天谢地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排除一个似乎会出现的矛盾。
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进攻者还在继续前进，只要他还有优势，那么由于其在胜利之路的终点上出现的防御是比进攻更有力的作战形式，因此进攻者此时突然变成弱者的危险应该是更小了。但是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就不得不承认，最大的局势骤变的危险往往是在进攻变弱和转入防御的时刻出现的。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其中的原因。
我们认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的优越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1. 可利用地形；
2. 拥有准备好的战区；
3. 有民众的支持；
4. 拥有等待之利。
清楚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总是以相同的程度存在，也不总是产生相同程度的效果，因此一次防御与另一次防御也不总是相同的，防御相对于进攻也不总是具有相同的优越性。特别是在进攻力量衰竭后出现的防御，由于其战区一般位于前出很远的攻势三角形[2]的顶点，因此就更是这样。在这种防御中，只有上述四个优越性中的第一个，即“可利用地形”没有变化，第二个优越性大多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第三个优越性变成了反面，第四个优越性已经受到很大的削弱。现在我们只对第四个优越性解释几句。
有时多个战局会在一种臆想的均势中毫无结果地拖下去，因为本应采取行动的一方缺乏必要的决心，而另一方认为可从中得到等待之利。如果有一个攻势行动干扰了这一均势，损害了敌人的利益，促使他要采取行动，那么敌人继续无所事事和犹豫不决的可能性就大为减少了。在占领区组织防御和在本国内组织防御相比，前者的特点是面临更多的挑战。这种防御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进攻的因素，从而削弱了它的防御本性。道恩可以让弗里德里希二世[3]相安无事地停留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但假如是在波希米亚，就不会允许他这样了。
因此很清楚，对交织于一次攻势行动的防御来说，其所有要素都已经受到削弱，因此已经不再具备它原有的对进攻的优越性了。
正如没有一个防御战局纯粹是由防御因素组成的一样，也没有一个进攻战局纯粹是由进攻因素组成的，因为除了每个战局短暂的间隙（这时双方军队都处于防御状态），每一次无法导致媾和的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结束。
防御本身以这种方式削弱了进攻。我们把进攻因此而进入的防御更多看作是进攻的最主要的不利。我们这样说并不是闲来无事地钻牛角尖。
这样也就解释了在进攻和防御作战形式的力量中原来存在的差别为何会逐渐减少。我们现在还要指出，这种差别为何有可能完全消失，并在短时间内转向相反的因素。
如果允许我们借用自然界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就可以更简短地说明问题。
在物质世界，任何一个力要发挥作用都需要时间。一个缓慢和陆续运用即足以挡住一个运动物体的力，如果时间不足，就会反被那个运动物体克服。物质世界的这一法则对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来说，是一个恰当的说明。一旦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引到某个方向，那么不是一个自身充分的理由就能改变或中止这种思维的。要改变或中止它，需要时间、平静和对意识的持续作用。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一旦人们内心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或是继续向目标前进，或是回头转向一处避风港），那么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人们很难完全感受到那些要求他们停止前进或者鼓励他们行动的理由，而且由于他们的行动正在继续，于是他们在运动的洪流中会不知不觉地超过均势的界限，超过顶点线。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进攻者已经筋疲力尽，但是在精神力量的支撑下（在进攻中尤其会有这种精神力量），对他们来说，继续前进反而比停下来更容易，就像驮着重物上山的马匹一样。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并未自相矛盾地说明了进攻者为什么会超出胜利的顶点，而如果他在这一点停下并转入防御，他本还是可以取得成果，即保持均势的。因此在拟订战局计划时，无论对进攻者来说，还是对防御者来说，正确地确定这个顶点是很重要的。对进攻者来说，这可以使他不采取超出其能力的行动，不背债务；对防御者来说，这可以使他认识到并利用进攻者一旦超过顶点而对进攻者不利的情况。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统帅在确定胜利的顶点时应该考虑的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回忆起，他必须了解很多其他的远近情况，才能从其中最重要的情况中估计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猜出）行动的方向和价值，也就是说要猜出敌军在我第一次打击后是会成为一个更坚固的核心，呈现出越来越紧密的团结，还是会像博洛尼亚瓶[4]那样一旦伤及表面即化为碎片；要猜出封锁和切断敌国内个别补给来源地和交通线会引起多大的削弱和瘫痪；要猜出对手在受到打击后，是会由于火辣的伤痛而无力地瘫软下去，还是会像一头受伤后的公牛反而狂怒起来；要猜出其他强国对此是会恐惧还是会愤怒，政治联系是会解体还是会建立起来，以及哪些政治联系会解体或建立起来。如果说统帅应像射手击中其目标一样，以他的判断力猜中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很多情况，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这种智力活动是不简单的。千百条歧路会使人的判断迷失方向；即使问题众多以及复杂多面没有难住统帅，但是危险和责任也会使他举棋不定。
于是就会出现以下情况：大多数统帅宁愿停在远离目标的地方，而不愿距目标太近；而具有出色勇敢和高度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错误地超出了目标，从而未达成其目的；只有那些以较少手段采取较大行动的人幸运地达到了目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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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9年，在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期间，英军一支部队于7月30日在荷兰的瓦尔赫伦岛登陆，以减轻盟国奥地利的压力并摧毁拿破仑在安特卫普的舰队基地。英军虽一度占领全岛，但由于军中暴发疫病，于12月撤离该岛。——译者注
[2]“入侵战争”一词，作者用了法语“guerre d´invasion”。——译者注
[3]可参阅本篇第四章和第五章。——编者注
[4]指发起攻势的部队与其出发基地的两端形成的三角形。——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