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关于战争本性和目的一章[1]中，在某种程度上勾勒出了战争总的概念，并指出了战争与它周围事物之间的关系，以便我们以一个正确的基本概念开始研究战争。当时我们概略地提到了研究战争时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准备以后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当时得出了“打垮敌人（消灭其军队）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之后就停了下来。由于得出了这一结论，使得我们在随后的一章[2]中可以指出，军事行动运用的手段只有战斗。我们认为，这样一来，就先有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此后我们对军事行动中除了战斗以外最值得关注的关系和形式分别进行了探讨，以便一方面根据事物的本性，一方面根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确切地指出它们的价值，把它们从那些通常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明确和模棱两可的概念中区分出来，并且在探讨过程中仍处处注意让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消灭敌人）作为主要的内容。现在我们再回到战争这个整体，准备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因此不得不再次联系到我们在第一篇中谈过的观点。
以下几章将论述总体问题，包括战略的最本质的、涵盖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不无胆怯地进入了战略领域的最深处，所有其余线索都交汇于此。
实际上，有这种胆怯心理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人们看到，军事行动好像极为简单：人们听到和读到，最杰出的统帅们恰恰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语言表述它们；在他们的口中，控制和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部件组成的笨重机器，就像是在谈论他们一个人的行动，以至战争的整个庞大的行动被简化为某种决斗；人们听到和读到，统帅们的行动动机有时是几个简单的想法，有时是某种情感的迸发；人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是轻松的、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说是草率的。可是另一方面人们看到，战争中需要理智探究的情况很多，各个战事的时空延展距离很长，而且往往是不确定的，此外我们还面临无数个行动组合的可能性需要去选择。如果这时我们考虑到，理论的责任就是系统地（清晰和完整地）解释这些事物，并且总是以充分的理由指出行动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极大的不安，担心被拖到死板的书呆子的泥潭里去，在令人费解的概念的低矮空间里爬来爬去，而永远不会在轻松统揽全局方面达到杰出统帅的水平。如果这就是理论研究的结果，那就和不研究一样了，或者说，不研究可能反而更好些。这样的研究会使理论低估才能的作用，并让理论很快被人们忘掉。相反，上面所说的统帅的轻松统揽能力、简单的思维方式以及将整个军事行动拟人化的做法，才真正是一次杰出作战指挥的灵魂，以至只有采取这种了不起的方式，自由的思维才是可以想象的。如果人们要支配战事而不是受战事支配，那么这种自由的思维就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有些惴惴不安地继续前行；只有沿着一开始就规定好的道路，我们才能继续前行。理论应该清晰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易于理解它们；理论应该铲除错误见解到处催生出的杂草，应该指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事情从不重要的事情中剥离出来。当有关观点自然而然地凝结成一个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自然而然地遵守一条形成了规则的底线时，理论就应该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在事物的基本概念之间来回探索。人们从中得到的是什么呢？是人们在心中被唤起多道光束，这就是理论带给人们的收益；理论无法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无法通过在两侧堆砌原则而把人们限制在一条狭窄的、必走的小路上；理论应该使人们快速了解大量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然后放手让人们进入更高级的行动领域，以便人们根据其天赋的大小运用所有集中起来的力量采取行动，并清楚地、唯一地意识到真正的和正确的事物。这种意识是在上述所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脱颖而出的，看上去与其说是思考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感觉的产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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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弗里德里希大帝。——译者注
[2]1716年，阿斯马迪以急速冷却法最早制成一种高约8厘米的玻璃瓶，由于博洛尼亚人巴尔比最先记述了它，故称为博洛尼亚瓶。其特点是瓶身有裂纹，瓶底较厚，瓶底能经受较大外力冲击，但如果向瓶内投下一粒小石子则会引起整个瓶体破碎。——译者注
[3]作者在本书第一卷中的第一篇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分别论述了战争的本性和目的。——译者注
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是对整个战争行动的概述，使其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的一致的行动。在这个最终目的中，一切特殊目的都得到平衡。如果人们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人们就不能开启战争，或者说就应该明智地不开启战争。人们通过这个主要考虑[1]规定了战争中一切行动的方向，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并且向下一直影响到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说过，打垮对手是战争行动的自然的目标，而且即使人们坚持对这一概念的严格的哲学定义，从根本上讲也不会有另外一个目标。
由于打垮对手这一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从中本应得出结论：在双方中的一方确实被打垮以前，在战争行动中不会有停顿，不会提前出现平静。
在论述《战争行动中的停顿》[2]一章中，我们指出，纯粹的敌对因素是如何作用于这一因素的体现者——人，以及构成战争的一切情况的，还指出敌对因素是如何由于战争机器的内在原因而出现停顿和受到削弱的。
但是这一变化[3]还远不足以让我们将战争的原始概念调整为我们几乎到处可见的战争的具体形态。大多数战争好像只是相互发怒，此时每一方都拿起武器，以保护自己和让对方惧怕，并间或打击对方一下。因此，在这些战争中相遇的不是两个相互摧毁的因素，而是尚彼此分开的敌对因素所形成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往往在个别的小冲突中得到释放。
那么阻止这些敌对因素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人们对战争充满哲理的想象没有得到实际的印证呢？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事务中触及的大量事物、力量和关系。由于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纠缠在一起，因此人们不可能像在简单的一条线上那样根据几个推论就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这一结论卡在这些纠缠在一起的事物、力量和关系中，而人们习惯于在大事小情上更多地根据个别主导的观点和感觉行事，而不是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因此在这里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情况不明以及行动不坚决和不彻底。
即使筹划战争的人一刻没忘其目标，确实考虑到了所有这些情况，国内的其他所有有关人士也未必恰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就会产生阻力，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惰性，而这种力量大多是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或存在于双方，使战争成为一个与其概念完全不相符的事物，成为一个半真半假、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假如不是人们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绝对完整形态的真正的战争，那么就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具有绝对本质的观点的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开始后不久，毫无忌惮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带到了这一点上[4]。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不停地进行着，直到对手倒下；而还击也几乎同样不停地进行着。这一现象把我们带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和所有严格的推论，这难道不是自然的和必然的吗？
我们是否应该停在战争的原始概念及其推论，而不管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所有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及其推论进行判断呢？是否应该从战争的原始概念和推论中推导出对理论的一切要求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确定战争是只应像其原始概念规定的那样，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战争计划提出任何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个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会在各方面更接近逻辑的必然性，就会更是一个清晰和确定的事情。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对自亚历山大和罗马人的一些战局以来的一切战争（除了拿破仑进行的战争）又该如何解释呢？我们不得不把它们全部否定掉，但是恐怕不能这样做，否则会为自己的狂妄而感到羞愧。而且糟糕的是，我们不得不说，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与我们的理论不相符的那类战争。这一有关战争绝对本质的理论尽管有很强的逻辑性，但是面对具体情况的威力却是非常无力的。因此我们必须清楚，不能用战争的纯概念去构思战争该是什么样的，而是应该让所有掺杂于和作用于战争的奇异之物都有一席之地，包括各部分的所有自然的阻力和摩擦，以及人的行事不彻底、认识不清晰和气馁。战争和人们赋予它的形态是从一时先行出现的想法、感觉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持这种看法。如果我们要全部讲真话，那么就必须承认，即使是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拿破仑进行的战争）也是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不得不像上面这样看问题，如果我们不得不承认战争并不是从它所触及的无数关系的最终调整中产生的，也不是从这一调整过程中逐渐具备其形态的，而是产生于这些关系中个别正在起着主导作用的那些关系，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得出结论：战争是以可能性、盖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在这种赌博中，严格的逻辑推论往往根本不起作用，往往不过是思维活动的一个十分无用和累赘的工具。此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战争有可能是一个有时特别像战争、有时又不大像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上述这一切，但是理论的责任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置于首要的地位，并且把它用作普遍起作用的基准点，以便让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些东西的人习惯于永远记住它，把它视为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担忧的原本尺度，以便在他们可以或必须的场合使战争接近于这种绝对形态。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我们思维和行动基础的一个主要观点[5]，即使最直接的做出决定的原因来自与战争完全不同的其他领域，这个主要观点也会赋予战争一定的基调和特点，就如同一位画家能够通过底色赋予其画作这种或那种色调一样。
理论现在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假如没有这些摆脱了束缚因素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起到告诫作用的战例，那么即使理论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今后没有人会相信目前大家所经历的事情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假如普鲁士预料到一旦失败，其所遇到的还击是如此之大，以至欧洲原有的均势不复存在，那它还敢在1798年[6]以7万人攻入法国吗？
假如普鲁士权衡到，开第一枪将是引爆弹药库的火星，会使自身毁灭的话，它还会在1806年以10万人对法国开战[7]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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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本书第一篇第二章。——译者注
[2]原著的原文不同版本中有“感觉的产物”和“危险的产物”两种写法，可能是由于原文字迹不清，有的出版者认为作者用的是“感觉”（gefühl）一词，有的出版者认为作者用的是“危险”（gefahr）一词。个人认为，从上下文看，译为“感觉”更符合逻辑。——译者注
[3]指战争计划。——译者注
[4]指本书第一卷第三篇第十六章。——译者注
[5]指理论上战争不应出现停顿，而实际上会出现停顿。——译者注
[6]指让战争体现出了其绝对本质。——译者注
[7]指致力于追求战争的绝对形态。——译者注
第三章
一、战争的内在联系
人们对战争形态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它具有绝对的形态，有的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形态，因此对战争的结果也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于必然的原因而发生的，一切都是迅速地交织在一起的，不会出现任何（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无实质的和中性的空隙。在这一绝对形态中，由于战争内含的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1]，由于严格来讲战争中相继进行的系列战斗的相互联系[2]，由于每次胜利后出现的顶点（超过它就是损失和大败的领域）[3]，总之由于战争具有上述这些自然的关系，因此我说战争只有一个结果，这就是最终结果。在取得最终结果以前，没有决出任何胜负，没有赢得任何东西，也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人们在这里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一切都取决于最终结果。在这一观点中，战争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各个结果）只有与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1812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和半个俄国，但对他来说，这一占领只有给他带来想要的和约才有价值。这一占领只是其战局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一个部分，即消灭俄国的军队。假如拿破仑在取得其他成果时想到并实现消灭俄国军队，那么媾和就会像这类事情自然发展的那样十分有把握。由于拿破仑此前忽视了计划的这第二个部分，就再也无法实现这个部分了，而且这样一来，整个第一部分变得对他非但无用，反而有害了。
对战争中的各个结果之间有联系的这一看法，可以视为一个极端的看法。与这一看法对应的是另一个极端的看法，即认为战争是由各个单独存在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像赌博中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接下来的输赢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这里关键只是这些结果的总和，而且人们可以把每个结果像筹码一样积攒起来。
第一个看法的正确性源自事物的本性；第二个看法的正确性，我们可以在历史中找到。无须满足什么困难的条件即能获得小的一般好处的情况是很多的。战争的要素越和缓，这种情况出现得就越多。但是正如第一个看法在一场战争中完全正确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个看法到处都适用，第一个看法大可或缺的战争也很少。
如果我们遵循上述两个看法中的第一个，那么就应该认识到，对每次战争必须从一开始就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统帅在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已经有了目标，所有的行动都应指向它。
如果我们赞同第二个看法，那么就可以为次要好处本身而去追求它们，将后续的情况交给后续的战事。
上述两个看法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会带来结果的，因此理论对它们都要加以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的区别在于：理论要求人们把第一个看法当作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的基本观点，而把第二个看法仅当作是对第一个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个修正。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攻势时[4]，很清楚这一攻势不可能像他对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的攻势那样导致一次新的长期的占领，因此他当时之所以发起这一攻势，是因为他并不想通过这一攻势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目的，即赢得时间和力量。他可以追求这个次要目的，而不必担心冒存亡之危[5]。然而尽管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年和1809年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比上述例子还要小得多（将法国人赶过莱茵河），但是只要它们没有考虑到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情（这些事情无论是在胜利还是在失败的情况下都很有可能从行动的第一步就出现，直到媾和），它们就不可能理智地达到目标。无论是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扩大胜利，还是确定如何以及在何处能阻止敌人扩大胜利，考虑这些事情都是十分必要的。
仔细研究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有何不同。在18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民众只是作为盲目的工具参加战争。到了19世纪初，交战双方的民众已经是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了。以往与弗里德里希大帝对峙的那些统帅是受他人之托而行动的，正因为如此，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特征，而现在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的对手[6]简直可以说就是战神本身。
战争的这些不同情况难道不应引起完全不同的思考吗？这些不同的情况难道不应在1805年、1806年和1809年促使人们注意到在短期内就有可能，甚至非常有可能发生极端的不幸，从而做出完全不同的努力和计划，而不是仅以占领几个要塞和一个不大的地区为目标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备战时已经完全感觉到政治氛围中正在聚积力量，它们可能面临一场暴风雨，但是它们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和计划。它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对有关情况还没有从历史中如此清晰地总结出来。正是1805年、1806年和1809年战局以及后来的战局，使我们从中较容易地抽象总结出了具有破坏力的近代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我们在研究一场战争时，首先要根据政治要素和关系体现出来的盖然性把握这一战争的特点和大的轮廓。根据这一盖然性，战争的特点越是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越是更多地包括交战国的民众并将他们更多地卷入战争，那么战事之间的联系就越清晰，就越有必要在未考虑好最后一步时不要迈出第一步。
二、关于战争目的的大小和投入力量的多少
我们给对手施加的压力应该有多大，取决于我们的和对手的政治要求的大小。假如双方都了解对方的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投入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不过，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这样公开的，这就可能是双方所用手段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交战国的位置和情况不同，这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原因。
交战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也很少相同，这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个要考虑的问题使人们无法准确地计算出将遇到多大的抵抗，因此也就无法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以及可以设定什么目标。
由于如果在战争中投入力量不足的话，不但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而且还有可能受到实际的损失，因此这就促使双方力图在力量投入方面胜过对方，从而产生了一种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有可能使人们在投入力量方面设定一个极端的目标（如果对这样一个极端目标是可以确定的话）。然而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会失去与目的的所有联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一意图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会由于自己内在情况的制约而无法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中的道路上来，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直接管用的原则采取行动，即使用刚好足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以及提出刚好足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目标。为使该原则得以实现，他必须放弃取得任何成果的绝对必要性，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逻辑学和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就这个词的广义而言），也就是成为一种通过判断情况时的直觉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物和关系的能力。这一直觉无疑或多或少就是下意识地对所有因素和关系进行比较，从而比通过严格的推论更快地排除那些关系不密切和不重要的因素和关系，更快地找出最密切和最重要的因素和关系。
因此，为了解为战争要运用多少手段，我们就必须考虑敌我双方为战争设定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各种力量和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民众的特点、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以及战争可能给这些联系带来的影响。不难理解，权衡这些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的多种多样事物的利弊是一项大的任务，只有真正的天才的眼力才能从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靠呆板的思考是无法驾驭这一复杂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仅靠呆板思考的话，上述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代数难题，在它面前即使是一位牛顿式的人物也会被吓退。
如果说复杂和大量的各种情况以及难以正确把握的尺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人们在战争中得到有利结果的难度，那么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权衡这些复杂事物的利弊拥有无比和巨大的重要性，因此即使这些事物并未加大完成上述任务的复杂程度和难度，但它们毕竟加大了人们一旦完成这一任务所立下的功劳。普通人的思维的自由和活力不会由于危险和责任而提高，而是受到压制；但对少有的伟人来说，危险和责任无疑会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和准确。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承认，只有了解了所有关系的全貌（包括一时非常具体的特点），才能对一场临近的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和必要的手段做出判断；这一判断像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从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而是根据君主、政治家和统帅们的思维和性情特点做出的（不管这些特点是否集于一人）。
如果我们考察各国脱胎于其时代和环境的总的情况，那么问题就具有普遍性了，更适合进行抽象的研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快速地浏览一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的共和国[7]、中世纪的采邑主[8]和商业城市[9]、18世纪的国王们，以及19世纪的君主和民众，他们都是以各自的方式进行战争，使用的手段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同。
鞑靼部族总是在寻找新的居住地。他们全族外出，携妻带子，因此人数众多，是其他任何军队都比不上的。他们的目标是打垮或赶走对手。假如他们再有较高的文明程度，那么用这些手段很快就可以打垮面前的一切。
古代共和国（除了罗马共和国）的版图都很小，其军队的规模更小，因为它们将大众——底层平民排除于军队之外[10]。这些共和国数量众多，相距又近，以至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根据一条完全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则，小的单独存在的部分总是处于这种均势状态）总会遇到障碍，无法采取大的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局限于对平原地区进行劫掠和占领个别城市，以便在这些地方确保后续的一定影响。
只有罗马共和国是个例外，但只是在它的后期。为争取战利品和同盟，它长期用小规模的军队同邻国进行小规模的战斗。它逐渐变大，更多是通过结盟，而不是通过真正的征服。在结盟过程中，邻近的民族逐渐与它融为一体。在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领土扩展到整个下意大利[11]以后，它才开始进行真正的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和高卢[12]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还扩展到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拥有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因为它有充裕的财力。这样一来，它就与古老的共和国不同了，与以往的自己也不同了，而是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
同样，亚历山大的战争就其方式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用一支人数虽少但内部组织完备的军队推翻了亚洲国家的腐朽建筑。他一鼓作气、毫无忌惮地进入辽阔的亚洲，一直推进到印度。一个共和国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位国王才能如此迅速地完成这样的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本人就是自己的佣兵队长[13]。
中世纪大大小小的君主国用臣属提供的军队进行他们的战争。在这个时期，所有行动都限制在一个短时期内；凡是在这个短时期内无法完成的事情，就只能看作是无法实施的事情。臣属提供的军队本身是封闭的臣属关系的产物，维系这种臣属关系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结盟，整体上其实是一个邦联[14]。其武器和战术以体力强者占上风的原则和个人的战斗为基础，因此不大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军队。总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国家的结构是如此松散，每个国民是如此不受约束。所有这些以最确切的方式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特点。这一时期的战争进行得相对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大多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人们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然后又返回本国。
大的商业城市和小的共和国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这是一种昂贵的、规模受到很大限制的作战力量。从他们的战斗力来看，其价值就更小；至于发挥最大的能量和努力，也根本谈不上，以至他们在作战时大多只是装装样子。一句话：仇恨和敌意不再推动国家直接采取行动，而是成了国家的一个交易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消失了，战争的本性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本性为战争确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已经不适用了。
采邑制逐渐演变成对某块领土的统治，国家的结构变得更密切了，人身义务转变为实物义务，大部分义务逐渐被金钱支付代替，雇佣军代替了臣属提供的军队。佣兵队长制度是其间的过渡，因此在一段时期是较大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不长，短期雇佣兵变成了常备雇佣兵，各国的军队演变成靠国库供养的常备军。
由于军队是缓慢地向常备军这个目标发展的，自然就导致出现这三种类型的军队交织并存的现象。在亨利四世时代，臣属提供的军队、佣兵队长制度和常备军就是同时存在的[15]。佣兵队长制度一直延续到三十年战争，其个别残迹甚至进入到18世纪。
正如这些不同时期的军队各具特点一样，欧洲国家的其他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实际上分为多个小国，其中有些是内部动荡的共和国，有些是政府权力极为有限的、不稳定的小君主国。一个这样的国家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而只是一个力量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聚合体。因此人们也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国家想象成是一位根据简单的逻辑法则行事的智者。
人们应从这个观点出发考察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德意志的皇帝们在半个世纪期间不断地前往意大利进行远征[16]，但从未彻底征服过该国，甚至都没有过这样的意图。将此视为一个总是反复出现的错误，视为一个源于时代的错误观点，是容易的。但是更为理智的是将此视为上百个重大原因的结果。我们必要时虽然也可以设身处地去设想这些原因，但毕竟不能像与它们处于冲突之中的当事者那样生动地去体会它们。只要脱胎于这种混乱的大国需要时间使自己凝聚成一个整体并发展起来，那么它们的力量和努力就只能主要用在这上面[17]；因此这些大国较少发动针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发动这样战争的国家一般带有不成熟的国家联合体的印记。
英国人针对法国的战争[18]是最早出现的此类战争，但毕竟法国当时还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君主国，人们只能把它看作多个公国和伯爵领地组成的一个聚合体；英国当时尽管更多地以一个统一体的面目出现，但毕竟是用臣属的军队作战的，而且国内动荡不安。
法国在路易十一世[19]治下向内部统一迈了最大一步，此后在卡尔八世[20]治下它作为征服力量出现在意大利，最后在路易十四世治下，法国的国家和常备军发展到最高程度。
西班牙在“天主教国王”斐迪南[21]治下开始统一，通过众多偶然的联姻，在卡尔五世[22]治下突然出现一个由西班牙、勃艮第[23]、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庞大的西班牙君主国[24]。这个大块头用金钱弥补它在一致性和国家的内部聚合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首先与法国的常备军交战。卡尔五世退位后，这个庞大的西班牙大块头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25]。后者由于得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力量，以一个大的强国[26]面目出现，把德意志邦联[27]像小船一样拖在它后面随意摆布。
我们在18世纪看到的常备军在17世纪末（路易十四世时代）已经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军队是在征募和金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时各国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统一国家，各国政府将其臣民的各项义务转变为纳税，从而将其全部力量集中表现在其金库上。由于文化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这一国家力量与以前的比较起来变得非常强大。法国可以用数十万人的常备军出征，其余强国也可以根据情况派出相应的部队。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与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十余个王国和数个共和国。人们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而不必像以前涉及十倍于此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但对它们毕竟是可以看清楚的，并且有时是可以根据盖然性予以确定的。
几乎各国都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各阶层的权利和影响逐渐消失，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当时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一个有力的工具和一个独立的意志已经能够赋予战争一个符合其概念的形态。
在这个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式的人物：古斯塔夫·阿道夫[28]、卡尔十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大帝。他们试图借助于数量适中和组织完备的军队把自己的小国家建成强大的君主国，并横扫面前的一切。假如他们只与亚洲的帝国作战，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与亚历山大就更近似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于冒险这一点来看，人们可以把他们视为拿破仑的先驱者。
不过战争在一方面赢得的力量和结果，在另一方面又失去了。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而君主几乎把国库视为他的私人金库，或至少把国库看作是一个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品，大多只触及国库或政府的利益而不触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是人们对这些概念的普遍理解。于是政府自视为巨大财产的拥有者和管理者，不断地努力增加财富，可是它的臣民们在这一财富的增加过程中却不能有特别的利益。在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人民中的很多人（如果人们将人民这一概念限定于真正的国民的话）参加战争；但在18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对战争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而只是通过其总的素养或缺点对战争尚有间接的影响。
这样由于政府脱离了人民并自视为国家，战争也就在同样程度上成为纯粹是政府的一件事了，即政府借助于国库的金钱以及本国和邻国的无业游民进行战争。结果是各国政府所能使用的手段有了相当明确的限度，具体是手段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了限度，而且交战双方彼此都了解对方的这种限度，这就夺走了战争的最危险的一面：努力走向极端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难以估计到的可能性。
人们大体上知道其对手有多少金钱、财富和信贷，也知道对手的军队规模。由于在战争爆发时大规模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行的，于是人们就可以了解敌人最多会有多大力量，就可以对自己不至于全部覆灭有相当的把握；在感到自己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就会选择一个适当的目标。既然不会受到最极端的打击，人们也就不再需要冒险采取最极端的行动。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采取最极端的行动，只有勇气和抱负能驱使人们这样做，但是勇气和抱负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巨大的阻力。甚至国王自己担任统帅时也不得不谨慎地使用军队这一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粉碎了，国王不可能很快就筹建起新的军队，而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没有任何其他战争工具。这就强烈要求他在采取任何行动时都特别谨慎。只有在人们看来出现了确切的有利时机时，人们才使用战争这一昂贵的手段。创造这一确切的有利时机，是统帅的一种艺术。在这一有利时机没有出现的时候，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无事可做，没有行动的理由，一切力量即所有的动机就像是静止了。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窒息于谨慎和踌躇之中。
这样的战争实质上已经变成一种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稍加强化的外交，是一种更有力的谈判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会战和围攻成了外交照会的主要内容。即使是好胜心最强的人，其目标也只是使自己处于一个适中的有利地位，以便在缔结和约时加以利用。
我们说过，战争之所以有这种受到限制和挤压的形态，是因为它的基础狭窄。但是像古斯塔夫·阿道夫、卡尔十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同样出色的军队，却也未能从众多一般现象中脱颖而出，而是不得不满足于取得一般水平的战果，其原因在于欧洲的政治均势。以往欧洲有很多小国，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相距近，接触多，有亲戚关系和个人熟络，这些可以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坐大。而现在国家变大了，其中心相距远了，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坐大这一点是由更大规模的外交来做的。政治利益、吸引力和排斥力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至于如果没有所有政府参与，在欧洲就不会燃起战火。
因此，一位新的亚历山大式的人物除了要手执一把利剑，还要手持一支好笔。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其他国家方面也还是鲜有进展。
尽管路易十四世意图改变欧洲的均势，而且他在17世纪末已经强大到不在乎对其普遍存在的敌意的程度，但他仍是以既有方式进行战争，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君主的军队，但就其本性来说，与其他君主们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一些古老民族，甚至在中世纪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人们有理由将此视为无益的野蛮行径，这种行为容易受到报复，而且它对敌国臣民的打击甚于对敌国政府的打击，因此没有什么效果，只是用于使有关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和它的要塞，以及一些建成的阵地构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国内其他方面的战争因素就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为这一趋势而高兴，认为这是智慧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尽管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智慧的进步绝不会导致自相矛盾，绝不会导致二二得五（正如我们以前说过，而且以后还要说的那样），但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当然还是有好的作用，只是不可否认，这一变化更让战争成了只是政府的事情，更让人民的利益异化了。在这个时期，一个国家如果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控制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如果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是阻止敌人实现这个计划；各战局计划则是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为此要不可避免地进行会战时，才寻求和进行会战。谁要是在会战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只是出于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谁就会被认为是位鲁莽的统帅。通常一个战局只进行一次围攻，多的话进行两次围攻也就结束了，进驻越冬营地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在冬季宿营期间，一方不能利用另一方的不利状态而采取行动，双方的接触几乎完全中断，因此我说冬季宿营成了一个战局中本应采取行动的一个明确界限。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主动行动的一方明显是兵力较少的一方，那么也不会发生会战和围攻，于是一个战局的全部活动就仅围绕着保有某些阵地和仓库以及定期袭扰某些地区来进行。
只要战争普遍都是这样进行的，只要战争的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总是这样直接和显而易见，那么就不会有人在其中发现什么矛盾之处，而是认为一切都处于最好的状态。从18世纪开始涉足军事艺术领域的评论针对的是战争的个别问题，没有太关心其开始和结束，于是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伟人和完美，甚至连道恩元帅也可以被视为伟大的统帅，其主要功绩在于让弗里德里希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让玛丽亚·特蕾西娅[29]完全未达到目的[30]。在那时，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即健全和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人们拥有优势，就应利用优势达到一些积极的目的，或者认为使用过多的技巧反而打不好仗。
当法国革命爆发时，出现的就是上述这种情况。奥地利和普鲁士试图运用其外交上的军事艺术解决问题，但不久就表明这种军事艺术已经不够了。当时人们按照常见的方式看待事物，把希望寄托在规模不大的军队上，但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支人们此前无法想象的军队：战争突然又成了人民的事情，具体来说是成了全部自视为国民的3000万法国人民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不去深究当时与这种伟大现象同时出现的其他详细情况，只想明确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不是一个政府和一支军队，而是全体人民连同其固有的重要性来到了战争的天平上。这时所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做出的努力就不再有一定的界限了，所能用来进行战争的能量也就不再有任何能阻止它的力量了，因此给对手带来的危险也是最大的。
如果说整个革命战争在让人充分感到其威力和完全认清它之前就过去了，如果说法国革命的将领们未能不可阻挡地前进到最后的目标，未能摧毁欧洲的众多君主国，如果说德意志的军队还不时有机会能够成功地进行抵抗，挡住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确实只在于法国人在技术上的不完善，这是他们应予以改进的地方。这种不完善起初表现在普通士兵身上，后来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31]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这一切在拿破仑的手中得到完善以后，这支基于全体人民力量的军队就满怀信心和把握地去横扫欧洲，以至只要有旧式的军队与其对峙，法军就毫不犹豫地与之开战。好在反抗拿破仑的力量还是及时地醒过来了：在西班牙，战争自然而然地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政府于1809年首先做出不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这些努力接近了预定目标，超出了该国以前所有被认为可做的事情；在俄国，人们在1812年以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例子为样板，这个帝国由于幅员辽阔，虽较迟进行战争准备但仍产生效果，并且在另一方面还扩大了这种效果。成果是显著的：在德意志，普鲁士率先奋起行动，使战争成为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只有1806年时的一半、根本没有金钱和贷款的情况下，投入的兵力比1806年时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先后仿效了普鲁士的例子。奥地利所做的努力尽管比1809年时的小，但是也出动了不同寻常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战的和损失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和俄国在1813年和1814年两个战局中针对法国投入了约10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反法力量在作战指挥方面的魄力也今非昔比了，虽然只是部分达到法军的水平，而且在其他方面仍有胆怯畏缩的主要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这两次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风格，而是按照新的风格进行了。在八个月内，战区从奥得河转到塞纳河，高傲的巴黎不得不首次低下它的头，令人畏惧的拿破仑被捆缚着倒在地上[32]。
自拿破仑以来，战争先是在交战双方中的一方，然后在交战双方中的另一方又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本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战争已经非常接近其真正的本性和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可使用的手段已经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各国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手段增多，可能取得的成果范围扩大，以及人们的情感迸发强烈，于是作战指挥的魄力得到大幅的提高，打垮对手成为战争行动的目标。人们认为只有当对手无力地瘫倒在地时，才可以停止行动并就各自的目的进行沟通。
于是战争要素就从一切传统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爆发出其全部自然的力量。原因在于各国人民参与了这一大的国家事务。而各国人民之所以参与，一方面是由于法国革命给各国的内部关系带来了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各国人民受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那么上述情况是否会永远不变呢？欧洲未来的所有战争是否都将是倾国家全力，从而只是为涉及各国人民的利益而进行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单独进行战争呢？对此是很难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做出这样一种断定。不过人们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当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某种可能性时，才会存在限制，而一旦这些限制被打破，就很难再被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大的利害冲突时，双方的敌对关系就得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对历史的概述就到此为止。我们做这种概述，并不是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总结出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其自己的战争、限制条件和偏见。因此，即使人们早晚会不再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但每个时代还是会保留其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评价每个时代的战事时，必须考虑其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是去洞察总的关系、设身处地去了解每个时代特点的人，才能正确理解和评价当时的统帅们。
但是这种根据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而采取的战法，想必还是带有某些较为普遍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带有某些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是理论必须首先加以研究的。
在距我们最近的时代，战争已经达到了其绝对暴力的程度，有最多的普遍适用性和必要性。然而就像战争一旦突破限制就无法再被完全束缚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全都具有这种伟大的特性。因此，面对其本性已经由于外来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如果人们运用这种只研究绝对战争的理论，那么它就会把这些情况排斥在外，或者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指责。这不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该是关于现实关系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关于理想状态中的战争的学说。因此理论在审视、区别和整理事物的时候，总是要考虑从中有可能产生战争的关系的多样性；理论在给出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该让时代特点和当时的要求在其中有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应根据其处境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同时又要具有时代和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本性中必然得出的普遍的结论。
* * *
[1]原文如此，疑误。普鲁士并未于1798年入侵过法国，似应为1792年。——译者注
[2]指普鲁士最终在1806年耶拿会战中大败。——译者注
[3]见第一篇第一章。——编者注
[4]见第一篇第二章。——编者注
[5]见第七篇第四章和第五章以及《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编者注
[6]指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和七年战争（1756—1763）中，弗里德里希二世进攻奥军的行动。——译者注
[7]假如弗里德里希大帝赢得了科林会战，并在布拉格让奥地利的主力连同其两位最高统帅做了俘虏，那么这将是对奥地利的一个沉重打击，以至他可以考虑开赴维也纳，动摇奥地利君主国，并由此直接迫使对方媾和。这对当时来说将是前所未闻的胜利，将与现代战争的结果非常相似，而且仅是由于小大卫战胜了大戈利亚，其战果就一定会更令人称奇和辉煌。这一结果在弗里德里希大帝赢得科林会战后极有可能出现。这与上述已经做出的论断并不矛盾，因为上述论断只涉及普鲁士国王原来的攻势目的，而包围和俘获敌人主力是所有计划以外的事，是普鲁士国王此前未考虑过的，至少奥军在布拉格一带笨拙的部署使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以前，他并未考虑过。——作者注
[8]指1805年、1806年和1809年战争中的拿破仑。——译者注
[9]此处指古罗马和古希腊。——译者注
[10]采邑制是中世纪在西欧实施的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大封建主对于提供兵役或执行其他任务的臣属，以封赐土地或金钱等作为恩赏，称作采邑，供终身享用，但是不能世袭。此后，这些封臣又分赐采邑给其下属，从而形成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作为采邑封赏给下属的主要是土地，但也包括伯爵等国家官职和教会职务。采邑制的一些惯例包括：领主担负保护下属土地的责任，下属则有义务效劳，为领主作战，否则收回采邑；采邑享用期以领主或者封臣的在世时间为限，双方任何一方离世，都应交回采邑。采邑制在当时对于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而且通过采邑制逐渐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由于得到采邑的封臣都力图把采邑变成自己世袭占有的土地，到了11世纪，采邑制基本上消失。——译者注
[11]10—11世纪，随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和商业的逐渐活跃，在西欧开始出现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这些城市是在教会或世俗封建主的领地上产生的，受到封建主的束缚和管辖，遭受严重的剥削。11—12世纪，这些城市为了摆脱领主的统治和取得自治，曾进行不同方式的斗争。12世纪，在法国、英国和德意志已有不少城市获得独立和自治，它们设立自己的高等法院，铸造货币，建立军队。——译者注
[12]在欧洲，古代各奴隶制共和国的自由民常按农田收入的多少划分为数个等级，享受不同的政治权利。例如古代雅典共和国的自由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和第二等级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利，允许服兵役；第三等级享受的权利较小，构成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重步兵；第四等级人数最多，但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权利，包括不允许服兵役，只是在后期才用他们组成轻步兵。——译者注
[13]下意大利（unteritalien），又称南意大利，指意大利南部地区，历史上是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所在地。——译者注
[14]高卢（gallien），古代罗马人将凯尔特人居住的区域称为高卢，大致包括今法国、比利时和德国西部的部分地区。——译者注
[15]中世纪晚期至16世纪中叶，意大利一些城邦国家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虽然经济发达，但防卫能力弱，于是为维护其利益而与佣兵签合同，由后者提供保护。佣兵成为一种职业，佣兵的首领称为佣兵队长（condottiere）。每个佣兵集团的武器装备为佣兵队长所有，给养和薪饷由佣兵队长负责。佣兵队长可以将自己的集团受雇于任何国家甚至个人。——译者注
[16]邦联（konf deration），多个平等、独立的主权国家结成的一致对外的联盟，例如德意志邦联（1815—1866）。——译者注
[17]亨利四世在位期间，法国已经建立了常备军（最初建立于1445年），但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有的还在使用雇佣军（例如意大利的一些城邦），有的则还是由臣属提供军队（如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译者注
[18]10—13世纪，德意志的封建主为了掠夺意大利的城市，对意大利进行了多次远征。后来，尽管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逐渐衰落，内部封建割据加剧，但这种远征一直持续到16世纪。——译者注
[19]指这些大国只能先致力于形成统一的国家，并发展壮大自己。——译者注
[20]可能是指百年战争（1337—1453）。百年战争是英国、勃艮第同法国、苏格兰进行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116年。——译者注
[21]路易十一世（ludwig Ⅺ.，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译者注
[22]卡尔八世（karl 8.，1470—1498），法国国王（1483—1498），路易十一之子。——译者注
[23]斐迪南（ferdinand 2.，1452—1516），阿拉贡、西西里、撒丁国王，历史上以残酷对待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著称，1492年曾下令将所有非天主教民众逐出伊比利亚半岛，故别称“天主教国王”。——译者注
[24]卡尔五世（karl 5.，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西班牙国王（1516—1556）。——译者注
[25]勃艮第（burgund），历史上东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落，后成为独立的王国（534—843），大致包括今法国中部的勃艮第大区。——译者注
[26]15世纪，欧洲伊比利亚半岛上有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个重要国家。1469年，阿拉贡王子斐迪南（1452—1516）与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联姻。1474年，伊莎贝拉即位，成为卡斯蒂利亚女王；1479年，斐迪南即位，成为阿拉贡国王。两国合并后形成统一的西班牙王国。1516年，斐迪南死后无嗣，哈布斯堡家族马克西米利安的外孙卡尔（1500—1558）继承西班牙王位，称卡尔一世（1516—1556）。卡尔从母亲方面继承了西班牙王位和那不勒斯王国、西西里、撒丁等领地，以及在美洲的殖民地，从外祖父方面继承了奥地利皇位和所谓“勃艮第遗产”（包括尼德兰、卢森堡和弗朗什孔泰等地区）。1519年，卡尔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卡尔五世。后来他又在意大利战争中打败法国，夺取了米兰和其他地区，组成了疆土辽阔的西班牙君主国。——译者注
[2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西班牙国王卡尔一世）于1521年将德意志领地交给弟弟斐迪南（1503—1564）统治，1556年又将帝位让与斐迪南（称斐迪南一世）；将西班牙王位让与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即位后称菲利普二世）。于是原来的西班牙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国家。——译者注
[28]卡尔五世的弟弟斐迪南之妻安娜是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的妹妹。1526年路易二世死后无嗣，斐迪南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1526年10月22日）、匈牙利国王（1526年12月16日）。1556年，卡尔五世将神圣罗马帝国帝位让与斐迪南。于是奥地利成为神圣罗马帝国成员中最大的一个国家。——译者注
[29]1815年6月8日，维也纳会议宣布成立德意志邦联，成员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其他各邦，共35个邦国和4个自由市。1866年德意志战争结束后签署《布拉格和约》（prager frieden），该邦联解散。——译者注
[30]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2. 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著名统帅。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曾与丹麦、波兰和俄国作战，在三十年战争中屡败天主教联盟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注重进攻，强调机动性，善于灵活运用炮兵。——译者注
[31]玛丽亚·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a，1717—1780），奥地利大公，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卡尔六世（1685—1740）之女，匈牙利女王、波希米亚女王。——译者注
[32]作者在此显然是在讥讽道恩。道恩在七年战争中担任奥军统帅，屡战屡败，使普鲁士得以长期占有西里西亚。——译者注
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规定
——打垮敌人
战争的目标就其概念来说，永远应该是打垮敌人，这是我们的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点。
那么什么是打垮敌人呢？为打垮敌人，并不总是要占领敌人的全部国土。假如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那么针对革命党的战争非常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1]，根本不需要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尚不能看作是唯一的战争潜力。相反，1814年只要拿破仑还在统率着一支较大规模的军队，那么即使联军攻克了巴黎，也不会达到所有的目的。但是由于拿破仑的军队在当时已经绝大部分被消灭了，因此联军在1814年和1815年只要占领了巴黎，也就决定了一切。假如1812年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之前或之后能够彻底消灭在通往卡卢加大路上的12万俄军（就像他在1805年消灭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消灭普鲁士军队那样），那么尽管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被占领，但是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已经极有可能导致媾和。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利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以前，虽然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以及奥地利三分之二的领土，但这并未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从另一方面看，在这次会战之后，即使整个匈牙利的领土得以保持完整，也不足以阻止缔结和约。使俄军大败是拿破仑在缔结和约前要完成的最后一击，而亚历山大皇帝在附近并没有其他部队，因此缔结和约就是拿破仑取得这一会战胜利后的必然结果。假如俄军已经在多瑙地区与奥地利人会合，并一同遭到大败，那么拿破仑很可能根本不需要占领维也纳，而是在林茨[2]就可以签订和约了。
也有一些占领了敌国全部国土还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例如1807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当时法军在埃劳[3]对普鲁士的友军俄军取得的胜利是有争议的，不够确切[4]，而拿破仑在弗里德兰[5]取得的胜利[6]是确切无疑的，于是就像一年前他在奥斯特利茨所取得的胜利一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看到，在这里战果也不是由一般的原因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些如果评论者当时不在现场就纵览不到的具体原因，以及很多从未有人提及的士气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在历史中只被当作趣闻逸事加以记述的最细小的情节和偶然事件。理论在这里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要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会形成一个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集中所有力量进行的打击都必须指向对手的这个重心。
小的总是取决于大的，不重要的总是取决于重要的，偶然的总是取决于本质的。我们必须遵循这一点来进行考察。
亚历山大、古斯塔夫·阿道夫、卡尔十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重心在于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被内部的众多派别弄得意见不一的国家，其重心大多是首都；依靠强国的小国，其重心是这些盟友的军队；在盟友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个人以及民众的态度。打击应该针对这些重心。如果对手因重心受到打击而失去平衡，那么就不应让他有时间恢复平衡，而应一直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打击。换句话说，胜利者应该总是全力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是以整体打击敌人的部分。人们不应以优势的兵力舒服稳妥地占领敌人的一个地区，不应选择有把握地占领一个小的地区，而不去争取大的战果。人们应该不断地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针对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获得全胜，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对手打垮在地。
不管我们要打击的对手的重心是什么，战胜和摧毁敌军始终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因此我们认为，从大量的经验来看，打垮对手主要可以采取下列办法：
1. 如果敌军在某种程度上构成敌人的主要潜力，那么就应粉碎这支军队。
2. 如果敌人的首都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且是各政治团体和党派的所在地，那么就应占领敌人的首都。
3. 如果对手的最主要的盟友比对手还强大，那么就应有效地打击这个盟友。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战争中的对手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在研究最一般的问题时，是允许这样设想的。可是当我们指出打垮对手在于粉碎他集中在重心上的抵抗力以后，就必须抛开这一设想，而去探讨另一种情况，即与我们作战的对手不止一个的情况。
如果两个或多个国家联合起来针对第三国，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只是一场战争。不过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体的一致程度是不同的。
问题是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是都有其各自的利益以及追求这一利益的独自的力量呢？还是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是主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力量只是依附于这个国家的利益和力量？越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越可以把不同的对手视为唯一的对手，就越可以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简化为一次主要打击。只要这种做法可行，那么它就是取得战果的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只要我们有能力通过战胜一个对手而战胜其余对手，那么打垮这个对手就必须是战争的目标，因为一旦我们击中这个对手，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上述观点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把多个重心减至一个是现实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不成立时，人们当然只能把这样的战争看作是两个或更多的战争，而且各有其自己的目标。由于这种情况是以多个敌人各自独立行动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以它们占很大优势为前提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打垮对手了。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谈谈打垮敌人这个目标何时才是可能的和可取的。
首先，我们的军队必须足以：
1. 使我们对敌军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2. 经受得起必要的兵力消耗，以便让我们把胜利扩大到敌人无法再恢复均势的程度。
其次，我们的政治处境必须能保证这样一次胜利不至于唤起当即能迫使我们放弃第一个对手的敌人参战。
1806年，法国彻底打垮了普鲁士，尽管这样一来它招致俄国的全部兵力为敌，但是它有能力在普鲁士抵抗俄国。
1808年，法国在西班牙也同样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只是对英国而言，而不是对奥地利而言。1809年，法军在西班牙不得不大幅削减自己的力量，而且假如不是它对奥地利占有过大的物质上的和士气上的优势，恐怕它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西班牙了[7]。
因此，人们对上述像三级审判一样的因素都必须仔细地加以考虑，以免在最后一级审判时输掉在前两级审判中已经获胜的诉讼，从而被判承担诉讼费。
在考虑力量以及它们所能发挥的作用时，人们常常有一个想法，即按力学上的类比法将时间视作力量的一个因素，认为以一半的努力，也就是用一半的力量在两年内应该可以完成以全部力量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它却时隐时现，不时成为制订战争计划的依据。
军事行动像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在八天内从维尔纳步行到莫斯科。但是像力学上时间和力量之间的那种相互影响在军事行动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是交战双方都需要的，问题在于双方中的哪一方就其处境来看可以首先指望从时间中得到特别的好处。显然，如果抵消双方各自处境的特点，那么处于劣势的一方可以首先指望得到这些好处。提出这一观点当然不是根据力学的法则，而是首先根据心理学的法则。忌妒、猜忌、忧虑，或许还有间或出现的宽容心都是失利者的天然说客，它们一方面会给失利者唤来朋友，另一方面会削弱和瓦解胜利者的同盟关系。因此，时间对被征服者比对征服者更有利些。其次，人们应该考虑到（正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利用最初的胜利是需要消耗很多力量的，而且这种力量消耗不是一次就完结了的，而是持续的，就如同要维持一个大家庭一样。国家的力量虽然可以使我们占领敌人的地区，但并不总是足以支付占领敌人地区所多出来的消耗。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投入力量会越来越困难，最后投入的力量可能不足，于是时间本身就可能使情况发生剧变。
1812年拿破仑从俄国人和波兰人那里掠得的金钱和其他财富，能给他带来一支为占据莫斯科而必须派往那里的数十万人的军队吗？
但是如果占领的地区十分重要，在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地点对未被占领的地区很重要，以至占领这些地点以后，对方的灾难会像恶性肿瘤一样自动地蔓延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占领者即使不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也可能是得大于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占领者得不到外来的支援，那么时间就会完成占领者已经开始了的行动，尚未被占领的地方也许会自然陷落。可见时间也可能成为占领者的力量中的一个因素。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下述场合才会发生，那就是失利者已经不可能再进行反攻，局势不可能发生有利于他的逆转，也就是说其力量中的这个时间因素对占领者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因为占领者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简而言之，对手已经被打垮了。
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证是要说明，占领完成得越快越好。如果我们完成占领的时间超过了这一行动所绝对必需的时间，那么这不会使占领变得更容易，而是会使占领变得更困难。如果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某一占领，就应该一鼓作气地完成这一占领，而不应该有停顿。当然这里所说的停顿不是指集结兵力和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所需的短暂的平静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观点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战的一个根本特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已经从源头上打破了那种反对不停顿的、持续不断的占领的见解，即打破了那种认为缓慢的、所谓步步为营的占领更有把握和更为谨慎的见解。不过甚至对迄今一直赞同我们的人来说，我们的论断也有可能像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断，与人的第一印象有矛盾，而且我们的论断与书本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根深蒂固的陈旧偏见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认为最好对那些与我们对立的所谓根据做进一步的探讨。
到达较近的目标当然比到达较远的目标更容易，但是如果较近的目标不符合我们的意图，那么我们还不能认为停顿一下、有一个停歇点就能够让我们更容易地走完下一半路程，而是应该继续前行。一个小的跳跃当然比一个大的跳跃要容易些，但是一个想跳过一条宽沟的人不会因此而先跳一半，因为这样他只会掉进沟里。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什么是所谓步步为营的进攻战，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概念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1. 攻占进攻中遇到的敌人的要塞；
2. 储备必要的物资；
3. 对重要地点如仓库、桥梁、阵地等进行加固；
4. 部队在冬季进行休整以及在其他时间进入营舍休整；
5. 等待次年的人员补充。
人们为达到这些目的，就把进攻进程正式地划分为阶段，确定运动中的停歇点。他们相信这样就可以获得新的基地和新的力量，就好像自己的国家能跟在自己军队的后边一样，就好像军队能随着每一次新战局的开始都可以获得新的活力一样。
所有这些令人钦佩的目的也许使进攻战更便于进行，但是不能使进攻战有更多获胜的把握。这些做法大多不过是用来掩饰统帅矛盾心情或政府缺乏决心的借口。对它们，我们想按相反顺序予以驳斥。
1.不是一方，而是双方都在等待新的力量，而且人们完全可以说，对手更期待得到补充。此外，一个国家在一年内能组建的部队与在两年内能组建的部队，从数量上看是差不多的，这是事物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在第二年实际能增加的力量与总数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2. 在我们休整时，对手在同一时间也在休整。
3. 对城市和阵地进行加固，不是军队的事情，因此不是停止不前的理由。
4. 从部队目前采取的给养方式来看，部队在停止时比在前进时更需要仓库。只要前进顺利，总是可以占有敌人的物资，可以解决贫瘠地区给养不足的问题。
5. 攻占敌人的要塞不能被视为进攻的停顿，它其实是猛烈的进攻。因此，攻占要塞引起的表面上的停顿实际上不是进攻力量的停止和减弱，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不是一回事。但是对某个要塞是进行真正的围攻好，还是仅进行包围，甚至仅进行监视好，是一个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才能决定的问题。我们对此只能泛泛地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先回答另一个问题，即如果进攻者仅留下部分部队包围要塞，而大部队继续前进，是否会面临过大的危险。如果进攻者这样做不会面临过大的危险，而且还有展开力量的空间，那么最好是把正式的围攻推迟到整个进攻行动的最后。进攻者不应热衷于尽快确保已夺得的东西的安全，因为这样他会错过更重要的东西。
进攻者如果继续前进，从表面上看，自然面临很快失去已获战果的危险。对此我们认为：在进攻战中任何划分阶段、设立停歇点和中间站的做法都是不合理的；当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应该把它们看作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它们不会使进攻者更有把握取得战果，而是相反。如果我们严格地遵循普遍真理，那么就必须承认，从中间站出发（在我们力量弱时不得不寻找这样的中间站），通常是不可能向目标做第二次冲击的；如果这第二次冲击是有可能进行的，那么这就说明本无设立中间站的必要；如果一个目标对我们的力量来说一开始就是过远的，那么它始终就是过远的。
我们说，普遍真理就是这样的。我们之所以谈到它，只是想借以消除那种认为时间本身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想法。但是由于政治关系在前后两个年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时常会发生与这种普遍真理相背离的情况。
以上所谈的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丢掉了我们的一般观点，而只注意进攻战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那些能够确立以彻底打垮其对手为目标的人当然是不会轻易采取仅以保有已占有的东西为直接目标的防御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坚持的看法是：没有任何积极因素的防御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是自相矛盾的。因此我们要一再重申：任何防御一旦享尽了防御的好处，就应根据自己的力量寻求转入进攻。因此，防御者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打垮敌人列为目标。这一目标可以是防御者转入的进攻的目标，也可以是防御的本来目标（不管这一目标是大还是小）。我们还要指出，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作战的一方尽管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但在开始时却更愿采用防御的形式。1812年战局可以证明这种看法并非没有现实意义。亚历山大皇帝也许没有想到他进行的战争能像以后发生的那样完全打垮对手。但是假如他像我们一样做了上述分析，就有可能萌生这样的想法，从而十分自然地坚持认为俄国人应以防御的形式开始进行战争。
* * *
[1]1795年8月22日，法国国民会议（1792—1795）通过新宪法，规定最高立法机构为上下两院，上院称元老院（250名成员），下院称五百人院；规定最高行政机构为督政府，其5名成员由元老院自五百人院提交的名单中选出。10月12日进行首次选举；26日，国民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31日，第一届督政府宣告成立。至1799年11月9日被拿破仑推翻，存在过七届督政府。——译者注
[2]1813年8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10月，联军在莱比锡大会战中取得了对拿破仑的决定性胜利，于次年初进入法国作战，3月底进入巴黎。4月11日，拿破仑退位，之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die elba，今意大利的一个岛屿，位于地中海，面积224平方公里）。——译者注
[3]1792年，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反对法国。7月，普鲁士的布伦瑞克公爵率领普奥联军攻入法国，曾抵达沙隆附近。9月，法军在瓦尔米炮战中获胜，普奥联军退至莱茵河东岸。——译者注
[4]林茨（linz），今奥地利上奥州首府，位于多瑙河畔，东距维也纳150公里。——译者注
[5]埃劳（eylau），即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巴格拉季奥诺夫斯克（bagrationowsk）。——译者注
[6]1807年战局是普鲁士同法国1806年战局的继续，但普军得到了俄军的支援。当时普鲁士已几乎失去全部领土。在法军的进攻下，普军退至柯尼斯贝格，俄军退至埃劳。2月，法军与俄普联军在埃劳激战，法军损失较俄军大，但俄军于夜间突然撤退。次日，拿破仑占领战场并宣告胜利。克劳塞维茨认为法军这个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译者注
[7]弗里德兰（friedland），即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城市普拉夫金斯克（prawdinsk）。——译者注
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规定（续）
——有限的目标
我们在前一章中说过，如果打垮敌人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人们就应该把它看作是军事行动本来的绝对目标。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如果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还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实现打垮敌人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在物质上或士气上占有大的优势，或者具有卓越的进取精神，即勇于冒险的精神。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要么是夺取敌国的某一小部分或稍大一部分国土；要么是保住本国的国土，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后一种目标通常是防御战的目标。
至于何时应确定前一种目标或后一种目标，我们上面对后一种目标说的那句话对我们是有启示的。等待更有利的时机是假设我们可以期待未来会提供这样的时机，因此只有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动机等待，即进行防御战。相反，如果未来不会给我们而是会给敌人带来更好的前景，那么我们就只能采取进攻战，也就是说，应该利用当前的时机。
第三种情况也许是最常见的情况，即双方均不能期待未来会带来什么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双方都无法从未来中得到任何行动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处于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动机的一方）显然应该采取进攻战，因为他为这个目的做了战争准备，而没有足够理由失去的所有时间正是他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决定采取进攻战或防御战所依据的理由与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认为，在做这一决定时，把兵力对比作为主要根据似乎合理得多。然而我们认为，这样做恰恰会偏离正确的道路。对我们这一简单推论的逻辑正确性，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现在我们想看一下，这种推论在更具体的情况下是否是荒谬的。
首先，让我们设想一个小国与一些非常占优势的力量陷入了利益冲突，而且这个小国已经预见到其处境将逐年恶化。如果它无法避免战争，难道它不应该利用其处境还不太坏的这段时间吗？因此它必须进攻，但并不是因为进攻本身能给它带来好处（相反，进攻更有可能加大它在兵力上的差距），而是因为它需要在困难时期到来以前彻底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暂时争取到一些好处，以便以后利用。这一观点不会是荒谬的。假如这个小国完全有把握，知道对手们会向它发起进攻，那么它就可以而且应该针对它们进行防御，以便争取得到它的第一个战果，这样它就不会面临损失时间的危险。
其次，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和一个较大的国家交战，而未来的情况对它们下何决心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这个小国从政治上看是进攻的一方，我们也应要求它向其目标开进。
既然这个小国敢于向一个较强的国家提出积极的目的，如果对手拒绝它的话，它就必须行动，即向对手发起进攻。等待是荒谬的，除非这个小国在即将行动时改变了它的政治决心。这种情况是常见的，这在不小的程度上使战争具有某种特点。对此，即使是哲学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有限目标的考察使我们接触到带有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并使我们接触到防御战。我们想用专门的章节来考察这两种战争[1]，但是在此之前还必须先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
迄今我们只是从内在的原因来研究战争目标的变化。至于政治意图的本性，我们仅从政治意图是否追求积极的东西这个角度进行了考察。政治意图中的所有其他事物其实与战争本身关系不大，不过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里已经承认，政治目的的本性、我方或敌方的要求的大小，以及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实际上对作战起着最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还想在下一章里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 * *
[1]即弗里德兰会战。1807年6月14日，拿破仑指挥8万法军，在当时东普鲁士的弗里德兰打败俄国本宁森将军指挥的俄普联军6万人，是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作者认为法军此次会战胜利是真正的胜利，对7月签订《蒂尔西特和约》（frieden von tilsit）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译者注
第六章
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人们永远不会看到一个国家在参与另一个国家的事务时，会像处理其本国事务那样认真。它会派出一支兵力不大的援军，如果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会认为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尽到了义务，并寻求尽可能廉价的脱身之计。
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惯例是，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它们只是在并未考虑战争的对象和对手使用多少力量的情况下，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兵力的、通常兵力很有限的部队。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盟友并不认为自己与对手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媾和结束的真正的战争之中，而且同盟这个概念也从来不是十分明确的，在运用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假如盟友把此前答应提供的这1万、2万或3万人的援军完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以至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可以把这支援军看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会有某种内在联系了，战争理论在这方面也就不致完全陷入窘境了。不过事实上远非如此。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他只听命于本国宫廷，而宫廷给他规定的目标总是和宫廷的意图一样摇摆不定。
甚至当两个国家的确在针对第三国进行战争时，也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国看作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常常会像做生意那样行事。每个国家根据它要冒的风险和可期得到的好处而投入3万至4万人作为股金，行动时则注意除了这些股金外，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不仅一个国家为一些与己无关的事去支援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支援也是按上述方式进行的，而且还要有外交上的保证。同盟者通常也只提供条约中规定的少量支援，而将其余的军事力量用于追求通过结盟可能会达到的自己的特殊政治目的。
这种考察同盟战争的方式曾十分普遍，只是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例如那些反抗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不受限制的暴力让某些国家（例如那些追随拿破仑的国家）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时，人们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方式考察同盟战争。过去那种考察方式是不彻底和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从根本上讲是两个无法划分程度的概念。但是这种考察方式并非出于纯粹的、理性可对其佯作不知的外交习惯，而是深深地源于人类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最后，即使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政治动机对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
如果我们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战争赢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并认为通过不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对手大体上也会做同样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另一方感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发现自己不像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稍强，而是比敌人弱，那么此时他通常就会感到缺少财力和其他各种手段，缺少可激起更多干劲的足够的精神动因，于是他就尽量应付，希望未来发生对他有利的事件（虽然他根本无权抱这种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像一个久病的患者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战争的相互作用、超过对方的雄心、战争的暴烈和不可阻挡都消失在微弱动机引起的停滞状态中。双方都在大幅缩小了的、带有某种安全保障的范围内活动。
如果我们允许（而且也必须允许）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这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也存在着内容纯粹是威胁对手和支持谈判的战争。
如果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一直成为一种哲学的思考，那么它显然会在此陷入窘境。在这样的战争理论中，似乎找不到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因此有失去一切论据的危险。但是不久就显示出一条自然的出路：军事行动中的缓和因素越多（或者更确切地说，行动的动机越弱），行动就越转为一种痛苦，发生的战事就越少，就越少需要指导原则，于是整个军事艺术就变为纯粹的小心谨慎，主要是小心飘摇的均势突然发生于己不利的变化，小心不彻底的战争变成真正的战争。
二、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工具
到目前为止，当战争的本性与个人的和社会团体的其他利益对立时，我们不得不有时从这一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进行探讨，以免忽视这两个对立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源于人的本身，是哲学思考所无法解决的。现在我们想寻找这些矛盾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相互抵消而形成的统一体。假如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一开始就可以谈这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只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因此战争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人们当然知道，战争只有通过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才能引起，但是通常人们是这样想象的：战争一旦爆发，这一政治交往即停止，开始出现一个只受战争自身法则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相反，我们坚持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以其他手段[1]的继续。我们之所以说“以其他手段”，为的是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没有因战争本身而停止，没有因战争而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政治交往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在本质上继续存在着；战事发展和联系的主线只是政治交往的贯穿战争直到媾和的线条。难道还有其他可设想的吗？难道伴随着宣战的外交照会，不同人民之间和不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就停止了吗？难道战争不过是他们表达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方式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没有自己的逻辑。
因此决不能把战争与政治交往分开。如果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就会割断构成它们之间关系的一切线索，只会出现一个毫无意义和目的的东西。
甚至当战争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意因素的恣意发泄时，人们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作为战争基础和决定战争主要方向的因素（如同我们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对手的力量、双方的盟友、双方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其本性不都是政治的吗？不都是与整个政治交往密切相关，以至于不可分的吗？同时，现实战争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一贯的、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个内部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不可能服从其本身的法则，而是不得不被视为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些，就更要像上面那样看问题了。
政治在运用战争这一手段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本性的严密的结论，很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是以最直接的盖然性为依据。如果在整个交往中因此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定性，那么它就变成了一种赌博，每个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以机智和敏锐的眼力超过对手。
这样一来，政治就使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成了一个单纯的工具，使要用双手和全身力气举起做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成了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成了练习用的钝头剑，政治可以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能将天生胆怯者卷入”的这一矛盾现象就有了解释，如果这可以算作一个解释的话。
既然战争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具有政治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是宏伟而有力，而且可以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因此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还应该经常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战争。
只有这样看待战争，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看待战争，人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视为同一类事物；只有这样看待战争，人们才能在做判断时有一个正确和准确的立场和观点，而这一立场和观点是我们在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应该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不是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细节，部署骑兵哨和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为依据的。但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是有更确切的影响的。
因此，我们并未急于在一开始就提出这个观点。在考察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来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对大量的现象有一致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一致，才能使我们不至于陷入矛盾。
因此，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立场，不能忽而以军人的视角，忽而以行政官员的视角，忽而以政治家的视角等，那么人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要服从的是否必然是政治呢？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能够集中、平衡内政和个人的一切利益以及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对其他国家而言，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纯粹的代言人。至于政治会有错误的方向，会优先为执政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不是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艺术都不会被视为政治的导师。我们在这里只能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政治观点是否必须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样的军事观点是可以想象的），即政治观点完全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或者政治观点是否必须仍然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必须从属于它。
只有假如战争是由纯粹的敌意引起的殊死斗争，才可以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完全消失。然而正如我们上面说过的，战争实际上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将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而不是相反。因此只可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让我们想想现实战争的本性，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讲过的，即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的盖然性来认识每场战争[2]，而且时常——现在我们大可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各部分不容被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单独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产生于这一整体的概念。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同时也是战争主线的出发点）只能是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制订的战争计划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和评价就会更容易和自然，它的说服力就更强，制订它的动机就更令人满意，人们对有关历史也就更容易理解。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与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至少不再是事物的必然了，因此即使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可认为只是认识不完善的缘故。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了后者无法达到的要求，那么政治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要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自然的、完全不可或缺的前提。而如果政治正确地判断了战事的进程，那么确定哪些战事和战事的哪个方向是符合战争目标的，就完全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如果到了它的最高境界，就成了政治，当然此时的政治不是书写外交照会的政治，而是发起会战的政治。
根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的战事或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被允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像有些政府那样，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让他们从纯军事的观点来进行判断，是荒谬的。而更荒谬的是，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这些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一般的经验也告诫我们，尽管今天的军务部门已经非常多样，也有一定水平，但战争的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机械地表述的话）只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是完全符合事物本性的。如果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就无法制订出战争所必需的主要计划。当人们说政治对战争指导的有害影响时（人们经常这样说），说的实际上完全不是他们要说的意思，他们应该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的这种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与其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意来说只会对战争产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与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在错误的政治中去寻找。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举措中得到与它们的本性不符的错误的效果时，政治才会连同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有害的影响。正像一个人使用未完全掌握的语言，虽然想法正确，却有时说了错话一样，政治也常常会做出不符合其本意的部署。
这种情况不断地发生，让人们感到政治交往的领导人也应对军务有一定的了解。
然而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很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远非认为，当君主本人不出任首相时，一位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者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甚或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人因此就可以成为杰出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务应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杰出的头脑和坚定的性格，这些才应是他的主要素质。至于对军务的了解，是大可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予以弥补的。贝勒艾尔兄弟[3]和舒瓦瑟尔[4]公爵都曾是优秀的军人，但他们对法国军事和政治行动的参谋是最糟糕的。
要让一次战争完全符合政治意图，而政治又完全与战争手段相适应，那么在政治家和军人无法集于一人的情况下，就只有一个好的办法，即让最高统帅成为内阁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主要行动的决策。但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不必费很多时间就能决定各种事务时，这才是可能的。
1809年，奥地利皇帝就是这样做的，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联盟的各国君主们也是这样做的，而且证明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行的。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够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5]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从巴黎领导战争事务的做法是应完全予以摒弃的，因为恐怖主义的做法只是供法国这样的革命政府使用的。
现在我们想以对历史的考察结束本章的论述。
上世纪[6]90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革。由于这些变革的出现，一些最优秀的军队看到自己的部分军事艺术失去了作用，同时一些军队在战争中取得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巨大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将此都归咎于军事艺术的失算。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做法局限在众多概念的狭窄范围里，现在在这个范围以外，但又符合事物本性的可能性使军事艺术受到了意外打击，这是十分明显的。
那些视野开阔的观察家们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数个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花招。事实也的确如此，然而只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和可以避免的，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用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国各自不同的政策所产生的一时影响来解释。
然而军事艺术感受到的真正的意外打击，果真是来自军事领域而不是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就是，这种不幸究竟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很明显，法国革命之所以对外产生巨大的影响，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法国人采用了新的作战手段和观点，不如说是由于执政和管理艺术以及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有了彻底的改变。至于其他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到这一切，欲以惯用的手段去同新兴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抗衡，这些都是政治犯下的错误。
假如人们以对战争纯军事的理解，是否能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的。因为即使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如果他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本性就想推论出一切结果，并由此对未来的可能性做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也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正确地评价在法国觉醒的力量和在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它才能预见到那些即将呈现出战争大轮廓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手段的必要范围和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
因此人们可以说，法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长达20年的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有关政府的错误政治使然。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在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表现为在战争中出现的现象与政治期望出现的完全相反。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可以相信的军事艺术是当时现实世界的、属于当时政治的军事艺术，是被政治到那时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是犯了与当时的政治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可能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其本质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出现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改变。改变后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从而使作战具有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力量。
因此，军事艺术的真正变化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军事艺术的这些变化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开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一个工具；战争必然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衡量有关事物；因此，战争指导就其主要轮廓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未因此就停止按照其自己的法则思考问题。
* * *
[1]1808年2月9日，法军入侵西班牙，3月23日，占领首都马德里。5月5日，拿破仑强迫西班牙刚退位国王的斐迪南七世和即位国王卡洛斯四世均放弃王位，10日立约瑟夫（拿破仑之兄）为西班牙国王。23日，西班牙人民开始全国范围的起义。8月1日，英国派遣约13,000名远征军登陆葡萄牙，之后进入西班牙，支援起义军。5日，拿破仑命令驻德意志的一半法军赶赴西班牙增兵，击退英军。1809年3月2日，奥地利向法国宣战，但在4月的雷根斯堡会战和7月的瓦格拉姆会战中均失败，不得不于10月14日与法国签订《美泉宫和约》，结束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作者认为，在这次战局中，法军如果不是对奥地利在物质和士气方面占优势，就不得不完全放弃西班牙。——译者注
[2]见本篇第七章和第八章。——译者注
[3]“手段”一词，作者用的是复数。——译者注
[4]这句话在本篇第三章中的表述与这里略有不同。两处均按原文直译。——译者注
[5]即奥古斯特·贝勒艾尔（louis-charles-auguste fouquet de belle-isle，1684—1761）和阿尔芒·贝勒艾尔（louis-charles-armand fouquet de belle-isle，1693—1746）兄弟。前者为法国元帅、政治家，1757年任法国国防大臣；后者为法国中将、外交官。——译者注
[6]舒瓦瑟尔（étienne-françois de choiseul，1719—1785），公爵，法国将军、政治家。参加过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曾任法国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译者注
第七章
目标有限的进攻战
进攻者即使不能以打垮对手为目标，但仍然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的目标，这一积极的目标只能是占领敌人的部分国土。
占领敌人部分国土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力，从而也削弱其军队，同时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力和军队；可以把战争的负担部分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有敌人的地区看作是一个现金盈利，因为我们要么可以继续占有这些地区，要么可以用它们换取其他好处。
这种占领敌人国土的观点是很自然的。假如不是进攻之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引起进攻者不安的话，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经详细地说明了这样的攻势会以何种方式削弱部队，而且在这样的攻势之后可能出现一个令人担心有危险后果的状态。
我军由于占领敌人的地区而受到的削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所占领地区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越是相当于我国国土的一个补充，被我国国土包围或者与我国国土相毗连，越是位于我军主力行动的方向上，则我军受到削弱的程度就越小。在七年战争中，萨克森是普鲁士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占领这个地区后，不仅没有使自己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因为萨克森距西里西亚比距边区近，而且同时又保护着边区。
甚至1740年和1741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一度占领西里西亚[1]时，他的军队也没有受到削弱，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形状、位置及其边界的特点来看，只要奥地利人没有控制萨克森，那么西里西亚对奥地利人来说就只是一个窄小的突出部，而且这个接敌的窄小地带还位于双方主要打击必经的方向上。
相反，如果占领的地区伸入到敌国的其他地区中间，位置离心，地形不利，那么部队就会受到显著的削弱，以至敌人不仅更容易取得会战的胜利，而且甚至可以不必进行会战即取胜。
每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试图进入普罗旺斯[2]时，总是不得不未经会战即撤离该地区[3]。法国人在1744年未打一场败仗即得以逃离波希米亚[4]，这真是要感谢上帝。弗里德里希大帝于1757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取得辉煌的战果，而在1758年用同一支部队却未能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5]。总之，部队仅由于占领地区而受到削弱，进而未能守住所占地区的例子是常见的，因此我们没必要再举其他例子了。
因此，我们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承诺守住这个地区，或者为了对这一地区进行一时的占领（入侵、牵制），是否足以值得投入力量，特别是是否担心一旦受到猛烈的还击会使我们完全失去均势。至于在每个具体场合，在这个问题上应考虑哪些事项，我们在探讨顶点的文章中已经谈过了。
只有一点我们还要补充说明。
这样的攻势并不总是适用于抵偿我们在其他地方受到的损失。在我们忙于占领敌人的部分地区时，敌人可能在其他地点对我们做同样的事。如果我们的行动并不是非常重要的话，敌人就不会因此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必须考虑周全：我们在一方面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我们在另一方面得到的好处。
即使假设两个地区的价值完全相同，敌人占领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受到的损失也总是大于我们占领敌人一个地区所获得的好处，因为占领敌人的地区会使我们的很多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烧尽的火焰[6]而起不到作用。不过由于对手也是这样，因此这一点本不应是更多考虑维持自己地区和较少考虑占领敌人地区的理由，但事实上却正是应该这样做的理由。维持自己的地区总是更现实，只有当报复敌人能够带来显著的，即大得多的好处时，它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自己国家遭受到的痛苦。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只有一个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与针对敌国重心的战略进攻相比，要对其他未受到其直接保护的地点进行更多的防御，因此绝不可能在时间和地点上把兵力集中到像进攻敌国重心所要求的那种程度。为了至少能在时间上集中使用兵力，就有必要在所有多少适于这样做的地点同时进攻。这样一来，这种进攻的另一个“由于对个别地点进行防御而部署少量兵力即可”的好处就没有了。因此，在这种有限目标的进攻战中，一切就更没有轻重之分；整个军事行动就无法再汇成一个主要行动，无法根据主要想法引导该行动；整个军事行动就更加分散，各处的阻力增大，偶然性也就更大。
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统帅受到这种趋势的牵制，作用越来越小。统帅越是自信，越是拥有内在的辅助手段和外部的力量，他就越会试图摆脱这种趋势，以便让某一点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即便为此要冒更大的危险。
* * *
[1]卡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1823），伯爵，法国军官、数学家、政治家。1795年9月26日成为法国督政府成员，因反对1797年果月18日政变而逃往瑞士，1799年雾月18日政变后回国，历任拿破仑的国防大臣和内务大臣。——译者注
[2]指18世纪。——译者注
[3]西里西亚在当时本属奥地利，是奥地利国土伸向东北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西邻萨克森，北邻普鲁士，东邻波兰，与波希米亚之间隔有苏台德山脉。普鲁士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后，根据《布雷斯劳和约》（frieden von breslau）占有了西里西亚。——译者注
[4]普罗旺斯（die provence），地区名称，位于法国东南部地中海岸，在罗讷河谷与意大利之间。——译者注
[5]普罗旺斯是法国东南部的濒海地区，与意大利北部接壤，阿尔卑斯山脉是其天然屏障。奥地利军队曾多次从意大利北部侵入普罗旺斯，但由于退路易被切断，每次都被迫退出。例如1792年，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联军曾占领普罗旺斯地区的尼斯和阿尔卑斯山口。10月1日，法国革命军的一个师渡过瓦尔河后，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联军只好退到萨欧尔热附近。又如1800年5月，梅拉斯指挥的奥军将法军赶过瓦尔河，攻入普罗旺斯，但由于拿破仑率另一支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奥军不得不退出普罗旺斯。——译者注
[6]原文如此，疑误。1744年法军并没有进入波希米亚，这里的1744年可能是1742年之误。在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中，法军于1741年11月进入波希米亚，占领布拉格。1742年夏，普鲁士单方面与奥地利签订《布雷斯劳和约》，退出战争。法军鉴于自己远离本国孤军作战，危险极大，于是在当年年底前从波希米亚退至莱茵河西岸。——译者注
第八章
目标有限的防御战
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那样，防御战争的最终目标绝不能是绝对消极的。即便是最弱的防御者，也应该拥有一个可以影响和威胁对手的目标。
虽然人们可以说，这个目标就是拖垮对手，因为对手追求的是积极的目标，因此他的每个失利的行动即使除了损失投入的兵力以外没有其他后果，也已经是一种后退了，但是防御者受到的损失不是无谓的，因为他的目标是据守，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样一来，人们会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据守。假如人们能够说，进攻者经过一定次数徒劳的尝试后必然会疲惫不堪和放弃进攻，那么这种观点就是成立的，不过这里恰恰缺少进攻者疲惫不堪和放弃进攻的必然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双方力量的实际消耗情况，就可以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处于劣势。进攻是受到了削弱，但只是可能出现转折点；在根本不再有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情况下，防御者受到的削弱当然要比进攻者大。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也相对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和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占领。
由此可见，认为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就只剩下一个观点，即如果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抵御进攻外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那么防御者就无法避免对方进攻迟早成功的危险。
因此，即使在现实中不时真的由于较强者力量枯竭，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较强者疲惫不堪而导致媾和，那也是战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在理论上不能把它视为任何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防御只能从“等待”这一概念中找到它的目标（等待本来就是防御固有的特征）。“等待”这一概念含有期待情况发生变化和期待处境得以改善之意，而在这一处境根本无法通过内在的手段（通过抵抗本身）得到改善时，就只能期待通过外力实现。这种来自外力的改善无非是指其他的政治关系，要么是防御者有了新的盟友，要么是原来针对他的同盟瓦解了。
因此，等待就是防御者因兵力少而无法考虑进行任何大的还击时的目标。不过根据我们给防御规定的概念，并不是每次防御都如此。按照我们的观点，防御是战争的一个更有力的形式，正因为它有这种优势，如果人们要进行较有力的还击，也可以运用防御。
人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试图尽量长时间地占有并完整地保有自己的国土，因为他这样可以赢得最多的时间，而赢得时间是他达到目标的唯一途径。此时防御者还不能把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实现的，以及让他有机会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意图的积极目标列入战争计划。防御者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在某些地点可能得到的好处仅是抵御住敌人的进攻；他在这些地点上取得的优势，不得不被转用到其他地点，因为通常此时各处的情况都是捉襟见肘的；如果他没有机会这样做，那么他往往就只能得到些小的好处，即得到一段喘息的时间。
第二种情况是：如果防御者不是太弱，那么他在不改变防御目标和实质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攻势行动，例如入侵、牵制、进攻个别要塞等，但这时的目的是获得暂时的好处，用以补偿以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地占有。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防御中已经含有积极的意图，也带有更多积极的特点，而且条件允许进行的还击越猛烈，防御具有的积极特点就越多。换句话说，防御越是主动采取的，以便将来有把握地进行首次还击，那么就越是允许防御者更大胆地给对手设下圈套。最大胆的、一旦成功效果最大的圈套就是防御者向本国腹地退却，这同时也是与上述防御方法区别最大的一个手段。
人们只要回忆一下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中，以及俄国在1812年时的不同处境，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当七年战争开始时，弗里德里希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某种优势，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萨克森是他战区的一个极其自然的补充部分，以至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还加强了他的军队。
在1757年战局开启时，弗里德里希试图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人和法国人尚未抵达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边区和萨克森战区以前，他是有可能进行战略进攻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的其他时段进行防御，不得不再次撤出波希米亚，并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是用同一支军队先转攻奥地利人之后才成功夺回自己的战区的[1]。而他能得到这一好处，只能感谢防御。
1758年，当他的敌人已经缩小对他的包围，而且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发起一次小规模攻势。他想在对手真正准备好之前攻占奥尔米茨，但他不是希望保住这个地方，更不是希望从那里继续推进，而是想利用这个地方作为对付奥地利人的一个外围工事，作为一道反接近壕[2]。这样奥地利人就不得不把本战局的其他时段，甚至第二个战局都用于收复这个地方。弗里德里希的这次进攻也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发起任何真正攻势的想法，因为他感到攻势只能加大兵力对比的差距。在他各地区的中间（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收缩兵力部署；利用较短的战线，以便向受到威胁的地点突然增兵；在会战不可避免时进行会战；在有机会时，进行小规模的入侵，除此以外就静候，为有利时机积蓄力量——这就是他此时大致的战争计划。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他的目标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他看到，即使胜利了，也要付出过多的代价，于是他就试图以较小的代价来应付局势。对他来说，这时的主要问题只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住他仍占有的地盘。他越来越珍惜地盘，不惜转而进行真正的哨所线防御。海因里希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和国王本人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都是哨所线防御。我们从弗里德里希大帝致达尔让[3]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盼望进入越冬营地的迫切心情，以及当他没有明显损失，得以重新进入越冬营地时是多么高兴。
我们认为，谁要是在这方面指责弗里德里希，认为他如此行动表明他的勇气减弱了，谁就是做了一个十分轻率的判断。
现在在我们看来，崩策尔维茨设防营垒、海因里希亲王在萨克森以及国王在西里西亚山区的哨所线部署已经不再是人们可以寄予最后希望的举措，因为一个像拿破仑那样的人很快就会把这种战术蜘蛛网冲破。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是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不同于以往的力量进行的；当时有效的哨所线阵地现在已经不再有效了；此外还要考虑到对手的特点。针对帝国军队、道恩和布图尔林[4]，即使使用弗里德里希本人不屑一顾的手段，可能就已经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弗里德里希在静候中达到了目的，避开了那些可能让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困难。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对法国人的兵力对比比起弗里德里希大帝在七年战争中与敌人的兵力对比还要不利得多。不过俄国人有望在战局进程中大幅增强自己的力量。对拿破仑来说，整个欧洲都是他暗中的敌人，在西班牙的一场消耗战弄得他手忙脚乱，他的力量已经发挥到最大限度，而幅员辽阔的俄国可使俄军通过上百普里的退却把敌军削弱到极致。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如果法国的行动不成功（在亚历山大[5]皇帝不媾和或者他的臣民不造反的情况下，法国的行动怎么可能成功呢？），那么人们就不仅要考虑到俄国会进行猛烈的还击，而且还要考虑到这种还击可能导致其对手的毁灭。即使是有最高超的智慧的人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国人无意中遵循的更好的战争计划。
当时俄国人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也许会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现在把它作为正确的计划提出来。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中学到东西，那么我们就要将确实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作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任何一个对这样的事情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承认，在法军进军莫斯科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大的战事并不是偶然的。假如俄国人有可能勉强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国军力虽然仍很有可能受到削弱，对俄国有利的局势转变虽然仍很有可能出现，但这种转变出现得肯定不会那么强有力和那么具有决定性。俄国用牺牲和危险换来了这个巨大的好处。当然这种牺牲和危险对其他任何国家来说太大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由此可见，人们永远只有通过积极的、以决战为目标，而不是以单纯的等待为目标的举措，才能取得大的积极的成果。简单说就是，人们在防御中也只有下大的赌注才能获得大的好处。
* * *
[1]摩拉维亚（mähren），历史地域名，位于今捷克共和国东部，面积约占捷克总面积的三分之一。175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萨克森的罗斯巴赫会战和西里西亚的洛伊滕会战中均取得胜利，但在1758年率领同一支部队在摩拉维亚围攻奥尔米茨时失败，一直退到西里西亚。——译者注
[2]“烧尽的火焰”一词，作者用了法语“feux froids”，直译为“冷却下来的火焰”，比喻进攻者在占领地区不得不留下守备部队等力量，从而使这些力量无法在战争中直接发挥作用。——译者注
[3]原著有些版本为：“……用同一支军队先进攻法国人，后进攻奥地利人才夺回自己的战区的。”这可能是编者根据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做了修改。——译者注
[4]“反接近壕”一词，作者用了法语“contre-approche”。——译者注
[5]达尔让（jean baptiste de boyer，marquis d'argens，1703—1771），侯爵，法国作家、哲学家。曾在普鲁士宫廷供职，任弗里德里希二世侍从官、柏林科学院历史系主任。——译者注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
在我们较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不同目标以后，现在想看一下与这些目标相对应的三种不同程度的整个战争的部署。根据我们迄今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于整个战争计划，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数个重心，如果可能就归结为一个重心；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数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就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尽量把所有的次要行动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是尽量集中力量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行动，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绕远的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取决于下列条件：
第一，取决于敌军的政治关系。如果敌军是一个君主的军队，那么找到它的重心大多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敌军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在行动时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没有它自己的好处，那么找到其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如果敌军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能否找到其重心，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第二，取决于敌人不同军队所在战区的位置。
如果所有敌军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它们实际上组成了一个整体，因此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敌军是在一个战区内，但分属不同的国家，那么它们的一致性就不再是绝对的，但各部队之间毕竟还有足够的联系，通过坚决打击一支部队，还是会一起影响到其他部队；如果敌军部署在毗邻的、没有大的天然障碍相隔的战区，那么其中一个战区仍会对另一个战区产生明确的影响；如果战区之间相距很远，中间还有中立地区、大的山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产生影响，就很难说了，也就是说不大可能产生影响了；如果各战区位于交战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至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战区之间就几乎没什么联系了。
假如俄国和法国同时对普鲁士发起战争，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等于是两场不同的战争，它们之间的一致顶多在谈判时能显现出来。
相反，人们应将七年战争中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参战部队视为一支军队。如果其中一支军队受到打击，另一支军队则必然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对弗里德里希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1813年，拿破仑虽然要与很多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军所在的战区之间联系密切，相互影响很大。假如拿破仑能够集中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就会由此一并决定所有敌军的命运[1]。假如他打败联军在波希米亚的主力军团，经布拉格向维也纳推进，那么布吕歇尔就无论如何不会继续留在萨克森，因为他会奉命前往波希米亚，去援救主力军团，而瑞典王储[2]甚至不会继续留在勃兰登堡边区。
相反，如果奥地利在莱茵地区和意大利同时针对法国作战，那么它就很难通过在其中一个战区的胜利推进一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这一方面是因为瑞士以其群山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个战区中的道路走向是离心状的。相反，法国更容易通过在一个战区内的决定性的胜利一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因为法军对两个战区的方向都呈向心状，均指向奥地利君主国的重心维也纳。而且我们可以说，自意大利出发更容易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而不是相反，因为从意大利出发进行的打击更多是击中奥地利军队的中央，而从莱茵地区出发进行的打击更多是击中奥地利军队的翼侧。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关敌军分开和相互联系的概念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因此人们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能看清其中一个战区的战事对另一个战区会有什么影响，然后根据这一点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能将敌军的不同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
次要行动只有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好处的情况下，才可以作为例外，不运用“将全部力量指向敌军重心”这个原则。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一个前提，即我们有明确的兵力优势，使我们的主要地点在我们进行次要行动时不至于有过多的危险。
当1814年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将军开往荷兰时，人们可以预料到他3万人的部队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还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原来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的部队参战[3]。
因此人们在拟订战争计划时应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军的重心，并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应遵循的第二个观点是把计划针对这一重心的兵力集中用于一次主要行动。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与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的根据。这些理由是：
1. 各国军队最初的部署位置，即正在进攻中的各国的位置不适合集中兵力。
如果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推进不会面临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推进是有道理的，因为浪费很多时间去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使首次打击失去锐气和速度，这是违背我们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所有人们有望一定程度上出敌不意的场合，均应特别注意这一点。
然而一个更应注意的情况是：如果发起进攻的几个盟国不是沿一条线前后面对受到进攻的国家，而是并行地面对。如果普鲁士和奥地利发起对法国的战争，假如两国的军队欲从一个地点出发推进，则是一种非常别扭和浪费时间与力量的做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应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应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两军先会合，再出发，就会在时间和力量上有所损失，因此在具体情况下要考虑是否有必要付出这样的损失。
2. 分兵推进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
由于我们这里说的是针对一个重心分兵推进，因此这是以向心推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离心线上的分兵推进则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对此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状进攻都容易取得更大的战果，因为如果向心状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是或多或少地切断了敌军的退路，从而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是由于要分兵和战区更大，向心状进攻也是更冒险的一种进攻。在这一点上，向心状进攻的情况如同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战果。
因此，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到可以去追求这个大的目标。
弗里德里希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出发，以两路部队进行的。他这样做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第一，他的部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部署的，如果把这两路部队先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会失去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通过这种向心状推进，可使奥地利人的两个战区[4]中的每一个都受到来自翼侧和背后的威胁。这时弗里德里希大帝面临的危险是：他两个军团中的一个可能被优势之敌击败。如果奥地利人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他们要么只能在中央接受会战，要么面临在这一面或那一面完全失去退路的危险，从而遭到惨败。这正是这种向心状推进有可能给国王带来的超出预期的战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会战，但是其部队所在的布拉格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围攻的影响。由于奥地利人完全是被动应付，普军的这一围攻有时间充分发挥作用，结果奥地利人输掉了会战，而且是一次真正的灾难，因为2/3的军队连同主官被包围在布拉格，这不能不说是场灾难。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战局一开始即获得这一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状进攻的大胆行动。如果弗里德里希认为自己的行动准确，他的将领们干劲十足，他的部队占有士气上的优势，而奥地利人行动迟缓，因此认为这些足以让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谁又能责备他这样行动呢？但是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不能忽视这些士气因素，不能把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几何形式。我们只要回忆一下拿破仑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在意大利进行了向心状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位法国将领[5]在1796年所拥有的手段也是奥军统帅在1757年所具备的（除了士气上的），而且后者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像拿破仑在1796年时少于对手。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担心分兵进行的向心状进攻使对手有可能借助于内线而摆脱其兵力较少的不利处境，那么我们就不宜这样做。如果由于部队的位置而不得不这样做，那就只能把这种进攻视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
如果我们根据这种观点来考察联军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不会同意这个计划。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位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6]附近的一个地点，正是在针对法兰西君主国重心的最自然和最径直的方向上。但是联军把自己的这些军队分开了，以便以一个军团从美因茨攻入法国，以另一个军团穿过瑞士攻入法国。由于敌人的兵力很少，以至无法想象他对边境进行防御，因此即使联军这种向心状推进能够成功，全部好处也只是以其中一个军团占领洛林[7]和阿尔萨斯，以另一个军团占领弗朗什孔泰[8]。联军为这点小小的好处，值得向瑞士进军吗？我们很清楚，决定这一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糟糕的理由，但在此只谈我们正在研究的因素。
另一方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对向心状进攻进行防御的人（其1796年的杰出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手在数量上大幅超过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士气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虽然他抵达位于沙隆[9]的自己的部队时已经太迟，对其对手也过于轻视，但毕竟只差一点就在联军两个军团会合前打败他们。尽管如此，拿破仑在布里昂[10]附近遇到联军这两个军团时，它们已经削弱了很多：布吕歇尔手下只有原6.5万人中的2.7万人，主力军团的原20万人只还有10万人。联军给了对手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而且联军刚一分兵就后悔了，感到没有比重新会合更迫切的事情了[11]。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状进攻本身是能够带来较大战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部队原本就是分开部署的情况下采用。为向心状进攻而让部队离开路程最短和行军最便利的方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做法。
3. 战区扩大可以是分兵推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个进攻的军团从一个地点推进并且成功地攻入敌国腹地时，尽管它能控制的区域并不仅仅局限于它途经的道路，而是会向两侧扩展一些，但是能扩展多少，取决于敌国的紧密度和凝聚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形象比喻的话）。如果敌国的内部联系松散，民众软弱，缺乏战争历练，那么胜利进军的部队不用做很多就能在自己后面占领一个广阔的地区，但是如果敌国的民众既勇敢又忠诚，那么前进的部队在其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就会多少成为一个狭长的三角形。
进攻者为避免出现这种不利情况，就有必要在推进时安排出一定的宽度。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就只能在未与敌军接触时保持这个宽度。距敌军的部署地点越近，这一宽度就越要收窄，这本身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如果敌人自己是部署在一定宽度上的，那么进攻的部队均匀分兵本身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或多个但彼此毗邻的战区。显然这属于“主要行动一并决定次要地点命运”这一观点所说的情况。
但是人们总是能够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如果主要地点对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够大而出现危险时，人们能冒这个危险吗？战区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道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像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不可能穷尽各种行动方式，但是我们坚持认为，除少数例外情况，在主要地点的决战会一并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除明显的矛盾以外，在其他情况下都应根据这个原则组织行动。
当拿破仑攻入俄国时，他有理由相信，通过击败俄军主力就会让道加瓦河上游的俄军部队败退。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不过维特根施坦转入了进攻，拿破仑被迫把第6军也派往那里了[12]。
与此相反，为对付巴格拉季翁，拿破仑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部队，但是巴格拉季翁受到巴克莱所率中央部队退却的影响而一并退却，于是拿破仑得以把这部分部队重新调回到身边[13]。假如维特根施坦不是必须保护第二首都[14]的话，他也会随巴克莱的退却而退却。
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在乌尔姆附近和雷根斯堡[15]附近的胜利一并决定了意大利和蒂罗尔的命运[16]，尽管意大利是一个相当偏远和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胜利[17]决定了在威斯特法伦、黑森[18]和沿通往法兰克福大路的一切针对他的行动的命运[19]。
能影响到次要部分抵抗的情况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如果防御者在一个幅员辽阔而且力量相对多的国家（例如俄国）可以长时间迟滞进攻者在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那么在次要地点进行抵抗的防御者就不必把所有力量都匆忙集中到主要地点。
第二种情况：如果一个次要地点由于有很多要塞而拥有不寻常的独立性，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是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尽管他在进军华沙时不得不一开始就把这个地点放在身后，但他只派了弟弟热罗姆[20]率2万人前往该地。
如果有的战例表明，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很有可能不会撼动次要地点，或者确实没有撼动次要地点，那是因为敌人在这些次要地点部署了较多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者就不得不把这些次要地点视为无法避开的难题，派其他更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完全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谨慎的人可能还会更进一步，他们可能要求向主要地点的推进与向次要地点的推进完全同步。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这些谨慎的人就会要求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这个原则与我们“尽量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个主要行动”的原则虽然并不完全矛盾，不过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按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减缓，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因素就会增加，以致这一原则与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攻势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敌在次要地点上的部队能够离心状退却，那么进攻者的困难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攻的一致性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反对将“是否发起主要进攻，要视次要地点的情况而定”作为一项原则。我们坚持认为，一个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进攻，如果没有胆量像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那么它就无法达到目标。
4. 最后，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推进的第四个理由。
以一个小的军团通过一个富庶地区，当然要比以一个大军团通过一个贫瘠地区舒服得多。但是如果措施得当，而且部队惯于吃苦，以一个大军团通过贫瘠地区并非不可能。因此“以小军团通过富庶地区”的想法绝不能让我们的决心受到影响，以致陷入分兵推进的大的危险之中。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兵（由此将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其道理的。如果在清楚地意识到目的和慎重地权衡了利弊的情况下，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进行了分兵，那是无可指责的。
但是如果像常见的那样，计划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参谋部仅按惯例制订的；如果不同的战区像下棋时先摆好棋子再走子那样，先以部队占据后再行动；如果这些行动为一些幻想出来的奇思妙想所左右，以各种复杂的线和几何关系接近目标；如果部队今天分兵只是为了两周后再冒极大的危险会合，以显示这些部队的全部艺术，那么这种为故意陷入极大混乱而离开径直、简单道路的做法，是我们所憎恶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导越是无力，越是较少将战争视为以巨大力量武装起来的个人的简单行动（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整个计划越是参谋部这个脱离实际的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臆想出来的，那么上面说的愚蠢行为就越容易出现。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尽量使从属行动保持从属地位。
由于人们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且力求尽量通过一个大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就使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失去了部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成了从属行动。假如人们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重要的是，要限制这些发生接触的次要地点的数量，以免它们占用过多本应用于主要行动的力量。
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即使像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不得不同时进行两场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然必须体现出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始终把其中的一场战争视为主要的，应该首先针对它部署兵力和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只在这个主要方向上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保持防御态势是明智的做法。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同时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进攻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应尝试以尽量少的兵力在这些次要地点上进行防御，尝试利用这种抵抗形式所提供的一切有利之处。
如果对手的来自不同国家的部队虽然出现在不同的战区，但从总的重心来看，这些部队会一并受到打击，那么我们的这个观点就更适合这些战区。
根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再对那个应给予主要打击的敌人进行防御了。这一主要打击是由主要进攻本身和根据其他考虑而采取的次要进攻构成的，并使未受到它们直接保护的各地点的防御成为多余。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以去理智地寻找这样主力决战的机会，那么“主力决战可能失败”就不能再是“无论如何要在其他地点避免损失”的理由，因为这样做恰恰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大增，而且会使我们的行动自相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各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但是由于这个战区和另一个战区应分别派哪些兵力去进攻共同的重心大多取决于另外一些原因，因此我们在这里指的只能是，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能够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会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越少。
第二个原则涉及部队的快速使用。
任何无谓的时间消耗，任何无谓的绕路，都是浪费力量，因此是战略所憎恶的。而更重要的是要记住，一般来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就是开战时的出敌不意。突然和势不可当是进攻的最有力的翅膀，在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理论要求通过考察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而不是要求考察对向左还是向右、向这里还是向那里行动进行无休止的讨论。
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心脏的内容[21]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影响的内容，那么我们相信，不做进一步的说明就可以明白，“快速使用部队”这个原则确实具有我们所要求的那种影响。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总是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路直取敌军或敌国首都。
那么我们把一切归结于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完成的那个主要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什么叫打垮敌人，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做了论述，已经没必要再重复了。不管打垮敌人最后在具体情况下取决于什么，走向打垮敌人的开端总是一样的，即消灭敌军，也就是说要对敌军取得一个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军。试图夺取这一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试图夺取这一胜利的地点距我们的边境越近，这一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一胜利的时间越晚，也就是说夺取这一胜利的地点越是在敌国腹地，这一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在这里与在所有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反之，成果就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还不是很占优势，以致没有获胜的把握，那么我们就应尽量去寻找他们（敌军主力）。我们之所以说“尽量”，是因为如果这一寻找敌军主力的行动让我们走了大的弯路，走错了方向，浪费了时间，那么这一行动就容易成为一个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行进的路上，而我们又不能去寻找它（因为对我们不利），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找到它，因为它会不失时机地向我们扑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刚才说的，我们将在较为不利的情况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如果我们仍能赢得这次会战，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具决定性。
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获胜的情况下，如果敌军的主力已经在我们行进的前方路上，而我们却故意从其侧面通过，则会犯下一个错误，至少认为这样从其侧面通过能让我们此后更容易获胜是错误的。
相反，从上述结论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当我军占有非常明确的优势时，为以后能发起一次更具决定性的会战，我们可以故意从敌军主力的侧面通过。
我们以上谈及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仅是赢得一场会战。而要取得这种胜利，就要进行全面进攻或发起变换了正面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往往能使结局具有决定性。因此，以此为目标进行准备是战争计划的重要内容，包括准备必要的部队数量，以及为他们规定好行动方向。关于这些，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22]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也有可能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且战史上也不乏这样的战例，不过，随着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灵活敏捷程度日益接近，这种情况变得少见了，而且会越来越少。像在布林海姆[23]附近一个村子里即俘获27个步兵营的事，不再可能发生了。
一旦获得大的胜利，进攻者就不应考虑休息或喘口气，不应思前想后和查实确认等，而只应考虑追击，考虑在必要的地方发起新的进攻，考虑占领敌国的首都，考虑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者敌国可作为依靠的任何目标。
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带到敌人的要塞旁，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取决于我们兵力的大小。如果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大的优势，那么就应尽早控制这些要塞，否则就会损失时间。如果我们对先头部队下一步能否获胜没有把握，那么就只能用尽量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就无法彻底围攻这些要塞。如果为了围攻要塞而迫使我们不能继续进攻，那么自这一刻起，进攻一般就达到了它的顶点。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在主要地点上的这种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迅速前进和追击的结果是在其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不管这个地带可以叫作什么，它构成了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削弱先头部队的突击力，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在前面指出过。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会不会达到一个点而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会的，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一开始就想避免身后出现狭长的战区，并为此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还要说，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其对手，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他这样做，面临的危险也许加大，但战果也会加大。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认为应该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扩展的时候，那么这极有可能就是他进攻的顶点。于是进攻者飞翔的力量到头了，如果这时他还没有打垮对手，那么就极有可能无法再打垮对手了。
如果统帅为了步步为营地组织进攻而去占领要塞、山口、地区，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不再是绝对的前进了。此时敌人不再是在逃跑途中，而是也许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此时已经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进攻者还在稳步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比进攻者多一点进步。总之，我们再回到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以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只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向着敌人前进。如果统帅感觉这样做太危险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和向两侧扩展就是正确的。理论指责的只是：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对手。
我们不会愚蠢到宣称没有一个逐步打垮国家的例子。首先，我们提出的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只是以很可能出现的一般结果为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的灭亡是逐渐发生的，有个历史过程，还是一下子就是敌人首次战局的目标，对这两种情况必须加以区别。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力量才处于紧张状态，一方不是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面临被对方重心打垮的危险。如果人们在第一年得到些一般的好处，第二年在这基础上又得到些一般的好处，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人们虽不会面临严重的危险，但取而代之的是要在很多地点面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战果到另一个战果之间的每一个空隙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前一个战果对后一个战果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有不利的影响，因为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由于受到刺激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援。而如果一切行动是一鼓作气进行的，那么昨天的战果就能导致今天的战果，胜利之火就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渐打击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说时间这一防御者本来的保护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要说，进攻者逐渐打击、征服一个国家的企图完全落空的例子要多得多。人们只要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试图步步为营、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完全没有达到。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根本不能认同“在推进的同时还要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与推进保持平衡”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推进所产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我们在前面无望再获胜时，才应注意这种不利。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远未让我们惊慌地背离这个论断，反而让我们更坚信这一论断。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之所以失败，不是像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推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受挫了。俄罗斯帝国不是一个能正式被征服（即保持占领）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国家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而统率的50万人也是征服不了的。像俄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只有利用其自身的弱点和内部分裂所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它屈服。而为了击中这些政治上存在的薄弱之处，进攻者就有必要撼动这个国家，直至其心脏。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突进抵达莫斯科，才有望撼动俄国政府的勇气及其民众的忠诚和坚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能提出的唯一理智的目标。
拿破仑率其主力向俄军主力发起进攻，后者在他面前仓皇退过德里萨营垒，直到斯摩棱斯克附近才停下来。他迫使巴格拉季翁受主力拖累一并退却，打败了巴格拉季翁及其主力，占领了莫斯科。拿破仑在这里的做法与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他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也只有采用这种打法，他才能够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那些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统帅的人，不应指责他在这次战局中的做法。
根据结果来评论一件事是允许的，因为结果是对一件事的最好评析（参阅第二篇第五章），但是之后人们对这一仅根据结果做出的评论不必再以人类的智慧去加以证明。寻找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与对这次战局进行评析还不是一回事。人们只有证明了这些失败的原因本不应被忽视，才是真正进行了评析，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
我们认为，谁要是仅仅由于1812年战局中出现了巨大反弹就认为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是荒唐的，而假如拿破仑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就又认为这次战局是其各种战法组合最卓越的行动，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评判能力的人。
假如拿破仑像大多数评析者所乐见的那样在立陶宛停下来，以便先确保各要塞的安全（实际上那里除了完全位于法军侧面的里加[24]以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布鲁伊斯克[25]只是一个不重要的小地方），那么他就会不得不在冬天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时，同样这些人又会首先叫起来：这已经不再是以往的那个拿破仑了！这个惯于通过奥斯特利茨和弗里德兰会战那样的胜利，在敌国的最后几道城墙下确认其占领的人，怎能未经一次主力会战就进入防御呢？他怎能犹豫不决，没有去占领敌国的首都（人去城空、已经准备弃守的莫斯科）呢？这样一来，莫斯科这个抵抗核心就能存在下去，新的抵抗力量就能围绕着它集结起来。他有前所未闻的良机，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像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像弗里德里希大帝袭击近处小小的西里西亚一样，可他没有利用这个良机，在胜利的途中停了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会做出上述这样的评论，因为大多数评析者的评判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拿破仑的1812年战局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保持了稳定，人民保持了忠诚和坚定。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也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一个错误，至少结局表明他的很多考虑是自己欺骗自己。但我们认为，即使是应试图成功进行这一战局，那么恐怕基本上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拿破仑在战区东部没有像他在西部不得不做的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争，而是试图采用唯一的一个手段达到目的：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对手媾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下的赌注，是实现大的希望要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的军队由于他的过错而受到了过大的损失，那么这一过错不在于推进得太远（因为这是他的目的，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太迟，在于他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他对军队的给养和退路考虑不周，最后还在于他离开莫斯科晚了一些。
至于俄军得以在别列津纳河设伏，正式阻止拿破仑退却，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反驳我们的论据。理由如下：第一，这恰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被切断退路的敌军在能想到的最不利的情况下，最后还是打开了一条路。俄军这一整个行动虽有助于加大拿破仑的失败，但并非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只是由于很少见的当地地形特点，俄军才得以在如此程度上切断法军的退路。假如没有横亘在大路前面的别列津纳河畔的沼泽地，以及沼泽地周围难以通行的茂密林地，俄军要切断法军退路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第三，为防止退路被切断，进攻者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而对这种办法我们以前就驳斥过了，因为一旦人们采用这种办法在中间推进，在左右留下部队保护两侧，那么某一侧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迫使先头部队立即往回赶。这样一来，进攻大概也就带不来多少好处。
我们决不能说拿破仑忽略了对其侧面的保护。为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留下了一支兵力占优势的部队；在里加城前，他留下了一支兵力适当的围攻部队（这一举措甚至是多余的）；在南方，他有施瓦岑贝格率领的5万人，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几乎与契恰戈夫的兵力相当。此外，拿破仑在背后的中心地点还有维克托[26]率领的3万人。甚至在11月，即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经大为削弱的关键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军背后，俄军的优势仍不是很大。维特根施坦、契恰戈夫和萨肯[27]共有11万人，而施瓦岑贝格、雷尼尔[28]、维克托、乌迪诺和圣西尔[29]实际上还有8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在前进时也不会比拿破仑派出更多的兵力去保护自己的翼侧。
拿破仑1812年过涅曼河进攻俄国时，兵力是60万人。假如他带回法国的不是与施瓦岑贝格、雷尼尔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5万人，而是25万人（如果拿破仑没有犯我们在上面指责他的那些错误，这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次战局虽仍是一次失败的战局，但理论就不能对此有任何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过半并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如果说这个损失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是因为损失的绝对数量过大。
关于主要行动及其必要的发展趋势，以及它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危险，就谈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所有次要行动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目标不应该妨碍每个部分的行动。假设联军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30]和荷兰出发进攻法国，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如果计划每个军团在会师以前都尽量保全自己而不冒任何危险，那么我们称这样的计划是有害的计划。执行这样的计划，三个军团的行动必然会相互牵制，每个部分在前进时都会迟缓、犹豫和畏缩。较好的办法是给每个军团分配一定的任务，当这些不同的行动自然地成为一个整体时再统一行动。
这种为了行军数天后再会合的分兵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出现，但实际上毫无意义。如果分兵，就必须知道为什么要分兵，这个“为什么”必须有充分的理由，不能像跳一圈四对舞[31]那样仅仅是为了以后再会合到一起。
如果军队从不同的战区发起进攻，则应该给每支部队下达各自的任务，任务的内容应使各部队不遗余力地发挥出其突击力。这时的问题在于各部队均应发挥出其突击力，而不在于各部队去争得相应的好处。
如果敌人的防御与我们预想的不同，造成我们其中一支部队任务过重，遭到了失败，那么这支部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允许影响到其他部队的行动，否则一开始我们就会失去整体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在多数部队或者主要部分已经失败的情况下，才允许这支部队的失败对其他部队产生影响（而且也必然会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也就失败了。
对本来担任防御，但防御成功后可以转入进攻的大小部队来说，如果它们不能把多余的兵力转用于主要的攻势地点（这主要取决于战区的地理位置），那么这条规则也适用这些部队。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进攻的几何形状和一致性会有什么变化呢？与一个被击败部队相邻的各部队的翼侧和背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这正是我们应主要加以批驳的问题。这种把一个大规模进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边形粘在一起的做法，是陷入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指出，战略中的几何因素不像战术中的几何因素那么有效。我们在这里只想重复一下结论：进攻者尤其要重视各个地点上切实的结果，而不必重视在进攻中由于各地结果不同而逐渐形成的几何形状。
在战略的广阔范围内，有关各部分几何位置的考虑和决定自然是最高统帅应该做的，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而是只应按照指示无条件地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件确定的事。如果确实由此引起了严重的不协调，那么自上而下总还是有办法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的。因此，这种分兵行动的主要弊端是可以消除的，包括：介入战事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很多担心和假设；每个偶然事件不仅影响到与它直接有关的部分，而且同时会影响到整体；次一级指挥官的个人弱点和个人仇恨情绪有过大的表现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有充分和认真地研究战史，没有把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时，才会认为我们上述这个观点是荒谬的。
一切有经验的人都承认，在多路进攻时，通过准确地对各路部队进行协调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很困难了，那么在分兵程度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这样做就更困难了，或者确切地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如果说所有部分保持协调一致是取得战果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对这种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予以彻底否定。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任意地彻底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一些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情况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战术上，所有部分也没有必要在作战过程中的每个时刻都保持协调一致，至于在战略上，正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人们更应忽略各部分保持协调一致的问题，更应坚持给各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
我们还要接着这一点做个重要的补充，这涉及如何正确地分配角色。
1793年和1794年，奥地利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士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自维也纳开赴孔代[32]和瓦朗谢讷，与自柏林开赴兰道[33]的普军交叉而过。奥地利人虽然要在尼德兰对其比利时各省进行防御，但是如果他们在法属佛兰德占领一些地方的话，也是很方便的，不过他们对此没有多大兴趣。考尼茨[34]侯爵去世后，奥地利大臣图古特[35]为更好地集中力量而力排众议，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佛兰德比到阿尔萨斯几乎还要再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一切都要依靠现金维持的时代，这不是件小事。不过图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另一个意图，他想通过让尼德兰面临危险来迫使那些对保卫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有兴趣的国家（荷兰、英国和普鲁士）做出更大的努力。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上当的。不管怎么说，此事的发展过程始终展示出了政治利益对战争进程产生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地区既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年，普军穿过洛林向香槟地区[36]的进军[37]是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进行的，因此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对继续作战的兴趣也就只剩下一半了。假如普军是在尼德兰，那么他们就与荷兰有了直接联系（他们几乎可以把荷兰视为自己的国土，因为他们曾于1787年征服过荷兰），就可以保护下莱茵地区，也就保护了荷兰这一普鲁士君主国距战区最近的部分。此外，普鲁士由于得到英国的援助，其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也是比较牢固的，在这些情况下，其同盟关系不会轻易地恶化为盟友之间的算计（当时人们认为普鲁士政府是利用盟友关系耍了计谋）。
假如当时奥地利人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普鲁士人的全部兵力在尼德兰，奥地利人在尼德兰只留下一支小规模的部队，那么奥普联军就会收到好得多的效果。
1814年，假如人们让巴克莱将军（而非敢作敢为的布吕歇尔）统率西里西亚军团，让布吕歇尔留在主力军团，接受施瓦岑贝格的指挥，那么联军的这一战局也许会彻底失败。
在七年战争中，假如敢作敢为的劳东所在的战区不是普鲁士君主国最牢固的西里西亚地区，而是帝国军队所在的地区，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38]。为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根据主要不同点，对下列情况进行考察：
第一种情况是，我们与其他国家共同作战，而这些国家不仅是我们的盟友，而且有各自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是为了支援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只谈将领们的个人特点。
对前两种情况，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应像1813年和1814年那样把不同国家部队完全混编，以至具体一路部队是由不同国家部队组成的？还是应尽量将各国部队分开，以便每支部队能更独立地行动？
显然第一种做法最有利，但前提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友好关系和共同的利益，而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在各国部队混编的情况下，各国政府很难追逐各自的利益，指挥官们各自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们的身上，即只表现在战术范围，而且即使是在战术范围，这种自私的想法也不像在各国部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以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而在各国部队完全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会转而进入战略范围，能够在决定性的步骤中起作用。但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取第一种做法，政府方面必须具有罕见的奉献精神。1813年，紧迫的形势促使各国政府向这个方向努力。当时派出部队最多并对局势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并未出于虚荣心要求俄军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指挥官，对此是应该大加赞扬的。
如果各国部队不能这样混编在一起，那么他们完全分开自然比半分半合要好。最糟糕的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指挥官同在一个战区。例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国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就经常是这样。在各国部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要完成的任务也就更多地被分担了，于是各国部队就受到各自任务的压力，在形势的压力下就会采取更多的行动。而如果各国部队联系较多，或者甚至就在同一个战区内，情况就不是这样了，而且一国部队的不良企图会一并阻挠另一国部队的行动。
在前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国部队完全分开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每个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通常已经为本国部队规定了不同的目标；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来支援的部队可能没有自己的目标，此时受援国的部队通常只能完全从属于前来支援的部队（如果前来支援部队的兵力在某种程度上适合这样做的话）。奥地利人在1815年战局末期以及普鲁士人在1807年战局中就是这样做的[39]。
至于将领们的个人特点，就转而涉及每个人了。但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即不要任命最小心和最谨慎的那些人来担任从属部队的指挥官（通常很容易做出这样的任命），而是要让最敢作敢为的那些人来担任，因为我们曾经指出，在部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以充分发挥各自的力量。只有这样，在某一地点可能犯的错误才会被在其他地点的敏捷行动抵消。只有指挥官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受到其内在欲望和内心驱动前进时，人们才有把握看到各部分充分行动起来。仅是客观和冷静地考虑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动，很难使军队充分行动起来。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在使用部队和统帅时，只要情况允许，就应该根据其特点和地形情况规定其任务。
常备军、训练有素的部队、数量众多的骑兵、谨慎而理解力强的年长指挥官，应该用于开阔地带；民兵、民众武装、临时组织起来的底层民众、敢作敢为的年轻指挥官，应该用于林地、山地和山口；前来支援的部队应该用于他们喜欢去的富庶地区。
迄今我们从总的方面谈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又专门谈了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这些论述中，我们的意图是突出战争计划的目标，并指出为达到目标而准备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指导原则。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和应该做什么。我们想强调必然的和普遍的东西，同时给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留下余地，但是我们想去除那些任意的、无根据的、不严肃的、幻想的或诡辩的东西。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任务。
谁要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到迂回江河、利用控制点控制山地、避开坚固阵地和国土的锁钥等问题而感到非常奇怪，谁就是没有理解我们，而且在我们看来，他还没有从大的方面理解战争。
我们在前几篇中已经总的勾勒出这些问题的特点，并且指出其作用往往比其“名声”小得多。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中，它们就更不能，也不应起大的作用了，也就是说不应对整个战争计划产生大的影响。
关于最高指挥权的问题，我们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一章加以论述[40]。
现在我们以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
如果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尼德兰和英国决定对法国开战，而俄国保持中立的话（这是150年来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它们是有能力进行一场以打垮对手为目标的进攻战争的，因为无论法国多么幅员辽阔和强有力，毕竟还是有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它的大半国土被敌军淹没，首都被占领，外援不足（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大国能够给予它有效的支援），西班牙离得太远，所处位置也极为不利，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腐朽，没有力量。
对法作战的上述国家即使不算其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也有7500万以上的人口，而法国只有3,000万人口。这些国家如果对法国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可以毫不夸张地提供以下军队员额：
如果这些军队确实能够投入作战，那么就极有可能远远超过法国能与之对峙的兵力，因为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从未有过类似规模的军队。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法军还要分兵用于要塞守备、建立补给站以及海岸线警戒等，那么我们就不会怀疑联军在主要战区很可能占据大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正是打垮敌人这一目的的主要基础。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在于其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战胜法军，占领巴黎，并将法军余部赶过卢瓦尔河[41]。法兰西君主国的心脏地带位于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在那里，从边境到首都只有30普里。联盟中的部分国家即英国、尼德兰、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各邦在那里都有其自然的部署地点，有的国家就位于这个地带附近，有的就在这个地带的背后。奥地利和南德意志只有从上莱茵地区出发才便于对法作战。因此联军最自然的进攻指向是特鲁瓦和巴黎，或者是奥尔良[42]。从尼德兰和上莱茵地区发起的这两路进攻是非常直接、自然、简捷而有力的，都指向敌军重心。全部敌军应是分布在这两个地点[43] 的。
只有两点考虑与这个计划的简单性有矛盾。
奥地利人不会全部离开意大利，他们无论如何要对那里的局势保持控制，因此奥地利人不会同意通过对法国心脏的进攻来间接保护意大利。鉴于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对奥地利的这个次要意图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把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这个已经尝试过多次的陈旧想法与奥地利的次要意图联系起来，并因此而向意大利派去大量部队（而意大利在首个战局中仅为防止出现极端的不利是不需要这么多兵力的），那么此举将是一个十分确切的错误。如果人们不想违背“计划统一、兵力集中”这个主要考虑，那么在意大利就只应保留在首个战局中为防止出现极端不利所需的少量兵力，而不应从主要行动中抽出更多的兵力。欲在罗讷河[44]畔征服法国，就像是要用刺刀尖举起一杆步枪，是不可能做到的。对于进攻法国南部，即使作为次要行动也应该加以反对，因为这种进攻只会激起新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对遥远地区的每一次进攻，都会把本应沉寂的利害关系和活动搅动起来。只有实际情况表明留在意大利仅为保障该地安全的兵力过多，即无所事事的时候，从那里进攻法国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留在意大利的部队应该少到情况允许的最低程度，只要保障奥地利人不至于在一次战局中丧失整个意大利就足够了。在我们这个例子中，这个兵力可以假设为5万人。
另一个考虑是法国是一个滨海的国家。由于英国在海上占上风，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很容易受到威胁，因此它或多或少要派兵防守。不管派去的防守力量是多么少，法国要防守的边境长度毕竟会因此而增加两倍，为此肯定要从战区的法军中抽调一些兵力。英国人可调用2万或3万人的部队登陆，用以威胁法国。这些兵力也许会牵制两倍或三倍的法军，而且人们在此不仅要考虑到法军所需的部队，还要考虑到舰队和海岸炮台所需的经费和火炮等。我们假设英国为此投入2.5万人。
这样，我们的战争计划简单说应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在尼德兰集结：
其中约5万人用于占据边境要塞，其余30万人向巴黎推进，对法军发起主力会战。
第二，20万奥地利人和10万南德意志各邦部队集结于上莱茵地区，以便与从尼德兰出发的军团同时推进，具体是向塞纳河上游地区，进而向卢瓦尔河方向推进，同样对法军发起主力会战。上述这两个方向上的进攻也许会在卢瓦尔河畔合二为一。
这样，主要的内容就已经确定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主要与消除错误观念有关：
第一，统帅们应努力寻求进行计划中的主力会战，在拥有兵力优势和能够带来决定性胜利的有利条件下发起主力会战。为了这个目的，统帅们应该不惜一切，而在要塞围攻、包围、守备等方面应该尽量少用兵力。如果统帅们像施瓦岑贝格在1814年所做的那样，一踏进敌国就呈离心状散向四方，就会失去一切。联军在1814年之所以没有在头两周内真的失去一切，只是多亏当时的法国软弱无力。进攻应该像一支用力射出的箭，而不应像一个膨胀到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联军应该把瑞士的安全交由其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如果瑞士保持中立，那么联军在上莱茵地区就有了一个良好的依托点；如果瑞士受到法国的进攻，那么它可以自卫，瑞士在很多方面是非常适于自卫的。最愚蠢不过的想法就是认为瑞士既然是欧洲地势最高的国家，那么它在地理上就能对战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很受限制的条件下才会出现，而瑞士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法国人在本国的心脏地带受到进攻的同时，不可能从瑞士向意大利或士瓦本发起有力的攻势，因此人们根本不能将瑞士的高海拔位置看作是决定性的情况。战略上拥有制高点所带来的好处首先主要是对防御重要，而对进攻来说，剩下的重要性可能表现在某次突击中。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没有想明白这一问题。如果将来在当权者和统帅主持的会议上出现一位学识渊博的参谋，忧心忡忡地抖搂出这番聪明话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先声明，他的这番话是毫无价值的胡说。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会议上能出现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人、一位有健全思维能力的人去堵住这位参谋的嘴。
第三，对这两路进攻部队之间的地区，我们可以不管。当60万人集结在距巴黎30～40普里的地方，准备向法国的心脏发起进攻时，难道还要去考虑保护中莱茵地区，包括柏林、德累斯顿、维也纳和慕尼黑吗？考虑这个问题是违背常识的。联军应该保护交通线吗？这个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是之后人们可能从这里做逻辑上的推论，认为保护交通线必须用和进攻一样强大的兵力，并赋予它和进攻一样的重要性，从而不是根据各国地理位置的要求分两路推进，而是不必要地分三路推进，然后这三路也许会变成五路甚至七路，同时相关的陈词滥调就又出现了。
我们所说的两路进攻，每路都有自己的目标。用于两路进攻的兵力极可能显著地超过敌人的兵力。如果每路进攻都十分有力，那么它们只会相互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敌人的兵力分布得很不均衡，我们两路进攻中的一路失利了，那么人们有理由期待另一路进攻的胜利自然地弥补这一失利，这是两路进攻之间真正的内在联系。这两路进攻相距较远，不可能每天就战况相互联系，它们也不需要这种联系，因此直接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径直的联系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同时，本国心脏正在受到进攻的敌人也不可能用很大兵力来切断这种联系。更让人担心的是得到袭扰部队支援的居民会切断这种联系，以至敌人不消耗正规部队就能达到这个目的。为对付这种情况，只要从特里尔[45]向兰斯[46]方向派出一支以骑兵为主的1万～1.5万人部队就足够了。这支部队足以击败任何小股部队，并与大部队齐头并进。它不必包围或监视要塞，而只需从要塞之间通过；它不必占领任何牢固的基地，遇到优势之敌，避向任何方向即可；它也不会大败，即使大败，对整体来说也不是大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支部队很可能足以构成两路进攻的中间点。
第四，两个次要行动（奥军在意大利的行动和英军登陆部队的行动）有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实现其目的。只要不是无所事事，那么从大局来看，他们就已经达到了目的。无论如何，前述两路大规模进攻中的任何一路都绝对不能以任何方式依赖这两个次要行动。
我们坚信，如果法国再想采取傲慢态度，像过去的150年里那样压制欧洲，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每次都打败和惩罚法国。只有过了巴黎，到达卢瓦尔河畔，我们才能从法国那里获得欧洲安宁所必需的条件。只有这样，3000万人对7500万人的人口自然比例关系才能迅速地呈现出来，而不会像150年来那样，各国军队从敦刻尔克[47]到热那亚[48]虽然像一条带子那样围住法国，但各国追求着四五十个不同的狭隘目的，没有一个足以克服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联军中产生并反复出现的惰性、阻力和外来影响。
读者自然会注意到，德意志邦联军队目前的部署与这里要求的部署很不相符。在这一邦联中，德意志各邦构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却被这个核心削弱，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分量。但是一个邦联国家在战争中是一个很脆弱的核心，在那里不可能想象会有什么一致性、能量以及对统帅的理智选用、威信、责任心等等。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49]突击力量的两个自然的中心，它们构成真正的打击力量，是锋利的刀刃，它们是君主国家，惯于征战，有各自明确的利益。它们是独立的强国，领先于其他国家。德意志的军事建设应该以这些自然的线条轮廓为基础，而不应以有关统一的错误主张为基础。在目前情况下，统一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谁要是因追求不可能的事而错失可能的事，谁就是一个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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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图尔林（alexander borissowitsch buturlin，1694—1767），伯爵，俄国元帅。1720年任彼得大帝副官。在1760—1761年俄普战争中任俄军司令。——译者注
[2]指亚历山大一世（pawlowitsch alexander 1.，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在位期间曾多次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神圣联盟”，参加对拿破仑的战争。——译者注
[3]1813年8月，反法联盟同拿破仑的和谈破裂，战争再起。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等国的军队分为三个军团，即波希米亚军团（主力，由奥地利的施瓦岑贝格指挥）、西里西亚军团（由普鲁士的布吕歇尔指挥）和北方军团（由瑞典的贝纳多特指挥），试图以优势兵力合击法军。拿破仑率法军在易北河中游德累斯顿地区试图从内线各个击破联军。——译者注
[4]指贝纳多特（jean-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1763—1844），侯爵，法国元帅，瑞典国王。因他是瑞典国王查理十三的养子，国王去世后，贝纳多特于1810年8月被瑞典国会选为瑞典王储。1813年统率瑞典、俄国和奥地利联军在莱比锡大会战中击败拿破仑。1818年，登基为瑞典国王，即查理十四世（1818—1844）。——译者注
[5]在1814年战局中，按联军的行动计划，弗里德里希·冯·比洛军从汉诺威出发，经荷兰、比利时向法国北部进军，然后并入西里西亚军团。这一行动不仅帮助了奥兰治公爵回国复位，以及帮助了英军登陆，而且还牵制了迈松（nicolas joseph maison，1770—1840，侯爵，法国元帅、国防大臣）率领的法军。——译者注
[6]指波希米亚和奥地利本身。——译者注
[7]指拿破仑。——译者注
[8]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 a.m.），今德国黑森州一城市。——译者注
[9]洛林（lothringen），位于法国东北部，历史上曾为公国（843—1766），面积23,547平方公里。——译者注
[10]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历史地域名，包括今法国东部索恩河上游和靠近瑞士边境的广大地区。历史上曾是法国的一个省（1678—1790）。——译者注
[11]沙隆（chalons），即今法国东北部城市马恩河畔沙隆（chalons-sur-marne）。——译者注
[12]布里昂（brienne-le-château），今法国奥布省一城市，位于奥布河畔。拿破仑少年时期曾在此上过五年军校（1779—1784）。——译者注
[13]1814年战局初，布吕歇尔率领西里西亚军团过莱茵河后，将约克军留在摩泽尔河地区，只带27,000人开赴布里昂，准备与施瓦岑贝格率领的主力军团（波希米亚军团）会合。1月29日，布吕歇尔在布里昂附近与拿破仑率领的4万法军会战，战败后退向特兰。此时，联军波希米亚军团的11万人抵达奥布河畔巴尔，布吕歇尔得以用绝对优势的兵力于2月1日在布里昂附近的拉罗提埃大败法军，但是在会战胜利后并未追击法军，反而分兵。很多评论家认为，如果联军当时集中兵力开赴巴黎，那么拿破仑就无法挽回败局。——译者注
[14]1812年战局初，巴克莱率俄军第1军团从德里萨向维捷布斯克撤退时，把维特根施坦留在德里萨一带保护通往彼得堡的道路。拿破仑派乌迪诺率第2军渡过道加瓦河，开往波洛茨克和谢别日，保护主力的翼侧。在克利亚斯蒂策附近，乌迪诺被维特根施坦击败，于是拿破仑派圣西尔率领第6军去支援乌迪诺。——译者注
[15]1812年战局初期，拿破仑率法军主力直逼维尔纳，俄军第1军团退向德里萨，继而退向斯摩棱斯克。法军达武部奉命向明斯克推进，企图切断俄国第2军团的退路，但俄军第2军团在第1军团撤退后已经退却。当俄军的这两个军团在斯摩棱斯克会合后，拿破仑即将达武调回主力。——译者注
[16]指彼得堡（petersburg），即今俄罗斯城市圣彼得堡，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东岸、涅瓦河口。1703年由俄皇彼得大帝兴建，历史上曾长期为俄国首都。——译者注
[17]雷根斯堡（regensburg），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位于多瑙河畔。——译者注
[18]1805年，拿破仑在乌尔姆会战中获胜，打乱了奥军的行动计划，迫使卡尔大公率领在北意大利的奥军退却。1809年的雷根斯堡会战后，拿破仑派勒费弗尔将军率领第7军进入蒂罗尔。在蒂罗尔的奥军本想阻止法军前进，但由于奥军主力败退，不得不退出蒂罗尔。——译者注
[19]指第四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的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
[20]黑森（hessen），今德国中部的一个联邦州，历史上曾是多个侯国、公国、边区的所在地。——译者注
[21]1806年，普鲁士在勃兰登堡边区保留了一支3万人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在必要时在威斯特法伦另辟战场。黑森选帝侯在战前与普鲁士有协定：若普鲁士获胜，黑森将与普鲁士共同反法；若法国获胜，黑森则严守中立。耶拿会战前夕，普军派魏玛公爵出图林根山区，准备开赴弗兰肯，袭扰法军后方。由于普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中失败，这些计划均未能实现。——译者注
[22]热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1784—1860），拿破仑最小的弟弟，威斯特法伦王国国王（1808—1813）。——译者注
[23]原文如此，疑误。《战略进攻的目标》是第七篇第三章，但作者在该章中并未谈到这个问题。——译者注
[24]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没有这一章。——译者注
[25]布林海姆（blenheim），布林德海姆（blindheim）的英语称谓，今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小镇，位于多瑙河畔。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荷联军于1704年8月13日在此重创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迫使其27个步兵营和4个骑兵团投降。——译者注
[26]里加（riga），今拉脱维亚首都，位于道加瓦河畔。——译者注
[27]博布鲁伊斯克（bobrujsk），今白俄罗斯中部一城市，位于别列津纳河畔。——译者注
[28]维克托（claude victor-perrin，1764-1841），公爵，法国元帅。——译者注
[29]萨肯（fabian gottlieb fürst von osten-sacken，1752—1837），侯爵，俄国元帅。在1812年战局中率预备军团在白俄罗斯、立陶宛、乌克兰一带活动。——译者注
[30]雷尼尔（jean louis ebenezer von reynier，1771—1814），伯爵，法军将军。在1812年战局中指挥法军第7军团（大多由萨克森人组成）。——译者注
[31]圣西尔（laurent marquis de gouvion saint-cyr，1764—1830），侯爵，法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在1812年对俄战争中指挥第6军团。1815年和1817—1819年两次任法国国防大臣。——译者注
[32]中莱茵地区（der mittelrhein），指今德国宾根与波恩之间的莱茵河两岸地区。——译者注
[33]拿破仑一世时期在巴黎出现的一种交谊舞。——译者注
[34]孔代（condé），即今法国诺尔省城市埃斯科河畔孔代（condé-sur-l' escaut）。——译者注
[35]兰道（landau），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南部一城市。——译者注
[36]考尼茨（wenzel anton kaunitz，1711—1794），侯爵，奥地利首相。主张联合法、俄，反对普鲁士，但未成功。因奥皇弗朗茨二世即位后与普鲁士结成反法联盟，于1792年离职。——译者注
[37]图古特（johann amadeus franz de paula freiherr von thugut，1736—1818），男爵，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地利外交大臣（1793—1801），推行反普、反法的外交政策，积极推动英、俄、奥结成反法联盟。——译者注
[38]香槟地区（die champagne），历史上法国一地区名，今香槟-阿登大区的一部分。——译者注
[39]指1792年奥普联军进攻法国。——译者注
[40]在七年战争中，奥地利的劳东将军主要在西里西亚作战。作者认为，假如奥地利将劳东部署到帝国军队所在的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地区作战，其获得的战果会大得多。——译者注
[41]“1815年战局”有可能是“1805年战局”之误，因为在1815年战局中，反法联军之间并没有支援和被支援的关系。1805年战局中的奥地利和1807年战局中的普鲁士都受到俄军的支援，而且在战局末期都主要依靠援军进行战争。奥地利在1805年奥斯特利茨会战失败后，以及俄普联军在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失败后，都与法国签订了和约，俄军即退出战场。——译者注
[42]原文如此，疑误。本篇并没有这一章。——译者注
[43]卢瓦尔河（die loire），法国流入大西洋的最大河流，长1,004公里。——译者注
[44]奥尔良（orl ans），今法国卢瓦尔省一城市，位于卢瓦尔河畔，东北距巴黎120公里。——译者注
[45]原文如此。从上文理解，仅指巴黎和特鲁瓦或巴黎和奥尔良。——译者注
[46]罗讷河（die rhone），法国第二大河，发源于瑞士南部，流经法国东南部，长812公里。——译者注
[47]特里尔（trier），今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西部一城市，位于摩泽尔河畔。——译者注
[48]兰斯（reims），今法国东北部马恩省一城市，位于马恩河与韦勒河之间，西南距巴黎约130公里。——译者注
[49]敦刻尔克（dunkerque），今法国诺尔省一海港城市，位于北海沿岸，东距法国和比利时边境10公里。——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