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旧石器时代
北京人 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别的民族一样，在文明社会出现之前，曾经历过长时期的史前历史。所谓史前历史，是指有确切文字记载以前的人类历史。
通过地下出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等资料，可以把我国的史前历史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初期。属于这一阶段的人类化石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北京人的文化遗物较为丰富，是我们了解我国史前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依据。
北京人化石及其文化遗存是从1927年开始发现于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在北京人的洞穴中发掘出许多人骨化石，能看出是属于40个男女老幼的。还发现不少石器和动物化石。北京人距今约有50万年之久。
北京人体质特点，一方面已具备人的性质，另方面还保留着某些猿的特征，所以称之为猿人。北京人头盖骨低平，头骨较厚，脑容量小，平均只有1075毫升，而现代人脑容量平均为1400毫升。眉骨隆起，吻部突出，牙齿粗大，缺乏下颏，这都是北京人体质上还有原始征象的表现。北京人身体各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像四肢就和现代人差别不大。特别是上肢和现代人已很接近，可知他们的两腿已能直立行走，双手能够进行劳动。手已作为劳动器官，所以手发展最快。
北京人已会制造石器，他们用砾石为原料，把砾石打成石片，一般不作第二步加工，便可成为工具了。所以石器的形状，缺乏一定的类型。他们用这种粗糙的石片工具去制作木棍，或拿去刮割兽皮和兽肉。考古学上称使用这种原始石器的时代为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阶段。
在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中，发现黑色和其他颜色的灰烬，其中还有被火烧过的土块、石块和兽骨，这些遗迹证明北京人已能用火，火不仅能取暖，而且还可防止野兽对人的侵袭。火又可使人熟食，熟食的结果，使人体能更好地吸收食物的养分，对促进人体发展十分重要。知道用火，这是人类和自然界斗争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在北京人生活的时代，当时在周口店附近有河流、草原和丛林，栖息着多种野兽，据统计哺乳动物有96种，其中有虎、象、犀牛、野猪、鹿等。野兽肉是北京人的一种重要食物，猎取较多的是鹿。洞穴中发现有朴树籽，他们也采集野果以充饥。
北京人的工具和生产技术都很原始。为了获得必要的食物和抵御猛兽侵袭，他们必须结合成群，否则就无法生存。这种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
丁村人 比北京人晚的古人类及文化有丁村人、许家窖人等，距今约有十几万年，考古学上称之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在这时期，人类在体质发展上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脱离猿人这一范畴，人类学家称之为早期智人，或称古人。
丁村人发现于山西襄汾丁村，出土的人类化石仅有三枚牙齿，此外尚有大量的石器和动物化石。丁村人体质特征上保留的原始性比北京人少。在石器制作上也比北京人有了相当的提高。
属于这一时期的人骨化石，在我国南部也有发现，在湖北长阳发现了长阳人，在广东韶关发现了马坝人。
山顶洞 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骨化石发现较多，有山顶洞人、柳江人、资阳人、麒麟山人等。在河南、广东、云南都发现过一些洞穴和石器，虽无人骨化石，但可以确定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迹。根据考古学的知识，知道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逐渐增多，生产规模有所扩大。
山顶洞人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除人骨化石外，还有工具和饰物，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重要代表，距今约有一万八千余年。
山顶洞人在体质方面和现代人基本相同，而且明显地显示出蒙古人种的特征。
山顶洞人已会磨制骨器，这是制作工具技术的一大进步。在遗址中曾发现一根磨制的骨针，在针的一端还挖有穿线的小孔。发现的饰物有穿孔的兽牙、砾石，有经过磨制的鸟骨、石珠，这说明山顶洞人穿孔、磨制的技术 还应用于装饰品上。
山顶洞人除猎取野兽外，也捕捉鱼类以供食用。骨针的发现，证明他们已能用兽皮缝制衣服。在身上还佩戴着饰物。人们的生活较以前确实有了显著的改善。在遗物中发现有用赤铁矿的粉末和海蚶壳做的饰物。赤铁矿和海蚶壳都非当地所出，说明山顶洞人已和远处有了交往关系。
旧石器时代长达上百万年，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加工比较粗糙。目前我国境内已知的旧石器文化遗迹约有三百余处。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
大约距今一万年开始，人们从狩猎、采集进入到锄农业和畜牧业，磨制石器得到广泛使用，陶器被发明和大量使用。这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在我国各省各地都有发现，约有一万余处，这反映出入活动的范围比旧石器时代要广阔得多。在我国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大的考古学文化区系：主要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新石器早期文化遗迹的代表，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等，它们距今一万年左右。稍后则有河北武安磁山文化、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山东的北辛文化、东北的兴隆洼文化等，它们距今约七八千年。新石器中晚期文化遗迹则遍布全国，中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晚期以龙山文化为代表。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种文化。它的年代约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一带，包括陕西的关中、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分地区，它西面可到达甘肃洮河流域，东面到河北中部，北面到内蒙南端，南面到汉水上游，遗址一般都在靠近河流的黄土台地上。仰韶文化的典型遗址有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等。仰韶文化的居民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当时已有多种农具，有砍伐或掘土用的石斧和石锄，也有翻土用的大型磨光石铲，有很多收割谷物的长方形石刀或陶刀。还有是供谷物加工用的石磨盘和磨棒。从这些工具来看，知道原始的锄农业已经比较发达了。在好几处遗址中都发现有粟的皮壳，西安半坡遗址中还有藏粟的窖穴。粟是较为耐旱的作物，适合在黄土地 带生长。仰韶时期，黄河流域种粟大约是很普遍的。家畜饲养也已开始，人们豢养着猪和狗。
与经营农业的同时，狩猎、捕鱼也仍是重要的。狩猎的工具是弓箭和长矛，箭头、矛头是用兽骨或石片磨成的。鹿、獐是当时人经常猎取的对象。捕鱼工具有骨制的鱼叉和鱼钩，用网捕鱼也很普遍。
为了弥补食物的不足，人们也采拾蚌、螺蛳之类的水生动物，也采集栗子、榛子之类的野果。
根据民族志的材料，在锄农业阶段，农业、采拾主要由妇女来担任，男子则多从事于渔猎。仰韶文化也不能例外，故而当时妇女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形成了以母权制为特点的氏族社会。
在衣着方面，人们用石纺轮纺线，用线织布。在陶器的底部，往往保留有布的印痕，可看出是平纹组织的粗布，这种布可能是以野生的麻类纤维纺织而成。当时人除穿兽皮外还穿这种粗布所作的衣服。在身上还佩戴着环、珠子、饰片等物。遗址中曾发现过笄，知道当时人已有束发的习俗。
陶器是当时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之物，陶器可作容器、食器、炊器、汲水器。还有些工具、饰物也是陶制的。制造陶器是用手制法，即用泥条盘成器形，然后将器壁拍平。在有些陶器上有陶轮修整过的痕迹，说明萌芽状态的陶轮已经出现。陶器的颜色以红色或红褐色为主，烧成这种颜色的陶器需摄氏950度左右的高温。陶器种类颇多，有瓮、罐、钵、盆、盘、碗、瓶等。在红陶器物上施以黑色、赭红色或白色的彩绘，这就是著名的彩陶。彩陶上常见花纹有几何纹、涡纹、方格纹等。也有绘上人面形图案或鱼、鹿、鸟、蛙等动物形者。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陶器上发现有类似文字的简单刻划，或许就是中国原始文字的雏形。
仰韶文化村落居住情况，可以西安半坡遗址为例。遗址是在浐河东岸，整个村落估计由200座小屋组成，面积约为三万平方米。小房屋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每所房屋的面积在20平方米左右。室内地表抹有一层草泥土，用火烧过，表面坚硬而平滑。室中央有一烧火的灶，为了取暖和炊饪之用。屋顶是由许多木柱支架起来的，墙壁、屋顶都涂抹上泥。房屋附近有贮藏物品的窖穴。这种小房屋可能是供对偶家庭居住的。在村落中心有一座长方形大屋，面积约有160平方米，可能是大家族或氏族的公用房屋。村落周围有壕沟一道，似起着某种防护作用。在村落之外，东面有窑场区，北面是氏族墓地，墓坑排列较规整，墓中一般只以陶器为殉葬品。
在仰韶文化时代，江汉平原鄱阳湖畔有大溪文化，长江下游有马家浜文 化和河姆渡文化，黄河下游有大汶口文化，东北辽宁有红山文化。
在黄河下游今山东及苏北一带，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农耕为主，种植的作物有粟。磨制石器的技术很好，能用硬度较高的石料磨成薄而锋利的工具，同时也能用玉加工为饰物。在制陶方面，陶轮的使用日益普遍，从而提高了制陶的劳动生产率。白陶、黑陶是这时期才有的品种。黑陶的高柄杯，器薄如蛋壳，是新石器时代制陶业当中杰出的作品。生产技术上的种种进步，标志着新石器文化至此已发展到一个很高的阶段。
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的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辽河流域。在辽宁东山嘴，发现了规模巨大的祭祀遗址，在祭坛的周围出土了不少陶塑女性人像残块。在辽宁牛河梁，发现了女神庙和女神像遗迹，以及较大的积石冢。此外，红山文化中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其中有许多玉龙。
龙山文化 较仰韶文化为晚的是龙山文化，它的年代是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它的主要分布地区是河南、陕西、山东、河北等省。
龙山文化也仍是以锄农业为主，农具中打制石器已很少，磨制石器则普遍使用。出现了器形厚大的磨制石斧。收割工具出现了磨制的半月形石刀，还有是可装木柄的磨制石镰或蚌镰。木器中出现了掘土工具双齿木耒。以上工具都是仰韶文化中所没有的，说明龙山文化在农业生产的规模上比仰韶文化有了扩大。
家畜饲养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根据河南三门峡、庙底沟的发掘材料，龙山文化遗址中的猪骨数量比仰韶时期的多。家畜品种方面除猪、狗之外，牛、羊也开始被驯养了，有些地区还出现了鸡和马。
龙山文化遗址中兽骨、鱼骨、蚌壳、螺蛳壳不少，渔猎工具如矛、镞、鱼叉、鱼钩也颇多。
烧制陶器的技巧有了提高，突出表现是轮制陶器增多。还可以肯定，先进的制陶工具快轮已出现。龙山文化陶器和仰韶文化不同之处是以灰陶、黑陶为主，彩陶也还有，但数量很少。陶器器形有罐、瓮、盆、杯、豆、鼎、鬻、鬲、斝等，其中像鬻、鬲、斝是龙山文化中带有特征性的器物。陶器外表一般都拍印有篮纹、方格纹或绳纹。
龙山文化的房屋有圆形、方形两种，室内地表一般都抹上一层白灰。西安客省庄还发现一种前后两间连在一起的房屋。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不 断提高，引起了社会经济的变化。到龙山晚期，母权制逐渐让位于父权制，从大量的地下文物得到证实。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在龙山文化衰落以后，夏、商文化在它的基址上逐渐发展起来。
此外在其他地区，也发现不少龙山文化或和它相类似的原始文化遗存，如江汉平原上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小河沿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不同的文化区具有不同的特点。长江中下游江浙和两湖地区种植的主要作物是水稻，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后来还有水牛。在手工艺方面，人们除了会制作木器之外，还擅长用竹片编制成筐、篓等物。他们还掌握了高超的磨琢玉器的技巧。
包括江西、湖南、广东、福建、台湾等省在内的华南地区，也以栽培水稻为主，但在沿海一带，发现较多的贝丘遗址，则渔猎、采拾经济在有些地方还占着重要的地位。
北部的新疆、宁夏、内蒙、东北的有些地方也分布着不少细石器文化的遗址。这些文化的特征是陶器较少，而且制陶技术较差，陶器上常压印有篦纹。石器是用燧石、玛瑙等坚硬石料打成细小、精致的刮削器、刀、钻和矢镞。磨制石器较少。骨制工具有鱼叉、鱼钩，出土的兽骨、鱼骨较多。显然，渔猎和牧畜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曾经繁荣于各地的新石器文化并非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保持着影响和联系，并相互撞击、融合，对中华文明的形成都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第三节 文献与传说中的古史
我国古代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历史传说，用这些传说也可勾画出中国上古社会的简单面貌。
《吕氏春秋•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太古时期没有国家所以也不会有君主，人和人是平等的关系，便不存在“伦常”和“礼教”，一夫一妻制家庭尚未出现，因而世系的计算是从母方的。这段话扼要地说出了上古社会的一些特点。
《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槽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在上古社会，人类用着十分简陋的工具，过着和野兽差不多的生活。《韩非子•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这里虽然夸大了首领的作用，但认为社会是进化的，人通过劳动，就能不断地战胜自然，这还是符合历史的。
据古书记载，古代黄河流域分布着不少部落。在陕西一带有姜姓炎帝部落和姬姓黄帝部落，他们之间世代通婚。在晋、冀、豫交界的地方有九黎部落，他们的首领名蚩尤。炎、黄部落曾和九黎部落发生过激烈的军事冲突，黄帝战胜了九黎，蚩尤被杀 [1] 黄河下游一带有太昊氏和少昊氏，太昊氏活动中心在陈（今河南淮阳），少昊氏在奄（今山东曲阜）。据说太昊氏是蛇身人首，以龙名官，少昊氏则以鸟名官 [2] ，看来太昊氏当属蛇图腾，少昊氏应为鸟图腾。
这些部落对上古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有不同的贡献。古书上说黄帝发明衣服、舟、车 [3] ，炎帝又称为神农氏，“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4] 。太昊氏又称为伏羲氏，发明网罟，又作八卦 [5] 。据说蚩尤“以金作兵器” [6] ，是金属冶炼的最早发明者。
到传说中的唐、虞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各部落已结成部落联盟，产生了尧、舜这样的首领，他们的职务是军事统帅，再就是担任主祭，《史记》说尧、舜祭祀天地、山川、百神。当时最高权力机关是四岳十二牧，也即部落酋长会议。唐尧时四岳举鲧治水，尧虽不同意，但仍服从四岳十二牧的决定。尧、舜时有“禅让”的故事，传说尧老年时传位于舜，舜老年时又传位于禹，但也都是得到四岳十二牧的同意的。可见当时的最高首领，一切事情还得听命于部落酋长会议。
古人曾用“大同”、“小康”来概括上古时期社会发展中的两个不同阶段。《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 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之世指的即是尧、舜时代。后来社会发展到了“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小康”之世也即是以“禹、汤、文、武”为代表的夏、商、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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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语•晋语》、《史记•五帝本纪》。
[2] 《左传》昭公十七年。
[3] 《易•系辞》。
[4] 同上。
[5] 同上。
[6] 《世本•作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