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夏
约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是中国历史上夏王朝的开始。
古文献上一再提到，比商更早的是夏王朝。《尚书•召诰》：“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所以说，夏代的存在是不容怀疑的。
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 夏 ，原来是一个部落联盟的名字，以后才成为王朝的称号。据《史记•夏本纪》所载，这个部落联盟是由夏后氏、有扈氏等12个姒姓的氏族部落组成的。
据古书记载，夏兴起于崇山，夏禹之父鲧也封于崇 [1] ，禹建都于阳城 [2] 。又说伊水、洛水两岸是“有夏之居” [3] 。从这些记载来看，今河南嵩山到伊水、洛水流域这一范围是夏人活动地区之一。
今山西南部，也是夏人曾经活动过的地方。古书上说禹又都于安邑、平阳 [4] ，西周初年，这一带还被称为夏墟，这里的居民尚保存着夏人的一些风俗习惯。
古书上说夏后相曾建都于帝丘 [5] ，则夏人活动的范围，东面一直达到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处。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山西的有些地方，作过一些调查和发掘，发 现有介于龙山文化晚期和早商文化之间的不少文化遗存，如山西襄汾陶寺的遗迹，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其中的一部分极有可能就是夏文化的遗存。这对于寻找夏文化不失为重要的线索。
夏王朝的建立和国家的形成 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夏王朝自禹至桀，共为17君，历时471年。
夏禹传子，不再禅让，是“天下为家”的开始，从此以后，“大人世及以为礼”，就是说父子、兄弟相传便成为制度了。
《史记•夏本纪》说夏禹仍是按照旧的传统制度以天下授益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据说当时有些诸侯皆去益而朝启，看来当时不少贵族已是拥护王位世袭制的。由于私有制的发展，掠夺战争日益频繁，氏族制已失去作用，军事首长转化为最早的专制君主。古书上说“启代益作后”，禅让制遂被启破坏。益为了维护禅让制而反对启，结果启杀掉了益 [6] 。当时有些守旧的氏族如有扈氏，也对启夺位不服，而进行武装叛乱，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有扈氏被启所灭 [7] 。经过了一场激烈斗争之后，传贤才为传子所替代。古老的氏族制被国家所替代，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在夏启时就初步实现了。
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所以《礼记•礼运》把夏禹作为小康之世的开端，以区别于禹以前的大同之世。大同之世的特点就是“天下为公”，而小康之世则是“天下为家”。
传说禹曾设官分职，并作赎刑。《左传》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这反映出夏代已经形成了国家，并制定出最早的刑法。《孟子•滕文公》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即夏国家分给每户农民土地五十亩，农民向国家交一定的贡赋。《史记•夏本纪》说，“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汉书•食货志》也说：“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贡赋的产生，是出现国家的一个重要标记。
太康失国和少康中兴 从启开始，夏国家建立起来了，但夏的政权并不是很稳固的。《墨子》称夏启好酒耽乐，其子太康则更为荒淫，《楚辞•离骚》就说他是“娱以自纵”。启子武观便起来作乱，发生了太康失国之事 [8] 。
太康死，子仲康立，仲康死，子相立。这时东夷族有穷氏正向西发展其势力，有穷氏首领羿自 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善于射箭，恃其 武力而不修民事，日以田猎为乐，不久就被他的亲信寒浞所杀。寒浞是东夷族伯明氏的成员。他不仅夺取了羿的政权，同时还篡夺了羿的氏族及其妻室，后来又命其子浇灭夏的同姓斟灌、斟 两族，杀掉了夏后相。后相妻逃奔在外，生下相的遗腹子少康。少康后来为有虞氏庖正，虞君妻以二女，并封之于纶。少康“有田一成，众一旅”，少康又争取夏众和夏臣，作为复兴夏国之准备。夏遗臣靡趁寒浞父子不得人心，纠集斟灌、斟鄂的余众而立少康。少康灭浞子浇，少康子杼灭浞子殪，羿和浞对夏人几十年的统治至此结束，少康重新掌握了夏的政权 [9] 。
少康死，子杼继位，杼曾“征于东海”。《国语•鲁语》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夏的统治到杼这时才趋于巩固，因此夏人对杼十分尊崇。杼以后，夏人不断向东发展。后杼时，很多东夷族都臣服于夏，并受夏的爵命。从这时起直到夏末，夏王朝始终是黄河中下游的统治势力。
夏代的社会经济 根据古文献记载，农业在夏代经济中已占重要地位。《论语•宪问》说：“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泰伯》说禹“尽力乎沟洫”。这些话说明夏人对农业是很重视的，同时也知道夏已开始开沟洫以引水或排水。夏人还制订出适合农业需要的农历《夏正》。《夏正》后来较长时期都为人们所遵用，如孔子就认为要“行夏之时”。保存至今的《夏小正》，就是曾经在春秋战国时通行过的一本农历。
不少古代传说都提到夏代铸造铜器的事，《左传》宣公三年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墨子》中也说：“夏后开使蜚廉采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这些传说反映出中国从夏代开始，由石器时代进入了铜器时代。
夏代的灭亡 从孔甲时起，夏王朝因内部矛盾日益激化而开始走向崩溃，《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
《国语•周语》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孔甲以后四世是履癸，履癸即夏桀。夏桀是一个暴君，《尚书》说桀不用贤良，不忧恤于民，“乃大淫昏”。《史记•夏本纪》说：“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在商汤讨伐夏桀的誓词中说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说大家宁肯与夏王朝一齐同归于尽，表现出人民对这个政权的无比痛恨。
正当夏王朝内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殷人威胁日益加剧。为了抵抗殷 人的威胁，夏桀曾为“仍之会”，企图驱使东方诸部落去牵制殷人，但是夏桀的这种企图失败了。《左传》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又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桀靠军事征服上的胜利，也不能挽回其危亡的命运。
最终，商的首领汤率众伐桀，灭亡了夏。
第二节 商
一 商的兴起商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商的先世 商是兴起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部落，传说商的始祖名契，契母简狄是有娀氏之女，吞玄鸟卵有孕而生契 [10] 。《诗•商颂•玄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诗句，就是传颂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反映了商族是以燕子作为自己的氏族图腾，也反映了商族在契以前还未脱离母权制氏族的历史阶段。从契开始，商族才有了以父子相承为主的世系，商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大概就在这时。
商人早期经常迁徙。《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八迁的地名见于古书的有商丘、亳、砥石、蕃等 [11] 。这些地点大约都在今河南、山东境内。但商人活动的范围则颇为广阔，《诗•商颂•长发》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说明商人曾在海外打过胜仗。古书上记载商王亥曾赶着牛群到有易氏地区，有易之君杀王亥，夺其牛群。后来王亥之子上甲微，战败有易，杀有易之君绵臣 [12] 。据此，则王亥时商人势力可能已进入到河北北部了。
《史记》说契曾跟随禹治水。后来冥又作夏的水官，《国语》说冥因治水而死于水。当夏人统治着黄河中下游时，商人大约一直臣服于夏。
《世本》：“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相土、王亥时商人开始利用牛马挽车，这是商人对古代文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汤灭夏和商王朝的建立 夏代末年，夏王桀无道而失掉民心。商汤趁夏乱而翦灭夏的许多属国，以扩大自己的力量，正如《孟子》所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后来汤又灭韦（今河南滑县）、顾（今河南范 县）两国，又用伊尹为佐，于是举兵伐夏。汤与桀战于鸣条（今河南开封附近），夏桀败走。汤灭掉夏最后一个属国昆吾（今河南濮阳），同时也灭桀。《诗•商颂•长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正是商人歌颂汤灭夏的史诗。
古书上说汤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一说建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师）。按《史记》记载，自汤建国到商亡，共传17代31王，历时约554年。
盘庚迁殷 据古书记载，从汤至盘庚，商人“不常厥邑”，曾经五次迁都。五迁的年代和地点说法不一。《竹书纪年》说仲丁迁于隞（今河南荥阳附近）。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祖乙居于庇，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盘庚自奄迁于北蒙，号之曰殷（今河南安阳）。这五迁的范围仍不出今河南、山东境。
关于盘庚迁殷之事，《尚书•盘庚篇》说起初遭到贵族反对，后来在盘庚的胁迫下，贵族们才服从迁都。迁都的原因，《盘庚篇》未提。汉代学者推测是当时贵族生活奢侈并侵迫平民，盘庚迁殷是为了缓和贫富间的矛盾 [13] 。也有人认为商代农业生产力还比较低，经常迁都可能和地力耗竭有关。不过这些推测都缺乏确凿的根据。
《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由于从殷墟出土了从武丁至帝辛的历代王室的不少占卜刻辞，证明“更不徙都”之说是可靠的。盘庚迁殷以后社会经济方面一定有了较大变化，才会一变过去长期以来经常迁都的局面。
武丁时期的商王国 盘庚迁殷后，商王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了发展，特别到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可说是商朝最强盛的时期。武丁在商诸王中颇负盛名，《诗经》的五篇商颂，其中《玄鸟》和《殷武》都是为颂美武丁而作。
《尚书•无逸》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意思是由于武丁曾居民间，多少能知道一点民间疾苦。《史记》说“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
武丁对外不断用兵。在商西北方面的 方、鬼方，经常去侵扰商。卜辞中有许多武丁时期商与 方、鬼方作战的记载。经过了较长的时间，武丁挫败了 方和鬼方。《易经》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商对南方也进行过很激烈的战争，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用兵“南土”的记载。《诗•商颂•殷武》说：“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这是武丁时期商人在江、汉流域 打了大胜仗的证据。《玄鸟》还说武丁时商王国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随着商人对外征服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的疆域也日益扩大起来。
《孟子》说：“武丁朝诸侯，王天下，犹运之掌上。”显然有夸大之处，但武丁时的商，国家强盛，社会秩序较安定，大体上是可信的。
二 商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农业 农业是商代的主要生产部门。商四境之内，分布着许多农田。商王在祈年时既希望“中商受年”，也希望“东土”、“西土”、“南土”、“北土”都能获得好收成。
大量的考古材料证实，商代从早期到晚期，农具基本上都是木、石制成的。尽管商代早期就已有青铜的器物，但广大农夫仍不可能拥有青铜的农具。甲骨文中耤字作 ，表示一人手扶耒柄，用足踏耒而耕。在商代的窖穴、墓壁上还保留着耒挖过的痕迹。木制的双齿耒，无疑是商代的一种重要耕作工具。石铲和骨铲是商代遗址中常见之物。铲装有木柄，是铲土或除草的工具，或者就是古文献上所谓的耜。收获谷物是用石制的镰、铚，也有的镰是用蚌壳磨制而成。石铲和蚌铲，在商代遗址中的数量是较多的。
甲骨文中的田字作 。在甲骨文中还见到有疆、畎等字。可见田字中间的格子是表示田地上的疆界和沟洫。卜辞中有“曰 田”、“王大令众人曰 田”的记载。 田是指许多人在一起耕作。由于工具和技术都还比较落后，故而农业中仍保留着大规模的简单协作。
平民是商代农业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卜辞中所见的众或众人就是平民，卜辞中有王令众人入羊方 田的话，还有“王往氐众黍于 ”，“衷小臣令众黍”的记述。为商王种田的不仅有商人，而且还有外族人，如卜辞中有王令多羌 田的记载。为了监督劳动，商王还设置“小耤臣”、“小众人臣”之类管理的官吏。
农业收入是商王国的主要财源，因而商王对农业生产非常关心。商王经常向上帝、祖先和河神祈求降雨和得到好年成，又经常督促“小耤臣”、“多尹”去指挥具体的田间生产事宜。有时商王也亲自去察看地里的庄稼，或者去参加耤田的收获活动。
出现于卜辞之中的谷物名称，有禾、黍、稷、麦、秜（稻）等。商人在祈年时常常是乞求禾、黍能有好收成。禾、黍适宜于在黄河流域生长，是当时广 泛种植的作物。商代贵族饮酒之风极盛，卜辞中除提到酒之外，还有醴和鬯。而黍是主要的酿酒原料，故而卜辞中有较多关于黍的记载。
商人除经营农业外，也饲养着牛、马、猪、羊、鸡、犬等家畜。在不少商遗址中常发现镞、网坠等渔猎工具和兽骨、鱼骨，表明渔猎在民间仍有经济上的意义。卜辞中关于渔猎的记载很多，猎取的野兽以麋鹿、野猪为最多，一次所猎获的鹿可达348只。
手工业和商业 青铜冶铸业在商代获得了重大的进展。丰富的考古材料证明，在商代早期，商人就已能制造出较为精致的武器和容器了。到商代晚期，冶铜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不仅数量、品种多，而且制作也更为精美，其中不少器物，成为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珍宝。
商代铜器使用的地区相当广阔，除了偃师、郑州、安阳的商代都城遗址以外，山西、山东、河北等地，也都发现过不少的青铜器物。另外还知道，至少从商代中期开始，青铜器的生产已扩大至长江流域的江西、湖北、湖南等处。
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了较大的铜器作坊遗址。从出土遗物看出，当时的制作方法是用泥土制成器范，再用木炭为燃料，把陶制坩埚中的铜炼好，然后用铜液注入范中。根据化验的结果，知道安阳出土的铜制容器，铜约占70%，锡约占30%。硬度高的工具、武器，锡的比重较容器为大，显然商人对铜锡的比例是掌握的。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875公斤，铸造这样的大器，若没有丰富的冶铸经验是不能设想的。
现在所见到的商代青铜器物，属于容器者有鼎、 、壶、盘、鬲、爵、觚、 、尊、觯、卣、 、彝、觥等，其他方面有乐器和车马饰物。容器主要是供贵族使用的，制作很讲究，上面有浅浮雕的花纹，常见的有饕餮纹、云雷纹和风鸟纹、象纹、虎纹等。商晚期的铜器上常常是铸有铭文的。青铜武器有戈、矛、钺、镞等。现在发现，个别的铜钺上还镶有铁刃，这种铁是利用陨铁锻制而成，当时还没有炼铁术，但铁这种金属，已为人们所认识，并加以利用。青铜制的工具有刀、斧、锛、凿、钻、锥、铲、鱼钩等。而石斧、石凿在商代仍被长期使用着，这一现象说明青铜器的出现还无法完全取代石器工具。
虽然青铜器物发现不少，但在商代也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使用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陶器仍是必不可少之物。所以商代陶器生产的规模是较大的，如在郑州就发现过大片的窑场遗址。在陶器中颇为突出的乃是高岭土烧成的陶器，为后来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从考古发掘材料得知，商代织物除麻布之外，还有丝织品绮和刺绣，充 分说明丝织工艺在商代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商代手工业和农业已有了初步的分工，商业也有了萌芽。商代遗址中常出土海贝，当时人除用海贝作装饰品外，也可能作为交换的媒介。《尚书•酒诰》说到西周初年朝歌一带的商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的情况，当时各地之间互通有无就是依靠这种小商人。
贵族与平民 掌握着商国家命运的大贵族集团，是由商王及其亲属和显贵所组成的。大贵族都是聚族而居，他们依靠宗法关系来统治其广大的宗族成员，故《尚书》上称他们为“大家”。他们占有大片的田地，也拥有手工业作坊。他们在商王手下任文武要职，官爵一般是世代传袭的。
在商代社会中还存在平民的阶层。《尚书•无逸》中提到的小人，就是指具有自由身份的农民而言。《孟子》说，“殷人七十而助”，即商王把一部分土地划成70亩一份而交给民户去耕种。所谓助就是要耕种者给商王提供繁重的力役地租。此外，有时他们还要参加征伐和戍卫。
商代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奴隶，其中有由战俘转化而来，尤以羌人为多。卜辞中有妾、奚、仆，当是一些家内服役的男女奴婢。卜辞中所谓的 妾、沉妾、伐妾，就是指杀女奴来祭神的几种仪式。商代后期，贵族死后要用人殉葬，也往往使用战俘或奴隶，少者一两名，多者几十。
三 商的政治制度
官僚机构和分封贵族 商国家权力掌握于商王之手。商王在臣民前自称为“余一人”，以表示其独尊无二的特殊身份。王位是世代相传的。一般是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到晚商时期才完全确立起父死子继制。
《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材料证实，商王对国家大事的决策，事先都必须向鬼神占问。《尚书》的记载表明，商汤和盘庚在贯彻其政令时，都假借鬼神的旨意，实行神权统治。
商王手下有着为数众多的“臣”或“臣正”。见于卜辞和铜器铭文的官名很多，有小臣、小耤臣、小众人臣、卜、史、作册、御史、宰、尹等。属于武职的有马、亚、射、卫等。商代小臣的地位颇高，如汤的辅佐伊尹就是小臣。后来也如此，卜辞中有不少小臣代王祭祀或率兵出征的例子。
《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酒诰》指出商代有内、外服之分。内服是商王畿，即商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外服是指分封给邦伯的封地，再有派侯、甸去统治的边境地 区。内服、外服中都有许多的邑，贵族、平民都聚居在邑中。
封君有侯、伯两种。如见于卜辞的，武丁时有仓侯虎、井伯、易伯，帝辛时有攸侯喜。见于文献的有鬼侯、鄂侯、西伯。侯伯的封地是世袭的，他们各自拥有武装，置有“臣正”。封君对商王有贡纳谷物、龟甲、牛马的义务，再就是要服“王事”，即率兵随王出征。商代统治集团就是由大小贵族官僚和侯伯所组成的。
军队和刑法 商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卜辞记载一次出兵人数可达3000或5000，最多时曾到1.3万人。商人在作战时有步兵，也有战车。战车用两匹或四匹马曳引。车上有几名用青铜兵器装备起来的战士。军队可能分为三支，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的记载。士兵成分多为平民。军队一般是临时征集的，卜辞中称之为“登人”或“雉众”。军队主帅由王或大臣担任。商代军队的职责除对内镇压外，便是对外进行征服和掠夺。从卜辞记载可看出商代对外战争十分频繁。卜辞中记载被商人杀死的敌人，一次便达二千六百多人，说明当时的战争非常残酷。
《荀子》说“刑名从商”，《吕氏春秋》说商代有“刑三百”，商代刑法繁多是没问题的。监狱在商代也已出现，纣王曾把周文王拘禁在羑里，羑里即商监狱所在。甲骨文中的执字作 ，象一人双手戴上刑具，安阳殷墟出土的陶俑，双手是被枷锁住的。文献记载商代还有醢、炮烙等酷刑，刑法是商代统治者维持统治的重要工具。
商和诸方国的关系 在商的四周，分布着许多小国，有的则穿插于商国境之内。商称它们为方或邦方。在武丁时期有御方、井方、危方、马方等三十几个方国。在商西北方向的有土方、 方、鬼方、羌方，在商之南有人方、虎方。
方、鬼方、羌方、人方是较为强大的方国，和商处于敌对地位，成为商的劲敌。根据卜辞记载， 方经常去侵扰商的田邑。卜辞中保存着不少商和各方国间发生战争的记录。不过多数的方国比较弱小，它们臣服于商，有些方国后来也渐渐为商所吞灭。
帝乙、帝辛之世，商人对东南的人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卜辞和铜器铭文中都有不少“征人方”或“王来征人方”的史料。人方即后来的东夷或淮夷，是淮水流域的一个强大方国。《吕氏春秋》: “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商人到东南地区捕象曾给东夷人带来灾难。殷墟出土的鲸鱼骨、海贝、大龟、象骨，可能都是从东南沿海掠夺来的。
卜辞中记载着商人征人方来回所经之地和日期，往返一次大约要200 天。商不断对人方的用兵，自然是劳民伤财的事。安阳殷墟发现过上刻“人方伯”字样的人头骨。显然是商人杀死了人方的君长，并带回其头骨以作为战利品。最后商虽然征服了人方，但商的国力也因此而耗费殆尽。胜利所付的代价是不小的，正如《左传》所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四 商的衰亡
商国家的崩溃 武丁以后，商统治阶层越来越腐化，《尚书•无逸》：“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到商末帝乙、帝辛时，情况最为严重。统治者沉醉于奢侈、享乐生活之中。纣王帝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在邯郸以南、朝歌以北这一范围内修建许多离宫别馆，又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西周时铜器铭文说，“唯殷边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肄于酒” [14] 。可见大小官僚无不沉湎于酒，甚至一部分平民也不例外，出现了“庶群自酒，腥闻在上”的现象。
由于整个统治阶层的奢侈腐化和对民众残酷的压榨、掠夺，平民的反抗活动日益展开，《尚书•微子》说“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正揭示出国内矛盾十分尖锐的情景。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统治阶层内部的倾轧也加剧起来。纣王自恃有材力而疏远其旧臣，《尚书•微子》说他：“咈（违）其耈长旧有位人。”《牧誓》说纣把“四方多罪逋逃之人”安插在“大夫卿士”的位置上面，像费仲、恶来、崇侯虎，都是他所信任的人。原来忠于纣王的比干谏而死，箕子佯狂，微子出走。纣王失去了一部分具有实力的大贵族对他的支持，使得统治集团陷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这对于商政权的覆灭也起了加速的作用。
由于商统治力量的削弱，许多小国便纷纷从商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左传》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曾经长时期屈从于商的周，这时乘机拉拢一些小国，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左传》说周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出现了三分天下周人有其二的局面。商要被周灭掉已成定局。
五 商朝的文化艺术
天文和历法 商人对天象变化颇注意，在卜辞中已有日蚀、月蚀的记 录，卜辞中还有关于鸟星、商星、大星、火星的记载，当时的人已具备了一定的天文知识。
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商代已有较完善的历法。商人将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为30日，小月为29日，每逢闰年则加一个月，武丁卜辞中有“13月”这样的名称，可知闰月是放在岁末的。从祖甲时起，历法有了改进，置闰岁终为置闰岁中所代替。
文字 现在所见到的商代文字记录材料主要是保存在甲骨、铜器及其他器物上，其中以甲骨上的为最多，甲骨文即指这种文字而言，其时代是从武丁到帝辛。甲骨文的单字约在4000以上，说明商代晚期文字已相当繁多。后人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这六种构成与使用文字的原则，在甲骨文中基本已具备，则商代晚期已经形成了具有严密规律的成熟的文字系统。无疑，这是经过长期发展而来的。不少刻在甲骨上或是书写在器物上的文字，书体是非常美观的，都是一些宝贵的书法艺术作品。
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长的一般约为四五十字，当时写在简牍上的或许更长，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应该是可信的。
宗教迷信 上帝这种宗教观念在商代已经产生，商人认为“帝”或“上帝”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帝下面也有“臣正”，上帝既是自然界的主宰，又可降福降灾于人间。日月、星辰、河流、土地也是商人的崇拜对象。此外商人还崇拜祖先，统治者认为商的先公、先王可以宾于帝或是配于天，即他们升到上帝左右，获得和上帝相仿佛的某些权力，商人对先公先王的祭祀名目繁多，仪式十分隆重。
占卜在商代很盛行，各地的商遗址中都发现有卜骨。占卜的方法是用火在牛胛骨或龟腹甲上烧炙，甲骨的背面便出现裂纹，古人称它为“兆”，再根据“兆”的形状来断吉凶。从安阳殷墟出土的王室占卜用的甲骨来看，当时卜人将所占问的事和吉凶情况以及日后应验与否刻在兆纹旁，这些刻辞能看出商王占卜的范围很广，从天时、年成、祭祀、征伐到商王个人田猎、疾病等琐事无所不包。安阳历年出土的甲骨刻辞有十万余片，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艺术 青铜铸造和装饰艺术在商代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在许多青铜器上面，装饰有绚丽的花纹，最常见的和具有特色的是饕餮纹，此外还有夔纹、虎纹、鸟纹、鸮纹、鹿头纹、牛头纹、云雷纹等。有的铜器还做成动物形，造型非常美观。青铜器成为了商代艺术中的代表者。此外，商代有些玉、 石、陶、骨、角、牙的制品上也雕刻有精美的花纹。出土文物中发现较多的玉石佩戴物和饰物，多作鸟形或鱼形，用简练的刀法刻琢成很优美的形象。
在殷墟发现的商代乐器有埙、磬和革鼓、铜铙。在甲骨文中有乐字，作 形，象丝弦架于木上，商代可能已有琴瑟之类的乐器。甲骨文中有舞字，象人身上挂上饰物婆娑起舞之状。
* * *
[1] 《国语•周语》。
[2] 《世本•居篇》。
[3] 《逸周书•度邑》。
[4] 《世本•居篇》。
[5]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6] 《竹书纪年》：“益干启位而启杀之。”又见《韩非子•外储说》。
[7] 《尚书•甘誓》。
[8] 见《国语•楚语》、《逸周书•尝麦》等。
[9] 《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
[10] 见《吕氏春秋•音初》、《帝王世纪》等书。
[11] 《世本》：“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12] 见《竹书纪年》、《楚辞•天问》。
[13] 《后汉书•杜笃传》：“盘庚去奢行俭于亳”，郑玄《尚书注》说与此相似。
[14] 《大盂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