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和对外贸易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这标志着中国历史近代时期的开始，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鸦片战争前四五十年中，清朝政治日趋腐败。官吏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军备废弛，国势衰弱。同时，土地兼并剧烈、地主剥削加重，造成许多农民破产流亡，社会危机愈益严重。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使古老的中国遭到空前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当时中国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着的自然经济，有力地抵抗西方工业品的输入。清朝限制对外通商的闭关政策，也起着保护封建经济的作用。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毛织品的滞销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习惯。外来棉布价格虽比土布略低，但不耐久，缺乏竞争力。从19世纪20年代末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输华棉布虽然增加了1倍多，棉纱虽然增加了5倍多 [1] ，但每年总值不及70万英镑 [2] ，加上其 他制造品也不过100万英镑左右。而中国销英茶叶每年约值1000万银元，丝和丝织品约二三百万银元，合计约300万英镑。中英贸易中国出超有利于中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不利的情况。还要提到的是，在20年代，中国每年经英、美商人输出土布多至300多万匹，远销美国、南美洲和澳洲。在30年代输出量减少，但经英商输出的每年也还有几十万匹。

鸦片走私与烟毒泛滥 　英国东印度公司久已非法进行鸦片贸易。从19世纪初年开始，鸦片输入中国数量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的统计，19世纪最初的20年中，平均每年数量约5000箱（每箱约120斤），30年代迅速增加，到1839年竟增到四五万箱 [3] 。其中绝大部分是英国人贩卖的印度鸦片，小部分是美国人以“飞剪式”快船贩运的土耳其鸦片和印度鸦片。贩卖的方式，自20年代起，因在黄埔走私遭禁而改为在广州口外伶仃洋趸船上私卖，到30年代便在东南沿海到处走私。贩卖鸦片的罪恶行为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法纪道德并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中国吸鸦片受毒害的人数不下200万人。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根据不完全统计，1821—1840年间，中国白银外流至少在一亿元以上。

白银的大量流出，引起银价剧烈上涨。19世纪初年，白银每两折合制钱略逾千文，30年代末涨到一千五六百文。银价高涨，大大加重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负担，因为他们出售产品所得到的是制钱，而交纳捐税要按银价折合。银荒又引起了商业的停滞和物价的上涨。烟毒泛滥的影响波及全国各阶层人民。

中国在嘉庆年间公布的严禁贩卖鸦片的法令，并没有宣布废止。只是封建统治的机器已经在鸦片贸易面前瘫痪了，外国烟贩们破坏法令的行为没有受到有力的制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 [4] 但是，银荒所引起的财政困难，烟毒泛滥对于军队和官僚机构的严重腐蚀，人民愤怒的呼声，这些都使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如何应付面临的危机。

禁烟问题上的争论 　1836—1838年的几年中，鸦片问题引起清政府的讨论。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奏请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品，理由是政府可借 此增加大笔税收，弥补财政困难。这种弛禁主张，受到多数官吏的反对。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 [5] 上奏，痛陈鸦片祸害，揭发官吏包庇，主张严惩吸烟者以遏制鸦片的输入。道光帝命令办理禁烟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 [6] 进京筹议查禁事宜。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各省展开了。北京查获的吸烟犯中竟有皇亲贵族。两广总督邓廷桢 [7] 从赞成弛禁转而认真禁烟，12月12日，广州爆发了一万多人的群众示威，反对英、美等国干涉广东当局在商馆前处绞烟贩。到了年底，道光帝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并命令由他节制广东水师。

林则徐领导的禁烟运动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严查烟贩，整顿水师，惩办不法官兵，晓谕外商呈缴鸦片。当时内有权奸暗中阻难，外有西方鸦片贩子和英国代表威胁恫吓。林则徐坚决宣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他对鸦片商人采取“劝戒兼施”的办法，责令十三行行商伍绍荣等赴外商居住的洋馆开导。24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阻止外商交出鸦片。林则徐下令断绝贸易，派兵监视洋馆，封锁广州、澳门之间的交通线。27日，林则徐再晓谕英商论以理、法、情、势都应永绝贩卖鸦片。义律被迫命令英商缴出鸦片，但暗中又向他们保证烟价由英政府负责，蓄意向中国开衅。

从6月3日到21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了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这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动。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决不愿意放弃一本万利的鸦片贸易。林则徐命令外船进口要出具甘结，保证不夹带鸦片，如果查出则货物没官、人犯正法。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却禁止英船具结，甚至以军舰阻止已经具结愿意进口的一些商船。1840年2月，林则徐就任两广总督，邓廷桢改督闽浙，他们对沿海严加戒备。林则徐支持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出告示说：“如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英国侵略者发动战争 　随着19世纪初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1825年、1837年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早就迫不及待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派间谍船侦察中国沿海港湾的情报并提出了武装侵略中国的具体建议。在华鸦片贩子和伦敦、曼 彻斯特、利物浦的英国商人都纷纷上书英国政府，要求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和保护鸦片贸易。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经英国国会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义律（george elliot）统带的侵略军4000人，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广州人民组织水军、义勇加强防守力量，伺机出击敌船。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遇到福建地方军民的抗击，就北驶浙江，攻占防御薄弱的定海。8月，英国派船到白河口投书，向清政府直接恫吓。穆彰阿、琦善等主张投降妥协的官员乘机宣传英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琦善在天津海口谈判时答复英人的照会上竟说，林则徐等“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

统治阶级中出现了妥协派和抵抗派的尖锐对立。道光帝派琦善到广州继续谈判，下令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两江总督伊里布和义律先行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琦善一到广州，立即裁撤海防措施，专求妥协。1841年1月初，英军突然袭占沙角、大角两炮台。义律向琦善提出议和条件，其内容包括开放广州、赔款600万元和割让香港等条款。

琦善虽一意求和，但却不敢接受割让香港的条件。1841年1月26日，英军侵占香港。2月下旬，侵略军一面从定海撤退，一面攻占虎门炮台。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 [8] 孤军奋战，将士数百人壮烈牺牲。

道光帝原想以牺牲林则徐换取廉价的妥协，后见英方要求十分苛刻，又倾向抵抗。1月27日，道光得知英军攻破大角、沙角炮台，决定下诏“宣战”，从各处调兵云集广州。但是林则徐等抵抗派依然被排斥。主持军事的是宗室奕山，他主张“防民甚于防寇”。5月底，奕山在遭到一些挫败后，就派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和侵略者订立一个“赔款”600万元的“赎城”协定，其中包括清军撤出广州城外60里的条款。林则徐虽然一度被命以四品卿衔赴浙江镇海协助防守，但在6月间仍被斥责谪戍伊犁。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英国侵略者遇到了中国人民坚决的抵抗。1841年5月30日，广州西北郊三元里一带103个乡的农民数千人以刀、矛和农具向侵略广州的英军展开了英勇的讨伐。在一天的激烈战斗中，大股英军被农民们层层包围，遭到痛击。第二天早上，经过广州府知府余保纯为敌人求饶，这些替鸦片贩子开辟道路的英国军队才狼狈不堪地逃去。

对于这次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抗，义律在布告中竟无耻地说“不追究人民 这次顽抗，但以后不得再犯”。人民张贴檄文答复说：“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

侵略者扩大战争、清政府妥协投降 　1841年4月，英国政府为了扩大侵华战争，派遣璞鼎查（h. pottinger）来中国代替义律，决定用武力压迫清政府订立一个有广泛侵略权利的通商条约。从1841年8月侵略军一度侵占厦门之后，于10月初接连攻陷浙江定海（第二次陷落）、镇海、宁波三个城市。驻守镇海的署两江总督裕谦 [9] 集众宣誓死守，城陷投水自尽。道光帝派遣素不谙兵的皇侄奕经到浙江绍兴主持军事。奕经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三路，乘夜冒雨进攻三个失陷的城市，企图以偷袭侥幸取胜，结果三路都遭到惨败，自己逃至杭州。道光帝一面继续调兵遣将，一面准备求和。他派遣盛京将军耆英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到浙江主持对英交涉。5月，浙江海防重镇乍浦陷落。6月中，英军进犯吴淞口，守卫吴淞口炮台的老将陈化成血战殉国。英军进而侵占上海、宝山，溯江而上攻陷镇江，切断南北交通。8月初，英国军舰直抵南京下关江面。军机大臣穆彰阿利用形势，公然声称“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把妥协派造成的军事失败归罪于反侵略的正义主张。由于英国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妥协投降路线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1842年8月29日终于由耆英、伊里布等和英国侵略者在英船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人民的自卫斗争和爱国将士的英勇战斗 　由于英国侵略军到处焚劫淫掠，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自卫的反抗斗争在各处展开。广州、厦门、宁波、台湾、太仓、靖江以及其他各地群众，都自动进行斗争，给英国强盗以沉重打击。农民是反抗斗争的主要力量，参加这些斗争的也有手工业工人、沿海渔民和其他社会下层群众（如浙东宁波等地的黑水党），以及一些有爱国思想的士绅们。群众武装中最正规的组织形式是团练义勇。一般都是自发的临时性的武装组织。广州三元里的农民队伍便是从临时自发的组织发展成为联系各村各乡的经常性组织的。

在清政府的军队中，士兵大都是爱国的，抗战的，此外，还有一些英勇杀敌、顽强抵抗的将官。在虎门力战的关天培，坚守吴淞的陈化成 [10] 和定海 再陷时苦战牺牲的葛云飞 [11] 等将领和他们部下的官兵，都是鸦片战争中值得纪念的英雄们。所有这些斗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勇不屈精神，成为中国近代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辉起点。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 　《南京条约》及其后两年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加上了沉重的锁链。使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元、割让香港、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它还规定了进出口货税须同英方“秉公议定则例”，破坏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1843年7月22日在虎门订立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侨民犯罪（指刑事案件）应交英国领事照英国法律办理，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中国司法权也开始被破坏了。1843年10月8日《中英虎门续约》规定，将来中国如“有新恩施及他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开始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是束缚半殖民地国家的三条重要链索，是经过英国侵华战争由英国侵略者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条约首先规定下来的。

美国资产阶级在鸦片战争中一贯支持英国，《南京条约》订立后，美国接踵而来要求订约。1844年7月，由清钦差大臣耆英和美国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领事裁判权被扩大为包括到美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民事案件，以及美侨和其他外侨之间的诉讼，中国司法权进一步遭到破坏。进出口货物税率被规定为须得美国领事同意才能改变，“协定关税”的原则被进一步确定了。此外，在这个条约上还第一次规定了外国商轮沿海贸易权和外国兵船各口游弋权。条约还允许美国在五口建造教堂。

接着，法国也派遣专使剌萼尼（j. de lagrenée）和一支舰队到中国，胁迫耆英在10月24日订立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取得中英、中美各约的特权，并迫使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

比利时和瑞典·挪威（当时是联合王国）等国也都在“利益均沾”的名义下享受对中国的各项特权。

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是中国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奴役的起点。中国社会从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封建经济遭受外国资本主义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控制，中国社会开始转化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了原有的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外，又加上帝国主义 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并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在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开始肩负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中国人民革命和一切反抗斗争都开始带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近代时期。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农民战争的酝酿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

五口贸易 　五口成为“条约口岸”，中国门户洞开，西方资产阶级急欲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鸦片战争后的几年中，进口货数量一度猛增。1843年，英国输华棉纱数量（621万磅）加倍于战前。1845年，英国输华棉布数量（1.12亿码）达到战前的5倍。英国棉织品输华总值从战前每年70万英镑左右递增为1845年的170多万英镑。清朝对洋货所抽的进口税很低（约5%），但外商还要走私逃避。厦门在1845年以后成为著名的走私口岸。广州关税在19世纪40年代后叶，逐年减少。宁波在1850年，进口货至少有一半是走私的。

口岸附近地区也出现中国走私商人和走私路线。由于上海洋布充斥，一条逃避内关（杭州北新关）的走私路线，就从上海开辟，经过苏州、嘉兴至澉浦，再行船运至余姚转宁波，分销浙、闽各地。1845年经过这条路线走私的洋布达20万匹 [12] 。

洋布大量人口，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40年代中叶，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手工纺织业开始衰退。根据1845年闽海关报告，由于洋布、洋棉充积，江浙棉布在闽南“不复畅销”，而漳州、同安一带原销台湾、江浙以至东北的土布也“壅滞不能出口”。

洋货入口，虽然使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农村副业以及商品经济都受到打击。但各地区的自然经济，依然起着顽强的抵抗作用。英国资产阶级曾经幻想短期内把中国变为无限制的市场，但涌入中国的货物大半仍被积压着。1846年以后，洋纱、洋布进口数量显著下降，到50年代才又回升。在鸦 片以外的普通商品贸易方面，进出口值的顺差，仍是在中国方面。五口开放后的十几年中，侵略者仍然以鸦片走私为主要掠夺手段。鸦片进口量从40年代中叶的每年四万多箱 [13] 达到50年代的年约七万箱。十余年中，进口鸦片总数达七八十万箱，合三四亿银元。香港成为囤积鸦片和走私的中心。

中国茶、丝出口量几乎是直线地增长。茶叶在30年代每年出口量为5000万磅强，五口开放后，1843年增为7000万磅，1851年将及1亿磅，即加倍于战前。丝在战前每年出口约1.2万包，40年代后叶每年约2万包，1852年达3.2万包，1853年6.4万包，即战前的5倍。茶、丝生产也相应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可靠的基础，因为贸易受外商的操纵，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成洋行的附属品，有些商人服务或依附于外国洋行，转化为买办商人。贸易价格受控制的结果，使直接生产者受到更大的剥削。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年，白银继续外流，1850年以后，银价每两竟涨至制钱两千余文。

侵略者在沿海掠卖人口 　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变化的同时，侵略势力和人民的矛盾也在加深。五口成为侵略据点，外国军舰经常出入停泊，水手暴徒麕集，抢掠行凶事件随时发生。和鸦片走私同时，还有人口掠卖。五口开放之后不久，英、美、法、西、葡等国侵略者在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各地，用欺骗、威胁，甚至绑架手段，掠夺劳动者（即所谓苦力）到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等处做苦工。厦门的德记洋行（tait & co.）就是一身兼任西、葡、荷三国领事的英国人德滴（j. tait）开设的卖人行 [14] ，另有合记洋行（syme, muir & co.），它的股东中有美国驻厦门领事。运走的华工在途中往往死亡过半，即使抵达国外也只能过着牛马一般的奴隶生活。这些外国人口贩子的不法行为都受着治外法权和侵略武装的庇护。

“租界”和港、澳成为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基地 　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破坏中国主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 balfour）和苏松太道员宫慕久议定，将黄浦江边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和李家场（今北京东路） 以南的一块地划为英国人租借居留地，称为《上海地皮章程》。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占有“租界”的开端。1848年，美国人占据另一块地为居留地，后来和英“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1849年法国也夺取了一块“法租界”。这些侵略者在1854年7月，乘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时机，擅自制定“管理章程”，在这些“租界”中成立行政、税收、警察和司法机构，以所谓“工部局”为中心建立殖民统治。香港被英国侵占后，迅速地殖民地化，并且成为走私的中心。葡萄牙在1849年迫使中国海关从澳门撤出，强迫中国居民向其交税，企图霸占澳门。这样，中国沿海一批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城市出现了。

社学领导的广州群众斗争 　广州地区人民从1841年夏间三元里抗敌斗争之后，就在市郊西北各乡设立升平社学作为抗敌的中心。广州东北各乡的东平和城南各乡的隆平、南平等社学也相继成立。参加社学的人数达十几万人，其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另外还有城乡手工业者和店员等，一些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了领导组织的作用。

社学声势浩大，1842年底，英国水手行凶后逃入洋馆，广州数万群众围烧洋馆，官府企图阻止无效。1844年，英国企图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经四十八乡三千余人抗议示威而停止。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感到不安。新任两广总督耆英污蔑社学群众为“游棍”、“匪徒”。广东巡抚黄恩彤竟说“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1846年以后，反侵略斗争围绕着反对外人进入广州城问题而更发展起来。本来《南京条约》并无允许英人入城之说，但侵略者曲解约文硬要进城。1846年1月，耆英竟宣布准英人入城。这立刻引起了群众的暴动。群众大张揭帖，“将攫官而杀之”，以警告卖国官吏，并驱逐联络英人的知府刘浔，放火焚烧他的衙门。社学还出告示，约期聚攻洋行。于是英国公使德庇时（john davis）躲到香港。清政府“抑民顺夷”的政策受到有力的打击。1847年，英国兵船闯入省河，耆英瞒着人民与英方密约两年后开放广州。但人民没有放松戒备。到了1849年，继任粤督的徐广缙看到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敢实行密约。英国侵略者又使用武力威胁的惯技，把兵船驶入省河。徐广缙准备屈服，但广州人民坚决抵抗，内外城和河南地方居民组织十万人的武装，昼夜操练准备迎敌，城郊各社学群众都枕戈待旦。广州商人也宣布与外国断绝交易。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不敢撄群众之怒，侵略者的恫吓也失效了。徐广缙奏道光帝说，“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允之必至立启衅端”。“入城问题”就延搁下去。清政府这种表面上的曲顺民意，实际上只是统治者借以躲开就要延烧到自己头上的火焰而已。

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有些爱国开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要求改变现状，提出学习西方“长技”、了解外国情况，借以抵御外侮的主张。向西方学习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林则徐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他在广州抗敌期间，不断搜集西方情报，翻译西方书报 [15] ，编成《四洲志》一书。他又主张采购西方武器，加强海防。湖南学者魏源 [16] 曾在裕谦幕府参与抗英事宜。他受林则徐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继续收集材料编成《海国图志》 [17] ，这是东亚第一部有系统地叙述世界史地的著作。他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反抗侵略。虽然他认为势可变而“道”不可变，但他提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这种主张变革的见解，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观点。

战后阶级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以后，国内阶级矛盾迅速发展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这一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另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危机加剧。战前鸦片泛滥和白银外流问题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纹银和制钱的比价不断上升。总数共达7000万元的军费和“赔款”，又转化为捐税和浮收，重压在农民身上。江苏的苏、松、太和浙江的杭、嘉、湖各府一石漕赋须纳米二石五六斗。江西也在二三石以上。这些主要农业地区，不但漕额重，浮收多，而且漕弊深。“大户”的负担大部分都摊于“小户”。苏南百分之八九十农民沦为佃户，受着无法交纳足额的地租剥削。在太平军到达南京前，十年之中，江浙各地农民抗漕、抗租的斗争已是如火如荼。1846年，昭文县（常熟）和镇洋县（太仓）农民先后攻入县署，并拆毁大批豪绅地主的房屋。1849年，松江农民攻入府署。元和（苏州）、无锡两县农民都拆毁知县衙门。这些在江浙主要农业地区所发生的情况，是全国农村动荡的写照。无论北方南方，农村骚动和群众起义都在不断发生。

白莲教系统（主要在北方）和天地会系统（在南方）的民间秘密组织也在积极活动。少数民族在边远地区也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全国范围内呈现了大风暴即将来临的景象。

洪秀全的初期革命活动 　当时广西是清政府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天地会在省内到处设立山堂。湖南、广东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和一些白莲教支派在当地不易容身时，也往往转移到广西来。但是天地会组织散漫，许多山堂不相统属，不容易形成统一集中的行动。40年代后期，广东人洪秀全 [18] 、冯云山 [19] 创立的拜上帝会进入广西。拜上帝会有严密统一的组织和纪律，因而能够迅速发展，代替旧式组织而成为革命中心力量。

洪秀全出生在广州城北90里花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幼年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由于家贫也参加种田劳动，又做了十几年乡村塾师。他应试几次都落第。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高涨，激发了他的反抗思想，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1843年，他把前此得到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加以附会解说，自称接受了上帝的“天命”，创立拜上帝会，并且动手打毁了私塾的孔子牌位。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桂平一带山区，在农民中进行了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冯云山做短工，当塾师，结识了很多贫苦人民，在三年中吸收了三千多名群众参加他的组织，这些群众一般都是纯朴农民和开矿工人。这期间洪秀全曾回到家乡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提出了反映农民朴素平等思想的口号，如“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鼓舞人们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斗争。冯云山留在桂平县紫荆山区领导拜上帝会同地主武装团练进行了斗争。1847年，洪秀全回到紫荆山。不久，他写了《原道觉世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他把地主阶级用以从精神上统治人民的各种神仙菩萨，总称为“阎罗妖”，把清朝皇帝也当作阎罗妖的化身（或是如以后的作品中直斥为“咸丰妖”），而把农民反对压迫剥削的理想神化为“皇上帝”，号召农民只尊奉皇上帝，共同歼灭清朝皇帝和各种妖魔蛇怪。他又制定了十款天条等宗教条规。十款天条规定严禁奸淫、嗜杀、贪财、赌博、吸烟、饮酒，要求严格的道德生活和组织纪律。

拜上帝会在斗争中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为首的革命领导核心。参加领导核心的还有种山烧炭的贫农杨秀清 [20] 、萧朝 贵 [21] 和在当地受到排挤的地主富农韦昌辉 [22] 、石达开 [23] 。

1850年夏天，广西全省的情况更加动荡：拜上帝会和团练的斗争更激烈了，天地会在各地的起义也愈加频繁，大量的饥民在迫切寻求出路。起义时机逐渐成熟。洪秀全号召各地会众到桂平紫荆山区的金田村集中“团营”，编制队伍，准备发动起义。贵县有几千“客家人”与土著械斗败走桂平，也到紫荆山和拜上帝会会合。

在起义风暴将要到来的时刻，道光帝于1850年2月25日死去。第四子奕 （1831—1861年）继立，于次年改元咸丰（1851—1861年）。咸丰帝为了表示顺应舆论，先后革去穆彰阿、耆英和琦善等人的职务，并命早已告老回籍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名义前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林则徐在赴广西途中死于广东潮州。当时长期把持政权的一些满族大臣及其依附者都是一些腐朽昏庸的官僚，咸丰帝很想换一批人来应付当时政治、社会的危机。他先任用道光帝的第六子恭亲王奕诉入值军机，1857年以后，郑亲王端华之弟肃顺渐揽大权。

第三节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和前期革命斗争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即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的会众共有一万多人，其中不少是全家乃至全村一同参加的。起义军分别组织男营和女营，在军中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度。这一支组织紧密、纪律严明的太平军，一开始就提出了要打到南京和北京的口号，明确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目标，斗志非常旺盛。清政府调集了两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军队，派了军机大臣赛尚阿充任统帅，进行镇压。这些绿营军队十分腐败，战斗力很弱。太平军驻扎在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半年多，在这里封了东、西、南、北、翼等王位，增订了官制，颁行了天历，政权机构已大致建立起来。当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时，一天就击毙清军的四个总兵 [24] 。太平军北上围桂林一月未攻克，北取全州时，冯云山中炮牺牲。全军进入湖南以后，湘南 道州一带有四五万农民、几千挖煤工人参加。萧朝贵率领先锋部队攻打长沙，在城下中炮牺牲。太平军攻长沙不下，继续绕道北进，在益阳和岳州得到一万多艘船只，并有许多水手加入，组成了水军。咸丰二年底（1853年初），太平军攻下武昌，击毙守城的湖北巡抚常大淳，武昌城中“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形成了一支男妇老幼共五十多万人的队伍。太平军从武昌顺长江东下，以破竹之势在一个月内连下九江、安庆等省会，直达南京。所到之处杀逐官吏豪绅，焚烧田契借券，受到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3月19日，太平军仅用十天时间即攻下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一个和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正式建立了。

北伐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十天，清提督向荣所率领的清军从广西一直尾随到南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又半月后，北京派出的钦差大臣琦善所率的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太平天国不顾这种威胁，派出大部分主力军进行北伐和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 [25] 和李开芳 [26] 统率，在5月8日从扬州出发，准备直捣北京。这支军队表现了高度的机智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一路上突破了敌人优势兵力的阻击，经皖北，入河南，在河南巩县附近强渡黄河，转入山西，然后跨过太行山，奇袭直隶，逼近保定。清政府大为震动，调集了僧格林沁和胜保所率的八旗兵主力，并抽调了南方战场上部分军队，竭尽全力阻截。北伐军兵力有限，避实蹈虚，移兵东向，占领天津附近静海一带，但因天寒粮缺，被迫撤至阜平、连镇，坚守待援。天京两次派出援军，都受到敌军阻击，未能与北伐军会师。李开芳率领南下接应援军的军队，也被清军围困于山东茌平一带。北伐军经过两年的战斗，最后在咸丰五年（1855年）春间几乎全部牺牲。北伐之役虽因孤军缺援损失了许多精锐部队，但北伐军的英勇战斗大大震撼了清朝的统治，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对皖北一带捻党革命活动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北伐军牵制了清军的大部分主力，也有利于革命势力在南方的胜利发展。

西征初期和湘军的出现 　与北伐同时，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在赖汉英等指挥之下，于1853年5月溯长江而西，再度攻取了安庆、九江、武汉等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西征军在安徽克复了二十多个州县，从此安徽成为太平天国控制的重要地区。西征军在1854年春进入湖南，遭到曾国藩 [27] 组织的 湘军特别是一部分有洋炮装备的湘军水师的顽抗。太平军在西征中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在湘潭、武汉和田家镇等几次战役中一路退守，损失船只万余艘。

曾国藩于1852年底以在籍侍郎受派督办团练，组成后来所谓湘军。他一开始就改变地方团练的老办法，以同乡、师生、亲友等各种封建关系纠合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任军队的将领骨干。兵士都由营官自行招募，对象是山区或乡间与外面较少接触的农民。招来后加以蛊惑欺骗，这样，湘军就不同于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练，而形成了一支有严格封建隶属关系和浓厚地方色彩的军队。曾国藩在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号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太平天国。他以“两湖三江”的地方观念，煽动人们对“粤匪”的不满；以“名教奇变”即封建礼教遭到破坏来煽动儒生和士大夫；又宣传“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和庙宇神佛遭到破坏来煽动落后群众。檄文集中地表现了地主阶级在思想意识上对农民革命的顽抗。湘军的出现是近代地方军阀的开端。

厘金 　为了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太平军的战争，清政府军费支出激增，而当时又以战争的关系，税收锐减，库空如洗。为了供应庞大的军费开支，咸丰帝曾先后下令铸铁钱、铅钱、大钱和发纸钞，但都不能通行，又推行“捐纳”（卖官鬻爵）、“捐输”（苛派勒索）等办法，仍不能解决军费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起，清政府准许各地设卡抽取“厘金”，就地供应军费。湘军和后来其他地方军队的经费主要都依靠厘金。“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初设时，大体按1%征收，但不久即无限制地增加。而且遍地设卡，一省之内的厘卡往往多至百余处。这种苛税严重地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成为地方官吏贪污勒索的重要来源。

西征的胜利 　1854年底，石达开奉命率太平军西上增援，在湖口和九江大败湘军，扭转了西征军的不利局面。接着第三次攻克武昌，进军江西，控制了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西征获得了巨大胜利。1856年上半年，驻守天京的军队在杨秀清直接指挥下，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接着又会同部分西征军击溃江南大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极盛的时期。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立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农民革命纲领。纲领的基本思想在于反对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它提出的办法是：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分”。“凡男妇每一 人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即16岁以上受全份，15岁以下减半。这样分田的主张，首先是从原则上否定了封建土地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又进一步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但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并没有找到实现这种理想的办法，只能提出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以25家为农村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称为“两”，以“两司马”为领导人），“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这种想把个体生产的小农的产品收归公有加以绝对平均分配的办法，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显然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所拟的分田和产品分配的办法都无法施行，许多地区“照旧交粮纳税”，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因而仍被保留下来。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收了许多抗拒革命的反动地主的财物土地，在革命政权的支持下，很多农民不向地主交租或交很少的租。后来太平军进入苏、常地区，这一带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较大，阶级斗争情况复杂，但许多地主也悲叹“无租可收”、“租米不还”、“各户无租”。这说明了封建剥削关系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农民的生活和地位也就有所提高。

地方政权 　太平天国在所占领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太平军将领担任。一些农民担任了地方乡官。地方政权的建立使革命更加深入，在维护革命秩序和保证农民战争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还有不少地主混进革命的队伍，窃据乡官的职位，但在上级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控制下和群众的监督下，这些窃据乡官的地主一般不可能像清政权下的里正甲长那样肆意横行。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在经济方面，太平天国通过没收地主、官僚的财物，强迫地主缴纳捐款等方式，对地主阶级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在革命政权支持下，农民反封建的抗租斗争更加普遍地展开。若干被杀的或逃亡的官僚、豪强的土地，实际上归了佃户所有。

财政方面，太平天国在各地征收钱粮，形式上沿袭清朝制度，但实际上由于废除了种种苛杂勒索，赋税大大减轻了。

太平天国起义时所创立的“圣库制度”，在建都天京后，继续在军队中实行。天京因为实行军事管理，也实行这个供给制度。这种制度对于保持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纯洁性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太平天国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在《天朝田亩制度》 中就规定分田不论男女（“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并废除买卖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太平天国也禁止娼妓，不准缠足。太平天国还设立了女官，建立了女军，并组织女馆中的妇女从事生产和其他工作 [28] 。

手工业方面，太平天国组织了“诸匠营”和“百工衙”（主要在天京），把手工业者按行业组织起来，生产军队和社会需要的军需品和日用品。

商业方面，除天京城内实行圣库制度、禁止私人开设商店外，其他地方商人都可自由贸易，商税很轻。

文化教育方面，太平天国颁印了大批书籍和文件，一般都用比较通俗的文体或诗歌体写成，以便群众传诵，并经常采用“讲道理”的方式向群众宣传。科举考试以太平天国领导人自己拟的试题来选拔人才。太平天国还专门成立删书衙，连几千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也被删改了。

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 　但是，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建立真正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新社会。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逐渐暴露出了自己的缺点。一些高级领导人开始滋长了追求权力地位的不良倾向，相互间产生了猜疑和不满。革命领袖洪秀全和另一主要领导人杨秀清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隔阂。抱有严重个人野心的韦昌辉利用这种矛盾挑拨离间。1856年9月初，正当太平天国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革命发展充满希望的时候，韦昌辉在洪秀全的纵容下，于9月1日晚发动内讧，几天之中，杀害了杨秀清 [29] 及其部下两三万人，使革命失去了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大批优秀干部、士兵。韦昌辉甚至还要加害回京劝解的石达开。

不久，洪秀全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将韦昌辉处死，召石达开进京辅政。石达开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初期革命斗争中贡献很大，威望很高，得到大家的拥护。但洪秀全又猜忌石达开，多方加以抑制，使石达开在天京难以立足。1857年5月，石达开负气率领着大部分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孤军“远征”，这使太平军在各个主要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给湘军在江西大举反扑造成机会。石达开军先在江西、福建活动，从1859年起转战湖南、广东、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各地的起义运动也 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远远脱离革命中心，他只能长期进行流寇式的战斗，没有多大作为，最后于1863年6月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

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太平天国在初期几年中的胜利发展，大大推动了全国的反清运动。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如火如荼，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高潮。

天地会系统的反清斗争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区域到处爆发，很多地方的天地会都为响应或是迎接太平军而举起义旗，其中不少参加了太平军。但是分散活动、不相统属仍是天地会的主要弱点。两广、湖南一带，自太平军北上后，各种名目的天地会山堂不断举行起义。1854年，胡有禄、朱洪英等在广西灌阳县建立“升平天国”。同年，陈开、李文茂等在广东佛山起义，围攻广州城，1855年转入广西，在浔州建立“大成国”，到1861年失败。1853年9月，小刀会刘丽川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到1855年2月才在清军和英法侵略武装的共同镇压下失败。此外，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台湾都有哥老会、小刀会、天地会等各种支派的起义。

白莲教系统的斗争遍及南北，鲁西和直隶南部一带是他们在北方的重要活动中心。在浙江、福建、湖南、贵州等省，有斋教、八卦教等的活动。1855年，贵州苗族雇农张秀眉举行起义，苗民参加者达数万人，并有白莲教的红号、黄号、白号三支起义军响应配合。

活动于皖北、苏北、豫东南、鲁西南一带的捻军，以破产农民、游民和散兵为主要成分。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这一带，更推动了捻军的斗争。1855年，各路捻军会集于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县城），推张乐行 [30] 为大汉明命王。此后，捻军成为黄河长江间最活跃的农民武装力量。

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

侵略者伪装中立 　西方侵略者在50年代初年，就不断阴谋以军事侵略继续扩展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咸丰元年底（1852年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alcock)向英国公使文翰建议，要乘中国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时机，把兵船开入长江，对清政府“不加警告，不给以事先准备的时间”，就强占镇江，封锁运河，切断漕运，迫使清政府答应英国的一切要求。1853年初，太平军从武汉顺流东下，阿礼国又函文翰，建议由英国或是单独行动，或 是联合美、法两国，进行武力干涉，并“乘清朝皇帝还握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于是文翰下令沿海英国军舰集中上海。但是太平军迅速占领南京，迫使侵略者暂时宣告“中立”。

此后一年余，英、法、美三国连续派人到天京窥探，想要诱胁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从清政府得到的特权。1853年4月，英国由文翰把《南京条约》中文本送给太平军，声明要以武力保持英国在上海的特权。东王杨秀清误以为他们同情太平天国，照复嘉奖文翰“忠心归顺”，说“天王降旨尔头人及众兄弟”果愿来“投效”或“通商”，均可前来天京，但警告他们不要帮助清朝；至于不平等条约和侵略权益则置之不理。文翰离天京经过镇江时，太平天国守将罗大纲又对他严厉斥责了英国人贩卖鸦片的罪行。文翰看到太平天国的新局面，回到上海后，建议英国政府假装“中立”，以免一旦“叛党成功”，英国陷入“极其狼狈的地位”。年底，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 de bourboulon)也到天京刺探，并要求保护天主教。太平天国将领秦日纲声明太平天国没有压迫天主教，但对不平等条约仍然拒不承认。1854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robert mclane)到天京和芜湖窥探之后，报告美国国务院说，不可能想象“天王兄弟”将来会承认英、美、法等国和中国所订的一切条约。他建议联合进行武装干涉。6月间，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代表包令（john bowring）派遣翻译官麦都思（w. h. medhurst)等再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东王诰谕批复其31条。其中第一条说，“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意思就是说：将来全国平定后，各国皆许通商，不独英国，但通商口岸须待将来再议，鸦片必须严禁。第18条说，“前月花旗国（美国）炎（火）轮船来京者，经诰谕他：不但许伊国通商，至万国亦许往来通商。但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凡欲来天国通商者，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这十分明确地指出外人通商必须遵守太平天国法纪，不能以不平等条约为根据。第19条说，“天地皆是天父所造，地产万物，煤炭谅亦随处皆有。……此后几欲贩运煤炭者请免来也”。这一条用意显然在于防止外国轮船以贩煤为名前来窥伺，表示了对侵略者一定限度的警惕 [31] 。太平天国虽然对侵略者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所持的严正态度已经使侵略者看出这样的革命政权是不可能强迫就范的。

英法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天津条约》 　从1854年到1856年，英、美、法三国曾一再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约”的要求。在清政府拒绝之后，1856年，英、法两国就组织联军发动了侵略战争，其目的在于扩大鸦片战争所获得的权益，所以也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中国水师在一艘停泊于广州的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海盗。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这船曾在香港领过登记证（登记证早已过期），硬说这船是英国船而进行干涉，发动武装挑衅。法国也以在此之前一个私人广西内地的传教士（马赖神父）被杀作为侵略借口。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事先毫无准备，临事不作抵抗，结果被俘送印度，死于加尔各答。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议和。跟英、法勾结而这时装作调停人的美、俄公使，也随侵略军同来天津活动。清政府深恐侵略者进攻北京，全部接受了他们的条件，分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侵略者退出天津，并定在第二年再来北京换约。

大沽战役与侵略战争之再起 　这时，咸丰帝还担心外国侵略者会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他也害怕外国公使带兵进京换约，可能盘桓不去。因此命令桂良等到上海和侵略者交涉修改《天津条约》，但遭到拒绝。11月8日，桂良等和英国代表额尔金（lord elgin）在上海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进出口货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收关税（茶、丝、鸦片除外）；洋货进口附缴2.5%子口税后，运销内地，不再征税；允许“洋药”（鸦片）公开进口，每百斤纳税30两。

清政府调集僧格林沁、胜保等所率的军队，驻扎大沽口到北京的一路上，并宣布大沽设防，不许外船出入。1859年6月，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在北塘登陆进京，并蛮横地以军舰攻击大沽炮台。大沽守军奋起抵抗，击沉击伤英、法军舰十余艘。美国军舰在激战时也参加了对大沽的进攻。这些侵略军在遭到迎头痛击之后，不得不狼狈地撤走。

大沽战役后，清政府并没有打算推翻《天津条约》，但是侵略者却要借题扩大侵略利益。同时，他们看到侵略计划还是要通过清政府才能实现，决定用武力压迫清政府使它成为自己更加驯顺的工具。1860年，英法联合组织更庞大的侵略军，北上进攻。英法统帅事先都奉有两国政府的指示，即如果清帝从北京逃走，中国的无政府状态将有利于太平军及各地人民起义的发展，而对英、法不利，所以必须注意维持清政府。侵略军先占据了舟山、烟台、旅顺等地，继于8月攻陷大沽、天津。9月下旬，侵略军攻至北京城外。 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留其弟恭亲王奕诉在北京谈判。侵略军在北京进行了极其野蛮的抢劫破坏，北京西北郊宏伟壮丽，被誉为“万园之园”的清帝离宫圆明园经过焚劫后，变为废墟。

《北京条约》 　由奕诉出面和英法侵略者签订的《北京条约》，除了全部承认《天津条约》的内容外，还增加了若干新的条款。这两批条约的主要内容综合起来如下：1．外国公使驻北京，这在当时是侵略者控制清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2．开放新口岸，包括沿海的天津（《北京条约》）、牛庄（后来在营口设埠）、登州（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和沿长江的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共11个口岸。3．允许外国教士深入内地传教，外国教士从此可以借传教名义在各地进行不法活动，并且霸占田地，广置产业。4．外人参与海关行政。5．修改税则，形成世界少有的低税率。6．允许鸦片公开进口。7．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北京条约》）。8．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夫于1858年5月28日用武力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大块土地割给俄国。1860年11月14日，俄国借口“调停有功”，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也割给俄国。西北地区，除1851年开放的伊犁、塔城两处外，加开喀什噶尔一处通商。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的领土和大量的主权，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从此迅速加深。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一方面打击了对他们还存有疑惧而不够顺从的清政府，但是更重要的是把濒于崩溃的清政府扶植起来，通过它来控制中国，并且直接帮助它来绞杀中国农民革命。

北京政变和那拉氏的掌权 　英法联军占据北京期间，留京贵族大臣如奕诉、文祥等，表现了与外国侵略者较为合作的态度。咸丰帝及在其身边掌握大权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却仍对列强抱疑惧态度。他们事实上把政治中枢移到热河。奕诉等一再请咸丰“回銮”，咸丰批示：“设使朕率意回銮，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死在热河，继位的载淳只有五岁。他的生母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或称西太后） [32] 和奕 共同定计，于当年九月 （1861年11月）回到北京时发动政变。咸丰帝临死时指定的八个“顾命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被杀或迫令自尽，其他五人被革职。政变后改元同治（1862—1874年），那拉氏和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一同垂帘听政，实权操于那拉氏之手，这样开始了她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自1861年迄1908年去世，共47年）。奕诉以议政王名义掌握军机处，兼领新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33] 。这次宫廷政变使英国所培植的势力占了上风，英国资产阶级把政变当作自己的胜利。英国公使卜鲁斯报告英国外交部说：“这次危机之决定转向有利于我们在华利益的方向，实受我们所执行的路线的极大影响。”

李秀成和陈玉成力挽危局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损失，从这时起，军事上便由原来的胜利进攻转为被动局面。1856年12月，武昌第三次失守，湘军从上游步步下逼。1858年4月，九江也被湘军攻陷。在天京周围，清军江南大营从1857年6月起加强围攻。这样，在1858年，太平天国所控制的地区已经很狭小了。敌方曾国藩等甚至估计在1858年6、7月即可攻下天京。但是，当时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还在发展，清朝统治下的湖北、江西等处人民也纷纷起义，要求加入太平天国队伍。杰出的青年将领李秀成 [34] 和陈玉成 [35] ，领导部队奋力战斗，挽转了危急的局面。

李秀成和陈玉成都是贫雇农出身，在革命队伍中经过长期锻炼成为优秀的军事统帅。他们密切合作，于1858年9月击溃清军在浦口一带的江北大营，又于11月在庐州（合肥）三河镇歼灭湘军主力之一李续宾部。这两个战役的胜利，解除了天京的围困和安徽的危急，起了稳定战局的重大作用。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 [36] 于1859年从香港来到天京，受封为干王，得到天王重用。他在香港和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中，接受若干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到天京后，就提出《资政新篇》，主张仿效西方，兴办工厂、矿山、铁路、银行、报馆等等。这种主张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洪秀全对这些建议大都批示为“可行”，但太平天国缺乏实现这些措施的具体条件，因而这些建议实际是被搁置了。当时天王信用亲属而疏忌主要将领。洪仁 玕是洪氏诸王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人，但和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不能和衷共济。上下内外不能通气，使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日趋于衰败。

太平军攻取苏南 　1859年底，清朝将领和春、张国梁统领的江南大营，以密营深壕层层围困天京。1860年初，李秀成轻骑入京，力请出外谋救应，定计以奇兵奔袭杭州，吸引江南大营分兵往救，再回师破江南大营。他带部队六七千人直趋杭州，于3月19日破城而入。江南大营果然分出主力由张玉良统带驰救杭州。李秀成迅速退军，与陈玉成、杨辅清、刘官芳、李世贤等军分路合攻清江南大营。5月初，在南京东南的雄黄镇（即淳化镇）大会战中，清军前后不相救应，江南大营望风溃退。张国梁在丹阳战死，和春逃至苏州浒墅关自缢。李秀成进军迅速攻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苏南除上海一隅，全入太平军掌握，形势为之一振。

反击外国武装干涉 　李秀成率军从苏、常东下，引起以上海租界为侵华基地的外国侵略者的恐慌。1860年夏，英法联军还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在上海的外国侵略势力已和江浙官吏地主勾结，由美国人华尔（t.ward）招募外国雇佣兵组成“洋枪队”，企图阻挡太平军，但他们两次被李秀成打败。在上海的英、法军队公然直接和太平军作战。1861年春，陈玉成和李秀成从长江两岸进攻武汉，求解安庆之围，英国侵略者又出面干涉阻挡。太平军未能攻取武汉，反而于9月间失了安庆。太平天国在上游的重镇至此全失。

安徽军事挫败期间，李秀成正在攻取浙江。1861年底，太平军再克杭州，清巡抚王有龄自杀。苏南和浙江成为太平天国最后两三年中的重要根据地。

苏浙地区农村的阶级斗争 　苏浙一带农村阶级矛盾尖锐，地主阶级势力大，农民也有长期斗争的传统。太平军东下得到贫苦农民的热烈欢迎。在江苏常熟，原被“逼捐勒缴[租税]之户，皆有奚为后我之说” [37] 。在浙江余姚，1861年11月，原先（1858年）由进行减租斗争的佃农们组织的“十八局”，为太平军何文庆部领路攻城 [38] 。另一方面，苏、浙地主团练武装也作顽强的反抗，一时不易肃清。清督办团练大臣庞锺璐所率常熟城乡团练顽抗了三个多月。浙江湖州举人赵景贤率领团练据城困守直到1862年6月，前后历时及两年。1860年夏，无锡“各乡团练名白头局者蜂起”，其中有靠近 苏州的荡口镇华翼纶局和靠近江阴的河塘桥镇杨宗濂局，号称最强 [39] 。浙江诸暨包立身纠集一二万人盘踞包村半年多，十分凶悍。太平军对这些反动武装采取严厉镇压手段，但也往往满足于招抚或约和，使恶势力得以保存下来，伺机蠢动。特别是在苏州附近的永昌徐氏和周庄费氏，都一面假意敷衍太平军，一面和清方官吏暗通声气，并指派爪牙混入太平军，窃据乡官职位，鱼肉人民。太平军没收了大官僚、富豪的财产，如常熟地区“翁、庞、杨、王诸宦 [40] 田尽入公”。对于一般土地，太平军继续执行与前期相同的办法，即承认土地私有，但责令地主报明土地数量，领取田凭。也允许地主收租，但租额一般加以规定或限制。在苏南地区，阶级关系复杂，乡官成分不纯。不少地主抗拒不肯登记领凭，甚至设立租息局强迫抗租、欠租的农民缴纳地租，并且怂恿某些乡官出面劝说。有些被阶级异己分子把持的地方政权甚至替地主撑腰。但正如当时目击情况者所记的，在常熟南乡，虽然有告示禁止农民“霸租、抗粮”，“犯者处斩”，但“其所统官员，又任佃农滋事，与示正大相反” [41] 。1861年春，无锡的乡官派书吏依照旧额按户收租，城中地主在四城门外设立“总仓厅”责令佃户完粮。这引起佃农的暴动，“总仓厅”都被拆毁，结果地主们到乡都只能收到半租 [42] 。

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太平天国革命 　清政府在1860年江南大营溃败后就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到1861年底，清政府又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曾国藩设指挥所于安庆，派曾国荃 [43] 率湘军主力由上游进攻天京，派左宗棠 [44] 率另一部湘军从江西进入浙江，派李鸿章 [45] 纠合安徽地主武装组成“淮军”，由英国轮船运到上海，俟机进攻苏常。李鸿章到上海后，和英、美、法侵略者合作，发展淮军势力。

1862年，淮军、英、法军队和“洋枪队”（经一再扩编，由清政府下令改称“常胜军”）联合进攻嘉定、青浦、太仓等地。李秀成从太仓指挥部队出击，连战皆捷，打得“洋人敛兵不动”。浙江方面太平军也对侵略者作猛烈抵抗，在宁波阻击英、法军队的进攻，在慈溪击伤“常胜军”头子美国人华尔（次日毙 命）。正当李秀成欲攻上海时，长江上游告急，庐州失陷，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诱执送至清军中，于1862年6月壮烈就义。曾国荃部进围天京，洪秀全一日三诏促李秀成回援。10月和11月之间，李秀成在天京外围苦战四十余天，未能攻破敌人营垒。

1863年3月，在李鸿章和英国侵略者官方商量之后，由英国军官戈登统领“常胜军”，并以洋枪洋炮武装淮军。从5月起，淮军就和英国侵略者联合反扑，相继攻陷太仓、昆山、吴江，进犯苏州。浙江方面，左宗棠在年初攻陷浙西的严州；法国侵略者组成洋枪队（自称“常捷军”）在3月间攻陷绍兴。接着，他们又联合攻陷富阳，窥取杭州。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已处在危急关头。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动摇分子不断发动叛变。1863年1月，常熟守将骆国忠献城叛投淮军，使敌人势力深入苏福省的中心地区。12月，叛徒郜云宽等刺杀守苏州的主帅谭绍光降敌。同月，熊万荃等也在浙江海盐、平湖、海宁、乍浦、嘉善叛变。天京长期被围，洪秀全已经丧失初期的革命进取精神，只是一味迷信靠天，丝毫不作筹划。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冲出天京另图发展。但洪秀全只想困守，拒绝此议。天京军民在粮困援绝的艰苦条件下，顽强战斗。1864年6月，洪秀全因病不肯服药而死 [46] ，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围，在近郊被俘，他写了数万言的自述后被杀。洪天贵福后来也被俘，死在江西。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虽然以失败而结束，但它以暴风骤雨之势，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并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清政府南北对峙达十余年之久。这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坚决地抗击了外国的武装侵略，用血和火在中国近代史上写出了壮烈的一章。

* * *

[1] 　从英国伦敦和利物浦两港输华的：

棉布（码） 棉纱（磅）

1829年 910000 500000

1835年 10356047 2344482

1840年 21355763 3419560

（根据《英国蓝皮书》,1847年，对华商务关系小组委员会报告书，第145、147页。）

[2] 　1840年3月18日，英国商人麦克维卡（j. mac vicar）致外交大臣巴麦尊信说，1838年棉纱输华值超过20万英镑，棉织品达50万英镑，共70万英镑。但1838年数字特高，前后几年都不到70万英镑。

[3]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卷一，第239页。马士的统计不包括美国人运卖的土耳其鸦片。

[4]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第588页。

[5] 　黄爵滋，字德成，号树斋（1793—1853年），江西宜黄人。

[6] 　林则徐，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年署埃村老人（1785—1850年），福建侯官人。

[7] 　邓廷桢，字维周，号嶰筠（1776—1846年），江苏江宁人。

[8] 　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1780—1841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人。

[9] 　裕谦，字衣谷，又字鲁山，号舒亭（1793—1841年），蒙古镶黄旗人。

[10] 　陈化成，字莲峰（1776—1842年），福建同安人。

[11] 　葛云飞，字雨田（1789—1841年），浙江山阴人，时任浙江定海镇总兵。

[12]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a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309.

[13] 　马士估计1845—1849年从印度运出鸦片总数为212407箱，其中销往中国的为175407箱（《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第626页），数字太低。密切尔（mitchell）1850年11月1日给文翰（bonham）的备忘录说，这五年中，从孟加拉运华鸦片124442箱，从孟买运华96275箱，合计220717箱，平均每年44000箱。

[14] 　1852年德记印制的卖身契约见1852—1853年英国《蓝皮书》，原文如下：“立约字人厦门姓□名□□，今因与英国属国蕙而武甲（geo. booker） 马呀捞（william altz）立约，愿往彼国做工，限至五年为满，俟船到国之日算起，或耕种，或牧牛羊，或做什工，各听从东家命令使唤，不敢违逆。……”

[15] 　现存南京图书馆的《澳门新闻纸》抄本四册，就是当时的译稿。

[16] 　魏源，字汉士，号默深（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

[17] 　《海国图志》,1844年刊本50卷，以后经一再增订为1849年本60卷，1852年本100卷。19世纪50年代传人日本。

[18]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

[19] 　冯云山（1822—1852年），广东花县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南王。

[20] 　杨秀清（1823—1856年），广西桂平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东王。

[21] 　萧朝贵（？—1852年），广西武宣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西王。

[22] 　韦昌辉（1826—1856年），广西桂平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北王。

[23] 　石达开（1831—1863年），广西贵县人，起义后在永安州被封为翼王。

[24] 　清朝绿营官阶分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总兵是仅次于提督的第二级武官。

[25] 　林凤祥（1825—1855年），广西桂平人。（一说广东揭阳人）。

[26] 　李开芳（约1826—1855年），广西武缘（今武鸣）人。

[27]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

[28] 　佚名《金陵纪事》记称：“女人逐日削竹签、担砖、挖沟、驼米稻、割麦豆秋禾，令将裹成之脚脱去缠足布。”又附诗称：“一日万家缠足放。”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46、53页。

[29] 　杨秀清死于1856年9月2日，即太平天历七月二十七日。后来洪秀全把这天定为“东王升天节”。

[30] 　张乐行（1811—1863年），安徽亳州人。

[31] 　《1845年6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全文见《新建设》编辑部编《文史》第一辑（1962年），原件存于英国外交部档案f. o. 17/214号中。

[32] 　叶赫那拉氏（1835—1908年），满洲镶蓝旗人惠征之女，1852年被选入宫。1856年生同治帝载淳，1857年封懿贵妃。载淳即位后，她被尊为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

[33] 　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

[34] 　李秀成（1823—1864年），广西梧州府藤县人。

[35] 　陈玉成（1837—1862年），广西藤县人。

[36] 　洪仁玕（1822—1864年），广东花县人。

[37] 　《漏网喁鱼集》，第44页。

[38] 　柯超《辛壬琐记》。

[39] 　施建烈《纪无锡县城失守克复本末》。

[40] 　《镜穉轩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一月。即翁心存、庞锺璐、杨濒石等显宦之家。

[41] 　《镜穉轩自怡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

[42]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一册，第279页。

[43] 　曾国荃，字叔纯，号沅浦（1824—1890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弟。

[44] 　左宗棠，字季高（1812—1885年），湖南湘阴人。1862年初，他任浙江巡抚。

[45] 　李鸿章，字少荃（1823—1901年），安徽合肥人。他到上海后不久，署江苏巡抚。

[46] 　据《李秀成亲供手迹》第65页：“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曾国藩改为“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