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观园中，迎春诨名“二木头”，《金陵十二钗正册》赞云：“子系山中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其结局七十九回中已见端倪，虽未全完，基本上已完了。是《红楼梦》人物中，鲜见的曹雪芹全部写完的人物形象。但是在十二钗中，她是十分可怜的。不只是嫁了“中山狼”的遭遇可怜。即使在作者的笔下，她也太可怜了，她老陪着别人，而很少有笔墨写到她，只有第七十三回《懦小姐不问累金凤》，这才是她的正文。但大匠运斤，即使“少少许”，也胜过常人的“多多许”，虽只半回多书，却将迎春的善良、懦弱，毫无主见，易受人欺，实际是逃避矛盾、自求安稳等神态刻画的入木三分了。试看：
迎春听了这媳妇发邢夫人之私意，忙止道：“罢，罢！不能拿了金凤来，你不必拉三扯四地乱嚷。我也不要那凤了。就是太太问时，我只说丢了，也妨碍不着你什么，你出去歇歇儿去罢。何苦呢？”一面叫绣橘倒茶来。绣橘又气又急，因说道：“姑娘虽不怕，我是做什么的？把姑娘的东西丢了，他倒赖说姑娘使了他们的钱，这如今要准折起来！倘或太太问姑娘为什么使了这些钱，敢是我们就中取势？这还了得！”一行说，一行就哭了。司棋听不过，只得勉强过来，帮着绣橘，问着那媳妇。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去看。
这段文字不长，却十分奇妙，神态如画。妙就妙在点睛的地方，用了一个《太上感应篇》，真有传神阿堵之妙了。这回书“庚辰本”中，“脂评”很多。《太上感应篇》句下有批云：
神妙之其，出一位懦弱小姐从上一挑且书又有口大妙。（“其”或“极”、或“甚”之误。当作“从书上挑出一位懦弱小姐”。）
据俞平伯先生《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引用。括弧中的注，是俞先生加的。此批大约在当时辗转抄写中，抄错了原文，所以原批只能猜而不能读了。
“有正”本总批云：
一篇奸盗淫邪文字，反以“四子书”、“五经”、《公羊》、《穀梁》、秦汉诸作起，以《太上感应篇》结，彼何心哉？他深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美如玉”等语，误尽天下苍生，而大奸大盗皆从此出，故特作此一起结，为五阴浊世顶门一声棒喝也。眼空似箕，笔大如椽，何得以寻行数墨绳之。
这条批语不知出自谁手，似乎十分愤慨，连“四书”、“五经”也骂上了。而对于突然扯上《太上感应篇》的“妙”处，却只字未提。似乎大议论都在“误尽天下苍生，而大奸大盗皆从此出，故特作此一起结”三句上。曹雪芹在第七十三回中，是否有此深心积虑，是否抛开人物和故事，单把他的用意提到这一高度来说，这些我都不想深论。而我只赞赏刻画迎春的一句：
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一本《太上感应篇》去看。
真如前一条“脂评”最后两字所说：“大妙！”真是太妙了。《祝福》中鲁四老爷爱看的书，不想大观园中的迎春小姐也爱看。当然论辈分，应该反过来说才是，因为以年代推算，迎春似乎可以做鲁四老爷的高祖奶奶了。不说笑话，只说其“妙”，妙就妙在用一本《太上感应篇》把迎春的懦弱、无能、善良易为人欺、老实无用的神态活画出来了。如换一本别的书，《论语》、《孟子》太正经，《庄子》、《楚辞》她又看不懂，唐诗、宋词她又平庸而不感兴趣，佛经是念的，而不是看的，市井闲书如《会真记》之类，不能入大人家闺房，那她妆台畔又能摆什么书，可以随手拿起来看呢？因为她毕竟是读过一些书，能凑四句应景诗的大家闺秀呀！于是就有了神来之笔：拿起《太上感应篇》来了。
不过要领会其妙处，也还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知道《太上感应篇》是一本什么书？是哪些人看的？当时是什么人提倡的？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就很难真正领会其妙处。在此我想作个介绍：
《太上感应篇》是本什么书呢？简言之，是一本劝人做善事，不要做恶事的道教的善书。《宋史·艺文志》“道家类神仙”目中，录有李昌龄《感应篇》一卷。《道藏》中“太清部”目收有《太上感应篇》三十卷。在清代顺治三十年上谕刊行通行本《太上感应篇》一卷。有坊间通行麻沙本。乾隆十四年又刊行惠栋引经笺注本《太上感应篇》，异于坊刻本。清末又有俞樾续笺本。这许多不同的本子各有特征。李昌龄原著是《感应篇》白文，《道藏》本加“太上”二字，并据白文编入许多“善行”故事。顺治上谕刊行本大约是《道藏》本的缩编本。惠栋引经笺注本是据白文，删去一些坊本中善行故事，用儒家“五经”语注释。目的在说明“魏晋以前，道家之学，未尝不原本圣人”。惠栋是康熙经学、词学家红豆先生惠士奇的儿子，人称“小红豆”，是经学家，长于易，又精于音律古音，钱大昕特别推崇他。著述甚多。他引经注《太上感应篇》是雍正初，其书刊行在乾隆初。其人略早于曹雪芹，其书刊行亦在《红楼梦》前。是《太上感应篇》中比较著名的本子，迎春所看很可能就是这个本子。或者是另外坊本。为什么不能肯定呢？因为这回书后面还写道：
平儿问迎春道：“若论此事，本好处的；但只他是姑娘的奶嫂，姑娘怎么样呢？”当下迎春只合宝钗看《感应篇》故事，究竟连探春的话也没听见，忽见平儿如此说，仍笑道：“问我，我也没有什么法子。他们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讨情，我也不去加责就是了。……任凭你们处治，我也不管。”
众人听了，都好笑起来。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要是二姐是个男人，一家上下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们？”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衣租食税，及至事到临头，尚且如此。况且太上说的好，救人急难，最是阴骘事。”
从这段文字看，所说《感应篇》故事，就不像是惠栋注解的本子。因为惠注本引经多而故事少，除极少引道书的出处外，没有讲世俗因果报应的劝善故事。所以迎春、宝钗重在看故事的《太上感应篇》，坊本的可能性更大些。虽说是小说，不能认真核实。但其历史背景、社会风俗，总是要理解个八九不离十才是。
什么叫“感应”，什么又叫“太上”呢？“感应”就是“有感必应，自然之道”。刘向《新序》说：“虎啸而谷风生，龙兴而景云属，击庭钟于外而黄钟应于内，物类之相感，精神之相应，若响之应声，影之象形。”刘向的话，就是感应的理论根据之一。“太上”是最上的意思，原是儒家的话。《曲礼》：“太上贵德。”《春秋》：“太上以德抚民。”都是至高无上的意思。而道家则另有根据，“太上”二字最早也见于老子《道德经》。南北朝时陶宏景《真诰》云：
太上者，道之子孙，审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为上清真人，为老君之师。
这就把抽象的概念“人神”化了。并注云：“此即谓太上高圣玉晨大道君也，为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之师。”这就绝对神化了。
据《老子内传》说：“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阳，一名重耳。”而据前人陶宏景说法，“太上”则“老君”的师傅。因之“太上老君”究竟是一是二，道家典籍本身也纠缠不清。王圻《续文献通考》中引葛洪的话，还说什么“老子无世不出，数易其名，黄帝时，号广成子，周文王时，号燮邑子”等等。说法虽不一，而其绝对神化则是一致的。
《感应篇》再加“太上”二字，那就更是至高无上的“感应”了。原编者记载说是李昌龄。是不是他的创造呢？不是，而是根据《抱朴子》中“微旨”一篇改编的。《抱朴子》是晋代葛洪所著，是道家最重要的典籍。葛洪字稚川，是见于正史的著名道家，弃官后在罗浮山炼丹，丹成尸解。他在《微旨》篇中揭示修道的各种善行，以善恶对照，告诫修道者要做好事，积善行。据此改编为《太上感应篇》，进而演变为《阴骘文》。
《感应篇》全文并不长，主要是故事或注解较多。其白文部分是很简洁。主要分三大段，第一段依道家语，释感应。并托之神灵。第二段是诸善行。第三段是诸恶行。因平时读者很少看到这种书，至此不妨引用几句，以见一斑：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月晦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宜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长，遏恶扬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诳诸无识，谤诸同学。虚诬诈伪，攻讦宗亲。刚强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直，虐下取功，谄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倾人取位，诛降戮叛。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自罪引他，壅塞方术。讪谤圣贤，侵凌道德。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愿人有失，毁人成功。危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废公。窃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丑。讦人之私，耗人货财，离人骨肉，侵人所爱。助人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胜，败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认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誉，包贮险心。挫人所长，护己所短，乘威迫胁，纵暴杀伤。
以上这不足八百字的短文，就是迎春所看的《太上感应篇》的白文，除第一段讲道教神仙的那一段外，第二段讲善行的话，第三段讲恶行的话，也都还是些普通的话，并无高深的玄理，是很通俗的劝善书。如抛开它的迷信成分，只看其具体言词，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有些恐怕应该还是充分肯定的呢。而且其针对性，不只是一般人，更重要的在于封建统治者和那些文官武将。什么“诛降戮叛”、“弃法受赂”等等，不正是对封建文武官吏说的吗？
对于封建时代的那些利欲熏心、尔虞我诈、欺压百姓的官吏来说，诱之以为做神仙而行善事，也未始不是一种办法。但效果并不一定理想。一般都还是伪君子、假道学为多。满口仁义道德的善行，一肚皮男盗女娼的鬼点子，往往是好话说绝，坏事做尽的为多。像迎春这样真正相信的天真懦弱的呆姑娘又有几人呢？所以“脂评”称赞“大妙”了。
迎春说：“太上说的好，救人急难，最是阴骘事。”这“阴骘”又是什么意思呢？“阴骘”就是暗里做好事，道家所说积阴功。“阴骘”一词，最早见于《书经·洪范》，原句是“惟天阴骘下民”。骘是安定的意思，注解是“天不言而默定下民”。意思是人应本良知良能做好事，要不为人知。冥冥之中，自有神知。道家据此思想，又渗之以佛教思想。把《太上感应篇》变为《阴骘文》，是旧时极为广泛流传的又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劝善书。
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写贾敬过寿，贾蓉送果品给贾敬拜寿，贾敬吩咐他许多话，贾蓉回来传话，有几句道：
还说：“那《阴骘文》叫他们急急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
这《阴骘文》就是迎春说的“阴骘”之意。把《太上感应篇》所说因果报应种种，进而编为《阴骘文》，是明代的事。《明史·艺文志》有永乐敕撰《为善阴骘》书目，可能就是后来流传的《阴骘文》。
前文所说渗之以佛教思想，是《阴骘文》中有明显宣扬佛教的字句。其文云：
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经，报答四恩，推广三教。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印造经文，创修寺院。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蚊，禁火勿焚山林。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勿宰耕牛，勿弃字纸。剪碍道之荆榛，除当途之瓦石。修数百年崎崛之路，造千万人往来之桥。
这些都是具体的善行，同《太上感应篇》所说抽象而概括的什么“不履邪径，不欺暗室”等等不同，似乎更琐碎。从意义上讲，后者似乎专在表面。有人以比较《佛说诸德福田经》中的“七种福田”，如“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乐浴池，草木清凉”等等，虽然近似，却并不一样，如“勿弃字纸”，就是纯属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戒律。
因《红楼梦》中用《太上感应篇》写迎春之懦，之善良，黛玉的话调侃迎春，迎春又以“迂夫子”般的语言驳之。用《阴骘文》来表现贾敬之迷信道教。这二者都是旧时最普通的迷信书、善书，现在已经很难见到，或略作介绍，以助看《红楼梦》而不大了解旧时风俗者。
宗教是一回事，道家方士又是一回事，一般迷信和通俗善书又是一回事，结合这两种迷信善书，如从宗教观点、或从破除迷信观点，详细介绍研究，分析批判，自然也可以，而且也必要，但那是另一回事，与《红楼梦》本身关系不大，所以不多写了。能使读者大体知道《太上感应篇》、《阴骘文》都是什么，就够了。
在清代士大夫当中，《太上感应篇》的流传十分普遍。不少书中都有记载。关于其来源，也有不同的说法。梁章钜《浪迹三谈》记云：
《太上感应篇》，隋、唐两志俱不载。惟《晋书·慕容皝传》记：“皝雅好文籍，讲授，学徒甚盛。至千余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疑即今之《感应篇》也。《潜邱札记》云：“《太上感应篇》，宋理宗命郑清之作序，自是大行于世。”
如果慕容皝所写，真是后来的《感应篇》，那最早似乎是代替《急就章》的启蒙教材。但怎么会有“北斗神君在人头上”、“三尸神在人身中”等等纯道家语句呢？
清代学者有意把这本纯道教的善书，解释为源出孔孟之道的儒家的东西，故惠栋在雍正初有引经笺注《太上感应篇》之举。其所注就是把道家的话，注上儒家经传语。如：“所谓善人”，引《论语》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然后再引《左传》“禹称善人”、《论语朱注》“为无恶也”等语为笺注。又如“神仙可冀”一句，引经便是《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和“故至诚如神”三句。笺注则引《抱朴子》，无孔孟之书可引了。
惠栋“引经笺注本”，清代士大夫间更为重视。手头有一本同治丁卯（同治六年，西历一八六七年）京都龙文斋初刻影印大字《词馆分写太上感应篇引经笺注》，是当时翰林院掌院至编修、庶常等分别恭楷抄写，据以开雕的。每页上都有写的人的名字，名人很不少，有沈桂芬、潘祖荫、徐郙、崇绮、张之洞等人。前有惠栋原序，并罗惇衍序。罗序云：
比来京都，公暇退食，招集词馆诸君，约期揽讽，励志敦修，妙笔纷纶，授札分写颜忠柳正，联缀成篇。譬则百衲之琴，合良材而发韵；千狐之腋，缉精毳以呈燠。斯亦足争奇理窟，表异艺林……
从序中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多么热衷于此。观此亦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迎春看《太上感应篇》、黛玉说“真是虎狼屯于阶陛，尚谈因果”的意义。所谓迂腐荒诞之误人莫此为甚也。罗惇衍字星斋，广东顺德人。讲学与倭仁齐名，有“南罗北倭”之目。同治初是户部尚书，看序中所写，大概当时还兼着翰林院掌院。
